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

老八路

60（望断南飞雁）


炮声已经稀疏，枪声也渐渐远去。
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前一片黑暗，却不知身在何处。脑袋像炸裂般的疼痛。这是什么地方？我现在在哪里？我怎么了？过了好半天，这才想起杨秀坤旅长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我，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了两天；敌军步步紧逼，死追不放；部队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我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部队哪里去了？我要找部队！……
我拽开盖在脸上的稻草，试着动了动那条负伤的腿。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叫了一声。只听身边有人轻轻说：“千万别出声，‘大帽子’还没走。”
国民党军头戴大檐帽，我知道老乡们管他们叫“大帽子”。我忍着痛没敢乱动，那人又用稻草盖住了我的脸。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那是翻毛皮靴踏在地面上发出的沉重的声音。我睁开眼睛透过盖在脸上的稻草缝隙，看到一个老乡手拿树枝叉棍，在这牛棚里慢腾腾地拢草。棚外的敌人停住脚步，朝老乡吼道：“喂，你这里藏了新四军没有？”
老乡不停地拢草盖住我，对敌人说：“没有，新四军早就跑远了。”
“我问你藏了他们的伤兵没有？”
“老总，你可以看看，我这破屋哪里藏得住人呢？”
敌人到屋里面翻腾了一会儿，没进牛棚，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老乡蹲下来，扒开我脸上的草说：“你已昏过去快两天了，‘大帽子’来了几次找新四军的伤员。我没法，只有把你放在牛棚里。”
“谢谢你，老乡。我的部队呢？”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别动啊，你伤得不轻哩！你们的人往东走了都快两天了。”
我环视周围才发现，老乡在牛棚角落里挖了个坑，将我安置在坑中。上面盖上稻草和牛屎，敌人在外面是看不清昏暗牛棚中的我的。
此刻，一位大婶进了牛棚对我说：“‘大帽子’查得太紧，我家打眼，保长又天天追着不放。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今晚就把你转到别家去。”
当夜，老乡夫妻俩把我抬到了村里另一户人家。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老爹爹白天下田、打柴，老妈妈放养了一条牛，看样子他们都是善良的穷苦农民。像第一家处置一样，老爹爹连夜在牛栏里挖了一个坑，铺上稻草，将我放在里面，再盖上稻草和牛屎。老妈妈每天来给我送饭送水，为我洗伤口。每次老妈妈来时都以拍草三下为暗号，而别的时候草响，我是不能动的。为了避免敌人怀疑，老妈妈除了为我送饭或洗伤口，平时不来牛栏。我躺在牛栏里不知时间，也不知到外面的情况，更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伤口的疼痛折磨着我，人不能动，可思想活动却非常激烈。想部队、想首长、想战友们。想得最多的是我军打回来了，救我出去了，自己回到了部队。
我十三岁参加红军，负过四次伤。前几次负伤时，部队都没丢下我，同志们抬着我行军打仗，从没离开过部队，离开过同志们，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可如今，我身负重伤，陷入困境，孤独和寂寞袭来，伤口疼，可心更疼。
好多天过去了，没有药治疗，伤口感染化脓。钻心的疼痛让我多次昏厥。有一次，老妈妈进牛栏连拍了几下草，见我没有动静，赶紧将草扒开，发现我昏迷不醒。老两口将我抬进屋中，又是灌水，又是搓揉，终于把我弄醒了。原来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额头滚烫，满嘴燎泡。老妈妈用冰凉的井水浸湿布片，搭在我额头帮我退烧；老爹爹采来草药，煮熬后让我喝下。几天以后，他们将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伤病中的我整天迷迷糊糊，幻想百出。想着想着，我这流血不流泪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淌满脸颊，那真是：重伤罹病困此间，藏身牛栏有谁怜。老天不管人受罪，叫它万句也枉然。
在老妈妈家里一呆好多天过去了。敌军追赶我部队去远了，但敌保安团、乡公所武装和保甲长三天两头来村里查找新四军伤病员，不得已，老爹爹又将我放进牛栏里隐蔽。可这样下去不行呀，总有一天会被敌人发现的，如被敌人抓捕，自己牺牲了是回事，还会殃及乡亲们，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呆不住了。我对老爹爹和老妈妈提出来要走，老两口劝我留下，说部队走远了，你也追不上，路上危险，出了事他们没法交代。身上有这么重的伤，往哪里去呢？
我无论如何不能连累老乡，执意要走。老两口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向北，一定能找到我们的部队。老两口没办法，只得同意。老妈妈给我换上打满补丁的便衣，将一顶破草帽扣在了我的头上。老爹爹用树枝给我砍了根拐杖，乘夜送我出村。他挑着一担沙锅装扮成一个买锅的在前面带路，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跟在后边。漆黑的夜晚，没有一点星光，我不辨东西南北。此时虽是早春，可乍暖还寒，冰冷的夜风吹得人全身发紧。我想好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的，现在患重病在身，腿上长了个大包，我要乞讨回家。其实我已暗下决心，我要朝北走！北面是我们晋冀鲁豫根据地。再不，就向西北走！那里是我们的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那里！
老爹爹不时停下来搀扶我跨沟过坎，我心里不断涌出阵阵热潮：多么好的乡亲呀！我一路上询问老爹爹：“老人家，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村子的名字，终有一天我定当报答。”
因为我听别人叫他“老李”，但老爹爹却告诉我他姓陈。我心里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谁帮助了共产党，若被发现谁将遭来杀身之祸。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老乡们舍身忘死帮助共产党，但也适时隐蔽保护自己，老爹爹不愿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实属无奈，我是可以理解的。
天快亮了，老爹爹停下来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下面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你不要感谢我，只望你早日安全找到你要到的地方。”
老人走了，我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蒙蒙的晨曦中，空旷的原野上只剩下我孤独的身影，我拄着拐杖坚定地向北走去。我一定要找到部队！一定要找到党！
为了避免遇到敌人，我只能昼伏夜出，白天藏在树林荒野中，夜晚慢慢跛行。走了好几天，老妈妈为我准备的几个红薯吃完了，饥饿折磨着我。可最要命的是伤口化脓，高烧又起，晕头转向。我在孤山野坳里寻找泉水洗伤口，没有食物就沿途要饭。此时骨瘦如柴、虚弱不堪的我，一步一跛，走走歇歇。眼见一个小村庄，半天走不到，望着一个不陡的山坡，一天半日也上不去。下山时，腿又蹬不住劲，几次从山上滚摔下来，昏迷不醒。不知讨了多久的饭，见不到我军的踪迹，也打听不到我军的任何消息。我离开老妈妈家是装扮成要饭的，现在不用装也是要饭的乞丐了。
走了许多天，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一天走不了二里地，好歹离开了山区。我认为朝北走一定能找到部队，晴朗的夜晚还可以凭北斗星辨别方向，可一连数天的绵绵春雨，根本就无法判断方位。白天躲藏，夜晚行走，想问个路都找不到人。淫雨浇透了我的全身，我晕晕糊糊在泥泞中挣扎，实在累得不行了，找片树林歇息，可离开时，竟将唯一能遮雨挡日的破草帽也遗忘在大树下了。
又走了几天，我发现前面有一片似曾见过的松树林。我跛了过去，决定在此休息一会儿。背靠大树刚想闭眼打盹，竟意外看到了几天前我丢失的那顶破草帽。天哪！我走了好多天，原来绕了一个大圆圈，现在又回到了原起点。这么多天的路白走了！我一下子垮了下来。何时能走到华北根据地？何时能找到部队和同志们？我几近绝望，在这没人的树林里嚎啕大哭起来。天有四方就黑了五方呀！我不知往哪里去找部队。这真是荒野茫茫，无限忧伤，风筝断线在飘零，病舟脱缆任游荡。孤苦伶仃，部队在何方？天涯路遥举目望，何日归队拿起枪？
过了许久平静下来，我知道在这危难的时候，我是一个斗士，是共产党员，哭泣解决不了问题，气馁会前功尽弃。我一定要战胜困难，活着就是胜利！
我坚定了信心，朝北，继续一步一步地跛行、跛行……
又过了许多天，我来到一个村子。这时负伤的那条腿糜烂流脓，我已经不能走了，几乎在爬行，爬到一家就讨点饭吃。人家看到我这副模样，生怕我死在他家门口沾了晦气，赶紧给一个红薯或半个馍，打发我离开。由于口音不对，我也不敢问人这是什么地方，又怕狗咬。可你怕什么就来什么，村里的狗认准我是个要饭的，对我呲牙咧嘴汪汪狂吠，为防狗咬，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挥杖打狗。这真是虎落平阳任狗欺呀!
