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统帅把我和Г·М·马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叫到了最高统帅部。在我汇报完情况之后，斯大林严厉地问马林科夫：
　　“为什么你，马林科夫同志，三个星期来不向我们报告有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呢?”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回答。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指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几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战局时，这种做法才失去了意义。单单这一事实已足以雄辩地证明，在战略领导体系中保持这样一级指挥机构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只是在整个战略战线已缩短一半以上，方面军一级的军团数量已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代表才变得再无必要。这时，各方面军司令员均已成长为出色的统帅，而他们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组织领导大规模战役的经验。
　　因此，1945年最后战局中各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就再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参加了。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中，各方面军的行动是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从莫斯科指挥的。而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柏林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次会战中，最高统帅亲自承担了对各方面军的指挥。只有С·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留在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工作到欧洲战争结束。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
　　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企图和计划通常是在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组织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各方面军部队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
　　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主要部的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
　　接着，最高统帅、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讨论我军的战役—战略能力。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还负责考虑和计算我军在即将实施的这一或那一战役中的作战能力。通常，最高统帅给我们考虑和计算的时间为四至五天。经过四五天的考虑和计算即可定下预先决心。然后最高统帅让总参谋长征求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战役的意见。
　　当方面军的首长和司令部进行工作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带有创造性，它要拟制战役计划和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总参谋部还要给各侦察机关、远程航空兵、敌后游击队以及负责调运补充兵员、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种储备物资的军事交通部门明确任务。
　　最后，要规定各方面军司令员来最高统帅部汇报方面军战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统帅听取他们汇报时，有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参加。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斯大林批准战役计划和实施时间，并指出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然后确定专人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协调各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规定具体人选；以检查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和督促各部队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及时地变更部署。
　　当然，所有这些在战役或战局准备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全部活动。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内容及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战役的地点、时间、作战对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以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签署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执行人。有时，训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签署。自1943年开始，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斯大林和А·И·安东诺夫共同签发，因为这一阶段，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经常在部队活动。在准备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时，通常各方面军司令员不到最高统帅部来，而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书面汇报各自对组织实施战役的意见。
　　关于物质技术保障的总计划，通常是先在总参谋部、在红军总后勤部长А·В·赫鲁廖夫、总军械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主要总部首长参加下拟制，然后呈报最高统帅部或国防人民委员会。准备参加当前战役的各方面军在受领作战训令的同时得到有关物质技术供给的指示。
　　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莫斯科。当德军逼近首都时，总参谋部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统帅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Б·М·沙波什尼科夫(当时的总参谋长。——译者注)率领，临时转移到设有预备指挥部的地区，可是后来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人身兼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他经常紧张地工作，每昼夜达十五、六小时。斯大林高度评价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且给予完全信任。通常在事先没有听取总参对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没有研究总参提出的建议前，他是不会作出重要决定的。
　　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从研究敌情开始。战争的经验表明，领导机关善于组织对敌侦察、迅速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争期间，除初期的某些时候外，一直正确地领导了各种侦察活动。我们的侦察机关及时而又高质量地执行着自己受领的任务，并学会了很好地分析情况。
　　最高统帅部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明确或提出新的任务。必要时，最高统帅部为达成战役目的和完成下达的任务，也变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中断战役进程。
　　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在总参谋部机关系统，除作战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即所谓方向参谋外，还有个特殊的总参谋部军官团，他们是总参谋部机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在部队、包括在进行战斗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总参谋部这个军官团的数量相当庞大，从而保证了每个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都有总参的常驻代表。
　　总参谋部这些参谋的忘我而有益的劳动在我们的军事历史文献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都是一些熟悉本行业务、坚定勇敢的军官。其中有许多人为了胜利而献出了生命。这些在战争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深切怀念。
　　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工作的参谋以及在总参谋部机关工作的方向参谋，都是最高统帅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部队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实施每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军最高统帅部所定企图和决心的效果谈点看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战役可能进程、对部队赖以达成作战目的的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那末，这一计划就是空中楼阁。苏军最高统帅部比希特勒的战略领导机构看得更远、更准。苏军最高统帅部首先懂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战争总规律；其次，它比敌人更了解前线决定战事进程的具体情况。因此，通常我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法西斯头目们的可能行动总是十分清楚，并经常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他们的企图，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就保证了我军作战计划的高度效能。
　　当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只领导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役。战争要求最高统帅部能够坚强地领导整个战略战线，即能照顾到陆上、水上和空中。而实施各宅要战役的兵力又需要次要方向上协同作战部队的支援。例如，在进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时，苏军就曾在其他战线准备和组织了一系列进攻战役。组织这些战役的目的在于牵制或消灭希特勒统帅部可能用以增援决定性战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为敌人在那里连遭失利，急需预备队。在我国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43年1月，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次要方向的战役不是按照事先拟订好的战局计划，而是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临时按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进行的。这些战役的准备时间有限，规模较小。它们同主要战役合在一起构成整个战局。
　　要对预定战役作出计划并做好准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求有大批干部——首先是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以及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去紧张地认真准备和组织力量。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对人民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例如，为了进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并发展这一战役，我们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计划准备工作。后来的每次战局也部是在进攻开始前的两三个月就动手进行计划准备。
　　在战局准备阶段，最高统帅部虽对战局的核心内容保密，但它必须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从属于当前总作战企图的具体任务。各方面军司令员则根据接到的指示进行准备，然后将本人对制订方面军战役计划的意见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对提出的计划还要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然后同方面军领导一起向最高统帅部汇报。
　　在许多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在考虑当前战役的武装斗争的进程时，不只是研究解决战役—战略问题，而且还研究解决重要的战术问题，如各兵团战斗队形的编成、炮兵和坦克的使用方法等。有时甚至还要解决某些直接与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关键地点上战斗行动有关的战术问题，例如，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以及尔后的反攻作战中都曾有过这种情况。
　　战前的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及时充分占有侦察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准确掌握敌人的意图和情况。
　　正确地分析总的军事态势和我军本身的力量及可能也十分重要。作战军队、人力资源和物质器材的后备情况是最高军事领导经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苏联进行的是联盟战争，因此，对反希特勒联盟中各同盟国的企图和行动也要考虑。
　　苏联军事领导对战争进程深刻的科学预见是正确制订各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根本条件。根据这种预见，最高统帅部正确地规定了必要的兵力兵器，做到既保证能在战役中迅速歼敌，又能为尔后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老八路

　　关于苏军事先周密组织计划战役的情况，可通过1943年的战事予以说明。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辉煌胜利后，从北高加索赶走了敌军，接着又成功地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沃罗涅日附近进行了另两次战役，前出到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这样，就使莫斯科方向上的战线全线拉平，而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们在希特勒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粉碎了法西斯德军的突击集团，我们在1943年尔后的各次夏秋战役中就在整个苏德战线为自己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德军在人员、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上都遭到了极其巨大而又无法补偿的损失，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法西斯德军的士气大为下降。
　　尽管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但苏军却使法西斯德国面临着彻底崩溃。为了使德寇的彻底崩溃成为事实，需要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毁灭性的打击。大家都知道，最高统帅部组织了这些打击，并出色地实施了这些打击。
　　苏军的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军事态势影响甚大。正是由于苏军取得了胜利，反希特勒联盟中苏联的盟国才得以在这一时期顺利地实施了西西里岛战役和南意大利战役。
　　德军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遭受的失败彻底动摇了法西斯德国各仆从国对希特勒制度的信任。于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这就为苏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形势。最高统帅部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为1944年的战役进行了准备。
　　这一时期，已经没有一个法西斯德国的盟国和中立国相信希特勒制度能够避免彻底崩溃。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甚至连德国那些曾经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并在以后多年千方百计给予支持的人物，都对希特勒的统治丧失了信心。德国许多被战争初期轻易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现在已经懂得：他们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犯了致命错误，德国是不能够同得到反希特勒联盟加强的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的。
　　最高统帅参加德黑兰会议回来后说：
　　“罗斯福已明确表示将于1944年在法国广泛采取行动。我想，他是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同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不慌不忙用“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叶装满烟斗，巴哒巴哒地抽将起来，吐出一团又一团的烟云，同时在办公室的长条地毯上踱来踱去。
　　“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斯大林大声接着说，“那我们靠自身的力量也足够彻底打垮希特勒德国。”
