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八路军老战士杨书彬自述》

李云龙

定陶战役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和平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仅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就动用正规军28个旅(24万人)，我军坚决执行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经过数月整训，部队斗志旺盛，战斗力更加提高。只等上级一声令下部队就可以投入战斗。这时敌人不甘心陇海战役失败，蒋介石命其“哼哈二将”，徐州的薛岳和郑州的刘峙，以14个整编师28万人，从8月28日开始向我晋冀鲁豫部队扑来，企图打通平汉路，寻找我主力决战。

我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先吃掉敌人疯狂进攻的整三师。

8月28日我团奉命于邯郸市东贾村出发，9月3日奉命包围荷泽以南大黄集的小杨湖之敌--整3师58团。虽然经过夜间地形地物勘察，我1营在进攻时还是被敌鹿砦所阻，部队伤亡较大，1营营长周耀贞光荣牺牲。

第二日在我反复攻击下，敌人在4架飞机掩护下向南逃窜。

第三日9时，我团和18团把敌人包围在纸坊集，我团在范朝福政委率领下堵截打击该敌，在追歼战斗中，徼获了1辆敌坦克。

敌人用火炮掩护撤退，在反复厮杀中，我军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截击全歼该敌。

这次战斗共歼敌400余人，缴获山炮两门、坦克1辆，我伤亡仅100余人。我2营4连两个炊事员送饭归途中遇到了30名敌人，他们靠勇敢的精神，高喊着“缴枪不杀!”随手扔出两个油瓶，接着手握两根扁担直奔敌群，敌人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破了胆，乖乖放下武器。

炊事员命令敌人面向北排列，一个炊事员手拿扁担，一个炊事员将30多支步枪枪栓一个一个御下装到挂包里，然后叫他们向后转，各背各的枪，跟随他们回到部队。两个战士俘获30多名敌人，成为全团的佳话。

多么有勇有谋的战士啊!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哪有打不败的敌人呢?

定陶战役，我军打垮了敌人钳形攻势，粉碎了敌人合击消灭我军的妄想。特别是全歼整三师并活捉师长赵锡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战斗中团政委范朝福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在前，这就是无声的命令，在战斗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文楼阻击战(巨野战役)

敌人不甘心定陶战役的失败，依仗号称五大主力(新1军，新5军、74师、11师、35军)之一的新5军沿荷泽、巨野公路东犯。为了歼敌11师11旅于张凤集，上级命令我团扼守龙堌集西北四公里的文楼和李庄，坚决狙击敌新五军向东增援，确保我五旅歼敌。

文楼是敌必经之路，文楼距东边的李庄只有半里路，两村均有土围子，高五公尺，外壕两公尺，村外的开阔地里有棉花和几个坟包。我团由副团长陈金龙率领1营守文楼，3 营守李庄，2 营为预备队。

当晚部队进入阵地，但天公不作美，竟下起大雨，部队在风雨交加的黑夜里构筑工事，干部在夜间勘察地形和布置火力点。第二天敌人先用火炮轰炸，敌军进攻开始了，战斗十分激烈，我军凭借工事隐蔽，待敌步兵走近时，我军先投手榴弹，后冲出战壕同敌人白刃格斗，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这叫避敌之优，扬我之长。

副团长陈金龙带着参谋干事，不停地检查部队备战情况，准备来日再战。

第二天的黎明是平静的，在雨水中修筑了一夜工事，大家都成了泥人，互相观望都惊奇地大笑。

吃过早饭刚进入阵地，就发现敌人在棉花地里开始向我方运动，我军严阵以待做好准备。

不久，敌人火炮射击开始了，榴弹炮、山炮、迫击炮向我阵地倾泻而来。村中树木房屋均被敌燃烧弹引起大火，接着硝烟笼罩全村，待敌人火炮延伸时，步兵开始进攻。

当敌人离我50米时，我轻重机枪咆哮了，打得敌人无法前进，当敌人迂回到我30米时，我军就用手榴弹、刺刀和敌人展开近战和肉博战，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沿。

敌人在阵地前留下遍地尸首逃窜了。

第三次敌人实行集团进攻，加上右侧翼迂回，在阵地前敌我反复厮杀，终因敌众我寡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巷战在继续，敌后续部队跟踪而来，在这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副团长率部队退出战斗。我急忙问“阵地失守怎么办?”他沉痛地说:“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部队刚撤至团指挥所小海村，团陈胜林主任立即把叫我去，“3 营教导员高振负伤了，去把部队带下来!”

我急忙直奔李庄，村北见到负伤的高振，我说“你回去吧!”我刚进入阵地，只见9连2排长大老黑带一个排战士，守着一个墙垛口，正准备打击敌人，我立即传达撤退的命令。

在各连交叉掩护下，我带领100余名战士撤出战斗。

黄昏2营发起反击夺回阵地。夜里，我带领排以上干部、含着热泪，怀着与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掩埋下被敌人割鼻、挖眼、割耳朵的战士遗体。此次战斗歼敌300余人，我伤达147人，给敌新5军以沉重的打击，保证了我龙堌集歼敌的胜利。

李云龙

在旅教导队工作

1946年11月，旅首长命令我到旅教导队担任指导员工作。我虽然舍不得前线的战斗生活，但政治部主任曹中南找我谈话，他说去那工作也很重要，我只有服从命令。

教导队分3个小队，2个军事队，1个政治队。训练对象是连排干部。一是进行训练、二是保存干部实力。

1946年11月至1947年8月10日，我在那工作9个月，后因千里挺进大别山就解散了。

教导队有政委于肇彭，军事教员3人，我、杨玉中加后勤人员共20余人。

在军事训练中主要让干部熟练掌握三大技术和连排进攻和防御等战术。政治教育主要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目前形势和任务》和《新区政策教育》，教育干部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树立保卫解放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心。

1947年4月5日，在教导队训练中，教导队奉命组织参加豫北战役。

从部队突破前沿、进行巷战到活捉匪首陈道生，教导队都紧跟部队，开展瓦解敌人，优待俘虏，公物归公等工作，严格执行战场的纪律和城市政策，受到旅首长表彰。为提高教导队的作用，编写教导队队歌:“大炮响，起狼烟，子弹咆哮密炽穿，抽出我们来训练，提高政治素质，提高军事技能，为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责任在肩。学习学习努力学习，一切为了胜利，向前，向前!”

这对鼓励士气提高战斗力起到一定作用。

1947年7月1日，旅教导队随旅南渡黄河，全旅在鲁西南金乡县丰山歼敌66师的战斗中，教导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并且在谢集参加战斗后的战场救援工作。

在羊山集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教导队连排干部执行“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及时补充到部队，其余随军南下。在九个月教导队工作中，能和那里的干部同学习同生活，同起义人员团结共事，上级比较满意。

李云龙

挺进大别山的艰难岁月

为了粉碎敌人重点进攻，打破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它由进攻转入防御，由内线转入外线，实行我军的战略反攻。

我军在实现消灭敌人九个半旅以后，未能休整和补充，提前于1947年8月7日挥师南下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

当部队经河南省睢县境内时，首长彭学桂找我谈话，任命我到18团3营任副教导员。3营是立过数次大功的英雄营，也是旅的主力营，责任重大。

组织信任我，自然愉快接受。我很快赶到3营，正值部队集合出发。孟健民营长立即把我介绍给全营，并要我讲话，我有什么话要讲呢?

