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亲自编制密码 简单却难以破译

老八路

　　近日，《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出版，书中解放军总参三部原部长戴镜元回忆说，“豪密”是我党建立机要工作的最好的而且是保密性能很强的一种密码。

　　中国的革命战争也许可以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有形，一个无形；一个在地面，一个在空中。所谓的“无形”和“空中”，就是无线电波。如果说地面的有形战场长期以来都是敌强我弱，那么空中的无形战场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我强敌弱。这种优势的确立，与赫赫有名的“豪密”休戚相关。

　　“豪密”之产生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是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开始筹建的。据当事人回忆：“1928年初夏的一天，‘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的秘书长阿勃拉莫索要我通知一些人去见他。”“他对我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代表团的要求，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个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毛齐华：《我党早期的地下电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这第一批共6人参加的是“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不久，又有4人参加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的学习。

　　1928年10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后立即全方位地迅速组建和扩大无线电技术队伍。1929年秋，上海建立了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同年12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另一部电台。此时邓小平正好从上海到广西经过香港，就与香港台取得了联系。此后上海党中央与百色起义部队的联络就由香港台转达。1930年1月，上海党中央与江西苏区的联系，也是通过香港台建立的。1930年10月，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骨干相继回国，红军的“空军”队伍迅速壮大。

　　然而就在这蓬勃发展之时，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据最早奉周恩来之命负责组建无线电通信的李强回忆，1930年11月香港台被破坏，“电台及联络办法他们全部掌握，第1天英国人还给我们通了报，第2天他们发了一份报给我们，是用英文发来的，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当时上海台的报务员是张沈川培训出来的曾三，英文‘监狱’这个词曾三不认识，就拿来问我，我一看大吃一惊，说：‘不好了，他们在监狱里了！’我们知道对方遭到破坏后，就暂时停止了联络。”（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4页）这就是说，如果港英当局不是自我暴露，就可以冒名顶替与上海台继续保持联络，当然也就能与江西等有电台联系的苏区通话，其危险程度实在是难以估量，当时周恩来的震惊可想而知。正是为了避免重蹈如此凶险的覆辙，“豪密”随即应运而生。

　　“豪密”之特点

　　“豪密”是个传奇，有多种说法。

　　最早在中共中央专业研究部门的刊物上撰文公开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长期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职务的李质忠。他于1991年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题为《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于1931年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个密码，取名×密。红军用这套密码同上海党中央、总司令部和各兵团司令部的机密电报。”“1931年3月，任弼时携带×密，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于4月和顾作霖、王稼祥一道，到达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自此，苏区中央局便使用×密，于1931年9月开始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李质忠：《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这篇文章中虽然罕见地用了个叉，但明明白白就是指“豪密”。

　　长期担任情报工作负责人的罗青长说：“周恩来发明的密码，有数学在里边的。密码是数学和文字构成的。”（邓在军：《百年恩来》第5集）

　　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机要工作，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回忆说：“我党最早的密码是周恩来同志发明的，最早使用这个密码的是任弼时。第一份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内容是问任弼时是否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有重要事情不在时，就由邓颖超译电。任弼时有紧急事情不在时，陈琮英负责译电。”

　　在周恩来身边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的童小鹏说：“我们用的密码不重复。”（童小鹏：《在对敌斗争中亲自设计制定密码》。金志宇：《周恩来亲自编制的豪密揭秘》，《党史博采》2013年第4期）2009年，凤凰台在制作《较量—西柏坡1948纪事》纪录片时，采访了解放战争时任中央前委机要秘书及作战参谋的刘长明。据刘长明的讲述，说敌人的密码很容易破译，“但我们的密码是豪密，就是周副主席最早创建的密码，是无线密，敌人破不了。”

　　上述回忆表明“豪密”具有以下5个特点：用于高层领导机关的通讯；好记好用，简单却难以破译；密码由数字与文字构成；所用的密码从不重复；密码的性质是无线密。

　　“豪密”之试解

　　如果仅仅分析以上特点，恐怕还是不得要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真正涉及这一谜底的竟然还是周恩来本人。在1994年《党的文献》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来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联名致张国焘的电报，其中提出：“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与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杨瑞广：《任弼时力促三军大会师》，《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这份电报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当时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方面军失去了联络，因此周恩来就向张国焘索要与二方面军的电台联系密码。电报清楚表明密码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页码、行数与字序。这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既然没有内容，又谈何破译。这种点对点书对书的通讯密码，完全符合上述“豪密”的5个特点。

　　有文章说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时化装成牧师，“豪密”就被他夹在随身携带的《圣经》中。《圣经》在牧师手中显然最为自然和安全，不过现在看来那本《圣经》不可能夹带“豪密”，因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册，编上序列号后使用，既方便还更保密，真所谓又简单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测，“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经》。

　　“豪密”之发明

　　“豪密”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长久以来，人们是依据“豪密”的名称来判断其发明者的。其实，这一推断并不严密，以周恩来的代号命名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理由起码有六：

　　一是李强与张沈川最早参与中共中央无线电通讯的筹建，但他俩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起周恩来设计过密码。相反，张沈川证明当时是他创建了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9页）张沈川的回忆可信度较高，因为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被港英当局掌握正好证明当时所用并非“豪密”。二是1930年3月与10月分别从苏联回沪的主要技术骨干涂作潮与毛齐华的回忆录中也都没有提及关于密码的研制。三是前述回忆“豪密”者均是后来的使用人，又无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很可能只是口口相传。四是“豪密”在香港台破坏后三个月不仅研制成功竟然还未经试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间的通讯，如此仓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来的谨慎作风。五是周恩来组织多批人马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却从不涉及无线电技术之魂的密码编制，似乎对自己届时就能发明无人可以破译的密码胸有成竹。这种现象完全不合逻辑，更不合周恩来一贯的周密作风，除非早已知道无线电通信建立后密码不是问题。确实，有了大批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共产国际提供成熟的通信密码应该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六是1930年共产国际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电台，上海中央台就是通过该台与苏联建立联络。因此，共产国际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为中央台解决密码这一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豪密”的及时出现，不能排除是周恩来把苏联无线电通信的经验与技术中国化的可能，因此，以周恩来的代号来命名也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但是否是周恩来发明的，并不能完全确定。

　　周恩来对红军“空军”的贡献是传奇性的。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从上到下无线电通讯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红军的“空军”有了如此神奇的“盾”与“剑”，而执掌者又是精于情报运用的毛泽东，那么在地面单向透明的有形战场上红军由弱转强横扫对手显然只是时间问题了。（作者分别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教授）

　　阅读延伸

　　国民党调查科如何

　　制作使用无线电密码

　　中国最先得益于无线电短波技术的是当时中统的前身、陈立夫主管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当时国内所用的电报都用明码。明码本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统一印行出版的，共计约一万字。调查组当然不能用明码通讯，于是改动了明码的数字，作为自编密码。后又决定重修商务印书馆的密码系统。他们删去冷僻字，重新对文字排序，并把常用字加粗以便于寻找。这样调查组就自创了密码，与商务印书馆的密码本断绝了关系。

　　为了更好地保守机密，陈立夫规定把密码本全部存放在机要科，但陈立夫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一些密码本。因此，旁人就难以掌握密码本的变动。

　　陈立夫还规定了密码本使用的默契法。就是让联络对象拿了密码本后，只有他自己知道哪一天该用哪本密码。陆旸 孙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