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是谁批建的吗？

安徽工行

——翁飞博士谈李鸿章批札张弼士

李云胜 采访整理

又到一年葡萄熟了的季节，在东大圩一处农家休闲小院里，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博士对我们说：“大圩种植葡萄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从这里走出的淮军将领把中国人自己产的葡萄酒带回了家乡让亲人品尝，而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就是淮军领袖李鸿章批准建设的。”

翁飞博士（以下简称翁）：说到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就要说到张弼士，你们知道这个人吗？

记者（以下简称记）：知道，著名的“红顶商人”，但不十分了解。

翁：张弼士是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葡萄酒之父。我们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是二品大员，而张弼士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他是那个时代的华人首富，财产比清政府国库都多，是同时代胡雪岩的4倍，可谓真正的“富可敌国”。而这一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合肥人李鸿章提携。

记：从张弼士的简历中我们得知他是广东省大埔县人，那他和李鸿章是怎么认识的呢？

翁：张弼士早年飘洋过海，到荷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一家纸行当学徒，后独立经营酒类商行，并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和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财富日增，其全盛时期，全部资产折银达七八千万两，为海外侨商的首富。

光绪十八年(1892)，李鸿章亲信、中国驻英公使合肥人龚照瑗路过槟城，张前往谒见。龚问张致富有何妙术?张当即回答说：“地尽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微贵败贱，操奇致赢；人行勤敛，择人任时”。龚听后大加赞赏，紧握其手说：“君非商界中人，乃是奇才，现中国贫弱，何不归投祖国”。

记：这么说，张弼士是通过另一个合肥人认识李鸿章的？

翁：是的，龚照瑷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1894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任内兴利除弊，在侨胞中灌输爱国观念，为侨众敬仰。

记：可是，张弼士是怎么想起回国办葡萄酒厂的呢？

翁：这又要说到李鸿章的另外一位亲信时任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他是张弼士的广东老乡，听说张弼士经营有方，特邀请他到烟台考察商务，希望通过这位“南洋首富”“招商引资”。

张弼士应邀动身之前，当时法国驻印尼吧城领事对他说：“中国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当他到烟台实地考察后，确认烟台南依青山，北临碧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气候得天独厚，适宜栽种酿酒的良种葡萄。于是便提出，利用烟台的优良水土资源，计划在这里设厂酿造葡萄酒。酿酒也是兴国利民的实业，盛宣怀自然极力支持。

记：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兴办这种亦商亦官的实业，肯定还要得更高层次的的支持吧！

翁：张弼士兴办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当时正是洋务运动兴起，朝廷广有兴办实业之议。

不久，盛宣怀调任天津，特意向李鸿章引荐 “南洋首富”张弼士，并细陈其专务实业，引进苗木设备创立葡萄酿酒公司的事迹。李鸿章听闻颇为赞赏，一来二去，张弼士酿造“洋酒”的公司成了李鸿章主事的“北洋新政”中一面鲜明旗帜。

记：听说李鸿章对张弼士的“洋酒”公司给了许多特殊政策，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吗？

翁：李鸿章不仅为他亲批营业准照，还给予了排他性建厂的待遇。李鸿章在准照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准予专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

还有，上报清政府批准，在直隶、奉天、山东等省获专利15年，免税3年的优惠。

记：和胡雪岩相比，其实张弼士因为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在兴办实业的道路上应该走的更远一些，更顺一些吧！

翁：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商业银行，也是我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权直至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才被取消，是中国近代史上发行历史最长的纸币，对抵制洋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他先后在清朝、民国历任多个要职，在清朝则被授一品顶戴，胡雪岩则只官至二品。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甚至于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