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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发“第聂伯” 当时的公平路一带住着一些白俄，沙俄时期都是贵族和官员，“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其中有一些来到上海，自谋职业，时间长了，有了后代，子承父业。公平路裕福里弄堂内有一家“第聂伯旅馆”，就是白俄侨民齐克从其曾当过沙皇军队上校的老爸手里继承下来的。旅馆不大，也就七八个房间，很整洁，都是齐克的家人担任侍者，服务良好，收费也公道，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性价比高，在沪东小有名气，生意还不错。 这天午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旅客，男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秃子，女的三十岁出头，烫发，肤色白皙，长相略俏，眉宇间透着几分妖冶。两人要开钟点房，说好两小时。按照公安局新颁布的规定，住旅馆开房间，不管是整夜住宿还是临时性的钟点房，都必须出示相关证明，外地来沪出差的，公家单位凭单位证明，私企、店铺则凭本公司（店铺）的盖章证明，个人则凭工作证，没有职业或者无工作证者则须凭户口本或者当地派出所的证明。这项旨在稳定社会治安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却被打了折扣——白天开钟点房四小时以下的没有证件、证明也没关系。旅馆业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白天在旅馆待四小时，跟在公共浴室洗澡、茶馆品茗、饭馆用餐是一样的，洗澡、喝茶、吃饭不必凭证件、证明，那么开钟点房也是可以通融的。 这对男女就是在没有出示证件、证明的情况下入住“第聂伯旅馆”的。这种事老板齐克见得多了，知道必是一对野鸳鸯，既然新政府没对这种男女苟且之事作出限制规定，旅馆方面绝对没有生意上门往外推的道理，就让他们登记了姓名、住址，然后将其安顿在二楼拐角处的那个房间。 顺便说一句，齐克的这个安排是另有用意的。旅馆以前曾经发生过野鸳鸯被男女某一方甚至双方的配偶联手跟踪前来现场捉奸的情况，捉奸者往往会对提供方便的旅馆也产生忿恨，顺手打砸。齐克在吃了亏之后，特地请来匠人师傅对旅馆进行了改造，在二楼拐角处另外设了一道门，直通阳台。阳台是跟邻居家合用的，有直接通往地面的楼梯，这道楼梯就设在两家之间的一条只有八十厘米宽的夹道里，出口没有门户，谁都可以上下，但通常并无外人出入——除了旅馆里的那些野鸳鸯偶尔遭遇捉奸时。 尽管野鸳鸯遭遇捉奸的概率很低，但齐克本着未雨绸缪的精神，对每对被安排在二楼的野鸳鸯都要关照一下拐角处那道门的情况，当然不会说“捉奸”，他相信野鸳鸯们的智商，如果这点儿领悟力都没有，还配通奸？ 今天来开钟点房的这对男女在登记本上留下的姓名是丁嘉桢、封艳娟——以齐克的经验，通常都是假名，不过他认的是钱钞真假，对姓名是真是假通常都是忽略不记的。那二位看来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活动，听了齐克的介绍，两人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仿佛是在提醒旅馆老板：您这是多此一举了，我们绝无被捉奸之虞。齐克读懂了那层意思，及时告退。出事后警方的调查表明齐克的感觉是准确的。那二位，男的配偶是个富家女，三年前因车祸伤了腰椎，就此卧床不起；女的则是寡妇暗娼。这种对象，当然不必担心有人会棒打鸳鸯。 不过，世事难料，意外也是经常有的。这对野鸳鸯碰上的就是绝大多数通奸者一生也不会碰上的意外——两个小时后，他们正准备离开，哪知一开门，外面走廊里却一字儿站着三个女子。还是那个读者们想必已经熟悉了的阵容，为首的那个手持左轮手枪，另外两个端着勃朗宁，三支枪口冷冰冰地对着野鸳鸯，语气也是冷若冰霜：“不许动！举手！转身！靠墙站着！” 在人枪口下，不敢不从命。野鸳鸯纵有千般不愿，也不得不照办。三个女盗站在两人背后，先命令封艳娟退后两步，蹲下，摘下所有首饰——黄金项链、戒指、耳环，连同钱包一并交出；然后用枪逼着她从丁嘉桢身上取下金表、金笔、戒指以及钱包。女盗在丁的钱包里发现空白支票一张、提货单一张，遂逼他在支票上写下提取现钞三千万元，对那纸提货单却是不屑一顾，看也没看就放回钱包，扔还给他。还说看他老实听命，那支原本已经没收但因开支票又还给他的关勒铭金笔就算了，让他自己好好保存着留作纪念。 然后，女盗拿出准备好的绳子，命封艳娟绑住丁嘉桢的手足，又动手把封绑住，将两人捆作一团，撕了两方被单堵住嘴巴。临走时没忘记留下一块六寸见方上面绣着“巾帼团”三个字的人造丝帕，还告诉野鸳鸯她们是双枪王八妹的卫士。女盗离开“第聂伯旅馆”后，直奔附近的外滩银行，顺利提取了支票上开出的三千万元现金。 这个案件的案犯特征、作案手法、作案武器等均与之前两起案件相符，故提篮桥分局经报请市局批准，决定交由提篮桥分局、榆林分局联合专案组负责侦查。组长宋宝道随即跟那对男女苦主见了面。 