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碧波地的徽州老房子

文如玉

（一）

二十年前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燕京学社，刚到波士顿，就听在那教英文的吉姆先生说他曾到过上海，归国时在浦东国际机场问讯处碰到一位女士，寒暄中，后者听说他来自波士顿，就兴奋地告诉吉姆说，自己家的一幢老房子被搬到了波士顿附近……对此，吉姆颇感诧异，表示完全无法理解。回家后一打听，才知道搬往美国的那幢老房子，就是位于塞勒姆(Salem)的“荫余堂”。

安徽省休宁县黄村村景

黄村的民居建筑

斑驳的墙面与残损之窗棂

以“荫余堂”为名的建筑在中国并不罕见。譬如，苏州拙政园内就有一块“荫余堂”的匾额，园主藉此上慰祖灵下垂世泽；而同里退思园之前宅部分，也有一处号称“荫余堂”的。从字面上理解，“荫余”的意思为“荫余后裔”，也就是希望先祖之积德累仁荫及子孙。而碧波地之荫余堂，原先坐落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黄村，据说始建于盛清时代的康熙年间，为砖木结构的徽派民居建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因屋主成员分散各处，老屋逐渐遭废弃。1996年黄氏家人再度相聚，商议荫余堂之命运。平心而论，在皖南，荫余堂是极为普通的一处徽州老房子，近数十年来，无数类似的建筑皆因缺乏保护而在凄风苦雨中任其倒塌、毁拆殆尽。有鉴于此，慧眼独具的有心人经与当地政府沟通，荫余堂被整体拆迁至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最终成了碧波地·益石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从荫余堂拆下的2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和500块石件运抵美国。经过数年的筹建、施工，此一老房子于2003年6月21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也正是我抵达波士顿后不久。关于该建筑及其相关情况，当时主持搬迁工作的美国学者白铃安（Nancy Berliner），出版有 Yin Yu Tang: the architecture and daily life of a Chinese house（Berkeley: Tuttle Publishing, 2003）。该书以荫余堂为中心，展开对中国民居和日常生活的描述。在她看来，人们可以透过荫余堂探讨和认识中国的建筑、艺术和文化，藉此体会人类在不同的居住形态中，可以同样拥有丰富的生活内涵。

（二）

一百多年前，苏州人顾厚焜曾撰《美国地理兵要》，其中有一段话这样描述：“沙连以贸易外国有名。哈拔大学堂在昌夫里治，美国最旧整之学堂也。”顾氏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后来曾奉命游历日本、美国、秘鲁、古巴和巴西等国，是近代中国首批公派的“游历使”，继而又补授安徽省庐江府江防同知。顾厚焜曾参与编选《新政应试必读》，该书为其时士子投身“新政”之知识津逮，在清末一度颇有影响。上文所述为其亲身阅历，后收入清代地理著作的大型汇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文中的“沙连”为塞勒姆之旧译，而“哈拔大学堂”即蜚声国际的哈佛大学，“昌夫里治”（Cambridge）则为剑桥之中译名。

如今，从哈佛大学到塞勒姆可坐地铁至北站，然后再换乘火车抵达目的地。在我的印象中，全程大约需要一个钟头左右。在美国，塞勒姆屋宇鳞密，市声喧杂，除了以女巫审判著称于世外，确实是“以贸易外国有名”。香港海事博物馆收藏有一个绿釉墨彩的米色陶瓷汤盘，据该馆介绍，此件可能是英国著名的韦奇伍德陶瓷厂（Wedgwood）所制造，制作的年代大约是在1800—1810年，系圆盘平底、折沿，开光内描绘当年塞勒姆港口的景色。汤盘上的海水施以碧绿釉，而墨线则勾勒出点缀其间的各类帆船、建筑和人物，波流潆洄，画境天然……

塞勒姆港景汤盘

作为滨海港口，舳舻相衔、帆樯栉比的塞勒姆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在香港海事博物馆中，有一件1890年前后制造的“塞勒姆友谊号”之彩绘船模。此一三桅帆船也就建造于塞勒姆，原船拟于1797年8月前往广州，不过后来，其船长却将目的地临时改为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直到1801—1804年，该船才在新船长的指挥下，前往俄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苏门答腊和巴达维亚。根据记载，“塞勒姆友谊号”1803年的广州之旅满载缠腰，获利极为丰厚。1863年，另一艘“约瑟·皮博迪号”在英国注册，改名为“达格玛号”，以利物浦为其母港。此船原以塞勒姆最富有的船主约瑟·皮博迪（Joseph Peabody）之名命名，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平洋服役，航线则主要是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中国、澳洲及秘鲁、英国等。

