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连载中）

文如玉

本文来源：史啸虎杂谈

前言：《厄尔布尔士山下的围棋故事》连载文章出自《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华文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的原书稿，里面保留了一些当年因伊朗核问题而未能刊出的故事内容，拟连载此书稿以飨读者。

楔子

1991年12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伊朗的周末一般为星期五）的晚上，位于厄尔布尔士山南麓的伊朗首都德黑兰全城静静地飘着鹅毛大雪。在其北面地势较高的沙黑德街区的一栋平房式别墅里，灯火通明，温暖如春，一个上百平方米的大厅里或站或坐着二三十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或低声交谈，或默然静候。大厅的一角还围站着几个人，在低头观看两个人埋头下围棋。除了那两个在沙发上相对而坐的对弈者神情依然有点紧张之外，其他观战者的心情看起来都很平和，似乎他们对这场比赛的结果都已了然于心。这局棋无论谁输谁赢，结局对他们而言早已无足轻重，他们只是在平静地等待一个众所周知但却有待发布的消息而已。

这就是第一届中国、日本和韩国驻伊朗外交商务人员业余围棋争霸赛即将最后结束时的现场情形。那两个埋头下棋者之一正是笔者，当时我的身份是国内某国有大型涉外公司驻伊朗首席代表，在国内业余棋界虽无任何段位，但就在这次比赛当晚早些时候第一盘比赛前却被日本与韩国这两国的一干业余高手们一致公推为业余5段；而另一位对弈者的业余段位虽然只有3段，但其身份却很显赫：日本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丸红株式会社的社长——春名和雄先生（？）

这场争霸赛从那年十一月中旬起每周一次，已经在德黑兰的这栋别墅内进行了四个回合。这天是其最后一个回合。此时，其他所有选手的赛事都已经结束，只剩下我和日本这位丸红社社长先生的这最后一局比赛还没有结束了。在此之前，我已不知不觉连胜了十一局，真像有神助一般。

比如，第一回合的第一盘棋我就干净利落地赢了这次比赛的最高段位棋手韩国的金镇宇6段。据说，这位金6段前几年曾参加过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并获得过第六名。我能战胜他，实属幸运。接下来我也是连战连捷，一次也未尝过败绩滋味。那天晚上之前，我都是以3段名义被让先方式连续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好几位业余5段棋手，而其他几位3段或4段的日本和韩国棋手，我也都以猜先方式逐一战而胜之。即便是在被现场“荣升”5段后（详见本书第四章《被封5段》——作者注），我也第一次以分先方式执白战胜了日本方面的最强手——佐藤5段。

在这次国际业余围棋比赛中，到那时为止，与我的全胜相比，其他所有棋手都至少输掉过一盘。如日本的佐藤5段。他是日本驻伊朗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在日本选手中实力最强，成绩也是最好的棋手。当晚在与我对弈之前，也是一盘未失。可惜的是，在当晚第一盘他在输给我之后又紧跟着输给了韩国的金镇宇6段，而这位大名鼎鼎的金6段则在上个月第一回合的第一盘中就早早地就输给了我。

因此，比赛结果已经非常明朗：无论我和社长先生的这最后一盘棋是输还是赢，我获得这次围棋争霸赛的冠军都已经是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所有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不知道其他比赛结果，可能只有正在埋头厮杀的我和我的对手除外。

印象中，那位年长的社长先生的相貌和蔼可亲，对我也很客气。只是他英语不行，而我的日语口语也只能对付。所以，下棋前后我和他语言上的交流并不多。可是，这位老先生却在纹枰上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他这个业余3段竟然以半目之微打败了我这个迄今没有败绩并在当晚刚刚跳级被荣升“5段”的“史5段”！让我的这次国际业余围棋比赛的征战历程竟然是以一盘输棋结束的。真让我感到遗憾。

回想起来，那盘棋我的确掉以轻心了。

刚开始，我居然跟执黑的社长先生下起模仿棋来了。要知道，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内心深处甚至还对下模仿棋有点儿反感。模仿棋本身是围棋规则许可的，但模仿的结果必然会减少棋盘上的变化，而这并不符合围棋的创新求变的精神。不仅如此，模仿棋其实是一种心理战法，对模仿者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往往可能伤及自身，尤其是在边角处都已占完，开始争夺中腹时更是如此。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不知为何，当时的我，神使鬼差，竟然一直模仿他围起大模样来！而我历来是不喜欢走大模样棋的。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心态显然是奇怪的。我虽然没有想到冠军不冠军的问题，但我却对自己的5段不5段的问题在乎起来，而且还老是念念不忘。我始终不晓得自己走大模样棋，是不是因为自己过于看重先前被佐藤等公推为“5段”的结果？但我很快就知道我走这个大模样的模仿棋实在太轻佻了，因为我一下子就吃了一个大亏。

所谓模仿棋就是一方随着另一方在棋盘的对称处落子，形成的棋局在一定手数内可能是完全一样或对等的。倘先行方（即被模仿方）只是按部就班地在边角处占空，模仿其走棋还无妨，最多是一个心理战而已。但是如果模仿子数走多了，比如说棋盘边角处都已走完，模仿方再继续跟着被模仿方围中腹，倘先行方利用先行之利先占据天元位置，那么，模仿方就必然会因天元被占而无法继续模仿下去，而且，对围起来的实空也必然比先行方要小得多。所以，很多对局都是要么不走对围，要么在棋盘边角处棋势还没有定型时，模仿方就率先结束了模仿。然而，那天我就是选择了一种最愚蠢的方式去模仿的。

社长先生很聪明，他以前可能有过走模仿棋的经验。所以，当他看我与他走起模仿棋时，就一直不紧不慢地按照上述次序开始占据边角，然后模样对围，并在走向中腹的最紧要关头率先占据了天元！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竟然无所谓，又走了一步模仿棋。不过，因天元被占，这步棋无处模仿，竟然走在天元下一格上。社长先生见状便沿天元以降一个大跳，将下面大空隐然笼罩起来了。这时，稀里糊涂的我才发现，自己实在是犯了一个连初学者都很少犯的大错：我模仿对方围起来的模样已经比对方整整少了一路棋，而且对方占据天元的那个子攻守兼备，在棋盘的中央正睥睨四方，熠熠生辉。

那天也许是我赢了佐藤先生后太得瑟了的缘故，边角处模仿完了还想继续模仿下去，而我对模仿棋却一点也不懂。结果恰恰在这最重要的天穹地带下了随手棋，未能及时主动变化以结束模仿，让黑棋一下子占了先机。模样此消彼长，一步棋占先的差别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我的形势一下子就坏了。此时的我摇摇头，心里有点恨自己：一个空头支票似的5段名头就让自己如此神不守舍，太没出息了！

自责让我彻底清醒过来。我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拼命。于是，我便将从韩流处学来的翻盘术当做法宝祭了出来。我开始想办法到处生事，或碰或断，或扳或压，以寻求翻盘良机。但社长先生不是佐藤，在大优之下，他懂得什么叫安全为上，见好就收。于是，他避免和我比拼算路，也不厮杀，而是明智地让步，只要守住黑空即可，并不纠缠。这种柔软的妥协对策有利有弊。其利，是指不至于因一次算路不周的厮杀而导致崩盘，输掉此局；其弊，则是指老是这么让步下去，损失也会集腋成裘，就不怕自己最终目数不够吗？但是，社长先生很幸运，先前在模仿棋时建立起来优势实在太大，连续这么多的让步虽然让我在各个局部接触战中捞到一些油水，挽回了不少颓势，但仍不足以翻盘。

棋局没有大的波澜，很快就进入小官子阶段了。而我反败为胜的余地也越来越小，甚至再也找不到了。由于是对围大空的棋，官子几乎是一目了然，没有什么也不需要多少复杂计算和比较的地方。

