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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97年的2月20日，对当时的大清帝国来说，也算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这一天，筹备了近一年的“大清邮政总局”正式开张。 事实上，清朝早在1878年就有了自己的邮政局，不过那是李鸿章委托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依托海关开办的“海关邮局”，一开始只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营口这五处营业。 
1878年8月，清朝政府海关试办邮政，首次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共3枚，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蟠龙。
随着时间推移，民间对邮政的需求越来越高，小小的“海关邮局”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的服务，所以各种民办的邮局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考虑到邮政系统是国之大计，也要掌握在国家自己手里，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多名权臣的一再上奏，清廷终于在1896年的3月20日准奏开办官方邮政系统。十一个月后，“大清邮政总局”正式开张。 “大清邮政总局”的成立，也意味着在时代将要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官方的近代化邮政系统。 为什么说邮政系统是“国之大计”？ 因为回首中国的历史发展之路，其实不少知名事件的背后，都有“邮政”的影子。 2 “烽火戏诸侯”应该是彰显古代信息传递重要性的一个例子。 如果将“邮政”的最初功能定义为“信息传递”的话，周幽王无疑算是一个著名的“形象代言人”。 尽管上古传说中商纣王就已经会使用烽火报信，但还是四百年后的周幽王用点燃烽火博褒姒一笑的浪漫手法，以一个王朝灭亡为代价，让这套信息传递系统闻名于世。 
当然，“烽火”作为最初级的通信制度，能传递的信息含义实在有限，比如就不能展示周幽王“我这是在逗你们玩哪”这类亲切的关怀。不过，西周时期其实已经产生了比较可靠的“邮驿”制度：以步行传递称“徒”，以车传递为“传”，高级快车急行称“驲”，在边境上负责传输的机构称“邮”。 这套邮政系统经过春秋和战国时期的不断补充和发展，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开始正式定型，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机构称呼都统称为“邮”——这个通信体系的称呼如今仍被使用。 不仅如此，秦朝还巩固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的“骑马接力传递”制度，并且以法律规定了传递的等级和次序：秦《行书律》规定，文书分“急行文书”和“普通文书”两大类。皇帝诏书这类属于“急行文书”，必须随到随传；而“普通文书”必须当日送出，延后则要受重罚。 当邮政体系层层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必须要设置管理人员了。 3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名中，有一个官不算大，知名度却不小，那就是“督邮”。 汉朝时期，对邮政系统进一步细化，设立了州、郡、县的三级邮政管体系，而在郡守管辖的官员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官职，那就是“督邮”。 “督邮”这个官其实权力不小，在郡这一级体系中除了分管邮驿系统外，还可以监察官员，审查案件，权力涉及邮政、纪检、公安等各方面。可以想象，想巴结他们的人肯定不少，这也导致“督邮”这个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多以反面出现。 第一个为人所熟知的“督邮”是因为被人痛打而载入史册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二回回目就叫“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 说的是刘备自认剿灭黄巾军有功，却被分到安喜县做了个小小县尉（县公安局局长），正闷闷不乐，碰上个来巡查的督邮。督邮索贿，刘备不给，督邮就说刘备这个“中山靖王之后”的头衔恐怕是自己编辑“百度百科”弄出来的，百般刁难。酒醉后的张飞“冲冠一怒为蓝颜“，将这个督邮暴揍一顿，兄弟三人挂印而去，在夕阳余晖中留下潇洒的背影。 
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督邮形象。在史料中，这位督邮名字都没留下一个
