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敲棋子落灯花——文革期间我所认识的几位围棋老师

安徽花满楼

                                         作者：                                                        夏新民                  
                 
                                 

　　        1

　　        大约三年前，我问好友王新州，他与湖北围棋名宿黄念平先生是否还有联系？四十多年前，我在司门口附近的胡老师家里经常看到他。我想到黄老师那里去打听一下胡老师的消息。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北围棋名将。他答，偶有联络。这样，我们相约，某天晚上去了黄念平先生的家。

　　        这是武昌民主路一栋临街的旧宅。一楼平房。门面墙上的石灰粉刷，灰黑相间，斑驳剥落。进门，穿过宅中窄巷，来到黄家。黄独自一人，在家等候。

　　        这是一个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居室。屋内灯光暗淡，没有装修，几无陈设。只有墙上的一幅书法条幅，比较显眼。那是黄先生在中科院化学所退休的一位胞兄赠送给他的一幅书法条幅。所题古诗，字体飘逸狂放，似乎要在这简朴的家中，显示这里的主人诗书家风，源远流长。

　　        这年，黄念平先生已近八十。皓发银髯，丰神飘洒。只有那双眼神，与我四十多年在胡老师家里看到的，似无二样。

　　        我向黄先生讲起，不久前曾去司门口胡老师以前住过的家，向隔壁左右，打探过胡老师的消息。这里的住户都是新住户。文革结束前的那些老住户，早在十多年前，已陆续迁出。没有人知道胡老师消息。黄先生说，他与胡老师也在多年前失去了联系。

　　        2

　　        文革中期，神话破灭。我与许多青年一样，逍遥世外，无聊至极。工厂下班以后，业余时间，除了读那时的禁书，欧美苏俄小说及历史读物以外，学会了围棋。

　　        那时，武昌城走围棋的人，大多都去三个场所下棋。分别是，司门口的胡老师家，民主路的蔡光新老师家，民主路的李益谦老师家。三位老师中，胡老师棋力稍逊，孤身一人，也最年轻。但他家里与另外两位老师家一样，同样高朋满座，是围棋爱好者的雅集之地。我第一次去胡老师家，是我在汉阳钢厂的一位同事带去的。这位同事是胡老师的邻居。

　　        这是司门口大桥下面的一栋老宅。进门后是一个院子。围着院子，正房厢房，紧密排列，住着四、五户人家。胡老师的居室是厢房角落里一个不超过6平方米的小房。里面仅摆放着一个单人床铺，一张小桌，还有两把椅子。他双脚瘫痪，无法行走，寄居在他兄长家。他的兄长，是武昌造船厂的一名工程师。

　　        那时来胡老师家下棋的，青年人居多。湖北青年围棋名手中，主要是李诗定、刘乾利、李文伟，姜丹初等几人。年长的，我在胡老师家里，见过黄念平老师，还有一位在中学教俄语的金老师。这位俄语老师，经常用英语给我们唱英文歌曲“红河谷”，在那个年代，别有风致。

　　        第一次见到胡老师，很快就被他的风度所吸引。

　　        他坐在床上，无论来者何方人物，均不起身，拱揖相迎。他神清气朗，谈吐隽永。脸上始终面带微笑。与我以后见到过的，他兄嫂脸上紧绷的表情，恰成鲜明的对比。

　　        3

　　        黄念平老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武汉围棋名将中三大美男子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江岸的郝明光和青山的钮国康。不过后两位，比黄要年青许多。

　　        对黄念平老师的第一印象，是武汉围棋界人士的一段传言。这段传言，与一衣带水的东瀛棋事有关。也与黄有关。

　　        1973年，第12届日本名人战，林海峰对阵石田芳夫。七番大决战中，面对冉冉升起的新星石田芳夫，开战以来，林遭遇三连败，非常沮丧。为此，林求教于其师吴清源大师，询问对应之策。吴先生给林的建议是，不要再想围棋，看看哲学书即可。此后，林海峰听其师言，绝地反击，连胜四局，上演了围棋史上的第一次惊天大逆转，卫冕成功。当时海外中文媒体，作者司马长风的一位，记录了这段过程。针对日本棋界称林海峰先生为“二枚腰”，以为其行棋风格并无特色之说，作者写到，“…但是笔者却有不同看法。林海峰的棋，实际上保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浑然与深厚。深厚就如海，浑然就如峰。”这篇海外报道的剪报，32开书本般大小，不知是那位朋友的海外亲友寄来。那时文革，报刊杂志，哪里见过这样的文字？传说黄在家，一杯小酒，几颗蚕豆。一边读报，一边打谱。大呼过瘾。不久这份剪报，传遍武汉三镇，我也有幸亲眼目睹，快意一读。