局势大差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心头。结束时，我已经没有心情仔细数目了，总感到自己输了。于是，便沮丧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静等别人帮忙计目，以判输赢。那位社长先生可能也没有想到能够赢我，所以当时他也搞不清自己是否胜了。我俩都没有吭声，就坐在那里用眼神交流。我给他的眼神是：你赢了。他给我的眼神却是：不会吧？

后来，一位一直在旁观看的韩国的棋手蹲到棋盘边，自告奋勇地当起裁判数起目来。那人仔细地数了两遍，然后判我输了半目。“只输这么点？”我虽有疑惑，但没有作声。而那位头发花白的社长竟然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坐在那里就高高地举起了双手，仰头对着周围观战的且已经知道结果的人群交替地用日语和英语不停地大声说道：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史先生，我赢了史5段了！”

社长先生赢我后的狂喜也表明我实在不该输掉这局棋。

可幸运的是，我虽然最后一盘输给了日本丸红社的那位社长先生，出现了韩国大宇建设的金6段与我都是11胜1负的局面，但由于他输给了我，所以虽然我俩同分，结果仍然算我荣膺第一届中日韩三国伊朗围棋争霸赛的冠军，而金6段则屈居亚军。不过，我方的另一位选手——中科院的吴仲谋博士则由于发挥不佳，大约只排位第6名。

那天晚上，我那盘棋是最后结束的。人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这次争霸赛的冠军归属，而输棋后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赛事结果，只是依然沉默寡言地坐在原地发呆。我看到这次赛事的组织者韩国使馆的崔一秘（业余4段，他也参赛了）走到大厅中间，也听到他用发音有点儿生硬的英语说了许多情绪高昂的话，同时还看到他脸上出现一些随着语气做出来的鬼脸，但依然未能听清他所宣布的比赛结果。所以，当大厅里聚集着的几十个人将带着各种心情的目光聚焦到我这个冠军身上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哩。

这时，崔一秘开始向我招手，那架势似乎要我也大厅中间去。于是，我站起来走了过去，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我去。那时的我脑子里就像着了魔似地在想着一件事：“惭愧啊，我怎么会忘了占据天元了呢？”

这时，崔先生从一张桌子上拿过一个长约3尺、宽约1尺的硕大的礼盒，轻轻地打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尊高约80-90厘米，满身珠光宝气并被轻薄的黑色沙丽裹着窈窕身材的印度女郎塑像，然后用双手端起来，转着圈子给大家看。这尊印度女郎塑像实在太漂亮了。当现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看到这尊塑像，几乎都不由自主地睁大了而眼睛，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明显带有夸张色彩的惊呼：“哇，——！”（关于这个美丽的印度女郎塑像奖品的详细情况，请阅读本书第五章第四节——作者注）

看到这一场景，崔一秘似乎为他的导演效果感到心满意足，然后就笑嘻嘻地将那尊印度女郎塑像交到我手里，又将我的左手拨弄一下，做成一个搂抱的姿势，使之斜靠在我的左胸前，然后才挤着眼睛，大声地用认真而诚恳的语气说道，

“Mr. Shi，you win the first place of our first international GO championshipin Iran. This beautiful girl now is yours. Congratulations!”（史先生，你赢得了我们这第一届伊朗国际围棋比赛的冠军。这个美丽的女孩现在是你的。祝贺你！）

崔先生的话音刚落，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声谢谢，就听到“哗”地一声，现场几乎所有人都一边笑着，一边热烈地鼓起掌来。迟钝的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获得了比赛第1名，而且是中、日、韩三国第一届伊朗围棋比赛的冠军。！

说自己当时不高兴那肯定是假的，但心情并非那么欣喜若狂却是真的，而且，甚至还有点儿平静。那天，我在中日韩三国棋友们的掌声中将那尊漂亮的印度女郎塑像高高举起，向周围各位棋手和观众鞠了几个躬，嘴里连说了好几个“Thank you！Thank you，everybody！”并没有说出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都会说的一些有着具体感谢对象的话语，以让自己的感谢更显得真实自然。我不知道当时自己脸上流露出来的是怎样一种神情，但连我太太可能都感到了疑惑。回家后她曾经这么问过我：

“你这次得了第一获奖不高兴吗？”

“唉，叫我怎说呢？都是那个钢铁项目惹的祸吧。”真实原因我说不出口，只好另找理由。（当时我负责在谈的一个钢铁项目出现了强有力的竞争者——一家德国公司，而伊方的态度也开始暧昧起来。为此我那几天的心情一直不好。——作者注）

棋赛结束后，人们开始互相告别，纷纷离去。我和我太太以及吴博士等也步出门外，准备上车，这才发现大雪纷飞，漫天皆白，周围的一切，地面、墙头、树上、屋顶、人行道，甚至街面上，都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透过门口和街上惨白色的灯光，我看到无数鹅毛般大小的洁白的雪花从黑暗的夜空里，像晚秋林间缤纷的落叶一样，悄无声息地飘落着，飘落着，……

那天夜里，德黑兰的雪下得真大呀！

以上描述的是二十年前发生在伊朗的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中日韩三国围棋争霸赛上决出冠军前后的故事。作者有幸成为那个冠军的获得者，虽然争夺这个冠军的最后一局是以我输掉的方式结束比赛的。但是，我仍然决定将这盘输局作为本书的楔子呈现给读者。这不是自谦，而是事实。而且，这篇卷首文中无疑还包含了许多有待叙述的故事和有待揭开谜底：

比如，围棋是人类历史迄今最伟大的智力竞技游戏，它还承载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那么，这场发生在中日韩三国业余棋界之间的围棋争霸赛又是如何能在伊朗这个与围棋几乎毫无关系的国度举行的呢？还有，我这个战胜过日韩各位业余高段棋手的中方参赛棋手为何说自己只是一个无段围棋爱好者呢？为何我后来又能以业余3段身份参加比赛，再后来却又在比赛过程中荣升为5段的呢？还有，为何日本丸红株式会社社长这样的大企业家也会来参加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国际围棋赛事呢？还有，中国参赛方还有一位名叫吴仲谋博士的棋手，他在本书中又会给读者演绎出一段怎样精彩的故事呢？还有，……

如果读者想要了解上述的那些疑问的话，那就让我在此书中娓娓道来，将当年这段发生在伊朗的一段非常精彩且鲜为人知的围棋故事按照先后次序逐章逐节地写出来，一一地展示给你们吧：

文如玉

1990年仲春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了一架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德黑兰的波音747客机。没想到的是，我的座位在飞机头部驾驶舱下方的那个四面没有舷窗的锥形机舱里。那天座无虚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波斯人携带着装满中国日用品的大包小包行李，拥挤而嘈杂，空气浑浊而沉闷，充斥着刺鼻的人的腺体异味，还伴有吃奶孩子断续的哭声。整个机舱似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在众人好奇眼光的注目下，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过道边找到自己的座位，并最终将自己身体埋了进去，安顿下来。

那时，我的满脑子尽是莫名的郁闷和惆怅，丝毫没有想到：也就是这次开头看起来并非十分愉快的航行今后将为我开启一扇全新生活的大门，不仅让我到伊朗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异域国度去演绎一场为期三年、有声有色且又不失精彩的经商生涯，也将无意中推开我人生中的另一扇原本不起眼的小窗户，而且，那里所能看到的风景也很美丽，比前者毫不逊色，甚至可能还要精彩些。那就是我在伊朗下围棋的那些难忘的故事。

那年，我是受国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派遣作为首席代表到伊朗工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两伊战争平息后的伊朗百废待举。八年来拉锯般残酷的战争让伊朗人死伤累累，仅军人就死伤了近一百万人。武器先进的伊拉克军队也死伤近五十万人。伊朗首都德黑兰还曾饱受过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和飞机轰炸，死了不少平民，也炸毁了不少民宅。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我去德黑兰时，还看到许多当地居民家里的窗户玻璃上依然交叉贴着白色的宽胶带。这无疑是战争的遗迹。

