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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简介 刘浩，1950年出生，长期从事群众艺术文化研究工作，曾任合肥市文化馆馆长，研究馆员，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现为省民协顾问，省非遗研究会副秘书长，合肥市民协主席。编著有《合肥民间文学集粹》、《合肥群众文化五十年》等多部书稿，参与《合肥市民间文学集成》编撰工作。 应该说，解放初期合肥市的戏曲舞台是繁荣活跃的。以京剧、倒七戏（庐剧）、曲艺和新兴的群众戏剧为主的戏曲舞台适应了翻身解放了的人民群众对新文化的渴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虽物质匮乏但政通人和、百废待兴的年代，新的戏曲作为社会文化需求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宣传群众、鼓舞群众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深入人心的戏剧改革 解放初期，我们合肥城内有大小戏院（包括固定戏班）3家。一是位于旧文昌宫（原合肥剧场旧址）的“新民大剧院”；二是位于旧东双井巷16号原市立五小对面的“平民剧场”；三是位于东门外原凤凰桥前街的“人民剧场”。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当时新成立的皖北区合肥市文化馆受命接收和管理民间职业剧团和民间艺人的工作，对全市戏院、民间剧团和艺人进行“改制、改戏、改人”工作。简称“戏曲改革”工作。 其实，“戏改”工作从1949年5月就开始了，首先是组织旧艺人集中学习。到了1950年6月15日，由市文化馆牵头又成立了“戏剧协会”，下设京剧组、地方戏组、编导组；1951年7月5日，合肥“倒七戏”研究会成立，主委高光照（文化馆副馆长），副主委邵剑真（馆戏剧干部）、陈庭榜。同年8月1日，皖北行署文教处在合肥举办了第一期皖北戏曲研究会，吸收各专区、县旧艺人、票友144人参加学习。10月，“合肥市艺人戏曲研究会”成立，并集中学习了一个月。 通过对旧艺人的团结、学习、教育、改造，绝大多数艺人思想觉悟、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艺人们逐步认清戏曲是为谁服务的道理，积极投身到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和戏改工作中去。如当时新民大剧院演武生的张福通曾说：“过去只知道演戏，不问好戏坏戏，现在明白了。人民花钱来看戏，不能给你骂。”在艺术上，很多唱了20多年“倒七戏”的演员还不懂台上动作、表情如何艺术处理，通过交流研究，都感到以后在舞台上可以把戏演得更好些。 在剧目改编工作中，由戏改干部与艺人组立研究组和编导组，对所有要改编的剧目提出初步意见，先经大家讨论，然后以“跑梁子”的方式进行演出，收集观众反映，边演边改，直到满意为止。在排新剧《三世仇》、《江汉渔歌》时，演员缺乏，市文化馆3个戏改干部“顶角登台”。大家知道，旧艺人们大多不识字，过去学戏全凭口头传授，当时连读剧本都无法进行，戏改干部只好和识字的艺人帮助老艺人记录新剧台词。在“戏改”工作推动下，艺人演新剧的情绪高涨。新民大剧院演出的新剧常常客满，每出新剧都有五六个包场；地方“倒七戏”上演新戏一开始观众不上座，但经过新戏联演，加上新剧联系实际，演员表演认真，很快就受到群众的欢迎。平民剧场王本银、王国光等演员在下乡演出《三世仇》等新剧时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看到农民觉悟这样高，他们也认识到自己更要演好新戏，再不能另搞一套了。平民剧场的宋玉发在抗美援朝大会上积极要求参军，以实际行动反对美军入侵朝鲜。新民大戏院的艺人们为配合时政宣传，连续7夜赶排新剧《江汉渔歌》而无怨言。 戏改工作前后历时两年多，据我统计，各戏院共改编旧戏、上演新剧80余出。皖北行署文教处将合肥市的戏改工作作为皖北戏改工作的典型，将所有改编的旧剧在合肥试演修改后，再分发皖北各地进行演出。1953年文化馆体制改革，剧团收归合肥市政府文教科领导。 推陈出新的戏剧舞台 解放初期，合肥的戏剧舞台在“戏改”工作的推动下，呈现出繁荣活跃的局面。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各戏院在市文化馆的指导下上演了《小仓山》、《红娘子》、《木兰从军》、《三世仇》、《皇帝与妓女》、《易水曲》、《将相和》、《洞庭英雄》等40多个新剧目；改编了《打渔杀家》、《四郎探母》、《武松与潘金莲》等30多个剧本。同时，各戏院结合抗美援朝、镇反等运动，发动艺人创作了23个大小剧本和曲艺唱本，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后来根据资料粗略统计了下，在1951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举行的春节宣传月活动中，各戏院演出大小剧目几十个，观众达2.5万人次；1951年5月举办“红五月”联合大演出活动，各戏院扩大连演10天，新民大戏院赶排的京剧《江汉渔歌》、《唇亡齿寒》、《花木兰》；平民剧场赶排的倒七戏《官逼民反》和本班编剧的《英雄儿女》；人民剧场演出自己编剧的倒七戏《江汉好儿女》等戏轰动一时，观众达3万人次。 此外，在业余戏剧舞台上，市文化馆组织的3个业余剧团创作、演出活动也十分活跃。