　　        还有一次，黄老师和胡老师一起，曾对我们讲述过一件黄侃先生生前的逸闻。

　　        黄侃先生生前曾在武汉大学任教。每次讲课行头，一袭长衫，一叠讲义，外带一把夜壶。原来黄先生有肾病，夜壶虽非雅具，但随身携带，以备不虞。学生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一次上课，黄侃先生内急。于是像往常一样，提起夜壶，一个转身，掀起长衫，背对学生，方便起来。整个教室，除了讲台上发出的嘟嘟的幽音，顿时鸦雀无声。突然，一声失笑，从后排发出，打破了整个教室的紧张和寂静。那是一个新来学生的笑声。黄先生顷刻大怒，放下夜壶，夹起讲义，愤而离去。

　　        这事没完。黄侃找到校方，要求将这名学生除名。这位新生，颇有来头。校方劝黄侃先生念其初来乍到，放其一马。不料黄侃先生执意不从。摆出一副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架势。那时学校，一般老师脾气架势都很大，何况国之名士？！校方两可之间，只得选择黄侃先生了事。

　　        胡、黄二位老师讲起黄侃先生时，曾冒出“遗腹子”一词。当时我没听明白，也不便插嘴询问。不久，我才从胡老师那里知道，黄念平老师是黄侃先生最小的公子。又隔了许多年，我又知道了国学大师黄侃这个名字的份量。闻之，如雷贯耳。

　　        4

　　        与黄念平老师一样，胡老师也是世家出身，家有渊源。胡父是旧军人。四九前夕，其父易帜，成为一名起义将领。听胡老师讲，他四、五岁时便骑高头大马，一旁有人伺候。他还对我说过，他们家祖上，有过门客。

　　        胡老师的双腿什么时候瘫痪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材生。

　　        来胡老师家的青年居多。有下棋的，也有不下棋的。下棋不下棋的，多是“文学青年。”手谈之余，听他聊中外文学，海阔天空，别有一番风味。

　　        先秦诸子百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庄子了。闲聊手谈间，常常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庄子的《逍遥游》来。“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那一刻，他天马行空，神采飞扬。让一旁的我们，无不感染。

　　        然而，来往客人中，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胡老师还会相面。

　　        他们家祖上门客中，有高人，会看相。看五官，看骨相。胡老师是独门传授，衣钵相承；还是天资颖悟，濡染自成；不得而知。

　　        他给我讲过一个张之洞故事。

　　        晚清，张之洞督湖广，好微服出访。一天，他来到黄鹤楼下，胡老师家附近，见一相面先生，一张桌子，一个条幅，专给贵人看相，以小诸葛自称。张之洞好奇，走上前去，一言不发，意欲这位诸葛先生给自己看看，本意非己。不料，相面先生草草瞟了香帅一眼，竟不予理会。张之洞笑笑，便走开了。没走几步，相面先生急忙起身，将张之洞喊住，主动要求给他看相。张很奇怪，为什么这位相面先生前倨后恭？于是回过头来，问其原因。相面先生说，你这位先生，面相一般，骨相非常。尤其后颈，万里挑一。所谓“犬首龙身”，是也。为大贵之相。日后，必入阁拜相。张之洞又笑了一笑，仍一言不发，走开了。当然，香帅这次的笑容，比上次，璀璨多了。

