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我曾想过很久，怎样更好地结束这本书，最后应该写些什么话……
　　应当承认，对于我——一个军人——来说伏案写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回忆与思考》的结尾是对我整个一生的总结。在我的一生中，象所有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欢乐、忧伤和不幸。我这样年纪的人回首往事时，不免要区分哪些是主要的，而哪些是不值得注意的。对我来说，为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是主要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为尽自己的天职贡献了一切。撰写这本书可能是我认为应该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了。
　　祖国的欢乐也就是我最大的欢乐。祖国的危险、损失和忧伤总是比我个人的危险、损失和忧伤更揪我的心。我抱着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度过了一生，这一点对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主要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距战争年代越来越远了。一代新人已成长起来。对新一代来说，战争已成为我们的回忆录了。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参加者越来越少了。但我坚信：我们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伟大业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磨灭的。这是一个异常艰巨，但又非常光荣的时期。经受过一次重大考验并取得了胜利的人，他一生将从这一胜利中汲取力量。
　　这对全体人民来说也是正确的。我们在战争中取得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用庄重的语言来说，是苏联人民生活中光辉灿烂的时刻。在那些年月，我们受到了巨大的锻炼，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回首往事，我们将永远缅怀那些为战胜祖国的敌人而献身的人们。
　　伟大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侵略势力——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次最大的军事冲突。这是反对凶恶的阶级敌人的一次全民大会战，这个阶级敌人侵犯了苏联人所最珍贵的东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苏维埃政权。
　　共产党把我们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发动起来，同法西斯侵略者作坚决的武装搏斗。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最后，我都在最高统帅部工作，我亲眼见到，党中央和苏联政府曾进行多么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动员人民、武装力量和国民经济去粉碎法西斯德国军队。
　　坦率地说，倘若我们没有象列宁的党那样的一个富有经验的、有威望的党，没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我们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正是这一制度的强大物质和精神力量，使我们得以在短期内改组国家的整个生活，并创造了粉碎德国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条件。
　　敌人妄想挑起民族内乱，瓦解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敌人失败了。苏联各族人民在前线英勇奋战，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战胜凶恶的敌人而忘我地劳动，他们表现得空前的坚强和勇敢。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胜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强大生命力和牢不可破。
　　由于苏联生活方式的影口向，由于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工作，在我国造就了在思想上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并深切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命运所担负的责任的人。
　　苏联人不管在前线、在后方、在敌后、在法西斯集中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竭尽全部力量，以加速胜利时刻的到来。任何人都不能缩小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建树的战功和劳动功勋的意义。
　　我把我这本书献给苏联士兵。是他们用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鲜血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苏联士兵敢于正视死亡的危险，表现了英勇和大无畏精神。战时，他们为祖国建树的战功是无比伟大的，战后他们建树的劳动功勋也是无比伟大的。战争一结束，我们几百万士兵就出现在新的战线——劳动战线上了。他们不得不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废墟上建立起城市和村庄。
　　苏联人并未忘记反希特勒同盟的其他参加国为战胜共同敌人而作出的贡献。我国的军队和人民把各国抵抗战士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精神时刻铭记在心，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承受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打击。苏联顶住了这个打击，尔后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这个胜利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千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取得的，所以，苏联人牢记上次战争的牺牲者并且特别懂得和平的价值。
　　我们反对敌人关于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论调，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给我们星球带来惨重的后果。我们着眼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深刻认识到，正是在最普遍的和平条件下，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之奠定基础的那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政策的优越性才能实现。
　　我希望，年轻人特别注意地读一读这本书。我们老一辈人都很了解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经受住了强大力量的攻击。而年轻人则还应该去了解这一点。
　　我想再次告诉青年读者：如果我们不加紧努力捍卫和平，随时准备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理想，那我们就是头脑简单的人。常言道：火药应该经常保持干燥。现在，人民寄予希望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在以往战争中尽力贡献了一切的人，而是年轻的新一代。我要对你们说，年轻人，要始终保持警惕!在以往战争中，延误一天我们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一旦发生危机，时间可能将以秒来计算。
　　我希望看到你们——祖国的保卫者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成为学识渊博、坚忍不拔的人。现在，军队是用极复杂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学习技术比我们年轻时代要难得多。那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各个时期对军人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最新技术要由受过全面训练的、知识渊博的人来掌握。努力学习吧!
