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馥与毛奇龄的师生情

文如玉

　　清康熙年间，朝廷要员、有“合肥相国”之称的李天馥热心奖掖后学，乐于发现和举荐人才，时人赞誉其“郎君馆阁称前辈，弟子门墙半列卿”。（《渔洋诗话》）王晫《今世说》称其“著述自豪，读书不辍，好贤下士，海内仰为人宗”。文坛领袖王士祯亦谓之“卓然为本朝一大宗不疑”。（《容斋千首诗》序）

　　在李天馥众多弟子门生中，比其年长十二岁的毛奇龄显得比较特别。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清初著名学者。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毛奇龄经历坎坷，阅历丰富。李天馥与毛奇龄的交往，既体现了二人的师生之谊、朋友之情，也突显出李天馥热衷于为朝廷选拔人才以及当时的博学鸿词（又称“博学鸿儒”）科对民间士子的影响。

　　“不可以失是人”

　　毛奇龄生性颖悟，十五岁即入县学为诸生（秀才），与其兄万龄并有文名。他在明代生活了二十多年，具有心怀故国的遗民情结。明亡不久，毛奇龄参加抗清组织，失败后逃禅为僧，藏匿八年。复以文学游食四方，负有盛名。康熙十八年（1679）以荐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修史议礼。康熙二十四年（1685），乞假归里，专意研经著书，从学者日众。平生著作多达一百七十余种、四百九十多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在诗、文、词、戏曲、绘画、书法、经学等诸多领域皆有一定的造诣。

　　毛奇龄个性狂傲，好为驳辩。曾因遭怨家忌恨被诬告杀人，为躲避追捕，改名流亡十余年。李天馥与毛奇龄结识，与博学鸿词科开考有关。

　　满族统治者是以武力入主中原的，清朝初年，各地反清复明活动持续不断。从“三藩之乱”“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的严峻现实中，康熙皇帝认识到文治对于平息反抗情绪、稳固长久统治的重要作用。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争取汉族文士的认同，清廷在定期的科举之外，于康熙十八年（1679）首开博学鸿词科试，征召天下名士，颇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意。

　　苦经战乱，人心思定。博学鸿词科的开设，既是满族统治者延揽人才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手段，也是清廷对读书人的一种礼遇和安抚，具有重要影响。

　　毛奇龄《制科杂录》有记：“予甫至京，阁学李合肥师补荐予，曰：‘予不可以失是人也。’即邀予主其家。”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毛奇龄赶赴京都应征博学鸿词，李天馥举荐之，并邀其主家。次年三月，五十七岁的毛奇龄以二等第十九名被录取。五月，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

　　对于曾有反清行为、履历复杂的毛奇龄等人，清廷展示出宽容的姿态，不计前嫌，录为我用。此类举措，迎合了某些文士吃“软”不吃“硬”的性格，起到了化解对立情绪、收服人心的效果。朝廷的政策，向来是通过官员们的具体言行来落实的。李天馥“予不可以失是人也”之言，既表现出以大臣身份坚定执行朝廷“文治”政策的忠诚敬业，也体现出其作为传统士大夫所具有的礼贤下士、爱才惜才的人格魅力。

　　显然，从四处逃难到跻身庙堂，从漂泊不定到成为文学侍从之臣，历经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毛奇龄感受到来自朝廷的“美意”与李天馥可贵的知遇之情。

　　“东堂学士爱才贤”

　　毛奇龄客居李宅期间，李天馥盛情款待，与其平等相处。他们诗酒唱和，谈经论道。

　　在七言排律《戊午九月，予谬以入荐赴都奉谒李学士，蒙赐晋接兼屡有请召陪侍宴集，谨赋长律一十六韵志谢》中，毛奇龄写道：“东堂学士爱才贤，蟠木何曾有物先。时接竖儒鳌禁外，晚开高阁帝城边。买臣无复将车兴，曼倩刚逢待诏年。失学偶膺三府辟，空群竟遇九方歅。”诗中，以早年落魄、后来得到汉武帝重用的西汉名臣朱买臣与自荐后待诏金马门的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字曼倩）代指应征的民间士子，以旧时受到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府署征召得到任用以及春秋时期被伯乐推荐的九方皋（别名九方歅）相马之典，意为幸遇李天馥等慧眼识才的朝中“贵人”。

