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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简短而嘹亮的话语，凝聚了母亲们的无尽力量与坚定意志。 随着国家的发展与壮大，二十年间，摄影师于全兴跟随“幸福工程”项目，用镜头捕捉了中国1300位母亲的影像，记录了她们的无畏奋斗和成长、她们背后一个个小家庭的变化。 拍者君联系到于全兴，与大家一同感受中国母亲的坚韧与无畏。 拍者：“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项目是怎么开始的？ 于全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有一些贫困地区。在这些贫困地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贫困母亲。那个年代这些母亲们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 1995年，“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成立，这个项目希望能帮助母亲们摆脱贫穷、愚昧和疾病。 到了2021年，我们国家全面脱贫。“幸福工程”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改为“帮助困境母亲，建设幸福家庭”，现在的任务是“扶弱济困、扶智赋能、扶助健康”。 2001年1月 才仁巴毛，藏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隆乡杂年村。全家5口人，有政府救济的牛羊18头（只），口粮主要靠政府救济，其夫2000年因病离世，经济来源靠采挖虫草，每年有500元收入。（当时） 拍者：你是如何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开始拍摄“贫困母亲”的？ 于全兴：我当时在天津《家庭报》做摄影记者。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1996年成立。在做准备工作时，我看了大量的资料，发现这些资料几乎都是文字，照片非常少。 只有组委会一张标志性照片——一位母亲背着的背篓中有一个小孩，母亲流着眼泪回头的瞬间。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通过影像得到更好的推进。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群体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经过前期的筹备工作，2001年我开始实行这个计划。 2017年6月 巴青才仁，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隆宝镇杂年村。全家5口人。长子在家放牧，次子因病辍学，长女不满周岁，震后政府援建两间新房，家有11头牦牛。 （当时） 拍者：在采访中，你如何与被拍摄者更好地互动，完成拍摄工作？ 于全兴：除了提前调研、了解当地和母亲的基本情况之外，我常常跟这些母亲们一起下地边干农活边聊天。放下身段来一起下地劳作，能够融入到老百姓身边。之后，从图片中能够感觉到，我跟母亲们之间是比较熟悉的状态。 2001年1月 贝拉，藏族，27岁，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结隆乡杂年村。全家4口人，家里牲畜全部死于1995年底的一场雪灾，生活靠政府救济。 （当时） 拍者： “母亲们” 看到了你拍摄她们的照片，她们有何反应？ 于全兴：胶片时代只能后来回访带上之前拍摄的照片，或是洗出照片后寄给她们。这些母亲的反应非常大，说“把我拍得好漂亮呦！” 从我个人来说，生活在边远的、大山里的母亲们，虽然说她们物质上贫困，但精神不贫困，她们有着善良淳朴的美。她们为了生存，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所做的一切努力，十分坚韧，坚强。我希望通过影像能表达出来。对于有些母亲来说，这是她们的第一张照片。 2010年10月 谭爱花，毛南族，广西河池市环江县下南乡古周村干洞屯。全家5口人，老人和其一起生活，大女儿初中辍学外出打工，小儿子每学期生活费用1000元。3亩山坡旱地每年收成的玉米红薯不够吃，需买大米750公斤、玉米400公斤，退耕还林8亩每亩补助230元。每年喂养2头小牛，年纯收入1600多元，欠外债5000元（当时）。 拍者：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母亲时，她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于全兴：她们为了孩子和家庭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这是我当时的感受。 那个年代，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是最为艰辛的。在这些家庭中，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样的，不少家庭中，男性均在外打工，家中母亲需要照顾老人和小孩，还有家中的一切家务。 