　　        我曾耳闻目睹了胡老师的几次相面过程。那时文革，已是强弩之末。各种思潮和文化，纷纷泛起。“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台戏。”文章大家，汪曾祺老先生，早已不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也批林批孔去了。其中一个相面对象，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20来岁的青年工人。胡老师认真看过其相后，讲了三点。不是街头巷尾算命先生那种模棱两可的话。他精微预测这位青年几十年后的人生轨迹，包括职业、经济，等等。几十年后，回头再看，非常准确。

　　        胡老师几次向我讲起，相面是学问，不是迷信。他曾向我推荐过《冰鉴》一书，那时市面不见。几年以后，改革开放，该书重新出版发行，我有幸购得。那是曾国藩的名著，有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我翻读过部分章节，感觉玄妙精奥，一时无法领悟，暂且束之高阁去了。

　　        七十年代后期，胡老师寄寓青海，到他的的另一位兄长那里去了。我也成家，恢复高考，大学读书，再次就业。以后听说他又回到武汉，但一直没有取得联系。

　　        文革期间，我与胡老师，从相识，到亦师亦友，风义为师，交往亦友，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讳。这么多年以来，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他现在应该八十开外了吧！他现在何处？他还好吗？

　　        5

　　        在武昌民主路上，有一栋背靠蛇山的两层楼砖木结构的古色古香老房。拾级而上，二楼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可以同时摆上几桌围棋。文革期间，武汉许多围棋爱好者多在这里闲聊手谈。从二楼客厅的藤椅沙发，到其家具布置，那时一般家庭都很罕见，可以想象这栋房屋的旧时主人，来自殷实家庭。

　　        这里本来是另一位胡老师的家，现在属于蔡老师。两位老师年代不同，都爱好围棋。不久听闻，胡蔡二位老师，原本就是一个人。

　　        建国初期，朝鲜战争爆发。出身富商的青年胡家骥，投笔从戎。因担心不被录取，冒其不久前去世远亲蔡光新之名，顶替参军。他有文化，成为一名技术兵种战士，炮兵。

　　        入朝不久，这位炮兵新兵，在随火炮部队奔赴前线的行军途中，突遇美机轰炸，遭受弹火，负伤回国，成为一名未参一战未发一炮的志愿军伤残军人。

        　　        他腿脚不便，手谈不懈。性格豪爽，酷爱抽烟。满嘴黄牙，大大咧咧。深受那时武汉围棋界老中青三代棋迷的喜爱。

　　        他家里围棋道具中有永昌子，俗称云子。黑子朴质凝重，乌黑透碧。白子晶莹柔润，洁白似玉。这种珍贵的器具，只有当时武汉围棋名宿如刘炳文、黄念平、汪伦瑾等几位到来时，才拿出来使用。也只有在这时，可以让我们用两个手指，拈起一、两个黑子白子，对着光线，上下翻动，看其内部的花纹图案随光线角度的变化，奇妙无穷。

　　        那时来蔡老师家的青年围棋高手中，不乏怪才。像经常光顾蔡老师家的欧阳世承，南京工学院大学生，传说文革中模仿香港作家唐人笔法，写出江苏文革波澜的章回体小说，《金陵秋梦》，就出自其手。欧阳在北京，曾执黑赢过陈祖德一盘，名扬棋坛。湖北青年阮云生师从其门，尔后晋升职业七段，衔湖北围棋领队，为一时翘楚，也是欧阳的美谈。

　　        还有一位，汉口围棋高手周凝淳。那是武汉文革中著名组织“北决扬”成员之一，北决扬中“决派”其名，出自他的创意。周文质彬彬，戴副眼镜。文革初期，来蔡老师家时，胳膊下面常常夹上一本厚厚的经典巨著，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如《资本论》等等。青年棋友惊讶疑惑中，多夹杂仰慕。每每问起，周必答道，“猎奇，猎奇。”说话那时，周眼镜架上厚厚的玻璃片，挡不住他射出的目光，踌躇满志。