战争拖跨了伊朗的经济。此时的伊朗急需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帮助他们恢复经济的发展。好在有安拉保佑，与伊拉克一样，伊朗也蕴藏和出产大量的石油。这对于许多需要石油的国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尽管伊朗缺少外汇，无法满足外国公司的外汇支付，但因石油也很宝贵，很多缺油国家还是能接受用石油代替现汇支付的。这是石油之所以叫黑色软体黄金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东亚的那些缺乏石油但技术还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公司，在战火甫一停止，就都纷纷来到伊朗寻求商机并力图承接各种工程项目。对此，中国也不例外。

当时，中国正饱受那场政治风波后国际上普遍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的痛苦，国际贸易额大幅降低，外汇储备日渐减少和枯竭，中国的政治改革遭到严重挫折，在各方面都陷入了困境。此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参与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伊斯兰革命后自身也很孤立的伊朗就是其中一家。也曾遭到制裁的伊朗与中国站在一起。

相比于经济改革已有十多年的中国，战后伊朗的日用品和轻工产品更缺。那些年里，跑德黑兰到北京航线的全部是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而且每趟几乎都是客满。乘客99%都是伊朗人。来北京时，每个人几乎都是空手，回程时每个人就几乎都是大包小包，里面装的都是中国的服装和伊朗紧缺的小商品。其中不少人还带着夫人和孩子。据说，只要从中国倒它两包衣物，赚的钱就足够一家人到中国旅游一趟了。我刚去德黑兰时，驻伊使馆签证处每周仅三个半天受理签证事务，但由于后来签证申请越来越多，当年底就开放为每天下午受理了。与之相反，那时的中国在开放程度上还很低，加上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不要说各方面都很敏感的伊朗了，就是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欧美国家，中国人也很少能有机会去旅游。所以，当时能获准到伊朗去的国人少之又少。文章开头所说的那天偌大的波音747飞机上可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出现的。（其实，下飞机后我碰到了两个头带白色回民小帽的中国人，询问之下，他们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副理事长和理事，是乘这趟伊朗飞机经德黑兰去沙特麦加朝拜的。我祝他们好运就分手了——作者注）

尽管很缺少宝贵的外汇，但中国当时的对外经贸工作还处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下，并没有放开。只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有伊朗重建所需技术的国有大公司才被允许到伊朗去开拓市场。所幸我在的那家公司属于其中的一家。作为首席代表，我去伊朗的任务就是利用我国的水利设计、勘探和建设上的技术优势，迅速扩大在伊朗水利市场上的份额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伊朗承揽或中标到更多的其它领域的工程项目，以为国家创收更多宝贵的外汇或石油（自1990年下半年起，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伊朗停止石油支付，改为现汇支付）。对此，我深感此行责任重大。

伊朗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国名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五千万人口（到2014年7月伊朗人口为7750万人——作者注）中大约一半多些是波斯人种，其余还有阿塞拜疆人约占25%，库尔德人占5%，还有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伊朗官方和大多数什叶派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教义。在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人眼里，伊朗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文化的东方国家。而在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人看来，伊朗又是一个典型的位于遥远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可是，在中东地区其它众多的也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人眼里，伊朗虽然也与他们自己一样信奉伊斯兰教，但却信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教派教义，而且在种族和语言上也不同，所以是一个异族国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整个两伊战争时，沙特和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出于对伊朗的忌惮和恐惧，一直是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供其购买先进武器与伊朗作战。但它们绝没有想到的是，两伊战争刚结束才一年，一直被它们视为盟国的伊拉克此时却翻脸不认人了。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一举出动百万大军，突袭并占领了与自己同宗、同族、同教派，也是同为阿拉伯国家的科威特并将科威特变为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有意思的是，伊拉克用来进攻和占领科威特的许多大炮和坦克都是用其它阿拉伯国家，甚至是科威特自己给它赞助的钱购买的。

这样，海湾地区的政治地理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侵略者伊拉克遭到了国际上一致的谴责和反对，海湾国家看到了自己的危险，也从伊拉克的盟友一下子转而变为其敌国，开始反对伊拉克了。在国际社会和海湾国家一致支持下，5个月后的1991年1月，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不但吐出了吃进没多久的科威特，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遭到巨大破坏和损失。科威特以及伊拉克靠近科威特附近的许多大油田均被伊方炸掉或点燃。那些天，我在德黑兰的住所院子里经常飘来一些黑色的油性物质，黏挂在草地、花果和树木以及墙壁上，很难擦洗清除掉。在院子里晾晒的衣物也经常弄脏，也不好洗涤。据说，这些油性微粒物质都是那场海湾战争的副产品，竟然由南到北飘飞了一千多公里，真让人感叹战争的残酷。有媒体报道，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费开支的几乎一半都是由这些伊拉克昔日的盟国们用石油美元报销掉的。这段历史极具讽刺意味。

经历了十多年国际制裁后，美国于2003年11月又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彻底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扶持建立了伊拉克什叶派为主的新政府。但这似乎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和平与发展，相反，孱弱的伊拉克政府因在处理民族与教派等问题上屡犯错误并在与逊尼派部族民众的关系上治理失当，致使伊拉克政治、经济和社会总是处于一种动荡的局面，而中东极端恐怖主义势力，尤其是所谓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英文简称ISIS，则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利用这个机会并借助于邻国叙利亚危机逐渐发展坐大起来。（所谓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作者注）现在的伊拉克局势何去何从，令人瞩目也。

两伊当年之所以会发生战争，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从文化背景的差异上分析可能看得更清楚些。比如，伊朗与伊拉克等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在宗教文化上就有很大区别和矛盾。伊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教义，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当权阶层信奉的伊斯兰教义则是伊斯兰教中逊尼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逊尼”和“什叶”都音译自阿拉伯语，前者英文叫Ahl us-Sunnah，意为“道路”，指在穆罕默德之后，接受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大哈里发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后者英文则叫Shi ah，意为“追随者”，特指第四大哈里发，也是穆罕穆德的女婿阿里的追随者。逊尼派被认为是主流派别，又被称为正统派，分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中国穆斯林也大多是逊尼派。什叶派的信徒主要分布伊朗，还存在于周边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但在伊拉克，什叶派人数虽多但当时却不掌权（现在的伊拉克政府主要是什叶派掌权）。这两派虽然都自称是穆斯林（Muslim），但自伊斯兰教创教者——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就因继承人问题而分裂形成了，之后互相杀伐，水火不容，直到如今。

1979年由大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发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取得成功。他在1979年2月1日结束流亡返回伊朗，向人群发表讲话并做出数项政治承诺，包括建立一个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选政府，教士将不会对政府作出干预，又承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称伊朗人将会享有免费的电话、供暖、电力及巴士服务以及送上家门的石油等等。他的这些政治承诺获得了民心，尤其是获得了中低阶层民众的支持和赞誉，使之在伊朗和穆斯林世界名声大震。后来伊朗民众也尊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伊玛目意为伊斯兰宗教领袖和法学权威）。与此同时，霍梅尼采用沙里亚法规（伊斯兰法律），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的伊斯兰团体强制对男女实施着装规定，妇女必须遮掩头发，男子不准穿着短裤。酒精饮料、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都被严禁。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其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试图将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更是将这种教义上的矛盾上升到冲突的层面。再加上两伊在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汇流组成）分界的领土纠纷以及伊朗的波斯民族与伊拉克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很深的历史纠葛，两伊战争就此爆发了。

由此可见，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倘再搅和进了宗教、民族以及历史等因素，那就会更加复杂。从大的方面说，文化可以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际关系，即便从小的方面说，它也会决定一国国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同大文化圈，甚至是不同宗教派别较小文化圈的人，其所喜欢和爱好的各种生活中的技艺修为都可能是大有不同的。这一结论在人类的竞技性益智游戏——棋类的选择上也能体现出来。