我谢绝了讲话，部队就依次出发了。我军突然行动，敌人还蒙在鼓里，我军路过陇海路时，敌伞兵部队还在演习，在行军途中还俘敌65名。从搜集的敌人情报中说我“西窜”，至于我真正动向敌参谋总部也不得而知。

8月17日我军横垮三、四十里的黄泛区，那里遍地污泥浊水，浅处过膝，深处齐腰，无路可走。这一带人烟稀少，部队得不到休息。但为了和敌人抢时间，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克服一切困难，我军响应插入敌占区的号召，确信跟上级走没错，发挥了行动的主动性。

通过黄泛区，突破洪河后，部队只休整了一天，在那里首长向全体指战员公开了南下大别山的意义，特别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行战略反攻，提出“进入大别山就是胜利!”

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就得兵贵神速，轻装前进，部队扔掉辎重和大炮。团首长指定要我营埋掉打太保时缴获的两挺高射机枪。当任务下达以后，机枪连战士舍不得，一致提出“我们人在武器在，决不拖后腿”，我向上级只汇报说正在做工作而拖了过去。

后上级不再追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部队行军前，我们营的干部一个一个检查落实，每个战士只准带30斤的东西，除轻重机枪和步枪外，只准带80粒子弹和4个手榴弹。

8月23日我营为前卫营抢渡汝河和淮河，26日解放了黄川县，28日直捣大别山北麓的重镇商城。我营经过11天连续急行军，战胜了敌人上有飞机下有追兵的骚扰，克服了各种困难，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以勇往直前的精神，行军千里到达大别山。醒过来的敌人7师、58师、48师、85师、10师、40师先后从信阳、息县、罗山追击我军。

为了掩护整个部队战略展开，我营奉命返回北上于河风桥的观音山515高地狙击敌人。这里是潢商公路咽喉要地，我营任务是阻敌58师于余小铺。

9月5日敌人向我阵地发动冲锋，妄图夺下515高地，直奔商城。

我营以7连为主力，打退敌5次冲锋，最后是我8连把敌人的反扑打下去，整整打了两天，把敌人钉死在观音山下，使他们不得前进寸步。

这里是大别山的北大门，巍巍大别山翘首以待，敞开广博的怀抱欢迎人民子弟兵--当年红军的归来。

我营担任的重大任务，就是为掩护整个部队在大别山实行战略展开。

这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苏区。我军刚到此地，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怀有矛盾的心情。

1927年黄麻起义后，党建立了红四方面军，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2年主力红军转战川陕地区创建川陕根据地。抗战时期，大别山人民在党领导下建立红28军，后改编为新四军4 支队，浩浩荡荡东进抗日。

大别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群众的希望。但是，自从主力红军撤退后，敌人疯狂镇压，血腥清洗，人民群众遭到敌人残酷迫害，所以部分群众怀疑当年的红军回来后，能否站得住，立得稳?

在余小铺，我和一个当年留下的姓詹的红军伤员交谈，他就倾叶了这种心情。

9月24日我营参加商东战役，这次战役原计划在商城以东苏仙石歼敌58师一部，当我营按计划到达苏仙石以东双亚树湖老湾时，因右翼我17团未到达指定阵地，敌先我占领阵地，从空隙中逃到潢川县，我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只歼敌1个排。在争夺山头时我头部负伤。

9月20日敌48师和58师企图合击我旅，我旅决定转移。

情况紧急，旅首长命我营为前卫营，沿固商公路向西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当我营行至方集时和敌58师遭遇，敌人先我占据东侧无名高地，而据团侦察排长王立正报告:“敌人从两侧向我迂回，情况紧急。”两军相逢勇者胜!我营后面是旅直和两个兄弟团，在这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只有夺回山头，才能保证全旅的安全。

这时18团三营营长孟健民率领英雄9连反冲锋夺回了山头，袁玉云教导员带8连从侧面射击蓥山增援的敌人，我带7连做预备队。

在这紧要关头，上级下达“夺回山头，把敌人打下去，保证全旅安全转移”的命令。营长孟健民命令把山头夺回来，只见连长张振清带着二排在机枪的掩护下，以万夫不当之勇，用手榴弹开路，硬是把敌人打了下去。

不久敌人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在火炮机枪的掩护下发起冲锋。这时9连全体战士在连长张振清和指导员袁觉庭的带领下，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连长张振清从牺牲的战友手中，端起枪和敌人格斗。

在我军英勇顽强的格斗中，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终于把敌人打退了。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组织力量向山头反扑，八连火力侧面射击使敌人增援未逞。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反冲锋时，张振清连长负了重伤。

9连指战员在“坚决夺回山头，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口号鼓舞下，同敌人反复冲杀，近战肉博歼敌400余人，紧紧守住了山头。

由于9连的英勇顽强，掩护了全旅安全转移。连长张振清等70多名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傍晚，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亲临九连慰问，称九连不愧是打硬仗的英雄连。在夜幕笼罩大地静静的夜晚，我带着全营排以上干部，怀着沉重的心情和仇恨的火焰，用铁锹把亲爱的战友们掩埋在方集北侧的山下。“有幸方集埋忠骨，热血沃着大别山!”

附:张振清同志是山东武城县前马村人，1943年人伍，同年人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等职。在战斗中-贯勇敢坚强、不怕牺牲，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冲锋在前，带头完成任务。在方集遭迂战中率领全连夺回山头，把敌人打下去，敢于同数倍于我的敌人白刃格斗，在反击战斗中从烈士手中拿起步枪和敌人拚刺，抢先击毙敌人指挥官。当副指导员杜连喜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把敌人打下去”时，他背后被敌人刺了两刀，此刻他忍受着疼痛，转过身来和通信员黄舒一起把两个敌人刺死，这时他因流血过多倒了下去，副连长秦志高喊“为连长报仇!”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下去。张振清同志为夺取山头，保证全旅安全转移立了大功。

我团在执行掩护我军战略展开的同时，一方面以旅为单位牵制敌人；另一方面成立以我团政治处主任刘树英为队长、我为副队长的工作队，先后在我旅活动地区--黄安县、光山县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区县政权。

1947年9月以后，部队官兵开始滋长埋怨情绪，认为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山地，离开根据地，无后方保障，在这里既不能大量消灭敌人，而且部队减员也逐步增加，战士们埋怨，干部也为难。特别是南方雨水多，吃大米闹肚子，而且眼看冬天来临，棉衣无着落。在这个关键时刻，纵队陈再道司令员在纵队连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讲当前形势和我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意义及我军与大别山人民群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树立大家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

敌人要把我军消灭在大别山区，白崇禧为总指挥，组织了所谓“皖鄂豫赣湘”5省实现总体战。又从山东抽调9师、11师和原有的部队共32个旅(14个师)，于1947年10月对我实行“围剿”。

这时毛泽东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十大军事原则》已下发部队营以上单位学习。

为了调动敌人，粉碎其阴谋，我旅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鄂东重镇宋埠镇，直接威胁武汉重镇。

