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皖南办事处始末

徽帮花开

作者：汪则之

一九四○年九月，我在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通讯处工作，对它的历史情况有一些了解。原来国民党安徽党部是设在安庆的，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我国，安庆将要沦陷时，省党部的人员才跑到屯溪来。那时省党部的主任委员是刘真如,书记长是王秀春,委员有佘凌云、魏寿永、李仁甫、张一寒、程中一、宋振榘等。他们到了屯溪以后，认为屯溪地区並不安全，同时偏于南部，对皖北的工作不易开展，所以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迁到皖北立煌（现名金寨县）；在屯溪设立一个通讯处，负责转递省党部和三个党务督察专员办事处、皖南各县县党部和几个直属区党部之间往来的文件，重要的、或是有时间性的文件都用电报传转。通讯处由科长张俊负责，二个干事、几个办事员办理事务工作。

办事处的组成和它的任务

那时沿江地区都为日寇所盘踞，江南江北交通阻塞。省党部为了加强皖南各县的党务督导工作，经报中央党部批准，将原有的通讯处扩大组织，改为皖南办事处，调原任第八区党务督导专员宋振榘为办事处主任，常驻屯溪；第六区党务督导专员张一寒兼副主任，常驻泾县；第七区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撤销，该处专员程中一调任第八区党务督导专员兼皖南办事处副主任，常驻太平。宋振榘移交给程中一以后，带了原班人马到屯溪来了。那时皖南办事处的人员编制，除了正、副主任不列编以外，设一个总干事、三个干事、四个助理干事、六个办事员、四个录事，共计十八人。通讯处改为办事处以后，不但人员增加了，而且职权也扩大了。除承转一些文件外，还处理一些可以不需请示的工作。其具体任务和工作情况：

（一）组训工作。所谓“组训”，就是征收新党员，发展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训练”。征收新党员在抗日战争初期和以前，控制还较严，到一九四二年以后就大量发展，多多益善。其目的是想把国民党党员满布各地，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始而规定凡是现任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的机关职员一律要入党，新录任的职员则非有党籍不取。后来又把征求的对象转到民众团体里，凡是那些同业公会、职业工会的理事、监事都要入党。大概在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之间，又把农民作为征求的对象。因为新党员入党时必须随同入党申请书附缴三张照片，而农村中照相的条件比较困难，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迁就这一实际问题，特规定农村的人申请入党可以用指模代替照片。各个县征求新党员的人数，是逐级分派任务的。皖南办事处每次接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分配的“任务”后，就根据各县人口数和现有党员人数的比例，核定和分配各个县党部的“任务”，想来各县也是照此分配下达任务的。

发展基层组织也是组训工作中一项主要的任务。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各县发展区党部和区分部是没有明确的指标的，从一九四三年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规定今后党务基层组织要配合行政基层组织发展，每乡（镇）必须成立一个区党部，每保必须成立一个区分部；沦陷区可以例外。并在各个区党分部中发展“党员通讯网”和“党员监察网”。它的任务是对本区党（分）部的党员进行监察，如果发现有不法的和叛党行为，即向上级党部检举。

在一九四四年还举办过一次“党员总考核”，是清查实有党员人数。凡是分布在各地的党员，一律要携带党证到当地的区分部登记，加盖一个“党员总考核”的印章，而后将他编入所在地的区分部。对拖延不参加登记的党员进行劝导，经劝导后仍不参加登记的，则作为“游离党员”，注销他的党籍。

清查结果，实有人数与新旧党员相加的人数相差很远。其原因很多，死亡、迁移、党证遗失而忘记了号码等情况固然都是实有人数减少的原因，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人在被征求入党的时候，就是勉勉强强的，不好硬性拒绝，只得填了申请书，现在既有这个机会，就乐得不办登记手续，注销党籍就算了。另一原因是各县征求新党员的任务较大的时候，基层组织没有如数征足，县党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来一个包办代替，甚至于连被征求的人自己还不知道就被填上了表，反正可以用假指模代替照片，以致发下的党证一直在县党部的办公桌抽屉里睡觉。基于这些原因，所以在党员总考核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来登记了。关于传达下去的组训工作的指示，随时都有的，各县报来的组训工作的实施情况，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以外，一般都用报表的形式。这些报表有：基层组织发展月报表，党员人数增减月报表，党员死亡、转移季报表，党员训练工作统计表等共20余种。

