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1年8月17日17时许，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王斐然的终审判决，2名垂头丧气的外籍死刑犯被五花大绑，由公安部队战士从法庭押往天桥刑场执行枪决。其中一名案犯一眼看上去就是个欧洲人，而另外一人则是亚洲面孔。  王斐然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破获的第一起外国间谍案（也被称为“共和国第一间谍案”）的首犯和主犯，他们的排场特别大，在法庭上起诉他们的公诉人是时任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的罗瑞卿，而且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审阅和修改了此案的法律文书，共修改57处，增加167字，删除22字。  正在审阅此案的法律文书的周恩来总理
 至今仍然保存在第二档案馆中有关此案的法律文书，上面经由周总理亲笔修改之处清晰可见
当公安战士把年过半百，头发胡子都已花白的意大利裔首犯从卡车上拉下来，徒步走向天桥刑场的时候，有谁会想到这个步履蹒跚，身形佝偻的家伙竟然曾是意大利空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42名王牌飞行员之一呢？这个出生在上海，在中国混了大半辈子，还给自己起了个叫李安东的中文名，他是怎么一步步地从王牌沦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李安东
安东尼奥·里瓦（即李安东，下文统一使用其中文名）于1896年4月8日出生在上海。当时正值清朝末年，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这个东方明珠也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而意大利作为后起的列强之一，自然不甘落在人后，大批意大利侨民于是就涌到上海来寻找发财的机会。李安东的父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戈尔贡佐拉，他们于1880年移居中国上海，将中国丝绸出口到意大利，并且靠这个赚了不少钱，成为有名的富商。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得李安东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资质不错，各种新事物都能很快上手，而且在当时上海滩这个鱼龙混杂的环境中，他还练就了一套与各方人物打交道的诀窍，这个技能使他未来从中受益匪浅，但也最终引导着他步入深渊。1911年，刚满15岁的李安东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到意大利佛罗伦萨读高中。 1914年6月，随着萨拉热窝街头的几声枪响，欧洲上空战云密布，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年轻的李安东和当时大多数欧洲年轻人一样对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而对其残酷性估计不足。因此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登记成为了一名预备役军官。 1915年7 月11日，他分配第70步兵团，随后被拉到前线。在当年的11月12日，上战场才4个月的李安东就因受伤住院，直到第二年3月才重返前线，他这次被调到201步兵团； 结果不到3个月他又受伤住院。这2次受伤对他的意志打击不小，一方面他见识到了战争的血腥，另外一方面他也不甘心作为一个“炮灰”默默无闻地死在前线的堑壕里。虽然在伤愈之后他再度返回前线，但李安东就开始寻找各种机会逃避作战，所幸在1916 年9月25日，上级将他选调到圣朱斯托的卡萨塔皇家航空学院接受飞行训练。  李安东年轻时曾是一名意大利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一战中他是42名意大利王牌飞行员之一，击落敌机7架
喜欢新鲜事物的李安东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因为他表现出色，加上此前的资历和战功，1917年2月25日，李安东被提拔为中尉。当年4月，完成训练的李安东信心满满地来到了刚刚组建不久的意大利空军。最初李安东是驾驶双座侦察机，但他对侦察这种工作并不满意，因此他缠着上司要求到战斗机部队。在6月份他进行了短期的战斗机培训后，就在7月份进入71战斗机中队，开赴前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李安东当年在意大利空军中的证件
1917年8月24日，李安东和71中队另外2名飞行员驾驶纽波特11战斗机组成3机编队出击，他们遭遇到一架落单的奥匈帝国空军的信天翁D.III型战斗机，空战中3名意大利飞行员死死地咬住了这架倒霉的信天翁，然后对其发起轮番攻击，并最终将其击落。意大利地面部队检查这架飞机的残骸和飞行员的遗体后发现被击毙的飞行员是奥匈空军王牌飞行员尤利乌斯·科瓦尔奇克！虽然这是一个共同战绩，但李安东首战就立了大功，他在1917年10月31日被晋升为上尉，并很快就当上了78中队的指挥官。此后李安东的战绩稳步上升，1918年6月15日，他已经击落5架敌机成为了王牌。在11月11日停战之前李安东又击落了2架飞机，使他的总战绩达到7架。他一跃成为一战中意大利的42名王牌飞行员之一。一战结束后，李安东被授予银质勇敢勋章和萨伏伊骑士十字勋章。  纽波特11型战斗机