我艰难地爬到一座庙前，想到这庙能遮风挡雨，能躲避狗咬，于是翻过庙的门槛，爬到菩萨身后躲了起来。这庙虽不大，但还是有人前来朝拜。敬香的老百姓将馍馍当供品摆在了供桌上，磕罢头就到庙外讲话去了。见庙中无人，饥肠辘辘的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抓起供品就大咬大嚼起来。庙外的人闻声赶进来，两个年轻人见我这样，抄起东西就打。任凭扫帚落在头上，饿极了的我不顾一切将馍馍塞进嘴里。一老者见状，吼住那两个年轻人：“住手，你们没看见他饿的那样，人要是经得住就不会这样。你们会把他打死的，这也下得了手？”
老者叫人端来一碗水。就着这碗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些供品，泪水流进碗里，又喝进了肚里。
老者问我如何落泊这般。我没敢暴露身份，只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患病罹难才讨饭至此。老者叹息道，这是什么世道呀!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到了方城地界。当得知我要去华北时，老者惊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你这样还能去黄河北？那可有上千里呀！”
我这才知道，去华北的路是那样的遥远，我这样，到不了黄河边就会死在路上的。天穹苍苍，荒野茫茫，我该怎么办呀？这时我想起了妻子谢建华，她的家不就在信阳吗？我向老者打听信阳。他告诉我向东南走，不到三百里地。于是我想先去信阳，找到谢建华家，她父母都是穷苦人，我这个女婿去了，也许能在那里暂且栖身。谢家如果能收留我，待养好伤再去找部队也不迟。打定主意，我对老者谎称：我父亲的朋友在信阳，要不，我就先去信阳。
善心的老者为我准备了干粮，给我指明方向，送我上路。
我沿路乞讨，向东南方向跛行。伤口烂得更加厉害，每到一地，我总设法讨点盐，化水洗伤口。盐水洗伤产生剧烈的疼痛，几次我都疼昏了过去。行军打仗不能没有腿呀，为了日后能重上战场，我一定要保住这条腿，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
不知又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是什么日子。从老妈妈的牛栏里开始上路时还是春天，可这会儿已是盛夏了。我又看到了大山，知道大概离信阳不会太远了。
一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天快黑了，我走进一条山冲里，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恶狼。我正在一口大水塘埂上站着，恶狼死死地盯着我，看得出这是只从狼群中被撵出来的衰老孤狼，它没有群狼的锐气和杀性，但它要生存就得吃掉比它更弱的生命。老狼的皮毛已失去光泽不再油亮，像乱草般支棱着，可那凶残的双眼仍闪着阴森贪婪的绿光。那狼和我保持着距离，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知道它在寻找我的弱点和破绽，随时会对我发起攻击。我紧握那支树根拐杖，绷紧了头皮，随时准备和它搏斗。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一步不挪地瞪着它，四目相对，就这样僵持着。这真是在比耐力，比意志。眼瞪着老狼，可我的心在哭，想到自己参加红军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和艰难险阻，可从没像今天这样软弱无力。首长和同志们，还有建华，你们哪里知道，我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今天却要死在狼嘴里，又有谁来证明这一切呢？
我瞪圆了眼睛，紧握木拐杖狠狠盯着老狼。那狼或许是惧怕我的毅力和木棒，久久不敢进攻，蹲坐那里一动不动。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丧失了斗志，谁就成为牺牲品!
天黑了下来，正当我万分苦愁无奈时，突然从北面冲出两个赶集的人，真是老天有眼呀，他们看到恶狼正威逼我，便大吼一声：“呵嘁！讨饭的，你不要命了，看狼要吃了你！”
这两人举起扁担将狼赶跑，对我说：“你命真大，我们原想走大路，因天要下雨，已经黑了，才改走小路。这倒救了你。你看，好险啦！”
危险过去，紧张的心松弛了下来，饥渴伤病的我几天没吃东西，刚才又受到惊吓，这会儿一下子瘫软在地。他俩见我这样像个死了没埋的人，顿生怜悯之心，要我随他们一块儿走。他们把我背回家，先给我灌了点米汤，后又将仅有的一点猪油炒饭给我吃，我这才缓过劲来。这家的大儿子也被国民党军拉夫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所以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
我在这好心人家中休息了两天后继续上路，向南走去，沿途乞讨。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找到信阳谢建华家，一定要找到部队找到党！
一连走了几天，为了避免狼或其他野物的袭击，我不敢再走夜路，天黑前尽量赶到有人烟的村庄，钻进人家的柴火垛里过夜。记得有天下午，我赶到一个村子歇息，见一帮人在村边议论。原来是两家人买卖田地找人写地契。执笔者文化不高，田埂的“埂”竟不会写。一群人正犯愁，有人见到我，就说：“看那个要饭的会不会写。”
忽然传来一阵哄笑。
“做啥子嘛！问问怕啥子！”
那群人向我走来。我告诉他们：田埂的“埂”就是一个“土”字边加一个“更”。
那群人都睁大了眼睛，没想到一个讨饭的还会写字。执笔者就势将毛笔递给了我，让我写这地契。我接过笔，按他们的叙述帮着写好了地契。这群人十分高兴，一定要请我吃饭。这晚，我被当作上宾坐在了饭桌的上席，享受他们的酒肉款待，这是我大半年来吃得最好的一餐饭。我感慨万分，没想到在部队刻苦学习文化，学会了写字，现在竟能混碗饭吃。他们留我夜宿，第二天还给了些干粮送我上路。他们告诉我，信阳在南面，已经不远了。
山上的树叶开始黄了，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看见了铁路，沿铁路南行，我见到了小车站月台上的站牌写着“柳林”，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
柳林车站就那么大，我向一个放牛的老人打听，被告知，车站南头的乡下，前面那个茅草屋就是谢家。我一步一拐拖着虚弱的身子，跛到谢家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问，此时的心情更紧张、更复杂。沿着谢家转了个圈，仍不敢进去，我又跛到谢家旁边的小山沟里。这时，一个中年人（后得知他姓王）扛着梯子走过来。我鼓起勇气说：“大哥，我父亲和谢香久是结拜弟兄，麻烦你请他来说个话吧。”
中年人去了不久，从谢家那边过来一个年轻人（内弟谢治良）。此时的我，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褛，拄着棍子，跛着腿，浑身上下一股臭味。他见状，不敢拢我的身，离我老远怯生生地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我有气无力地说：“你走近点，我有话说。”
他朝前挪了两步，我问清楚了他是谁，刚想开口，可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讲。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我姓秦，谢建华最近有信来没有？”
在中原突围前，谢建华曾抽空回过柳林，她在军中的情况谢家可能知道。年轻人一听这话，紧张地环顾四周，忙说道：“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跟我回家再说。”