“塞勒姆友谊号”彩绘船模

塞勒姆及其周遭的波士顿，与中国的关系颇为密切。《早期澳门史》于1836年由美国波士顿芒罗公司（James Munroe & Co.）出版。该书的附录之一为《广州城及近郊图》，由波士顿平版印刷。在《早期澳门史》补篇《广州城概述》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

美国的对华贸易是很晚近才开始的。它开始于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不久。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早记录下来的事实，仅仅把这一历史追溯到1784—1785贸易年度。这个季度有两艘美国船在广州港载货。它们运到美国的，除了其他货物之外，有茶叶880100磅。在下一个贸易季度，只来了一艘船，运出茶叶695000磅。在1786—1787贸易季度，有五艘船从事这一贸易。它们运出茶叶1181860磅。这些船中有一艘是“希望号”（Hope）。这个季度和下一季度碇泊这个港口的其他船有“华盛顿号”(Washington)、“亚细亚号”(Asia)和“广州号”(Canton)。后面两艘来自费城。

在1833年6月结束的1832—1833贸易季度，到达中国的美国船只总数为59艘。 不过这些船只中有些不是在这个港口载货的。这些船运来的是水银、铅、铁，南美洲的 铜、锌、马口铁、土尔其鸦片、人参、大米、哆啰绒、羽纱、印花布、哔叽、细棉布、 细薄布、原色棉布、天鹅绒、羽绸、手帕、麻布、斜纹棉布、棉纱、印花棉布、旱獭皮 和海獭皮、狐狸皮、海豹皮、珠海壳、檀香、胭脂红、音乐盒、钟表，和其他多种商品。 回程装运的是茶叶、丝织品、肉桂、樟脑、大黄、朱砂、瓷器等。这些商品被运往美国、 欧洲、南美洲、桑威剞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即夏威夷群岛)和马尼拉。（第313-314页）

陈丽碧、温丽娜编：《花旗飘洋：1784至1900年远航来华的美国商人》，香港海事博物馆有限公司，2018年版。

2019年3月，应李孝悌教授之邀，我客座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其时恰逢海事博物馆举办特展“花旗飘洋——1784至1900年远航来华的美国商人”，我在观展之余购买到的两册图录中，找到了不少与塞勒姆港有关的资料。例如，“日食号”建造于塞勒姆。1831年7月1日，该船船东约瑟·皮博迪（Joseph Peabody）和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可能是前者的儿子），为船长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下达采购返航货物的指示，这封信中详细罗列了一份返航船货的清单：

武夷茶600箱，小种茶叶1800盒及1800半盒。这种茶叶需上等品质，但要价不得太高。有一种小种茶每箱约60磅（这里叫“新潮小种”）。价格上和广州的一样，200—300箱会卖得比普通小种的更高一些（你从中国带一些来）。

新熙春茶1300盒、1200半盒。这种要上等品质，但不得太贵。

熙春皮茶500盒。这种要上等品质，但价格不宜太低。

熙春茶200盒。其中40盒要顶级品质，其余要上等。

熙春茶上等品质50盒，每盒10罐（每罐2磅）。

熙春茶100半箱。

熙春茶1200盒，每盒13磅，需上等品质。

……

“熙春”原意是明媚的春天，典出晋朝潘岳的《闲居赋》“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后来成了一种茶叶的名称。在清代，熙春茶产自徽州，为著名的“屯绿”之一种。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屯绿”与“祁红”骈肩称雄，成为最负盛名的徽州茶叶。所谓屯绿，实际上就是以屯溪为中心销售的绿茶。

在前揭的清单中，船东还指示，若茶叶等尚未装满船舱以及还有余赀，则可购买成箱的肉桂、丝绸以及各类瓷器。1832年7月10日，“日食号”返回塞勒姆时，满载着茶叶、肉桂、糖、雪莉酒、肉豆蔻和胡椒，支付款多达8万4千多美元，获利颇丰。