我们通过宋埠镇商会为部队过冬征集棉布2千多米，棉花4千斤。为此召集全营连以上干部会议，限令部队一周做齐棉衣。

我们请了本地缝纫老师傅为顾问，先用稻草灰染布，再以大中小三种人为模特统一剪裁，后发到每个战士手里自铺自缝，连以上干部一边教，一边检查，不到四五天，上下一律穿上了自制的棉衣。

8连连长张豪宣自己还做了制服，特别显眼，人们羡慕不已。在行军中全营指战员，你看我，我看你，换上新装，特别是自己亲手缝制的衣服都感到新鲜，又自豪，又神气。战士们还编了顺口顺:“自力更生威力大，敌人封锁不用怕。”

接着我军东进，解放了英山、黄梅、宿松三县，部队奉命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支援地方武装，成立县区政权。

特别是工作队于宿松县王家湾发现一个大盐商囤集的三吨左右盐。

大别山的广大贫苦农民患有夜盲症，部队因盐霸垄断，也无盐吃。所以经上级批准，我纵队各单位都分到了盐，还发给群众一部分，从而结束了部队没有盐吃的艰辛生活。

为了克服困难，使部队适应大别山区山脉重叠、沟壑纵横、水网稻田多、交通不便和春秋阴雨连绵不断的特点，我们召集南方籍解放战士座谈，让他们讲山地作战的班排进攻和防御，并在全营作示范。

这些战士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出来的，一旦获得政治解放，就会自觉发挥无穷的智慧。如在山地进攻时做到“攻山头把腰弯，先射击后投弹， 利用地形迈大步，上刺刀杀敌人等”；在防御时做到“沉住气不要慌，利用地形发挥火力，趁敌未站稳把敌人歼灭在阵地前沿等”。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组织医务人员利用中西药对伤病员进行突击治疗，经过个把星期治疗，伤员基本痊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1948年2月，我团奉命解放大别山北麓的光山县和商城。为了保证部队过好春节，团里命令我营采购猪肉，每个战士平均两斤肉。

我带着7连于光山县以北寨河村附近征集猪肉。我们进村，群众不了解我军都逃跑了，于是我们选择几家富户，打了借条征收一部分猪肉，但当我们返回营部驻地时，部队已经转移走了。四处打听均无下落只听有的老乡说，白天部队在淮河架桥，部队可能北上了。

晚上夜幕来临，北边一片灯光，那是敌11师防地，我军不会从这里北渡淮河。在这和上级失去联系的紧急时刻，就像儿子离开亲娘似的凄凉。

于是我和连长梁继英，指导员李贵氏分析判断:1 、部队的任务是坚持大别山斗争，不可能北上离开大别山；2、白天在淮河上架桥是迷惑敌人；3、我们离开组织，只有上山打游击寻找部队。

认识统一后，拂晓出发，通过光山县上山，这时城南桥已烧毁，涉水过河(黄河)，刚上山恰巧碰上光山县我独立营的同志。

我们见了他们格外高兴，如鱼得水，有了依托。他们有地图，有耳目，他们碰见我们正规军，力量增强，胆子增大。

我们互相交谈敌情和活动方式，在一块活动了3 天。第3天在山头上碰上了我团骑兵李小虎，他见到我如释重负：“可找到你们了!”

我们找到组织更加高兴。待我们回到部队，见到营长孟健民和教导员袁玉云以后，心中嵌着一块大石头放下了。

当团长李开道和政委王新得知后说：“我们派通讯班找了几天，幸亏你们南来，要往北走敌11师正等着你们呢!”

三天的离队生活很艰苦，个人得失事小，部队得失事大。1948年的春节，营里给各连发了我们带来的猪肉，这件事终生难忘。

春节过后不久，为了调动敌人，我旅奉命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西部--桐柏地区挺进，又向江汉地区实行战略展开，和敌人周旋。

1948年春又东进，我团奉命奇袭六安以西的姚李庙，围歼敌48师。我营奉命向南边攻击，在攻击以前，我营7连前方有一片竹林，这是敌人火力封锁地带，这时旅政委刘华清带了几个随行人员想到竹林去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

因为地势险要，我劝阻说：“这里是敌人火力封锁地带，要去，我先派一个班侦察后再去。”

结果过去一个班，还未到达竹林就有四五个战士牺牲了。事后想起这件事真有点后怕，如果旅政委刘华清带人过去，后果不堪设想。在我的劝阻下，他们折回到营指挥所。

待我营发起总攻后敌人溃逃，只歼灭敌军100余人。第2日敌慌忙从商城抽掉58师增援，我军随即向大别山腹地金寨转移。

2月23日拂晓，我旅单独和敌48、58师周旋，我们通过商城大权店时，敌人的包围即将合拢。

我部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疲劳。休息做饭时，因连阴雨雪浸透衣服，火柴均湿透了，全营无一根火柴能点燃炊具。可命令是一个小时吃饭完毕，此时，村庄老乡均已逃走。

各连炊事班正在束手无策，这时，营部挑夫李老云用猪膀胱包的火柴点燃了炉灶，这下各连都来取火烧饭。

饭刚熟，西北方向响起枪声，团部命令：我营八连断后，限五分钟全团通过潢固公路，按原路返回商南。战士们刚盛上饭菜，只好边吃边跑。从而敌人的“合围”计划落空了。

3月1日我部奉命北移，我带7连断后，在大雨加雪中趟过淮河到达安徽省临泉县。

我营自从1947年8月7日挺进大别山以来，至1948年3月，在7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坚决执行了上级的战略部署，完成了掩护和歼敌任务，部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和敌人作战，风餐露宿，缺衣少粮，但官兵们保持了乐观的革命精神。部队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特别在和敌人周旋及遭迂战中，发挥我军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次打败了敌人，特别是我营多次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掩护全旅安全转移的任务。

在战斗中我营牺牲了9连连长张振清等200多位烈士。部队减员很大，由进入大别山时900多人减到600余人。但我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

李云龙

逐鹿中原

我军在战斗间隙于安徽省临泉县柴集整顿补充，进行军事训练。部队输入了新生力量，我营补充了480名从河北省磁县解放区来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但没有进行过军事训练，缺乏战斗经验。

接着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用“诉苦”和“三查”方式实行政治整军。我营从发动群众入手，新战士控诉国民党蒋介石压迫老百姓的罪行，向地主恶霸讨还血债，诉苦伸冤。认识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到处地主都吃人”，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作战目的。同时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充分发扬民主，提合理化建议，连级干部自查在工作和作战中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克服部队发生违法乱纪现象，增强了团结，改善了官兵关系。

通过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三整运动，极大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加强了对敌人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三大民主(政治、军事、经济民主)，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

在这个运动中，纵队派记者葛洛来我营蹲点，以旅宣传科副科长身份参加我营整军运动。

以后军委总部转发了我团开展“三整三查”运动经验，这些都促进了我营的工作。

在三查中，我营领导干部在征求连排干部意见的基础上，也检查了自身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作风。

运动以后，全体指战员提高了阶级觉悟，以个人、班、排、连为单位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连与连、排与排为杀敌立功挑战，纷纷来营部表决心。