　　我还号召我们的青年要珍惜同伟大卫国战争有关的一切。研究战争经验、收集文件资料、建造博物馆和建立纪念碑，不忘纪念日和光荣名字，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以前的老战士就生活在你们中间，对他们要精心爱护。
　　我多次看到，士兵们是如何勇往直前地冲击的。在弹雨纷飞的情况下冲击是很不易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刚刚尝到生活的滋味，19、20岁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一切都寄希望于未来。然而，在他们前头往往只是喷射着机枪火焰的德军掩蔽部。
　　当然，他们也体验到战斗胜利的喜悦，懂得战斗的友谊和战场上的互相救援，享受到完成保卫祖国神圣使命的自豪感。
　　苏联士兵那时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今天旧伤口还在隐隐作痛，身体欠佳。昔日的战士不会向你们抱怨，他们没有养成那种性格。但你们自己要注意。你们要关心和尊重他们，不要伤他们的自尊心。这就是对他们在1941年到1945年所贡献的一切给予的极微薄的报答。
　　写了这些以后，我曾想过，在结束语中写这些是否太琐碎了?现在，我打消了这种念头。这并不琐碎!在战争中有严格的规定：不管怎样困难，一定要把伤员从炮火下抢救出来。这不仅体现了对抢救一个人生命的关心，同时是使投入战斗的人们怀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同志们不会丢下自己不管的。缅怀烈士、优待残废军人，这是对战时那种高尚品德的发扬光大。
　　我觉得，我的结束语变成同青年们的谈话。就让它这样吧。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人来继承。他们能从我们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制胜的科学不是一般的科学。凡是努力学习、充满胜利信心、艰苦奋斗、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人，终将取得胜利。我根据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许多经验教训，深信这一点。
　　我从叙述我的童年开始写这本书。现在，进行总结时又想起了童年时代。如果不进行十月革命，生活将会是怎样的?
　　革命使我有可能过完全另一种生活，即一种光明灿烂、引人入胜、充满强烈感受和重大事件的生活。我经常感到，人民需要我，而我永远有负于人民。如果考虑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我的命运只是苏联人民共同命运的一个小小实例。
　　回忆一生中的各个关键时刻时，我认为我们开始起步的那个时刻是主要的。这就是革命!革命使每个人有可能施展力量、探索并认识到自己是人民创造力的一部分。当需要我们去保卫成果时，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当一国人民中的工人、农民……都了解到、感觉到和认识到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是在捍卫一种事业，这一事业的胜利将保证他们及其子女享受一切文化福利以及人类劳动的一切创造物时，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永远不会被战胜的。”
　　这些话是列宁说的。我找不出比这更美好的话来作为本书的结尾了。

　　苏联人民没有忘记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进步知识界的革命功绩，没有忘记德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他于战争行将结束时牺牲在法西斯刑讯室里)的伟大功绩。我们的党和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德国人民以兄弟的援助。
　　德军撤退时，在各个城镇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受伤的士兵和军官。仅仅在柏林及其郊区，就有20余万德国伤兵。苏联医务工作者、苏军统帅部对这些伤兵——我们从前的敌人，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象对待苏军战士一样地为他们组织治疗。
　　有一次，我和一些军官路过菩提树下街时；柏林卫戍司令部的一位陪同军官，指给我们看一幢住着德国伤兵的比较完整的房屋。我们决定进去瞧瞧。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伤兵多数是15到17岁的少年，差不多还是孩子。原来这是些于4月初在柏林建立起来的民众突击队的队员。我问他们，当德国已处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是什么促使他们去参加民众突击队的。
　　这些孩子低垂着眼，一吭也不吭。有一个说：
　　“我们除了拿起武器参加对柏林的防御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谁不愿参加，就被送往秘密警察局，那就回不来了……”
　　我们从进一步交谈中还了解到，这里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人1941年11月曾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这时，一个伤兵说：
　　“别再提德军部队经受的这场悲剧了。我们团原来1，500人，只剩下不到120人。剩下的这点人也调到了后方。”
　　“你们团是在哪里作战的呢?”我问道。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尸伤兵回答说。
　　“那说起来我们还是老相识呢!”我说。
　　那个伤兵又问道：
　　“可否请问一下，将军先生，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段上作战?”