（二）宣传工作。那时的宣传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部分是把上级的“指示”转发给各县（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个星期都有“宣传指示纲要”用电报发来，驿运站也不断寄来各种宣传书籍、画报等，书上都署有“渝仲萱编”的字样。这是渝（重庆）中宣部的代用字。办事处不仅向各县传达这些宣传指示，还要它们将实施情况作出工作报告。另一部分是由皖南办事处主持的屯溪地区的宣传工作，例如庆祝元旦，纪念“七·七”、“九·一八”、“三·二九”等节日的纪念大会，都由皖南办事处在节日前召集各有关机关组织筹备会，拟具宣传标语或是“告民众书”和致敬电等，到了节日，皖南办事处主任照例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宣传的内容是根据形势而定的。皖南事变以前，着重于抗日宣传，反共工作只在暗中进行；从皖南事变起，则大张旗鼓的进行反共宣传。在当时，国民党中宣部每次发来的反共宣传指示纲要中，除了捏造一大堆“事实”来诬蔑共产党以外，在理论上总是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此作为反共的最大理由。每年的“清党纪念日”宣传大会上，总是照例进行一次反共宣传。特别是皖南事变的那一年，宣传得特别卖力，屯溪党政军的头子们都作了专题演讲，到处张贴反共标语。

（三）民运工作。那时的民众团体，如教育会、同乡会、商业同业公会、工业同业工会、农会、妇女会等，都是先由发起人组成筹备会，写具申请书，连同会员名册、组织章程、发起人履历表等上报所在地的县党部，经县党部审核认为合格后，再报送皖南办事处核发“许可证”。县党部审核各个民众团体是否合格的条件，除了所谓的法定人数和章程内容以外，最主要的是发起人的政治面貌如何。因为发起人大多数都会当选为这个团体的理事、监事。

总而言之，各个民众团体中的骨干分子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例如：屯溪总工会理事长郑廷乡不是工人，而是老板，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党员：休宁县县农会理事长黄翔文根本不是农民，休宁县石珰乡的农会理事长不但不是农民，还是地主。然则绝大部份的人民团体中都设有区分部，属于县党部领导，控制很严。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玩了一套把戏，说 什么根据孙总理的遗训，国民政府的政治已经从“军政时期”进入了“训政时期”，现在将要进入“宪政时期”，将要从“以党治国”逐步的“还政于民”了。因此各级党部所主办的民运工作移交给同级政府，以表示党务工作今后不再干预政治事务。

讲是这样讲的，究竟怎样做的呢？当各级党部将这项工作移交给同级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指令是，在省政府内增设社会处，在县政府内增设社会科。处长和科长的人选由同级党部推荐。中央组织部还指令在各个民众团体中成立不公开的组织，叫做“党团”。党团选择该团体中党员骨干分子组成，由党部直接掌握、指导其活动。党团的作用是依靠这些人掌握该团体成员的思想动态和行动情况，特别是监视这些人有无反对国民党，倾向共产党的活动。

（四）总务工作。它只是办理处内会计、出纳和一些事务工作，并审核各县党部的经费报销。

皖南事变后皖南办事处的反共罪行

从皖南事变起，国民党反动派撕破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又一次公然地张牙舞爪地“剿共”。国民党党部那个时间的中心工作，是大张旗鼓地作反共宣传，并派遣特务搜捕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方式来监视进步人士和他们认为可疑 的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二三个星期，皖南行署举行了一次，特邀了亲自参与策划皖南事变的第六区党务督导专员兼皖南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寒作了专题报告，大肆炫耀皖南事变时反共的“威风”。当时在屯溪发行的皖报和徽州日报也大肆宣传。为了进一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还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皖南党政军特种汇报”，邀集了在屯溪的有关机关三十几个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规定每月举行一次，每次会议各单位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如果因故不能出席时，宁可缺席，不得派遣代表。会议由皖南办事处主任，皖南行署主任，微屯戒严司令部司令轮流主持，在会上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交换来自各方的情报以讨论反共的方针。这个组织在屯溪以至每个县都建立起来並开展反共的活动。