这时旅部下达立大功指标，一个营三个月无逃亡即立大功。但我营在第三个月最后一天逃了一个。7 连连长梁纪英和指导员一再检讨，全营上下一片埋怨。

全营从中接受教训，变坏事为好事，争取下三个月努力。艰苦的战争环境考验了革命战士，可洪流中泥沙俱下，逃跑对那些不坚定分子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早发现早做工作，这样才能巩固部队战斗力。

1948年5月2日我营西进。为吸引敌张轸兵团西援，5月15日我营奉命主攻鄂西北重镇老河口，华野10纵攻牛头山。

老河口镇是汉水大码头，是豫鄂陕三省的结合部，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5月17日我带7连利用麦地作掩护，以出其不意的动作，一枪未发越过围墙，突破敌前沿阵地，直插老河口北门城下，把敌人一个守备连打得晕头转向，乖乖当了俘虏。

敌104旅为夺取北关，在炮火掩护下数次反扑，均被我营用手榴弹将其打退。

华野10纵攻打牛头山，久攻不下，敌火力向我侧射，想全力夺回北关。

在火炮轰击时，教导员袁玉云中弹了。听到报告我火速赶回营指挥部，只见他神志不清，昏迷不醒。

我检查他全身，只见头部有点鲜血。我急忙开了党员证明信，迅速派人将他抬往后方。

第2日通信员张刚回来报告说袁玉云牺牲了。袁玉云作战智勇双全，作风严谨老炼，待人诚恳和气，和这位老大哥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合作的非常愉快，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战友，他牺牲时30岁。

当时战争正在进行，我怕影响部队情绪，暂时封锁教导员牺牲的消息。

翌日早6时，部队发起总攻，在“为教导员报仇”的呼喊声中，利用预先准备好的桥梁和云梯，一鼓作气攻开了北门，直插汉江码头，敌人赶忙乘船向南逃跑了。

我军进城后严守纪律，后奉命撤出老河口。这次战斗共歼敌3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0余支， 还缴获了敌师部管辖的弹药和服装仓库。我们将弹药和被服装备了部队，随即奉命北上。

在完成调动国民党张轸兵团以后，我军奉命北上。爬过卧牛山脉，秘密潜伏在豫西南的淅川县。

5月26日部队奉命出山，于辽河镇牵制南阳市国民党第九师王陵云部东援。

30日我部于唐河县马寥营麦地打伏击，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敌人58师183旅。

7月我部奉命到河南省方城县以西整训，获悉敌9师76旅一个加强团，乘我军豫西作战之空隙，于7月16日经柳河广店奇袭了我宝丰县拐皮河后方仓库。

敌人返回南阳途中，17日经刘村镇时被我截击包围。我7连先将敌人截击，后敌人发现我主力，妄图沿南阳和南召公路向南逃窜。

敌人抢先占领高咀坡，我带7连和敌人争夺该山头。

这时纵队陈再道司令员亲临前线，我指挥用重机枪掩护，一举夺下山头，敌人被迫退至陈官庄，我军紧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在这时我的脚被敌人炮弹炸伤，我忍着疼痛渡河追敌，把敌人紧紧包围在刘村镇西山头。

这时全营部队赶到，准备下午发起总攻，同友邻部队共同歼敌。

战斗中7连连长负伤，我指定张振海为连长，2 排长王仁喜为副连长。下午9连参加总攻，不到一个小时，在倾盆大雨中全歼敌人。

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我的通信员黄文清为活捉敌旅长时被他打死。他当时随部队追击逃窜的敌人，追上敌旅长后，冲上去紧紧抱住他的大腿，敌旅长开枪了，他壮烈牺牲。我们随后追上，敌旅长赶紧举手投降。

我怒不可竭，要枪毙这个凶恶家伙，但慑于我军俘虏政策，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不能枪毙。

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深怀念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再就是通信员梁伯超，我负伤后，他背着我渡过白河，事后我得知他也负伤了。

这种舍己为人的英雄品质，一直围绕在我的脑海，使我内疚，感动不已。

此次战斗我营共歼敌580余人，缴获机枪16挺，步枪300余支，夺回了敌人抢窃我后方的所有物资。

1948年8月，部队学习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为了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部队开展整党运动，发动群众开展民主，给连领导和党支部提意见，以此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密切官兵关系，加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提高部队战斗力。整党时群众对连长梁红英意见较多，他在命令主义和作战纪律上作了深刻检查，达到群众谅解，对他本身教育很大。我说“你要在作战和工作上转变自己作风，才能树立自己威信。”

在整党过程中，我代表营党委作了深入检查：战前思想工作不深入，至使部队对作战任务、作战目的不够明确；作战时(在不防碍保密情况下)，发扬民主，变为群众自觉行动不够；执行战斗纪律和城市纪律不严，如有的连队干部在老河口城内喝酒，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和伤亡；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

会后营里集中表扬9连战士王小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个人缴获了敌人一个排的枪；推广了7连2排稳定部队的经验，三年来他们排无一人逃亡，这是排长梁九宝思想工作深入细致，互助团结，党员带头作用发挥好的结果。

1948年8月20日在方城整训时，听了刘伯承司令员讲“争取全国胜利，首先巩固中原”的报告。特别是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民主革命总路线--即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革命。这条总路线鼓舞了人心，认为革命有了奔头，有了希望。由于当时干部战士中少数人对革命悲观失望，在恶劣的环境中丧失革命意志而逃跑，给党和革命带来严重损失。

17团10连指导员王殿恒，带着全连逃跑，最后解散部队。王殿恒被抓住后，全旅在泌阳县刘庄召开连以上干部审判大会，同时陪审的有1营副营长戚昌。

审判大会上，判处王殿恒死刑。戚昌在大别山战斗中右倾逃跑，丢失两挺机枪，受到了处分。从这次反面事件中，教育了全体干部战士。另外批评同志时应选择时间、地点、对象，不要算老帐，要敢摸老虎屁股等。


注：和战友们合影

李云龙

参加淮海战役

9月下旬，我营奉命在风雨交加中向南进军。

部队通过唐河时，刚走到河中心，河水猛涨起来，待到达对岸时，机炮连长说有两挺重机枪丢在河内，我和通信员按指定地点去摸，一无所获。

后来了解已被捞了回来，虚惊一场。为保证全纵队顺利横跨平汉路参加淮海战役，我营于10月31日奉命攻克武汉以北敌人据守的花园镇，以掩护2、6纵队东进。

我9连担任主攻，晚上5时发动总攻。战士们在重机枪掩护下发起攻击，敌人虽依仗水泥工事和明碉暗堡向我射击，在我9连用炸药、手榴弹炸毁了7个碉堡后，敌人龟缩到核心据点内。

我军凭借所占碉堡打退了敌人数次反扑。9连在连长秦志、副连长王宏臣、指导员袁确指挥下巩固了阵地，保证了2、6纵队顺利越过平汉路花园站去参加淮河战役。第2日晚上7点，我营奉命撤出战斗，为掩护部队撤出战斗，我命重机枪掩护，我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名言叮咛自己。

