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3月19日,主题为《话说武侠小说中的暗器》的文化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001室举办。本次讲座由台湾师范大学的林保淳教授主讲,复旦大学的李楠、张怡微和上海大学的石娟作为与谈人,复旦大学的陈特作为主持,共同探讨武侠小说中暗器的文化意义与历史演变。讲座吸引了众多武侠文化爱好者和学术研究者参与。以下是讲座内容的摘要整理,经各位发言嘉宾审定。 ![](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4%2F0401%2F54afef69j00sb99m6000vd000go009dc.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讲座现场
陈特:在此,我想首先请大家不必拘礼,我们的主题是武侠,在座的肯定有很多武侠爱好者,真正的武侠精神是不拘小节的。其次,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在林老师读书的年代,台湾地区的中文系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设置现当代文学研究,当时中文系分小学、文学和思想史三块,文学主要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只占很小一部分。林老师本人研究古代文学,但他在武侠小说研究这一相对边缘的领域中,坚持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我认为他是出于对武侠热切的爱,林老师是一个有爱的人。
林保淳: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暗器以其小巧隐蔽的特性,常被用于偷袭对手,尽管杀伤力有限,却能出其不意地造成伤害。这类武器通常与毒药结合使用,如小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唐门,便是以暗器和毒药闻名。然而,暗器并非正道侠士的首选,使用时需遵循一定规矩,如不涂毒且先打招呼,以示公正。在字面上,“暗”虽有微小、难以察觉的意思,但是,“出其不意”、“趁人不备”的奇袭效果,恐怕才是更重要的。这绝对不是我瞎掰臆测,而是有实据佐证的。
文献中我发现的最早提到暗器的人是唐顺之,这位生活在明代的文学家和武术高手,不仅是“唐宋派”的杰出代表,更是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武编》前后集是最早提出“暗器”概念的文献之一,这部著作不仅引述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还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兵器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技巧,包括火器和水底雷等。唐顺之本人精通技击,曾随胡宗宪到东南沿海剿倭,战功显赫,他的武术文献如《游嵩山少林寺》《杨教师枪歌》《峨眉道人拳歌》等,至今仍为武术界所重视。《武编》中,唐顺之对兵器的分类和使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提及了枪、剑、刀、简、鎚(同“锤”)、扒、攩等兵器的使用方法及“名色”(招数)。以“剑”为例,就有“电挈昆吾晃太阳,一升一䧏把身藏,摇头进步风雷向,左进青龙双探爪,右行单凤独朝阳,撒花盖顶遮前后,蝴蝶双飞射太阳,梨花舞袖把身藏,凤凰浪翅乾坤少,掠膝连肩劈两旁,进步满空飞白雪,回身野马去思乡”的歌诀。这是中国武术丛书较早且罕见的“招氏”名目,有许多连武侠小说都加以援用。 ![](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4%2F0401%2F78b036fcj00sb99m700c8d000go00d0c.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武编》后集
在《武编》中,唐顺之对“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将其列为“暗器”:“夫鎚者,暗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步势为之,黑星穿月流星鎚有二,前头者谓之正鎚,后面手中提者谓之救命鎚,用者有法:上使撒花盖顶,下使枯树盘根。”这种“双流星”的设计,一头有柄可持,另一头则以铁链缠绕,提于手中。在对抗中,正面的“撒花盖顶”是主动攻击的招式,而“老树盘根”则是攻击对手腿部的奇袭。“流星锤”在演义体小说中频频出现,如《三国演义》中的王双、卞喜、马超,以及《残唐五代史演义》的杨衮等,都曾使用过流星锤。 ![](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4%2F0401%2Fdd549849j00sb99m6006hd000dh00cdc.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流星锤
在现代武侠小说中,暗器的种类繁多,从小巧的针、钉、沙、蒺藜、金钱、弹丸、镖,到更为显眼的飞刀、标枪、飞蝗石、背弩,它们在对抗中往往能够在对手不经意间发挥巨大的作用。这种出奇制胜的效果,正是暗器最为本质的特征。