他把我搀扶到那茅草屋里，让我坐下后，就进去叫父母亲。此刻，我真感到无颜见二老。岳母很快就出来了，招手让我进屋，并询问我。我详细讲了我和谢建华如何结婚，部队如何突围，我又如何负伤遭难到此。我告诉二老，原本我一心想到华北找部队，因身体实在不行，只有到这里请二老帮忙。
谢家原本就同情共产党，女儿也在新四军，对我这个落难的新四军女婿自然不会拒绝。岳父母全家热情地接纳了我，留我隐蔽养伤治病。
我在谢家留了下来，为遮人耳目，我称岳父母为“四叔、四婶”，对外说是因为躲壮丁才到这里。为防敌人查找，我改名叫“陈定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丢下中原半壁河山，逃之夭夭，柳林沦陷，人民生活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在此曾开展抗日活动，我部队和游击队也经常到此，我党地下组织也在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占据了平汉铁路线，柳林车站地处武胜关北的咽喉要道，这里就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原军区突围时，北路军正是从柳林车站突破封锁线，打过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对此地极为重视，除置重兵把守外，还强化了当地保甲制度，国民党在柳林不光有正规部队，还有保安团、乡公所及各保的保丁等武装。国民党实行残酷的镇压，我党在柳林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得不转移他处，此时，柳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当地政府和武装经常清查人口，到处张贴布告：“抓到新四军有重赏”，“知情不报犯法”，“窝藏新四军，就是通匪”，“通匪者满门抄斩”。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岳父家收留掩护我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我担心连累岳父，说是停留几天，待腿伤稍好点就走。可岳父说：“这里看似危险，其实只要你注意点，我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岳父谢香久为人耿直，行侠仗义，广交九流，在当地的穷苦人中颇有威望。谢家早年与我党就有接触，是我铁道地下党信阳柳林片的秘密联络点。岳父历经多次国共两党各自控制柳林又变更的阶段，有着相当丰富的对敌应变能力，他尽量不去招惹国军部队，同当地的国民党乡政府保持距离，同那些保甲长们又设法搞好关系。因他在当地有些威望，保甲长们也不敢小觑他，加之几个保甲长都是当地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要为自己留后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绝。
柳林当地的乡政府严格实行外来人口登记制度，惟恐共产党渗入柳林，并通过登记来查找搜寻我中原部队突围时的伤病、失散、掉队人员。
当保里干事来谢家登记外来人口时，我十分紧张，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说是为了躲壮丁才来投奔父亲的结拜弟兄。问到年龄，我无意中直说了真实的年龄。那个保干事看了我一眼却说：“外来人都要登记，上峰查得紧，公事公办，我也没办法。董甲长给你作了保，你不能随便离开哟。既然是谢四叔的亲戚，我就给你填个三十五岁吧，三十五岁以上的就不会拉你的差了。”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岳父又托人找关系，将几个穷亲戚安插进柳林车站外的保里当保丁。这些保丁平时频繁出入谢家，这样一来，只要国民党县政府、保安队和乡公所抓得不紧，柳林车站这一片的乡保情况，基本控制在这帮穷兄弟手中。我在这种情况下隐蔽养伤确实是安全的。经岳父母多次耐心的劝说，我留了下来。
虽然我留下来养伤，但谢家十分清贫，没有药物治疗，营养也跟不上，我的伤口溃烂十分厉害，很长的时间无法下地，行动不便。
天渐渐凉了，伤口还未愈合，但我基本上能拄着拐杖走动了。
我常常倚着门框抬头望着行行大雁往南飞去，思绪又飞向遥远的北方。我思念部队、思念战友、归心似箭。加之长时间住在岳父家，也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再次提出要走，找部队去。
岳父再三劝说我留下，一是因我伤还未好利索，出去后不方便；二是如果暴露身份，被敌人抓去了，他无法向共产党交代，也对不起女儿。还有一点，他欲说又止，于是请来了当地的甲长，也就是我的保人董蓝田。不知董是谢家的哪门子亲戚，岳父让我管董蓝田叫“姨父”。
董蓝田为人老实本分，在日伪时期就是这一带的甲长，明里应付日伪，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我才知道，董蓝田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党的地下组织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敌人堆中的他，因同组织是单线联络而幸免于难，但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就此隐蔽了下来。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柳林，他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岳父和我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信阳这一带国民党的乡保制度极严，国民党军四处设卡盘查新四军，因此要出远门必须由当地乡保开出路条证明才行。董姨父来了，我想着正好请他设法搞路条。
董蓝田说：“陈定国，你不能走！也走不了！我这个甲长没法给你开路条，只有到街上（柳林镇）才行，你去那里不是在找倒霉？没有路条你怎么走？你住在谢四叔家，是我给你作的保。你知道，信阳上面实行‘五家连坐’法，乡公所三天两头查人口，你要是不在，不光我没法交待，这隔壁左右几家邻居都要受牵连，你四叔、四婶更是脱不了壶。”
听了董蓝田的一番话，我才知道如果我走了，岳父母及乡亲们为我要担多大的风险，我要是只顾自己一走了之，这些乡亲们怎么办？原还想说什么，这下不得不把话咽了下去。我暂时打消了要走的念头，继续留在了岳父家。
岳父请来街上的郎中彭松桥精心为我治伤。彭先生常年在外行医，回柳林的时候较少，柳林乡下那小地方的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没有特效药，彭先生只能用中药治疗，经过很长的时间,伤口才慢慢愈合。我在岳父家帮忙做事，渐渐同隔壁的邻居和附近的穷哥们熟悉起来。
冬去春来，大雁又从南往北飞了。
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思念部队和同志们。柳林车站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依然全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多次打听，没有一点我军的消息。国民党的保安队和乡公所三天两头清查人口，岳父的那些当保丁的穷亲戚尽量应付上面的检查，我在柳林确实是安全的，即便是这样，除了岳父、岳母和大内弟谢治良外，其他的人，包括谢建华的另几个弟妹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岳父常去车站做些小生意，收些柴禾和山货然后再卖出去。我在此帮忙，对外就成了帮工的伙计。一天，那几位当保丁的穷亲戚悄悄问我：“陈哥，我看你像‘四老板’（原敌伪顽占领区或根据地边缘区的老百姓都私下里称呼新四军为‘四老板’），对吧?”