　　        文革中期，欧阳分配到内蒙。以后得围棋名手汪伦瑾援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调入煤炭工业部武汉设计研究院。汪是该院军代表，这是那时科研院所工矿企业特有的禄位，可便宜行事。到八十年代，欧阳又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沉湎黑白，无意学术。以后回国，又因围棋离职，被煤院除名。晚年在一家私人围棋学校教授儿童，生活拮据。周凝淳后来因政治，身陷囹圄，以至疯癫。这两位曾经的弄潮儿，与同时代人，渐行渐远，几年前，先后去世，让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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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964年国家体委首次颁布围棋段位名单。当时全国最高段位为五段。仅仅颁发给四人。分别是过惕生、刘棣怀、陈祖德和吴淞笙。三段以上，记得不足三十人。其中，武汉的有两位，分别是刘炳文和邵福棠。

　　        刘出身鄂东富绅。其祖上有淮军名将程学启相似的戎马经历。他家住汉口，旧时曾自开书店，经营文化。建国以来，成为武汉邮政局一名普通职工。他在武汉围棋界，有一故事，广为流传。

　　        1962年间某日，刘正在邮局上班。突然有人来到他的单位，找到刘的领导，一位小小的科长，问这里是否有刘炳文其人？科长答，有。来人要求刘跟他一起走一趟，说有位领导找他有事。科长问，你们是哪里的？找刘有什么事？来人一概不答。科长说，刘正在上班，你们如果不说明单位，带刘去什么地方？恐怕不便让刘随行。来人一听，立即板起面孔说，你若不让刘跟我们走，一切后果由你负责。那小科长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立即放行了事。

　　        第二天上班，刘姗姗来迟。科长连忙迎上前去问道，昨日去了何方？会过何方神圣？刘满面春风，娓娓道来。

　　        原来刘昨日去了东湖宾馆，意外见到酷爱围棋的陈毅元帅。甫一坐定，宾主稍事寒暄，元帅先行。陈与刘下了两盘棋，一胜一负。刘对人讲起，不忘加上一句，他，先胜后负。

　　        对于刘炳文而言，喜欢诗词的他，遗憾的也许是，未与同样喜欢诗词的陈老总，切磋诗词。

　　        在中共政要中，同时喜欢围棋和诗词的，恐怕非陈老总一人莫属。其名句有 “棋虽小道，品德最尊。”1963年9月，日本棋院授予陈毅元帅名誉七段段位。其时，词曲大家，赵朴初居士专门填写一首清平乐赠送。其上半阙“乾坤黑白，尽扫寻常格。奇正相生神莫测，一着风云变色。”在棋界广为传诵。我是文革后期，在胡老师那里，听他和黄念平吟咏，知道这首词的。但知道赵朴老的大名，则早在懵懵懂懂的初中年代。1964年，他的《某公三哭》，相继发表。“孤好比白帝城里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太太的妇联主席，姑爷的农业书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雅俗共赏，脍炙人口，一时风靡全国。

　　        赵于新世纪到来之时辞世。这位一生不行围棋，政治若即若离的文化大师，其围棋词曲中的名句，必流芳千古。其臧否人物的词曲如何呢？留待历史检验吧。

　　        文革以前，围棋是小众活动，文人所爱。那时博弈君子，雅好诗词，不足为奇。

　　        刘炳文黄念平二位，就曾上演过一场诗棋双博。

　　        一次对坐，黄身躯略弯，拿起一枚黑子，在星位轻轻放下，意欲“中国流”，那时流行的布局。不料，刘头微微一偏，双目睥睨，拈起一颗白子，在空中画上一个圆圈，念念有词，“大风起兮云飞扬”，啪一声，将白子拍在另一个星上。黄哪里容得下这样的架势？拿起黑子，如法炮制，在空中划了一个更大的圆圈，“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啪，将黑子拍在对角星位，改换了布局！纹枰折冲间，你一曲，我一句，从先秦，到唐宋，竞相背诵，乐此不疲。两人神意，早已不在棋盘，在古人天地之间。

　　        7

　　        围棋黑白纵横，其实也是胜负世界。

　　        1973年，中日两国在建交一年后，恢复了停顿六七年之久的围棋交流。是年，国家围棋队重新集结。为了摸清各地文革期间非官方围棋的发展态势，集结伊始，分兵二路，周游全国，以期发现人才。其中一路，由聂卫平领衔，从北京到成都，再重庆，顺流而下，来到江城。

