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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2日，当国民党东北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慢慢悠悠地带着“东北接收团”400余人抵达东北时，这才发现，东北大部地区已被中共军队控制了！ 早在8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已密令山东军区、晋察冀军区、热冀辽军区抽调主力部队秘密出关。至12月末，前后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已近10万人。 
蒋介石只好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命其率第13军、第52军率先登陆葫芦岛，攻占由李运昌、曾克林部驻防的山海关，打通进入东北的通道。 1946年1月30日，亲临阜新前线指挥作战的杜聿明突感左肾剧烈绞痛，身体无法站立。此后便卧床不起天天尿血，病情日愈严重。 2月18日，躺在病床上仍在指挥作战的杜聿明，被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命人强行抬上担架送上了飞机，从锦州紧急飞赴北平，入住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进行全身检查。 北京医学院教授谢元甫为杜聿明做完检查后，确诊为肾结核，定于3月16日为其进行手术，切除左肾。 3月15日夜，次日便要手术，杜聿明正准备休息，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突然来访。戴笠开门见山，对已年近60岁的谢元甫是否还有体力亲自为杜聿明施行手术持怀疑态度。 杜聿明解释道，谢元甫教授是留美医学博士，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泌尿科专家，在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院亲手做过的手术不下百例，尽管放心。 但戴笠仍旧迟疑，称公乃国家栋梁，身系东北安危，切不可大意。 
当夜，戴笠辞别杜聿明后，亲赴谢元甫教授家中拜访，见这位老教授精神矍铄，举止得体，方才安心。 交谈中，戴笠反复询问手术有无风险，有多大把握。谢元甫不厌其烦地向其讲述手术并无大碍，直到作出保证后，戴笠这才放心离去。 第二天一早，杜聿明接到戴笠电话，戴笠称这位谢教授神清体健，尽可安心手术。 3月16日，杜聿明手术圆满成功。 3月17日，戴笠却飞机失事坠亡。 消息传来，病床上的杜聿明仰天一声哀叹…… 4月16日，术后刚满一个月的杜聿明匆匆赶回东北。之所以如此急迫，有两个原因： 一为指挥二战四平，二为整治一向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孙立人。 1946年4月，正当新1军、新6军、第71军，第52军在四平城下与东北民主联军来回拉锯，鏖战不休之时，新1军军长孙立人却出访英美，先是接受英王授勋，后又与美军达官显贵共进晚餐，一时间风光无限。 
杜聿明、廖耀湘、陈明仁、赵公武等国民党将领在四平城下的枪林弹雨中拼得灰头土脸之时，孙立人却在英美的鲜花与掌声里大出风头，这就让包括杜聿明在内的一众将领又嫉又恨。 直到5月15日，二战四平已近尾声，孙立人这才姗姗来迟。 更让将领们咬牙切齿的是，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放弃四平，悄悄撤出战斗后，5月19日一大早，孙立人换上一身崭新的将军制服，亲自登上一辆坦克，带领着一队人马，作秀般地冲向早就已经空无一人的守军阵地…… 随行的《中央日报》记者将孙立人的这一“英勇时刻”拍摄下来，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孙立人更是“口若悬河，力压群雄”。 第二天，孙立人的照片就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就这样，5月15日才赶到东北的孙立人，却在5月19日成为了“光复四平”的“头号功臣”。 此举，让血战一月之久的廖耀湘、陈明仁、赵公武等一众将领恨得牙痒。 
整整30天的血战中，廖耀湘的新6军、陈明仁的71军、赵公武的52军始终在第一线作战。 但此时，无论是新6军还是71军和52军，都成了专为衬托孙立人和新1军的绿叶。 胜时争功，败时诿过，一直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痼疾。动了别人蛋糕的孙立人，最终也被自己爱出风头，好大喜功的个性给害了，一年后即被杜聿明和陈诚联手做掉，赶出了东北。 事情的起因，仍然是孙立人的自大和狂妄。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后，杜聿明命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率新1军、新6军全力进击长春。 此时的新1军和新6军，是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唯二的两支全美械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郑洞国为了鼓励两军官兵，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个有奖竞赛，先入城的部队奖励100万东北流通券。 孰料，攻击命令下达后，廖耀湘率新6军一骑绝尘直奔长春，而孙立人的新1军只派出了一个师前往，军部和大部队却迟迟不见动静。 