虽然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明确指出打人的其实是刘备本人，且原因不是督邮索贿，而是让刘备下岗。但不管谁打，为什么而打，督邮终归逃不脱被毒打一顿的悲惨命运。 试想，如果那位督邮当时对刘备敬如上宾，开高薪，给肥差，让他在安喜县安心扎根为人民服务，还会不会有后面的三顾茅庐，三国逐鹿？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督邮”的权力有所下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这个群体为制造流传千古的故事而贡献微薄之力。 公元405年秋天，一个叫陶潜的人到彭泽县做县令，没多久就碰到浔阳郡的督邮刘云（好歹有名有姓了）来巡查公务。督邮还是老套路：索贿。陶潜不肯给，甚至连穿官服去见这个龌龊之人都不愿意，丢下一句： “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说完，将官印挂好，潇洒离去，又在夕阳余晖中留下潇洒的背影。 这个陶潜，我们更习惯叫他陶渊明，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拜督邮刺激，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句。 4 到了隋唐时期，大概也因为“督邮”实在风评不佳，这个官职被正式废除。 不过，“督邮”虽然没了，邮政事业却开始空前发达。 在隋唐时期，“驿”取代和合并了以前的各种“邮”，并且不仅仅承担传递公文和军情的作用，还兼有快递站（送小件物品和贡品）、政府招待所（迎送官员）、派出所（抓捕逃犯）、警备区（平息叛乱）、民政局（慰抚灾民）等各种作用。 唐朝时的“驿站”遍布全国，每30里设一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600多个，其中“陆驿”1297个，“水驿”260个，水陆两栖驿站86个，全国从事驿站事务的人员共有2万多人。
日语中表示“车站“的“駅”即当时日本由隋唐时期学过去的“驿”制度演化而来
唐朝发达的邮政系统让很多人受益，其中也包括唐玄宗和杨贵妃。 杜牧那首《过华清宫》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写给唐朝邮政快递系统的一首赞歌：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如果没有这样“使命必达”的快捷驿传系统，贵妃娘娘千盼万盼等到的荔枝，恐怕会散发着阵阵芬芳的榴莲味。 当然，不能因为贵妃娘娘爱吃荔枝就把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锅甩给她，公元755年，起兵造反的安禄山打的其实是唐玄宗自己的脸。 安禄山起兵的地方是在范阳，大致是现在河北保定一带。当时唐玄宗在临潼的华清宫逍遥快活，大致位置是在西安，两地相距要1000公里以上。 放到现在，社交媒体在1分钟后就铺天盖地刷屏了： 《刚刚！范阳节度使宣布起兵造反！》 《定了！安禄山拍板要清君侧！》 《围观！唐玄宗三大昏招终酿大祸！或因一点还存翻盘希望！》 《收藏！兵荒马乱年代你必须知道的10件事！》 但在那时，要把叛乱消息传给唐玄宗，只能靠邮政系统的快马加鞭，人肉传递消息。有史料记载唐玄宗是六天内得到消息的，那么驿站传递情报的人员每天可能要骑马奔驰200公里（唐朝时15公里一驿，一天可能要换12匹马以上），也算得上是拼死通报了。 当然，得到拼死通报消息后的唐玄宗还不信安禄山会造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5
然后时间就到了宋朝。 由于和北方少数民族连年交战，宋朝的邮政系统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主管邮政的换成了兵部，而邮政从业人员也从普通百姓换成了职业士兵。 按当时的规定，驿站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一共分三个等级：“步递”，“马递”和“急脚递”。“步递”就是用人肉步行送一般的文书，“马递”用于紧急文书的传递，而“急脚递”属于最高等级的“特快专递”，达到这一级别的文书指令需要一天骑马奔行250公里的路程——在要道上每5公里就有一个“急递铺”，所谓“铺铺换马，数铺换人”。当时传递“急脚递”的信使如果在路上骑马撞死来不及避让的行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 那么，这种“急脚递”适用于什么情况呢？至少有一个历史上的应用场景，我们都很熟悉。 公元1140年7月，岳飞麾下的岳家军驻扎朱仙镇，准备一口气直捣黄龙，却在一天之内收到十二道让他迅速退兵的“金牌”，最终只能感叹一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后含恨退兵，回朝后被绞死在风波亭。 