众所周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普及的竞技性棋类，如撇开各国自己的棋类，如中国的象棋及其被韩国和日本仿效的韩国象棋和日本将棋外，主要分为两种：国际象棋和围棋。前者源于古印度，现普及于实际上同宗同源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而起源于中国的围棋则流行于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各个国家里。生活于前两个同宗同源宗教文明文化圈的人擅长更多体现了线性思维和精确思维的国际象棋，而受到与之截然不同的儒教文化熏陶的东亚人则喜欢更注重非线性思维和模糊思维的围棋。这里似乎泾渭分明，但有意思的是，只要感兴趣，儒教文化圈的人可以很快熟悉国际象棋，而如果让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人来熟悉围棋就显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上个世纪90年代，伊朗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懂得如何下围棋的。即便是现在，估计懂围棋的伊朗人也可能寥寥无几。那么，既然如此，那我当时怎么会在伊朗下围棋呢？或者说，我在伊朗这么一个与围棋几无关系的国度里下围棋还会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故事吗？为此，我有必要早早地在这里跟读者们说：

我在伊朗下围棋不仅发生过许多故事，而且我相信这些故事还很有趣，还可能给大家带去很多快乐和收获。这是因为虽然这些故事的发生地是伊朗，但故事的主人翁却主要是那些当年生活和工作在伊朗的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

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市场在中东，而海湾战争前中东地区最大的工程市场原来不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伊朗而是伊拉克。伊拉克与伊朗一样也有很多石油储备和产出，但其人口较少，只有一千多万，所以远比人口较多的伊朗富裕。加上阿拉伯世界的资金支持，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规模也因此要比伊朗大得多。

伊拉克人口少，战时工作岗位严重短缺，为此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工。仅我国各公司战前就在伊拉克承接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输往伊拉克的劳工就不下十万人。有些纺织厂（主要生产军需被服）数百上千人几乎全部是中国工人。但是，这么好的伊拉克市场由于1991年初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而不复存在了。为了惩戒伊拉克，联合国以决议形式要求所有外国公司不管损失多大都要在短期内全部撤出伊拉克。因此，所有战时曾在伊拉克淘金的国家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其中，中国可能是损失最大的一家。据说，在伊拉克市场已经经营了多年的中国公司因此而遭受到不下一百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堤内损失堤外补。于是，曾经在伊拉克市场上大显身手的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首的西方国家公司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公司又大都转移到伊朗的战后重建市场上来了。它们都蜂拥而至德黑兰，到伊朗淘金来了（当时前苏联刚刚瓦解，主要继承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一片混乱，自顾不暇——作者注），无不试图分得伊朗战后重建这盆刚上锅的浓汤中的一杯羹，以弥补自己在伊拉克市场上的损失。

中国当时对外开放不够，限制国内公司，尤其是私营公司到境外寻求发展，到伊朗开拓市场的中国公司还必须得到国家外经贸部的批准。否则是不许可的。与中国政策相反，日本和韩国政府那时反而鼓励本国的公司更多地进入和开拓伊朗市场。因此，日韩那些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和综合商社，甚至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凭借其掌握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也都纷纷跑到伊朗，或设立办事机构，或注册分公司或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派驻伊朗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那时，我去伊朗的工业部、能源部、移民局和税务局等政府部门办事时经常能看到一些日本人或韩国人在那里晃悠。这两个国家在伊朗，特别是在德黑兰工作的人数比我们在那里的中国人似乎多得多。本书中所描述的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中的主人翁们主要就是这些深受儒教文化浸染的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

我在伊朗的那几年（我是1993年春离开伊朗回国述职的），虽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围棋才刚刚开始争霸、但已经显出各自实力涨消的势头来了。那时一共仅有三个国际性围棋大赛，即1988年由日本人创办的每年一届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2011年底这项进行了二十四年的国际围棋赛事很遗憾地停办了——作者注）、同年稍后由台湾应昌期先生创办的四年一届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以及韩国人自己办的也是每年一届的东洋证券杯国际围棋赛（当年是第三届，但前两届还是韩国的国内赛事，第三届才开始邀请外国棋手参加而扩大成为国际赛事的，但也仅仅进行了九届，就也于1998年停办，成为绝唱了——作者注）。

日本人从1988年到1992年连拿了富士通杯的五届冠军（武宫正树两次、林海峰、赵治勋和大竹英雄各一次——作者注），韩国人则连续专美于应氏杯和东洋证券杯，获得冠军的是当时在中国国内还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熏铉和徐奉洙以及登上世界围棋的最高台并开始谱写围棋历史传奇的神童——李昌镐。而中国呢？当时唯一的亮点也只有其最强的高手——被中国围棋协会封为“棋圣“的聂卫平先后在这几项赛事上得过两次亚军（1988年应氏杯和1990年富士通杯），一次第三名及两次四强而已。1995年昙花一现连获两个世界冠军头衔而大出风头的马晓春在90年代初战绩也乏善可呈。显然，那时的中国在三国职业围棋争霸战中处于下风，战绩最差，则是毫无异议的。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时中国的职业围棋不行并不代表中国的业余围棋也不行（虽然在那之前中国几乎获得了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的所有冠军，但谁都知道那全是冒牌的，全是由职业棋手冒名顶替业余棋手从人家真正的业余棋手处夺来的。本书第三章第五节对此有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批论——作者注）。本书所要告诉读者的是，二十几年前，当中国的专业围棋在围棋世界的三国演义中一无所获时，中国的业余围棋就曾经在伊朗举办的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争霸赛上连续大放光彩。一个在中国国内连起码的业余段位也没有的中国围棋爱好者却连续在这个国际围棋赛事上获得了冠军，而这个中国的业余围棋爱好者不是别人，正是笔者自己。

我在伊朗下围棋的故事就主要是记叙这一段真实的历史的。

这些围棋故事中主人翁有中国人，也有韩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中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商人和外交人员。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爱好围棋。他们都是中日韩三国的有段或无段的业余棋手。他们虽然都远离自己的祖国，许多人抛妻别雏，许多人还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都在德黑兰这个城市被一种叫围棋的东西吸引和聚拢到一起，认识、了解、熟悉并通过纹枰对坐和手谈，成为棋友和朋友。

围棋于他们而言，是竞争和对抗，也是沟通和友情，更是这些身处伊朗的儒教文化圈的外国人紧张工作之余消除压力和寂寞并获得放松和愉快的源泉。于我个人而言，这些故事中充满了许多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感动、悲伤、欢乐和友谊，值得记录下来告诉读者。当然，这也是值得我自己骄傲的一段历史，

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段可能也值得中国业余围棋界骄傲的非正式中日韩三国业余围棋比赛的历史迄今却鲜有人知，也未见诸于各种围棋史料之中。所以，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我觉得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值得回味的片段通过回忆整理起来并撰写成书，公布于众，好让读者来分享其中的一切！

为此，我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及不同主题分为六章进行了撰写，每章分为若干节并按照内容起一个章节题目，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题目则以“一段不算后记的文字”作为收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会围棋的魅力，本书除了附上三十余祯当年拍摄于伊朗并与书中故事和人物相关的历史照片，还收录了本人撰写的一篇带有研究性的学术文章——《围棋文献英译中的困惑》作为附录，一并汇萃成这本小书，以飨读者。

文如玉

这幅照片摄于1990年秋于一位伊朗朋友家。那天他开了一个家庭Party。伊朗人在家里还是很开放的。

此文是《我在伊朗下围棋》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主要谈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在文化上推行的政策及其对伊朗人生活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显然为大多数伊朗人，尤其是中低阶层人所接受，当然，中产阶层和部分知识分子除外。好在现在的伊朗自鲁梅尼就任总统以来也开始在慢慢地发生变化，管制开始放松了。

我是一个不喜欢寂寞的人。

我记得，从北京抵达德黑兰机场下了飞机后，坐在接我的汽车后座好奇地观赏德黑兰夜景时（飞机要飞8个小时，但德黑兰与北京时差4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北京登机，当晚德黑兰时间约11点钟即可抵达——作者注），出于对自己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要生活其中的城市的好奇，就曾问过前面正在开车、也是专门到机场去接我的驻伊使馆经济参赞处二等秘书王超先生说，