　　在斯大林这次谈话之后，1943年12月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部分成员的联席会议。会上全面研究了我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为此，把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在部队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最高统帅确定由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做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取得对敌的军事经济优势。我方的优势现在决定着尔后的战争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利用这一优势的最有效方法。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计算了我军的全部能力，深刻地分析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一线整个战略纵深敌军的状况。通过分析表明，战争进程的转折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兵力兵器方面的对敌优势，苏军手中的主动权，军队的有利配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后备以及其他有利因素使我们有可能在现在按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苏德战线的战略任务。苏联后方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保障了对作战部队一切必需物资的计划供应。现在我们已能够不仅在一两个方向上，而且在整个战略战线连续准备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与此同时，敌人抗击我军这些突击的能力却大大减少了。
　　后来，斯大林又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少数几个人，提出了有关实施1944年战局新样式的问题。事先他已分别征求了这些同志的意见。
　　这次会议，象往常一样，是不做什么记录的。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摧毁敌基本力量和彻底粉碎法西斯集团，究竟应当把兵力兵器集中到哪里。结果，这样的地区在整个战略战线共有十处。讨论结束后，最高统帅命令总参谋部作出有关在这十个地区实施突击的初步设想。
　　只要每次战役的基本企图一经确定以及初步计算出所需的兵力兵器，最高统帅部象往常一样，就逐个征求那些准备参加1943—1944年冬季战局有关战役的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总参谋部在搜集到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后，立即大力展开各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预备队的组建、训练和装备工作也在全力进行。为此，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总部首长和红军总后勤部长曾做出了巨大贡献。
　　最高统帅不断在检查1944年各次战役的准备情况。他精力充沛，经常注视所作决议的全面贯彻执行情况，而且特别重视坦克部队、空军、炮兵和前后方的党政工作。
　　战争的每一阶段和每次大规模战役都有其明显特点。1944年战役的明显特点是，我军在战略战线各个不同地区实施的突击，既威力巨大又出敌不意。我们的作战行动所力求达到的是：尽管敌人机动兵力兵器，但它却到处赶不上需要；敌人减少兵力的地方，正是我们下次突击的目标。应当说，最高统帅部的预见经常是十分准确的。
　　在1944年战局的准备工作中，各类侦察机关担负着特别复杂的任务。它们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敌情的介绍是相当全面的。
　　对希特勒德军的第一次突击是1944年1月在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地区进行的。由于我军在这次突击中取得了胜利，法西斯德军对列宁格勒地区的封锁便随之彻底解除。苏军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州的一部分，并进入了爱沙尼亚领上。
　　第二次突击是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进行的。这次突击很复杂，包括许多作战行动，主要是1944年2—3月在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和南布格河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战役。结果德军遭到了粉碎，并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由于进行了这次突击，整个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获得了解放。苏军前出到一片有利的地区，从而可以进一步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发动深远的进攻，以解放当时尚由安东尼斯库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的罗马尼亚和霍尔蒂掌权的匈牙利，并消灭其他敌对力量。
　　1944年的4—5月间，红军在敖德萨和克里木地区进行了第三次突击。通过这次突击，苏军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了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整个克里木半岛。
　　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与奥涅加湖地区进行的第四次突击导致了苏联卡累利阿大部地区的解放，并促成了芬兰退出追随德国的战争。这就使得位于北极圈内的法西斯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之中。
　　第五次突击于1944年6—8月在白俄罗斯地区进行。突击对象是德军负责掩护通往德国各主要的和最短道路的“中央”集团军群。我军先在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德军，然后在明斯克以东围歼了德军20多个师。苏军在追击过程中解放了白俄罗斯、波兰东部的大片地区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德军把这些遭遇看作是他们在白俄罗斯地区“巴格拉季昂”战役中的彻底失败。
　　第六次突击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于利沃夫地区进行。红军部队强渡了维斯瓦河，并在该河的对岸桑多梅日以西建立了大片桥头堡。与此同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华沙以南也建立了两个桥头堡：一个在莫马努谢夫地区，另一个在普瓦维地区。这时，苏军各方面军已具备发起决定性突击——进攻柏林的有利条件。
　　第七次突击导致了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在基什尼奥夫—雅西地区遭到围歼。这次突击的结果是，消灭了敌军约22个师，我军前出到罗马尼亚中部地区。这次突击解放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导致了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并转向法西斯德国宣战。接着，我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在1944年9月9日发生了人民革命，从而站到了反希特勒联盟一边对德作战。
　　第八次突击是1944年秋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行的。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部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部分得到解放。溃败的德军残部被压缩到波罗的海岸边的库尔兰。9月19日，芬兰签署了停战协定。
　　1944年10—12月，苏军在匈牙利境内的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展开了第九次突击的进攻战役。这次突击使德国实际上失去了它最后的一个盟国——匈牙利。红军直接帮助南斯拉夫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
　　第十次突击发生于1944年10月苏德战线最北部的地段上。这次突击使苏联北极地区和挪威东北部的法西斯德军遭到粉碎和驱逐。
　　苏军在1944年取得的巨大胜利，充分说明那一阶段最高统帅部在计划战略行动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也雄辩地证明了我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敌人的主力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苏军则前出到有利于实施欧洲最终战局的出发地区。
　　在整个战争期间，作战的方法不断得到改进，最高统帅部用以影响战事进程的手段不断增多。兵力兵器部署的变更越来越巧妙，各方面军之间、陆军同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也组织得越来越好。我军作战指挥干部学会了给部队规定目标，确定合理的分界线和在必要时改变这些分界线。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始终是出敌意外地从根本上改变战役战略形势的主要手段。读者可以在本书有关介绍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白俄罗斯“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各章中和其他的一些章节中读到关于使用战略预备队具体情节的描述，读者还将发现预备队通常都是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地投入交战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取得巨大的战果。
　　要知道，不管标在图上的企图和计划多么好，如果没有相应的兵力兵器保证，那仍然是一纸空文。战局和战役的胜利直接取决于部队在预备队、武器装备、弹药、燃料以及其他物质器材方面的保障程度，取决于医治伤员和归队工作的好坏。
　　预备队的组建和训练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领导和检查督促组建预备队、及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的工作，为了训练开赴前线的补充兵员，1941年成立了以正集团军政委级的Е·А·夏坚科为部长的红军编练总部。在内战时期，夏坚科是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一位要求很严格的人和能干的组织者。
　　编练总部负责解决的问题有：补充和建立经过训练的各兵种预备队以及检查督促为各方面军作战部队从后备部队和教导部队提供补充兵员的工作。
　　给部队保障物质器材的工作由总后勤部负责。红军总后勤部长是安德烈·瓦西利耶维奇·赫鲁廖夫大将。后勤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活动值得广泛宣传。这些活动既是艰巨的，而又不是经常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后勤在苏联武装力量取得胜利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并赢得了苏联人民的深切感谢。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了广播演说，1941年7月中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在德军后方开展斗争》的特别决定，在此之后，凡是法西斯军队侵入的地方到处都有由地方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游击队积极展开活动。早在1941年，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就有18个地下州委，260多个地委、市委、区委和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机构，以及300多个共青团的市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221页。)。人民复仇者的战斗活动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战线成了具有巨大军事政治意义的因素，应当善于运用这些因素来削弱和消灭敌人。

老八路

　　如果说战争头一年在游击运动的领导方面还缺乏应有的组织计划性和集中统一指挥的话，那末，在以后的几年，最高统帅部指挥敌后的军事行动时就显得既自信又坚定。这是因为1942年5月30日最高统帅部建立了以白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П·К·波诺马连科为首的游击运动总司令部。
　　我很早就认识波诺马连科。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没有辜负党对他的信任，成了一位组织人民复仇者活动的真正领导者。
　　除了总司令部，一些共和国和州都建立有游击运动司令部，而在各方面军司令部则设有游击武装联络处。这样，我们就真正有可能去使整个游击队积极地配合军队活动，并协调好游击队同各方面军战役之间的关系。
　　游击队的总任务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赋予。这些总任务再由各党组织和游击运动的领导机关在现地根据情况加以具体执行。
　　游击运动的任务基本上可归结为：给希特勒军队造成无法忍受的处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打乱其后方工作，破坏法西斯占领军军事政权和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游击队的行动增强了那些暂时处于被占领土上的苏联人的信心，从而使他们也能在我国最后战胜敌人的事业中积极展开对侵略者的斗争。
　　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给敌人带来了巨大损失，挫伤了他们的士气，破坏了敌军的运输和机动，这一切给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组织的战役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虽然，为了消灭游击队，德军采取了种种凶残的手段，但人民复仇者的力量却在日益壮大和巩固，苏联人民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尽快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意志却在不断增长。
　　游击队的上述任务及其重要性，说明游击队只能有组织地、整个兵团、整个支队地进行活动。所有的游击队和人民复仇者的地下组织都曾参加执行过这些任务。
　　各地平常对游击武装的领导由我党的地下组织负责。这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地下共青团组织是党的积极助手。我们的年青一代必须了解过去那些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从事过的英勇活动，他们组织和鼓舞了暂时处于希特勒分子统治下的苏联人起来同敌人作斗争。
　　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一直存在到1943年底。1944年初，苏联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游击运动总司令部随之撤销，游击武装的领导全部转由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负责。
　　在研究对战争的政治领导和军事战略领导时，应当特别谈一谈象红军总政治部、海军总政治部、各方面军和各舰队的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这样一类重要的党的集体领导机关。这些机关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保证战胜德国法西斯方面所起的作用跟所有的党政机关一样，是巨大的。值得专门详细地加以分析研究。
　　最近，这一任务在一系列的军事历史著述中正在获得解决。可是，编写一些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著作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这些著作要能够对战争时期政治机关多方面的活动做一些全面的探索。总政的工作，自1942年年中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政治局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担任主任职务以来，成绩特别显著。
　　斯大林很尊敬和信任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直到1945年，А·С·谢尔巴科夫还同时兼任苏联情报局局长。在1941年英勇的莫斯科保卫战时期，А·С·谢尔巴科夫属于那种善于在首都保卫者的心中燃起对法西斯匪徒炽烈的仇恨之火的人，法西斯匪徒曾不惜任何代价力图攻占莫斯科。
　　军队的整个政治工作、党对广大战士的领导和影响是通过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直接在部队和分队实现的。部队的司令员和各级指挥员广泛地依靠这一普遍的党政工作系统来进行工作。各政治机关、党团组织对每一部队的状况及其战斗力负有特殊的责任。它们力求做到，使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带领广大战士前进，并坚决同惊慌失措和无组织的现象进行斗争。党政机关经常推广战斗经验，推广英勇、主动、机智以及在战斗中互相支援的先进事例。部队的政治工作不断地改进，曾起到较好效果，这对取得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最高统帅部的活动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战争时期，我经常同他见面。在大多数场合，同他见面都是为解决战争指导问题而安排的正式会见。可是，甚至简单地请去吃一顿午饭，我们也总是用来谈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使我深感满意的是，斯大林的工作中没有一点形式主义。凡是按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由他安排的工作，他总是要求这两个高级机关作出的决定马上得到贯彻执行，决定执行情况则由他本人认真地亲自检查，或由他指定另一些领导干部或机关检查。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是在战争期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而建立的两个独立的非常机关。但是，由于斯大林既领导国防委员会，又领导最高统帅部，因此，通常不讲究形式上的那套东西。国防委员会开会时经常请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参加，同样，最高统帅部在研究某些重要问题时也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两个单位经常在一起工作，好处很多：不会在研究贯彻执行各项任务时浪费时间，而且还可使这两个国家机构中的人经常掌握情况。
　　当然，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委员会的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对于这两个机构的成员来讲，实际是负担很重的。但是，当战争正在进行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地在进行工作。大家都在看着斯大林，而斯大林尽管上了年纪，但却总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当战争结束和出现了比较平静的劳动生活时，斯大林却不知怎么地一下子老了起来，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活跃，更不爱讲话，老是在思考问题。过去的这场战争和所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对斯大林的影响是很大的，也是很明显的。
　　我这本书第一版的读者不止一次地问我，最高统帅部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在工作中是否有过错误?