诚如“第聂伯旅馆”老板齐克所估料的，那个女的报的是假名，住址也是假的。其真名叫张凤琴，三十三岁，住本市江宁区，系无业寡妇，有两个子女，生活来源除了靠亡夫留下的一些积蓄和亲戚周济外，公开的就是帮人做做针线活儿挣点儿小钱，暗的就是出卖肉体。那个男的报的也是假名假址，真名叫李贝空，住北站区天目路。 李贝空的经历比较复杂。他于1906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中医世家，那时中医子承父业现象很普遍，反正政府并不规定行医必须持证，只要病家认可就行，若是没有本领治死了人，官司是不会吃的，因为法律中没有“非法行医罪”，但若是被死者家属砸了诊所挨了揍，那也没地方申冤。李贝空的祖父、父亲医技平平，但没有遭遇过被砸被打事件，李贝空也就继承祖业做了一名郎中，十七岁开始独立行医，开出的方子不必经父亲审阅即可直接让病家去中药铺照单赎药。二十岁上，做了三年中医的李贝空对西医产生了兴趣，进了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西医医士速成学校”，三年后又去日本留学，专攻西医。回国后重新行医，打出的牌子就不一样了：“学贯中西二道，西中双术齐施”。这种情况别说民国时期了，就是现在也不多见，所以最初确实吸引了一些患者，中西结合治疗也确实有一些效果。但若想根治毛病，那不管中医西医，都得凭真才实学，以及扎实的临床经验。这两点李贝空都缺乏，因此，辉煌了两三年，渐渐就门庭冷落了。 不久，抗战爆发，李贝空的一位当初公共租界“西医医士速成学校”的同学其时已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来沪招收医务人员。找到李贝空，说了说情况，李贝空正考虑关闭了诊所另谋出路，当下一口答应。到部队后，李贝空被任命为上尉军医。他在部队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复员时已经是中校军衔了。不过，以当时大量裁减军人的情况，别说是中校了，就是将军退伍也得自谋出路。但这难不倒李贝空，他回到上海后，通过朋友用部队给的那笔退伍费做了几笔投机生意，十足赚了一票，然后以此为资金，做起了西药掮客兼西药商。不久，又娶了个富家女做老婆，身价顿升。 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一年好日子，其妻就因车祸瘫痪。李贝空的生意照旧，经济收入未减，但家庭遭此一劫，以往的生活轨道就大幅度倾斜了。李贝空请了佣人、保姆各一照料病妻，自己在外面结交了几个女人，今天在“第聂伯旅馆”幽会的张凤琴就是其中之一。其时上海解放不过十一天，新政府还没腾出手来宣传“新社会、新风尚”，别说像李贝空这样轧姘头的，就是去妓院嫖娼也不受禁止。哪知，跟张凤琴开房间幽会固然算不上一回事，可是意外遇到抢劫，不但损失了手表、戒指等财物，还被迫开出了三千万元的支票。以当时的物价，三千万元可以在市区购置一幢两上两下的普通民居；如果不买房，开一家布店或米行也绰绰有余。所以，对于李贝空来说，损失是颇惨重的。不过，李贝空还是感到有些庆幸，因为女盗竟然放过了那纸提货单！ 这张提货单上所列的商品，如果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大约可值上百两黄金。那是什么商品呢？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本文开头已经交代过，那个时代，由于战争的原因，盘尼西林十分紧俏，而李贝空则属于上海滩极少数有渠道从海外直接购得盘尼西林的西药掮客之一。这张提货单上的盘尼西林，就是他在上海解放前两天委托一位逃离大陆的朋友在香港代购的。先前李贝空遭抢劫时，最担心的就是女盗把提货单拿走，没想到对方拿出单子只扫溜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这也是他那么爽快地按照女盗的意思开具三千万元支票的原因，当时他只想她们三位赶快离开。 宋宝道听李贝空作了上述陈述，问他：“你有没有什么仇家？” “没有！不管以前行医也好，在旧军队也好，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滩做西药生意也好，跟别人打交道一向客客气气，从来不得罪人，有时甚至宁可吃点儿亏。老话不是说‘吃亏是福’嘛！” “再问一个可能涉及你个人隐私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你的妻子瘫痪后，除了结交姘头，你是否还去过妓院？” 李贝空的神情有点儿尴尬：“这个……曾经有过。” “你的妻子或者她的家人是否知晓？” 李贝空摇头，解释说其妻的娘家人早在年初就去了海外，沪上只有几门平时没有来往的远亲，他们不会关心其妻的情况，更说不上对其行踪进行监视了。 其实，宋宝道的思路已经触及了破案的核心，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并不怪他，因为前面交代过，他虽有从事警察职业的经历，但干的却是看守员；后来从事过情报工作，却跟刑事侦查不是一码事。所以，他这个专案组长此刻对李贝空的询问不过停留在本案的发生是否是其妻家族的报复行为上，没有跟前面已经发生的另外两起作案情节类似的抢劫案联系起来考虑。