“德黑兰的文娱生活如何？”

王超先生当时是我驻伊经济参赞处的一位年轻有为的二秘，个子高高的，帅气而潇洒，人很聪明能干，但为人却谦虚而真诚。我和我太太到伊朗，都是他专门去德黑兰机场迎接的。在伊朗时他对我的工作给予过很多支持。平时在业务工作开展上遇到需要驻伊使馆经参处协调的问题时，多是由他代表官方出面与我一起向伊朗方面进行交涉。工作能力非常地强。他也喜欢研究实际问题，而且研究能力很强。我曾仔细阅读过他当时所写的一篇论述促进中国和伊朗商贸关系发展的工作研究文章的手稿，里面侧重分析了伊朗市场开放的动因、投资环境改善的趋向以及国际环境和伊朗当时的新经济政策对中伊经贸关系的影响等，有理有据，逻辑缜密，文笔甚佳，工作实用性的确很强。

还有一事也值得一说，王超先生大约是1991年秋天与夫人赵丽萍女士一起回国述职的。他回国时似乎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他在伊朗购买的一整套三十二卷1985年版的英文原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整整装了好几个纸箱子。这套全书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价格不菲（当时估计至少要两千美元，但国内那时却买不到——作者注），都是他们夫妻俩用在伊朗期间节省下来的国外津贴购买的。那个时候外交官国外津贴很少，每月也就一两百美元。那些年，人们回国时一般都是用节省下的外汇到国内各大城市设立的出国人员服务公司购买家用电器，但王超先生则没这么做，而是倾其几乎所有节余从国外买书带回国。此举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令人惊讶。

当年我去驻伊经参处送他们回国，看到他们在宿舍里打包这套全书时，心下很是感慨：历史上很多大学者，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先生和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等，据我所知，都是在年轻时阅读这套全书得以增长知识、厚积而薄发的。眼前这位年轻的王超先生确实不一般啊！所以，这些年来，每当得知他荣膺高职时我都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觉得这是很自然也很正常的事情。（王超先生后来曾任国家外经贸部美大司司长和国际司司长，在商务部部长助理位置上也干过三年，2010年7月升任国家商务部副部长，2014年初改任外交部分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至今——作者注）

那天，我记得正坐在前面开车的王超先生听了我的问题只是平淡地笑了一下，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

“你以后就知道了。”

是的，他说得很对，我以后的确很快就知道了。

革命后的伊朗开始寻求伊斯兰文化的复兴，重视伊斯兰教法律对本民族文化、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影响，同时着力清理巴列维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西方文化影响。但是文化的重建并非朝夕可至，何况革命后又连续打了十年残酷的两伊战争。这都导致伊朗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伊斯兰文化讲求简朴，远离奢华。卡拉OK、舞厅、酒吧和夜总会等都是被严令禁止的，音乐和影视方面也不得违背伊斯兰文化的价值标准。根据1983年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恢复了伊斯兰传统刑法，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性被要求严格遵从伊斯兰教规，出门必须用黑布或宽松的长袍裹身并提倡黑纱蒙面，外衣要盖过臀部，头发要用头巾包裹，不能裸露出除脸庞以外的任何部位的皮肤。那一段时期，德黑兰经常开展“整肃着装”之类的运动，大街上到处是所谓风纪警察在认真地巡逻。这些风纪警察有男有女，常穿便衣在街上人多处转悠，专司纠正那些违反着装规定的妇女，轻则训诫，重则罚款。

头一年我是一个人在伊朗，所以从未想过出门还有个着装问题需要考虑。第二年春天，夫人来了，使馆也曾通知在伊朗的中国女性出外时需要按照伊朗当地要求注意着装，即出门需要穿长袍戴头巾。对此规定，我们一般都是遵守的。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空旷地带或周围无人时，包括我太太在内的很多外国女士也曾有过取下头巾，拍个照片，然后再将头巾带上的做法。由于比较注意周边环境，还没有遇到过被人当场劝阻纠正的情况。不过，到了1992年秋天，我太太的外出着装还是出了问题。

那年下半年，我接到驻伊朗大使馆通知开会。会上有使馆礼宾官员忠告我们今后开车携夫人出门时，夫人即便在关上车窗的车内也必须扎上头巾，不能因图舒适和凉快而取下。因为使馆刚收到伊朗外交部的一份照会，上列有一长串违章案例，说有一些挂着中国外交牌照的汽车在何时何地被发现里面坐的女士没有扎头巾，裸露着头发。照会要求中方督促改进，云云。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我太太确实是偶尔有过这种情况，因为她习惯上车后再系头巾。这么做也算违规了？而且伊方是怎么观察到的呢？

后在传看这份照会所附名录时，我果然看到了在这一名录中就有我平时所开的那辆深红色本田雅阁汽车的牌号，且被发现的时间地点就在前不久我的住所附近。自那以后，我太太吸取了教训，每次开车离家前在院子里就规规矩矩地先系好头巾，然后再坐上汽车出门去，尽管很多时候上车时即便开了空调，停在露天院子里汽车内的温度也都热得烫人。其实，我太太还是很喜欢扎头巾的。原因除了尊重当地伊斯兰风俗外，就是她喜欢扎上头巾后显露出来的那种与平时不一样的味道。她从国内带出来几条真丝围巾，还有好几条从德黑兰和俄罗斯买的织有不同颜色和图案带有异国风情的毛织或化纤头巾。当然，自那以后，每次出门我太太头巾便扎得更勤了，忘记扎头巾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根据这些宗教规定的执法也开始逐步地放松了。后来，不少爱美的女人即便扎着头巾上街，那头巾颜色也日渐鲜丽，有人还有意识将有意扎染成绺黄束白并烫得卷曲的额发从头巾下显露出来，以图从其遮盖严实的头巾下面将那一点儿美丽抖露出来。波斯女人身上所穿的袍子也不仅开始出现鲜艳的花色，有些人甚至还悄悄地将原本非常宽大的袍子做出了收腰或将其裁短，以衬托出波斯女子的窈窕来。有的时装商店也开始悄悄售卖一些经过收束改装的颜色多彩的外套和长袍。很多年轻的伊朗女子喜欢张扬个性，不仅披戴颜色鲜艳的头巾，露出的头发也越来越多，加上色彩丰富的外套或长袍，与波斯美女的高挑身材、高鼻深目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性时尚，让人目不暇接。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值得一说。

那是1991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偕其夫人朱琳访问伊朗。我与太太也去机场欢迎。我太太那年春天刚到德黑兰时也是穿的那种宽大的几乎是全黑的黑色长袍，也叫“恰朵尔”（波斯语发音 chator），因为在那之前的德黑兰你到处只能买到这种女式袍子。但可能就是那些日子，德黑兰的时尚颜色似乎突然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有除黑色和灰色等暗色以外的各种颜色靓丽的女式袍子出售了。在到机场去迎接的前几天吧，我太太刚在德黑兰的一家时装店买了一袭五颜六色但以松石绿为主色调的印满波斯传统花纹图案的女式长袍，头上再佩戴上一幅前不久刚从莫斯科买回来的、也是印满彩色的俄罗斯民族传统花纹图案的头巾，穿戴起来很是好看。为表示对所迎接客人的尊重，她那天就穿着这套她最喜欢的行头高高兴兴地到机场去了。

可是，当戴着黑色头巾、身着黑色长袍的李夫人在穿戴同样黑色衣着的大使夫人陪同下走下飞机，陆续与不算太多的排着队的欢迎者们一一握手并走到我太太跟前时，站在后面的我看到正与我太太握手的朱琳女士看到我太太的那件彩色长袍，突然眼睛一亮，露出有点惊讶的神色，然后转头对陪同的大使夫人说，“咦，她不是穿花袍子吗？”