我心中暗暗一惊，这要说出去可非同一般。我强装镇静笑答：“我哪里是什么‘老板’，四叔当家做生意，才是四老板呀！”
大家都会意笑了起来。有人说：“陈哥，你放心，别看我们都在扛枪当保丁，那都是日大瞎。‘龚’（共）大哥在我们心里才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涌出阵阵热潮，但还是压着不动声色。
他们又说：“陈哥，你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就吱声。我们知道你呆不住，要走，可这个时候你也走不了呀!以后你要是走出去了会遇到什么，我们不敢说，不过现在你放心，有我们在，你是绝对安全的”。
后来我才知道，1948年是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战略进攻的一年。在柳林的小小天地之外，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在柳林乡下这个小地方，仍没有我军的消息，敌人对交通线控制非常严密。日复一日，铁路线上还是国民党军的火车在行驶。乡公所原对我的身份就有怀疑，后都被岳父和那帮穷亲戚应付过去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外来人口在乡下呆着没事，但一出柳林，就会受到盘查。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避免怀疑，又不能四处打听，我对柳林以外的世界，真是一无所知。天天在想，月月在望，真希望我们的部队打过来。春去冬来，我在孤独和寂寞的煎熬中盼来了新的一年。
1949年的春节，我发现过去国民党军运送部队和物资的火车都是从南往北去，可这会儿，大部分的运兵列车却是从北往南开。虽然不知柳林以外的情况，但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我知道，全国的战争形势一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对交通沿线的乡镇依然控制得十分严密，但我还是感觉到，这附近一定有我军的部队或是游击队在活动。在柳林隐蔽了一年多，和车站的一帮穷兄弟混的挺熟，我只有通过他们四处探听着我们部队的消息。
春天来了，南来的大雁掠过柳林向北飞去。抬头望着雁群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我的心也早已随着大雁飞向北方。
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军开始向南面的汉口溃退，柳林乱哄哄一片。此时，国民党地方武装也无心清查共产党。通过那帮穷兄弟，我终于探听到了我们游击队的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告别岳父母，辗转北上。我要找部队去！

老八路

61（归队）


194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往年的早春二月冰雪尚未融化，而这年柳林一带的树木已经返青，枝条上毛茸茸的芽苞挂着晶莹的露珠，鲜嫩的毛竹笋破土而出，早晨的太阳是那样的新鲜，万缕金光洒向大地，整个柳林一片光明。
小小的柳林车站已经忙碌了许多天，大批国民党军队乘着火车“轰隆隆”往南撤去，路过车站的列车为了能多装些部队，从车上抛下不少的物资。这年过年以后，国民党对柳林车站的控制也不似以前那样紧，对外来人口的清查也松懈了下来。虽然在柳林乡下消息闭塞，但凭着一个革命军人的直觉，我知道中国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战争胜利的天平已向共产党倾斜。我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通过当乡邮员的妻弟谢治良和那帮当保丁的穷兄弟，得知我军游击队的活动地点。我向岳父母道别，决定寻找我党的游击队。
向北急行，我终于在信阳北面的平桥找到了我党信阳县委书记段远钟。他带着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平汉铁路两旁，为迎接大军南下，正同国民党军作最后的斗争。
一年多在柳林隐蔽养伤，我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会儿终于找到了组织，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分。从段远钟那里我才知道：自中原部队突围后，经过艰难的1947年，我军从战略防御开始了全面的战略进攻，在全国各战场，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同时我还得知，我中原部分突围部队已分别胜利抵达几个解放区。李先念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也改编为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目前已在江汉一带。豫北、豫东已全解放，驻马店都已掌握在我军的手中。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再也呆不住了。为了尽快找到部队，我继续北上，段远钟派人送我直抵驻马店。在那里，我终于找到了信阳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余嗣贵，曾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相互搂着端详了很久。余嗣贵说：“伙计，我听说了你的事，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我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夺眶而出，紧紧搂着余嗣贵不放。这么长的时间与党和部队失去联系，现在找到了部队，真像久别的孩子找到了家。为了找到原部队，我怀揣信阳军分区给我开的介绍信，辗转北上。经过数日的奔波，我终于到达了开封，不久前成立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主席邓子恢接待了我。邓子恢详细了解了我的这段情况，深情地说：“五师部队突围不易，你们用自己巨大的牺牲换取了现在我军的胜利。同志，你受苦了！”
此时此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眼泪尽情地流淌……
两年前，那血与火的战斗又浮现在眼前：跨越平汉铁路时地雷爆炸翻腾的硝烟；抢渡襄河时敌机呼啸着轰炸扫射；坚持鄂西北斗争时弹尽粮绝的艰难困苦。每场战斗，都有我们的战友和同志倒下……虽然我身负重伤，历经千难万险，与部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活着，我是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是幸运的。组织上的一句暖人心扉的话语，已使我感动不已。
邓子恢随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出。不久，李先念来了，见到原来的老首长，我上前敬了个礼：“司令员……”
李先念瞪大了眼睛，说道：“秦忠，是你呀？！都说你牺牲了，在晋城，追悼会都开过了。你还活着？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李先念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千言万语，两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当得知谢建华正在郑州时，组织上让我先去郑州见妻子，并且为我配了警卫员。警卫员周志芳即随同我去了郑州。
4月，我在二野第二野战医院的一间宿舍里，终于见到了妻子谢建华。自中原突围，夫妻分开已有近三年了，现在夫妻重逢，真是人间悲欢离合的一幕悲喜剧啊!那天，谢建华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她愣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我。那一刻似乎世间的一切都静止了，好一会儿两人才缓过劲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两颗心贴在了一起。有个两岁多的男孩抱着谢建华的腿躲在她的身后，露出一双怯生生的眼睛。谢建华拉着男孩的手，将他送到我的面前：“这是你的儿子，影影。”
“我的儿子？！我有儿子了！”我兴奋地抱着孩子转了几个圈，满腮的胡子扎得儿子吱哇乱叫。
平静下来后，我先告知了我突围后的情况，后来谢建华也讲述了她化装转移后的经历。下面就是谢建华娓娓道出的故事，它将我们夫妻又带入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46年6月20日，我和“民大”①的学生张学明扮作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子回东北的名义离开了中原军区机关驻地宣化店。
那天我们走了一天，到了罗山的朱堂店，朱堂店还属解放区，我们就住在四十五团团部。第二天，向北走了大约几十里路就进入了蒋管区——我的家乡信阳县城。进城前，我们住在罗山与信阳交界的一个小山沟的独户人家，这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同志为我们买好了从信阳到安阳的火车票。第二天凌晨，他送我们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天才亮。他指了路，让我们自己走到信阳车站。七点半，我们登上北去的火车。刚上火车，我看到一个姓潘的叛徒，他正带领敌人在车上搜查，乘他还没发现，我立即回避，藏身在厕所里，直到车停驻马店才得以摆脱，虚惊了一场。
6月26日，我们到达安阳，买了去石家庄的马车票，却再也没钱住店、吃饭。一路四天，我只吃了两块烧饼，一条黄瓜。此时，我和张学明只剩下一人喝一碗稀饭的钱了。当晚在马棚干草堆里坐了一夜。这一夜真长呀，硬是盼不到天亮呀!人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出安阳蒋管区不远，就是我们的解放区了；害怕的是前面沿途敌人的岗哨盘查特别严，我们情况不明，怕出问题。
27日凌晨，马车老板喊：“去石家庄的票，上车了！”
