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⑬｜夏世铎：一生服膺于“刚毅坚卓”“爱国革命”

老八路

夏世铎，1920年生于北京，曾经在西南联大和黄埔军校——当时中国一“文”一“武”最好的两所高校就读。老人说，“刚毅坚卓”是联大精神；“爱国革命”是黄埔精神，两校对自己的影响都很大。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第二年，夏世铎即投笔从戎，“我们当时参军是为了国家，只想着保家卫国。”

校歌校训与联大精神

“千秋耻，终当雪”，“复神京，还燕竭”，“中兴业，需人杰”。由罗庸填词、张清常谱曲的联大校歌《满江红》，夏世铎已经没有办法完整唱出来，但这三句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在这首反映了当时国家形势以及三校南迁历史的校歌中还有这样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意为将国家的栋梁之才暂时移栽到遥远的边陲（这里指云南），让他们能暂时远离战火。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内，平津和东南沿海地区共有几十所高校迁往内地。

起初，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迁往长沙，名为“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战火临近长沙。一个月后，长沙临时大学应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决定迁往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此时，参与西迁的联大师生已经陆续抵达昆明。

为保护教育资源，各高校师生一迁再迁的现象在当时数见不鲜。

对于当时联大的师生来说，雪洗国耻，“恢复神京”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努力治学；二就是投笔从戎。夏世铎选择了第二种。

1939年9月他考取西南联大法律系，1940年年初被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录取。

夏世铎回忆，联大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非常艰苦，食堂里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吃饭，吃的也是素菜和常常夹着石子的红米饭，“即使这样大家也都抢着吃，吃不饱啊。”

课堂上，学生们没有统一的教科书，也没有多余的钱来买更多的书本，上课就用教授们整理后油印出的讲义，有些课程讲义还需要手抄。西南联大自由的风气也很好，由于外面有很多学生没有考进西南联大，就跑来蹭听，“结果往往是很多正式学生从一个教室赶到另一个教室去上课时就没有位置了，都要站着听，变成我们是旁听的了。”

在教育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图书馆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地方。夏世铎回忆，图书馆每天下午六点开门，吃完晚饭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待入馆借书、自习成为当时很多联大学生的习惯。

从教师到学生，整个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频繁空袭昆明，联大部分教职员工宿被炸毁。但联大师生处乱不惊，校内教学秩序井然，学生依旧勤奋读书。”夏世铎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篇文章中回忆道。

说到上课，夏世铎印象最深的是法律系燕树棠先生的民法总则。除专业课程之外，夏世铎等年轻学子还会去旁听蔡维藩的西洋通史、金岳霖的形式逻辑等课程。

夏世铎回忆道，当时国家正受到侵略，同学们认为只有读书或者参军才能救国，所以都很用功。

这种读书救国的风气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传统有关，地处平津，不少教授都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

193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十九周年，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原北京大学同学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并宣誓：此次流亡，绝不是为了逃避，为了享乐。

也正是在同一天，蒙自分校正式开课。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正体现着三所学校“如山、如云、如海”的作风，也继承并发扬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中，共招生8000多人，算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有1100多人参军，我就是其中一个。”夏世铎回忆，当时联大的教授们十分鼓励同学参军。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在不到大学四年级时便提前投身军营，女儿梅祖彤也做了随军护士。

据统计，到1945年，被征调为翻译官的大学生共4000人，西南联大学生就占到了10%。

从联大到黄埔，爱国之心不变

最终让夏世铎决定投笔从戎的，正是爱国精神。来到昆明之后，经历过日军的轰炸，见到了国家被侵略的现实，夏世铎在进入西南联大没多久就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考试，1939年11月，他收到了空军军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在正式入伍成为一名空军之前，陆、空两军的学员要一起去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然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前去受训。

当时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的夫人，是夏世铎母亲的同学，赵士卿夫妇就成为他在昆明的监护人，他们将正欲参军的夏世铎劝阻了下来。