1992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书中这样写道： “我打电话请示杜聿明，新6军孤军深入，新1军按兵不动，现在该怎么办？ 杜聿明遂亲赴四平，当面严令孙立人出兵，但孙立人依旧百般推诿，直到杜聿明声色俱厉祭出军法，孙立人这才不敢抗命。” 1998年在台湾出版的，由孙立人秘书沉克勤著写的《孙立人传》对这次抗命事件解释道： “杜长官在进攻线路安排上让新1军进攻公主岭，而新6军则直奔长春，此为孙立人抗命之因。 虽则杜、郑二长官刻意打压新1军，有意成全新6军拔得头筹，但孙立人仍然率部勇猛前进，不到一日即占领公主岭，并抢在新6军之前攻入长春。” 但是，这还不算完，9个月后新1军与东北民主联军的一次战斗，彻底激化了杜聿明与孙立人之间的矛盾。 1947年2月，“二下江南”的东北民主联军北满主力部队重创新1军新30师，不仅一口吃掉了新1军新30师的一个整团和师部炮兵营，还将新30师的另一个团打成了残废。 
战报传来，长春警备司令兼新1军军长孙立人气急败坏，竟然从长春跑去沈阳杜聿明的司令部，当面指责杜聿明指挥无方。 孙立人在杜聿明的办公室里，痛斥杜聿明把他的新1军拆分使用，导致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新1军各部被东北共军各个击破…… 其实，这也怪不得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由于蒋介石承诺调往东北的部队迟迟不见动静，杜聿明仅凭手上现有的几个军，怎么可能成建制的集中使用呢？ 偌大的一个东北，诸如沈阳、长春、锦州等大城市都需要分兵据守，拆分部队驻点防御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况且，被拆分的又不仅仅只是孙立人的新1军，赵公武的52军、陈明仁的71军同样都被拆分了。 就因为新1军30师的两个团一个被吃掉，一个被打残，孙立人就能和杜聿明翻脸，当面指责并质疑上级的指挥能力，这就相当过分了。 况且，面对新1军吃的这场败战，作为上司的杜聿明尚未批评孙立人，而作为下属的孙立人竟先跑来指责上级杜聿明。 纵观世界各国军队，这样的奇葩现象纵然不说绝无仅有，却也少之又少。 
随后，南京国防部一纸命令，孙立人“升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不再兼任新1军军长，由新1军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新1军军长一职。 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另外还有3位副司令长官，分别是郑洞国、梁华威和孙渡，人人都有兼职，个个手上都握有兵权。 只有孙立人这个新晋副司令长官比较特殊，他竟没有任何兼职，没有任何一兵一卒直接隶属自己指挥。 没有实际兼职的副司令长官，实际上就是被削去了兵权，桀骜不驯的孙立人就这样被杜聿明一番暗箱操作，一招明升暗降就把孙立人给高高地挂了起来。 不久，陈诚主政东北，孙立人又因为反对将新38师从新1军调出与其他部队合组新7军，得罪了陈诚，被一脚踢出了东北。 这对孙立人来说，却也因祸得福，虽受同僚打击排挤，却从此远离内战战场，远比杜聿明和郑洞国好得多。 时间来到了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左支右绌，颓势尽显。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党内一片呼声，皆曰“杀陈诚以谢国人”。 1948年5月20日，陈诚以治病为由，辞去所有本兼各职，躲进南京陆军医院当起了缩头乌龟。 
而临危受命的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却又与蒋介石在战略布局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眼见战局似已无可挽回，身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预感到大事不妙了。 1948年3月，郑洞国以身患严重胃病为由向卫立煌告假，借口去北平看病，想以此逃离东北战场。 但是，都是千年的老狐狸，谁能骗得过谁呀？ 在如此紧要关头，卫立煌岂能让郑洞国金蝉脱壳？ 此时，东北野战军第四次兵临四平，长春告急，卫立煌决定放弃吉林市，将吉林守军全部撤往长春，而郑洞国正是据守长春的最佳人选。 郑洞国无奈，只得飞往长春就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率10万守军与东北野战军展开了长达5个月的长春围城战。 