上车九个人中就有七人是我们化装转移的同志，大家心照不宣，装着互不认识。马车沿路走沿路被检查，但国民党的岗哨似乎查得并不严。走了二十多里，在蒋管区的出口处，哨兵仅仅只看了一下路证就放行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心里还是特紧张。又走了几公里，突然对面来了一群穿便衣的人，头上都扎着白毛巾，其中三人别着短枪，四人背长枪。他们把马车拦下检查，让那八个人上了车，惟独留我一人不让走。张学明想给我说情，我也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示意他不用管我，赶快离开。张上了马车，随那几个化装的同志走了。这群带枪的人上来三个，七手八脚从挎包里掏出绳子，不由分说将我捆了起来。我不让他们捆，就大叫大闹：“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去石家庄的，为什么把我拦下让车走？你们放我走!明天买票你们得付钱！”
他们是什么人，我搞不清楚，我越不想暴露真实身份，他们越是怀疑，骂我是“女特务”、“女探子”。我毫不示弱，并装着不懂什么是“特务”、“探子”，就骂他们是“土匪”、“强盗”。这时他们就猛打我，并用枪托砸我。我想反正总是一死，就拼命反抗，用脚踹他们，骂他们。这帮人沿路连拖带拽，推推搡搡，奈何我不得。他们也来气了，说我这个“女特务”真难对付。大约走了几里地的样子，我看到村里民房墙上的标语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我紧张的心情好像放松了点，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人。我被五花大绑押着走了近十里路，来到一个村庄，进了一家院落。这时只有两个人看管我，另外几个人进屋去了。我的心突然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要把我枪毙在这里？一会儿，先进屋里的那几个人出来，叫了一声：“把女特务带进来！”
听这样一叫，倒使我突然平静下来了。这是我们自己人！
进了屋，那墙后竟有一个地道口，我被押了进去。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我才发现这是个地下指挥所。里面还站着几个人，我环视四周，一眼认出一位穿军装的人是我们五师十三旅的李参谋。他见到我，一下子也呆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说：“怎么搞的？是你呀，小谢。快松绑！松绑！”
那几位穿便衣打我的人，也愣住了。
李参谋边给我解绳子，边说：“怎么搞的，怎么把自己人抓起来了？”
原来那几个穿便衣的都是我们的战士，他们面面相觑，说道：“亏得是参谋认识她，不然的话非把她当特务处理了不可。在路上她说自己是回东北去的教授夫人。一个大学教授的夫人，一无行李，二无钱，三无服装，头发又那样的短，所以看着不对头，便把她抓起来了。”
另一个战士说：“我们心里也在打鼓，她不像教授夫人，倒像个当兵的。可抓她时，她又踢又骂，厉害得很，国民党哪里有这么厉害的女特务呀！”
误会消除了，战士们一个劲儿地向我赔礼道歉。找到了组织，找到了部队，这比什么都重要，受那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当晚，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了。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他们那样打我，用枪托砸我，确实受伤不轻。当时肚子痛得厉害，怕是动了胎气，已开始出血了。李参谋调来指挥车，连夜把我送到大军区医院。这时我的心里很平静，想到不管是死是活，总算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那几天，我得知中原部队已经突围，心中也宽慰了许多。首长和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秦忠，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这些中原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同志们，时刻惦记着中原突围部队，也密切关注着部队的行踪。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首长、战友，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每天都从电台打探中原突围部队的消息。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欢欣，每一次战斗的险境，也增添着我们无限的担忧和牵挂。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中等待，倍受煎熬。在这样的等待、煎熬中，我们的孩子出世了。
1947年3月，在山西晋城休整时，有人在背后说：“小谢的爱人在桐柏战斗中牺牲了，她还不知道。领导说，不能让她知道，她的孩子太小了。”
这是我隐隐约约听到的，虽然我们干部队中有两个姓谢的，可我心里总怕不幸的事降临到自己身上。
中原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后，秦忠也一直没有消息。7月5日上午，家属队一队协理员黄宏儒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开大会，全体人员都要到，你就值班守电话吧！”
我当时想，为什么不留通信员守电话，却偏偏留我？是什么大会不让我参加呢？心里不平静，联想到平时隐约听到有人说“小谢的爱人牺牲了”的事，今天是不是开追悼会呀？越想心里越害怕，一股凉气从后脊梁骨窜上了头顶。于是，我顾不得许多，把门一关，抱起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北石店赶到了南石店。一进村就听到了哀乐，我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双腿也迈不开步了。好不容易走到小礼堂门口，进去向左一看，第九名就写着“秦忠烈士灵位”。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眼睛一黑，不知怎样就倒下去了。后来听别人讲，我昏倒在地，别人把孩子抢接过去，怕把孩子摔坏了。等我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躺在诊所里。我痴痴呆呆望着一个同志抱着我那未满八个月的孩子，大家都在流泪，我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喊道：“秦忠，你不来看看你的儿子了！”
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召开中原突围团以上的牺牲干部追悼会后，特意来看望了我。8月5日，李司令员率领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由晋城开拔南下前，我强忍悲痛，和一些女同志一起也要求跟随部队出征，但未能获准。我们只有在山西晋城留守待命，那段使人倍受煎熬的日子，我时常如在梦幻之中，眼前好像总是出现秦忠的影子，为了纪念牺牲了的丈夫，我将孩子取名叫“影影”。
1948年10月下旬接到通知：五师晋城留守处、家属队剩下的原五师干部南下，跟在二野十纵队后面走，过黄河，到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当时干部大约有三十人，加上孩子和通信员及家属，共约八十人，我和任泊同志带队，她是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一行基本上都是妈妈和孩子，再就是勤杂人员，而且女同志都是爱人牺牲或下落不明者。那些丈夫活着的女同志，不久前都陆续带着孩子被接走了。说句难听的话，剩下的我们，都是“活寡妇”和“死寡妇”。“活寡妇”是未接到丈夫的死讯（未正式通知的），只是下落不明；“死寡妇”就是接到正式通知，丈夫已牺牲了的。到了开封，我和任泊先去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并汇报了我们三个月的行军和干部情况。仅过了三天时间，我们都分配到岗位上了。
我被分配到二野总后勤部政治部任民运干事。到单位的第二天，组织上又给我发了三块现洋的抚恤费，我当时讲：“南下时，组织已给发了三块现洋了。”
侯主任哈哈一笑，我不知他笑什么，他说：“小谢，你真是个老实人，现在发的是组织上的关心嘛！是为了照顾孩子的困难，不会说你多领。”
侯主任收住笑容接着说：“小谢呀，这算什么呢？人牺牲了，就值这三块钱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点关心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向组织上讲。”
当我将这三块现洋连同上次发的那三块一起攥在手里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说什么好。
局势发展很快，二野总后随军继续南下，准备解放南京。我背着孩子，随机关行动，浩浩荡荡的队伍像滚滚洪流向长江边进发，我铆足了劲拼命工作。部队行至合肥，突然接到要我返回中原局组织部的电报：谢建华同志接电速返中原局组织部。你爱人已查明他在江汉军区独立旅任参谋长。
我惊喜万状，立即从合肥回到驻开封的中原局组织部。赵科长和郑奇英（郑位三同志的女儿）要我马上动身去江汉军区，并说：“秦忠已改名为秦辉燕②”我当时想：秦忠在那里工作，为什么不来接我和孩子呢？原五师到江汉军区工作的同志那样多，谁不知道我在晋城高干会上寻找秦忠的事，大家都非常同情我。为什么秦忠连问都不问一声呢？工作再忙也得派人来接呀！我对此疑惑不解。当时赵科长说：“这好办，发个电报请他来接你和孩子好了。”
组织部直接发电报通知秦辉燕。很快，秦辉燕回电说明：他不是秦忠，他也是黄安人，按秦氏家族辈派来说，他是晚辈，应该叫秦忠为叔叔。秦忠、谢建华同志结婚，他知道。组织上搞错了，他至今尚未结婚。听说秦忠同志已牺牲在桐柏山。请组织上征求一下谢建华同志的意见，如愿意来江汉工作，他可派人来接；如不愿意，请组织转告谢建华同志，若有困难需要他帮助，请她来信，他将尽力帮助。
这个秦辉燕又名秦振，一字之差，不是秦忠。
事情搞清楚了，突来的惊喜也随之而去。我想再回部队去，可原机关已跟不上了，中原局组织部只有将我另行分配到二野第二野战医院任指导员工作。这时，医院驻郑州。
此后，我对秦忠是否幸存，更不敢往好处想。
