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恩师 曾主修《庐州府志》

小菜鸟

　　汪宗沂晚年照

　　包公祠之联匾稿

　汪宗沂向李经方推荐黄宾虹

      汪宗沂，清歙县西溪人。光绪二年(1876)拜翁同龢为师。光绪六年进士，光绪二十一年赐五品卿衔。曾主讲安庆敬敷、芜湖中江、徽州紫阳等书院，后在家开经馆授徒，黄宾虹、许承尧等均出其门下。就是这样一位“江南大儒”，却与合肥李府及淮军有着一段往来。

　　在湖北任职李瀚章幕下

　　笔者最早知道汪宗沂在湖北呆过，是在歙县西溪汪家故居的老房子看到挂有一幅字：

　　饮酒不过三爵，食肉不逾一斤。天生奇人，志在经纶。勿以酒肉细故，自损其身。蟹鳖鳝蛤勿使沾唇，水族湿毒致疾之因。援笔作铭，淡养天真。仲伊先生自制从容而任斋座右铭，属书即正，新吾弟李经畬时辛巳九月既望同客武昌。

　　汪宗沂，字仲伊，歙人，有从容而任斋，自建韬庐后，又号韬庐子。1881年，汪宗沂来到武昌，面对着丰盛的水族之鲜，或是贪了口福、伤了肠胃，他给自己订立了一条座右铭，并请李经畬书于条幅，挂之室内，以为警勉。

　　李经畬是李鹤章三子，字新吾，是年23岁，已可见其书法之功力了。虽然他们父辈大都成了淮军重将，但却没有放松对子孙的文化培养，次年即1882年李经畬便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同中举人，而前一年李蕴章之子李经世也和汪宗沂同科进士，可谓文风昌兴。

　　汪氏之所以要订下这条座右铭，是因为他心有目标和自许，想以后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此，面对着可能伤及脾胃的水鲜诱惑，汪氏表现了应有的理智和节制，乃“援笔作铭，淡养天真”。

　　汪氏在武昌，任职于湖北志局，参与了《湖北通志》的编纂。其时，清政府与太平军曾在那一带拉开了巨大的战幕。而当武事结束，文戏开台，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顺乎民意，主修湖北通志，汪宗沂被邀前往。其子汪福熙(又名复本，字吉修)所撰《父亲事略》也有“兴修湖北通志”一句。实际这一志书，修修停停，两度中辍，直至1919年才完成，初刻于1921年，故称民国十年版《湖北通志》。

　　至于汪宗沂这次之所以跑到武昌，投在李瀚章幕下，笔者猜想的原因可能有：其一，他和李经世同科进士，可能得李介绍；其二，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为曾的军需供应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汪宗沂也多年在曾的幕下从事文案，甚得器重，故李汪二人并不陌生；三，从价值取向看，汪氏既已辞官不做，好学术，湖北修志，这正投合他的心怀；四，汪氏在曾幕，从事着忠义局的编务，但主要还是拜师求教，故薪金不高。而湖北任上，所给薪金月达六十两白银，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优厚的了，此时汪氏家口渐多，不能不作经济考虑。当然，以上种种，也只是笔者的妄测。

　　在湖北的日子里，可见汪宗沂与李经畬的闲雅与友好，汪有诗《赠李新吾驾部经畬》：日下声华接，相期客武昌。所储多宝宋，得句必宗唐。顾我思投劾，因之出处商。好山看不厌，去去向庐阳。诗写了他们的惬意，那时他们的藏书多是宋刻名版，诗文以唐人为境界。然而春去秋来，他们将又有别的去处。汪氏受了李家所托，将有合肥之行。

　　受李府之托主修《庐州府志》

　　这次汪宗沂的“去去向庐阳”，则是帮助合肥完成了久修未了的《庐州府志》。

　　太平天国结束后，出任庐州太守的黄云(字冰臣)想在百废待兴中做几件有意义的好事，其中就有编纂《庐州府志》，因老志修于嘉庆年间，至此已有八十多年。然而在黄云的八年任上，诸如修城墙、疏河道、重建包公祠等皆已完工，而编纂《庐州府志》是他开始最早却结束最难，虽然收集了许多资料，但就是因缺少能够统稿的人选，致使大功未成，于是汪宗沂成了他们的合适人选。当然，在汪完成了百卷书稿后，他们也还就后到的资料作了补充，最后由李经世审读并刻版印行，这就是后来面世的光绪版《续修庐州府志》。