　　在本书分析战争具体情节的那些章节中，我谈了关于领导武装力量工作中发生过的某些错误和失策。前面我已经说过，随着作战经验的日益增多，错误和失策都得到了成功的纠正和弥补，并变得越来越少。
　　斯大林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他的威望是极高的。因此，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是得到人民和军队热烈拥护的。
　　诚然，在战争初期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前，最高统帅也有过错误。这些错误正象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他深深地思考过这些错误，不仅深感痛心，而且极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以后重犯。
　　依靠党中央的全力支持、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以及同法西斯奋战的苏联人民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高统帅成功地履行了他在这个最高职位上所担负的职责。
　　米哈伊尔·萧洛霍夫在战胜法西斯德国25周年的日子里对来访的《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说得好：“不能把那一时期斯大林的活动说得一塌糊涂，并加以贬低。第一，这样做不正派，第二，这对国家，对苏联人都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好，倒不是因为人们对胜利者不应该指责，而首先是因为‘打倒’就不符合实际情况。”
　　对萧洛霍夫的这些话未必能再做任何补充。这些话是真实而又公正的。最高统帅为使最高统帅部及其工作机构——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为党在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事业中真正杰出而能干的军事助手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斯大林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这是一间宽敞而又光线充足的房子，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室内陈放着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桌。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像。战争期间，还增挂了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像。再就是几张黄色的椅子。此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陈设了。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放着一个大地球仪，旁边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各色各样的世界地图。
　　在办公室最里边靠着关闭着的窗边放着斯大林的写字台。上面经常堆满文件、纸张和地图。这里还放着载波电话机和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电话机，以及一筒削尖的各色铅笔。斯大林通常用蓝色铅笔写字，字写得很快，笔划清晰易辨。
　　在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需要先通过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工作的外间和最高统帅私人卫士长的一间小房。办公室后面是一间不大的休息室。在电话间里备有同各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通话的电话机。
　　总参的工作人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就是把地图摊在那张大桌上，站着向最高统帅汇报各方面军的情况，偶尔看看笔记。斯大林通常是一面听着，一面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缓慢地来回走着。他不时地走近那张大桌子，弯下身子，凝视着打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拿起“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盒，抽出几支烟卷，捏得粉碎，并把烟丝慢慢地装进烟斗。
　　斯大林的工作作风一般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感情用事，准许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讲出来。最高统帅对谁都一样严格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他自己讲话不多，也不爱别人多讲，他经常用“讲短点!”、“讲清楚点!”一类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他主持开会时，从不讲开场白一类的话。他的发言，声音轻，口齿好，能抓住问题实质，言简意赅，表达思想清晰。
　　根据在战争时期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至坚持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斯大林要求每天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情况。在去向最高统帅汇报之前，必须很好进行准备。如果说，带去的地图上留有某些“空白点”，汇报的都是些笼统。甚至夸大的情况，那是通不过的。他不允许想当然的回答，他要求详尽而又明确。
　　最高统帅对报告和文件中的弱点特别敏感，他很快就能发现这些弱点，并严厉批评当事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讲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那些丢三落四的人。因此，我们在拟制司令部文书时总是根据战时条件尽可能作得认真仔细些。
　　正当前线形势极其严重(特别是战争初期)，战时条件下的生活秩序尚未最后建立的时候，感谢总参的领导成员，他们很快便在整个总参谋部里建立了一种实事求是和富有创造性的气氛，尽管当时的工作紧张到了极点。
　　整个战争期间，我既没有失去过同总参谋部的个人联系，也没有失去同它的工作联系，它对我在前线准备和实施各次战役有过很大帮助。总参谋部通常总是熟练而迅速地起草最高统帅部的各种训令，严格注视着最高统帅部指示的执行情况，它还领导着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工作，说理充分地向最高统帅部报告重大问题。
　　斯大林在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很大程度是根据派往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的，是根据总参谋部的结沦、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的。
　　我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41年2月，当时我刚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关于斯大林的外表，人们已经描写过不止一次了。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使交谈者感到平易近人。斯大林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吐，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记忆力，使得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知名的人物同他谈起话来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老八路

　　斯大林不喜欢坐着，谈话时他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停下来，走近交谈者，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而锐利。他说话声音很低，一句一顿分得非常清楚，几乎不借助手势。手里经常捏着烟斗，甚至捏着已经熄灭的烟斗，并喜欢以烟斗压理短须。他讲话时格鲁吉亚口音很重，但他精通俄语，并喜欢运用各种生动的对比、文学典故和隐喻。
　　斯大林不常发笑，而笑起来也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可是，他说话幽默，爱开玩笑、说笑话。他的视力很好，在任何时间看东西从不戴眼镜。写东西常常亲自动手。他书读得很多，知识十分渊博。他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和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所以能在一天中阅读和掌握大量各方面的材料，而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很难说出他具有哪一种性格特征。斯大林是一个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他不够平稳。他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深沉而又容易冲动。他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出现那种情况时，他就会丧失客观态度，眼看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脸色更加苍白，目光也变得迟钝而严峻。能够经受得住斯大林的怒斥并给予回敬的大胆人物我是知道得不多的。
　　斯大林的作息时间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主要是在晚上和夜间工作。他起床的时间不早于中午12点：为了适应斯大林的作息时间，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主要国家机关及计划部门都要工作到深夜。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疲劳。
　　在战前时期，我很难对斯大林在军事科学领域、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掌握知识的深度和能力做出评价。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到政治局或斯大林个人那里去，主要是研究一些关于组织方面、动员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
　　我只能重复一点，即使在战前，斯大林也曾十分关心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的问题。他经常把飞机、火炮和坦克总设计师请去，详细询问他们国内外有关上述各种技术兵器的构造情况。应该承认，他在各类主要武器装备的质量上懂得不少。
　　斯大林要求总设计师和军工厂厂长(他认识其中许多人)在规定期限内生产出各式飞机、坦克、火炮和其他重要技术装备，并且在质量上不仅要达到，而且要超过外国的水平。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斯大林的批准同意，任何型号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列入部队装备或从部队装备中取消。这种做法，一方面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及主管红军武器装备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却促进了新设计的各种技术兵器的尽快投产。
　　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当然，斯大林不去研究那些需要由部队和各级首长在周密准备集团军、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战役时必须仔细研究的全部问题，这对最高统帅来说，也不一定就有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要同最高统帅部成员、总参谋部以及炮兵、坦克兵、空军、海军、后勤供应问题专家商量。
　　有人把军事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制订，包括炮兵进攻的方法、夺取制空权的方法、合围敌人的方法、分割被围敌军集团并加以各个歼灭的方法，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事情不是这样，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敌人作战过程中，部队广大军事指挥员深思熟虑和总结经验的成果。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
　　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衷心感谢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完成党所提出的战胜敌人的任务，什么也可以放弃，他们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结合叙述自己经历的各次战局和战役，我还将多次地在本书谈到最高统帅部及其各工作机关的活动情况。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指出一点，即：每一具体战役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作战目的、部队任务和敌人的特征(它的意图、编成、战斗力、兵力兵器配置、机动性以及突袭我军的能力)有关。
　　各次战役都有其本身的规模，如进攻战役中军队行动地带的宽度、突击的纵深和进攻的速度等，因而各不相同。
　　我们的每一次战局或战役都要求作到深思熟虑，这包括周密地制定战役企图，准确地规定参战部队的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他们的任务以及与目标及任务相适应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
　　在组织战役时，最高统帅部特别重视搞好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以及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协同动作。一切有关协同动作的规定事项，包括兵力兵器数量，首先均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参战方面军的地图上。但这还不够。
　　在最重要的时刻，最高统帅部代表亲临作战地域，不仅在图上，而且还到现地去就各项任务、具体时间和地区、兵力兵器以及各军兵种的行动方法进行协调，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做到万无一失。最高统帅部根据其代表每天关于执行任务情况的报告可以准确地判断战役准备的程度。
　　需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有：夺取制空权的方法，组织各种侦察，准备情况资料。
　　军队的指挥受到丫重视。显然，斯大林已认识到战争初期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在派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去前线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时，不止一次地要我们细心观察各司令员指挥军队的情况。
　　应当说，我军务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他们经常牢记自己对祖国、对党应尽的天职，不断顽强地学习复杂的统帅艺术，并逐渐成为精通这门艺术的专家。
　　我从来没有见到最高统帅部召开过全会。甚至在讨论有三四个方面军参加的极重要的战役和战局时，参加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也只有最高统帅约请过的那几名委员或某些在当前战役中负有特殊任务的人。
　　最高统帅对待最高统帅部的各个委员远不是—-样的。例如，他对苏联元帅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就十分尊重：他称呼沙波什尼科夫只用其名字和父名(这是尊敬对方的一种称呼方式。——译者注)，而且在跟沙谈话时从不提高嗓门，即使不同意沙所做的汇报，也是这样。Б·М·沙波什尼科夫是斯大林准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烟的唯一的一个人。
　　这样对待沙波什尼科夫是完全应该的。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是我国军事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既有军事科学的理论知识，又在战略战役问题方面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展开的情况下，解除Б·М·沙波什尼科夫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他为负责修建筑垒地域的副国防人民委员，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1941年7月30日，当我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又重新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十分熟悉总参业务，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从而改进了最高统帅部下属的这一主要工作机关的工作。Б·М·沙波什尼科夫本人热爱劳动，善于和群众一起工作，这大大促进了作战军队指挥艺术的提高。特别是促进了总参谋部指挥军队艺术的提高。