这天下午，儿子小影影拉着我到街上去玩，在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皮球，儿子高兴地玩起来了。正向店外走，看到街那边我的通信员王有根正在东张西望地找什么。我叫住他：“有根，你干什么这样急急忙忙的？”
他急忙跑过来，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快，快回去！家里来客人了。他叫你回去。他在看着墙上小影影的照片。我看他的模样像是小影影的爸爸。”
我听了后批评他：“胡说些什么呀？”
有根又说：“真的，你不信就回去看看嘛，可像小影影了！”
我惊诧不已，急忙赶了回来，这就见到了你。
谢建华平静地讲完了她的故事。夫妻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该有多少呀！
天黑了下来，夫妻俩有说不完的情，道不尽的意。这时门被推开，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位女同志，洗白了的军装穿在身上虽有点显大，但英姿不减。我看似眼熟，可一下子没想起她是谁。谢建华赶紧招呼她：“小张，快进来坐。”
那女同志紧紧盯着我，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扑直落。她慢慢走近我：“政委，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一看，是张银素，1943年我在太行一军分区任供给部政委，她是我们被服厂的管理员，我还是她和刘清部长的媒人哩!我惊喜万分，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她：“张银素，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呀？”
张银素“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秦政委，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谢建华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诧异问道：“小张，你们认识呀？”
张银素抽泣着：“认识呀，他在太行时是我的政委，那时叫秦懋书。小谢，我原来问过你，可政委改了名字，我真没想到他是你的爱人呀！”
我赶紧拉张银素坐下：“小张，你怎么会在这里？刘部长现在怎么样？快给我说说。”
张银素慢慢安静下来，告诉我说：“我在外面听说谢建华牺牲的爱人活着回来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没想到遇到的是政委。刘清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的后勤部长，随刘邓大军南下了，最近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我未能随行，就留守郑州了。也巧，正好同谢建华住一间房。不久前和谢建华聊天，见她只身带着孩子，才知道她爱人在桐柏山牺牲了。当得知她爱人姓秦时，我的心“咯噔”一下悬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是我原来的政委秦懋书呀!我问过谢建华，她说她爱人的名字叫秦忠。我还说过：‘那就不是了，那就不是了。’没想到呀，政委你改了名字，真没想到你死里逃生，我还能见到你。”
与妻子和战友重逢，其情乐融融。长期颠沛流离，我又黑又瘦，胡子头发老长。谢建华借来推剪为我理发，张银素打来热水为我洗脚，替我剪脚趾甲。使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妻子的爱，战友的情，将我这个硬汉子都融化了。
5月初，接到通知，让我去开封开会，原来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当年12月改称中南局）成立大会，地址在河南大学内，当时留在后方的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前，大礼堂坐满了人，我和另几位原五师的同志在走廊上遇到了李先念、林彪和罗荣桓一行领导。当时在军中，林彪的名声挺响，大家都知道那是位赫赫有名的战神。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曾是我们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我离开延安回华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林彪，他那瘦削的面庞没有表情，显得十分冷峻。李先念还是那样和善可亲，老远见到我就打招呼：“小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上前向各位首长敬礼，李先念将在场的几位同志和我介绍给林彪和罗荣桓。林彪一一同我们握手，当介绍到我时，李先念特别强调：“秦忠，这也是我们湖北黄安人。从红军干起，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中原突围两次掩护主力部队脱离危险，特别能打。”
林彪握着我的手，回头对随行秘书说：“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这次大会上，宣布中央任命林彪为华中局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叶剑英为第三书记。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上海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不日即唾手可得。华中局成立大会刚开完，李先念派车来接我，说有紧急任务。我想肯定是让我回部队带兵打仗，于是急匆匆前去领命。李先念见到我说：“时间很紧，你先吃饭，吃完饭马上跟我走。”
“司令员，让我去哪里？”
“来不及细说，跟我走就是了。先去郑州把你爱人谢建华接到，我们一起南下，去湖北。”说着，李先念让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碗稀饭和两个馒头。我喝了两口稀饭，嘴里包着馒头，就带着警卫员周志芳出发了。
李先念带领我们一行人从开封乘火车到达郑州。我先去二野第二野战医院找到谢建华和孩子，也来不及细说就带着她母子俩在郑州火车站集合，上了开往南面的火车。火车到达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改乘汽车。
李先念乘着一辆美式小吉普车走在前面，我上了一辆十轮大卡车。与我同车的有李天中和他妻子孙淑英，还有罗世初、高秀玉两口子以及各位的警卫员。同行的还有警卫部队一个营。
汽车驶出漯河，颠簸前行。走舞阳，过南阳，到达樊城（当时从漯河到武汉还没有直通的公路，有些路段也不能通行汽车）。沿途的公路上都是我们的部队，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似滚滚洪流，向南、向西挺进。看到这一切，我们心潮澎湃。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嘹亮的歌声、号声、汽车的轰鸣声、队伍行进的脚步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一支雄壮的交响曲。
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蒋介石气数已尽，快完蛋了！革命就要成功了！
我们一行随李司令员日夜兼程，从樊城经孝感进入黄陂。5月下旬从武汉的北大门岱家山随着大部队开进了华中重镇——武汉。
国民党丢弃了统治多年的武汉，匆忙向南败退溃逃，武汉和平解放了。我们部队进驻武汉，李先念司令员对我们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流血牺牲，奋斗了二十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打天下难，保政权更难。我们到了武汉，就是要管好湖北呀!”
到达武汉，我们先驻扎在汉口江汉关旁的日清洋行大楼，韩宁夫同志从武昌乘船来迎接李先念和我们随行人员。我们乘轮渡到武昌，先在蛇山附近的阅马场红楼住了下来，从野战军手里接防了武汉。没两天，我们一些随行人员搬往华英旅社，与李先念司令员分了手。不久，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原军区军政大学（后改名为中南军政大学）任二大队的大队长，学校驻在汉阳归元寺一带，我领命赴任去了该校。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军排山倒海般向南、向西进军，国民党丢盔卸甲向南逃窜，大片的国土解放。这些刚解放的地方急需我党我军的各级干部。为了接收和管理新的解放区，中南军政大学正在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中南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均由军区首长兼任，张水泉担任副校长，余潜担任副政委。学校下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均有上千的学员，学员基本上是部队和地方连、营级干部，还有部分新招进来的进步学生。我大队根据情况又将学员分为三个中队。此时，谢建华任我二大队的机关指导员。学校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及我党相关的政策。学校后来迁至孝感。
10月1日，我们通过广播听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声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人们欢呼、跳跃，学校的上千干部和学员汇成一片，像那欢腾的海洋。我心潮澎湃，我们党和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元月，我接到通知，急忙赶赴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接受命令。政治部梁必业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去广州在新组建的中南军区公安纵队任副政委兼师政治委员。我接到任命非常兴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呀!