1948年10月17日上午，驻守长春东半城的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10月18日晚，驻守长春西半城的新7军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达成次日投诚的协议。 10月19日，整个长春的国民党守军除了守卫司令部的特务团外，其余各部都已经放下了武器。 10月20日，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瞒着郑洞国，悄悄地和解放军接上了头，并达成了投诚协议。此时仍然窝在司令部里的郑洞国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10月20日晚，郑洞国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信誓旦旦地向校长保证“自己将恪尽职守，保全黄埔气节。” 10月21日凌晨4点，郑洞国的指挥部外枪声大作，这是一场安排好的“仪式性”的战斗，所有的子弹都射向了天空。 在象征性的抵抗后，几个卫兵紧紧抱住了准备自杀的郑洞国，将他交给了在门外等候多时的解放军。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郑洞国被解放军护送去哈尔滨时拍摄的。作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中将的尊严得到了体面的维护。 全国解放后，郑洞国作为起义将领，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悉心关照，在上海住院治疗，长年不愈的胃病终于得到治愈。 随着锦州、长春的相继陷落，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自知沈阳迟早不保，欲尽早脱身。 此时的沈阳已经陷入彻底混乱，所有人都知道沈阳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踞守沈阳的所有军政大员们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和东北野战军取得联系，洽商投诚事宜。 10月30日，就在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进攻沈阳外围阵地时，卫立煌搭乘最后一架飞机仓皇逃离沈阳。 当卫立煌一行降落在葫芦岛机场时，这才发现因为出逃时的慌乱，一众随从竟没有一人带上任何一件行李。 幸亏卫立煌是堂堂的国军二级上将，凭着肩上的3颗金星，在葫芦岛兵站为每人换来了两条棉被和一件棉衣。 
卫立煌逃到北平后逢人就讲： “总统用人是人人都可以直达上听，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且看谁来负责！” 不久，蒋介石的命令下达了：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旋即遭到软禁，直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卫立煌才得获释。 回过头，再来聊聊沈阳守将周福成。 周福成中将应该是国民党军队在整个辽沈战役中最傻，最笨，也最倒霉的一个将领了！ 自10月30日卫立煌仓皇出逃后，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成为了沈阳城中国军的最高长官。 就在周福成还在给蒋介石发电报表示“下定必死决心，一定死守沈阳”的时候，他手下的军长、师长们已经跟东北野战军2纵接洽上了，就连投诚的具体条款都谈妥了。 军长、师长们担心周福成从中作梗，坏了大事，干脆把他“劝离”司令部，关进了世合公银行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甚至还派了几名军官专门负责看守他。 
当东北野战军2纵6师16团尖刀连连长黄达宣率部攻入世合公银行大楼时，周福成从楼上跌跌撞撞地跑下来说道：我是周福成，我向贵军投诚。 黄达宣连长没有听说过周福成的名字，大声喝斥道：枪都顶你脑门上了，你还投诚个屁？ 结果，周福成部下的军长、师长们后来都获得了投诚待遇，唯有周福成独自个变成了被俘将领，全国解放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遭到的唯一抵抗来自国民党青年军第207师。但是螳臂当车，根本无用。很快，207师就被东北野战军彻底歼灭了。 ——1948年11月2日的解放沈阳，标志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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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2-23 00: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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