在晚霞西射之际，敌人发现我军撤退，于是一边派部队在后追击，一边派飞机轰炸扫射。我们在开阔稻田地里交叉撤退，在撤退中敌人反冲锋。在路上我右臂负了伤，当撤到安全地带时我命令用火力掩护9连和8连安全撤出战斗。

晚上团卫生队来了担架抬我行军，当解下手枪时，通信员小王发现我的手枪被敌人子弹打坏了，因手枪插在我腰上，不是枪掩护，我的肠子就要被打穿，就要在花园东山和30多个烈士共眠了。

我九连牺牲的战士视死如归，临阵不惊，临死前将枪埋在地下，保持了革命气节。二十年以后的1973年3月，我到住扎在花园镇的原部队49师部修改"团史"时，到当年敌人核心碉堡遗址--花园一中考察时，听一中的校长讲，在建设校舍时，挖掘出2支“三八式”步枪。

我建议49师和地方政府共同修建烈士陵园，以悼念先烈、启迪后人。

此次战斗歼敌50余人，我伤亡30余人，胜利完成了开辟东进的任务。

我营为全纵队的后卫，第2日行军我伤势发作，疼痛难忍，团首长把我送到团卫生队。这时我人在卫生队，心在惦念营里作战和工作。如今营里只有孟健民营长一人。不久团里派张宏德组织股长来营帮助工作，以解决燃眉之急。

我部是参加淮海战役第二阶段。1948年11月6日敌徐州告急，命黄维兵团从河南省确山增援。我营奉命于15日赶上黄维兵团并超过他，赶到安徽省涡阳县和蒙城县之间的小涧镇布防阻敌前进。

阻击敌人3 天，后又转移浍河北岸布防，终于在25日和友邻部队一起把敌黄维兵团紧紧包围在以双堆集为核心的地区。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主力，共辖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黄维兵团被包围以后，敌李延年兵团两个军沿津浦路两侧北犯，妄图解救其覆灭的命运。

为确保双堆集歼敌，我营奉命于双堆集以南潘庄为主要防御阵地，于宋庄，载庙和刘庄防御。

12月7日敌8个师2个团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我发动进攻。我营以近战短促火力将敌击退。敌人被迫近战作业，企图再次反扑，我营在2营火力支持下，再次把敌人打了回去。

经过数次反冲锋，击退了敌人，牢牢守住了所有的阵地，使敌人相距20余里，对我奈何不得。

11日敌人在密集炮火和飞机配合下，再度向我潘庄攻击，又被我击退，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

我三天阻击战共歼敌500余人。在阵地前沿出击时缴获敌人部分武器和弹药。由于天寒地冻，阵地防御工事构筑起来异常困难，但“为了战前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为防弹防飞机轰炸，又能发挥火力，便于出击，战士们忍受一切困难，甘愿啃硬骨头，昼夜构筑工事，同时紧密监视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不得前进一步。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廖运州师长在战场上率部起义，我军总攻击，仅3天就把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12万人全歼，黄维本人化装成“上尉司书”也未能逃脱，被我军擒获。

消息传来，全营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而面前李延年兵团，只好兔死狐悲，向蚌埠方向逃窜。这时全营接到上级命令“阻击南来的敌人，保证歼灭黄维兵团的胜利。”

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阻击在浍河以南。在防御战中，我9连指战员和敌人4辆坦克周旋，3 班长杨德庆带全班战士炸坦克，2排长张振甲带领一个班绕到坦克后面打击敌人，9班战士王继昌利用刺刀捅死3个敌人以后，端起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机枪向敌人射击，敌坦克失去步兵的掩护，在渡桥时惊慌失措翻到河里。

在20多天的阻击战中，全营战士吃大苦耐大劳，忍饥挨饿，战胜天寒地冻，胜利完成狙击任务，保证了“双堆集”歼敌胜利。

战后9连3班长杨德庆被纵队誉为“爆破英雄”，9连荣获“淮海尖刀连”的荣誉称号。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蒋介石为挽救覆灭的命运，利用“和谈”拖延时间，利用长江天险阻止我渡江。他以汤恩伯74个师50万人成立“京沪杭警备总部”，以白崇禧所辖40个师25万人成立“华中剿匪总部”沿江布防，并有空军配合，扬言“如渡江美军就参战”来恫吓我军。毛泽东主席在元旦发表“新年献词”，向全党全军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命令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

为此我部奉命于安徽省临泉县整训，我调到1营任教导员和营党委书记、团党委委员。

我营遵照中原野战军1月下达“两个月整训大纲”的指示首先完成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组织排以上干部学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对新入伍的解放战士(300余人)进行“忆苦思甜”，提出打到南方去，解放家乡的号召，增强部队战斗力，同时对新区加强政策教育。

在热火朝天的渡江作战讨论中，旅政委刘华清亲临指导，对全营排以上干部作“认清形势，敢于胜利”的报告。着重论述敌人经过三大决战失败以后，自感命运不长，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妄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我过江。另外以“假和谈”和美帝参战来威胁恫吓我军，我们要敢于战斗，敢于胜利，不能松劲，对全营增加的几百新战士进行教育。

全营掀起“打过长江去立功”的热潮，并开展“中国的保尔运动”。

在出发前一天，地方赠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和“努力杀敌，为人民立功”的锦旗，在驻地还开了军民联欢大会，由2连连长谢立根代表全营向乡亲们宣读“打到江南去活捉蒋介石”的保证书。

军队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支持，正如机炮连解放战士田奉旦说的“两种军队两重天，解放军和人民心相连。”

3月19日我军奉命在瓢泼大雨中向南前进，4月6日奉命接28师的防地,确保了安庆市的安全。

敌174师和安徽省保安3旅共3万余人，妄图固守江北安庆，依据西北马鞍山、凤凰山、狮子山、棋盘山的险地，凭借东白兔湖的汪洋大水，依仗多年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和军舰飞机的配合，妄想死守长江，阻止我渡江。

我营进入阵地后，以2 连为第一线，配备火炮和重机枪，第二线1连3连为预备队，机炮连分给二线。主要防止敌人偷袭骚拢破坏。

还利用迫击炮向敌阵地投放宣传品，或护送宣传人员到敌区送信来瓦解敌军。

我营至4月19日共挖交通沟10.6华里，隐蔽室144个，地堡56个，防空洞116个，修工事34个，单人掩体158个。 在开展防敌夜袭“诸葛会议”上，战士们献计献策。敌人经常用炮火还击，我机炮连阵地由于连长麻痹大意，在工事外就餐，被炮弹击中，当场五人牺牲，实为痛心。


注：淮海战役后和战友们合影。



参加渡江战役

1949年4月19日，我营奉命把防地交给28师，接受渡江任务。

20日夜里风扫薄云，静静的江上现出一轮明月，水影山光，美丽的夜色迎接将要到来的战斗。

上级命令我营为团第一梯队，21日于鸭儿沟横渡长江，后来任务变动，我军于23日在唐田铺的八角亭包围了逃敌174师全部。

我军以两个连的冲锋，歼敌一个营和一个炮兵连，消灭敌600余人，缴获山炮3门，机枪28挺，步枪短枪300余支。

在抓俘虏时，一个敌军官向我献金表，在我训斥下收回。敌人狼狈逃窜，到处都是他们丢下的东西，整个阵地一片狼籍，为了追击敌人无人问津。

为了坚决执行上级追击敌人“敢予以少胜多，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的指示，部队忍饥挨饿，赤脚在碎石路上追敌。

4月29日追上安徽歙县的敌88师，5月3日越过大红岭直捣浙赣县，抢渡钱塘江，解放了浙江省龙游县、逐昌县、松阳县、直扑丽水，途中共歼敌400余人，缴获山炮3门，卡宾枪30多支。

6月5日突然奉命北上，从浙江省丽水上方镇畏岭的董家堰出发，由后队改为前队，到达浙江金华县诸葛镇休整。

后经兰溪、歙州、泾县至芜湖的南郊高家屋“整训”。

在整训中方知我人民解放军30万西起安庆、东至江阴横渡长江，从而摧毁了国民党经营3个月，号称长江天险的防线。取得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多么自豪啊!

