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上常常流传着“小众目的地”的帖子,但我们对那个远方,有几成了解?
柏琳从小学三年级在电视上看到的译制片开始,对前南斯拉夫地区有了一个最初的印象。直到2018年,她亲自到这个地方行走、交谈、呼吸,才形成了完整的、对前南斯拉夫的了解。 她说:“(我)不信任旁观。我信赖行动,更注重体验。”
“浪游到下世纪”专题的第二篇文章,九行与柏琳谈了谈她在前南斯拉夫旅行的六年,以及这块很多人并不熟悉的目的地。
作者 | 许峥 编辑 | 钟毅 题图 |受访者提供
一片遗留着“时代乡愁”气息的地区是什么样子?
也许有莫斯塔尔石头房屋上那样密密麻麻的弹孔,有河岸三角绿地上寂寞的瓦尔特雕像,或者是内战时成为狙击靶子的塞比利喷泉广场,以及裸露出钢筋皮肤的列车月台,古石屋窗台上晾晒着婴儿尿布,街头也可能充满了小生产者的劳动默契。
这些都是散落在《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各个章节中的光景。
2018年至202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中心兼职研究员、独立记者、作家柏琳把前南斯拉夫(后统称“前南”)当作唯一的目的地,像她常提及的作家彼得·汉德克那样,观察它、理解它、感受它、回忆它、质问它,坐着巴士从黑暗的山间隧道里钻出,“又紧接着钻入下一个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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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
柏琳 著
单读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2
前南斯拉夫是一个几乎去掉了边界的联邦共和国,它的破灭极其血腥。这块被太多军队炮轰、霸占、分割、屠杀、讨论的土地,又沉缓地长出了边界。柏琳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章写:“斯拉夫硬汉除了噤声,别无他法。”
雕像、弹孔、月台、拜占庭风格壁画的描摹并不是终点,柏琳试图站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站在边界上,直面一个难题:“深渊何时能消失?深渊会永远存在吗?任何经过炮火轰炸的燃烧之地,都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废墟,就像经历过这些的人,再也不会是过去的那个人。”
我们与柏琳围绕《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谈了谈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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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战争,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新周刊:你在序言里提到1999年的数学课,老师说“南联盟和我们的数学课有什么关系,希望你们之中会有人在二十年后告诉我答案”,如今你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前南斯拉夫与我们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柏琳:老实说,到今天为止,我也还没有找到答案。
在2018年刚开始进入前南地区时,我觉得情况可能在变好;但6年后的今天,我不这么认为了。就像这本书的主标题《边界的诱惑》一样,如今人们对划定边界的冲动有增无减,我产生了比较悲观的感知。
回过头去想1999年那节数学课上的问题,为什么南斯拉夫与我产生了联结?如果勉强给出一个答案的话,我觉得——南联盟也好、前南地区也好——它是一种隐喻。这个隐喻代表着地理位置上的一个遥远存在,而我们透过某些渠道知道了它的悲剧性结果,谁都不知道这个遥远存在的悲剧将会在什么时间点与我们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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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个关联就是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的事情,有中国的工作人员牺牲了,于是我们感觉到一种强关联。可是,从1999年到现在,中间隔了这么多年,巴尔干半岛发生了无数事情,包括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危机四伏,局势动荡,很多中国人未必知道。
我觉得这种似强似弱的联系很有意思。第一,我们怎么理解它?第二,这种联系是不是转瞬即逝的?
我想知道,远方的事件与一个个体到底是怎么发生联系的。
新周刊:可否简单谈谈,中国人对铁托时代的社会主义记忆大多来自什么?