那个时候特务们疯狂地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以及外围组织的成员，施以威胁恐吓的手段，逼迫他们办“自首”，写悔过书，找保人，交代组织关系。由于少数的经不起考验的叛变份子，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尤其是有些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如皖南地区的负责人汪宪的叛变，交出了全部名单，致使所有皖南的组织全被破坏。在屯溪的反动派联合办了一个“皖南特训班”，设在离屯溪十里路的临溪。皖南办事处还派了一个老牌特务丁静如到该所去参与这项工作。

皖南办事处和中统调查室的矛盾

当时，中统特务在皖南设有二个区调查室：一个设在泾县，由黄一平当主任；一个设在屯溪，由薛卓江当主任。各个县都设有县调查室。第七区所属的各县和第八区半数的县份由薛卓江负责领导；第六区所属各县和第八区所属的那一半县份由黄一平领导：他二人统受安徽省调查室主任李仁甫领导，同时也受省党部皖南办事处的指导。这些特务们有一个单独的系统，皖南办事处无权直接任免他们，但可以建议任免或调动他们的工作。

屯溪调查室还有一支行动队，约有二十人左右。屯溪调查室除了对省室和县室有文件电报来往以外，其余对外的文件都是用办事处的名义行文的，只在发文编号前面加上一个“调”字。凡是上级指示的有关反共措施的文件和皖南事变以后各县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办理自首等工作，报到办事处的文件都交由屯溪调查室处理。皖南办事处同中统调查室之间，为了争权夺利，经常明争暗斗。休宁黄士敏案件是一个典型事例。共产党员黄士敏被捕以后，坚贞不屈，据说情况很严重，特务们都主张将他杀掉。他的家属很着急，找人向休宁县党部书记长戴瑞活动，戴瑞表示愿意代他设法，至少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此事为休宁县中统调查员胡国中知道，吃起醋来。他暗中打电报给省调查室，把黄士敏说成非杀不可。省调查室复电准予枪决。胡国中接了这个复电，恐怕节外生枝，就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也不通知戴瑞，打了一张条子，将寄押在休宁县政府监狱里的黄士敏提了出来，押解到休宁县北门外执行枪决。当时对着黄士敏打了几枪，只有一枪击中，虽血流如注，但未中要害。他扑倒在地，待到刽子手们回去了以后，即从血泊中爬起来跑走了。

当天戴瑞听说胡国中枪杀了黄士敏，非常恼火。过了几个钟头又听说黄士敏的尸体不见了，一般的推测是当时没有打死而跑掉了，他就转恼为喜，一口就咬定胡国中得钱卖放。他向宋振榘告了一状，同时还纵容黄士敏的家属向胡国中索取尸首，闹得满城风雨。胡国中搞得不能收场。后来还是宋振榘和薛卓江出面调停，说什么“家丑不可外扬”，又给胡国中以禁闭反省的处分，才结束这一场风波。

办事处党棍施展争权夺利的惯技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自从陈立夫兄弟抓了国民党的大权以后，各省党部的骨干份子都是二陈的嫡系人物。朱家骅也是陈系的一个亲信。陈立夫跨进了教育部以后，却又不放松中组部，于是就推荐他的亲信朱家骅代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以为可以唯命是听。但是朱家骅当了中组部部长以后不久，就起了野心，独树一帜，很多投机份子纷纷投靠在朱家骅的门下。张一寒通过他的老师于右任的关系，也成为朱家骅的一个党羽。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省党部转来中组部的一个电报，除通知第六、八两区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撤销外，宣布国民党皖南办事处主任宋振榘，副主任程中一调回省党部另有任用，由副主任张一寒继任主任。并扩大该处的组织，设一个秘书，三个股长，添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张一寒走马上任后，逼走了宋振榘的亲信刘星晨等几个人，派唐少澜为秘书，并安插了他从泾县带来的甘文藻等人。唐少澜还带了好几个同乡到办事处来当他的爪牙。后来，唐少澜带来的同乡越来越多，几乎把皖南办事处变成了绩溪同乡会。张一寒因此对唐少澜渐渐的不满。唐少澜当了秘书以后，许多事独断独行，张一寒就有了撤换他的意图。恰好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搞什么“优秀党员从政”。张一寒就此顺水推舟，推荐唐少澜为江苏省江宁县县长。那时江宁县还是沦陷区，唐少澜只得住在屯溪当这个无法到差的县长。办事处秘书的职务另调贵池县党部书记长陈晓钟接替。

