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买加总督事件：1860年代英国的“道德巨震”

高山流水

1865年10月，在英帝国的殖民地牙买加，爆发了殖民当局屠杀本地黑人的骇人事件，即所谓“莫兰湾惨案”（Morant Bay Uprising）。其后，围绕是否要审判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时任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Edward Eyre)，英国朝野上下论战数年。知识界则分化撕裂，形成反埃尔与挺埃尔两大阵营。在论战中，普罗大众则显露出明显的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情绪。故而，这一19世纪英国史上频频提及的“埃尔事件”不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巨震”，从中我们可窥彼时英国人在宪政、民主、法治、种族、帝国、殖民等重要问题上的观念分歧与交锋，更可感受少数有识之士是如何勇毅地穿透偏见与谬误的迷雾。在时代的喧嚣过后，他们的呼声已成为宝贵的知识洞见。

牙买加危机与莫兰湾惨案爆发

牙买加这座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于15世纪时被西班牙人占领，1670年，西班牙将其割让给英国。为满足种植园主们的人力需求，1672年皇家非洲公司成立，从西非大量贩运黑奴。此后150年里，牙买加成为世界知名的蔗糖、郎姆酒和咖啡产地。1834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度后，牙买加众多自由民黑人离开大糖厂，垦殖荒地。到1860年，约有五万小地主。当然，制糖业依然保留大量奴隶。而成为自由民的前奴隶们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公民自由与权利。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古巴、巴西等新兴糖业基地的崛起，以及欧洲甜菜糖带来的竞争，糖类价格下降，牙买加经济恶化。政局动荡、司法不公、种族关系紧张更令岛上约44万黑人极度不满。吁求改革各项制度，改善黑人境遇的呼声渐起。1万3千多位白人居民则为此担忧恐慌不已。在改革者中，较温和派别的代表是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他本是白人种植园主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子，然天资聪颖、自学成才，成为自由民后，又经商成功，拥有土地和种植园。他积极介入政治，参加政党，要为黑人谋求权利。另一位土生土长的浸信会牧师保罗·博格(Paul Bogle)则吸引了少数立场更激进的改革者们。

多种矛盾交织，牙买加黑人民众的怨愤正如火山下的熔岩一般，只需一根引信便会喷燃。1865年10月7日，保罗·博格与其支持者聆听了首府金斯顿市的一场法庭审讯，法庭宣判一位擅自闯入一座已废弃的种植园的黑人有罪，博格的同伴当庭抗议，迅即被捕。民众怒而当街殴打警察。10月9日，法庭以叛乱和袭警为由下令逮捕博格与其同伴。警察上门拘他，却被附近的居民击退。数日后，博格与同伴手拿木棍、砍刀来到市区的圣托马斯广场示威。随后他们在法院的台阶上遭遇军人。七位示威者被当场击毙。当晚，愤怒的民众火烧法院大楼，并殃及邻近住宅。十几位官员被杀。当局怒不可遏，报复随即开始。时任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立即召开战时委员会，宣布对牙买加岛的东部实行军法。军法持续了数周。在此期间，殖民当局处死了439名牙买加人，鞭打了至少600人，烧毁约千余套房子。（Geoffrey Dutton, In Search of Edward John Eyre, South Melboure: Macmillan, 1982, p.96）被处决的人当中便有乔治·戈登。他曾在牙买加议会，以及1865年春夏的多次公开集会上严厉批评过埃尔。埃尔认为戈登策划了这场叛乱，将他从金斯顿市押至莫兰湾，设在那里的一个军事法庭宣布他犯叛国罪，判其绞刑，并于10月23日处决。保罗·博格也被押至莫兰湾，施以绞刑。这便是骇人听闻的“莫兰湾惨案”。

莫兰湾畔的牙买加改革者保罗·博格铜像

英国知识分子激进派抨击埃尔

金斯顿市当地的报纸迅即报道了这一事件。11月3日，事件的首条消息传至英国本土。首个报道它的媒体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标题为“八英里尸体”。然而直到13号，动乱和镇压的细节都尚不可知。刚上任一年多的殖民部大臣爱德华·卡德维尔（Edward CARDWELL）在11月收到总督埃尔的上报后，随即回信赞其足智多谋。但他也要求埃尔上交所有审判戈登的文件复印件，并为此做出充分解释。不过，已有一些政府官员意识到埃尔的行为过火了。