从这点来说，宋宝道的刑侦业务水平纯属新手上路。不过，要说这个新手组长此举纯属多余那倒也未见得，因为他在接下来举行的案情分析会上向一干刑警说了跟李贝空、张凤琴的谈话情况后，立刻有几个刑警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巾帼团”在十二天内连续作案三起，收获颇丰，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胆大妄为、精心策划之外，跟能够掌握苦主的财产情况和行动轨迹是分不开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三个受害者互不相识，分别住在不同的区域，她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这三个人的准确信息的？ 类似的问题，在第二起抢劫案发生后，专案组侦查员就曾经讨论过，但仅限于唐文章、谭介锦的财产方面，没有从行踪这一块儿去考虑。现在发生了第三起案件，而且案犯是专门等着受害者出门幽会的时候下手的，那疑问就明显了——“巾帼团”是怎么知道三个苦主的行踪的？ 思考到这一步，再往下推论就顺理成章了。三个苦主各自有亲朋好友、人际关系，如果把他们的每个关系划一条延伸出去的直线，要是这些直线互不接触，“巾帼团”方面就不可能获取三人的相关信息。而眼下发生的案件证明女盗确实获得了三个苦主的相关信息，那只能有一种解释：唐文章、谭介锦和李贝空肯定有某个相同的社会关系，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关系跟另外二位也相识；“巾帼团”方面呢，恰恰跟那个社会关系熟识，于是就顺利获取了那三人的信息——包括财产情况和行动轨迹。 理清了这一点，专案组诸君再往下一想，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女盗特地制作了“巾帼团”的人造丝帕作为她们这个犯罪团伙的旗号，看来是准备大干一番，作案目标绝对不会仅限于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而是应该有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都是她们的作案目标。因此，警方必须迅速侦破该系列案，否则，还不知“巾帼团”会作下什么样的惊天大案。 专案组立刻作出决定，分头走访三个苦主，详细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 六、横向线条就在刑警分头走访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的时候，忽然获得一条信息：“大众盒厂”有一个员工外出时，偶然在马路上看见那天抢劫盒厂老板谭介锦的三个女盗中的一个！ 谭介锦那天在三角地菜场遭遇女盗，其中一人以脚扭伤为由上了车，诱骗谭去了附近的公济医院。然后，谭老板在公济医院停车场被女盗用手枪逼住，被迫就范，乖乖随着她们返回工厂，命保镖“和尚阿四”把那口家用保险箱搬上了车。事后，刑警曾根据谭介锦的叙述，分别走访了三角地菜场、公济医院、五角场和“大众盒厂”，向路人、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盒厂员工了解情况，可是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虽然上述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调查程序，但是真正从中获得破案线索的概率毕竟不是很高，对这样的结果，专案组众人也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原以为这条路是走不通了，没想到，还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大众盒厂”有一个叫陈引娣的女工当时就在三角地菜场买菜，距谭介锦上当受骗的现场也就十几米，目睹了谭老板菩萨心肠做好事让那三个女人上车前往医院的一幕。不过，陈引娣当时并不知道谭老板遇上了大事，看过也就算了，没往心里去。 那天陈引娣自己倒是遭遇了大事，她的六旬老父病逝了，回娘家和兄弟姐妹一起为老父办丧事，她负责到附近的三角地菜场买菜，制备丧宴。那时候，尚无“丧事从简”之说，丧家通常都要尽力操办，否则，即便自己觉得良心上过得去，也忍受不了亲朋好友的指指戳戳，甚至会因此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所以，陈家这丧事一办就是七天，昨天方才回厂上班。陈引娣的岗位是检验工，负责对产品进行抽查，她在车间里走来走去时，听见几个女工在议论谭老板遭劫之事，不禁好奇，驻步打听，这才知道那天她见到的那三个美貌女子原来是强盗，还是双枪王八妹身边的卫士（群众当然不知道专案组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这下，就引发了陈引娣对该案的关注，原本早已遗忘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眼前。