　　遗憾的是，年龄、工作重担，特别是疾病使得他未能做到整个战争期间部在总参谋部工作。1942年5月，他把职务交给了他的非常称职的第一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他对华西列夫斯基的评价是很高的。1943年6月，Б·М·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К·Е·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斯大林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特别尊重，华西列夫斯基对战略战役情况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正足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常派他到苏德战线的重要地段上去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战争期间，他作为高级军事首长和深湛的军事思想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能够以有力的论据使最高统帅确信，在当时情况下，除了采纳他的建议，就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В·М·莫洛托夫也曾受到斯大林很大的信任。当最高统帅部研究战略战役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时，他几乎总是出席的。在他们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意见和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最后才得出正确的决定。
　　最高统帅十分重视А·И·安东诺夫的意见，甚至在他还不是最高统帅部成员、只临时代理总参谋长职务时，就已是如此。在最高统帅部颁发的一些训令上，经常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后也有安东诺夫的签名。
　　我想不妨在这里再谈一谈最高统帅对各方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的看法。据我观察，斯大林最看得中的方面军司令员有苏联元帅К·К·罗科索夫斯基、Л·А·戈沃罗夫、И·С·科涅夫和Н·Ф·瓦杜丁大将。最高统帅最注意的集团军司令员有А·А·格列奇科和К·С·莫斯卡连科(现均为苏联元帅)，坦克兵元帅П·С·雷巴尔科、П·А·罗特米斯特罗夫、Д·Д·列柳申科大将、И·И·费久宁斯基大将。
　　在方面军参谋长中，最高统帅特别欣赏的有战后成了苏联元帅的Б·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В·扎哈罗夫，以及М·С·马利宁大将。
　　得到斯大林好评的还有远程航空兵司令А·Е·戈洛瓦诺夫空军主帅，红军炮兵司令Н·Н·沃罗诺夫炮兵主帅。一些重要任务，他都是亲自赋予他们的。
　　在海军将领中，斯大林对苏联海军上将И·С·伊萨科夫的评价是很高的。
　　这里我还不能不说几句关于А·В·赫鲁廖夫的好话。最高统帅很重视赫鲁廖夫的意见，经常就部队广泛的供应问题同他商量。
　　不可能把所有得到斯大林信任的人全都列举出来。我想说明的只有一点，即他对这些人都有直接深刻的了解，并且很珍惜这些人的知识和对党事业的忠诚，因此，每当出现特别重要的任务时，首先总是交给这些人去完成。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到战争结束的最后几天为止，我曾经有机会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看到了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并且同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有过直接接触。可以肯定地说，苏联的军事战略领导是具有极高水平的。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的最高统帅部以较短的时间克服了战争初期出现的巨大困难，苏联的武装力量保卫了列宁格勒，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从敌人那里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以便尔后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战争胜利结束。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基础之上的苏联军事学术比德国法西斯的战略、战役和战术优越。我最高统帅部深刻分析当前的战略战役形势，准备和采取克服困难的有效措施，并把前后方的力量，整个人民的力量组织在一起，以便最后战胜敌人。希特勒及其同伙们背信弃义地对苏联发起了进攻，他们所碰到的是一支新型的军队，是一支以苏联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出来的，具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苏联士兵的特征在于他们对本身负有的解放使命具有高度的觉悟，他们随时准备为了自由和祖国的独立，为了社会主义作出自我牺牲。
　　说到这里，我认为有必要也来谈一谈自己对于法西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看法。正象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希特勒军政领导集团在夺占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后，自以为是地认为，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学术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极端盲目的自信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人种优越这一法西斯思想体系之上的，是建立在已不止一次把德国拉向了灾难边缘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基础之上的。希特勒及其将军们动员的不只是德国而且实际是整个欧洲的全部军事工业，他们把自己的赌注全都压在通过闪击打垮苏联这张王牌之上。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过低地估计了苏维埃国家的人力、物力和潜在能力。
　　希特勒把“巴巴罗萨”计划破产和其他各次战役朱败的全部过错全都推到了他手下的那些元帅和将军的身上。他说，他们这样平庸无能，实际上无法实现他的“天才的”计划。
　　希特勒死后，整个情况全都倒转了过来：被指责的人成了指责者。现在他们公开宣称：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希特勒，他们对自己积极参与对苏战争的行径却“谦虚地”一字不提，而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却是苏联土地上法西斯德军暴行的直接参与者。
　　但不管是希特勒制度也好，希特勒的将军们也罢，鉴于他们所犯的罪行，人民的法庭将永远把他们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希特勒统帅部在为实现第三帝国的战略企图而制订对苏战争和战役计划时，非常关心这些措施的严格保密。应当承认，这项任务德军统帅部是完成得不错的。由凯特尔和约德尔领导制订的‘恒情报计划”的实现对德国并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似乎德军正准备入侵英国的假象。在战争开始时，德军的这种做法使得我们当面的整个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但是，人们很快就已看清，从整个来说，“巴巴罗萨”计划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计划的基本思想，据我们所知，在于包围和歼灭配置在边境军区的红军主力。敌人原指望，只要消灭上述兵力，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再也没有力量来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和高加索了。但是，这些任务，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未能实现。
　　法西斯德国政府和纳粹军事领导原来错误地指望苏联不堪一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苏联人民在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奋起抵抗。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在听有的战略方向上感觉到了。
　　希特勒领导集团竟毫无根据地认为，红军是抵挡不住法西斯德军的，因为领导红军的都是一些现代战争阅历不足的年轻将领。
　　使希特勒匪军完全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在苏联国上上碰到了一场可以说是在两条战线展开的战争：一方面要同红军的正规部队作战，另一方面还得对付后方有组织的游击队武装。
　　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的法西斯德军遭到粉碎之后，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已无力应付前线出现的情况。由于主动权业已丧失，德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的一些愚蠢的决心，只能加速第三帝国的最后崩溃。
　　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基础之上的苏联军事科学是保障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住卫国战争期间，军事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战术，战役学和战略范畴的极宝贵经验所丰富。；迄今为止，它一直忠实地服务于并将服务于苏军的训练工作和我们伟大祖国国防的巩固。
　　列宁曾经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存在着战争危险：我们的党牢记列宁这一教导，特别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研究，以便经常使陆海军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与此同时，也运用以往战争的经验。我们这些苏军的老战士，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即使在火箭、无线电和原子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祖国也是需要的和有用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谈论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事态。

老八路

　　第十二章 肃清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
　　……战争进入了第二个月，被大肆宣扬的希特勒要在最短期间消灭红军、夺取莫斯科和进抵伏尔加的诺言，成了泡影。
　　但这绝不说明国家面临的危险有任何缓和。不，敌人还在长驱直入，节节胜利。整个苏德战场的斗争很激烈。
　　斯摩棱斯克会战的结局，对战争的尔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斯摩棱斯克城市已于7月16日沦入敌手，但是西方方面军的防御阵地并没有崩溃，仍屹立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希特勒的那些惯于在西欧轻易取胜的军官、将军乃至士兵，这时开始产生疑虑和失望的情绪。
　　而我军的士气则日益高涨。红军总政治部在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于7月中旬向部队下达的两项重要训令中，分析了三周以来的战争形势，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作战中，在执行命令中发挥先锋作用。
　　敌军虽然在莫斯科和基辅方向遭受挫折，但这暂时还不能证明它的虚弱。它的装甲坦克兵团、航空兵以及步兵，还完全能够实施密集突击，使我军遭受严重损失。但敌人此时已不得不谨慎从事，而且已无力在所有的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密切注视敌人重要突击的准备和方向，并以我之机动对付敌人的机动。
　　我同总参作战部长В·М·兹洛宾将军、他的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当时前线的形势以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作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此外，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所处的危险的战役态势也不能不影响战事进程。因为敌军占领的地区成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叶利尼亚一直延伸到罗加乔夫和日洛宾，而这正是我新近组建的中央方面军部署的地带。诚然，如前所述，该方面军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2个集团军(第13和21集团军)，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毗连。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至于西北方向，我们认为，敌人将大力加强“北方”集团军群，以便在短期内夺取列宁格勒，同芬军会合，然后也挥师指向莫斯科，从东北方向实施迂回。希特勒当局将力图通过此战役消除我对其莫斯科方向突击集团左翼的威胁。
　　通过对战场总形势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有关法西斯德军当前作战趋势的上述结论。
　　我经过对所有情况和我军兵力兵器的再三衡量和计算，深信我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报告最高统帅。行动一定要快。我们一致认为，准备和实行反措施方面的任何一点延误，都会被握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敌人所利用。
　　7月29日，我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事情向他报告。最高统帅说：“你来吧。”
　　我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关于我军状况、各方面军的和中央的物质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接待室。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那里，我请他通报一声。他说：“请坐，叫等一等梅赫利斯。”
　　10分钟以后，我见到了斯大林。梅赫利斯已经在那里。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我把带来的地图摊在桌上，详细地报告情况，从西北方向一直讲到西南方向。我列举了各个方面军基本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队的进程，详细指明了敌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敌人近期可能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仔细听着。他停止踱步，来到桌前微微俯身仔细察看地图和图上的各种细小注记。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的?”Л·З·梅赫利斯突然生硬地插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我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作法。我们的推测是根据对敌重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13和第21集团军人员很少，装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3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1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1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1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Н·Ф·瓦杜丁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1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Л·З·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5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
　　“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我的话，但已经息怒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去工作吧，我们
　　一会儿叫你来。”
　　我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小时以后，我詖叫到最高统帅那里。
　　“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作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
　　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
　　“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
　　预备队方面军
　　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个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我可以走了吗?”