　　“禁曙初融冻，城春已放妍。堆山斜作练，着槛细流铅。兽撤含灰凹，鸦翻落糁圆。南邻追胜屐，望尽白毫颠。”这是毛奇龄所作的七绝《长安春雪初霁，饮阁学李夫子宅，分诗牌集字，同顾二举人、魏大员外》。据其所记：“李阁学夫子宅，每翻韵牌作诗，值雪霁集饮，洵手拈一版，偏值‘雪’字，已作‘翠嶂云俱合，平桥雪未干’句。会丹壑诗早成，坐客惊视，皆阁笔。独强予成之。”（《词话》）丹壑，即李天馥长子李孚青，其时十六岁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才华过人者，往往个性很强。在李天馥宅，毛奇龄与人称“关西夫子”的李因笃论辩韵学，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甚至挥拳动手。可能是李天馥从中劝和，双方并未记恨结仇。次年，李因笃举博学鸿词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因母病辞归，毛奇龄以五言古诗《送李检讨予养还山》（三首）相赠。由此，可知古时名士的性情与品行，也显露出李天馥的宽厚与威望。

　　李天馥文才出众，地位显赫，在清初文坛颇有影响。对于毛奇龄等后学的相关著述，他慨然作序，热心推介。

　　毛奇龄的十二卷《古今通韵》卷帙繁重，后隐括其议论之尤要处，略为《韵学要指》。李天馥为之作序时，强调“欲以声律之学，探本穷源，盖其难也”，称此书“自三古立均，太师造韵，以及后儒之审声，末季之分部，凡夫冬、钟、支、脂，时析时并，古韵律韵，以通以叶，皆能溯其所始而究其所终”。

　　在《西河合集》卷首，有“文渊阁大学士兼四部尚书合肥李天馥”撰写的《领词》。这篇序言写道：“因回思当日，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挟一书册，所至籝笥无片纸，而下笔蓬勃，胸有千万卷，言论滔滔。其不可及一。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发，求文者在门，扪胸腹四应，顷刻付去无误者。其不可及二。读书务精核，自九经、四子、六艺、诸大文外，旁及礼乐、经曲、钟吕诸琐屑事，皆极其根柢而贯其枝叶，偶一论及，辄能使汉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辩。其不可及三。至此集，则予固未能窥其涯也。”称“有臣如此，是亦一代文儒，可以少报主知矣”。据胡春丽《毛奇龄年谱》，此序起初为《西河文选》所撰，写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以“朝霞友人李天馥题”落款，不以先生自居。通读这篇序言，赏识之心，赞誉之意，知己之情，尽在笔墨之中。

　　此类交往，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主张。

　　“不当弟子列”

　　康熙三十二年（1693），李天馥因生母瞿太夫人离世，回合肥守制。次年春，已是七十二岁高龄的毛奇龄远赴合肥，前往探望恩师，李天馥非常感动。

　　在五言古诗《毛大可来庐书赠》中，李天馥描述了“淫雨激哀湍，淙淙泥户闭”之时，毛奇龄“手持诛刺来，千里慰缞绖”，谈到其“固穷独诗工，多忤常宦拙”“囊涩小奚骄，舍冷都养撤”，最后感叹道：“何必先生贤，不当弟子列。相赠惟以言，诘朝归西浙。”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情真，是言直，是坦诚，是谦和。毛奇龄评曰：“诗工，宦拙，囊涩，奚骄，即使大可效青莲自行供逍然，亦不过如是。是之谓真知己。”

　　毛奇龄在墓园陪侍期间，李天馥让其抄录编汇自己的三四千首诗作，删存千首。《容斋千首诗》编定后，毛奇龄为之作序，并予以点评。

　　在《容斋千首诗》序中，毛奇龄的某些赞颂之言难免有过誉之处，但是，其对李天馥“以公忠行其学，淡泊明其志。每下直，萧然斋阁，丹黄图史，罗列左右，手不停披，而口不绝吟”，及其“力以倡兴古学、扶进人才为己任。单门寒俊，叩户请业，公虚怀延接，奖借成就，孜孜不少倦”等方面的描述，朴实真挚，言之凿凿，与史料记载相吻合，读后令人感慨。

　　李天馥长子李孚青也是著名诗人，其诗集《野香亭集》刊刻之时，毛奇龄亦为之作序。

　　清初词家陈维崧有云：“古说感恩，不如知己。”显然，毛奇龄对于李天馥的敬重与感激，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或许，因为心悦，所以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