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经历三次“解放”才迎来新中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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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第一次解放，军民共看《盘丝洞》

阜阳城第一次解放的时间，是1947年6月25日。当时，解放阜阳的解放军部队有两支，一支是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旅长金绍山，以及军区3团，团长郭从义；一支是中原独立旅，旅长张才千。两个旅负责攻城，3团负责到阜阳与颍上之间的六十里铺阻击可能从颍上增援的敌人。战斗由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统一指挥。阜阳县大队随部队一起行动，辅助攻城。

阜阳城第一次解放战斗经过示意图

当时，阜阳城是国民党阜阳行（专）署所在地，配有2个保安团，约1500余人，但官兵均无斗志，战斗力差，加之主要负责人——专员不在城中，所以解放军刚一发起攻击，他们就弃城逃跑了。

关于阜阳的这次解放，新华社在1947年6月底发布了一条简洁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部队克阜阳。”

较详细的报道，见于1947年7月5日晋冀鲁豫边区主办的《人民日报》，题为《豫皖苏我军机动出击攻克皖北要冲阜阳》，报道说：“豫皖苏人民解放军主力某部，于蒋军五八师结合土顽共万余人向我亳州、鹿邑地区进犯时，主动转入外线作战，二十四日以百里行程奔袭攻克阜阳城，歼蒋安徽省第五专署集训部队二百余，缴获轻机枪十一挺，步枪一百五十余支，汽车六辆，军服两万余套。”文中的“二十四日”，是开始奔袭的时间，而非攻克时间，限于当时的信息传递条件，出现这样的差错，可以理解。

关于阜阳这次解放的更准确、更详细的记载，见于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民政厅关于阜阳沦陷前后综合情况”报告，其中关于阜阳部分的文字如下（为保持历史原貌，对文中辱骂我军的文字未作删节，读者自能辨别）：“奸匪魏凤楼、金绍山、李仁林各股共约万人，于六月上旬在黄泛区会合后……于二十四黄昏逼近阜阳城郊，与我守军发生激战;二十五日晨三时，我军在众寡悬殊下，奸匪并用火攻突入城垣。晨，我忍痛转移阵地，阜阳遂陷。”这段话中被骂为“奸匪”的魏凤楼，是此次解放阜阳的豫皖苏军区的副司令员，金绍山前文已作介绍，李仁林是中原独立旅政委。

中原独立旅自1946年6月从中原突围后，一直在与敌人周旋，直到1947年6月才渡过汉水，到达豫皖苏地区，在一年的无补给艰苦转战后，武器弹药损耗严重，战士们身无完衣，为蔽体，逮着什么穿什么，其1团营教导员蒋继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用了一个词——“五花八门”，为防寒致有的战士不得已穿花衣，鞋子早已磨破，不少战士赤脚行军。解放阜阳城后，他们的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并统一了服装。据当事人回忆：缴获的那2万套军服是黄色的，裤子又短，对这些国民党军服，战士们心理上有些抵触，可是黄的总比破的、花的好，经说服，战士们还是换上了“新军装”。

部队进城后，成立了城防司令部，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在四门张榜安民，贴出标语，号召青年参军，同时开仓济贫。为欢迎解放军，阜阳商会还请部队看了一场京戏，以示慰问，剧目为《盘丝洞》，豫皖苏军区首长要求把参战部队各团领导都请来看，部队没钱，又不能白看戏，就从缴获的粮食中拿出七石（一石约合120市斤）多大米给剧团作为酬谢。

这次阜阳解放，阜阳县大队也“获利”颇丰，据当事人回忆：距此次阜阳解放前不久，曾有一支与我方有联系的国民党地方武装被其上级发现后缴了械，有几十人被关进了监狱，县大队进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监狱，救出了他们，这批人中有30多个参加了县大队。在清查国民党军政溃逃人员时，他们在城里收缴了不少驳壳枪，在国民党专员公署武器库里又搞到了40多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这样他们的人员武器都得到了充实，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阜阳县支队，经不断扩充，上升为主力部队11团，后随军进藏。

解放军此次攻占阜阳的主要目的是深入敌后，扰乱敌人，调动敌人，为刘邓大军南下创造条件；同时，也为缴获物资补充自己，目的达到之后，遂于进城的第二天，即6月26日从阜阳城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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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野第二次解放阜阳，人民日报专门进行报道

阜阳城的第二次解放，是在1947年10月11日。此次解放阜阳的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也称陈粟大军，后改为第三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副司令员皮定均）17师49团。