除了船东巨擘皮博迪之外，威廉·格雷也是塞勒姆的商人，为当地最大的船东之一，他与美国的第一位百万富翁伊莱亚斯·德比（Elias Hasket Derby）合伙，拥有为数众多从事中国贸易的商船。啉呱（关乔昌）曾画有纳撒尼尔·金斯曼(Nathaniel Kinsman)的澳门宅邸油画，后者为塞勒姆的船货商人，是威廉·格雷的船货总监。他于1843年7月带着全家从塞勒姆出发，于当年10月抵达中国澳门，在当地建造了豪宅，在异国他乡过着颇为惬意的生活。

在十九世纪中叶，澳门是中西贸易的重要港口，而茶叶交易则是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内涵之一。在《（萄葡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中，就有数条在澳门活动的徽商史料。从中可见，徽州茶商经由广州、澳门，与欧美的不少国家都有着较为密切的互动。2006年6月，澳门博物馆曾举办“粤港澳文物大展”，该展览汇聚了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博物馆珍藏的百余件（套）融合东西方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的珍贵文物，其中所列的“嵌贝（螺钿）折枝花纹茶箱”、“描金制茶纹漆盒和锡鑞茶罐”等，有的明显就与徽州茶商的经营活动有关。

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所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

茶叶贸易是徽州人通往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此类的贸易活动，促使他们较早地关注海内外的风云变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文献。例如，魏源所著《海国图志》中，就收录了一份重要文献——《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其全文后来亦被编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续编。此文计分上、下二篇，对于十九世纪广州的茶叶贸易，有着颇为细致的观察。该文识时通便，基本上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之认识水平。作者叶钟进字蓉塘，徽州歙县人，长期在广东一带活动，并强烈关注中外贸易活动。根据笔者的推测，此人可能是徽商，而且很可能就是一名徽州茶商。文中有一段对美国的描述：

米利坚即中国所称花旗者，沃衍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设十二酋长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必众服而后立，故其人最重行谊，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英夷常起兵攻之，十余年不能胜。又禁谷麦不粜与英兵，英兵益困，各国力为和解，始罢兵。米夷常指英夷为山狗性，如稍畏让，彼必追来；一返身相向，曳尾而去。故兵虽解，终不往还也。

这一段文字措词简括，概述了美国的独立战争。揆诸史实，1773年12月，北美发生了著名的“波斯顿倾茶事件”。当时，三艘货船运载东印度公司从伦敦发来寄售的已征税茶叶进入港口，一些抗议人士登船，将所有茶箱扔进海里。对此，英国政府予以严厉回应。此一事件，最终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义的导火索。

波士顿倾茶事件

绘有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场景的景德镇外销瓷

来自皖南山乡的歙人叶钟进当然看不出“英夷”与“米夷”构衅的历史意义，不过，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耶鲁学院院长以斯拉·斯蒂尔斯（Ezra Stiles）就在一篇文章中预言：

这场伟大的美国独立革命，迟早会被所有其他国家正视，他们将会思索这一场革命的意义。美国会在这场最近的革命中崛起，与世界上的其他主权国家并肩。海军将把星条旗带往全球，印度孟加拉和中国广州的上空将会飘扬那有十三条旗纹的旗帜。这新结成的共同体，会踏足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中国的黄河和长江，而开启的商贸将会带回来东方的智慧和艺术……世界将会有更多的交往、周游各国，而我们的知识将因此大大增加。这些带回来的知识，将会被珍而重之，精研细习、发扬光大，再由美洲传播回欧洲、亚洲、非洲，以真理和自由之光照亮全球……