其中合肥市第一业余剧团有60多名团员，其主要成员构成为一些文艺工作者及爱好话剧的机关干部和学校教师、学生，该团排演过《夜店》、《李闯王》、《美帝暴行图》等话剧；第二业余剧团以夜校工人为基础，由40多人组成，该团在1951年春节演出了《报仇雪耻》、《向军属拜年》、《胜利渡长江》等剧作；第三业余剧团又称“平剧改进社”，由市民、工商阶层的京剧票友50多人组成，该团推崇新剧，在1951年春节期间演出了《打渔杀家》、《白宫现形记》、《阿侬女》等新剧目。其他还有工商处各专业公司组织的业余剧团在春节期间演出《刘胡兰》；由小学教师组成的工人剧团在春节演出了《土地还家》、《诱惑》、《小过年》等小戏。在此期间，各剧团创编上演的新戏剧还有具有时代特色的《地主逼良》、《破除迷信》、《新纺棉花》等。 集体联营的曲艺活动 合肥地处江淮腹地，在群众曲艺活动方面是南北咸宜，兼收并蓄。在解放初期，合肥民间曲艺活动以安徽大鼓和评书为主，其他曲种如北方相声、南方滑稽、山东快书、北方坠子、琴书、苏州评弹也间杂其中。 解放初期，合肥供艺人演出的场地仅有文昌宫、府学、木滩街、东门大桥头、北门双岗等几处，况且艺人流动频繁，门户之争相当严重。形成张、柴两门对立，争场地、争观众时有发生，经常吵闹到文化馆找分管曲艺的同志解决。由于这些艺人在露天演唱，业务活动不正常，收入无保障，经常向市文化馆伸手要救济，一时成为文化馆的一大负担。当时文化馆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举办曲艺艺人短期培训班，通过忆苦思甜等政策教育，逐步消除门户与派别观念，以达到团结的目的；二是走生产自救的路子，组织曲艺艺人们从分散性个体演出转成集体联营，按照早、中、晚场统一分配现有的演出场地。通过学习，艺人们思想觉悟都有了普遍提高，并主动联名写申请报告，要求走集体联营的路子。申请批准后，曲艺联营组召开全体会议，民主选出杨芝金、甘华福为联营组长、副组长。市文化馆指派专人负责管理全部事宜。1953年4月，合肥市文教局从市财政拨给曲艺联营组500元，供联营组搭盖简易书棚和添置长板凳。 联营期间，鼓书艺人们演唱的都是传统老书，诸如《隋唐演义》、《杨家将》、《三国演义》等，直到1955年以后，为贯彻“说新、创新、演新”的文艺方针，鼓励鼓书艺人说新书、唱新事。“联营组”共演唱了《烈火金刚》（鼓书艺人刘正先演唱）、《酒书记》（鼓书艺人窦长胜创作并演唱）、《李道英突击队》（鼓书艺人杨芝金演唱，刘犁创作）等曲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联营的曲艺活动继续发展。1953年5月，合肥市中心文化馆组织了“合肥市首届相声大会串”，在淮河路中段工人俱乐部小剧场连演3天共5场，观众场场爆满； 1955年11月底，合肥市政府再拨专款，在文昌宫搭建了一个近200平方米的简易芦席书棚，里面分隔成6个演出场地，设木制简易座位。每天日夜轮换演出，生意十分红火，艺人们的收入也与日俱增；1956年秋天，市文化局按市政规划在九狮桥处新建18间约320平方米砖瓦结构的书场（位于老曲艺团旧址），定名为“合肥市第一曲艺场”。从此，“曲艺艺人说唱联营组”全部移交给“合肥市第一曲艺场”管理办公室。 蓬勃兴起的群众话剧 解放初期是合肥群众话剧活动十分活跃的一个时期。当时的安徽分为皖南、皖北两个行署，皖北行署设在合肥。合肥地区推动话剧活动开展的核心是合肥市业余话剧团及皖北师范文艺班。 合肥市业余话剧团是在1949年7月建立的，于1949年9月下旬首次在宿州路基督教堂对外公演，演出的剧目是根据高尔基《底层》一剧改编的《夜店》，共演出3场。年底又在新民大戏院为救灾义演3场。1950年春节前该团赶排阿英的四幕话剧《李闯王》在新民大戏院公演，连演十余个满场，社会反响强烈。1950年夏，市业余话剧团又推出五幕六场话剧《美帝暴行图》，在市一高中（现九中）建国堂连演7场，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以上3剧的公演为合肥市群众话剧艺术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在合肥业余话剧舞台上演出的话剧还有《原野》、《穷人恨》、《为祖国飞行》等剧目。而皖北师范文艺班于1949年底至1951年，先后排演了《棠棣之花》、《大渡河》、《十六条枪》等剧目十余个，为普及合肥市群众话剧活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便利业余演出，市文化馆还先后在蔡大园子开辟了露天剧场，在淮河路修建了小剧场，市工人文化宫和区文化馆也都有自己的小剧场。1951年，文化馆戏剧干部邵剑真在市工人夜校组建了“工人业余话剧团”；随后，车站文化馆建立了“车站区业余剧团”，刘犁在西市区成立了“西市文艺工作队”，徐白虹、刘人民组建了“中市区业余剧团”。1957年市文化馆干部苏承朴组建了“市实验话剧团”，市工人文化宫干部梅峰组建了“工人业余话剧团”。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合肥市共有20个业余话剧团体。各地经常组织演出，活跃在全市大大小小的舞台上。 刘浩/口述 洪霖 郭娅 程堂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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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7 02: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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