 信天翁D.III型战斗机
一战结束后，李安东回到了中国。由于当时意大利民航开通了罗马飞往东京的往返航班，作为战争英雄的李安东在1920 年当上了驻中国的代表处负责人，经营这条航线。但李安东没有继承父母做生意的本事，他运营的业务亏损严重，因此很快于1921年1月被解职。 既然做不来正当生意，那就只能“捞偏门”了。此时正值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年月，脑子活络的李安东见有机可乘，他在天津成立了一家名为“亚洲进出口公司”的公司，该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向各派军阀倒卖列强在一战中的剩余军火，尤其是作战飞机。由于李安东精通中文、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而且又了解中国的国情，因此业务拓展非常快。靠着向中国贩卖军火，李安东迅速就聚敛起了大笔的财富，过起了奢华的生活。齐燮元、鹿钟麟、吴佩孚、曹锟等都是他的大客户。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曾向他订购大量军火，并支付了巨额的预付款。但在军火运到之前，由于冯玉祥反戈一击，导致直系军队崩溃，这笔买卖自然就泡汤了。李安东一面吞掉了吴佩孚的预付款，一面又将运抵天津的军火转卖给控制了平津的张作霖，一鱼两吃，赚得是盆满钵满。但李安东大笔赚钱，却连一分钱的税也不交给意大利政府，更别说打通政府里的各种“关系”了。眼红他生意的对家于是告了他一状，他不但被意政府剥夺了上尉军衔，还在意本土遭到了通缉。  墨索里尼
这个小小的挫折没能难倒李安东，此后他更加注意寻找各路“靠山”。1926年，在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夺权后，进行政治投机的李安东也加入了法西斯政党，并且在北平成立了所谓的“法西斯党北平支部”，自己担任头目，他希望能通过这一系列的举动来“洗白”自己。但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李安东的生意遭到了很大的冲击，逼得他一度在北平充当记者，又在中意文化协会担任编辑，可这点钱哪能填满他已经被撑大的胃口，李安东一直在寻找翻身的机会。  齐亚诺夫妇
1930年，李安东攀附上了墨索里尼的女婿——时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齐亚诺伯爵。在齐亚诺的推荐下，飞行员出身的李安东于1934年成为意大利空军驻华军事使团的秘书，向国民政府空军推销各种意大利飞机，并且为中国培训飞行员。事实证明，中国空军购买的意大利飞机多数质次价高，实战中不堪一击；而且意大利教官培训的飞行员也多数是不合格的，只能回炉重新培训或者索性转为地勤。中国为此在抗战初期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了。中国空军在抗战之初损失惨重，再也无力以高价购买性能坑爹的意大利货，而开始改用苏联援助的飞机并接受苏式培训。李安东于是又一次失业了，他决心改行当情报贩子。当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北平、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实际上也是列强的间谍活动的中心。李安东由于精通多种语言，又熟悉中国的情况，在当地有众多的“线人”，因此很快就凭借着自己意大利法西斯党徒的身份和社交能力，与德国和日本的情报机关都搭上了关系。 李安东刺探和收集美英等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提供给德意日情报机关，并收取这三家支付给他的大笔酬金。1943年7月墨索里尼政府垮台，意大利新政府宣布向盟军投降。李安东立即主动联系日本当局并带领日军乘装甲车和汽车冲进了驻北平意大利使馆内，解除了意大利卫队的武装并接管了意大利使馆。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李安东摇身一变成为在北平的意大利利益代表与日军交涉各种事项。许多在北平意大利侨民遭日军的拘禁，而李安东不但没事，而且还继续过着体面的生活。在斯科尔泽内指挥德军突击队在大萨索山救出墨索里尼后，李安东兴冲冲地跑到德国使馆，要求德国使馆代办代自己致电墨索里尼——祝贺他脱险并且表示自己将继续效忠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所谓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和“领袖”。 日本投降后，李安东的“好日子”到了头。美军在青岛登陆后解救了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的一批外国侨民。在这些外侨回到平津地区后立即向美军和国民党当局举报李安东是日本间谍和法西斯分子，并提交了许多有关他劣迹的证据。惶恐中的李安东向美军方申诉自己是“身不由己”，但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从1946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开始调查李安东在战争期间的罪行。 调查李安东的是“中统”驻北平的机构，初步调查指控属实，因此国民党当局于6月24日逮捕了李安东。在审讯中李安东极力狡辩，为自己脱罪。本来要查清李安东是否与日军勾结最关键的证人是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报道部”特务头子日高富明大佐，但当时此人被上海军事法庭调去作证，直到1947年4月才回到北平的战犯拘留所。