马上就要离开武汉去广州赴任了，湖北，我的家乡，多年的离别使我思念，短暂的归来使我眷恋!回湖北时间不长又要离开，真有点舍不得呀！我回黄安老家探望了老母亲，又逐一去向我的一些老首长和战友们道别。
见到李先念（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说：“秦忠，你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怎么说走就走啊！现在胜利了，全国都解放了，我们一起在湖北多好。你跛着个裸腿，去么事广州呀？！”
我说：“司令员，我就想回部队去，带兵打仗。”
李先念说：“我说你呀，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还是留在湖北，我们一起干几好！”
我为难地说：“可命令都下了，我得服从呀！”
李先念哈哈笑道：“哎呀，这好办，我给梁必业主任打个电话，就说你另有安排，不去广州了。”说着话，李先念果真拨通了四野政治部的电话，就这样，我被李先念留了下来。作为军人，我一向服从命令，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这样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虽然我一直穿着军装，但从实际意义来说，留在了湖北，我将不再是个军人了。
──────────
①  “民大”，即“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②  秦辉燕（1917—1967），又名秦振，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保卫局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特派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冀南第一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镇(安)郧(西)旬(阳)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独立第二旅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一六七师政治委员，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老八路

62（最后一身军装）


留在了湖北，派我进驻湖北工商厅实业处。省主席李先念找我谈话，让我去沙市工作，具体的工作安排由王任重、聂洪钧两位副主席安排。
当时武汉及华中钢铁公司（原大冶钢厂）大工业基地，隶属中南局直辖，全湖北只有沙市算是湖北省属的工业基地。全国刚解放，所有的城市都是部队接管，工厂企业也都是由部队实行军事管制，那时真是百废待兴呀。我带着四十多个连、营、团级干部赶赴刚解放的沙市，这个所谓的湖北省的工业基地，实际上满目疮痍、电力匮乏、供水不畅，只有一座私营纱厂和一个称之为炼油厂的作坊，加上国民党军败走后，遗留下的一些残渣余孽在新解放的这座城市里兴风作浪，导致社会治安不良。接管后的建设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首先解决油厂和电厂的问题。油厂的原料主要是棉籽，电厂的燃料则是煤炭。当时沙市到其他的城市没有公路，所有的物资都要通过长江船运，但资金、物资匮乏，真是两手空空，要搞建设，谈何容易!为了降低两个厂的原料运输成本，我们只有将厂址选在长江大堤之外的原美孚油脂公司的旧址上。为了防御洪水，我们砌了围墙，并抬高了地基。这样既方便了运输，又节省了当时短缺的经费。
电厂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沙市原来只有发电能力很小的柴油发电机，仅能供居民照明之用，要重整和发展沙市的工业，扩建电厂是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沙市市长胡震命令，一定要在一年内建成电厂并投入生产。纱厂、油厂、电厂这是当年沙市最大工业实业，同样也是全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础。这时，我担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三厂建设的总指挥，并兼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同时又是沙市市委委员。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打了二十年的仗，如今要搞建设，要领导当时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地，担子是何等的重啊！
为了尽早发电，我们又去武汉拆卸发电机，运往沙市安装。有了发电机，还要架设线网，在那一穷二白、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买杉木电线杆都困难。我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李毓芬，让他解决这一难题。这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土木建筑总工程师，也绞尽了脑汁想办法。我偶然发现江边堆放着为防洪水用于封闭码头闸口的石条是水泥做的，于是就问李毓芬，水泥既然能做封闸条，为什么就不能再做长点，做成水泥电线杆呢？李毓芬说，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以试试。经过几次试验，我们扎上钢筋，浇灌水泥，终于做成了水泥电线杆。不过那电线杆是实心的，又笨又重，样子又难看，不管怎么说，那总算有了电线杆呀。就这样，从电厂到纱厂、油厂都用上了这种水泥电线杆。后来，王任重副主席和刘济逊厅长（后来任湖北省副省长）到沙市视察，看到这一“杰作”后表扬我们说：“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哦！”
我将基建工程指挥部设在原美孚油脂公司的一座旧房子里，每天和几位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工作，吃住都在这所房子里。按工程设计规划，工人们将厂址内的一个大水塘的水抽干，填平后盖上厂房。
正当施工最紧张时，部队的一位团参谋长带领部队强占了这所房子。他将我们基建工程指挥部的牌子摘下来，扔了，并架着机枪要工人们搬走。几位工程师还在据理力争。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当时我正在市委开会，李毓芬心急火燎地把我找回来。我见到这个如此霸道的团参谋长，非常生气，得知他是荆州军分区独立团的参谋长，叫李天宝，于是让他马上退出去。
李天宝竟夸海口说：“老子的部队打遍了全国，住你这点房子算得了什么？”
说着说着还掏枪乱舞。
我的警卫员周志芳见状，也拔枪与他对峙。我担心事态扩大，吼住周志芳，向市委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胡震市长将李参谋长找去询问情况，该团的团长和政委都赶到了市委。李天宝仍趾高气扬地夸夸其谈。
胡震市长，1926年参加革命，曾当过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连长，领导过高岗，是个老资格，在军中多年，一身正气。他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李参谋长，你说你是部队的，可我们也都是部队的呀（当时从市长到部队接管城市的干部，全都穿着军装）。你说你的部队打遍了全国，我问你，你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吗？你爬过雪山、趟过草地吗？你参加过我党早年的武装起义吗？”
面对胡震市长的几个问题，李天宝顿时语塞。
胡震市长提高了嗓门指着我说：“可他就参加了！秦总经理早年参加了红军。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参加了抗日战争，他参加了解放战争最开始的中原突围。几次负伤，战功显著。你算什么？算个毬！打了几天的仗，你在那里摆什么谱？！”
听着胡震市长的一顿臭骂，李天宝满脸通红窘迫难堪地站在那里。市长说：“你赶快给我把部队撤回去，把厂牌挂好！如若耽误了工程，有点差错，我拿你是问！”
该团团长和政委上来赔礼道歉。李天宝立即将部队撤了回去。后来得知，这个卤莽的李天宝也是一个战场上敢于拼杀，能打硬仗的同志。一场风波过去了。
我们这些来自部队的接管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道，经过努力奋斗，紧张施工，终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将油厂和电厂建成了。电厂按时发电，厂区内一片光明。油厂也榨出了清亮亮的食用油，并且还生产出了肥皂。人们欢呼跳跃，看到这些经过我们辛勤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成果，我也激动不已。
1951年春节，我和公司的人事科长谢建华同几位干部，到每个职工家里去拜年，到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去慰问。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们感动不已，工人们说：旧社会，资本家欺负压迫工人，根本就不把工人当人。新社会，共产党的经理过年还亲自来家里慰问，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呀。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这年，中央制定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行工商业改造，沙市的纱厂、油厂、电厂成为省直属的主要骨干工厂（当时武汉市是隶属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管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国内的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个月前，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为了和平，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此时，我曾接到湖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的通知，让我随时准备赴朝鲜任职。好几年没打仗了，作为一个军人，我真想立刻回到部队，驰骋疆场，杀敌报国。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等到命令。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我回部队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那时候，我们这些接管地方工作的团级以上的军队干部，人人都带着武器，上级还安排随身警卫员，部队每年继续发放军装。回想起在延安，我也是脱离部队劳动、生产、学习，现在和那时也差不多呀。到地方来干工业，我总认为这是暂时的，上级会随时召唤我回去，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还在部队。作为一个军人，我以部队的作风管理着三个工厂，为了让随我一起来的军队干部学会管理工厂，我让警卫员周志芳下厂当了车间主任，上级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李高弟。在这段时间，我这个经理也在努力学习，虚心向工人师傅们请教，从工作中也学到了好多的知识，逐步掌握了从原料到产品，从设备到工艺流程的全过程。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度过了无数个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