上述文字转引自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戴恩·莫里森（Dane Morrison）教授的《到达中国之“新人”》一文（载《花旗飘洋：1784至1900年远航来华的美国商人》）。该文探讨了美国作为新兴国家如何在经济萧条，未被欧洲肯定的身份认同下，急不可耐前往中国贸易，所载回的满船茶叶、丝绵、瓷器，最终令美国摆脱了令人困扰的经济衰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了相应的礼遇，这也为他们消除了国民身份的疑惑，为此后美利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1783年9月，美、英代表在法国谈判，签订了《巴黎和约》，持续八年的美国独立战争终告结束。不过，独立后的美国经济颇为萧条。为了摆脱困顿，此一新生的国家多方营求，四处追逐财富和寻求突破。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帆船顺风扬帆，从纽约起锚，历经188天航程，首次远赴广州，开启了龙与鹰相遇的历史契机。在此次贸易中，美国人顺利地将所携花旗参等货物售出，并购入大批的中国商品，带着茶叶、棉布、丝绸和瓷器等满载回国，获利颇丰。在此刺激下，其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增，有无数商人也怀着对东方梦想的憧憬，陆续踏上远航之旅，加入对华贸易的行列，其中就有一些来自塞勒姆的商船。根据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的研究，1784—1815年间在黄浦进行合法贸易的美国船舶中，第一艘来自塞勒姆的船只是1786年9月17日的大土耳其号（Grand Turk），时当清乾隆五十一年。该船此前从塞勒姆、波士顿启航，在广州交易后，又返回了纽约和塞勒姆。根据范氏的细致梳理，与塞勒姆有关的国际贸易地点前后还包括美国的西北海岸、费城、普罗维登斯、马萨岛、毛里求斯、孟买、巴达维亚、马尼拉、安特卫普、利佛诺、博特尼湾、槟城和斐济等。另外，来自塞勒姆的企业家和商人威廉·H·洛尔（William H.Low）长袖善舞多财擅贾，自1828年起成为旗昌洋行合伙人，长驻广州，财利兴隆。这表明，如今荫余堂落户的塞勒姆，在传统时代曾存在频繁而广泛的国际贸易，与中国亦有着重要的渊源。

（三）

早在16世纪，在荫余堂黄氏的老家，徽州休宁人叶权就曾指出，自己的乡亲每年都有一两次要到岭南去，这些人显然就是前往广东贩运茶叶（俗称“走广”）。从叶权所著《贤博编》对澳门等地的描绘来看，当年休宁人前往广东，应当是与葡萄牙人贸易。“走广”，到清代以后称为“漂广东”。

在清代，茶商一般是先将茶叶运至休宁屯溪，雇船运到黟县渔亭，再雇挑夫经过数十里的山间小道，将茶叶运到祁门，再雇船经昌江、浮梁抵达饶州。接着，再穿过鄱阳湖抵达南昌，沿着赣江而下，经丰城县、樟树镇、吉安府、赣州府、南康县抵南安府（今江西大庾县），其间要途经著名的“赣江十八滩”，然后在南安府起旱，雇挑夫行进上百里翻越大庾岭，到达广东南雄府（今南雄县），再雇船沿东江、北江而下，经韶州府（今韶关市）、英德县、清远县至广州。从徽州到广东，全程共需两个多月时间。可能是因为其间大部分途程是在水面上，所以时人称运茶销往广东为“漂广东”。

迄今，有关“漂广东”，在徽州留下了不少民间文献，除了多种商编路程外，还有一些徽商抄录的洋泾浜英语教科书。例如，在抄本《各国数法》中，茶被写作“（口+地）”（也就是英文的“tea”）。如武夷茶作“武夷（口+地）”，松萝茶作“松萝（口+地）”，珠兰茶作“珠兰（口+地）”，安溪茶作“安溪（口+地）”。当时，徽州茶统名为松罗茶，中文写作“松萝（口+地）”，而英文则作“singlo”。Singlo tea 和 Twankay tea都用以指称徽州茶。在清代，屯溪虽然只是休宁县辖下的一个市镇，但因其茶叶贸易之日益兴盛，其繁荣程度远超过休宁县城。经屯溪加工、运出的茶叶，据说在北美颇为流行，被认为是比武夷岩茶和小种红茶更高质量的顶级茶叶。

清代徽商抄录、反映广州贸易的洋泾浜教科书，私人收藏

根据茶叶专家吴觉农等人所著的《中国茶业问题》描述：华茶输往美国，以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较多，最盛者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输出在二万公担以上，此期平均每年输出在十余万公担。美国购入华茶，在十九世纪以红茶为多，占输美总数量一半以上；此外则为绿茶及乌龙茶。

徽商将茶叶售与美商琼记洋行的“成单”，私人收藏

在传统时代的徽州，一府六县皆有茶叶的生产。而在荫余堂的相关书信中，也有一些涉及茶叶制作方面的内容。不过在休宁，人们以外出从事典当最为擅长。明清以来，在“无徽不成镇”的江南一带，民间素有“无徽不成典”之说。对此，庋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抄本《典业须知录》即曾指出：