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暗器不仅是战斗中的一种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它们通常由女性或心性阴险的角色使用,以其微小、便于携带和隐藏的特性,成为江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金庸的作品中,如《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的“冰魄神针”、小龙女的“玉蜂针”、裘千尺的“枣核钉”,《碧血剑》中五毒教主何铁手的“含沙射影”,乃至《天龙八部》中利用酒、水、真气凝结而成的“生死符”,都是女性专用的。这些暗器的使用,往往伴随着“满天花雨”“倒洒金钱”等华丽的名字。
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暗器的种类更是繁多,几乎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他的作品中不仅有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的“小李飞刀”、梅花盗的“梅花针”等威力惊人的暗器,还有“天绝地灭透骨针”“七星透骨针”“暴雨梨花钉”等令人闻风丧胆的武器。古龙更是创造了以暗器、毒药闻名的“四川唐门”,这个特殊的武林门派影响了后来武侠小说的门派设定。在古龙笔下,最成功、最可怕的暗器是“孔雀翎”。这种暗器外表华丽,使用时如同孔雀开屏般绚烂夺目,然而就在你被这种惊人的生灵感动得目瞪神迷时,它已经要了你的性命。事实上,恐怕没有人能真正说出“孔雀翎”的精确模样与效能,套句古龙常说的话,“见到的人都已经死了”。在《孔雀翎》一书中,拥有“孔雀翎”这一可怕“暗器”的“孔雀山庄”主人秋凤梧,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看到或使用过。但正由于未曾见过其真容,反而使其神秘性大为增加。如果要说古龙小说的“暗器之王”,当非“孔雀翎”莫属了。
古龙的小说中,还有一件被称为最神秘的武器——“一口箱子”。这件武器在《英雄无泪》中被描述为平凡而陈旧,却隐藏着无法想象的威力。书中多次强调这口箱子是世上最神秘、最可怕的武器,许多人愿意为了它出卖灵魂。然而,古龙并没有透露箱子中究竟装有何物,而是通过角色之口强调“智慧”才是最可怕的武器。这种神秘的设定,使得“一口箱子”成为了武侠世界中一个未解之谜,引人遐想。
“血滴子”作为武侠小说中最为人所知的暗器之一,其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特务机关和暗杀的代名词。这一神秘武器的传说,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广为流传,甚至在Discovery介绍的中国十大“致命武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后世传说中,“血滴子”总是与清朝的雍正皇帝紧密相连。但事实上,我们很难从史料中确认雍正朝曾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比较接近的是“粘杆处”,在野史记载中,雍正皇帝是残忍峻刻的君主,尤其是民国以后,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雍正更是恶评如潮,连带着雍和宫、粘杆处、大内侍卫、喇嘛,以及“血滴子”,都成了人人闻之色变震恐的可怕事物。
“血滴子”的传说据传最早见于一本古书《茅山奇谈录》,是由茅山道士发明,用以降魔伏妖。我没找到这本书,可靠性大概存疑。具体来说,它是一种以革为囊,内藏快刀的武器,通过机关控制,能够在人不备时罩住头部,迅速取人首级。然而,这一描述是否真实,尚存疑。
在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中,“血滴子”的形象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清末民初的小说家陆士谔在其作品《清史演义》中首次提到了雍正使用一种极锋利残酷的兵器,这可能是“血滴子”最早的文学形象。他将“血滴子”与年羹尧联系在一起,后来又将其转借于山西的绿林好汉云中燕,描述为一种类似剪刀的利器,通过革囊和铁链的使用,能够在偷袭中迅速割下敌人的头颅。在后来的作家不断发挥想象力加以渲染下,雍正、血滴子、年羹尧、云中燕,乃至为后人传诵的“江南八侠”,纵横交错,组织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网,在武侠小说作家的借题发挥、编造下,成为脍炙人口的一段传奇。1955年,台湾武侠小说作家成铁吾的《年羹尧新传》,成为集其大成之作。
在电影中,“血滴子”的形象更是被赋予了各种神奇的能力。最早的电影《血滴子》(1949年)讲述了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而1969年的电影则是根据成铁吾的小说改编,将“血滴子”的形象与“革囊”和“铁链”结合,成为一种既可远距离抛掷又能将头颅纳入“铁冠”内的武器。到了1975年的电影《血滴子》中,这种武器甚至被描绘得如同导弹一般,能够自动寻找目标并返回。这些电影中的“血滴子”,虽然夸张,却无疑增加了其神秘和恐怖的色彩。 ![](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4%2F0401%2Fc5ab8d5bj00sb99m6000xd000go00d5c.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1975年电影中的血滴子