但不久后，夏世铎的哥哥又为他送来了录取的第二次通知。这次，夏世铎终于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再次接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他想到了文天祥、岳飞，想到了霍去病的“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当晚，夏世铎连夜收拾东西离开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也都不知道，哥哥和没过门的嫂子在家中为他饯行。

“我们聊了一夜，我跟他们说，去了是抱着牺牲精神的，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再见，但也许这就是诀别。没想到现在还活着，抗战时打算牺牲的。” 夏世铎说到这里笑了笑。

第二天一早，夏世铎与同时考取空军的五十几个人以及陆军的几十个人一起登上了前往成都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学习的军车，成为黄埔军校一名预备入伍的学员。到达成都后，他委托当时一位有亲戚关系的联大学生为自己在西南联大保留了一年的学籍，但却再也没有回联大读书。

入校后，所有成员都被编入第十七期第一总队，六个月的预备入伍训练后（夏世铎是第二次接到录取通知书才加入的，因此只参加了后三个月的训练），经过甄别考试，有些学员分别被“淘汰”入第二总队。夏世铎则留在了第一总队，接受正式入伍训练，1940年10月正式结束。第一总队的学员参加了分科考试，夏世铎以其所在入伍生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炮兵科。

“想当炮兵也是出于爱国主义和英雄情结，当时中央军校宣传它的步、骑、炮、工、辎、通信六个不同兵种中最优秀的是炮兵，并特别强调蒋介石、拿破仑等人都是炮兵出身。对我们影响很大，所以大家都以考入炮兵为荣。”

夏世铎说，他能够进炮兵其实也沾了西南联大的光。当时中央军校里大学生非常少，西南联大全国有名，长官一听说自己是联大的就非常喜欢。体检的时候，身高166cm的夏世铎离达标还有两公分，长官就帮着他“作弊”，通过体检，进了炮兵科。

没有硝烟的后方战场

1942年，夏世铎从黄埔军校毕业，以为终于可以投入前线上阵杀敌。但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而被留在学校做教育、训练学生的工作。他曾写信给曾任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坚决要求去前线。

“张治中将军很快批复指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训练军官学生的工作与前线作战同等重要。’并教育我安心努力工作。”

夏世铎一直把上前线冲锋陷阵的愿望放在心里，1943年，夏世铎借报考陆军大学参谋班的机会离校，希望能在参谋班学习到作战的实践业务。结业时，他强烈要求前往滇缅前线。然而事与愿违，这次他被分到重庆军事最高统帅部后方勤务部参谋处任中尉练习参谋。

“虽然军衔不高，但我做的工作很重要，要负责第六和第八两个战区的战时补给和物资调度，后方和前线一样紧张。”

1944年底，日军进犯黔桂边境，进逼贵阳，威胁重庆，局势危急。这时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从军。夏世铎再一次向参谋处长请缨，希望报名参加青年军，去到战争最前线。

“出乎意料之外，参谋长不但没有同意还批评了我。说我没有整体战争的观念，后勤参谋在战争中和前线作战同等重要。”

为了提高夏世铎对“立体战争”的认识，参谋长调他去参加黔桂战区的工作。这次战役也给了夏世铎刻骨铭心的记忆，为了纪念它，夏世铎还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45年中国军队开始在滇缅边境向日军发起反攻，夏世铎坚决请辞后勤部参谋的职务，要求去往前线，这次，他终于获得批准。夏世铎随即前往昆明参加部队，在炮兵训练中心接受重炮兵训练。原本训练结束后要作为炮兵营配备部队的一员入缅作战，谁料，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夏上阵杀敌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虽然一直都在“没有硝烟”的后方战场，但是“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的黄埔精神却始终在他心里。

留在大陆

1949年，作为当时全国24名考取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工作的成员之一，夏世铎将被分配去台湾参加工作，然后派去联合国。拿着当时国防部为他准备的前往台湾的机票，从心底里反对内战的夏世铎感到彷徨，这是第一次面临是否要去台湾的选择。

夏世铎的表兄陈其五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而当年夏世铎离开西南联大时为他保留一年学籍的亲戚，正是陈其五的弟弟。抗战初期，夏就曾和陈家兄弟一起搞抗日宣传活动。