6纵在豫皖苏活动时期，纵队部设在界首，他们先打河南夏邑，再克安徽亳州，1947年9月，开始向南发展，9月23日，17师一部快速攻下了太和县城。当时新华社对此作了报道：“人民解放军一部二十三日再克皖北太和县城，守敌远遁。”文中“远遁”的“守敌”是为国民党太和县县长和县大队，遁到哪里去了呢？遁向了阜阳。得到情报后，正准备乘胜攻占阜阳的17师49团，在副师长马长炎的率领下迅速跟踪追击，渡过颍河，于10月11日拂晓包围了阜阳城，当时城内敌人驻军不多，且疏于戒备，我军攻其不备，很快打进了城内，天亮时就占领了城区。我阜阳县大队也参加了此次解放阜阳城的行动，但他们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时任国民党阜阳县警察局督察长的闫西川有一段回忆当时阜阳城内情形的文字：“第二次解放军打阜阳是1947年10月。当时我在城里，一天晚上，我在警察局办公，从三里湾来个人报告，说解放军已快到三里湾了，守在那里的一个警保中队刚听到消息就逃走了，我连忙跑到县政府，看见县长汪廷霖与军事科长张连甲正守着电话机问情况，我报告了三里湾传来的消息，又去通知警保大队撤逃。第二天拂晓，解放军就打进城里了。”

此次战斗，1947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全歼蒋记太和流亡县政府及县总队，俘太和县长仇天民、总队副胡海天以下三百一十四名，毙敌百余名，缴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七挺，长短枪二百八十一支，汽车一辆。”

解放军入城后，受到市民欢迎，部队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宣传安民，把没收的衣物粮食分发给贫穷市民，同时招兵买马，充实有生力量。

据亲历者回忆：由于国民党阜阳县政府跑得仓促，除武器外，还丢下了大批军服和美国制的铁筒奶粉罐头。为了携带方便，我解放军战士打开罐头，把奶粉倒入干粮袋，因为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洋玩艺，不知道怎么吃，炊事员把它当作面粉，费了很大劲和成团，贴锅巴给大家吃，指战员们食后纷纷吐糟：这东西做的饼子实在难吃！我军入城的第三天（10月14日），接上级通报，国民党军17师、新5军11师各一个团已向阜阳围来，为避免与敌拼消耗，保护阜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决定撤出阜城，敌人尾追而来，我军在距城约4华里的西南郊杀了一个回马枪，对尾追之敌军突然发起攻击，歼敌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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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第三次解放，过程像平津战役中的北平一样

1948年7月29日夜，驻守阜阳城的国民党第十四绥靖区司令部及整编74师之58旅弃城逃走，7月30日，阜阳城第三次解放。敌人所以弃城逃窜，是心理恐慌，惧怕被歼所致。

激战一周未攻克

此前的1948年3月28日，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1纵、11纵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向驻守阜阳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扫清外围后，于3月30日开始攻城。由于在千里跃进大别山过程中重装备损失过多，我军激战5昼夜未能攻克阜阳，但调动敌人、减轻坚守大别山我军部队压力的目的已经达到。

鉴于敌22个旅（其中11个旅是从大别山地区调过来的）开始向阜阳城合围，刘邓首长审时度势，于4月5日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在我军攻城时，城内敌人心惊肉跳，多次向徐州“剿总”急电求救：请速派有力部队解围，否则有被全歼危险。此战我军虽仅消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未能攻克阜阳城，但在敌人心理上投下的惧歼阴影是很重的。

构筑战略包围圈

此战之后，我中原野战军虽暂时撤离了阜阳，但豫皖苏军区并未放松对阜阳守敌的压迫，1948年夏季，在连续攻占亳县、涡阳、阚町等地后，又于6月中旬打下插花镇，7月中旬拿下袁寨镇，掌控了整个颍河流域，切断了阜阳守敌的对外联系，驻守阜阳城的敌军已被彻底孤立。加上解放战争发展很快，我军胜利的消息接连传来，阜阳守敌已难以承受这种不断加剧的军事和心理压力。更令他们不安的是，我豫皖苏军区第四、第六军分区已完成了对阜阳城的战略包围。为摆脱被歼灭的危险，他们不得不逃跑，也不能不逃跑。

由于敌人是弃城逃走，我方入城实际上是一个较为平和的过程。关于阜阳城第三次解放的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是“7月31日”，因为这一天，豫皖苏中央分局决定阜阳由四分区（地委）接管；一种认为是“8月1日”，因为这一天，豫皖苏军区独立3团进驻阜阳，并设立了城防司令部；而更为权威的说法见于1948年8月6日《四地委对阜阳解放后的工作指示》：“七月三十日，阜阳敌弃城逃窜，该城获解放。”《阜阳地区志》、1994年版《阜阳县志》均认可了此说。