4月15日北平军事法庭检察官提审了日高富明。日高富明仅承认自己在1944年11月认识了李安东，但否认彼此间有情报往来。 此时国民党政府的重点已经完全转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上，北平军事法庭对李安东间谍案的调查自然也就失去了动力，反正李安东也没有对国民政府造成什么危害。4月19日，检察官宣布对李安东不予起诉，就此结案。1947年8月19日，李安东获释。 又逃过一劫的李安东并没有金盆洗手，而是在“痛定思痛”后重出江湖。这次他勾搭上了美国驻北平总领馆的武官包瑞德上校（同时他还是中情局的情报官）。包瑞德曾经当过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该观察组的一大任务就是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情报）组长，是美军中少有的对中国共产党较为熟悉的“知华派”。在延安期间他曾与包括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在内的中央高级领导有过较为密切的往来和不错的私人交情（周恩来当时在“国统区”，和包瑞德接触不算多）。  在延安的包瑞德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3人表情轻松，可见关系处得很不错
 在延安期间亲自给八路军伤员上药的包瑞德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军观察组就撤离延安。包瑞德转往驻北平的领事馆担任武官。正因为他比较了解中共，他并不相信国民党方面宣扬的可以在几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说法。但因为美军观察组已经撤出了延安，包瑞德急需填补这个方面的情报空白，于是他开始接触活跃到华北地区的各国情报贩子，指望着从这些人身上获得有关中共的情报。 1948年3月，急需找份新工作的李安东遇到了急需获得情报的包瑞德，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李安东立即在北平开始寻找“线人”，重新组成自己的情报网。他随后拼凑了一个由原日本驻华情报机构的山口隆一（中文名为刘逸，公开身份是北京法文书局《中国指南》编辑）、意大利人哲利（公开身份是教员）、德国人甘纳斯（德国贸易公司驻华经理）、法国人魏智（法文图书馆经理）、马迪儒（天主教主教）和马新景等人，大肆搜集有关解放区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方面的情报。从1948年3月到北平解放前后，李安东先后向包瑞德提供了115份情报。  山口隆一
 甘纳斯
 马迪儒（黑衣者）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包瑞德和李安东都选择继续留在北平。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关于要不要承认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了争议，在政府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包瑞德打算等等看再说。另外他也想在万一撤离中国的情况下，先组织好自己的情报网，以便继续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因此包瑞德加紧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和位于东四三条的美国新闻处活动，每天他都在那里会见大量非美国籍的外国侨民，以此筛选自己所需要的“线人”。 但包瑞德明显低估了我公安机关的效率，这些人的活动和他们与包瑞德接触的情况都一直在我公安机关的监视之下，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等人自然也不例外。 李安东打着“天津詹姆斯沃尔特父子公司北京代理人”的名义作幌子，在解放后继续从事间谍活动。李安东指使山口隆一和其他线人利用各种渠道收集中共高级领导人，新政协代表、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个人履历、性格、家庭和办公地址、电话号码及车牌号码等，并将这些情报全部汇总，然后交给包瑞德。此外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还收集和窃取了大量有关新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情报。从北平解放到情报网被我公安机关破获期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总共搜集了485份情报并提供给包瑞德以及美国间谍机构。1949年11月29日，包瑞德给李安东写了一封密信，对他收集的情报大加赞赏，信中称：“这些情报很有用，我非常高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且定都北京（包瑞德手持相机站在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门前拍摄了不少照片，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经请示毛主席是否没收他的照片，毛泽东看在延安时和包瑞德的交情而没有“动”他）。