窃我新安一府六邑，十室九商，经营四出，俗有“无徽不成市”之语，殆以此欤！况复人情綦厚，乡谊尤敦，因亲带友，培植义笃，蹈规循矩，取信场面。兼之酌定三年一归，平日并无作辍，人之所取，盖因此也。所以学生带出习业，荐亦甚易。用者亦贪喜其幼龄远出，婚娶始归，刻苦勤劳，尽心于事，人因是益见重矣。

在传统时代，许多徽州人别祖离家求谋什一之息。上揭的“无徽不成市”，通常情况下多作“无徽不成镇”。这一段话虽然是就徽商的总体情况而言，但从该书反映的具体内容来看，它实际上更多的是特指典当商之情形。在徽州，特别是在荫余堂原先坐落的休宁县，因乡情族谊深厚，典业中人往往相互汲引，所以在黄山白岳之间，推荐少年进入典铺充当“学生”（学徒）相对较为容易——这应当也就是明清以来江南典当业中多“徽州朝奉”的原因所在。

【清】佚名：《典业须知录》，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2003—2004年，笔者赴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当时正值荫余堂开放，遂专门前往塞勒姆参观碧波地·益石博物馆。记得一位成年人的门票是十二美元，每次进入荫余堂的参观人数也有限制。其间，除了看到荫余堂建筑本身以及观看有关荫余堂的精彩展示片之外，还参观了附设的日常生活用具展览。

2003年10月6日，本文作者赴塞勒姆参观“荫余堂”

在附设展览中，我曾观赏到一册典业中人的信底（题作“中华民国念一年国历拾弍月 吉立”）。因其摆设于展柜内，故只能读到摊开的两份家信，其一曰：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自廿五夜在俄租界七码头拜别以后，屈指算来，今日可以 平安抵沪。当夜男与关祥二人，返典已九点多钟，即将自己事作毕，遂行就寝。……当晚并收到伯生舅寄与大人一信，今已随禀奉上矣。男在典中，一切事件当加勤慎，请勿 悬念可也。肃此敬禀，顺请金安。男振鑫谨禀。

其二曰：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前月廿四日奉上安禀，谅投慈鉴矣。辰维福祉绥和， 阖庭集吉，定如下颂。男在汉，眠食均叨平安，诸事自当专心学习，请放心可也。裕生 侄于前月廿四安抵汉口，大人搭来夹鞋二双，盐荀【笋】豆一包，茶叶一包，均照……

荫余堂附展所见民国时期徽商的“信底”

荫余堂展品：典当业者之印章

由信函的内容可见，书信的主人是活跃于汉口和上海等地的典业中人。此后，据我了解，在荫余堂拆卸、搬迁过程中，美方曾发现包括上述信底在内的一批徽州文书，可能有一百余件（册）。

在徽州民间，保管先世遗珍的通常做法是悬梁或窖藏。有的是将文献以厚布包扎，悬挂在房屋中梁之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防盗，二是便于通风和防止霉变。有的则是将珍贵文献细心包裹，深藏于墙壁夹层或地窖内，再洒上石灰粉，以防止虫蛀、霉烂。正因为如此，当代民间在拆房、建筑施工中，从墙缝、地窖中经常可以发现成批的历史档案。据说，在荫余堂的搬迁过程中，也正是在撬开板壁时，发现了一批徽州文书。对此，我颇有兴趣。二十年前，我曾与主事者在哈佛广场附近的咖啡馆见面叙谈，其间很想了解这些文书的下落。不过，在波士顿的近一年间却无缘得见，只是被告知“它藏于另外一个地方”。作为一个徽州文书的收藏者和研究者，我对各类文书稿本、抄本有着天然的浓厚兴趣，只是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这批源自中国皖南的徽州文书之全貌？

除了上述文书之外，就目前所知，与荫余堂相关的资料，还有黄山学院孙承平教授收藏的相关书信。据孙氏讲述，他在1994年收集到清末民国荫余堂黄子植相关的一批信件，除了蟠龙票封、民信局封及手递封等外，其内信件大部分齐全。这批资料后由孙承平编辑，以“清末民初休宁县黄村荫余堂黄子植所收信函”为题，收入本人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5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册