　　“再坐一会，我们一起喝会儿茶，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斯大林说，脸上已经露出笑容。
　　我们坐下来喝茶，但是再也没有谈到别的。
　　第二天，发布了最高统帅部命令。

老八路

　　上前线的准备时间不长，不久沙波什尼科夫就来到总参谋部。我把总参谋长的工作交给他后，就动身到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格扎茨克。各集团军补充人员和装备的工作刚刚结束，方面军补充器材计算表已调制出来。
　　我早就认识并且熟悉预备队方面军参谋长
　　П·И·利亚平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Л·А·戈沃罗夫少将。他们都是精通军事的行家。能同他们一起共事，我感到高兴。
　　在方面军司令部停留的时间不长。П·И·利亚平和他的助手们汇报了方面军的作战情况和敌情。我们特别仔细地研究了影响准备和实施旨在消灭敌集团的当前这个战役的各种条件。当天，我同Д·А·戈沃罗夫和其他军官一起动身去第24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的部队正在和敌人进行对射。一路上，亚尔采沃、叶利尼亚附近和维亚济马以西等地的大火映得夜空一片通红。
　　不知道是什么着了火，但大火使人心情沉重。大火吞噬着人民的财富，吞噬着苏联人民长期劳动的果实。我不禁自问：法西斯匪徒欠下的血债，苏联人民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回答呢?用剑，只有用剑来无情地消灭凶恶的敌人——这就是唯一的回答……
　　我们很晚才来到第24集团军司令部。迎接我们的有集团军司令员К·И·拉库京和所属各兵种司令员。我过去不认识拉库京。他在报告本集团军的情况和部署时，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我感到，他的战役战术素养显然较差，他同以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工作过的许多军官和将军一样，有共同的缺陷，几乎没有机会在战役学方面得到深造。
　　第二天清早，我同К·И·拉库京一起前往叶利尼亚地区进行现地勘察。那里正在同敌人进行火力战。我们来到阵地前沿，同部队和兵团指挥员研究了情况。最后我们确信，德军的防御构筑得很好，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德军在防御前沿和纵深把坦克、强击火炮和其他火炮都配置在掩体内，叶利尼亚突出部成了一个独特的筑垒地域。
　　通过现地的情况研究，我们还发现，德军防御的火力配系还远远没有查清。因此，我们的部队主要不是对准已查明的敌真实的火力点，而是对准自己推测的火力点实施炮兵和迫击炮射击。这样的射击，效果通常很小，非但不能消灭敌人的火器，反倒消耗大量弹药。至于实施反突击的兵力兵器，第24集团军显然也不够。
　　情况逐渐明朗了，需要坐下来进行计算。
　　我们同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兵种司令员交换意见之后得出结论，对这次战役的准备来说，还有大量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必须增调2—3个师和炮兵部队，更深入地研究敌整个防御配系，前送物质技术保障器材。为此至少需要10—12天的时间。因此，进攻不会早于8月下半月。
　　为了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意图和破坏我们的战役，必须对这次突击的准备工作严守秘密。这就是说，在进攻开始前不应改变我们防御行动的方式。还要继续用过去的方式给敌人造成损失，主要是用火炮、迫击炮和步机枪的不间断射击疲惫敌人。同时，秘密地为坚决的行动变更兵力兵器的部署。
　　8月12日，我审问了俘虏米特曼。他19岁，父亲是纳粹党徒，本人加入了《少年队》(法西斯德国的纳粹少年组织。——译者注)。他随他所在的师到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南斯拉夫打过仗。
　　在审问时他供认：“我们师的大多数士兵都在19—20岁之间。加入本师的人要经过特别挑选。我们师是随坦克第10师之后来到叶利尼亚地区的。”
　　米特曼把叶利尼亚地区看成是继续向苏联内地进攻的前进阵地。他认为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受阻3周之久并转入防御，是因为德军统帅部想要赢得时间，向前线调集预备队和增援兵力。
　　俘虏说：“坦克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将军的特别命令解释说：‘我们前进得太远，应当等预备队靠近以后再继续前进。’”
　　这是他们向德军士兵解释前进受阻和转入防御的一种奇妙的办法。真是所谓打肿了脸充胖子……
　　“我们‘德意志’团在叶利尼亚地区进行防御，”俘虏接着说。“我团曾经被撤出进行休整，后来由于其他部队遭到损失和防御战斗失利便又被调到前进阵地。各团的损失都很大，以至步兵分队补充的尽是后勤人员。苏军炮兵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最大。俄国大炮打得很厉害，使德国士兵十分沮丧。”
　　米特曼从上级关于占领地区游击活动的通报中得知，森林里有不少苏联部队和平民，他们搞伏击，对德军猛烈开火，破坏其后方的交通线。在审讯结束时米特曼说，他们师的领导和各团团长，由于最近在叶利尼亚的失败和挫折，已被撤换……
　　最高统帅部催促我们加速进攻的准备。预备队方面军在8月中旬以部分兵力转入进攻，夺取了一些地区，重创了敌人。敌人被迫把两个打得七零八落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诡走，换上步兵兵团。
　　后来得知，“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曾因损失惨重请求希特勒准许放弃叶利尼亚突出部，但遭到拒绝，因为在希特勒当局看来，叶利尼亚地区是下一步向莫斯科进攻时实施突击的有利的桥头堡。
　　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对于我军正确认识敌人的防御战术很有教益。现已清楚，德国法西斯部队首先在居民点周围构筑防御，把居民点变成强有力的支撑点。支撑点体系主要设置在防御的前沿，但德军在纵深内的防御却不够完善。每个支撑点均可实施多方向的射击，因此适合于环形防御。这种支撑点体系能使单个目标的防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据德国人看来，因而也就能提高整个防御的稳定性。一个这样的支撑点失守，可以用附近目标和地段的火器顶替。
　　因此，我们在进攻支撑点时，必须可靠地保障自己的两翼，并压制其相邻支撑点的火器。否则，进攻的部队就有钻进火袋的危险。
　　我记得，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军一个步兵团(可惜番号忘了)在进攻叶利尼亚接近地的一个地区时，占领了敌支撑点维德里诺村。由于友邻部队前进迟缓，该团两翼村子附近地区的敌人没有肃清。这种情况迅速影响到团的态势。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该村集中附近各支撑点的所有迫击炮火力。结果进攻受阻。
　　但是，团长没有惊慌失措。他与支援炮兵联系，交给他们一项任务——压制阻碍部队前进的敌支撑点。只是在这项任务完成之后，该团才得以继续进攻。
　　我们还发现了敌人的弱点。我军的反冲击，暴露了法西斯德军步兵的动摇性。德军士兵在我军炮火的重创下，往往不进行瞄准射击。他们在慌乱之中钻进掩体，从那里漫无目标地射击，力图以此震憾进攻者。他们给进攻者造成的损失当然不大。我军战士很快就不再理睬这种人为的喧闹，顺利地消灭敌人。
　　我指示方面军司令部总结8月份叶利尼亚附近战斗的经验，并迅速向各级指挥员传达。我们要求部队和兵团指挥员深入研究德军的防御兵力和防御配系，要求他们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进行侦察，要查明敌支撑点的火器和工程构筑的性质。
　　由于采取了加强侦察的措施，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很快就掌握了有关敌人及其火力和工程配系的完整情报。
　　这些情报和许多俘虏的口供，使我们有可能周密地、详尽地制定炮兵射击计划和航空兵突击计划，给各部队和兵团规定了全歼敌人的具体任务。
　　精通炮兵业务的П·А·戈沃罗夫少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不仅仅精通炮兵业务，对战役战术问题也很熟悉。
　　虽然叶利尼亚地区的战事非常激烈，当前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也十分繁忙，我还是时常回想起7月29日在统帅部同斯大林的那次谈话。我们在总参谋部所作的战略预测对不对呢?
　　现在，关于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西南方向指挥部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基辅防御和将部队从合围威胁下撤往普肖尔河问题所持的立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我认为，应该在这里摘引一段1941年8月8日斯大林同西南方面军司令员М·П·基尔波诺斯的谈话。它证明，最高统帅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把苏军撤出基辅。

老八路

　　“斯大林：我们得到消息说，由于防守基辅的兵力不足，方面军决定轻易地放弃基辅。这个消息确实吗?
　　基尔波诺斯：你好，斯大林同志!你得的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无论如何不放弃基辅。敌军以3个步兵师的兵力向筑垒地域南面展开进攻，在空军支援下突破了筑垒地域，楔入纵深达4公里。敌人昨天一天伤亡达4，000人。我方昨天一天伤亡1，200人。战斗很激烈，个别的居民点已反复争夺了好几次。昨天和今天已派出两个空降旅，去加强筑垒地域部队。此外，今天还派出了30辆坦克，任务是消灭突入筑垒地域的敌军，并恢复原来态势。还给航空兵规定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斯大林：你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肯定能恢复筑垒地域南段的态势?
　　基尔波诺斯：我想，我所掌握的现有兵力兵器可以保证完成交给筑垒地域的任务。同时也要向你报告，我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没有预备队了。
　　斯大林：可以从其他方向抽调兵力加强基辅的防御嘛。我想，等穆济琴科突围以后，你在那个方向上的进攻，意义就不大了……那末，你在那个方向上也就能腾出一些部队。也许能够用腾出来的部队去加强基辅以北或基辅以西的地区……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强烈要求你采取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措施保卫基辅。两周以后情况将要好转，因为那时我们能派精锐兵力支援你，而在这两周之内你必须不惜一切守住基辅……
　　基尔波诺斯：斯大林同志，我和军事委员会将全力以赴，不让基辅落到敌人手里。我们将把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用来保卫基辅，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那很好。热烈地和你握手。祝你成功!我讲完了，
　　基尔波诺斯：我讲完了。再见，感谢你的祝愿。”
　　8月下半月，根据对整个战略形势和西部方向上敌人行动特点的反复分析，我再一次断定，我在7月29日向斯大林作的报告中关于希特勒统帅部最近可能采取的行动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我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有责任再次向最高统帅提出关于德军必然向中央方面军尔后向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的看法。
　　我们抓到的俘虏关于敌“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方向暂时转入防御的供词，更坚定了我的看法。敌人在这里放弃进攻，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我所知，这是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被迫在主要战略方向上转入防御。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我们以前所做的(读者已经知道的)预测是正确的。
　　因此，我于8月19日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敌人确信我军已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集结大批兵力，并把中央方面军和大基卢基集团部署在两翼，所以暂时放弃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转入对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积极防御，而把所有的快速突击力量和坦克部队用来对中央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作战。
　　敌人的企图可能是：粉碎中央方面军，进抵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地区，从后方实施突击以粉碎西南方面军。然后绕过布良斯克森林向莫斯科实施主要突击，并向顿巴斯突击……”
　　为了粉碎希特勒统帅部这个险恶的企图，我建议斯大林最好能尽快在格卢霍夫—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用以在敌人一旦想实现他的企图时，对敌人的翼侧实施突击。突击集团必须包括10个步兵师，3—4个骑兵师，不少于1，000辆坦克和400—500架飞机。这部分兵力可从远东方面军、莫斯科防区和防空区，以及内地军区抽调。
　　就在8月19日当天，我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复电：
　　“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方向挺进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德军的挺进……意味着从第聂伯河东岸对我基辅集团的迂回，和对我第3及第21集团军的包围。为了预防和制止这种复杂情况的发生，已组成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并正在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我们相信能够阻止德军的前进。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
　　遗憾的是，关于新方面军的战斗力和“其他措施”，电报中未作任何说明。
　　对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命运的担忧，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两天以后，我决定给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打个电话。想问明白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免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陷入困境。
　　沙波什尼科夫向我谈了这几个地段的情况，以及最高统帅部为了对付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右翼部队的机动所采取的措施。
　　他告诉我说，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把西南方面军右翼一部分军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我基辅集团仍留在原地防守基辅接近地，对基辅决定竭尽全力加以防守。
　　沙波什尼科夫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新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无力阻止敌中央集团可能发动的进攻。虽然叶廖缅科中将同斯大林谈话时保证过要粉碎中央方面军当面之敌，不让敌人到达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
　　对于匆忙建立起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具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是了解的。所以我感到很有必要通过载波电话再一次向最高统帅坚决要求尽快把西南方面军整个右翼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
　　我这一次的建议还是毫无作用。斯大林说，他刚刚又同Н·С·赫鲁晓夫和М·П·基尔波诺斯商量过，他们两人使他相信，无论如何不应放弃基辅。他本人也相信，布良斯克方面军即便不能粉碎敌人，无论如何也可以阻止敌人前进。
　　大家知道，由于没有认真分析形势而定下的这些决心，使西南方面军后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敌人没有被阻住。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上的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科诺托普地段出现了十分危险的突破口。不得不从西南方面军火速调来骑兵，而该方面军本身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我在这里摘引一段此后不久，即1941年9月10日6时45分，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的谈话：
　　接谈者：布琼尼。
　　谈话者：沙波什尼科夫。
　　沙波什尼科夫：你好，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最高统帅要我向你传达下述命令：火速派遣骑兵第2军到普季夫利地区，到那里归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指挥。它的任务是必须封闭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在科诺托普—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段的突破口。执行情况请上报。
　　布琼尼：你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骑兵第2军是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方向上的唯一力量。你知道，敌人正力图向我战役地区推进。而我在佩列沃洛奇纳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段60公里的地区内仅有一个步兵第273师。敌人正从北面包围西南方面军的右翼。如果把第2军派到那里，那为什么又要转隶给叶廖缅科呢?我认为第2军面临的将是同第21集团军一样的遭遇。
　　我请你注意叶廖缅科的行动。他本来应该把这股敌人消灭掉，可是实际上他却一事无成。如果你们准确地了解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处境，并且不顾哪一个方面军也没有预备队这一情况，仍然决定把第2军调归布良斯克方面军，那么，我也只好下达让该军行动的命令。
　　我想简略地报告一下形势。
　　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步兵第4师在切尔尼戈夫附近陷入合围。敌人在切尔尼戈夫以东以及奥库尼诺沃方向渡过了杰斯纳河。在克列缅丘格及其东南地区渡过了第聂伯河。西南方面军右翼的态势你已经知道了。基尔波诺斯一点预备队也没有。
　　南方方面军。我已经报告过，8月25日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的我岸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卡霍夫卡地区的局势仍然很糟：敌人至少投入了3个师，而我方没有绵亘的正面。
　　沙波什尼科夫：这些情况我都清楚，谢苗·米哈伊洛维奇。但是，为了使西南方面军能够继续战斗，必须封闭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科诺托普地段的突破口。骑兵第2军必须行动。最高统帅已经责成叶廖缅科负责这次战役。请你立即把第2军派到普季夫利去。
　　布琼尼：好吧：我已给南方方面军参谋长挂电话，马上就给他下达骑兵军行动的命令。清把我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布良斯克方面军行动的意见报告最高统帅。再见!