　　我告诉他说，我当时是在莫斯科附近指挥西方面军部队。
　　我们又问这些伤兵，他们的饭食如何?俄国大夫治疗得如何?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夸奖起伙食和苏联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关怀。这时一位苏联医生说：
　　“德国人过去弄死我们的伤员，而我们现在却通夜不眠地恢复你们的健康。”
　　“这不是普通德国人干的
　　。”一个年老的伤兵回答说，“是德国法西斯分子干的。”
　　“你们当中有法西斯分子吗?”我问道。
　　没有人作声……我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人作声。这时，一个年约50岁的士兵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士兵的床边，推了推他的背，说道：
　　“你转过身来!”
　　那个人不大情愿地把身子转了过来。
　　“你站起来报告，说你是法西斯分子!”
　　当我们离开医院时，这些伤兵都要求让苏联医生和护士继续照管他们。
　　在战后的最初时期里，我们经常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及他们最亲近的战友们见面。他们曾怀着沉痛的心情，谈到共产党、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和进步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德国劳动人民所处的严重情况，使他们深感不安。
　　苏联政府应德国共产党的请求，对柏林市民规定了有所增加的粮食定量。
　　这就是苏联人战败法西斯后在德国的态度。
　　而希特勒当日是怎样对待苏联人民的呢?
　　希特勒在准备占领莫斯科时，曾下达过一个指令，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这个指令。
　　“对城市应严密包围，以使任何一个俄国士兵或市民，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婴儿，都不得离开。对企图离开的任何人均以武力镇压之。要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利用大型工程设备使莫斯科及其郊区淹没在水中。
　　莫斯科现在所处之地应成为海洋，使俄国人民的首都永离文明之世界。”
　　希特勒匪徒为列宁格勒也安排了同样可怕的命运。
　　“对其他城市，”希特勒说，“应奉行这样的方针：在占领之前，应以炮火和空袭使其变成废墟。”(《纽伦堡审讯材料》，第1卷，1957年，俄文版，第495页。)
　　如此野蛮的行为，是正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坦率地说，在战争期间，我曾决心对法西斯党徒的暴行作彻底的报复。然而当我军打败敌人而进入德境后，我们约制住了自己的愤怒。我们的思想信仰和国际主义感情不容许我们进行盲目的报复。
　　1946年3月底，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后我再次回到柏林。当时，有人转告我，И·В·斯大林要我回电话。
　　“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克莱将军接替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你是否也应该回莫斯科，”斯大林问。
　　“我同意回去，说到我的接替人，我建议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担任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和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他最了解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并熟悉部队情况。”
　　“好吧，我们考虑考虑，你等待指示吧。”
　　2至3天后的一个夜里，И·В·斯大林打来电话：当他明白铃声已使我清醒过来时，说道：
　　“政治局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你。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结束后即回莫斯科。索科洛夫斯基的任命过几天到达。”
　　“还有一个问题，”斯大林继续说，“我们决定撤销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而设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由布尔加宁担任。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将担任海军总司令。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
　　“我可以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最适宜的任何岗位上工作。”
　　“按照我的意见，你应当负责陆军的工作。我们认为，陆军应有一个总司令。你不反对吧?”
　　“同意，”我回答说。
　　“很好，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一同回莫斯科，在各自的职务上和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的权限内工作一段时间。”
　　1946年4月，我回到苏联。
　　195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观了民主德国的许多城市、机关和企业，了解了德国人民的巨大成就后，我确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党战后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它对德国劳动人民，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能力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1955年，当美、英、法、苏四国政府首脑举行日内瓦会议时，我又一次见到了艾森豪威尔。他当时是美国总统。我们多次同他会晤并进行了交谈。我们不仅谈到了以往的战争年代和两国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时的合作，还谈到了有关我们两国共处和巩固世界和平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现在已完全不象他1945年所说的那样，他顽强地表达并坚持了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作为重要人物和统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胜利地指挥过的盟国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本来是能够为缓和战后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停止对越南的侵略，作出许多贡献的。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甚至还是侵略越南的支持者。
　　进步的人们在战后都希望，世界各主要国家将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德国将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改造，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能根除。然而这一切只在德国东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了实现。
　　当苏联武装力量将东欧各国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把国家权力坚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民主基础上改建自己的生活。东欧民主国家显然把苏联不仅看作是使自己得以摆脱法西斯主义的解放者，而且看作是将来能制止侵略势力对其命运的任何侵犯的可靠保障。
　　战后的局势，是对西方国家当权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严重考验，是对他们的政治远见的考验。问题在于：他们将把自己的国家引入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轨道呢，还是引进同其他国家相敌对的境地。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训，坚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并竭尽全力以巩固和平与合作。
　　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后，В·М·莫洛托夫很快给柏林打电话找我。
　　“收到美国政府请你访问美国的邀请。斯大林同志认为这种访问是有意义的。你的意见如何?”