由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然继续与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对其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西方国家驻华使领馆纷纷开始打包准备撤离，外国侨民也陆续回国。在这种情况下，李安东的情报网就越发显得重要。 1950年1月6日，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拒绝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心关闭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华的全部使领馆和其他外交机构，并勒令美方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在华全部外交人员限期离境（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就是“先把屋子扫干净后才能请客”），包瑞德自然也不例外。他在离开北京之前利用美国领事馆举行的所谓“告别酒会”，暗中将他手下的“线人”们也召集到酒会上，向他们布置了新的任务，李安东自然也在其中。在喝完这最后一杯酒后，美方人员撤离了中国大陆，分头回国或者是去香港和台湾。值得玩味的是，此时困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蒋介石因为愤恨美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袖手旁观而拒绝了美方让包瑞德去台湾任职的要求（怀疑包瑞德“通共”），导致包瑞德就只能蹲在香港继续操纵他布下的情报网。 早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美方就曾经将1门“斯托克斯”81毫米迫击炮和炮弹混在美方向外国侨民提供的“救济物资”中交给李安东。李安东将迫击炮“化整为零”，把炮管和炮架藏在自己家里，座板则藏在同伙马迪懦家里。在包瑞德走前，李安东接受了新的任务就是在收集情报之外，伺机制造破坏。此时的李安东手下也已经开始不满足于收集情报这种“小打小闹”赚的一点“小钱”（美方当时通过李安东支付给山口隆一每个月150美元，而支付给北京迺兹府天主教堂主教马力悦才每月140美元，），大家都想要来一票“大”的。  “斯托克斯”迫击炮彩图
美国外交官黯然离开中国后，李安东就把山口隆一叫到自己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乙17号院的家中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手头有1门迫击炮，打算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干一票”。山口隆一吓了一跳，他觉得太过冒险了，这要一开炮那恐怕就很难逃脱。但李安东态度很坚决，他以“富贵险中求”给山口隆一打气。直接告诉他如果事成，美方将给予重赏，“上面”开出的赏格是50万美元！山口隆一贪图“重赏”，再加上他对新中国和人民政权抱有敌视的态度，最终答应干这一票。 山口隆一开始着手实施炮击计划。由于天安门广场的特殊性，他无法使用通常的方法对其进行测量，于是山口隆一决定使用徒步测量，也就是迈着步幅大致一致的步伐，对广场相关位置进行步测。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伙间谍加快了准备工作。山口隆一多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周围地形等数据进行实地测量，并绘制了地图，注明炮击位置及毛泽东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在城楼上检阅受阅部队和群众时的位置等。 此时公安部一局一处的侦查科已经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尚留在北京的外国侨民加强监控，防止有人利用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渗透和破坏。那些曾经与美国人过从甚密的侨民更是监视的重中之重。公安机关在通过对李安东、山口隆一和其情报网的其他线人的跟踪监视后，察觉到他们正在策划一起阴谋，但此时我方尚未掌握阴谋的具体细节。 1950年9月18日，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庆已经只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一封山口隆一寄往日本的可疑航空邮件，信函非常厚，里面塞满了文件，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这个地址经我方秘密渠道证实，这个所谓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实际上是美军驻东京司令部的情报处。信件的内容是：“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計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  山口隆一绘制的一张拟炮击天安门的草图