　　李家兄弟对这部志书，可谓个个重视。李鹤章去世后，由其弟李蕴章接任，当然更多的事务由李蕴章之子李经世负责，李经世在序言中写道，府志的初稿最初由太守交给“汪仲伊大令所编辑……乙酉孟夏汪君携全稿至皖付家大人，将授手民(按：“手民”即雕刻工匠)，家大人命经世兄弟复加审订，因受而毕读焉，见其征引宏富，义例谨严，心窃善之。”只是因为原内容截止于光绪八年，而至光绪十一年的三年中，又有许多忠义节孝人物需要补充，为此李经世又请了胡绶卿帮忙。故这一志书的完成，除了黄太守的资料收集外，“又赖汪君编辑于前，胡君订补于后，经世等谬参末议”，总之经众人的努力，光绪《续修庐州府志》终得完成。

　　在志书的“职名”中，有一位“总校汪复本”的，他是汪宗沂的长子，当时正是二十开外的青年，是父亲很好的助手，尤其是汪宗沂到了天津后，在志书的校对和刻版中所遇到的问题，常是由他与汪宗沂通信解决的，比如志书要刊用康熙版的古庐州图，即是在汪宗沂指导下由汪复本完成的，儿有信父亲：“康熙志内之图已托人绘就补好，计洋二元”等。

　　当然，对于《续修庐州府志》这样一件地方大事，李府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对汪氏的劳绩也有优渥报答。汪氏除在湖北志局仍领着每月的薪水，志书所给的报酬达“三千金”，这见之于他的家信。按当时的流通货币，此处指的三千两纹银。这是一笔很高的酬金，因他湖北志局每月六十两的薪金就已很高，一年也才七百多两；后来他到芜湖中江书院出任山长，当时的道台袁昶同样开出了很高的年薪也才四百八十两。汪氏家的不疏园为太平军所烧毁，于是他用这笔钱在废墟边上盖了韬庐，一位徽州朴学传人的藏书园落。

　　北上直隶辅佐李鸿章

　　汪宗沂在完成了《续修庐州府志》统稿后，受李鸿章所聘，于1884年底或1885年初，去了天津直隶总督府，担任幕僚。这对于无意于官场、视公文案牍为苦差的汪氏来说，很不适合，也与他原本的北行期许有着很大的落差。

　　然而国家之衰敝不堪，李鸿章尚且只能当个“裱糊匠”，汪氏又何能作为？一度时间，他从民生实业考虑，想在北方推广栽桑养蚕，并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不过，汪氏终“以所抱不尽展，居五年辞归”。他婉拒了李鸿章为他奏请外派，从此回到家乡，先在本郡之紫阳学院授课，之后还到了芜湖中江、安庆敬敷等书院出任山长或教职。因为教书、著书才是他的最好，也因为有了这一转身，他才有了以后的学术成就和“江南大儒”之享誉。大师黄宾虹、许承尧等均出其门下。

　　汪宗沂对李鸿章的才干和识见一直敬仰有加。回乡后的汪宗沂一直关心着李府上下和淮军情形，对一些忠烈之士如聂士成等一再歌咏，而对一些误国败绩者则扼腕长叹。

　　不尽缕述庐阳情

　　在汪宗沂的旧纸中还有一页有关包公祠的对联和匾额的拟稿，当是包公祠修竣后代李鸿章兄弟所拟，未见拟者署名。拟稿送给汪宗沂斟酌。汪作少许改动，抄录退还，原稿留了下来。特别是在第二联中，汪宗沂将“千载墩”之“载”字改了“秋”字，成了“千秋墩……”，后见刻在包公祠的李鸿章联即作秋字。就这一拟稿汪之真正改动的应就是一个“秋”字，也可谓一字之师哉。

　　在肥东县西的众兴集曾有处名胜“洄溪别墅”，四周环以两道溪水，成回字形，故得是名。溪内遍植荷花，沿溪广植花木，当地人以“花墩”称之，此为清代同治年间张文燕所建。张是李瀚章女婿，故园内多有李家人如李鸿章、瀚章、经畬等人的题书联匾，汪宗沂也有一诗《题合肥张氏洄溪别墅》，称赏了那里的芙蓉水面、竹树疏扶，并不由想到了自家的韬庐应像洄溪一样多些水面更好。然而风雨沧桑，今天无论洄溪别墅还是汪家韬庐皆已荡然无存，只留空名在人间。

　　我省铁路始于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由李经方为总办，就安徽江南、江北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包括招股、勘路、购地、兴工等，对此汪宗沂推荐了他的得意弟子黄宾虹参与，得到了李经方的允可。

　　1906年春上，已是古稀之年的汪宗沂还因蒯光典所邀去南京，此时的老人仍想一番作为，以“天都老少年”自称，在去南京的船上还吟出“长风方际会……衰年志请缨”。蒯氏是李经方的内弟，李昭庆的女婿，主张经世致用，曾创办江宁高等学堂，又主淮扬道，很想得到汪氏的襄助。然而汪氏却在是年秋季突患痢疾不起，不免憾恨。

　　因汪宗沂离世已一百多年，他与合肥的那些事因为文献资料的缺失而少为人知，才有了笔者的这番爬梳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