整训中总结了渡江作战的经验，表彰了英模，补充了600多兵员，补充了弹药，更换了装备，后部队调至九华山下的繁昌县。

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风景优美，但为了准备进军大西南，哪有机会去欣赏呢?

6月中旬，师政治部主任王新找我谈话，调我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工作。

这使我很感意外和突然:1、舍不得离开多年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已经熟悉的战斗生活，要到后方过安逸生活，心中感到不习惯；2、到新的工作生活环境，人际关系陌生不知怎么处理。

当我试探性讲出理由时，王主任说：“这是上级指定的。”

我还说什么呢?五分钟打通思想。

回到团里，营党委写了鉴定，怀着难舍难分的心情与营长谷振海和副教导员李文考及全营连以上干部告别。

途中同旅直工科长米端云、86团教导员李汗英三人坐船至芜湖兵团部，后转至南京市孝陵卫第2 野战军军政大学，在那开始了新的工作。

回忆十多年的戎马生活，在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环境中摔打，从一名无知青年成长为一名政工干部，这要感谢党和部队的培养，现在又到新的环境中去工作，要尽快适应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再作贡献。

李云龙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6月-1981年11月

一、二野军政大学

南京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现在回到人民怀抱，我们三人到达陌生的大城市，处处感到不自在。

二野政治部韩树英科长接见了我们，不久就把我和李汗英分配到二野军大。

在招待所休息待分配时，我们和王炳信凭吊了雨花台，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在游览玄武湖。6月22日，我被分配到第一总队三大队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队长是刘英，他是我同一个营的战友。

初来思想感情、生活习惯感到陌生别扭:1、离开战争生活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很不自在；2、离开多年的战友们甚为思念，在新单位感到孤单；3 、身体多病吐血不止，但是党的工作还得做好。

全队分四个分队，队部一个干事，一个助理员和两个通信员。全队高中毕业生为80%，大专生为20%。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深恶痛绝，在革命的大洪流中投奔革命，对我党我军充满感情。

军大第三期学生大部分生长在宁沪杭，要把他们团结到人民方面来，消除轻视工农、脱离实践的思想并非容易，所以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形势和任务》、《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初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思想上和劳动人民靠近。

六月中旬，听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讲话。刘司令员指出革命胜利要付出代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邓政委讲：革命干部要过三关，过生死关，名利关、苦乐关，大关三个，小关无数。他动员二野军大要往西南进军。

这时有些人对要离开家乡、离开大城市、长途跋涉到西南去，思想上产生动摇，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跟党走，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知识份子革命和动摇的两面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做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因势利导，以鼓励表扬为主。

8 月份传达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九个善于”，经过学习使学员提高了觉悟，树立了信心。如学员黄园华说：“听了心情开朗，方向明确，工作有了方向。”

几个月的工作实践，体会到毛主席论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知识分子有动摇的劣根性，要使其投奔革命来为人民服务，从向往革命到参加革命队伍，由不自觉改造到自觉认真改造，逐步成长为真正革命者有一个痛苦的磨炼过程，对他们即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操之过急。我在工作中由于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员同吃同住同操课，和群众打成一片，致使全队学员无一人逃跑，因此在校“创模运动”中被评为模范干部。

这是组织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还做学员家属工作，学员张宝珊母亲送独生子赴西南工作被我们树为榜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为庆祝这个重大节日，在南京举行盛大游行活动，部队冒雨在新街口接受刘邓首长的检阅。10月底父亲从河南家乡来宁。老人家千里迢迢在兵荒马乱中来宁实在不易。我自1938年离家已11年了，这11年国家和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得知参军以后，汉奸借机敲诈勒索，汉奸范登科又强行住在我家生孩子，逼我家卖房子，并将我哥哥逼死。

解放后又以你家曾住过汉奸挖地三尺寻找武器，土改中误划“中农”被分了财，后来纠正才承认是“军属”，政策才算落实还分了地。父亲在宁期间，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为我派了一辆小车，我陪父亲在南京参观名胜古迹玩了一天，让父亲开开眼界增长见识。这时学员毕业，分到向西南进军的各个单位，只留下两个模范学员张锡海和吴光信在校安排工作。

李云龙

二、向重庆进军

1949年11月5日，二野军大奉命向西南重庆市进军，我们中队只剩下十几位工作人员，乘车路过郑州时，父亲随我们到郑州，再转回济源老家。当父亲提出让我回家看我母亲时，我因公务在身婉言拒绝。这时我表侄牛鸿儒含蓄地说：参加八路军，都要喝迷魂汤，一喝就不想家了，真使人笑破肚皮。

夜里送走父亲，我们坐车直达汉口。在汉口住了两天，即乘船逆水而上。在经过三峡时，使我想起唐朝诗人李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描写下水，而我们是上水，便和诗一首:“早辞江陵云雾间，逆水上游只等闲，两岸美景赏不尽，只为进军大西南。”在万县码头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日到达目的地重庆。

重庆是11月30日解放的，我们在市内一个银行住，第二日即赴校址山洞。我队住在何应钦公馆里。

1950年2月，忽然政治干事叶纪壮向我报告，说刘英队长几个人把“陆大”(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游泳池炸了，现在已无水，我抱着沉重地心情前去调查，亲眼目睹池里已无水，只见水管流水，池内还有被炸的痕迹。

我立即回来向大队长刘吉林和政委邓克昌汇报。不料第2日总队主任吴振庭将我和刘英关了三天禁闭，我被诛连无罪陪罪实在冤枉，一直想不通，这个冤案于1953年才给平反。

我要从反面接受教训，经常鞭策自己，夹着尾巴做人。1950年3月，背着沉重的包袱到高研12班任主任，思想想不通，但工作还要尽力做，因为我深信，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为这个问题和上级闹气也没用，做好工作要紧，这对一个党员也是一个考验。

高研班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上校以上军官，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而又复杂的工作。

对国民党起义人员，不管起义早晚，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应当欢迎，都要真诚相待。全班共有学员160人(起义137人，投诚15人，接管4人，登记4人)，原职务军长少将16人，师长上校125人，陆军副参谋长1人，教官10人，特务7人，他们参加国民党军队都具有20年以上的历史，他们85%是国民党员，其它14%为(复兴社的青年党2人，袍歌45人，军统和中统7人，叛徒一人)。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出：这些人反革命历史较久，是国民党军政骨干力量，只是在全国即将解放，摄于我军威力被迫起义投诚，投入人民怀抱。但由于过去罪恶累累，对我们存有戒心怀疑观望。因此对他们的改造做到不念前仇，视而不恨，融而不仇，以理服人，以实际行动赤诚相待，才能使对方做到“人以国事待我，我必以国事报之。”