在信中还附有一张铅笔手绘的天安门草图，图中有华表、金水桥和天安门城楼，还有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的抛物线，日文注解是：“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图上另外一个箭头指向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一个人，日文注解是：“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此外在信中有一段极为可疑的文字：“每当政府举行祭礼（典礼）之日，政府领导和各界名流都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和民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山口隆一表面上的职业是法文书局的编辑，他又不是经营消防器械的商人，他画这个图的用意是什么？而且信中特地提到“10月1日发货”，正是新中国的国庆节。而且山口隆一又是公安机关重点监控的目标之一，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这件事情就非常可疑了。  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看，远处可见有大片的民房，李安东等人就是打算在那里发射迫击炮刺杀党和国家领导人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狄飞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在拍照留档后立即向公安部侦察处处长李国祥作了汇报，李国祥随即紧急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在会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封信和草图背后是一个天大的阴谋。 见大家的意见非常统一，李国祥于是向北京市市长彭真进行汇报并向他展示证据。彭真也感到事情紧急，他立即指示李国祥这可能是一起大案，涉及到敌特要炮轰天安门，杀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务必尽快破案！  延安时期的李国祥
 彭真
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卫局都对此案高度重视，根据之前已经掌握的情况，与山口隆一关系密切的李安东就浮出了水面。事不宜迟，为了抢在国庆节前破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请示周恩来总理，在经过批准后，他命令在1950年9月26日逮捕李安东和山口隆一。  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
9月26日上午7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出动大批干警包围了甘雨胡同，在逮捕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后，对2人的家中进行搜查，起获迫击炮1门。虽然李安东再次施展他的狡辩功夫，声称这门迫击炮早已“年高有德”，“不堪使用”，自己只不过是用做院子里遮阳伞的伞架罢了。但人民公安可没有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那么好糊弄，在进一步的搜查中，公安人员从他家里抄出了一份由李安东在解放前纂写关于在1948年帮助国民党在东北编练空军的计划（呈交给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巴杰海军上将）和另外一份关于在1948年对国民党提供援助的计划（呈交给当时美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瓦登伯格）；还有抗战期间三份由日本特务机关签发给李安东关于其特务身份的证明文件（这些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百寻不得的证据，人民公安只不过一次搜查就查到了）；以及部分我军的机密文件，如《华北空军基地资料》、《四平战役资料》、《晋东铁矿资源分析》等。  首犯李安东和从他家中搜出的准备炮轰天安门城楼的“斯托克斯”迫击炮合影
 被公安人员缴获的迫击炮（缺了座板）和迫击炮弹
公安人员在山口隆一的住处则搜到12份文件，其中包括伪东北政治事务委员会签发的特务身份证明、48份间谍报告、210份有关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代表个人信息的索引卡、和1098项情报资料；以及伪满洲国“东北政务委员会”在1942年签发给山口隆一的特务身份证明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签发给山口隆一的特务身份证明。 在铁证面前，这2个家伙不得不认罪（不过，李安东的认罪态度依然十分嚣张，不加掩饰，即便是面对审讯他的公安人员直接曝出各种恶毒的粗口并毫不掩饰对新中国的敌视——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让他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巧取豪夺、作威作福。这个场面被收入了电视剧《海棠依旧》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此后经过对他们的进一步的审讯和侦查，我公安机关又分别在1951年3月逮捕了法国人魏智，5月逮捕了意大利人马迪儒。其中在马迪儒家中查获了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各种武器零件等273件。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警在搜查涉案人员马迪懦的住处