大使夫人看着我太太给问得楞住了。

我太太不知就里，倒是很老实地笑着答道，“刚买的。”

我不知道李夫人下飞机前在穿上大使夫人送上飞机的黑色长袍时发生过什么样情景或有过什么样的对话，但我知道，没有哪个女人会愿意穿肥大如蓬的那种黑色袍子。过了两天，我们到大使官邸接受李鹏总理接见时，果然听说使馆又已经给朱琳女士重置了一套色彩丰富、时尚漂亮、但又不失稳重大方的波斯女式恰朵尔长袍和头巾了。

伊斯兰教有不少清规戒律并为穆斯林确定了在生活、个人文化、饮食、穿着以及学习方面的生活方式。不仅生活中，就是艺术和体育方面，女人也不能抛头露面。许多描写女人不符合教规穿着的文学作品被封禁，所有显示女人穿短袖衣裤不扎头巾画面的国际新闻、体育报道以及几乎所有外国电影、电视剧等也都不准播放。由于两伊战争，革命后伊朗的电影业还没有复苏，上映的伊朗国产电影并不多，即便有也大多与宣传伊斯兰革命文化以及当时的两伊战争有关。由于不懂波斯语，那几年我几乎没有去德黑兰的任何一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很有意思的是，《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两部中国抗日题材的影片不知为何却获准在德黑兰的电影院里放映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还挺受欢迎。最初我想，这可能是由于伊朗与我国外交关系比较好的缘故吧。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两部中国电影之所以会被允许在当时的德黑兰上映，可能与电影中出现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很有关系吧？在我印象中，这两部电影镜头中的中国女性，无论年轻或年长，几乎都总是穿着一身肥大而臃肿的棉袄（夏天也是长衣长褂）并大多在头上扎着一个白肚毛巾。

伊朗当时的电视节目除了新闻外，大多是诵经或讲解伊斯兰教义。电视屏幕上则常常是一位主持人（大多是男性，偶尔也有蒙着头巾的女性播音员）念新闻，很少配有电视画面。诵经的一般是一个大胡子男人，也叫毛拉（Mulla）——伊斯兰教职人员，国内多称之为阿訇，在每天既定的祈祷时间内在电视上带头颂唱着可兰经，以引导人们祈祷。

当时，德黑兰的各个区街的一些电线杆或建筑物上都挂有那种老式的圆形大喇叭。每天天一亮（有时天还没亮），这些大喇叭就开始播放诵经声了。穆斯林习俗是一日五拜，这五次祷告分别称为晨拜、晌拜、晡拜、昏拜和宵拜，每周还有一次的聚礼拜及相关节日的会礼拜。这也就是说，这些街上的大喇叭平均每天至少要响上5次。平心而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这些喇叭中诵经的大胡子毛拉们，百分之百都是好嗓子，其嗓音无一例外地充满了浑厚的磁性，且精通韵律，诵经的语调则抑扬顿挫，低则婉转徘徊，余音绕梁；高则高亢激越，直上云霄，都是难得一闻的男高音。我不懂波斯语，但每次听到这些都是用动听的男高音吟诵出来的诵经声都会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好听，但时间一长，便不再有新鲜感。这也许就叫声乐欣赏疲劳症吧。

伊朗人的家里或工作场所都备有一间祷告室，地上铺着素色为主的波斯地毯，某处角落上还放有可兰经或从沙特阿拉伯麦加等圣地带回来的若干个深色圆润的小石块。只要一到祈祷时间，都会很自觉地走到那间房间里去跪地俯首，面向房内标识好的麦加的卡巴圣堂方向虔诚地祷告。为了尊重这一宗教习俗及方便工作，我们在与伊朗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进行商务洽谈时，一般都会预约在上午某个时间，下午因1-2时以及3-5时穆斯林需要做晌礼和晡礼（具体时间因季节和天长夜短不同而有较大区别，但每月底伊朗官方会公布下月每天具体祷告时间的——作者注），约见谈项目很不方便。刚去伊朗时由于不了解，我曾与伊朗工业部一官员某次就约在下午2:00时见面。可他因晌祷刚结束又必须先处理其他急事，与干坐在他办公室等他的我和助手小谭见面时已过了半个多小时。结果双方还没有谈上多长时间，外边诵经的喇叭又响了，他又要去隔壁房间做祷告了。于是我只好在他一再表达歉意下有点尴尬地告辞走了。

伊朗人是很喜欢体育的。如伊朗足球，到今天仍然是亚洲的一支劲旅。但当时伊朗对于体育比赛的很多项目类别却进行限制，观看体育比赛也有严格限制。比如，男子项目只能由男人观看，女性观看是不被允许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再如，女性的体育项目，如球类、田径及所有可能会让女性裸露皮肤的体育项目也都是被禁止开展的。伊朗女性除了无须更换衣物，甚至连头巾也无须取下的射击类项目，可能再也没有什么体育项目可以一展身姿了。所以，那段时间能在伊朗观赏到一场体育比赛，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奢侈。但于我而言，有时想惬意痛快地看一场喜欢的体育比赛却并不容易。

记得1991年初我太太来伊朗后没多久，正好碰上中国手球队访问伊朗。中国国家手球队的5号主力叫宋安文，全国青联委员，也是我的好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决定带到德黑兰后一直闷在家里几乎憋出病来的太太去看中国队与伊朗队的手球比赛，心想中国手球水平不低，手球比赛竞争性和观赏性也很强，肯定值得一看，而且，要是再能一睹老朋友宋安文的矫健球技和风采，岂不是更好？（后来才得知那次是中国青年手球队访问伊朗，当然那次是不可能看到宋安文的——作者注）于是，在从大使馆文化处搞到两张座位很好的位于主席台的贵宾门票后，我便开车带太太一起兴冲冲地到德黑兰国家体育馆去看比赛了。

那天我们进馆和泊车一切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可是，当我领着太太刚刚在人已几乎坐满的体育馆主席台上找到座位坐下来喘口气，正欲伸头欣赏场地上中伊两国球队各自的练球场面并在一堆中方球员中寻找哪一个是5号宋安文时，两个身材高大、满脸落腮胡子、身着浅青绿色伊斯兰革命卫队装束、脚踏士兵靴的伊朗人径直走到我们面前，轻声地用生硬的英语请我太太出去，口气却似乎不容商量。我连忙问怎么回事？对方的英文水平显然表达不了他们想要表达的解释，只是不停地站在那里打着手势说，“Sorry! Please stand up，and go out， Madam.”（对不起，请站起来，出去。夫人！）

我很奇怪，我太太也不是没有票，为什么叫她出去？我连忙掏出那两张票给他们看，可他们根本不看，还是坚持要我太太出去。这时，坐在旁边的一位衣着考究的伊朗人用英语对我说，按照伊朗现在的规定，男子体育比赛是不准女性观看的。这些军人是在履行职责，不要怪他们。听到此言，我站起来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看客，发现整个体育馆上万观众中果然除了我太太外，一个女人，甚至连一个女娃儿也没有。这时的我，尽管满肚子不高兴，也只能悻悻地弯下腰来，拉着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且饱受惊吓的太太的手，一边嘴里嘟囔着“I don’t know. I am sorry”之类的道歉话，一边自嘲般地摇着头，有点儿灰溜溜地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也似地走出了体育馆。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带太太去出席任何一个伊方举办的非公务性的涉外公共活动了。