　　沙波什尼科夫：我一定报告。祝你一切顺利!
　　从那以后，多少岁月过去了，可是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认为，最高统帅当时要求西南方面军竭尽全力扼守第聂伯河以西和基辅以西的防御正面，是不正确的。至于它的后果，我上面已讲过了。
　　当然，在当时哪怕是想一想基辅可能丢失，也会深深地刺痛每个苏联人的心。但是在决定乌克兰首府的命运时，需要的是从军事政治的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战争毕竟是战争嘛，如果是出于必要，如果我重兵集团面临着被合围和覆灭的威胁，那么就应当尽快地把它从敌人的突击下撤出，以避免重大的失败和无谓的损失。

老八路

　　我一谈到叶利尼亚的战事，就不由得回想起我在那艰难岁月里的亲身感受。叶利尼亚战役，是我独立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对我在对德大规模战争中战役战略能力的第一次检验。每个人都会体会到，我是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如何慎重而又细致地着手组织和实施这次战役的。
　　我们很快就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训令。训令的第二点是：
　　“预备队方面军在以主力继续扼守奥斯塔什科夫—谢利扎罗沃—奥列尼诺—第聂伯河(维亚济马以西)—斯帕斯杰缅斯克—基洛夫一线的同时，应于8月30日以其左翼的第24和第43集团军转入进攻，任务是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夺取叶利尼亚，然后在波奇诺克和罗斯拉夫利方向上实施突击，于1941年9月8日前进至多尔吉尼维—希斯拉维奇—彼得罗维奇一线……”
　　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与我们向莫斯科上报的建议一致。由于敌人的阵地是一个面向我方的大突出部，我们就决定对敌突出部两边的根部，同时实施两个指向叶利尼亚以西的向心突击，拔掉这个钉子。另外我们获悉，由于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的主力已向南运动，敌防御纵深内没有大量的快速预备队。为了使德军统帅部无法在我决定性的方向上集中力量，我们决定以次要兵力在其他一些地段上对整个叶利尼亚突出部发起进攻。
　　8月30日拂晓，经过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预备队方面军转入坚决的进攻。К·И·拉库京少将率领的第24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该集团军的部队从东北方向对叶利尼亚发起进攻。第43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从东南方向进攻与第24集团军的部队会师。
　　正当叶利尼亚战役进行的时候，不出所料，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的主力果然掉头指向科诺托普。希特勒统帅部正在遂行合围并消灭我基辅集团的计划。因此，对希特勒统帅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守叶利尼亚附近的防御，不让我预备队方面军前出到“中央”集团军群防御的翼侧和后方。
　　整个战线的战斗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用组织得很好的密集炮火阻止我军前进。我们也使用了全部飞机、坦克、火炮和火箭炮。
　　我军使用了所有的战斗技术装备，并把火力与巧妙的机动结合起来。步兵、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密切协同，对敌实施猛烈的突击，打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敌坦克第10师、摩托化第17师和步兵第15师均被我军彻底粉碎。
　　希特勒统帅部对匆匆调到叶利尼亚的精锐的摩托化“帝国”党卫师(其编成内脊“德意志”“元首”“埃尔弗”三个精锐团)寄以很大的希望。在这个师的防御地段，我们拣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许多传单，传单吹嘘德国士兵的所谓勇敢精神，表示相信他们能稳操胜券。
　　希特勒的奢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在我军的毁灭性打击下，党卫师和防守突出部的其他部队同样一败涂地。
　　1941年9月1日，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
　　接谈者：朱可夫大将。
　　谈话者：波斯克列贝舍夫。
　　波斯克列贝舍夫：你好!我向你传达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你能否马上到莫斯科来?如果能来的话，请你把工作暂时交给拉库京或波格丹诺夫，然后动身。
　　朱可夫：刚刚接到在罗斯拉夫利地区作战的第211师的坏消息。该师后退了5—6公里，使步兵第149师陷入了不利的境地。由于情况复杂，我想在夜间去21l师地段收拾局面。所以我请求，如果可能的话把行期推迟，要是不行，我马上动身。
　　叶利尼亚一带的情况不错……我军现已推进到叶利尼亚至斯摩棱斯克的铁路。如果命令我走的话，我就把工作交给副手波格丹诺夫，让波格丹诺夫把罗斯拉夫利方向的军队交给索宾尼科夫指挥。我等候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你好，朱可夫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推迟来莫斯科的行期，到阵地上去。
　　朱可夫：你好，斯大林同志!我是作好准备在近两天内到统帅部呢，还是按我的计划行事?
　　斯大林：你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朱可夫：明白了。再见!