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则大为震惊，大英帝国国旗之下居然有此等惨剧？！各大报刊纷纷谴责埃尔。在埃尔呈送议会的报告于12月16日抵达伦敦之前，反埃尔的力量已开始集结。12月9日，废奴协会向殖民部递交请愿书，卡德维尔沉默以对。伦敦传教士协会也向殖民部施压，要求立即召回埃尔。大约同时，牙买加委员会（Jamaica Committee）在伦敦成立。他们希望政府为被屠杀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委员会首任主席是议员查尔斯·巴克斯顿（Charles Buxton），其父是废奴运动的领袖之一托马斯·巴克斯顿（Thomas. F. Buxton）。激进派报人弗里德里克·詹森（F. W. Chesson）任秘书长，功利主义激进派议员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任财务总监。众多知名的改革派和重要思想家都加入其中，包括约翰·布莱特、葛德文·斯密斯、斯宾塞、赫胥黎、托马斯·格林、亨利·福赛特、莱斯利·斯蒂芬、实证主义者F.哈里森、法学教授戴雪、科学家达尔文等，以及当时身在法国阿维农的思想界领袖兼议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牙买加委员会迅速成为英国国内批判总督埃尔和牙买加殖民当局的主要力量。

牙买加改革者乔治·戈登

12月中旬，埃尔的报告送呈议会。彼时，罗素勋爵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中，格拉斯顿相当厌恶其所作所为，力主彻查莫兰湾惨案。面对媒体报道与民众抗议，政府也倍感压力，于是，便将埃尔解职，并于1866年2月启动皇家调查委员会。6月18日，皇家调查报告方才出炉，其结论是：暴乱之根源乃是抵制殖民当局的合法权威，如果当局未有力回击，那么暴乱会威胁帝国的统治。虽然该报告也指出，民众遭受了过度的惩罚，死刑过于频繁，但没有反思戈登受审和处决在程序上的异常，只是说，若以叛国罪论，戈登的行为证据不足。罗素内阁接受了此报告，并宣布召回埃尔。

十天之后，罗素内阁倒台，保守党上台。1866年6月31日，就如何处理埃尔，议会展开了激烈论辩。牙买加委员会主席巴克斯顿认为，因为埃尔没有理解处决戈登实际上“违法”，就不应以“故意杀人”罪控告他。牙买加委员会的职责是揭露那些对暴乱直接负责的军官，政府应该问责滥用权力的官员，补偿受害者。但委员会多数成员不赞同他的意见，约翰·密尔就坚决反对。委员会的法律顾问爱德华·詹姆斯（Edward James）、詹姆斯·斯蒂芬 （James. F. Stephen）都认为，埃尔的报告里完全找不到合理的理由，证明为了镇压暴乱和重建秩序必须处死戈登。埃尔和其他官员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法律上也应受到谴责。于是他们提出，应起诉艾尔谋杀。约翰·密尔赞同他们的观点,呼吁下院对埃尔提出刑事指控。政府一方的论辩代表是殖民部官员查尔斯·艾德礼（Charles Adderley），他辩解说皇家调查报告已经解释了一切，批评牙买加委员会站在“叛乱者”一边。在艾德礼演说结束后，密尔随即发言。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他将此次演讲视为自己议会演讲中最棒的一次。

埃尔事件关乎法治。密尔的议会演讲强调军法危害所有英国人的利益，而不只是专注于黑人的悲惨遭遇。他没有关注此事件的殖民地背景，而是将戈登的被处决视为违背英国刑法。“这里有比公正对待黑人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予以考虑，这就是不列颠所有属地，也许最终还有不列颠本身是受法律管辖呢还是受军事特许权管辖？不列颠子民的生命和人格是否应该任凭粗暴和无知或任性和野蛮的两三个军官摆布？一个惊慌失措的总督或别的官吏就可以擅自建立所谓军事法庭？这个问题只有诉诸法院才能决定。”（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0页） 没有审判就取人性命，不能容忍。如果不挺身而出指控埃尔，那就是放弃了法治，屈服于专断权力。