　　“我同意。”
　　在一次管制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走到我跟前说：
　　“元帅先生，您将访问美国，我非常高兴。遗憾的是，情况不允许我现在同您一起飞往华盛顿。如果您不反对，将由我的儿子约翰·克莱将军和美军统帅部的其他官员陪同您前往。”
　　我表示同意。
　　“鉴于你们的飞行员不熟悉穿越大洋和美国的飞行条件，”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请您乘坐我的‘堡垒’式飞机。”
　　我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感谢，并将所有这些情况报告了И·В·斯大林。
　　И·В·斯大林说：
　　“好吧，你准备吧。”
　　遗憾的是，起飞前我病倒了，不得不再次给И·В·斯大林通电话。
　　“在这种状况下不能起飞。与美国大使史密斯联系，告诉他因身体状况不能飞行。”
　　返回柏林后，我又重新埋头于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在解决与苏占区内民主改造有关的各种问题时，驻德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的政治顾问、现在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В·С·谢苗诺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管制委员会内，我们曾为实现关系到整个德国的各项波茨坦协议而一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齐心协力的，卓有成效的。
　　苏联的军官和将军们，以及苏联政府派到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领导下的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中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关系到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而且关系到如何组织德国东部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和国家生活。
　　从1945年6月10日颁布第2号命令(该命令我前面已提到过)起，我们就开始了团结和活跃苏军占领区德国人民进步力量的工作。由于这个命令的意义重大，请允许我简要地叙述一下其内容：
　　“今年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保卫柏林的希特勒军队投降了。几天后，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6月5日，以苏联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击败德国和上述四国政府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自苏军攻占柏林起，在德国苏军占领区内就规定了严格的秩序，组织了地方自治机构，为德国居民自由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有鉴于此，我们命令：
　　1．允许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在德国苏军占领区内从事教育和进行活动。这些政党的宗旨应当是，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巩固德国的民主主义原则和公民自由，在这方面激发广大居民的创造精神和自主精神。
　　2．给予德国苏军占领区的劳动居民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力，以便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给予工会组织和联合会与企业主缔结集体条约的权力，以及组织保险银行和其他互助机关、文化启蒙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权力……
　　3．本着上述精神，废除与反法西斯政党和自由工会的活动有关的，旨在反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力和德国人民利益的，法西斯的一切法律、决议、命令、号令、指令等等。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参谋长 上将 В·库拉索夫
　　1945年6月10日于柏林”
　　我已经说过，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建立德国的和平生活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德国东部的工人和进步人士迅速团结在共产党组织的周围。
　　苏联政府遵循人道主义的宗旨，在德国人民感到困难的这一时期，对德国居民，首先是对处境极为困苦的柏林市民，表现了巨大的关怀。
　　当苏军攻占柏林时，市民还不到一百万，一周后增加到二百多万，而到五月下半月更增到近三百万。由于德国其他地域的居民不断涌入柏林，市内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德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消除柏林市内的战争后果，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日夜坚守在自己负责的地段上，极其认真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由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一些协助小组，给了苏联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不少帮助。它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维持社会秩序、给居民分发购粮卡片、监督发放的粮食，以及警卫工厂、城市重要目标和物资等等。
　　6月11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的告德国人民书。这个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阐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的纲领。
　　德国人民获得了在民主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权力。
　　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柏林及整个苏军占领区的民主自治机构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苏军领导人的参加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实行了民主土地改革，给近100万德国劳动群众分配了土地；消除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解散了企业家联盟；把前纳粹分子从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在工厂中规定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实施了劳动群众统一的休假制度。