　　但是敌人不甘心投降，他们利用每一个高地，每一个有利的地形作垂死挣扎。敌军统帅部又投入了新锐的步兵第157、178、268和292师。但是这些增援部队也敌挡不住苏军的进攻锐气。我军不给敌人以固守的机会，从两翼包围敌人，切断敌人的退路。叶利尼亚突出部的咽喉被我军的铁钳越夹越紧，敌军在咽喉部的情况越来越糟。
　　在同希特勒匪军激烈的战斗中，苏军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作出了英勇战斗的榜样。И·Н·鲁西亚诺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100师表现英勇顽强和富有组织性。该师受领的任务是从北面实施突击，在6公里宽的地段突破防御，粉碎当面之敌，切断敌集团从叶利尼亚地区向西逃窜的退路。
　　我很了解鲁西亚诺夫将军。1933年我们曾在白俄罗斯的斯卢茨克卫戍区共过事，当时他指挥一个步兵团。这是个精明能干的指挥员，他的团总是名列前茅。
　　第100师于8月22—29日进行了进攻准备。侦察了预定作战地带的敌情和地形。8月23日，鲁西亚诺夫将军同各团长、营长和连长一起进行了现地勘察，明确了战斗任务，组织了步兵与炮兵的协同。进攻开始前和战斗中部队和分队的政治工作贯彻始终，保障了所担负战斗任务的完成。
　　我在进攻准备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到过这些部队，因此我完全相信胜利在握。
　　8月30日晨，第100师同第24集团军其他部队一起转入进攻。敌人拼命顽抗。步兵第85团打得很顺利，经过夜战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为了达到主要方向上的目的，师长于9月2日夜间把左邻的步兵第335团全部投入第85团的地带。
　　第100师于9月5日日终前克服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深深地楔入敌人的防御，并前出到敌军集团的后方路上，从而配合集团军其他兵团占领了城市。
　　为了表彰该第100师在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战斗中建立的战斗功勋和表现出的组织性和军事技能，步兵第100师改名为近卫步兵第1师。
　　在夺取叶利尼亚的战斗中作战英勇的，还有А·З·阿基缅科上校的步兵第127师，Н·А·加根少将的步兵第153师，П·Ф·莫斯克维京上校的步兵第161师。这些师也随之依次改名为近卫步兵第2、3和4师。
　　国防人民委员1941年9月18日在有关这次改名的第308号命令中说：
　　“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在捍卫苏维埃祖国，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多次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和富有组织性。在艰难的战斗条件下，这几个师不止一次地重创法西斯德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狼狈而逃。
　　我们的这些步兵师为什么能成功地打击敌人，并迫使嚣张一时的德军节节败退呢?其原因是：
　　第一，它们在进攻中不是盲目地莽撞地向前推进，而是在每次推进前都周密地侦察，认真地准备，摸清敌人的薄弱点，加强两翼侧的警戒。
　　第二，它们在突破敌人的正面后不是只照直前进，而是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和突破口的左右两侧突击，努力扩大突破口。
　　第三，它们在夺取敌人占领的地区后，立即巩固既得地区，在新的地点构筑工事，同时加强夜间警戒，并向前方派出有力的侦察，再次摸清退却之敌的情况。
　　第四，它们在占领防御阵地后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它们不是坐等敌人来突击和进逼，而是主动转入反冲击，以摸清敌人的薄弱点，改善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使各团在反冲击的过程中受到锻炼，做好进攻的准备。
　　第五，当敌人的进攻压力很大时。它们就有组织地以突击来回敬敌人的突击。
　　最后，这几个师的师长和政委都是勇敢、严格要求的首长，善于督促下级执行命令，并能大胆惩戒违抗命令和违反纪律的人。”
　　随着“第一批近卫军人”的诞生，红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苏联近卫军。这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近卫军。它继承了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传统。在苏联近卫军的旗帜下战斗的还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如西班牙人鲁宾，伊巴鲁里(多洛雷斯·伊巴鲁里之子)、捷克人奥塔卡尔·稚罗什，等等。
　　П·В·米罗诺夫上校的步兵第107师在叶利尼亚打得很英勇。早在和平时期，该师就曾因军政训练成绩卓著得过流动红旗。战士们在战场上没有辜负这一崇高的奖励。他们消灭了敌人步兵近5个团，包括“帝国”党卫师的“元首”团。
　　我曾从师长的观察所目睹了Н·М·涅克拉索夫中校指挥的该师步兵第586团的激烈战斗。
　　该团以迅速的突击占领了沃洛斯科沃村，但不料陷入包围。涅克拉索夫中校尽管受了震伤，仍继续指挥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在第107师其他部队以及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这个团不但突破了包围，而且击溃了当面敌军，夺占了火车站这个重要支撑点。该团Н·Д·科津(现为少将)指挥的营，打得特别机智。我后来在别尔哥罗德和柏林的战斗中，也曾看到过他的高度的战术素养和个人勇敢。
　　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敌军残部利用夜暗从尚未被堵死的咽喉部撤出了叶利尼亚地区，丢下大量尸体、伤员、打坏的坦克和重武器。敌人在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中共计损失了近5个师，死伤4.5—4.7万人。敌人为了守住叶利尼亚突出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军于9月6日晨进入叶利尼亚。躲避德军的居民很快就拥上了大街小巷。
　　我把叶利尼亚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扼要地报告了斯大林。我汇报了表现英勇的兵团、部队及其指挥员，汇报了德军的损失。据俘虏供称，有些部队已根本没有迫击炮和火炮了。后一阶段敌人把坦克和飞机编成独立群使用，而且只用来在最重要的地段抗击我军冲击。看来敌人把坦克和飞机调到其他方向上去了。
　　我们的炮兵，甚至新编师的炮兵部打得很好。火箭炮弹能轰平大片地区。我察看了射击地区，看到那里的防御工事被完全摧毁。敌人的主要防御枢纽——乌沙科沃遭到火箭炮的齐射后被完全摧毁，掩蔽部被炸毁和夷平。
　　我军追击敌人，于9月7日进抵斯特里亚纳河，渡过了该河并奉命协同П·П·索宾尼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军队集群继续发展进攻。
　　由于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的战役获胜，军队的士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各部队更有信心地抗击敌人的冲击，以火力杀伤敌人，并协同一致地转入反冲击。尽管我军未能合围和俘虏敌叶利尼亚集团(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力量，特别是坦克)，但是9月8日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在第24集团军左翼的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敌叶利尼亚突出部被铲除了。
　　当然并不是一切都顺利。我想谈一件令人懊丧的事情。第4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受领了在斯特里亚纳河西岸夺取登陆场的任务。该师渡河后没有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左翼，没有进行必要的侦察，就匆忙前进了。经验不足的年轻师长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战斗保障措施而铸成了大错。敌人立即利用这一错误。他们以坦克的反冲击打乱了该师的战斗队形。苏军士兵们顽强战斗，勇敢地击退了敌人的突击，使敌遭到很大损失。我军的反坦克炮兵和师属炮兵使敌人坦克部队遭到了尤其重大的损失。
　　现在很难评断究竟哪一方损失大。敌人的反冲击被击退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段上也被迫停止了进攻：这就是由于这个师的师长考虑不周而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和师长在观察所一直忙到9月9日傍晚，以纠正所犯的错误，
　　白天，忽然接到沙波什尼科夫的电报，最高统帅要我在当天20点以前赶到最高统帅部。
　　电报没有谈到更多的内容，召我回去的原因令人莫测。应当动身。但是形势却需要我留下，把集团军左翼整顿好。而且我还要对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一系列其他的战斗号令。再说，到莫斯科的路程也不近。算了算时间，我可能迟到。
　　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可是怎么办呢丫战场局势是不会迁就司令员的脾气的。需要的是正确地判定，哪个更重要——是把自己在战场上的任务彻底完成呢，还是不顾客观情况，在指定时间应召来到上级身边。
　　我认为，谁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不能担任司令员。我略微考虑了一下，给总参谋长发丁如下一份电报：“请报告最高统帅：由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一个小时，”
　　坦率地说，我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考虑，怎样向斯大林确切说明第24集团军左翼的情况，使他正确理解我迟到的原因。

老八路

　　我在黑暗中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剌眼的手电筒光束照到我的脸上，汽车停下了。我认出定来的军人是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我们互相问了好。
　　“最高统帅命令我接你并送你到他的宿舍。”
　　我下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
　　我没有向他打听情况，因为我知道反正也不会从他那儿得到我想知道的消息。
　　我上楼来到二层楼斯大林的宿舍寸，还没有想好怎样解释我迟到的原因。
　　我走进餐厅，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А·С·谢尔巴科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座。我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自己的表说：
　　“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又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
　　最高统帅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格勒形势图。人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我没有吃东西，也默默地坐着。斯大林终于离开地图，对我说：
　　“我们再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敌人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坏了大量食品储备。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很困难。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4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城市进攻。”
　　最高统帅说完，又转向地图。
　　一位国防委员会委员说：
　　“我们刚才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恐怕不能扭转那里的局势。”
　　斯大林不满意地看了说话人一眼，但仍然沉默着，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他突然问道：
　　“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但我没有马上回答。
　　“我认为，德国人目前肯定要大力补充自己的军队。据从‘中央’集团军群捉来的俘虏供称，敌人伤亡很大。有些部队，损失达50％。此外，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够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特勒当局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又问：
　　“那么，第24集团军打得怎么样?”
　　“打得很好，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特别是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
　　“而你，朱可夫同志，对这几个师的胜利和集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才能有什么看法呢?”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留神地听我讲了15分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说：
　　“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他突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斯大林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我还是回答说，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很好。”斯大林说。
　　“不过请你注意”，斯大林继续说。“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
　　说完，最高统帅默默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便条本，用奔放有力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折起便条，交给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亲手交给伏罗希洛夫同志。”
　　便条上写着：“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斯大林又补充说：
　　“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我明白，在这句话里包含着对我的旅途的担心。
　　临行前，我请求最高统帅允许我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
　　“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斯大林说。
　　稍稍停顿了一会以后，他又说：
　　“西南方向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改组那里的总指挥部。你认为应当派谁去那里?”
　　“铁木辛哥元帅最近一个时期在组织作战方面受到了很大锻炼，而且他对乌克兰又很熟悉，我建议派他去。”我回答道。
　　“看来你是对的。那末让谁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呢?”
　　“第19集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立即电话指示沙波什尼科夫召回铁木辛哥元帅，任命И·С·科涅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当我正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问道：
　　“关于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性，你有什么看法?”
　　于是，我又一次有机会提清最高统帅部重视乌克兰的危险局势。
　　“当前，除列宁格勒以外，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南方面军。”我说。“我认为，不久那里可能出现严重的形势。‘中央’集团军群进抵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区以后，可能击溃第21集团军而突进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相信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占领了桥头堡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同古德里安所部协同作战。西南方面军面临严重的威胁，我再次建议立刻把全部基辅集团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用以在科诺托普地区某处建立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摘下听筒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
　　“我们对基辅集团怎么办?”他问道。“朱可夫坚持建议要他们立即撤退?”
