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风樯阵马”遇到“瘦金体”……

安徽工行

北宋末年，54岁的米芾被宋徽宗钦定为书学博士。除了亲自指导一批艺术生的书、画技艺，米芾也常与兼职皇帝的艺术大家赵佶作艺术交流。当“风樯阵马”“米氏云山”遇到“瘦金体”，二人的高端对话必然是艺术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局部

某天米芾又“以书学博士召对”，徽宗要求他对当朝享有书名的一批大咖来个一句话点评，米芾也不客气，一一评价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徽宗又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作为宋代书法第一男团“宋四家”的成员，米芾对其三位队友蔡襄、黄庭坚和苏轼“勒字”“描字”“画字”的评说姑且不论，他自评的“刷字”究竟是何意？

“刷字”，自带一种刷得痛快、酣畅、不管不顾、不守规矩的劲头，自然洒脱的自由精神跃然纸上。可以说，米芾这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刷”法，充分体现了宋代张扬个性、追求意趣、不受法度约束的“尚意”书风。

美国艺术史学家石慢教授所著《米芾 : 风格与中国北宋的书法艺术》第一章——“意”与北宋书法，对于以米芾为桢干的宋代书家如何走向“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尚意”之路，进行了一番饶有兴味的爬梳剔抉。

晋人求韵，唐人取法，宋人尚意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此话出自明代书法理论家董其昌之口，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了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尽管这三个美学术语复杂又模糊，但时至今日，董其昌这种精练的概括仍被不断地重复引用，这一理论总结与现存的书法作品的对应性不言而喻。

当董其昌谈晋人书法的时候，他指的就是自晋代一直延续到后世的极具影响力的王羲之书风传统。现存一件唐代双钩摹本的王羲之书信手札《行穰帖》，其细节或可为“韵”作一注解。

《行穰帖》唐摹本局部

书家运笔流畅，几乎都是中锋用笔，以创造出优雅平和的笔触。此帖笔迹之间留有充足的空间，每一个字所散发出来的和谐与轻松自然之感，正是通过形式与力量的微妙平衡来实现的。“韵”是一种安静自持的力量，犹如电场般在字迹间共鸣。这种力量肇于自然，启示着书家的心性和创作，熟悉这一时期的人皆知，风流（elan）的精神与自然的风骨被晋人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法的“法”，与“韵”相反，指的是来自更高权威（道德层面、政治层面等）加诸书法创作的规范与法则。我们将“法”与唐代相联系，首先联想到的是唐代立国之初，政治机构日渐完善，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各种经典的编纂也保证了“法”之影响深远。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将王羲之的书法确立为书坛模范，并在庙堂之上大加推广其书风，形成“崇王”的热潮，也促进了“尚法”的确立。唐代书法法度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欧阳询的书法。

两幅珍贵书帖的局部比照：

左图为欧阳询《仲尼梦奠帖》，

右图为明显受到欧阳询影响的

米芾早期作品《送提举通直使诗》。

欧阳询是唐太宗的近臣，而且传统的书法评论家认为，他是王羲之书风的优秀传人。欧阳询的楷书，每一笔都十分严谨，每一个字都疏密有度、欹正得当。晋代洒脱自然的书风至唐代转化为精细讲究的完备状态。欧阳询的书法，无论楷书还是行书，均展现了一派堂皇的庙堂气象：气度优雅而又严谨合法。

何为宋代的“意”呢？“意”指的是意图、意愿、动机，它作为一种认知过程， 与一个人本身的性格和品质联系在一起， 使个体得以与众不同。正如（董其昌在他处所言）“法”不局限于唐代一样，当我们谈宋“意”时，并不是说个体的特质在此前历朝的书法创作中是缺失的，而是说，在活跃于十一世纪下半叶宋代书法家们的作品中，“意”被抬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个人风格和意趣更加彰显。

我们不妨拿宋代最著名的书法作品之一，苏轼约创作于1082 年的《黄州寒食诗帖》略作说明。该帖揭示出“意”的自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背弃了王羲之与欧阳询书法传统的那种优雅与完备。《黄州寒食诗帖》每个字都落笔沉着，体势宽博，偶有下笔时压低笔触而形成的牵丝萦带。宋代书法表现出不同于以往传统的革命性转变，一直以来广为人接受的美学标准和书学实践，在这一时期突然转变为更加个人化、人性化的图景。

《黄州寒食诗帖》

当董其昌写下“宋人书取意”时， 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无疑是北宋中后期的书法名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这三位书家所处的时期，书风产生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变化， 因而他们的书法也是这一崭新阶段的典型反映。我们需要研究促使北宋书法独具一格的因素，并且围绕诸如苏、黄、米这些大师的创作及其关切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理解主导米芾书法创作中的“意”与同时代那些相对保守的人之间的不同之处。

少年米芾之烦恼

正如苏轼所倡导的，书法本是一种自然的艺术，但并不是所有的书法家都愿意信笔书写、直抒胸臆，或者如接受镜面反射一般直射自己的内心。像米芾所说的，一些人仅仅是盲目跟从新近的书法风尚，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些人，他们敏锐地认识到书法越来越被视为个人的记号， 因此需要有意识地用力 “划桨”来塑造并铸就自己的风格。人们不断探索书学模范的新组合，新的思想也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罕见的个人主义氛围中，米芾成长起来了。正如以下自白所揭示的，米芾也曾为自己的书法面貌而烦恼：“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云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