甘文藻之死引起“二张”之间的争斗

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间，皖南各县（区）党部正式选举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因为在这以前县级没有正式办过选举，县党部里只有一个计划委员会，凡是县党部的一些重要措施都由计划委员会讨论执行。根据国民党中组部的规定，各省所属县份的选举工作分两期举行：歙县、宣城、屯溪等十几个县（区）先举行，黟县、石埭、旌德等几个县后举行。沦陷区县份暂不举行。

宣城县党部于一九四四年三月某日举行全县国民党代表大会，皖南办事处派组训股股长甘文藻前往监选。甘文藻和该县县党部书记长陈燕北研究了执监委员名单。这时，宣城县县长王孝道来会见甘文藻和陈燕北，要求在五名执委中安排二名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候选人，三名监察委员中安排一名亲信。甘、陈两人打了一顿官腔，没有答应。王孝道碰了一鼻子的灰，扫兴而返。选举结果，王孝道所提出的三个人全部落选。

会后，甘文藻在陈燕北派的四名行动队员护送下返回屯溪，行到水东地方，路旁山岗上突然发出枪声，甘文藻应声面倒，立时毙命。打枪的人呼啸而去。这件事的发生引起了各方面的舆论，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是王孝道恼羞成怒之举，接近王孝道的人们却造谣说是新四军所为。张一寒接到陈燕北的电报后，即时派了第六区党务有导员水泽柯前往宣城调查。因为这件事牵涉王孝道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要求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会同彻查。张宗良虽也表示愿意协同彻查，但是对於怀疑对象问题不表态。后来张一寒和张宗良有过几次交谈，张宗良态度冷淡，且为王孝道辩护，因为王孝道是皖南行署政务处处长曾愈的亲信。从此以后，张一寒对张宗良非常不满。

张一寒并不就此罢休，找了他的老朋友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和忠义救国军总司令马志超，请他们抽调武装力量配合水泽柯缉捕凶手，想从凶手的口中找出指使人来，再与张宗良理论。水泽柯查了几个月，仅仅得到一些线索。传闻枪杀甘文藻确系王孝道的主谋，是他通过宣城县警察局局长茅令士指使几个惯匪所干，干过以后潜往沦陷区去了。张一寒将这些情况报到李品仙那里（那时正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时候，李品仙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和安

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又因曾愈是湘系在皖的骨干份子之一，官官相护，张一寒没有力量把官司打赢，只得怀恨在心。但是“二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了。

张一寒感觉到党部究竟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好多事还需依靠政治力量作后盾。自从甘文藻的事件发生以后，张一寒更觉得有充实力量的必要。他首先办了一个通讯社，名为“皖南通讯社”，由皖报社社长萧继宗为社长，办事处宣传股股长江继五为副社长，每天都发行通讯稿件，藉以掌握舆论。没有多少时间，张宗良也办了一个“皖南新闻社”，针锋相对。张一寒继而从五十二师要来三十几根枪，并在各县的行动队里调来三十几个人，成立了一支“皖南绥靖队”，派办事处秘书陈晓钟兼队长，屯溪调查室行动队队副陈觉民为副队长。张一寒还在刘秉哲和马志超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日报”。张宗良也不示弱，他拼凑了不少人力和物力创办了“复兴日报”。真是：对台表演，旗鼓相当。

正在这时，日寇投降了。九月底，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电报，指示皖南办事处工作到十月底止全部结束，所有档案及办公用具移交给直属屯溪区党部，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遣散，每人发给三个月的遣散费。在屯溪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召开那一天，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的那块蓝底白字的油漆木牌也就从大门上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