当时，这些母亲面临着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有些地方自然环境恶劣，“幸福工程”曾做过调研，80%以上的母亲都是文盲，半数以上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在西部地区贫困家庭中，“母亲”这个角色是特别重要的。母亲就是家里的一个支点，如果母亲倒了，这个家就完了。 2005年12月 张顺兰，汉族，青海互助县松多乡花园村。全家4口人，两个女儿每年上学费用1200元。7.1亩山地退耕还林后每年春季种植树苗，到了冬季便被老鼠吃掉树根，成活率只有10%，政府每年按每亩地100公斤小麦加20元补贴，经济收入靠她和丈夫外出做小工，2005年收入2000元。 （当时）2006年，张顺兰得到社会爱心人士一对一救助帮扶。 拍者：在拍摄过程中，当时的母亲们的家庭地位是什么样的？ 于全兴：那个年代，生活在大山里的母亲们，其实对这些是没有什么想法的。而且这些母亲的地位、女性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2001年，我采访到了一个叫覃纯菊的母亲，她有两个女儿，她丈夫8年前出去打工了，但一直没和家里联系，也没回来。之后的两三年，她丈夫回来了。但在外打工期间，机器压伤了手，他把挣到的钱基本都用去看病了，回家时身上只有1000块钱。 2005年我去回访的时候，曾问过覃纯菊：“他8年都不回来，也没有音信。你当时想过改嫁或者离婚吗？”覃纯菊说：“孩子们不同意，那我怎么能同意？”丈夫回来之后，她没有埋怨，还特地给他打了点酒回来，默默给他做饭。 至今，这个故事我印象深刻。 拍者：在当时的生活中，这些母亲们最怕什么？ 于全兴：她们最怕生病。一次在宁夏，一位母亲病了，女儿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她的成绩在班里第二名，丈夫在外地打工不得已也回来照顾家里。第一没有资金来源了，第二孩子辍学了。 在云南昭通偏远的一个村寨，有一位母亲才27岁，我采访她没几个月，得知因为生病出不来，就去世了。“小病挺挺，大病等死”是当时西部偏远贫困山区的真实写照。 2017年6月 白玛看卓，藏族，青海玉树县隆宝镇杂年村四社。全家4口人，两个孩子，家有13头大小牦牛，帮寺院放牧20头牦牛，产下的牛奶50%为报酬。 （当时） 拍者：你拍摄的印象最深的是哪位母亲？ 于全兴：云南丘北县官寨乡丫口寨，我采访的一位贫困母亲叫顾彩莲， 26岁，两个孩子，她生了第二胎后生病下不了地，每天丈夫带着6岁的女儿下地干活，她和2岁的儿子在家编织箩筐，她丈夫去砍枝条子。 我去她家的时候是11月，她编织箩筐挣了100多块钱，这是她家一年的经济收入。她家究竟有多贫困？住的房子是用石块堆积的，一根木棍子顶在石块墙上，屋顶是茅草，门后面有一石头搭的床，几根木条子上面是破棉絮，墙上一个绳子挂着几件辨不出颜色的旧衣服，离门3米处是一个灶台，灶台上有一破损的锅，锅里剩有苞谷饭，一个瓷罐子，两个盆，几个破碗。这是她的全部家当。 2001年11月 顾彩莲， 彝族人，云南丘北县官寨乡山心村。全家4口人，2亩山坡地年收成苞谷不到500公斤，家无牲畜。经济收入靠编竹箩，2001年能挣了100元。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些钱，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还钱。 （当时） 2002年，我在北京举办展览，顾彩莲这张照片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当时她接到了第一笔善款是江苏一位老师寄来的3000块钱。半年的时间，共接到了全国各地近3万块钱的救助，当时开玩笑说她家是村里的首富。 她是彝族人，当地过年的时候有杀年猪的习俗。那时她家只能杀只鸡，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不杀年猪”。2003年的时候，顾彩莲给我来信中说：“我们家杀年猪了！”。我知道她嫁过来之后就没杀过年猪，我能感受到她当时发自内心的兴奋，那种幸福的感觉。 物质上的变化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变化。过去村里的人都怕她去家里借钱借粮，幸福工程帮扶后，顾彩莲家富裕了，她家便成为村民们在一块儿唠嗑聊天的场所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母亲。她也是我回访次数最多的母亲。 2012年8月 自2002年5月通过幸福工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扶， 顾彩莲和孩子的病已经痊愈，欠的外债都已还清，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如此的变化：盖起了石瓦房、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3头牛、4只羊、3头猪和十几只鸡等。2003年春节开始杀年猪，那年是她结婚后第一次杀年猪， 顾彩莲说，终于盼到自己能杀年猪的春节了。 拍者：你希望这部影像作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于全兴：那个年代，除了我们熟悉的都市生活之外，还有很多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他们以一种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甚至不理解的方式艰难地活着。 