　　        武汉队派出刘炳文，黄念平，王新州和李文伟等五、六人迎战。其中王新州和李文伟两人，先后战胜国家队的黄德勋，聂卫平和陈安齐。事后，国家队领队对湖北围棋领队李义庭说，他们一行从北京出发，横扫半个中国，未负一局。不料来到江城，竟输了三盘。李曾获1958年全国象棋赛个人冠军。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此言不虚。

　　        这次比赛虽非正式，但影响不小。其中背后一人，功不可没。他就是三盘棋胜者王新州和李文伟的围棋引路人，李益谦老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有四位业余围棋长者，对少儿围棋培训，不遗余力，闻名遐迩。他们分别是武汉的李益谦，上海的陈苍麟（湖北沔阳人），河北的竺可羽和南通的陈可进。

　　        1962年，三年灾害时期刚刚过去，李老师在其任教的武汉15中开办围棋训练班。先后培养了刘乾利、王新州、李文伟、钮国泰，姚士果，陈雅华等男女围棋名手。陈雅华文革前曾取得中南六省少儿围棋女子第一名，使得15中围棋在中南六省名声大振。刘乾利在1976年进入全国前12名。那是1957年全国围棋个人赛首届比赛，刘炳文取得第6名以来，湖北棋手中最好的名次。可惜当年，国内进入前12名的棋手，因为时局原因，未进一步比赛，决出名次。第二年，省围棋专业队成立，刘乾利入选，成为李老师文革前诸弟子中唯一成为职业棋手的人。

　　        那时，胜负的喜悦和苦恼，不仅仅属于汉上名将，也属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的围棋青年。

　　        记得74或75年间，我猛然长棋。我在蔡老师家，分别战胜过小胖子，三哈子。不知是因为我学棋较晚，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此战过后，蔡老师逢人便讲，“小夏赢了小胖子。小夏赢了三哈子”，好像比那时的我，还要高兴。

　　        小胖子，大名陈树新。三哈子，不知其大名。二位浸淫围棋多年，是武昌区仅次于王新州、李文伟、刘乾利、李诗定、姚士果等一干省市青年名将的围棋好手。武昌是与江岸、青山三足鼎立的围棋重镇，我从二年前的被让九子，到那时与两位好手，分庭抗礼，当时的喜悦，可想而知。

　　        又过了不久，据我的初中同学蒋正清对我讲，我曾在武昌工人文化宫战胜过林丹。林是稍小我们几岁的青年，其时，风头正盛。蒋是武汉天一印染厂子弟，林曾让四子赢过该厂冠军。蒋也是围棋爱好者，这两盘棋，他都在场，感觉胜利与他有关，让他好好地长舒了一口气。

　　        但这次早年的胜利，我却是一点也记不清了。

　　        8

　　        离蔡老师家东行不到一百步，黄念平老师家对面，是李益谦老师家。文革期间，武昌城棋友下棋主要所在，三位老师住所，胡老师家、蔡老师家，李老师家，都在蛇山脚下。胡老师家处蛇山南麓，蔡李二位老师居北麓。

　　        第一次去李老师家，恰遇汤之望老先生在座。有武汉围棋界李老师汤先生两位长者在场，感觉李老师窄逼的小居室，顿时明亮了许多。

　　        李老师和汤先生是多年好友，也是曾经的同仁和校友。汤先生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李老师出身国立武昌高师。后者也是武汉大学的前身之一。汤先生民国时期，追随乡贤，辛亥老人张难先，投身革命，在教育厅高就。建国后闲居民盟，人称“汤公”，是那个年代围棋界人士中，少有以公尊称的老人。李老师民国时期，曾任小学校长。50年代以来，一直在市15中学任教，是高中语文老师。两位老师儒雅清奇，都具长者风范。