从1950年3月至9月，整个教育改造过程共分四个阶段

1、稳定情绪，消除戒心，以实际行动热情欢迎他们，主动宣传我军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政策。生活上从宽(中灶待遇)，政治上从严，经济上宣布标准由他们自己管理，经济公开，学员邱仲丕说:“过去我认为这里是高级感化院，现在感到我们真正成了解放军一员”，甚为感动。2 、转变立场到人民中来，通过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史》等8个报告，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而看到只有转变立场，才有出路的道理。通过教育，在全队掀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高潮，原国民党20军军长王克俊说:“1946年7月我带20军执行了蒋介石反革命命令，在苏北打响内战第一枪，我认罪忏悔。”原国民党35师师长于兴仁说:“我于1937年执行了蒋介石在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任务，致使千百万人民处于沉重灾难之中，我向人民请罪。”原国民党35军军长陆鞠旅说：当年随胡宗南进攻延安，向人民请罪。四川国民党师长杜光荣向家乡写信，献田请罪，主动表示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同时他们交出反动党团特务证件250多件，并交出300多件委任状。3、在从认识到立场转变的基础上，主动以实践兑现。不管过去官多大、年龄多高，主动劳动，如挑水、打扫卫生，还有帮厨、种菜、出公差等勤务都很主动，还到30多里外的地方挑煤。9个多月共挑煤1千多次，共4千6百多斤。还捐献衣物和贷金4百万元(1万元顶1元人民币)。原国民党师长邱健、朱运璋、胡楚斌、贾屏九认真改造，主动劳动，积极出差，表现很好。4、总结收获。在学习和思想改造过程中，这些学员有的带头献田，向农民请罪，有的在工作上赎罪，为人民立功，有的把一生交给组织，戴罪立功，重新作人。1950年11月，全班还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的和平签名运动。

1984年我离休后，在四川省一本杂志上看到因为起义受迫害的原国民党35军军长陈鞠旅，甄别平反，按副军职待遇。有错必纠，只有我们党才能做到。

李云龙

三、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

1951年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改为第二高级步校，主要任务是培养我军营团级军政干部。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副政委余秋里，教育长徐立行，政治部主任刘华清，下属5个大队。

我被编入第4大队(政治大队)，任政训参谋，副大队长姜国华，政委沙克，下分四个中队，学员560人，均系部队教导员和团政治处主任。

这批政治干部是经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我军中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高，政治工作经验丰富，除少数红军时期人伍外，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40%)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

唯不足的是文化水平低，小学程度的占80%，而且多是在部队学习的，又长期过游击生活，所以对我军要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知识化、正规化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为此教育方案是，首先用半年的时间采取速成的方法把文化程度提到初中程度，再用一年半进行政治教育，学制是两年。文化教材是以总政编写的语文、算术、物理、化学为主。各队除队长和指导员外还设文化教员5、6人，政治助教2人。

文化教育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学员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但由于基础差，年龄较大，要学好又无信心。另外文化教员多是高中或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无教学经验。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只有突破一点总结经验予以推广，解决无信心和急燥情绪。要求教员在教学中做到心中有数，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因势利导。

因此1951年3月2日，我号召各队文化教员座谈教学方法和经验，后来校报《学习与生活》登载了我写的“文化教学辅导工作初步体会”的报道，推广了抓好文化学习的经验。仅4个月时间学的语文、算术、物理、化学均达到大纲的要求。

在政治教育中发现部分同志不愿做政治工作的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情绪，我于4月15日写了“必须克服不愿做政治工作的思想”的文章在校刊上发表。后经过各队座谈讨论，开始逐步得到扭转。当时余秋里深入基层，他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树立正气，打击邪气。工作上敢于摸老虎屁股，大张旗鼓开展思想斗争。批评教育从严，生活上关心，对树立学校的正气起到很大作用，从而挽救教育了不少干部，使广大干部真正做到是非清楚，曲直分明，加上他们以身作则，克服了游击习气，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得到了提高。

1950年6月25日，美帝从朝鲜仁川登陆，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29师奉命出国作战，并于6月25日开赴前线。消息传来我心急如焚，连写两个报告，要求回部队到前线作战，后被组织婉言相劝而终。

1951年为全军整党培训骨干。政治课由校政治部主任张衍、政教系刘国林和训练部长张文峰任教，政治工作课由各连指导员任教，整党课由组织部长贺达任教。学习中绝大部分同志认真刻苦，能联系实际深刻领会。课程结束后，学员考试成绩优秀率占60%、及格率占30%、不及格经补考也及格了。考试按苏联“西明纳尔”5分制，即3分为60分、4分是70-85分、5分即85-100分。考卷由训练部统一出题，考卷当场开卷评分，由训练部统一评卷。我们政治大队军政课2∶8，军事课通过学习和考核，基本上达到教学大纲要求。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的同志。如王如忠、官绪真、路照玉、王有祥，特别是四队万俊斌出席了校学习经验交流会。在工作中沙克政委和我由于深入基层，认真负责地了解情况，指导教学，受到学校登报表扬。

1952年7月，这期学员学习期满毕业，满怀豪情地走上工作岗位。

这时新的生活降临我的面前，经大队保密员房士悦介绍，我和女生大队陈光瑜同志认识，经过1年互相了解，于1952年7月12日经组织批准结婚，终成伉俪。

在个人问题上，我主张革命不胜利不结婚。因为考虑到自己在战争中随时可能牺牲，怕连累她人。现在革命胜利了，这年我已29岁，她27岁，年龄也相当。大队首长给我们举行了婚礼,算是了结了一辈子的一件大事。


注：杨书彬和夫人陈光瑜。

李云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年8月，军委决定在哈尔滨办军事工程学院。

8月20日全校公开动员迁往哈尔滨，并对搬迁的任务、目的、注意事项都做了详细交代，尤其对东北寒冷气候作了介绍。

学校9月1日从重庆出发，乘船至汉口，我被指定负责全大队干部及家属的旅行，所以路上操心一些。途中由于规定不准请假，所以路过家门口想回家的念头也打消了(十几年未回家)。

9月15日顺利到达哈尔滨市。初到该市感到好奇陌生，“哈尔滨”是满语晒网场的意思，那里楼房高大，道路整齐，电车畅通，中国人、外国人混住在一起，很感稀奇。哈尔滨市是东北水陆交通要道。

学院为了迎接培养我军技术人才的新任务，一方面组织人员到各大区招生；另一方面组织干部学习文化知识。组织上还要求干部写自传，要求真实反映自己的政治面貌，而且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除写自己的外，还为姜国华同志写自传。