当时，阜阳守敌逃窜的窘况，已难复原，但我们可以通过一段当时阜阳邮电局的呈文窥一斑而见全豹。

“阜阳二等邮局呈文/内字第735/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八月八日发/事由:阜阳弃守，驻军乘夜撤退，本局及其他机关撤蚌报请鉴核。”

“第十四绥署于本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七时半召集各机关首长开紧急会议，本局亦被召参加。主席宣布前方来电及李觉总司令由京来电：谓某军有纵队六七个之多已窜抵毫、涡并有进犯阜阳模样。着守军及时退出并须掩护各机关法团一同退出，以免遭受无谓牺牲，否则须负责云云。随即宣布当晚出城并须严守秘密，军队步行以掩护船只，粮秣子弹与各法团则用船载运，当晚二时（30日02时）即须在三里湾集合，四时开船。散会后时已十时有半，且在戒严时期，集合本局同人极感不易。”

“将上开会议结果详细向各同人报告，并着各组长自行检看本组档案邮件及铅印夹排一同乘夜撤出，无奈时间匆促，当局所号船只过少，同人佥称当夜无法出城，职亦无暇再为晓谕，乃匆匆发放旅费每人六千万元（当时约合200美元），并即检齐票款、印信、电报密码带同邮差刘玉永一名及勤务一名，星夜出城与绥署等人员在三里湾登船，四时开行，日夜兼程，因时间短促不及携带干粮，又不能靠岸购粮，乃忍饥两日始抵正阳关。”

进城富有戏剧性

而我方进城的情况也颇具戏剧性。国民党第十四绥靖区和74师58旅逃窜时，我方完全不知情，城市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无赖和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等社会恶势力乘机在阜阳城里打劫、哄抢，治安失控，商民不得已派人出城寻找共产党的队伍进城维护治安。

我方阜南县长庄玉铭在大田集附近从一个小商贩那里得到报告后，当即与县委书记陆学斌商量，敌人从阜阳跑了，机不可失，要赶紧带人去接管，但阜南县长接管阜阳城，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呢？来不及请示，也没有办法请示，于是决定自称阜阳县长，可等他带着手下的一队人马进城后，才发现四分区副司令员钟国琴已带着前面说过的豫皖苏军区独立3团先于他们入城了，并成立了城防司令部，钟任司令。他与钟早就认识，相见后钟很高兴，邀请他一起干，他也真的就以县长的身份在阜阳城干了一段时间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镇压土匪特务、发放救济粮、抢运缴获物资、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组织学校复课等，忙得不亦乐乎。

据庄玉铭回忆：“县政府设在小隅首的北边，我们同来的人都住在那里，县政府实际上就我一个人。”阜城人后来据此给他编了个段子，叫作“阜南县长管阜阳”，留下了一段革命历史佳话。不过，从此事中我们更应看到的是那时党的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局意识、事业担当和为了共同目标不分彼此的团结协作精神。

摸索城市管理经验

约一个星期后，中共豫皖苏分局决定成立中共阜阳市委员会、阜阳市民主政府， 隶属豫皖苏分局领导。派分局秘书长刘玉柱带了二三十人到阜阳来搭建班子，刘任市委书记兼市长。8月14日，阜阳市民主政府在民众剧场（人民剧场）宣告成立，机关驻阜阳城大隅口西路北程家公馆。阜阳市民主政府成立之初，设东城、西城、南城、北城等4个区，后又增设了顺河、王店、程集、洄溜等4个区。

据时任阜阳市委副书记、市民主政府副市长的毛更苏回忆，当时阜阳的党政班子级别是比较高的，“刘玉柱同志四五年、四六年曾在淮北七分区任地委书记，我在中央分局组织部任干部科长，和我同在分局的梁浩同志（时为阜阳市委委员）是分局的宣传科长，而到阜阳时任（北城）区委书记。此外，阜阳市的工作，当时直接向中央分局书记宋任穷、副书记吴芝圃同志请示报告。从对阜阳市委的工作指示答复的情况看，阜阳市委属地委一级，同时与四地委有密切的联系。”

当时的阜阳城，实际是豫皖苏中央分局抓城市工作的一个试验区，安排这批人到阜阳城这个皖北重镇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摸索城市管理经验和锻炼他们管理城市工作的能力。

1948年10月，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解放，刘玉柱就被调去任副市长了，而“阜南县长管阜阳”的庄玉铭，则被调去任公安局长。副书记、副市长王更苏，北城区书记梁浩不久也随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四地委对阜阳市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使之改隶四地委领导。1949年2月，中共阜阳市委、市民主政府在归还阜阳县建制时结束。（作者：原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