夏世铎在年轻时就受到共产党统战思想的影响。陈家四个兄弟都是共产党员，在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学校上学，给夏世铎留下的印象很好。另一个中共地下党员陈家懋，也是考取联合国军事参谋代表团的24个人之一，夏世铎当年差点参加其领导的伞兵三团起义，“那时，我父母也在上海，他担心万一我牺牲无法向他们交代，就没让我参加。”

选择留在大陆后，为了维持生活，夏世铎找到另外一个部队——第六军，担任炮兵营的代理营长。第六军是陈诚的嫡系部队，不久要开往台湾花莲，他借口要先送父母到昆明而请假，未随部队一同前往台湾。

后又有人介绍他去装甲炮兵团当团附，随后该部队调往台湾，夏世铎便没有去就职。

不久后，夏世铎去往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炮兵指挥部工作。1949年5月9号，上海解放前夕，抱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决心的夏世铎请熟人开了申请长期病假的证明，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告而别，回家“休养”。被炮兵指挥官邵百昌派人押回部队后，邵对他拍桌子说：你这是临阵脱逃，应该军法处置。副指挥官邝书霈保下了差点被处决的夏世铎，让他“戴罪立功”。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决定命令炮兵、装甲等特种部队乘船撤往台湾。

“我和副指挥官一起负责掩护炮兵部队撤退，需要最后登船。趁这个机会，我策动了手下的一个驾驶兵，打算一起回到虹口区的家里。”半路上，夏世铎遇到了另外几个宪兵并受到盘问。

“我告诉宪兵我们是要去登船，他们就提出要乘车一起去码头。我当时急中生智，说自己还有个东西落在了驻地要回去拿，并让我的驾驶兵带他们先走。”

夏世铎并没有说谎，只是当时这个东西他本想丢弃的。

“我去拿的是当时在美国炮兵训练中心受训时发的蚊帐，我现在还留着。”

夏世铎说将来打算把它捐给博物馆。

夏世铎当时决心脱离国民党部队，心想“一声不响地离开总像背叛一样，心里过不去，还是要光明磊落地走。”在和副指挥官邝书霈表明了自己留下来的决心后，夏世铎最终留在了大陆，“这样留下来心里稍安一些。”

守住联大校友会，延续联大精神

1986年，上海市西南联大校友会正式成立，夏世铎自2008年起担任第三任会长。在联大校友会第一届领导班子里，夏世铎就开始担任理事。对校友会工作十分关心的夏世铎每次纪念日庆祝活动都会代表校友会参加。诸如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庆、1997年西南联大60周年校庆。

与此同时，当时60多岁本来已经到退休年龄的夏世铎还在民进上海市委，主要做统战工作，因此与党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将统战政策贯彻到校友会工作中去的夏世铎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联络同学感情，尽量调动他们为党为国家服务的积极性和爱国精神。”

2018年就是西南联大成立八十周年，又碰上联大校友会换届，夏世铎面临着要不要继续将校友会办下去的选择。

“上次（2013年）换届选举时就有这样的声音：大家年龄都大了，我们又面临着经费和人员等方面的困难，所以有人说结束校友会。现在我已经拟好了文件，在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的存废问题上准备征求大家的意见。”

针对校友会人员短缺的问题，夏世铎老先生决定借鉴黄埔同学会的方法。让西南联大的二代、三代也能组织起来协助校友会工作，参加相关活动，让联大精神也能延续下去。

“原先西南联大那些教授已经不在，现在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和过去完全不同，要想恢复西南联大当时办学的教学精神是不可能的，但联大精神值得传承。” 夏世铎说。

十年前，夏世铎开始动笔写回忆录《盛年不重来》，如今即将交付印刷。“盛年不重来”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杂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这正是爱人送给夏世铎的一首诗。

夏世铎的爱人名字就叫盛年，以前总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前几年去世了，取这个名字对夏世铎来说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是纪念爱人，一是人的一生就像这句诗一样，最青春年盛的时候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