李楠:作为1980年代的金庸小说爱好者,我很高兴能在此分享我的想法。今年,全球华人社区都在纪念金庸先生的百年诞辰,这不仅是对一个文学巨匠的致敬,也是对武侠文化的一种传承。
然而,我在与00后的同学们交流时发现,他们对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大师的作品并不熟悉,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也很少研究这块。这让我思考,当代的年轻学生是否还对这些经典作品感兴趣?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武侠小说似乎已不再是热门话题,取而代之的是科幻等新兴题材。这种变化反映了文学想象的世界已经与金庸时代大相径庭。
金庸的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流行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那时,港台的文学作品和流行歌曲带来了新鲜感,刺激了流行文化的发展。金庸的小说,尤其是其改编的电视剧,曾引发万人空巷的盛况,这种文化现象恐怕难以再现,另一方面,那种浪漫的精神好像也再难出现了。
石娟:在聆听林老师的讲解后,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首先,武功和武器实际上是武侠人物的延伸,类似于游戏中的叙事语法,作家在塑造角色如小龙女时,会为其配备相应的武器和武功。这武器和武功不仅是人物的装置,也是其性格和身份的标志。
其次,暗器的出其不意和趁人不备的特性,让我想起了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动物和植物的毒害,如欧阳克的毒蛇、《神雕侠侣》里的情花,它们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武器,但同样具有出人意料攻其不备的特点,不知是否也算是暗器?
最后,关于“血滴子”,它不仅是暗器,也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从1975年的电影到香港电影中的定型,我们可以看到暗器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演变和成熟。这与明清四大名著的世代累积的形成过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张怡微:感谢林教授的精彩报告。您认为暗器的真正含义在于其出其不意、趁人不备的特性,而非仅仅因为其体积小或难以察觉,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想提一个关于大型暗器的问题。例如飞挠、乾坤圈等,这些并非源自中原,而是通过骑术高超的蒙古或西域人传入,后来成为民间武术和杂技表演的一部分,这些武器也并不微小,这些武器被视作“攻其不备”的“暗器”,是否仅仅因为中原武人对于其他地域武功体系的不熟悉?也许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手段同样光明正大。在近代武侠作品中,暗器的使用有时带有爱国色彩,如使用暗器攻击侵略者。女性角色可能因为体力上的劣势而选择使用暗器,但她们有时并非坏人,她们很多只是古怪。因此,这些对暗器使用者的刻板印象是否源于对一些基于性别或民族身份的偏见?
林保淳:武侠小说中武器与人物形象有时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为之赋予了文化内涵。同时,不同作家对人物使用特定武器的设定存在共通性,这种传统源自文化中的固定模式,如道士是最好拿剑的,如果道士拿刀就很奇怪。剑在中国文化中有独特地位,人们会说书剑飘零,却很少说到书刀飘零。
对于情花、毒蛇等是否可以算作暗器,我想情花可以算作毒药。毒药和暗器虽然有交集,但本质上是不同的。
21世纪是通俗小说没落的时代,武侠小说确实不如过去那般盛景,“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武侠已经风行60年一甲子,实际上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在研究层面,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陈特:小说虽然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体现,但总是与作者所处的历史世界紧密相连。最后,让我引用南京大学已故教授程千帆先生记录在日记中的话,“有些人永远不会衰老,他们心中永远充满对人类的热爱与希望”,“只要一个人心中怀有快乐的希望,他就永远年轻”,祝林保淳教授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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