她把那三个女强盗的面孔一个个在脑子里过滤，隐约觉得其中有一位似曾相识。 陈引娣的性格比较沉稳，也很仔细，否则，厂里不会百里挑一选中她当产品质量检验员。尽管她已经知晓刑警正在查访该案，可是，她根本没打算主动找上门向刑警报告这一情况（确切地说，应是“感觉”），她虽然对谭老板遭劫伊始那一幕看得很仔细，可即便全部提供给刑警也无法成为有用的参考。她说三个女强盗中的某一个好像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刑警肯定要问个详细，可是她说得出来吗？ 本来，这件事也就闷在肚子里了，可巧的是，6月7日早晨，陈引娣在从卢家湾区的夫家坐车往提篮桥区的“大众盒厂”上班途中，经过四川中路时，在电车上注意到有个身穿天蓝色镶白边连衣裙的女子从人行道上走过，面容酷似那三个女强盗中的一个。陈引娣立刻往车门口挤，也顾不上上班了，中途下车，想瞅个明白。下车的车站离刚才看见那个女子的位置大约有五六十米，陈引娣一路小跑赶到那里，那女子已不在原地。站在路边东张西望，忽然看见对面马路弄堂口一群人围着一个叫卖活鲫鱼的流动小贩在争购，其中就有那个女子。陈引娣心中一喜，正要穿马路，忽然“当当当”驶来一辆电车，只好驻步等候。待到电车开过去，目标却已不见了！ 即便如此，陈引娣还是决定把此事向公安局报告。因为根据她的观察，该女子手里提着一只买菜用的“杭州篮”（当时沪上居民对一种来自浙江的长圆形竹篮子的称谓），据此可以认定她应是住在附近的。 接到陈引娣的报告后，专案组正副组长宋宝道、贺德祥交换了意见，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当下便决定全体出动，到四川中路那边去调查。在四川中路派出所的配合下，经过一天多的走访，终于查到了那个穿天蓝色连衣裙提“杭州篮”的女子。 此女名叫车文艳，二十七岁，浦东南汇县惠南镇人氏，九年前嫁到上海，是个有三个子女的全职太太。车文艳的丈夫赵黎明是国民党海军上海枪械修造所的工程师，上月已经随同败逃的国民党海军离开上海，是去了台湾、澎湖列岛抑或东海距沪较近的舟山群岛等敌占岛屿，那就不清楚了。据说，赵当时正在吴淞口的军舰上检修舰配武器，事先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不料军舰突然奉命启航。事后，车文艳哭了个死去活来，还要撞电车跳黄浦，被一干亲友拦住。 刑警对车文艳丈夫的服役单位发生了兴趣。枪械修造所，那不是很容易搞到手枪吗？难道“巾帼团”女盗使用的左轮、勃朗宁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搞到的？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巾帼团”系列抢劫案的动静闹得已经有点儿大了，不仅上海市局，就连华东公安部领导都已知晓，所以侦查工作必须细而又细，中间一定不能有疏漏，免得上面空欢喜。因此，决定先对车文艳秘密监视，并调出她在原国民党警察局户口档案中留下的照片，请三个苦主辨认。 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辨认下来，唐文章说“就是这个女人”，谭介锦则摇头说“不像”，另一个反复辨认下来，说“好像蛮像”。专案组正犹豫是否应该和嫌疑女子直接接触时，6月9日，陈引娣再次前来报告，说她已经回想起来，那个“似曾相识”的女子，是她有一次去看望居住在南市大境阁康乐里的姐姐（去年因分娩大出血而殁）时，在弄堂口遇到的。当时那女子正好坐着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从外面回来，轿车开不进弄堂，就停在弄堂口，开车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奶油小生，为该女子拉开车门，搀扶她下车，两人握手道别。这一幕，尽落围观居民眼中，陈引娣听人们议论说这个女的好像名叫“阿丽”，住在该弄17号前客堂楼上。陈引娣对侦查员说，前天来报告的那个提着“杭州篮”买菜的女人跟“阿丽”不是同一人，她俩长得很像，不过，“阿丽”的皮肤要比那个女人白，表情动作有些嗲。 专案组于是兵分两路，一路传讯车文艳，与其当面接触，了解其最近的活动情况；另一路前往南市大境阁康乐里调查“阿丽”其人。两路的调查结果很快反馈回来，车文艳没有作案时间，而“阿丽”确有其人，但此刻已经不住在该处了。 “阿丽”自1947年3月至1948年11月租居该弄17号刘家前客堂二楼，当时租房不签合同，而此女系房东的朋友高兴宝介绍来的，高没说过她姓甚名谁，操何营生，她入住后自称“阿丽”，刘家和邻居也就这样称呼她。该女从不拖欠房租，逢年过节还会给房东送一份礼物，所以刘家对她颇有好感。至于“阿丽”是干什么的，那就说不清了，因为她自己从未说过，而其作息时间也是一天一个样，没有规律可循，所以谁也猜不透，又不好问她。自1948年底搬离后，没人知道她的去向。刑警试图寻找那个介绍人高兴宝，调查下来，这人曾经是“军统”特务，上海解放前七八个月就销声匿迹了。 如此，专案组只好把调查方向重新调整到对三个苦主的走访上。根据之前的分工，刑警衣福根、祝耀辉去跟唐文章谈话，龚滔、杨瀛君去走访盒厂老板谭介锦；贺德祥、许仁俊则去找李贝空，组长宋宝道留在分局负责汇总和协调。 