柏琳:我无法代表老一辈中国人,只是感受到有一种文艺上的影响。比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都是电视上循环播放的经典译制片。也许因为我们都共同拥有社会主义的记忆,像是一种同志般的情谊,或者社会生活里的熟悉感。
但我不想谈论老一辈人对南斯拉夫地区有何种熟悉的感情,而是试图说明,这种感情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误解。
他们很多时候只是想探寻电影里那种七八十年代的感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在哪里拍的?纳粹是站在哪里说“看,这座城市就是瓦尔特”?钟表匠是在哪里牺牲的?发生枪战的清真寺在哪里?这其实只是对电影记忆的一个怀旧梳理。或者是跑到贝尔格莱德去,像按图索骥一样,寻找曾经在电视里看过的1999年贝尔格莱德被轰炸得满目疮痍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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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格莱德的老城区。(图/柏琳摄)
包括带队导游,我都接触得非常多,那一辈人谈论的真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但除此之外,没有了。他们也许对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地理分布、日常习惯、人民生活完全不了解,更别提历史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因为误解而产生失望。
有一次,我在波黑的特拉夫尼克碰见浙江来的老年旅行团,我注意到他们是因为当时在吵架。一个中国导游和当地的地接,两边剑拔弩张,大概内容是老爷爷、老奶奶们抱怨行程安排不够紧凑,认为当地人特别懒惰。比如,为什么总要在每一个景点和景点之间留下喝咖啡的时间?他们不理解这件事。而当地的地接很委屈,觉得不可理喻,但是中文又不够好,没办法表达。
我就上去给两边做了沟通,跟团员们解释,无论在塞尔维亚还是波黑,当地人每天喝四五杯咖啡是一个生活的日程,必须要做这些事,这是他们几百年来的传统,不能因此指责别人不专业或者偷懒。老爷爷、老奶奶们非常震惊,觉得他们怎么不去干活,不去多挣钱,就把所有时间都浪费在喝那苦哈哈的玩意上。地接也很无奈,他们以为中国人是能够理解他们的,但却连这个地区的日常生活都不尊重。
此刻能感受到,我们之间有巨大的文化误解,并且互相产生了失望。很多上一辈人只能说对前南地区感到熟悉,但这种熟悉里没有深入了解,甚至是拒绝深入了解。误解一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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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的根本不是打仗, 而是打仗的后果”
新周刊:书中提到,萨拉热窝的导游必须每天向游客解说杀戮历史。家乡总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他很不耐烦,也很忧伤。你觉得萨拉热窝或者整个巴尔干,除了战争,还可以谈论什么?
柏琳:我认为除了战争以外,什么都可以讨论,最不值得讨论的就是战争。因为从表面的情况来看,今天的巴尔干半岛没有战争。
虽然它在历史上被称作欧洲的火药桶,是无数血腥战争的发生地,从12世纪土耳其人来了以后就开始打,从没消停,各种各样大的、小的、热的、冷的、局部的、零星的,什么都有,二战也是杀得一塌糊涂,战后整个欧洲最血腥的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又发生在那里,一直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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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萨拉热窝事件》)
但如今,新闻里最麻烦的是俄乌战争、巴以冲突,还有高加索地区、中东地区的问题,反而是巴尔干半岛没有打仗,它离最近的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25年。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冲突地带连续二十几年没有任何战事爆发,相对来说它已经不是那么动荡的地方了。
那为什么今天一说起巴尔干还是会想到战争?我认为,其实讨论的重点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对巴尔干半岛造成的创伤性影响,乃至它甚至成了战争的代名词,一个巴尔干半岛被污名化了的代名词。我们讨论的根本不是打仗,而是打仗的后果。 所以,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更应该讨论它的辐射物和影响力,包括日常生活的、世界观的、政治格局的、外交关系的影响,甚至细到一些移民问题、客籍劳工问题。为什么年轻人全跑了而且不回来了?这都是由于战争引起的,但却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战争中。
新周刊:前南斯拉夫地区是否存在着一条淡淡的鄙视链?如果有,这条鄙视链是新的边界吗?
柏琳:我觉得全世界都有这条鄙视链,人性里欺软怕硬、嫌贫爱富的丑陋特质,哪里都有。即使在前南地区以外,一个国家里也会存在富裕的省份鄙视贫困的省份这种情况。
只能说,前南地区混杂了政治、地理、文化、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种族语言、生活痕迹、意识形态等等所有的问题,全部纠结在一起,使得这条鄙视链尤其复杂和无所不在。
这块地方被视作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就像有一条边界似的,这边是属于土耳其式的东方文明,那边是属于西欧天主教的西方文明,有时西方的鄙视东方的,文明的鄙视原始的,发达的鄙视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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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格莱德的商业街,一侧是老欧洲建筑,另一侧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大楼。(图/柏琳摄)
比如斯洛文尼亚,它是最早相对和平地脱离前南的一个共和国,算是巴尔干半岛最富裕的国家了。从一些国民的认知上来说,斯洛文尼亚好像跟前南没什么关系,它是属于中欧的概念,在版图上就应该跟奥地利、德国划在一起,而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就是穷兄弟。
但这么说其实非常危险,因为我是在用一种抽象的、宏大的视角去代表所有人,很快会有单独的个体出来反对我,他会说“我是斯洛文尼亚人,但我的好朋友都来自塞尔维亚,我就不这样想”。
所以鄙视链是由历史的、惯有的、陈词滥调的偏见所造成的一个刻板印象,里面有人性比较低劣的东西,只是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做一个样本抽查,问他们对曾经的穷兄弟国家有什么看法,会得到相当大一部分的样本认为他们穷、没前途、没未来,跟自己没啥关系。
不过,这永远不能代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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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世界主义者的反面
新周刊:旅行过程中,你是怎么观察一个巴尔干人的?又是怎么决定是否与他/她深入交谈的?