1952年的夏天，长江流域遭遇洪水，湖北境内水位不停上涨，武汉、沙市面临严重的洪水威胁。我们纱厂、油厂、电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群众轮番上堤挑土加高加固堤坝。为了保住武汉，保住沙市，中央决定在荆州地区择地准备泄水分洪。
有一天，李先念省主席打来电话，说他马上来沙市，让我等他。黄昏时分，李先念带领十多位省里和部队干部来到我家。我一看，原来许多人都是我的老领导，有王树声司令员、吴世安和韩东山司令员，还有二十兵团的唐天际司令员（时任荆江分洪总指挥）。我张罗着给各位领导让座。李先念笑哈哈地说：“秦忠，你总吵着要回部队，这不干得很好吗！呵呵，建华人呢？”
“我让人去叫了，她马上来。”
李先念接着问：“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有几个孩子呀？”
“还行，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李主席笑道：“呵呵呵呵，小秦，听说当年战斗中你受伤，在那里瞎骂国民党开枪打的不是地方。现在你还真能整，都有三个孩子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人们随着李主席略带粗野幽默的红安乡音哈哈大笑。
我让保姆阿姨将孩子们带来了。李先念指着大儿子问道：“这就是那个从华北来的，差点被我汽车轧着的那个儿子？”
我说是的，让儿子快叫“李伯伯”。
原来那是1949年春天，我随李先念南下，大家在郑州火车站集合。我带着儿子建瑛(影影)，孩子追逐小皮球，跑上了马路。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离孩子近在咫尺，戛然刹住，儿子吓得坐地哇哇大哭。我那时脾气火爆，三十岁才得子，儿子就是心肝宝贝，于是像老牛护犊般冲着吉普车大吼。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是李先念司令员，他笑眯眯地说道：“秦忠，脾气不小哇，看你还拔枪，想打我不成？”
当时我窘迫得无地自容。没想到李先念主席还记得那件事。
李先念抱起二儿子，我说这孩子是我们进城后在武汉生的，叫汉明，武汉解放了，武汉见到了光明。李先念说这名字好。两岁的二儿子一把拽下李先念的帽子。李先念笑着说，这儿子厉害，要是当兵准是块好料。保姆阿姨说：就因为厉害，大家都叫他“恶霸”。李先念闻之，哈哈大笑。
接着，他又抱起了刚半岁的三儿子。我说，这个叫亚平，亚洲要和平，不要打仗了。李先念诙谐地说：“你看这个儿子胖的，像个‘地主’。我说秦忠，我们革命这多年，开始打的就是‘恶霸’、‘地主’，你这个贫农怎么养了一帮‘坏东西’？”
人们都被李先念的风趣逗笑了。
李先念说：“小秦。你这屋里太热，搬张桌子和一些椅子，我们上大堤去坐。泡壶好茶哟！”
我们都上了大堤乘凉，望着波涛翻滚的长江，这些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将军们又谈到过去的烽火岁月，一直到了深夜。
第二天，李先念主席又来到纱厂，他让随行人员先回去，独自留在了我的办公室。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又到纱厂参观视察。中午时分，李先念对我妻子说：“建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去弄点韭菜来，我们包饺子吃哦！”
中午，大家乐呵呵吃了顿饺子。
那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很少回家，工作之余，多半时间都留在办公室里休息。前面办公，后面放张床就是卧室。午饭后，李先念说：“秦忠，你和建华挪个地方，我今天就睡你这张床了。”
后来，王任重副主席来厂视察，也在这间屋里住了三天两夜。两位领导住在这里听我汇报，与我谈心，指导工作，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给当年辛勤工作、艰苦创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从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自己崭新的工业，无论从人力、财力、技术等问题来说，都是困难重重。那时，我们部队来的干部全是实行供给制，为了节约，都改成了包干制。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李先念主席亲自过问，并批准我和我母亲吃小灶。我看到国家经济困难，群众生活艰辛，就主动取消自己和母亲的小灶待遇，虽然用我和谢建华两人的包干费，要养活几个孩子和我母亲，生活负担确实不轻。
沙市纱厂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油厂、电厂进一步扩建，全国上下又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作为纱、油、电三个厂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又要抓生产，又要搞运动，不光要负责企业的一切工作，还要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市委的领导班子在胡震书记调走后，只有刘晋书记和四个委员，我就是委员之一。繁重的工作及责任压在我的身上，我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命令，努力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1953年，省里领导让我带领沙市纱厂、马口纱厂和武汉市几个纱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去青岛学习管理和技术，因为当时青岛的纺织技术和管理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面，特别是为了去学习郝建秀新的先进工作法。青岛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临行前，李先念给任质斌①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情况，青岛市委书记任质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青岛的纺织业情况，并将我带去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分配到当时的六个纺织厂学习。从青岛学习回来后才知道，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在湖北荆沙地区建设年产二十万纱锭、一千多台织机的大规模棉纺织厂，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大型印染厂。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从沙市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花名册中，挑选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新纺织厂的领导班子和各处室的工作人员，并从荆州城以东到原美孚石油公司的几十里地段上组织钻探选址，同时成立临时技术学校培训了上百名学生。此时，为了培养干部，我送警卫员李高弟去医专学习，领导上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甘诗勤。
新纺织厂的建设分为两期。第一期要完成总计划的一半，同时扩建电厂和新建印染厂。为此，全体工程建设队伍发挥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工作极有成效。
1954年，湖北遭百年不遇的洪水威胁，全省人民投入防洪抢险。武汉的水位高达29.73米，这是历史的最高，处在九曲回肠、地势低洼的沙市所面临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了。长江在荆州地区再次泄水分洪，工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新中国面临着如此严峻的考验，面对经济困难，国家决定大规模的新纺织基地下马，不建了。
这时，市长王锦川同志调往中央从事外交工作，省政府决定让我挑起沙市的重任，担任沙市市长。任命都下了，我一直忙于企业的具体事务，没去上任。省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亲赴沙市找我谈话，面对即将承担的重任，我犹豫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当兵打仗的料，从未想过要解甲从政，于是向王任重副主席谈了我的想法。王副主席听了哈哈笑道：“秦忠啊秦忠，你从当纱、油、电三厂总经理那时起，就转业到地方了，你怎么老想着回部队呀！”
我惊愕了：“可我一直穿着军装，我是个当兵的。那总经理是李主席当时让我临时干一段再说的呀！”
王任重道：“秦忠啊，部队，你是回不去了。你要是不愿当沙市市长，那就调到省里去吧！”
1954年10月，我被调到湖北省工业厅任副厅长。从此，一直在湖北省工交战线上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
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从军人成为了平头百姓。当年戴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开始从军，当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我走过了我们革命军队跋涉、征战的全过程。捧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我最后一身军装，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凭着当年的布衣草鞋、小米加步枪，这支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屡建奇功。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为了解放，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明昭日月，天地永存。那些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军人，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回顾党和人民在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展望党和人民在新世纪的伟大征程，我们充满信心和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奋斗，现已走进新的时代，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在这与时俱进的时代，我这名普通的老战士倍感欣慰。
在这篇回忆录结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无限深情地怀念那些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已牺牲和逝去的战友们，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追念!我也无限深情地怀念我们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国人颂扬，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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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质斌(1915-1998) 山东即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南省委副书记，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治委员，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