贫困母亲的影像作品就是通过展示当时中国贫困地区母亲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呼吁社会关注这一特殊群体，以此来帮助她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足。 2001年3月 袁秀英，回族，宁夏西吉县王民乡下赵村。丈夫1999年去世，女儿远嫁外地，儿子离婚后出走。 （当时） 拍者：这部作品出现在网络上更多的是“母亲”的环境肖像，统一的形式有何考究？ 于全兴：凝视。一种探究式的凝视，把“母亲”从时空当中分离出来，孤立地静止在那里。 顾铮曾对我的作品有过阐述，“作者强迫观者与作者一同按照作者的观看方式去观看世界，这意味着观者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作者的观看与呈现方式。”我觉得他充分理解我的意图。 每一位母亲都在一个特定的方形空间中，凝视着观者。北京的一次展览中，有一位大学生站在顾彩莲的图片面前，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说，“我感觉我们俩在对话，她在向我倾诉，我特别想帮她。” 拍者：你是如何决定要回访的？“回访”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 于全兴：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便有回访的计划。黑白图片表现没有帮扶前，彩色图片表现帮扶后。真正的回访是从2005年开始。我希望能成为这些母亲的一个见证者，看到她们被帮扶之后的变化。截至到2021年8月，我共完成了51次西部行，拍了1300多位母亲。 2007年8月 柯兰，回族，宁夏海原县九彩乡黑林行政村北自然村。全家5口人，两个孩子，一位老人和其生活。11亩山旱地除退耕还林3亩每年补偿210公斤粮食外，其他连续三年干旱没有收成。丈夫外出打工，2006年收入1500多元，欠外债2700元，家无牲畜。 （当时）2009年5月，柯兰已得到社会爱心人士一对一帮扶。 拍者：在你的回访过程中，这些母亲们有什么变化？ 于全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还有精神的变化，为母亲“治愚”，帮助她们学文化、教一些科学知识、技术等等。在教育孩子方面，过去的想法就是孩子能读书就能找钱，女孩子也希望能多读点书，但如果一有什么变故，就希望能“找个好男人嫁了”。但是现在，母亲们更希望能够尊重“孩子们”的个体，尊重他们的想法。母亲的家庭地位也提高了，在男女平等方面也有了改善。 2001年6月 熊昌碧，汉族，重庆城口县蓼子乡长元村。全家5口人，丈夫患病卧床不起。她每天背着年幼的孩子和大女儿到前河边上筛沙子，还要自己装车，每筛4吨沙子，能赚9块钱。 （当时） 拍者：这部作品对母亲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于全兴：影响很大。很多“母亲”有了经济收入之后，扩大经营，带动同乡的其他母亲共同加入到其中，村委会、政府也在帮助提供所需。湖南湘西的一位母亲带动村里几十位母亲加入到制作手工艺品的经营中，有一些母亲看到家乡的发展，也从外地回来加入其中。这也是一种社会效应，能连带更多的人在家乡致富。 拍者： 经过二十余年“中国西部母亲”的记录，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于全兴：作为一个见证者，我记录了中国西部贫困母亲们经历的转变，这二十年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二十多年前，她们生活在极度贫困的边缘，面临着生存的艰难和无尽的挑战。在幸福工程的帮扶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以及国家脱贫攻坚的扶持，现在，她们住上了新房，有了自己的工作，地位也有了提高。更令我动容的是，这些母亲们不仅仅是个人获得了改变，而是她们的家庭更加幸福，她们的孩子们有了更好的教育机会，能够追求更广阔的梦想。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重要的是她们心灵的觉醒和自信的重建。在这二十多年的见证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母亲”的力量。这些母亲们展现了无尽的坚韧和奋斗，她们是社会进步的缩影。 拍者：您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于全兴：我今年计划回访青海玉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受助母亲，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再去四川大凉山，在那里，我们一对一结对帮扶了100多位母亲。 2001年4月 罗秀花，芒人，云南金平县金水河镇南科村。全家3口人，有新开挖的水田2亩，年产稻谷300公斤，无牲畜。全家靠她编织穈垫的收入贴补家用。 2005年12月 余顺琼，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2团十一连。全家4口人，2002年承包30亩果园种植库尔勒香梨，刚刚挂果的果园遇到冰雹亏损8000多元，连里帮她垫付。大女儿考上全疆重点高中，每学期外借3000元供孩子读书。欠投入果园及孩子读书借款2万元。 2013年8月 阿俄么色作，彝族，四川凉山州布拖县基只乡老古村三组。全家4口人，两个孩子。