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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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到清末，有史可考的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发展。那么，从“其会如林”“时维鹰扬”的商周兵阵，到变化多端的“螃蟹阵”，中国古代兵阵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兵阵的变化也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兵阵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先秦时代的草创期，秦汉到宋代的成熟期，元明清的火器变革期。

清代《贼情汇纂》中的“螃蟹阵”

兵阵的草创期到成熟期的转变，正是处在中国走向集权帝制的变革时代。从奴隶社会向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兵阵也完成了从早期的车步协同向车、步、骑混编的转换。随着这一时期冶炼技术的发展，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战争的烈度上升，车战不再是主角，步兵牢牢占据了战争的主舞台。

而在从秦汉到宋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兵阵的内核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变化，也就是要根据战况合理使用骑兵、车兵、远射步兵和近战步兵，从而战胜敌军。这一点，从阅兵上也可见一斑，无论是北齐的秋季演武还是唐代讲武五阵，以及《武经总要》记载的操练内容，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十分接近的，均是在军旗金鼓的指挥下，各个兵种根据不同的信号作出不同的战术动作。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兵阵：八阵法。

经过唐代李靖与宋代君臣的发展变化，以“八阵法”为代表的复合阵形成为中国兵阵的代表之作。其战法可以概括为“层层杀伤”与“后发制人”两类，“层层杀伤”如秦始皇兵马俑兵阵与李靖“六花阵”，其战法均是首先以弓弩射击，再以步兵接战，以骑兵作为突击力量，奇正结合，往往是己方军力强盛、兵种完备时所用。

明代《武备志》复原的“六花阵”

“后发制人”则以李陵的圆阵、诸葛亮“八阵法”、刘裕“却月阵”和吴璘“叠阵”为代表，这是在缺乏骑兵这一突击力量的“平地御敌之法”，其战法是将敌军放至我方兵阵跟前，以战车、鹿角、拒马枪等障碍物阻击敌军，再以强弓硬弩射杀敌军，这种“后发制人”的阵法往往产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效果，因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著。

同时，中国古代兵阵也完成了自己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根据旗鼓进行的战场指挥系统。而在这一时期，也充分反映出了文臣与武将之间对待兵阵的差异，武将更重视兵阵的“实”，而文臣则突出了兵阵的“虚”，而随着明清小说的发展，恰恰是这些“虚空”的兵阵大受欢迎，广为人知。

而到了元代之后，火器，尤其是借助海上传来的威力强大的火炮和既远又准的鸟铳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古代兵阵的面貌又为之一新。一方面，将领将火器引入军中，作为远射兵器，到了明后期的兵阵，炮车和枪炮手已经取代弓箭手的阵表位置；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促进了小型阵形的发展，诞生了以鸳鸯阵、百鸟阵为代表的小阵形。

明代《武备志》中的“鸳鸯阵图”

（以镋代替短刀）

无论兵阵如何发展，其“因势而为”的特点是不会变的，历史证明，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是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李陵能以五千步兵对战十万匈奴，马隆能以三千兵转战千里，平定西北，为什么后世难有这样辉煌的战绩？并不是将士真的比不上古人，而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军事实力也是与时俱进的。汉代的匈奴只有“革笥木荐”，也就是皮甲木盾，可是南北朝后，少数民族就以铁骑闻名，这个时候如宋朝君臣这般只向古人寻答案，把克敌的希望寄托在复原诸葛亮“八阵法”上，岂不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至今日，军队的战斗队形已经不再以“兵阵”为名，但是中国古代兵阵的得与失，却仍然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