其实，伊朗国内就关于禁止女性观看体育比赛的话题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最近似乎会发生变化。据人民网报道，2014年6月20日第25届世界男排联赛在德黑兰举办。伊朗队在主场对阵意大利队比赛前，德黑兰当局禁止女球迷和女记者进入体育馆看球，而且在接下来的27日和29日伊朗迎战波兰的赛事中，女性也被禁止观赛。对此，革命卫队方面解释称这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现场男性球迷的猥亵举止侵扰”。此事在伊朗引起不小争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在当日比赛中，女记者被体育馆方面要求离开。不少手持正规证件的女记者与体育馆方面对峙，一些女球迷还在体育馆外举行小规模抗议活动。一名女记者事后通过社交网站说，因不满被拒绝入内，自己被当局拘押达6小时。伊朗官方通讯社还说，当局针对女性的“禁止观赛令”甚至引起现任伊朗女副总统莫拉维迪女士的不满。面对媒体时这位女副总统表示，总统鲁哈尼已就这一问题寻求解决之道。而我们知道，鲁哈尼总统上任后曾多次表示反对对男性和女性进行性别隔离，包括在大学中，并谴责那些反对允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的政治家。

但在当时，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男女有别非常严格。即便是十来岁的小学生，只要是男女同班的，上课时也是男生坐一侧，女生坐另一侧，中间过道上还用帘子隔开。曾经有伊朗朋友诚意邀请我和太太去出席他的一个亲戚的婚礼。有了那次看球被拒的教训，我在接受邀请后咨询了一下相关人士，发现伊朗的婚礼也是男女宾分开进行的。于是就找个借口婉言谢绝了。因为我还好办，可我太太语言不好。她一个人可能无法应付婚礼上的那种陌生而复杂的人文环境。不过事后想想，就这么轻易放弃了这么一个了解伊朗风土人情的大好机会，还是有点遗憾的。

虽然男女有别，对女性社会活动的限制较多，但伊朗妇女地位还是逐步得以改善和提高。这在2013年鲁哈尼总统的新内阁中经选举有了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莫拉维迪而达到历史最高峰。不仅如此，伊朗妇女普遍文化程度较高，女性白领也很多。据报道，近些年伊朗大学女生数量已明显超过男生，占到总数的65%，2012伊朗大学录取新生女性也比男性几乎多上一半。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通讯技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和电脑。（当时德黑兰的国际长途电话打起来很费劲，有时给国内总部通一个电话，都要凌晨四、五点钟爬起来（国内是早上八、九点，正好上班——作者注），乘国际线路较空闲时拨电话耗时可能最少。即便这样，一个国际长途电话也往往要拨上十多次，甚至1-2个小时才能如愿。我办事处连传真也是1991年以后才用上的，并且使用起来与国际长途电话一样麻烦。可在那以前，情况更糟。我们与国内公司总部联系只能靠我驻伊经济参赞处的一台当时很先进、现在则早已失传的电传设备，边查电码本边仔细地在一根长长的纸带上用打孔机打上一连串长短不一、排列有序的孔洞，然后将其输入电传设备，以此来传送用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明码信息。

在这种几近闭塞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到处去借国内的录象带看就成为晚上或周末等闲暇时光打发时间的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当时我国驻伊朗大使馆以及经济处和商务处都备有一些国产或港台故事片录象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在体制上还是分开的，相对独立的。一般国际贸易业务归经贸委管理，而国际合作业务则交由各省市政府的对外窗口公司——国际合作公司统一经营。与此相对应，我国驻外使馆也大多分设经济参赞处与商务参赞处，前者负责管理国际工程项目，后者则负责协调国际贸易事务。这种奇怪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3年国家商务部的设立——作者注）这些录像带大多是外交官或信使顺便带到伊朗来的。但数量毕竟有限，想看的人又多，能供借出的带子少之又少，没过多久就被我们全部浏览光了。偶尔听说使馆到了什么新带子，也要电话预约，排队等上一段时间才能看到。1990年秋季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录像带我是到1991年初才看到的。还有，人的业余生活也不能全都吃了饭就歪在沙发上发呆看录象，是吧？

由于严格禁酒和禁猪肉，驻伊外交和商务人员生活本来就比较清苦，但让人最难以忍受的东西还是文化生活的枯燥与精神生活的寂寞了。

然而，老天爷还是很公平，也很眷顾我的。有一天，我在我们的一个项目组那儿终于发现了可以排遣我的寂寞生活的最好的东西——围棋。

文如玉

上海外国语学院足球队主力阵容合影（摄于1973年）。后排左一是教练吴老师，左三是作者，其他主要是英语系或俄语系的同学，如前锋黄祺祥（前排右二）和后腰董明（前排左三）；左一也是上外的一位资深体育教师，姓名已忘。我们亲切称呼他为老广东。我亲眼目睹这位老先生有一绝技，即站在篮球罚球线上可以连续投篮一百次全中，而且至少一半是空心入篮。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或者说，中国是围棋的故乡。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来的围棋大师比比皆是，群星闪烁。远的不说，仅是清代的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夏这三人就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的了。只可惜近代以来围棋在中国衰落了。而且，五十年前甚至还衰落到人家日本一个职业五段女棋手就可以横扫当时中国几乎所有围棋国手的地步。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围棋的颓势也开始得到扭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聂卫平先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续击败了当时日本围棋界的几乎所有一线高手并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十一连胜，国人遗传基因中隐藏着的那种对围棋的钟情和热爱的密码似乎也被这一壮举激活了。据说，到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围棋人口（即喜欢下围棋的总人数）一跃而增长十倍，达到1000万人以上。这是聂卫平先生对中国围棋的最大贡献，迄今无人可出其右。就此而言，我认为，当年中国围棋协会尊封他为“棋圣”，虽有官封背景，且聂先生迄无世界冠军头衔，易遭人诟病，但平心而论，我觉得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并不为过。但是，辉煌的中日擂台赛的三连冠只能算是聂先生一个人的荣誉（还应包括第一届五连胜的江铸久先生），并不表示中国当时的职业围棋整体水平有多高。中国的业余围棋更是还处于混沌的初创阶段，水平高的也不多。那时业余棋手有业余段位的也不多，段位也不高，最高者可能也只有业余5段或6段。（虽然晚报杯1988年就开始举办了，但其冠军被授予业余7段还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作者注）

作为围棋爱好者，我迄今无段，但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下围棋了。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合肥一中上初中时学的围棋，纯粹自学，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只是喜欢看围棋书，特别是喜欢阅读上海出的那个小开本、最多64页的《围棋》杂志（《围棋》这本小杂志对建国后早期的中国围棋发展贡献巨大，可以说培养了好几代中国的围棋爱好者，但现在却已经停刊快十年了。太可惜了！——作者注），也很喜欢下围棋或看别人下围棋（现在看来，说一句轻松的话吧：当时自己之所以学围棋，主要还在于上初中的前一年，即1962年那年合肥市少年儿童象棋比赛冠亚军居然都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更是我的同桌，于是心想，如我再学象棋那想翻身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吧？——作者注）。至于自己当时的棋力嘛，虽不知高低几许，但自我感觉：进步较快，所以尚可。因为，那几年里在我生活和学习周围，一些原本不屑与我下棋、只让我一旁观战的人，如同学、邻居什么的，包括邻居中的一些大人，到后来，最多也就是一两年内吧，都一一输给我了。

后来文革爆发，父母被斗，房子被占，家庭遭难，下放插队，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有好多年没有下过棋了。不过，后来在上海读大学时，还曾凭借过去的老底子获得过上海外语学院的围棋冠军，虹口区围棋比赛前六名。虹口区那次围棋比赛组织方是谁，我已记不得了。只知道参加那次比赛的都是虹口区各个单位选拔出来的棋艺最高的业余棋手，其中有几个人还是上海市围棋集训队下来的，实力很强。由于当时要应付期末考试及其它校内工作的影响（我当时还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足球队的主力中右卫及学院田径队若干投掷项目记录的保持者——作者注），那次比赛，我在经历三次单淘汰比赛进入前六名循环圈后，记得一共有两场关键比赛不得已而弃权。但是我所参加的另外三局比赛，虽然对手很强，结果却都是我赢了。尽管如此，由于我因故缺席最后一场比赛，最终的比赛结果，也即我的名次，到今天我也不清楚。但我想，最差也是那次比赛的第六名吧。