1953年1月我调到预科5队任指导员，队长是宋秉礼，至1956年10月调往哲学教研室，共带了4期预科生。凡新生入学都要经过1年预科学习，主要是保证质量。

1953年9月1日学院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陈庚院长兼政委颁发了毛泽东主席“训词”；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均为学院题词。张宗逊来学院代表军.委授旗、致词、宣读主席的“训词”；接着陈庚院长讲话，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了，今天是第一期开学，我们十分高兴。他的创办对我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将使我军走出小米加步枪的时代。”

接着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开学典礼结束后，全院教职员工和以叶高罗夫为首的苏联顾问在秋寒的草地上举行了野餐。

学院校址建在哈尔滨市文庙街，这是一座新兴的全国军事科技现代化学院城。它占地100公顷，建筑面积为65万平方米，院内有六幢规模雄壮的教学大楼，还有理化楼、体育馆、图书馆、军人俱乐部，还建有配套的“八一楼”、“五字楼”、“马蹄楼”和医院、实验工厂、靶场等。学院教师2千余人，经过战争考验的部队干部600余人、专家教授200余人、苏联专家近百人、学员近万人。在教学设施上，具备了全国领先的教学实验设施，有当时领先的苏联“喀秋莎”火箭炮和导弹。学院在边建设、边教学中前进，我能在这所学校工作深感光荣和自豪，立志把终身献给党的国防教育事业。

学院共分预科和空军系、炮兵系、海军系、装甲兵系、工程兵系；院直属机关为教务部、政治部、院务部、技术部。

预科主任是张文峰、副主任是张杰、政委屈兴栋。


注：杨书彬和学员合影。


第1期学员全是从部队招的在职干部，他们经过战争考验，但文化基础较差，他们重点复习数理化课程。由于他们在部队受教育多，政治觉悟高，深感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迫切要求学习。如学员谭国玉，虽只有初中文化，但学习刻苦，发奋图强，经过8 个月突击，已达到入本科学习条件，考入工程兵系(后来曾任总参工程兵部副部长)。

第2 期学员是来自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在全国招生中优先选拔的，部分是在留苏预备生中选来的。他们文化基础好，在巩固复习文化课外，加强人民军队宗旨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教育，提高他们政治觉悟，端正入伍动机，增强纪律观念，并掌握了一般的军事知识。

这期学员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是各期学员中较为优秀的一期。如杭州中学的学生都能达到优秀的成绩，学员章楠全部五分，在全预科902名学员中首屈一指。

第3期学员是全国统一招生来的，部分学员来校后听说要享受战士待遇，就认为上当受骗，思想动摇，甚至有开小差的。院里个别教师也感到东北不如南方，请假不归。

九月底，陈赓院长根据出现的这种情况，在马蹄楼广场召集全预科干部学员讲话，他讲当前形势和我们军队性质，讲我院的光荣任务及党和国家对每个同志的要求，指出离开党和军队是无出路的。他的讲话稳定了局势，扭转了混乱局面。

这期除我队只逃跑一个被抓回来外，各队都跑了3-7人不等。后来，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坚，要我谈经验，我谈到：1 、做好迎接新学员工作，及时介绍学院的情况，树立责任感；2 、组织学员参观学院设施，消除顾虑，树立信心；3 、迅速建立班团组织，通过骨干了解情况，及时做思想工作；4、热情接待家属，做好家属工作；5、组织本科学员回队介绍学习心得体会，现身说法。

1986年我在南京见到3 期学员，时任工程兵工程学院院长、总参首批工程院院士钱七虎时他说：“当时我们队无逃跑，与领导热情相待和耐心做思想工作有直接关系。”


在预科四年的工作是紧张的，思想是愉快的。几年来我担任预科党委委员，团工委书记。在工作中由于预科主任张文峰和政委屈兴栋工作抓得紧，他们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带领大家以教学为中心，克服困难，把工作搞的比较好。我们还注意树立教师威信，如对教师朱家旺，鼓励他勤奋工作，和学员建立良好关系，以至他在病重期间，学员主动去看望他，并决心以优秀成绩来报答这位优秀的教师。



母亲病逝

1960年11月7日忽接母亲病危电报，我急忙独身返家，得知母亲得的是胃癌，全家恐慌不安，眼看母亲日益消瘦，吃饭吃药均吐出，只有打针注射维持生命。

1961年1月18日母亲与世长辞，享年74岁(1887年12月25日生)我和父亲商量一切从简，处理后事后，即返校工作。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她朴素刚强，再苦也舍已为人。 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成长操劳了一生，她老人家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得让我们吃好穿暖，有时我问：“妈，你为什么不吃?”

她说：“看你们吃就饱了。”

我们穿的虽然缝缝补补，但都干干净净，为了让我上学，学费总是东借西凑。母亲人缘好，邻居四嫂说：“灾荒年，要不是婶婶给我家一个牛头，我们早就饿死了”。

母亲去世我万分悲痛，几十年没在母亲身旁行孝，很感内疚。



陈赓院长逝世

1961年3月16日，敬爱的陈赓院长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全院师生员工沉浸在悲哀中。他为我国早日实现国防现代化，“三闯中南海”，主动向毛主席请缨办军事院校。得到中.央批准以后，他怀着崇高使命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从全国各有关学府抽调专家和优秀教员来办学，他礼贤下仕，广罗各科人才，还精心选拔优秀学生到军校学习。

他虚心请教苏联专家，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学院筹建任务，四年就奇迹般地建成全国规模宏大、教学设备先进的军事科技最高学府，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他对学院的贡献是巨大的。以后虽离开学院调“总参”担任领导工作，但仍然关心学院建设，在学院重大问题上，仍然出主意，想办法，甚至亲临学院处理。

陈赓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敢于接受批评，承担责任。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在院期间只住100平方米住房，是宿舍又是办公室，不搞特殊。

是他亲自给我受衔，他还找我谈话，研究工作。他的光辉形象深深烙印在全院师生员工的心坎里。他没有死，他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1965年8月10日，我担任新生大队政委，随即和大队队长陈铁民检查住宿、食堂情况，组织各系队长指导员和排长开会，研究接待新学员的工作和人伍教育工作，各系也主动配合工作。新学员共到1926人，分6个队。

院长刘居英和教务部长张文峰亲自看望新生并讲话，对他们进行教育，又组织他们到23军当半年兵。这期学员质量较高，学习成绩是，在重点分数线以上选拔的.。

10月29日，由院长刘居英在院小礼堂召开全院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关于三个院校体制改编的命令”。

我们听到传达，如晴天霹雳，攫住人们头脑。心想我们军工学院退出军队序列，改为地方院校，我们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人才谁来培养?

想当年组建军工时国家那么重视，费了那么大气力，动用全国全军那么多力量，将军工建成一流的，也是我军唯一的科技院校，她是军队现代化人才的摇篮，转入地方，不是削弱军队现代化建设了吗?

为什么?很想不通!

尽管不通，命令还得执行，院长带头转业，我思想不通也要组织服从，这是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

1966年1月底，院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杨川找我谈话，调我到吉林省白城市的国防科委第三十一基地。

近14年的学院生活就要结束，多年朝夕相处的首长、战友、学员就要离开，甚为留恋。我将要离开城市生活到偏僻的草原去工作，家庭生活也受影响。但命令已下，只有服从。

1966年1月30日，我同卫统业、王国英三个人赴国防科委第三十一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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