6月11日下午，三路人员集中在提篮桥分局，大伙儿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意，因为汇总的情况让众侦查员看到了一丝希望。跟那三位推心置腹谈下来，他们都承认自己以前曾经有过逛妓院嫖娼的行为。专案组一干刑警之前就一直想从这三个苦主以往的生活轨迹中寻找出一根横向线条，这根线条应该是与他们各自的纵向线条相交叉的。刑警们相信，只要找到这根线条，那也就等于找到了破案的方向。现在，这个方向终于找到了——三个苦主都曾有过嫖娼的经历，他们的行踪之所以被女盗所知，应该是与此有关的。 接下来，专案组汇总了三个苦主嫖娼的相关情况—— 唐文章于1945年初开始嫖娼，至今接触过三个娼妓，都是福州路会乐里的，先是“顺风香”的一对双胞胎姐妹，本名不知，艺名“顺风双香”，姐姐人称“大香”，妹妹人称“小香”。抗战胜利后，“顺风香”的老鸨杜三娘因上海沦陷期间出卖了藏匿于妓院的两个“军统”地下人员遭到清算，杜三娘夫妇被捕，“顺风香”被查抄，十八名妓女也被一并拘留。这件案子仅仅一个多月就判决了，杜三娘夫妇遭处决，财产充公；“顺风双香”等十八名妓女被遣散，并勒令不得在沪居留，之后不知去向。 唐文章其时逛妓院已经有了瘾，“顺风香”一出事，他随即转向，去了也在会乐里的另一家妓院“莺燕院”。“莺燕院”比“顺风香”小，只有十名妓女，其中挂头牌的艺名“春燕欢”，本名不知。唐文章看中了“春燕欢”，几次往来后，便按照妓院的惯例对其“包周”。所谓“包周”，就是嫖客每个星期的哪天（通常是晚上）与指定的某个妓女幽会，指定天数从一天到七天，指定七天的则称为“包全周”，不是“包全周”的嫖客可以指定具体是周几。“包周”的嫖客须在上周六预付下周的费用，而妓院方面必须保证被“包周”的妓女在嫖客指定的时间（或时段）内不接待其他嫖客，即使“包周”嫖客不来也不能破例。 唐文章与“春燕欢”建立了三年“包周”关系，每周所包的时间有一天，也有过两天或者三天。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去年11月唐文章查出患了性病，“春燕欢”担心自己被传染，就通过老鸨向唐文章提出中断“包周”。唐文章已经算是老嫖客了，自然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根据行业规定，遇到这种情况时，要在行业内部通告，这样，上海滩所有妓院就都知晓唐文章重病染身，且会传染给别人，于是，他就会被全市妓院拒绝。 “大众盒厂”老板谭介锦是三个苦主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今年三十三岁。不过，他的嫖娼历史已有十四年，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就开始逛妓院了，但不是常客，偶尔去溜达一趟，寻求刺激而已。一直到抗战胜利前一年，才有了一个“包周”对象，每周包一天，周周不缺，雷打不动，即便是逢年过节也不例外。那个妓女本名叫颜俊萍，艺名“小诗仙”。民国时上海四马路（即福州路）的妓女中，会点儿琴棋书画的大有人在，精通烹饪、制衣的也不在少数。当时附近报馆的夜班编辑处理好版面交排字车间后，通常会三五成群地去四马路喝花酒（由妓女陪酒）。席间，这班文人墨客自恃风流才子，轮流吟诗作词、弹琴唱曲，陪酒妓女也不含糊，样样都能奉陪，其才艺可见一斑。更有甚者，有时车间排字师傅搞不定版面，会拿着小样过来要求加段文字或添首小诗补白，而编辑恰恰饮酒过量，昏昏欲睡，才思淤塞，旁边陪酒的妓女就会代劳。次日见报，竟也能天衣无缝。 颜俊萍就是这样一个妓女，因此人称“小诗仙”。“小诗仙”供职的妓院也在会乐里，名唤“群芳馆”，有二十四名妓女，“小诗仙”的才貌属于中等档次。不过，谭介锦本人与“才艺”两字搭不上界，所以在他眼里，对方已经是个了不得的才女了，一向对其疼爱有加。谭介锦跟“小诗仙”的来往终止于一年前，因为“和尚阿四”悄悄向谭介锦透露，说老板娘命他跟踪老板，谭介锦知道老婆已经起了疑心，咬咬牙断绝了跟“小诗仙”的来往。 第三个苦主李贝空一年前在四马路慧福里“妙香阁”结交了一个艺名“东阁飞仙”的妓女，以满足其在与几个暗娼来往之余的另一种需要。“东阁飞仙”算不上漂亮，但她跟李贝空同是浦东奉贤人，李贝空念旧，一听那口熟悉的乡音，也就不去计较对方的颜值了。据李贝空告诉刑警，他和“东阁飞仙”在一起的时候，以饮茶喝酒聊天居多，很少上床。两人尽管干的不是同一个行当，可聊得非常投机，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不过，两人在一年多前已经中断了关系。因为“东阁飞仙”开口告贷，说要做黄金买卖，且张口就是数根大条（大条，指老秤十两一根的金条）。李贝空当然拒绝，于是两人就不再接触了。 据三个苦主所说的情况看来，其各自交往的妓女都应该知晓他们的经济、家庭情况以及日常生活规律。这些人中，唐文章最先交往的那对双胞胎妓女“顺风双香”应该已经不在上海，刑警认为可以忽略不计，其余三个妓女“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所在的妓院都在四马路，前两个在会乐里，后一位在慧福里，这两条弄堂相隔不远，三个妓女互相之间可能认识，甚至在干这一行前就已认识，抑或是同乡、亲戚之类。