　　我没有听见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但斯大林最后说：
　　“铁木辛哥明天回来，你同他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晚上我们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商量一下。”
　　两天以后，9月11日，最高统帅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了这次谈话，内容如下：
　　接谈者：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
　　谈话人：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
　　斯大林：你们关于把军队撤到你们知道的那条河一线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
　　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目前情况下，你们建议我军撤退，将意味着我军被合围，因为敌人不但将从科诺托普方面，即从北面向你们进攻，而且将从南面，即从克列缅丘格方面，和从西面进攻。因为一俟我军撤离第聂伯河，敌军将立即占领第聂伯河东岸并开始进攻。如果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同克列缅丘格集团会合，你们就将被包围。
　　看来，你们关于立即撤退军队的建议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应预先在普肖尔河构筑防御地区；第二，协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实行猛烈进攻。我重复一遍，如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撤退军队的建议就是危险的，并可能招致惨败。出路何在呢?可能的出路是：
　　第一，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哪怕是从基辅筑垒地域和其他部队中抽调也行)，在叶廖缅科协同下，并集中十分之九的航空兵，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发动猛烈攻击。我们已向叶廖缅科下达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今天也已命令彼得罗夫航空兵群转场到哈尔科夫，并接受西南方面军的指挥。
　　第二，立即在普肖尔河或这一线的其他地点建立防御地区，面向北和面向西配置大量炮兵，拨出5—6个师防守这一地区。
　　第三，在组成了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之后，在普肖尔河建立了防御地区以后，一句话，即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再开始从基辅撤退。应仔细做好炸毁桥梁的准备。
　　第聂伯河上不得留下任何渡河器材，一律予以破坏。撤出基辅后应固守第聂伯河东岸，不许敌人突入东岸。
　　最后，应停止寻找退却地区，而要找出抵抗的办法，只能是抵抗的办法。
　　基尔波诺斯：我们在得到就军队东撤提出意见并指明撤退地区的建议以前，甚至没有撤退军队的想法，而只有一个要求，由于我们的正面已加宽到800余公里，请派预备队加强我方面军。
　　根据9月10日夜间收到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正从科斯坚科集团军抽出2个步兵师和炮兵，由铁路运往科诺托普方向，任务是同波德拉斯集团军和库兹涅佐夫集团军一起，歼灭在罗姆内方向突入的敌摩托机械化群。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再从基辅筑垒地域抽调部队，因为已经从那里抽调了两个半步兵师给切尔尼戈夫方向。从基辅筑垒地域只能抽调一部分炮兵。
　　最高统帅部刚才给我们的指示，我们立即执行。我的话完了。
　　斯大林：第一，关于从西南方面军撤退军队的建议是你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提出的。这里引一段布琼尼的报告：
　　“沙波什尼科夫指出，最高统帅部认为，目前东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还为时过早……如果最高统帅部不能在目前集中这样强大的军队集群，那么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就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
　　很明显，沙波什尼科夫反对撤退，而总司令赞成撤退，西南方面军也赞成立即撤退。
　　第二，关于组成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以及在那个地区准备肪线的措施，请经常向我们报告。
　　第三，未经最高统帅部许可，不得放弃基辅和炸桥。再见。”
　　……在我飞往列宁格勒之前告别时，最高统帅对我说：
　　“我们是信任你的。”
　　我去看望了华西列夫斯基，他这时已担任第一副总长。华西列夫斯基负责西南方向的问题。我问他对西南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他答道：
　　“我想，我们把军队撤过德涅伯河，为时已经太晚了……”
　　我来到沙波什尼科夫处，同他讲好用现有的电话线路和无线电保持个人联系。我问他对当前战局和近期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很乐意地同我交换了意见。
　　我至今还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沙波什尼科夫，就是他常向我提出很有见地的主意。
　　沙波什尼科夫对列宁格勒的形势持乐观态度。
　　这里我想打断一下叙述。战争最严重的头两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损失巨大。仅在战争第一天，各边境军区的空军就损失了约1，200架飞机。敌人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继续前进，突入我军的接合部，对我军集团翼侧实施突击，破坏通信枢纽和通信线路。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和平民丧失了生命……
　　与此同时，从一开始，一切就不是按照德军统帅部的计划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还需要研究，在似乎是对德国法西斯有利的总的胜利形势下，希特勒当局的企图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产的。所有这一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德国法西斯军队刚一踏上我国领土就遇到了什么呢?妨碍他们以惯常的速度前进的首先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主要是我军的集体英雄主义，是他们猛烈的抵抗和顽强不屈，是军队和人民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老八路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军队一旦丧失精良的武器，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简单地说，就会逃跑。谁也无法把武器装备本身的作用同军队士气的意义确切地区别开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赢得大规模会战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是这样的军队，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夺取胜利的意志，了解作战的目的。意志坚定，忠于指引他们战斗的旗帜。
　　在这方面听听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敌人说些什么，看来是适宜的。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战争初期的，而不是后几年的，后几年里它们的作者可能受到政治的、宣传的以及个人的利益的影响。同时还要指出，在进攻苏联以前几年里，法西斯报纸、广播和文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而然充满着胜利的调子。在这些资料中提到的军队在哪个战场作战或由谁指挥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正当我们遭到失败和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时候，在估计形势和战事发展，谈到士兵和军官的行为时表现出的总的倾向。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苏联人民懂得，他们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法西斯德国将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到东线，直到它们消耗殆尽。但是，读者将会看到，德国人在东线遭到初次战役战术失利后，他们那种胜利的调子是如何慢慢沉寂下去，而代之以惊异和失望的。
　　请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说的吧。
　　德军少将冯·希特拉尔在其《俄罗斯战争》(摘自《1939—1945年的世界大战》一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一文中写道：
　　“第6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在科韦利以南地区突破俄军的边防工事，以保证坦克第1集群能进抵宽战役地区……
　　‘中央’集团军群各部队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以后，便遇上了在既设阵地上进行防御的大量敌军。这些阵地有些地方并筑有混凝土发射点。敌人在扼守这些阵地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兵力，并对进攻的德军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突击。
　　经过持续数日的激烈战斗以后，我们才得以在利沃夫、俄罗斯拉瓦一线以西突破敌军坚固的防线，强渡斯特里河，迫使进行顽抗和不时转入反冲击的敌军东撤……
　　由于俄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在战斗的头几天内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的损失，就已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在波兰和在西线作战时的损失。现已十分明白，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士气，以及该国的地理条件，与德国人在过去的威震全球的‘闪击战’中所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再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上将的工作日记中摘引几段(见《作战日记》第3卷第l册，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1年版)：
　　“1941年6月26日(战争的第5天)
　　由6月25日晚总结报告和6月26日晨报告得知：
　　‘南方’集团军群正在缓慢地前进，遗撼的是损失较大。‘南方’集团军群当面之敌，指挥坚强有力。敌人不断地从纵深调遣新锐力量，前来阻止我坦克楔入。不仅在该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地段有敌预备队开来(这个以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其右翼也有敌预备队开来……
　　1941年6月29日(星期日，战争的第8天)
　　……前线消息证实，俄国人到处硬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步兵少将奥特报告自己对格罗德诺地区战斗的感想说，俄军的顽强抵抗迫使我们完全按照我军战斗条令的规则作战。而在波兰和在西线，我们却掌握着一定的自由，可以不拘泥于条令规定的原则。现在这就不许可了。
　　看来，敌空军对我军的影响很小……
　　晚间情况：……利沃夫地区的敌人一边顽强战斗，一边缓慢地向东退却。这里首次发现敌人大规模地破坏桥梁……
　　1941年7月4日(战争的第13天)
　　……在我各集团军前进过程中，敌人的所有抵抗企图，显然都要被迅速粉碎。那时，接踵而来的就是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将要看看，斯大林动员全国劳动者对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号召，是否能成功。这一点将决定我们用什么手段和力量去扫荡将要占领的广大的工业区……
　　1941年7月7日(战争的第16日)
　　‘南方’集团军群情况：第11集团军司令官的情绪已由乐观变成了失望。第1l军的进攻又受阻。其原因不明。第17集团军进展顺利，并已集中其先遣支队，准备在普罗斯库罗夫方向上实施突击。
　　1941年7月8日(战争的第17天)
　　‘中央’集团军群情况：坦克第2集群正在同向第聂伯方向不断实施反冲击的敌人进行战斗。敌人以其步兵和坦克在奥尔沙方向上对我坦克第2集群左翼实施了特别猛烈的反冲击。坦克第3集群前卫已在几个地方强渡了西德维纳河，并企图击退敌军北面的反冲击，以便在维捷布斯克方向上发展突破……
　　……敌人甚至在最重要的方向上也已无力构成绵密的正面。看来，红军统帅部现在将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将全部现有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实施反冲击，以便尽量疲惫德军，并尽可能在较西的地方阻止德军的进攻……
　　敌人组建新的兵团(尤其是大规模地组建)的计划，由于缺少军官、专业人员、火炮等，肯定是要失败的。
　　12点30分，元首听取汇报(在其大本营)。
　　首先是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前线的最近战况。然后由我报告敌情，并对我军态势作出战役判断……
　　最后讨论了所涉及的问题。
　　结论：
　　1．元首认为最合乎愿望的‘理想的决心是：
　　‘中央’集团军群应以两面钳击，合围并歼灭当面的敌军集团，从而粉碎敌人在其漫长的战线上的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当两个坦克集群到达在战略展开指令中规定的地区以后，可暂时留下霍特坦克集群(目的在于用它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或用以向东继续进攻，但将不是用来直接进攻莫斯科本身，而是用来包围它)。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到达指定地区后，应在第聂伯河以东向南或东南方向前进，以支援‘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
　　2．元首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以彻底摆脱这两城市居民的麻烦，否则我们以后将不得不在整个冬季负责喂养他们。
　　1941年7月11日(战争的第20天)
　　‘北方’集团军群情况：赫普诺尔坦克集群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并集中主力于右翼，继续准备向列宁格勒东南地区发展进攻。
　　……奥克斯涅尔上校报告他去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坦克集群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1．俄军航空兵对维捷布斯克西南西德维纳河上的渡口进行袭击；
　　2．敌军统帅部指挥坚决而巧妙。敌人打得非常激烈而疯狂；
　　3．我坦克兵团的人员和武器损失很大。部队很疲劳……
　　1941年7月…山在辽阔的苏德战场上，战斗的规模和紧张激烈程度与日俱增。”
　　哈尔德也不得不承认，苏军意外强大的抵抗已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不能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目的——以速决战在第聂伯河一线以西合围并歼灭红军主力，使之不能退向本国内地。
　　1941年7月26日，哈尔德写道：“向元首报告各集团军群的作战企图。从18点至20点15分，就丧失包围敌人的战机的问题辩论很久，争论得很激烈。”
　　7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在日记中写到，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就东线下一步的作战定下了新的决心，即：“……应在战场中部转入防御……”
　　这样，由于受到红军顽强抵抗的影响，许多德国法西斯的军事领导人甚至高级领导人，露出了信心不足的征候和明显的不安。
　　在战争的第29天，哈尔德写道：“我各独立行动的快速兵团进行的战斗十分激烈……加之，部队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进行长途行军和顽强的流血战斗，感到极度疲劳——所有这一切，使我各级指挥官的士气变得比较低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情绪十分低沉的陆军总司令的身上。”
　　直到7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还在1941年7月18日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
　　“‘南方’集团军群进行的战役，越来越不象原来的样子了。科罗斯坚正面地段仍需以大量兵力加以扼守。敌人大批新锐兵力自北面开到基辅地区，迫使我们把几个步兵师调到那里，以改善摩托化第3军各坦克兵团的态势，然后替换它们。结果，‘南方，集团军群的北段被牵制的兵力比我们希望的要多得多。”
　　哈尔德对于“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果更为不满。
　　他在7月22日写道：“统帅部又在为‘北方’集团军群担忧。它已经再没有突击力量了，并且老犯错误。确实，‘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与东线其他地段相比，并不是一切都搞得很好的。”
　　德军高级将领在关于尔后的各次战役的目的和主要突击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给部队下达的任务上，也可看出前后矛盾。例如7月26日，希特勒要求“以新建的冯·克卢格集群实施进攻，消灭敌戈梅利集团。”7月30日约德尔却通知哈尔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决定：“战线南段暂不进攻戈梅利。”
　　敌人战略领导上的这种朝令夕改，是红军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