2亩坡旱地去年收成洋芋1500公斤、苞谷600公斤、四季豆100公斤，买500斤大米和50包挂面。2012年卖一头牛收入3500元、四季豆收入200元，无外债。 2008年11月 且沙么尔则，彝族，四川布拖县基只乡老古村十一组。全家5口人，3.5亩耕地种植洋芋、荞子和燕麦，经济来源靠喂养母牛，每年卖小牛收入1000元，无外债。 2008年11月 苏呷么小明，彝族，四川布拖县基只乡老古村九组。全家4口人，2亩耕地种植洋芋、苞谷、荞子和燕麦，差两个月的口粮，丈夫在本地做小工收入600元，她在家养猪羊，2008年卖一只羊收入250元，无外债。 2011年8月 吉支么威扎，彝族，四川布拖县地洛乡洛哈村五组。全家5口人，2个女儿，老人和其生活，3.7亩坡旱地去年收成苞谷200公斤、洋芋1250公斤、豆子50公斤，差5个月口粮需买250公斤苞谷。经济来源靠丈夫在家养猪，有2头小架子猪和2只绵羊，2010年卖猪收入1300元。 2001年11月 孙朝芬，汉族，云南昭通大山包乡合兴村。全家5口人，两个大孩子都没有读过书，7.8亩土地，全年收成洋芋近5000公斤（400公斤洋芋换50公斤大米，250公斤洋芋换50公斤玉米）。她赊来两头牛喂养，目的是为了耕种。 2001年11月 杨正莉，苗族，云南威信县扎西镇玉京山村。3亩土地年收成150公斤苞谷、50 多公斤洋芋、30 多公斤红薯。两个女儿，5岁大女儿帮别人放牛，报酬是每天能吃上饱饭。她说，结婚6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现在穿的都是外省人救济的。她活这么大，最难忘的是2000年政府给她家一头猪、一袋化肥，2001年又给了50块钱。 2008年11月 张建美，苗族，云南巧家县小河镇竹山村。一个女儿，两位老人和其一起生活。3亩山坡地种植洋芋、荞子、燕麦和苞谷，差三个月口粮，家有1头母猪，去年卖小猪收入1200元。欠外债500元。 2013年8月 俄的么动火，彝族，四川凉山州布拖县基只乡老古村三组。全家4口人，两个女儿。1.5亩坡旱地去年收成洋芋900公斤、苞谷400公斤、四季豆100公斤，平均每年需买100公斤大米和10包挂面。 2019年11月 2014年，俄的么动火用幸福工程一对一结对救助帮扶款8000元购买2头母牛，2016年卖掉全部4头牛收入13000多元，经营小卖部和台球生意，年均收入6000元，卖猪年收入3000元，丈夫开小货车在村子和县城之间收苞谷卖苞谷，年收入5000元。 2009年8月 杨姗姗，纳西族，云南丽江金安乡增明村增明小组。公公婆婆奶奶弟弟和其一起生活，女儿3岁，全家7口人。9亩坡地年收成苞谷3500公斤、小麦650公斤，蚕豆收入2500元，喂养5头肥猪，2009年卖4头收入3400元，4亩荒山桃子收入3000元，丈夫农闲时在本地做小生意，2008年收入4000多元，无外债。 2019年7月 杨姗姗，云南丽江金安镇增明村委会增明小组。 2010年10月，杨姗姗得到一对一结对救助帮扶款3000元，自筹2000元种植魔芋5亩，2012-2013年收入26000元；2014年开始养蚕，种11亩（租2亩）蚕桑树，每年有4万元收入，其中套种6亩桃树，年收入1万元；喂养土鸡70只，年收入11000-12000元；每年养6头育肥猪，卖4头收入7000元；种植300棵芭蕉，年收入6000元，农闲时她和丈夫到外面打工，每年有10000元收入。2018年花60万元在丽江购买一套90平方米楼房，女儿在丽江读初一，公公婆婆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杨姗姗和丈夫盼望女儿能上大学。 2011年7月 肯波妞，傈僳族，云南泸水县秤杆乡双奎地村米吾把组。全家4口人，两个孩子，1.5亩坡旱地2010年收成苞谷350公斤、0.5亩水田收成稻谷300公斤，够全家5个月口粮，一人享受低保，经济收入靠丈夫在家喂养1头母猪2头小猪，2010年卖猪收入1000元、砍核桃收入800元。欠外债4000元（当时）。 2019年7月 2013年5月，肯波妞用一对一结对救助帮扶款5000元购买一头母牛5头架子猪，喂养至今，卖过3头牛收入16500元，平均每年卖猪收入5000元，现存栏2头牛2头母猪2头架子猪5头小猪。丈夫在异地搬迁工地打工，月收入3600元。今年6月份，享受政府异地搬迁政策，搬进3室一厅一卫一厨80多平米的楼房，配套家具厨具等均是政府提供。 2001年6月 覃纯菊，汉族，重庆城口县棉沙乡三河村。全家4口人。家里仅有的一间茅草屋被山洪冲垮，她带着两个女儿背着100多斤的沙子，一趟趟往返于山上山下，硬是自己背出了一幢房子。 2006年4月 自2001年覃纯菊已陆续接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助帮扶款26220元、港币50元，2004年她的丈夫拖着受伤的胳膊、怀揣着几百块钱终于回到家里，家里的房子也已盖好，有了2头牛6头猪。覃纯菊说：“这么多好心人来帮我，我只想自己使劲儿地做，早点脱贫致富，如果再扶不起（我），就太对不起他们啦，心头太愧疚了！请好心人放心吧！” 2018年10月 -The End- 图 于全兴 采访 张湘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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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0 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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