“荫余堂”黄子植相关书信（一）

“荫余堂”黄子植相关书信（二）

“荫余堂”黄子植相关书信（三）

“荫余堂”黄子植相关书信（四）

这批书信共计170封，其中有不少字迹秀逸，除了一些不够雅驯的表述之外，基本上反映了典业中人较高的文化水准。个中最早的信函上标有光绪年间，最晚的则到1949年以后，主要反映的时段则为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之间。该批书信经标点、整理，大约近6万字，涉及在湖北武昌、上海、江西景德镇、江苏邵伯和窑湾等地典当、纱厂的徽州人与休宁桑梓故里之信函往来。其中，最长的一封近2000字。信件内容除了嘘寒问暖、讨论亲友谋职、托带钱物等家庭事务外，亦涉及徽人外出学生意之推荐、担保、违规、处罚以及典当业内部经营的诸多侧面。此外，少量内容也谈及当代的时事。

上述这批信函，绝大部分都是寄给黄子植的，但也有少量则是黄子植本人所书。据说，在传统时代，黄村一村皆以典当为业。根据原收藏者孙承平的介绍，这批信函的接受人黄子植，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行名祖培，小名斯平，为下黄村七房后裔，1890年前后出生，十五岁左右时前往江西省饶州府“和兴典”务工，当时其人的年纪在二十岁上下。黄子植在典铺中曾逐渐升迁。不过，后来他因身体原因，又改业江西乐平县中街“程永和”布号。黄子植的大哥黄子贤（行名祖德），比黄子植大2岁左右，当时在湖北武昌金牛镇“恒生典”从业。除了黄子贤、黄子植兄弟二人外，黄氏家族的姻娅戚属中的不少人也都从事典当业。

白铃安女士所著 Yin Yu Tang: the architecture and daily life of a Chinese house一书中，也收录了黄子植的三个信封 （见该书第60页），其样式与孙承平所收藏的大同小异，只是不清楚美方在荫余堂拆迁过程中收集到的零缣片纸究竟还有多少。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与“荫余堂”相关之典当商信札虽非全璧，但对于探讨清末民国时期的徽州典当业，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仅就目前所见，除了对典业内部运作的一些关注之外，也可探讨典业中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分析典铺中缺的收支状况），从一些方面阐释清末民国时期徽州典当业衰败的原因。关于这批资料，我已撰有《20世纪前期徽州典当业经营与典业中人的社会生活——休宁黄村“荫余堂”相关书信研究》一文，将于近期发表于《清华社会科学》杂志。

（四）

休宁黄村著名的老房子“进士第”

徽州产茶的历史极为悠久，唐代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中就有：“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置制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赉，数千里不绝于道路。”敦煌变文《茶酒论》中，曾述满口矜夸的茶叶自称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而白居易之《琵琶行》中，更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名句。可见在当时，歙州（亦即北宋末年以后的徽州）以及毗邻的浮梁为国内著名的茶叶集散地。茶叶等山林土产之销售，培养了徽州人初步的契约意识，也为他们积累了早期的商业资本。这些寸积铢累的银钱，自明代以来曾挹彼注兹，大批投资于盐业、典当和木业之中，为徽商的崛起以及数百年称雄商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随着航海大发现，17世纪东印度公司将中国茶叶从东方传入西方，饮茶习惯亦随之流行于欧美，茶叶迅速成了全球化的一种中国商品。18世纪以后，在欧美，茶叶从奢侈消费品一变而为须臾不可或缺之日用必需品。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各国纷纷从中国购进各类茶叶。美国也从中国进口茶叶，辗转输入或直接运至的茶叶，对于北美之独立以及建国之后海外贸易的发展皆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中国制造、运销美国的粉彩船纹茶壶，塞勒姆碧波地·益石博物馆收藏

来自皖南商贾之乡的荫余堂，散发着水云深处的浓郁茶香，从翻山越岭到飘洋过海，最终落户于碧波荡漾的贸易港口——塞勒姆，物土所宜，或许亦属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吧。而今，此一在大洋彼岸重生的徽派建筑，成了美国民众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花果飘零，风景在而山河殊，其间虽亦夹杂着几分无奈，但也葆有了最后的矜持与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