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日子里让我首次体验了正式的围棋比赛的氛围，也曾尝到了获得围棋比赛冠军，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大学冠军的滋味。但这一切不过预示着我与围棋的渊源似乎才刚刚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工作时又有幸认识了当时广东省围棋队的容坚行五段、黄妙玲三段等职业棋手以及足球国脚容志行等超级棋迷。那时，我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又着迷于围棋，既然有这等好机会怎肯轻易放过呢？于是在星期天，我经常和平时上班时一样一大早就爬起来，因没想到也没办法约会，就从我位于白鹤洞的宿舍乘坐公交车到当时位于较场路上的省体育馆或到位于河南中山大学附近的容坚行家里去找他们下棋。可见那段时间我对围棋的痴迷程度了。

在我的印象中，容家房子开间虽大，但因人多房间少，并不显得宽裕。进门那间厅堂面积较大，但却当房间使用，靠东墙一溜排放了两张单人床，床边靠北边厨房一侧的那张方饭桌也就是下棋的地方。有时也在床边搬个凳子放上棋盘，一人坐在床沿上，一人坐在对面下棋。（上面所述的当年容家的方位和室内摆设情况只是凭残留在脑海里的些许印象写出来的，可能有误。倘若此，望谅——作者注）我比坚行大一岁，比志行小两岁，自感性格也不是人来熟，甚至可能还有点腼腆。但因容老爷子和老太太待人很热情，志行兄弟俩对我也不见外，所以我在容家并不感到拘束，甚至还有一种亲切感。我有时在那里下棋，一待就是半天。有一次，到了吃午饭时间，我还被挽留下来吃过饭。那时候广州买猪肉要票，一人一个月只有两斤肉票，想吃肉不是那么容易的。但那次我记得在容家吃饭时，饭桌上一下子端上了两大盘带肉的菜肴，显然是因我而特意加的餐。令人遗憾的是，自我1977年离开广州以后，天南海北，国内国外，出于种种原因至今也未能与容氏兄弟再次见面。我想借写这本书的机会在这里对容志行和容坚行兄弟俩说：快四十年了，也许你们早已忘却我这个曾经只有几面之交的棋友，但我一直在想念你们，我的好兄弟！

当时的棋界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不大讲究段位级别，而且这些国手和国脚们又大多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求必应，所以我每次去找高手下棋都能如愿以偿。专业五段的容坚行和我下棋，多让我二或三子，记忆中虽然有些棋下得很激烈，但我似乎没有赢过他。我也曾和黄妙龄三段在广州造船厂下过一盘让先的棋，我执黑。那盘棋我还有印象，围观者众多，可以说是水泄不通，双方互杀，棋势咬得很紧。我有过极好的机会，很玄乎。当时甚至有一时刻，经自己一再计算，觉得肯定会赢，但走下去的结果却出乎自己预料之外：我输掉了。那盘棋可能是自己太想赢而想过了头，优势之下只知道维稳和退让，保持所谓优势即可，反倒疏忽了自身的缺陷，在不经意间给白棋吃掉一大块棋，最终中盘败下阵来。对这一盘几乎是必胜的输棋，我曾懊悔过好一阵子。不过说到底，黄三段战我无疑是棋高一着，自己的围棋功力与她相比显然不足。

还有一次经他们安排，我还与当时广东省围棋训练班的几个水平最高的具有职业段前1-2级棋力的小孩子在省体育馆大厅里下过几盘棋，有输有赢。我还记得，大约是1976年的一天，一位谭姓棋友还特意介绍了当时只有十多岁的但已在体校学习围棋有年、棋力已经很强的廖桂永与我下棋（二十年后廖桂永先生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围棋职业九段棋手——作者注）。在他家里廖和我下了两盘棋，结果我先胜后负。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廖桂永个子不矮，较瘦，不多话，似乎还有些腼腆，下棋的动作也较轻，但很果断，下棋过程中不言不语，也没有小动作，很有大家棋风。

容坚行的哥哥容志行是足球国脚，也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足球中锋。大概也是1976年，我曾在位于较场路上的广东省人民体育场观看过广东省足球队与朝鲜人民军足球队的一场比赛。那场球容志行上场了，还踢了很长时间，在他上场时，看台上为此还欢呼了一阵子。可见当时容先生在球迷中间的人气和威望就已经很高了。那场球结果似乎是2：2，平局，但球场上双方不间断的攻防，加上容志行的各次有效组织和穿插并踢进一球，场景真是好看。看台上不时发出的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声或喝倒彩声中，几乎每次其中都有我的一份贡献。那时的任何比赛，只要容志行上场，你就不能不承认他就是他所在的那只球队的灵魂和导演。我相信，无论何人有幸观看容志行踢球，心情都肯定是愉悦的，而绝不是如今球场内外普遍出现的那种骂声连天和沮丧面容。毫无疑问，能让观众信服甚至着迷的足球运动员才是真正的球星。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容志行先生那时的围棋也很棒。志行兄的棋虽然下得很快，但他的棋感也非常地好。每次我去他家，只要他在家或后来回家，总要与我下一盘棋。他的棋速很快，几乎你一落子他就紧跟着落子，始终给你一种迫力，堪称超快棋，但他经常不假思索下出来的一步棋却往往让我想上半天，因为你稍不注意可能就会中招。足球国脚也有如此的手谈水平，实在令人佩服。

还有一件事让我至今也感到困惑不解：当时我也算得上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业余足球运动员了（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读书时作为院足球队主力中右卫踢了整整三年球，每周起码训练三次，每年都曾参加至少十场以上的正式比赛，而且，我所在的该只球队还曾获得过足坛上口碑甚好的上海市高校足球联赛的亚军——作者注）。但为何在认识容氏兄弟后，我只知道一门心思锲而不舍地找职业五段棋手容坚行下棋而没有主动去找，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去找容坚行先生的哥哥、当时中国最伟大的球星——容志行先生去踢球呢？哪怕是只踢上半场球也是值得我纪念的事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体育界曾经提出过“志行风格”的口号。当时的《羊城晚报》对“志行风格”的诠释是：尊重裁判，顾全大局；尊重对手，强调体育风格；尊重队友，重视合作；其中最核心内容是为祖国荣誉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 我那时已经离开广州到安徽工作了，但在听到媒体上报道的这种提法时，虽然我对所宣传的那个风格的诠释有所保留，但凭我对容志行先生的了解，却觉得球技高超、为人厚道的志行兄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一体育荣誉的。2009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时隔近三十年后又一次提到中国足球需要发扬“志行风格”。可见，志行风格并非浪得虚名。要我说“志行风格”的真正内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竞技体育内在的那种敬业、忍耐和发挥自我的职业精神。

话再说回来，我估计，凭着我与他们容氏兄弟在围棋上建立的交情以及我自己的也算是不算太差的球技，当时倘若提出这个要求，可能也不会得到拒绝的吧？这么好的机会，我这个当年半专家级的足球爱好者竟然根本没想到好好利用一下，真是神使鬼差，让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懂，当年我为什么会如此地反应迟钝，心目中只知有围棋，而不知竞技体育之王——足球呢？这个问题迄今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从1975年到1977年，于我而言，这席多姿多彩、营养丰富的围棋流水宴席一直连绵不断地让我持续地吃了两年，大快朵颐地饱尝了当时中国岭南地区职业围棋界的各种个性上和风格上的美味佳肴。估计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广东省的这些职业的和业余的高手们的经常对弈，让自己受益匪浅，本人的棋力也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迅速地得到了提高和增强。但是，我对自己的棋力究竟比几年前在上海读书时提高到什么程度，心里并不十分清楚。后来，我离开广州，调到安徽工作，自此脱离了那个现在想起来还让人羡慕不已的围棋环境。而自那以后的十几年，因忙于事务，我就很少下棋了。离纹枰日远，围棋于我就像纸上谈兵者一样仅仅存在于以《围棋》杂志为代表的各种文字评论和对弈的棋谱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