总之，专案组认为这是自案件侦查工作铺开以来发现的唯一的“横线”，遂决定据此展开调查。 七、水落石出刑警分析，“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三女不可能是直接对三苦主实施抢劫犯罪的“巾帼团”成员，否则，三个苦主肯定早已认出她们来了，此刻也用不着一干刑警大费周折地折腾了。最大的可能，是她们向其他人提供了唐文章、谭介锦、李贝空三人的情况，然后，指使他人作案。鉴于作案者是女性，根据妓女们的交往圈子，那三个打着“巾帼团”旗号的女案犯，很有可能也是妓女，或者曾经从事过这一行。为便于开展工作，专案组向领导要求增派了两名女警，是从提篮桥分局和榆林分局看守所临时借调出来的留用女看守员——当时刑侦队并无女刑警。 那么，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呢？专案组长宋宝道点子比较多，他想出了一个外围调查的法子。根据经验，绝大多数妓院老板都劣迹斑斑，跟帮会、恶霸、反动分子沾边，要想了解那三个妓女的情况，应该先从三家妓院的经营者着手。于是就给黄浦分局打电话了解那三家妓院老鸨的基本情况—— “莺燕院”的老鸨名叫周金凤，江苏盐城人氏，其夫系粪把头，夫妇俩均是青帮分子；“群芳馆”的老鸨名叫刘仙莲，“一贯道”骨干，其夫原是“黄道会”成员，已于抗战后病死；“妙香阁”的老鸨名叫戚妙香，未婚，以前当过国民党警察局的女警察，系国民党员。宋宝道派了三名刑警前往三妓院管辖地黄浦分局，从被该分局拘捕的帮会恶霸分子中找了几个人犯，不问其他内容，单问周金凤、刘仙莲、戚妙香三人的情况。这三个老鸨都是黄浦区的黑道“名流”，自然一提便知，几个人犯便尽其所知，一一道来。 6月13日上午，专案组请黄浦分局出面传讯周金凤、刘仙莲、戚妙香。她们到分局后，由专案组刑警讯问，先拎了拎她们各自解放前所犯的事儿，那三人顿时脸如土色，瑟瑟作抖。然后，让她们说说其经营的妓院和妓女的情况，渐渐把话题引到那三个妓女身上。 据三个老鸨分别陈述的情况来看，“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都有涉案疑点，她们三人不但互相认识，而且来自同一个地方——浦东奉贤，是由同一个人介绍给三家妓院的。那人名叫沈王廷，沪上华界颇有名气的一个“白相人”，青帮骨干，与黄金荣同一个辈分，连杜月笙见之都会客客气气唤一声“先生”。沈王廷已在抗战胜利次年病亡，其家属也在上海解放前夕全部去了香港，所以没法儿对三妓女的情况进行进一步了解。三妓女终年住在妓院，据说她们的老家在抗战爆发伊始就遭到日寇飞机轰炸，家人全部被炸死。 三个来自同一地方的女子，跟三个互不相识的嫖客打得火热，熟知三男的相关信息，然后，这三个嫖客遭到了抢劫，损失甚大。据此推论，“巾帼团”实施抢劫犯罪的信息来源，只能是这三个妓女。可是，三个老鸨所提供的情况中也就只有这一点可以作为疑点，其余并无可疑之处，如果落在律师手里，尽可以为她们作无罪辩护——警方不能仅仅因为这三个妓女的嫖客都遭抢劫了，就认定她们是劫匪的内线。而且，三人的交往也不算密切，除应嫖客之约外出吃花酒或者去嫖客选定的地方过夜，平时很少外出；互相之间见面更少，即便其中某人过生日，也只是准备一份礼物，请妓院管事派人送去；三起抢劫案发生前后，她们都在妓院好好待着，未见反常情形出现；很少跟外界通信，最多也就是年底收到一些贺年卡之类，等等。总之，三人并不具备策划作案的现实条件。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讨论，最后想到了一种可能：抢劫案确与三妓女有关，她们向“巾帼团”提供了三苦主的相关信息，但仅限于她们所知晓的三嫖客的财产情况、家庭住址、从事职业、家庭成员等，至于他们近期的日常活动，则因已经断绝交往毫不知情。“巾帼团”获悉三苦主的上述情况并将其定为作案对象后，随即对这三人悄然进行调查，查摸到他们的活动规律后下手作案。 不过，要找到三女盗的下落，无论如何也要从那三个妓女着手，调查信息是如何泄露的，为此，刑警查阅了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留下的档案，找到了“春燕欢”、“小诗仙”、“东阁飞仙”的从业登记底卡，发现上面登记的籍贯和出生地果然如三个老鸨所说是江苏奉贤，却没写是奉贤的哪个镇。组长宋宝道说，那我们就跑一趟奉贤，查一下那三位的来龙去脉再说。 可是，数名刑警去奉贤查了两天，却什么信息也没打听到。6月15日晚上，专案组再次开会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调查。这回，大家想到了三个妓女的另一条来路。她们是由同一个人——沈王廷——介绍给妓院的，尽管沈王廷已病死，其家人也全部去了香港，但沈王廷这样的帮会分子、白相人，社交圈一定很广泛，别的不说，师弟兄和徒子徒孙就有不少，这些人里很可能有人知道沈王廷跟三妓女的关系以及三妓女各自的情况。 是否可以通过这条途径试一试呢？大家议来议去，认为不一定有把握，而且费时费力，如果另有省时省力的办法，就应该用其他法子。这时，榆林分局的留用刑警衣福根把一个空烟盒拆开后，在上面写了两行字，递给副组长贺德祥。贺德祥看着，眼珠子一亮，频频点头，随即递给组长宋宝道。宋宝道看罢也连连点头，然后对大伙儿说：“这里有一个方案，请大家讨论，看是否值得一试？” 衣福根提出的方案核心是四个字：敲山震虎。