柏琳:没有决定,都是随机的,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工具,也不是我的方法。
或许很多写作者会有一种职业的自觉,认为自己接受过系统的严格训练,比如新闻训练、特稿训练、人类学视角的训练、社会学的训练,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要有目的地跟这个人对话,等等。但我会比较警惕这种自觉性。
“观察”这个词过于局外人视角了,它会使我不自知地把别人当成我的观察对象,或者是工具,就像一个画家把人给素描下来。当然,它对于写作这种职业来说非常关键,可是我很奇怪,就是会极力地抗拒这种自觉性。
这本书里,所有跟我对话的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是官员,也没有那种安排好了跟我见面的人物。这是我刻意去规避的,他们太知道我要问什么了,而我又不想要那种心照不宣的内容。
有时候时间长了,我会自然而然地陷入对整体的、局部的考察当中,但我会警醒自己。谈得来,我们就多谈两句,像朋友交往一样,这样才有第二次谈话、第三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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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拉热窝老城区的巴什察尔希亚广场。(图/柏琳摄)
新周刊:你提到不想再做一个“浮于表面的世界主义者”,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定义?
柏琳:我写完有点后悔,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解的修饰语。有个关系很好的作家朋友读完这本书之后,跑过来很戏谑地对我说,“我很明确,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但你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所以我想这个表述可能要重新修改一下。
我们假装或者很天真地以为世界是平的,倚靠发达的科技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种便利条件给我们造成“来去很容易”的错觉,好像在哪里都可以生活,在哪里都能理解当地文化,把自己当成随时出发的旅行家,或者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我认为这不可能。
他/她把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等同了,偷偷换了一个概念,这就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意思。
当然,我很尊重全球的旅行家,比如简·莫里斯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旅行作家,她是接近于完美的世界主义者,但我不会说她“浮于表面”。她知道自己对家乡威尔士的感知可能有一种偏见,对于土生土长的、微妙而无法表达的、固有的“陈见”,她会非常可爱地承认,然后用这种骨子里的东西去理解世界,而不会假装自己没有身份、没有观点、没有立场。
我不相信什么无根的世界主义者,这是很扯淡的说法,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带着偏见、立场、价值观去接触新环境,但我需要警惕,绝不可以用自己的偏见去强行套入当地的生活模式,我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但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我的立场。
这是书写《边界的诱惑:寻找南斯拉夫》给我最大的一个教育,自我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像浮萍一样,今天记录你,明天观察他,不负责阐述我的立场,写下来就结束了,或者纯粹描写旅行风光,我不会满足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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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为纪念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死难者而建的博物馆。(图/柏琳摄)
首先要有一个强烈的自我立在那里,不能随风倒。其次,只用“自我”看世界是不够的,我必须从价值判断中跳出来。当别人阐述的东西跟我的认知产生极大的偏差时,是不是可能互相碰撞一下?不需要谁说服谁,因为很多观点也没有对错,只是习惯问题,“理解”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应该做到共存,不能不宽容。
所以我书里这个句子想传达的是,警惕世界主义者的反面——民族主义者,或者保守分子——一种非常地方性的孤立主义态度,它是非常可疑的存在,割裂掉了自己的生命经验,最终会走向虚无,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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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掉之后,边界真的消失了吗?
新周刊:身份归属感一直萦绕着大部分巴尔干人的生活。明确身份重要吗?为什么重要/不重要?