演讲之后，密尔接任巴克斯顿，成为牙买加委员会主席。他为委员会起草了奋斗目标: “公正调查埃尔及其下属的行为；以公正、自由与仁爱原则执法；唤起公众道德反对压迫，尤其是反对压迫被统治者与附属种族。”（John Stuart Mill, “Statement of the Jamaica Committe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21, p.433）在坚持正义和人道的职责之外，委员会更旨在维护更重要的法律、宪政与自由原则：若允许英国军官在军法的名义下处决英国臣民，将会制造一个可能损害所有英国人自由的先例。委员会也提出了另一核心问题，即，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在牙买加它已经成为随意屠杀的机器。密尔与其他成员高度关注军法的不合法。军法不是使用制裁权力，而是允许临时使用武力，直到法庭和警察能够再次运转。帝国官员必须受到其法律约束；帝国人民，无关种族，均受到宪法保护。

思想家、“牙买加委员会”主席密尔

力量反转与知识界的分化、撕裂

1866年8月，风暴的中心人物爱德华·埃尔返回英国。与密尔等知识分子激进派相反，另一些文化名流和众多英国民众却视其为拯救了牙买加白人的英雄。他在南安普顿下船时受到了热烈欢迎。针对以牙买加委员会为首的反埃尔力量，他的支持者们在8月也成立了“保护与支援埃尔委员会”（Governor Eyre Defence and Aid Committee），由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领衔，众多文人诗客参加，包括约翰·罗斯金、查尔斯·狄更斯、诗人阿尔弗雷德·滕尼生等。他们为何支持埃尔？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极有典型性。他说牙买加黑人道德堕落，性情懒惰。他们需要主人。英国人不应同情那些不值得同情的人。激进派们批判埃尔，就是不关心社会秩序，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牙买加委员会要求的“人权与法治”，实际上既无效果也不负责任，反映了民主的愚蠢。

于是，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知识分子群体严重分化、撕裂，他们之间的论战交锋不啻是一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巨震”。（Stephe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4）然而，震源早已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层叠累积，从19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英国知识界围绕改革、自由、法治、秩序、帝国、种族等重大议题逐渐产生不少分歧，若仔细辨识两大阵营的成员构成，牙买加委员会成员一部分是中产阶级企业主，另一部分则是学者、政治经济学家、报人记者，还有科学家。他们的政治主张激进，要求扩大选举权和普选；宗教上支持解放非国教徒；他们认同异议、理性、科学研究。而保护埃尔协会得到土地贵族、军队、教会支持，要维护传统价值和秩序。其实，他们早已在数个重要问题上有过论战。故而，埃尔事件可视为这种分歧激烈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思想家、“保护与支援埃尔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卡莱尔

其一，奴隶与种族主义论战。“保护与支援埃尔委员会”成员中多人有种族主义偏见。托马斯·卡莱尔就相当突出。他十几年前就赤裸裸地指责牙买加黑人懒惰，美国内战期间则赞美南方的奴隶制度。到埃尔事件时，他写道：“如果埃尔射杀全体黑人，将他们抛入大海，也许不会对他们有多大伤害，更不用说我们了。”（引自Catherine Hall,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Thomas Carlyle,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Case of Governor Eyre”, Cultural Critique(Spring 1989）, p.191.) 埃尔本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依据也是说黑人是“更容易冲动和激动的种族”，从而更容易“有煽动的和叛乱的行为”。（引自Margaret Kohn & Daniel I. O’Neill, “A Tale of Two Indians: Burke and Mill on Empir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 Indies and America”, Political Theory, vol.34, No.2(April 2006), p.216 ）在为埃尔辩护时，他们总是强调种族差异，强调殖民与帝国的统治安全，试图证明埃尔无罪，甚至说他是拯救白人的英雄。牙买加委员会成员的立场截然相反，他们一向支持废奴运动，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委员会成立时的秘书长和财务总监詹森、泰勒都是伦敦解放协会的会员，该协会于1862年成立，致力于向英国公众揭示美国内战乃是自由与奴役之争）。两大阵营的领袖约翰·密尔与托马斯·卡莱尔曾是密友，却正是在种族与奴隶问题上多次论战，从而交恶。牙买加委员会强调牙买加人与英国人权利平等，就是要反击种族主义。

其二，自由贸易与工业资本主义之利弊的论战。“保护与声援埃尔委员会”的成员一向批评知识分子激进派所赞同的自由贸易思想。典型如约翰·罗斯金。他是首位加入委员会的文人，他说英国工人就是白人奴隶，在肮脏不堪的工厂里备受摧残，这些都是自由贸易与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卡莱尔也憎恨进步的意识形态，质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则认为自由贸易摧毁了工人群众。