　　我清楚地记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分关心这些最重要的工作，并具体了解德国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И·В·斯大林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和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对于这一工作的各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在美、英、法三国军队和行政机构人员到达柏林西部之前，城市居民的生活已基本正常化，并具备了进一步改善的各种条件。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于1945年7月27日发布的第17号命令，也足以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助于苏军占领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从这个命令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后头几个月，就很重视国民经济、文化和卫生保健主要管理机构的工作。
　　命令中写道：“……到1945年8月10日，在苏军占领区内必须成立以下德国中央机构：
　　运输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管理铁路和水路运输。
　　邮政管理局，负责领导各邮局、电话局和电报局的工作。
　　燃料工业管理局，负责领导煤炭工业的各企业、煤矿井、露天开采场、煤厂、生产液体燃烧和煤气的工厂，并负责这些企业的产品的对内销售。
　　商业和供应管理局，负责领导贸易和采购商行、机关和企业的工作，负责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储存，负责计算日用品的需要量，保障居民有足够的日用品，保碍贸易的发展。
　　工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各工业企业的恢复、开工和经营。
　　农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农业和林业，以及农产晶加工企业。
　　财政管理局，负责领导各财政、信贷机关的活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调整劳动工资，分配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领导工会和社会保障部门。
　　保健管理局，负责领导保健机构、医疗部门和医学院校，以及医疗器械厂和制药厂。
　　人民教育管理局，负责领导学校、儿童保育院、幼儿园、学院，以及艺术、科学和文化部门。
　　司法管理局，负责领导各检察机关、法院和司法部门……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军事委员 中将 Ф·博科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参谋长 上将 В·库拉索夫”(В·乌利勃里赫特：《通往最新时代的历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90至392页。)
　　应当说，我们在苏军占领区实行的发扬民主风气、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持秩序的措施，被德国人民热烈地接受了。
　　后来，我们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为德国人民保护其所有的民族和国家珍品。例如，1945年10月30日，我们发布了第104号命令，命令中写道：
　　“……为了防止侵吞属于原希特勒国家、军事机关、被苏联军事当局取缔或解散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财产并利用这些财产营私舞弊，为了最合理地使用这些财产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我们命令：
　　1．冻结苏军占领区内的、下述范围内的财产：
　　1) 属于德国国家及其中央和地方机构的；
　　2) 属于纳粹党头面人物、领导成员和主要信徒的；
　　3) 属于德国军事机关和组织的；
　　4) 属于被苏联军事当局取缔或解散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
　　5) 属于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的国家和臣民(自然人和法人)的；
　　6) 属于苏联军事当局在副本中专门指出的或用其他途径指明的人物的。
　　2．苏军占领区内无人经管的财产收归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临时指挥部。
　　3．目前占有本命令1、2条列出的财产的德国机关、组织、商行、企业和个人，或拥有这些财产的资料的个人，必须在本命令公布后15天内向地方自治机构(市管理部门、区管理部门、县管理部门)递交有关这些财产的书面声明。
　　在声明中应具体写明：财产的特性、准确位置、所属关系和递交声明之日的状况……
　　地方自治机构根据收到的声明和财产统计资料拟制应冻结或临时接管的财产的总清单，并于1945年11月20日之前将这个清单送交相应的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
　　7．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经济管理局局长沙巴林少将应在1945年12月25日之前，提出今后使用已宣布冻结的或临时接管的财产的方法的建议。
　　8．拥有本命令1、2条提到的财产的所有机关、组织、商行、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财产的经济作用对其完好程度和使用效果负责。未经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同意的财产方面的任何交易均无效……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军事委员 中将 Ф·博科夫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副参谋长 中将 М·德拉特文”(В·乌利勃里赫特：《通往最新时代的历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90至392页。)

　　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同我谈起过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一事。我建议邀请他于8月12日苏联体育节时访问莫斯科。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斯大林命令向华盛顿发出正式邀请。邀请电文中说，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将不以国家政治活动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军事活动家的身分被邀请访问苏联。
　　既然他是我的正式客人，我就不得不同他一起前往莫斯科，并陪同他访问列宁格勒和一起返回柏林。
　　随艾森豪威尔一同访问的，有他的副手克莱将军，以及戴维斯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中尉和德莱中士。在访问过程中，我们曾交谈过许多问题。据我的感觉，当时艾森豪威尔的言谈是坦率的。
　　我很想了解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实际活动。
　　“1941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叙述说，“当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而日本又在太平洋地区显露出侵略意图时，美国的武装力量扩大到了150万人。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军事进攻，使我国军事当局和政界的大多数人感到意外。