米芾《蜀素帖》局部

米芾学书自碑刻始，这里的碑刻指的是通过拓印而传播的楷书。我们从其他资料可知，米芾早年的学书模范是颜真卿和柳公权。所有学习书法的人都是从控制毛笔和楷书书写来入门的（宋代书家尤其强调在以行书和草书“奔跑”之前， 要先以楷书“学步”）， 颜真卿和柳公权书法结体严谨， 为书法学习提供了充分优异的范本。因而米芾 1060 年左右初涉书法便是从练习楷书开始。同样地，在学习非正式的书法字体方面，由于周越和苏舜钦（字子美）都是前辈书法家中写行书和草书的佼佼者，米芾试图模仿学习周越和苏舜钦的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想象，米芾在十几岁还是少年的时候就骄傲地指出，自己通过学习广受赞誉的周越和苏舜钦二人，已然形成个人的书法风格。

但是，为何米芾听到有人说他的字与盛唐书法家李邕相像就会烦恼呢？

李邕一向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据欧阳修的观点，李邕是书坛精英，笔法精湛。事实上， 当欧阳修第三子告诉苏轼“子书大似李北海”时，苏轼对此予以认可，丝毫没有不愉快之感。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即便只有些许偶然的相似，就已使得米芾的书法没有达到他预期的那样富有个性。然而，个性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解释米芾的敌意。倒不如说，米芾书法似李邕的这种说法，将米芾和李邕归为一类，这一点深深地困扰着米芾。这就是他的反应如此有趣的原因。

李邕行书《李思训碑》（左）

沈传师楷书《宋拓柳州罗池庙碑》（右）

很快，米芾的叙述为他自己的不愉快找到了一个原因：“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沈传师是一位文质彬彬、治学严谨的官员，他在研究史学方面功力深厚，同时他书法风格放逸而质朴，尤以楷书和行书名世，与李邕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才华横溢、狂傲无礼、颇有道德问题的李邕经常在朝廷中招惹麻烦。这原本并不能阻止米芾对这位唐代书法家的崇拜，但李邕却公然愿用自己的文学和书法作品换取来自贵族和宗教机构的大量黄金和丝绸，这一鬻文获金的做法明显会让米芾心生排斥。米芾评李书“如乍富小民，举动崛强，礼节生疏”。相反，据说尽管沈传师的同僚都是一流的名士，他却从不利用书法来讨好有权势的人。米芾在贬低李邕书法之后， 紧接着称赞沈传师书法不俗，说明他对个人书法风格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与品德因素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感到米芾深信“字如其人”，也注意到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书法与厚颜无耻地利用一技之长谋取钱财之人的书法相似时，便急于寻找补救方法，这种自觉意识正是米芾书法中“意”的主要来源。

北宋书法天团，共擎“尚意”大旗

北宋——这是中国书法崇尚个人风格的时代。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书法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探索自我表达方式的难得机会，同时社会预期的阻力相对较小。每个书家的书艺旅程都有其独特之处，这在他们对自己的描述中得到了证实。

例如，苏轼形容黄庭坚书法瘦长的笔画“几如树梢挂蛇”，而黄庭坚回敬苏轼其字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

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跋尾》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

在一个较罕为人知但同样有趣的对比例子中，黄庭坚将王诜独特的行书作品比作自己所见蕃锦上的怪物：“余尝得蕃锦一幅，团窠中作四异物，或无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甚奇怪”，因为我们如今已经无法获知黄庭坚所提到的蕃锦是什么样貌，所以可借用著名的《楚帛书》中的奇人异物来说明黄庭坚的描述。

王诜《颖昌湖上诗与蝶恋花词》

《颖昌湖上诗与蝶恋花词》和《楚帛书》局部，

《楚帛书》中的人物形象是取自一张照片。

黄庭坚接着说道：“非世所学，自成一家。”“自成一家”——黄庭坚在其评论中语气勉强地对此表示赞同，而毫无疑问，这正是王诜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一个实现艺术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很少出现在文人士绅阶层。文人通常担负着世人可见的公共角色，他们被儒家正统和礼教规则编织成的复杂网络所包裹和约束。像苏轼、黄庭坚这样著名的公众人物有能力发展出高度个性化的、非正统的书法风格，这也正证明了十一世纪下半叶书坛的独特之处。

后世的追随者通常将苏轼、黄庭坚、米芾归为代表宋代书坛个性化的“三驾马车”。然而，米芾的个性还须与其另外两位朋友区分开来。在某些特定的方面， 他甚至恰恰与苏、 黄相反。米芾的同僚们往往在公共场合不敢行动逾矩，而米芾本人却不惮于向外界表现出他的怪癖——拜奇石，着古装，并且如强迫症一般随时都要洗手。然而，米芾在公共场合常常缺乏礼仪之感的举止却正是他书法中的主导力量。

米芾《吴江舟中诗》

米芾选择与晚唐和五代时期书法家们留给十一世纪的遗产做对抗，在这一点上，他为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研究赋予了一种严肃感和使命感，如欧阳修和苏轼的评论所示，这种过度的艺术实践在他人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与米芾所谓的怪癖和离经叛道之举相比，正是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投入成就了他的“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