其三，进化论论战。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此后整个六十年代，科学界激辩地最厉害的便是进化论。支持进化论的，如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都是牙买加委员会成员，而许多著名的反对者，都支持埃尔。

埃尔事件中，两大阵营围绕军法问题直接交锋，背后却是自由、法治VS秩序、安全之争，何者应是首要价值？反埃尔阵营强调法治的首要性，军法不合法。挺埃尔阵营却认为军法高于其他法律，帝国统治的秩序和社会安全是第一位的。尽管镇压令人发指，但埃尔在紧急状态下的非常规做法确保社会稳定，尤其保护了白人的利益。他们担心牙买加爆发民众革命。然而，“牙买加委员会”所担忧的不仅是牙买加黑人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埃尔事件所折射出的政府滥用权力的危险:今天在殖民地所做的一切，明天会发生在爱尔兰，日后更会发生在英国。进而，英国民众偏向埃尔，维护殖民暴力，更暴露了他们在文明程度与道德素养上的严重缺陷。英国人对早期废奴主义的平等种族观的认同在减退，褊狭、傲慢的心态盛行。这最令有识之士忧惧。

所以，从根本上，“埃尔事件”的论战与几十年来英国人最关心的宪政改革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牙买加委员会成员们的最重要政治诉求便是普选。就在莫兰湾惨案后数天，一向压制改革的帕麦斯顿首相去世，激进派重新点燃了选举改革的希望。他们要借埃尔事件来推进议会改革。从1865年11月到1866年夏天，反埃尔的力量占据上风。然而，不久之后，同情与支持埃尔的势力迅速扩大，反对埃尔的只剩下少数知识精英。这便折射出，普罗大众，特别是社会中等阶层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细察之，这一变化在埃尔事件之前已渐有发酵。在五、六十年代，许多曾经支持过自由主义激进派的中等阶层人士，目睹工人组织的发展，开始担心普选，担忧民主的威胁和无政府主义，转而支持保守派甚至托利党。在罗素的自由党内阁时期，工人阶级组织了改革联盟（Reform League）来争取普选，得到激进派议员如密尔等人支持。罗素内阁下台后，工人组织的战场从议会大厦转向街头。1866年6月29日，一万名工人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要求改革。一个月后，改革联盟在海德公园示威，少数示威者冲击警察。这一系列事件令民众转而认同埃尔，说他使用高压手段镇压牙买加黑人，维护社会秩序是正确的。当民众看到争取普选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埃尔阵营的，他们反而开始同情埃尔，厌恶密尔等激进派。

过往的记忆也强化了此时英国民众对牙买加黑人的偏见。英国人依然对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海地独立革命记忆犹新，那场革命处死了几乎所有欧洲人。尽管奴隶制已被废除，但英国人认为牙买加黑人依然怀恨于心，西印度群岛的不稳定潜流暗藏，很多民众自然就将牙买加的黑人抗争视为海地革命的延续。近前的记忆则是1856年印度大起义。印度起义后，英国人对殖民地人民的心态便有所转变，“本地人”被视为“不可改造的野蛮人”。埃尔的支持者中便有不少人抨击印度起义，比如诗人腾尼生，就批评密尔等人忘记了印度起义的教训，认为需要建立法律和秩序来保护英国白人殖民者的利益。从印度起义和牙买加事件中，民众日渐认为，“帝国是宝贵的财富，因此在对付叛乱的有色殖民地居民时，束缚统治者的双手是不明智的。”（Bernard Semmel, Jamaica Blood and Victorian Conscience, Houghton Mifflin,1963, p.131）