柏琳:从历史上来说,身份一点都不重要,它在巴尔干半岛曾经是不存在的概念。我是哪个国家的人?我是哪个种族的?我讲的是什么语言?我生活在哪里?我跟我的邻居有什么不一样?这些都是茫然无知的问题,农民根本不关心这个,只有知识分子关心。
我个人的观点是,身份归属意识是一种政治构建,它的发酵始端是从19世纪的浪漫民族主义开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了明确的界限。19世纪以后的民族战争此起彼伏,哪哪都在打仗,各种闹独立,在民族解放浪潮中建国,尤其巴尔干半岛,简直打个没完,无数个起义。
但是,从公元6世纪到18世纪以前,在这将近1200年的漫长时间里,南斯拉夫人都没有我们讨论的身份归属问题,这是19世纪再造的一个新概念。
我也曾在某本书上得到过验证,讲一个保加利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在乡间的路上,当时他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喘不过气来,觉得要宣扬保加利亚的独立。他碰见了几个农民在聊天,觉得不对,就跑过去跟农民说:“你们知道自己是保加利亚人吗?怎么可以用塞尔维亚语讨论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圣礼?”
但农民茫然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于是这个知识分子开始试图启蒙农民,让他们有“保加利亚人”的意识。而农民对着东方画十字,觉得明确一个“身份”很荒唐,认为“我知道自己信东正教,至于我用什么语言去说祷告词,那不重要,它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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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暴雨将至》)
整个故事叙述完了,会发现它有点好笑,尤其在巴尔干半岛,“身份”的构建从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的,知识分子要启蒙别人,让所有人有所谓“独立”的意识。
这种想法形成了一种思潮,当我们要通过打仗来解决“我真没法跟你共处”的状况时,这股思潮就跟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捆在了一起,被政客利用,所谓的身份归属感就来了,而且越来越明显。很简单,因为人要有安全感。
比如经过一个边境,我回答自己是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直接决定了我被谁保护,我不会挨枪子儿,我不会被关起来,我的证件不会被扣押,我身份背后的母国保护了我。现代国家已经分隔出来了,明确的政治建构已经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人被迫要选择他的身份。如果他完全不选择,那么他就是一个在哪都不存在的人。
这个完全能理解,有的时候寻求安全感是出于本能。但老百姓和国家层面的“身份归属”不是一个东西,今天的它之所以被广泛讨论,甚至被诟病,恰恰是因为它容易被利用。 新周刊:这本书取名《边界的诱惑》,边界比较具体、容易理解,你能否谈谈“诱惑”是指什么?
柏琳:边界这个词很好理解,就是字面意思,像你说的,有政治、地理、文化、历史等等不同层面的解释。
我觉得罗新老师(编者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说得特别对。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界、边界是一种政治构建,往历史前面推,它是不存在的,这是政治上的概念;地理层面就更好理解了,比如波黑和塞尔维亚之间有一条界河叫德里纳河,这就是区分两个国家的边界;文化上的边界,我会把它理解成一种心理边界,这个是最可怕也最值得探讨的。
比如说前南时代,他们从内部消除了六个加盟共和国形式上的边界,融入了一个国家,彼此之间只是加盟共和国而已,边界形同虚设,它在不断消解。但是,前南分裂以后,这些曾经形同虚设的边界又重新出现了。最要命的是,它给人造成了文化和心理上的极大冲击。我想讨论的是这种边界。
人们终于明白,这条线那边是塞族人,这边是克族人,另外一条线又分割了阿族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塞族人,我们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我们之间有致命的不同,即使在划线之前,根本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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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地下》)
至于诱惑,也分很多种理解,它是一个有很多可能性的标题。
比如对于建造边界的人来说,他/她总会产生一种划分边界的冲动,这种诱惑是制造边界的诱惑,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地缘政治,有了边界才能谈。
而对于接受边界的人来说,它是另外的诱惑。第一,我能不能够经受住一代又一代边界的划分?抹掉之后,我依然可以假装这个边界不存在吗?
第二,对于已经存在的边界,我能不能抹掉它?如果“抹掉”是一个太有野心的词,那我能不能靠近它?古时候大家在边界两边做生意,基本不怎么跨越到对方的领域去,那我能不能靠近这条边界去交流,乃至于更激进地抹掉它去融入你,或者你融入我?
我说的永远是个体的人,没有办法代表更多群体组织。一个个体能不能有“我到你的地方来,你到我的地方去”那种冲动?他/她能不能跟已经划定的边界去抗衡、去斗争呢?这就是接受者的诱惑,要么抵抗边界,要么假装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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