 公安人员收缴的美制“柯尔特”M1911型手枪1支（枪号600901）和子弹、手雷等武器
 被逮捕的7名外国间谍
1951年8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的罗瑞卿向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就李安东、山口隆一等间谍案提起公诉。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所有的被告均供认不讳。 最后，军法处处长王斐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处反革命法》第二章、第六章第一条、第七章第一、第四条、第二十章的规定，判处李安东死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处反革命法》第二章、第六章第一条、第七章第一、第四条、第二十章的规定，判处山口隆一死刑。  1951年8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了破获李安东间谍案的新闻
在宣判后，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押上刑车，沿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向天桥开进。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群众，人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17时，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押下刑车，步行到刑场，途中他们遭到了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分子欺凌和压迫的群众猛烈冲击，公安部队战士不得不组成人墙，花了很大的力气挡着愤怒的群众来维持现场的秩序，以免这2个家伙在行刑之前就被人群撕成碎片，在推搡和撕打中李安东的衣服被扯破，眼皮也出了血，异常地狼狈，不过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已经用不着什么“体面”了，随着几声枪响，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先后伏法。 2人的尸体并没有被移交给家属，而是被埋在了乱葬岗。当时尚未与新中国建交的意大利政府没有对此事表示过多的关注，仅仅只是在8月21日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对此事表示遗憾。 本案的其他被告人中，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哲立被判刑6年、甘斯纳被判5年有期徒刑，此案唯一的中国籍被告马新清因为敌特提供并传送情报，并隐匿财产，包括汽车3辆和房产16处，而获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不过，我方显然不愿意在这四个家伙身上浪费太多宝贵的粮食，因此4人在被监禁一段时间后，被先后驱逐出境（马新清则蹲满了9年）。 这起案件新中国破获的第一起外国间谍案，也是人民政府首次处决外国间谍。是新中国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下情报网的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得那些在解放后仍然收集中国情报的各国情报贩子纷纷打点行装逃出中国，也使得美国企图依靠人力收集中国情报的图谋破产，不得不转向使用间谍飞机、电子侦察船等其他技术侦察手段对中国进行侦察。 这段经历对李安东的家人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据称后来当李安东的美国籍妻子凯瑟琳·兰姆在企图给李安东的坟墓立碑时，还曾经遭到愤怒的当地群众的阻拦，最终只能匆匆地为李安东立了一块简单的石碑，但不久后因为乱葬岗被铲平而不知所踪。 李安东的大儿子蒙塔诺·里瓦·巴巴兰在听了在刑场目睹了李安东被处决的经过的外侨添油加醋的描述后，心理极度扭曲，变得仇视新中国和人民政权。1951年9月8日，凯瑟琳和4个孩子乘坐意大利邮轮“乌戈利诺·维瓦尔第”号离开了中国，由于李安东在中国获取的全部不义之财都被人民政府没收，因此他们宣称身无分文、没钱购买船票，意大利政府替他们垫付的三等舱的船票钱。在抵达威尼斯后，他们在入境时护照被意大利海关扣留，“精明”的意大利政府要求他们每月向政府支付5000里拉用于偿还政府“捞人”的开支和船票钱，在他们付清这笔钱之前，他们的护照将由意大利政府代为“保管”。 凯瑟琳后来在美国驻热那亚领事馆找了一份工作并在那里定居，一直到1983年去世为止。蒙塔诺·里瓦·巴巴兰后来考入警校，成了一名警察（期间还参过军并获得上校军衔）。他在退休后和他的兄弟以及部分反华的文人相互勾结，通过发表各种言论文章、出版书籍和其他方式试图为其父李安东“翻案”。他们闭口不谈李安东在二战中与德日法西斯勾结迫害外国侨民的历史，而是大谈所谓“中共迫害外国友人”，甚至还臆造了公安部领导在半个世纪后所谓的 “忏悔”，2008年，巴巴兰上蹿下跳地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 
发表于 2021-11-15 23:04:20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