具体做法是，传唤三个妓院老鸨中的一个，让其向妓女“密告”警方对其进行调查的消息。按照正常逻辑来说，如果三妓女确与该案无涉，那肯定对此无动于衷；如果与“巾帼团”有瓜葛，那无疑会作出反应，先是互相串通，然后是急着跟“巾帼团”联系，通风报信。她们若要跟“巾帼团”取得联系，或者离开妓院直接去跟“巾帼团”见面，或者打电话、写信，或者托人捎话，只要她们有动作，刑警就一定能抓住她们的把柄。 出于谨慎，专案组反复进行研究，最后决定传唤“妙香阁”老鸨戚妙香。因为在三个老鸨中，戚妙香的底牌最烂：抗战前当过国民党女警察，系国民党员，抗战后又积极参与反动会道门“沉香道”，作为“沉香道”的七名头目之一，一直活动到上海解放后被市军管会取缔。按照军管会的规定，公安局随时可以拘捕她。戚妙香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那天刑警传唤她了解“东阁飞仙”的情况时，她只道是要逮捕了，吓得魂不附体。专案组相信这当儿指令她配合忽悠“东阁飞仙”，她肯定俯首听命，说一不二。 6月16日，戚妙香被派出所传唤。专案组长宋宝道、副组长贺德祥出面跟她谈话，问了问这两天“东阁飞仙”的情况，说你可以悄悄告诉她政府正在对她进行调查。戚妙香连忙摇头，连称“不敢”！直到听贺德祥说明这是正式指令后，方才迟迟疑疑地点头。宋宝道告诉她，“妙香阁”已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你不必干涉她的任何行动，有什么情况，比如她要外出、收到信件电报、接听电话等等，只要随时向大门对面烟纸店柜台上送张纸条报告就行了。按照我们说的去办，将来处理你的历史问题时可以作为立功行为予以考虑。 当天午后，最近一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东阁飞仙”忽然出门了，没有化妆，脚下趿拉着一双皮拖鞋。在门外监视的刑警许仁俊一个激灵：呵，果不其然啊！随即向一起监视的便衣女警裘宝瑛使个眼色，两人悄然尾随。“东阁飞仙”进了相隔五六十米的妓院“群芳馆”，入内逗留了五六分钟后出来，返回“妙香阁”。裘宝瑛尾随“东阁飞仙”返回“妙香阁”，许仁俊则守候在“群芳馆”前。片刻，只见“小诗仙”匆匆出门，步行数十米，进了另一家妓院“莺燕院”。 许仁俊在门外守候，这时，另一刑警龚滔骑着自行车赶来配合。十来分钟后，“小诗仙”、“春燕欢”双双出门，出了会乐里后叫了一辆三轮车，沿四马路往西而去。许仁俊、龚滔随即上了自行车，两人这一跟，一直跟到大西路，进了一条名唤“明华坊”的弄堂，见两个妓女叩开了19号的大门。在里面停留十来分钟后，两人出门，在大西路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一人上了一辆，返回四马路会乐里。 明华坊19号随即被专案组监控。稍后，“小诗仙”、“春燕欢”、“东阁飞仙”即被专案组拘捕。三人已经订了攻守同盟，初时企图抵赖，但她们怎是刑警的对手，几个回合之后就只有老实交代的份儿。于是，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小诗仙”、“春燕欢”、“东阁飞仙”（真名分别是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与直接进行抢劫作案的女盗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都是浦东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父母双亡的孤儿，童年时被当时活跃在浦东的一个江湖上人称“飞天啸”的杂耍班班主徐永蓝收养，进行严酷的训练，企图把她们打造成“角儿”。抗战爆发后，“飞天啸”的杂耍班受到了影响，勉强支撑到1940年底，终于没法儿正常运营下去，只好散伙。“飞天啸”是青帮中人，便把班子里六个十二岁至十八岁的女孩儿托付给师父沈王廷。 沈王廷虽以“白相人”著称，但并不像“沪上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有钱有势，自己收留不了六个女孩儿，就把她们介绍到“陆家班”去唱戏。半年后，“陆家班”班主约见沈王廷，说只能收纳其中的三个——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其余三个不是唱戏的料，在本班继续留下去，只怕误了她们的大好前程。无奈，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只好回到沈府。沈王廷稍后因事去了南京，他一走，一向反对接收颜俊萍等人的其妻章天兰随即以沈王廷的名义跟四马路三家妓院联系，把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介绍”过去。就这样，三个女孩儿稀里糊涂成了妓女。待到半月后沈王廷从南京返沪，章天兰佯称颜俊萍等人已经不辞而别。一直到八九个月后，沈王廷方才获知真相，这时当然一切都晚了。 此后，原“陆家班”的六个女孩儿就成了戏子和妓女。“陆家班”并非什么有名的戏班子，在江南戏剧界的地位、名气都在可有可无之间。