朱仙镇在开封，当时的南宋首都在杭州，从杭州到开封大概900公里的路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研究，宋高宗当时像发扑克一样发出十二道金牌的时间，大致是7月10日左右。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当时宋朝严格的“急脚递”制度，岳飞很可能不会那么快收到那么多金牌，如果不收到那么多金牌，他就可能率军与金军决一死战，往后的历史可能也会改写。 6 邮政系统最有名的故事，大概发生在明朝，一头一尾。 其实在元朝时期，邮政系统因为蒙古人的疆域辽阔，已经把驿站开到了西域，邮路横贯欧亚。也正是因为邮驿系统越来越庞大，里面各种贪污腐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到了朱元璋上台，痛恨腐败的他在登基后的第22天就宣布恢复全国的邮驿系统，并且规定驿站的车马只能用于公务，绝不能“公车私用”。但怎么解决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 朱元璋的手段简单有效：杀人。 朱元璋有个驸马爷叫欧阳伦，是女儿安庆公主的老公。身为皇亲国戚，欧阳伦并不严于律己，经常用驿站的马车走私自己的茶叶，态度还非常嚣张。可能这个欧阳伦平时也不太关心类似“大明联播”这样的重要新闻播报，其实另一个叫郭镇的驸马因为让驿站的车夫运送了自己的三捆榛子，已经被朱元璋在山海关沿线各驿站通报批评，并勒令公开检讨。 欧阳伦依旧我行我素，尤其是在朱元璋惩罚郭镇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在滥用驿站的道路上变本加厉，顶风违纪，终于被震怒的朱元璋下令杀鸡儆猴，直接处死（当然，走私茶叶本身就是重罪）。 朱元璋这一杀立刻震住了全国上下官员滥用驿站的歪风邪气，这股威慑力甚至一直保持到了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不准自己的儿子参加考试动用驿车，也不允许驿站派车接自己给父亲祝寿。 
距离北京150公里的“鸡鸣驿”，是北京周边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座驿站，它始建于明代初期，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驿站。鸡鸣驿也是北京通往张家口的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
但是，当大明王朝走到最后风雨飘摇的时候，遍布全国的驿站又开始腐败丛生，成了各级官员免费吃喝旅游的招待所。 这件事最终在倒霉的崇祯皇帝手上做了一个了断——大规模裁撤驿站。当时给崇祯帝出这个主意的兵科给事中刘懋算过一笔账：如果裁掉这些驿站，一年大概能省下60多万两白银。 钱倒是不算少，但刘懋和崇祯都只算了经济账，没算政治账：随着驿站的裁撤，大批正值壮年、需要养家糊口的驿卒成了无业游民，他们食不果腹，怨气冲天，最终只能揭竿而起。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其中一个驿卒叫李自成。 7
其实传统的邮驿体系发展到清朝后期，已经力不从心了。 一方面，贪腐现象屡禁不绝，邮驿系统的效率大大下降不说，开销还直线上升，全国维持邮驿体系的费用每年要超过300万两白银。 另一方面，大量灵活的、服务周到的民间“民信局”自明朝开始萌芽，到清朝已经普遍成了气候。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民间服务，不少甚至已经有了近代乃至现代的影子： 由于在大城市里通常有好几家私人的“民信局”，为了竞争，城市的居民不需要把信件或邮包送到邮局，会有专门的“邮差”上门收件； 所有信件都会被登记挂号，注明邮品内容，可以购买保险； 邮寄的顾客可以选择预付，也可以选择由收货方付款的“到付”； 如果需要一封信件或一个邮品特别迅速投递或被特别小心保护，可以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达到这个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清邮政总局”的诞生的一大重要使命，就是和遍布中华大地的数千家民营的“民信局”竞争。为此，大清邮政总局不惜行政和市场两手抓：比如一方面规定铁路运送的邮件只能是大清邮政总局的邮件，另一方面大大降低官方寄邮的邮资，降价幅度甚至一度超过80%。
即便如此，直到大清亡了都没有完全杜绝“民信局”的存在（但基本在1909年前后取得压倒性优势），直到1934年的中华民国时期，整个国家的邮政系统才达到真正的统一，民间邮政系统彻底消失。
我们熟悉的现代化邮政体系，开始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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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1 00: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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