庭审交锋与埃尔事件的终结

1866年末和1867年初，就牙买加委员会诉总督埃尔一案，分别开庭两次。牙买加委员会法律顾问詹姆斯·斯蒂芬在庭审中重申，埃尔事件的关键是：在帝国境内，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女王及其官员是否可以撇开法律建立军事独裁？委员会还请来两位牙买加黑人出庭作证。然而，法庭最终只同意逮捕埃尔的两位下属。埃尔本人根本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庭审。支持埃尔的民众认为，起诉埃尔失败，就意味着赦免了他的过去。鉴于此，斯蒂芬向牙买加委员会建议不再起诉埃尔谋杀。1868年1月，埃尔迁居伦敦，并告知委员会他的住址。这是一种公然挑衅。牙买加委员会虽愤懑不已，也意识到无法以谋杀罪令其伏法，决定控告他“严重犯罪和失职”，这是殖民总督法规中规定的。1868年6月，该案开庭。此间，密尔不断收到民众的谩骂与恐吓信件。他本人还好奇地收集了一些。庭审法官故意强调牙买加事件时的局势，殖民地的人口现实（44万黑人，1.3万白人）造成了一种永久的紧张状态，从而保持一种近乎永久的军法状态是合理的。牙买加黑人不能与英国白人相提并论，故而不能用英国普通法的标准来评判埃尔。而牙买加委员会的说法，即英国普通法应平等施用于白人和黑人，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大陪审团则宣称他们没有找到足够证据表明埃尔有严重犯罪和不法行为。牙买加委员会再次，也最终失去了将埃尔绳之以法的机会。

为何英国的公众同情埃尔而非密尔？即使是最狂热的激进派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陪审团的意见反映了多数中等阶层的真实看法。激进派的《检查者》杂志（the Spectator）事后分析指出：“英国的上层和中产阶级……尤其是后者……被黑人要求和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一样的权利的要求激怒了。” （Katherine Smits, “John Stuart Mill on the Antipodes: Settler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Colonial Ru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History, vol.54, no.1(2008), pp.10-11.）

埃尔的支持者们自然雀跃不已，但他们却进而要求政府支付埃尔打官司的费用，给他发放养老金，甚至让他复职。他们甚至组织了一个“埃尔纪念基金”（Eyre testimonial fund），为他们心中没有工作、没有养老金的英雄提供庇护。但保守党政府未加理睬。不久之后的议会选举中，埃尔的支持者们将矛头指向约翰·密尔。是次选举中，密尔未能连任议员。1869年，“莫兰湾惨案”的受害者向埃尔提出民事诉讼。然而，法庭还是偏袒他。也是这一年，牙买加委员会终告解散。直到1872年，埃尔事件才逐渐偃旗息鼓。当年六月，自由党内阁论辩要否支付埃尔的法庭费用。格拉斯顿说，因为前保守党内阁曾有所承诺，所以必须兑现。但实际上，“保护和支援埃尔委员会”曾募集了一万三千英镑，而“埃尔纪念基金”也募集约三千镑。于是，激进派议员质问：如果政府再负担他的花费，岂非证明政府认可其行为？然而，当场投票赞成支付的是243票，反对的仅有130票。密尔听闻此事后极为愤慨，誓言再也不会投票给自由党。1873年，密尔去世。次年，迪斯累利领导的保守党组阁，给予埃尔殖民地退休官员的养老金待遇。他从此悠哉哉地活到了1901年。

牙买加丧失自治权利、殖民统治强化

这场持续数年的论战深刻影响了英帝国在牙买加的统治：1、严厉的军法在殖民地发展起来；2、种族等级之观念更加固化。牙买加黑人被视为不可信赖的臣民。3、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权利。牙买加暴动令英国人重新思考，前奴隶是否值得被赋予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们为了防范可能继起的黑人起义，主动放弃了地方自治，以换取英王的殖民保护。1866年，牙买加由女王直接统治，英国人不再相信当地人可以自治。牙买加议会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政治组织，但解散这个两百年历史的组织意味着牙买加人的自治更少了。

牙买加委员会曾希望借批判埃尔，并将他绳之于法来改善帝国的殖民统治方式，但，殖民暴行当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它的屡战屡败，以及埃尔的全身而退，揭示了，受自私利益和种族傲慢驱动的宗主国人民不能保证殖民地人民的正义。固然，牙买加委员会在当时已相当激进，批判殖民暴力，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未曾想过要消灭殖民统治。而大多数英国人选择权威、秩序高于平等、公正，就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逻辑。

时至今日，“莫兰湾惨案”的记忆已成为牙买加国家历史的重要内容。1960年，牙买加议会将议会大厦命名为戈登大厦；1969年，乔治·戈登、保罗·博格都被授予牙买加民族英雄的称号。1995年，保罗·博格的肖像更被印制在牙买加10元硬币上。曾经的总督埃尔却不再被人提起。而悲情的牙买加委员会在军法、法治等关键问题上那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在时代的喧嚣之后已成为我们宝贵的知识洞见。



【作者简介】

盛文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领域：欧洲近代思想史、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