这样的戏班子，当然也不可能培养出什么角儿，因此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三人在伶界也就跟彭维珍、桑茂盛、颜俊萍在娼妓行业一样，不过就是混个温饱。这样到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陆家班”的班主病死了，戏班子只好解散。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姐儿三个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只好去老城隍庙批了些梨膏糖，开了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店铺，出售糖果、香烟之类，赚一些小钱谋生。有时生意不好，手头拮据，揭不开锅，就向三个妓女姐妹求助。 “春燕欢”等三人的卖淫收入当然比她们三姐妹多得多，倒也并不吝惜，每每出手还很大方，而且从来不求回报。如此一段时间下来，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三人感到不好意思，就商量如何偿还。可是，她们糊口尚且还感到犯难，哪来多余的钱钞偿还？这样翻来覆去多次商议，总是不得要领。今年年初，她们三个从一个搬迁的邻居处得到了几箱子人家要丢弃的小说，三人原本是文盲，后来在杂耍班子、戏班子待着，跟着读过七年书的颜俊萍识得一些文字，晚上闲着无事就在灯下翻看。其中的一些《福尔摩斯侦探集》、《霍桑探案集》等侦探小说吸引了她们，接连看了多遍，还经常畅谈读后感。终于有一天，她们想到了仿效书中情节进行抢劫作案，接连干上几票，捞得若干钱财后好好过日子。 今年4月中旬，祝小年三人以“吃花酒”为名给妓院打电话，把颜俊萍等三个姐妹约了出来，专门商量此事。颜俊萍、桑茂盛、彭维珍三人很讲义气，头脑也简单，听了她们三个的打算，竟然异口同声热烈支持，还表示愿意提供作案经费。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已经研读了一段时间的侦探小说，自以为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便端出了她们的方案，说经费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需要作案目标的信息，遂要求三个妓女姐妹提供合适的作案对象。那三个妓女还是第一次听到什么福尔摩斯、霍桑之类的故事，对祝小年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当下就在三人的启发下想到了唐文章、谭介锦和李贝空三个目标。六姐妹研究下来，认为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极其合适”，遂立刻着手做准备工作。当天，她们仿效小说中的情节，给自己这个团伙起了个名字——“巾帼团”，还佯称系双枪王八妹的卫士，以增加威慑力。 祝小年三人学的是杂耍和刀马旦，练过武功，在同龄女子中算得上“身手不凡”，胆子又大，打定主意后，即用三妓女提供的活动经费着手准备：一面轮流监视三个目标，一面准备匕首，又从道具行（即戏剧用品商店）购买了演现代戏所用的道具手枪，还自己动手绣制了“巾帼团”的丝帕。作案时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选在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为的是利用解放伊始社会混乱作掩护。全部作案过程包括赃物的选择、抛弃等，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作案机会的选择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她们对三个目标跟踪时，伺机决定几时动手，这种不确定性对于苦主来说更加突然，保证了她们的作案成功率。 专案组的敲山震虎计起到了作用，当“东阁飞仙”从老鸨口中得知警方对她产生了怀疑时，根本来不及考虑什么，立刻向同伙报警。另外两个妓女也跟她一样没有任何反侦查经验，随即去向祝小年三人报警。三个女盗倒是显得比较镇定，她们准备深夜后上屋顶翻天窗进入邻居家，从邻家后门脱身逃遁。不料，傍晚时分刑警就登门了，三人被一网打尽，赃物、赃款和作案工具也一并缴获。到案后，三女盗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1949年9月3日，上海市军管会对该案进行了宣判，分别判处祝小年、南好花、钱菊芬三人无期徒刑；三个妓女颜俊萍、彭维珍、桑茂盛分别获刑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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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3 13: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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