　　        我去那天，记得两位老师没有下棋，只是在家闲聊，兴味盎然。他们聊旧时与棋界名宿过惕生的交往，聊旧时教育界逸闻轶事，聊黄鹤楼楹联故事。他们讲到的民国那些名人趣事，我都记不得了，只觉得隽永。他们讲起那些楹联时，黄鹤楼还未再次重建。始建于三国时期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1700多年以来，屡次遭受战火焚毁，累毁累建。我们只是儿时在蛇山上游玩时，看到过它的铜铸楼顶。那是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的黄鹤楼遗物。传说光绪10年（1884年），汉阳鹦鹉洲的一场大火，飘扬过江，将黄鹤楼烧毁一空，遗物仅存。他们讲到，清人符秉忠为同治黄鹤楼所题名联，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符秉忠，同治年间武昌县令，善对联。1908年，湖广乡绅，为彰显张之洞政绩，在原黄鹤楼遗址附近，再建一楼，拟名“风度”，后依张之洞，命名“奥略”，取“恢宏奥略，镇绥南海”之意。时人将符秉忠名联再次题于奥略楼上，一联二楼。后人因此多将两楼混为一谈，也是一段趣事。

　　琴棋书画，文人四友。符秉忠是否雅好方圆呢？正史野史均无记载。但汤公，四者居其二，棋界皆知。
　　        汤公在鄂，以书法著名。我有他的墨宝。那是我结婚前请他写的两幅条幅。一幅《沁园春·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幅陈毅元帅的四言《咏棋》诗， “纹枰对坐，从容谈兵。” 两幅条幅的内容，都有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

　　        多年以后，我游琴台，发现游园正中，耸立一碑，上面刻有《琴台简介》，“龟山横亘汉水南岸，分一支曰冀际，北有半岛形突入月湖西部，其地三面环水，鱼藻交映，上多平旷，林木翳然，…”读到最后一行， “江苏沈畴春撰文沔阳汤之望书石”，汤公大名，炳赫其间。

　　        9

　　        说来有趣，李老师最著名的两位门生，沙叶新和余昌民。一个与棋似乎无缘，一个则酷爱一生。

　　        沙叶新，中国著名作家编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以《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剧本，名扬四海。

　　        1990年代某日，沙叶新夫妇专程从沪上，溯流而上，来到江城，寻找儿时恩师李澄之，一时不得。原来李益谦老师，名承之，字益谦。建国以后，以字代名。沙叶新不知老师其字。时人不知益谦其名。后辗转多日，通过政协，昔日师生，四十年分别，汉上重聚。沙叶新夫妇在武汉某酒楼设敬师宴，宴请李老师夫妇，一报师恩。

　　        我读过沙叶新先生的大多文章和剧本。其道德文章，高山仰止。稍感意外的是，作为李澄之老师的学生，沙先生师承风致，却未同雅好，其文章字里行间，不见围棋踪影。

　　        余昌民，鹏城雅士，酷爱围棋，终身不弃。他是文革前武汉市15中学生，师从李益谦老师，学习语文和围棋。64年赴京，就读清华。改革开放后，重返清华，继续深造。尔后被国家公派日本留学。再后，袁庚先生专程去清华，请到蛇口，作为袁的主要助手，参入当年风起云涌的蛇口改革。近年来，以其个人经历为背景，写出大量文章于网络，思想深沉敏锐，文字清新隽永，感情真挚恳切，为广大读者喜爱。

　　        上世纪七十年代，余昌民先生陈雅华女士因棋结为伉俪。尔后每年，余陈夫妇都要给李益谦去信问候，视同恩师。在李老师生前，余先生利用一次回汉出差机会，特地盛情宴请了老师师母一次。几年以后，李益谦和陈雅华师生二人，先后驾鹤西去。陈生前报答其师的心愿，也随之而去。

　　        如同天下任何一位老师一样，李老师特别看重学生的情义与情谊。生前，李师娘曾对去看望他们两老的学生王新州讲过，文革期间，李老师在学校看大字报时，注意到在武汉市15中学，他所有喜爱的在校学生中，王新州是唯一没有在大字报中揭发过他“封资修罪行”的学生。

　　        而湖北围棋的另一名宿邵福棠，1965年调任国家集训队教练，缘悭一面。几十年后，我才知道，邵是我多年未见的发小胞弟的岳丈。我的那位发小，一生不修围棋。

　　        人生之间，有如棋盘，星角天元，纵横茫茫，咫尺千里，不知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