　　我们注视着苏联同德国的战争，难于断定，俄国到底能坚持多久，它能否抵抗得住德军的进攻。当时美国实业界和英国人都为印度的资源、近东的石油，为波斯湾和整个中、近东而十分担心。”
　　从艾森豪威尔上面这一段话可以看出，1942年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它的军事经济地位，而不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理论上说，美英两国从1941年底就着手制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然而直到1944年以前他们并未下定实际的决心。
　　“我们拒绝英国人从地中海进攻德国的要求，”艾森豪威尔说，“纯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其他什么原因。”
　　显然，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特别是在法国沿岸地区的抵抗，使同盟国十分害怕；而大肆吹嘘的所谓“大西洋壁垒”更使他们感到极为担心。
　　1942年4月美国就同英国最后商定了从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的计划，然而在这以后，丘吉尔仍竭力企图说服罗斯福同意从地中海进攻德国。据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们在1942—1943年似乎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他们当时对这样大规模的战略性联合战役尚未作好准备。自然，这远不是真实情况。他们是能够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但是有意识地拖延，以等待德国武装力量遭到更大的失败和苏联武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1944年6月经由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之役，开始是比较容易的，后来在沿岸地带也没有遇到德国特别的抵抗。这对我们来说，”艾森豪威尔说道，“简直出乎意外。德国人在该处，并不象他们向全世界所吹嘘的那样，有什么严密的防御。”
　　“那么‘大西洋壁垒’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任何‘壁垒’根本不存在。只是些一般的堑壕，而且不是绵亘的堑壕。这个‘壁垒’沿线只有不到3，0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每公里平均1门多一点。配备有火炮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极少，并未构成对我军的障碍。”
　　这里顺便提一下，原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也曾公开承认“大西洋壁垒”的脆弱性：1949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德国当时没有任何防御兵器，来对付在握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掩护下活动的同盟国登陆舰队。”(哈尔德：《领袖希特勒》，慕尼黑，1949年版，第58页。)
　　据艾森豪威尔说，诺曼底登陆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德军的抵抗，而在于经过英吉利海峡运送部队和供应。
　　坦白地说，当我1965年看完美国影片“漫长的一天”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这部影片是描写1944年6月盟军经由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这一历史事实的，而影片中的敌人却比实际情况强大得多得多。当然这部影片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但总得讲点分寸吧!
　　对规模十分巨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不需要加以虚假的粉饰，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战役的准备和实施是高明的。
　　盟国远征军主力在诺曼底登陆后，直到1944年7月，才遭到德军较大的抵抗，当时德军从法国北部沿海地区调集兵力来对付登陆部队。但德军很快就被占数倍优势的盟国陆、空军所压倒。象苏德战场上那种名副其实的进攻战役，即必须突破纵深梯次配置的肪御、同敌方战役预备队作斗争、抗击反突击，诺曼底的盟军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过的，因为其当面不存在德军的大量兵力。
　　美、英军队实施的各次进攻战役，除极个别的情况外，都是克眼敌人的机动防御。据艾森豪威尔说，盟军推进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构筑后方道路和克服不利地形方面的困难。
　　我很想了解1944年底德军在阿登的反攻和盟军在该地的防御措施。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同行者都不怎么愿意谈及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从他们简略的介绍中仍可看出，德军在阿登的突击，曾使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感到突然；美国人不能阻止敌人的突击。
　　盟军最高统帅部十分惧怕和担心敌人在阿登采取进一步行动。怀着同样恐惧心情的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西战场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盟军由于损失很大和失去主动权而处于困难的境地。
　　由于非常希望苏联方面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派特德空军上将亲自将此信送往莫斯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所期望的是，一旦苏联政府指示苏军迅速转入进攻，希特勒将被迫从西战场撤回突击部队，而将其投到东战场对付苏军。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苏联政府忠于自己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一周之后就在全线展开了规模极其巨大的进攻，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防御，迫使德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退到奥得河、尼斯河和俄斯特拉发并于春季放弃维也纳和奥地利东南部。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起这次进攻时说道：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我们大家心里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特别是当得知苏军的进攻发展十分顺利时，我们的心情更是这样。我们相信，德国人现在再也无法加强其西战场了。”
　　遗憾的是，战后，特别是当残留下来的希特勒将领们和以往战争中我们的盟军的某些著名军事活动家，开始以他们的军事回，忆录充斥书市以后，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这种客观的评论越来越少了，而对事实的歪曲和诽谤则越来越多了。过分活跃的人们甚至说什么，不是苏军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促成了美国人在阿登交战中的胜利，而似乎是美国人以此拯救了苏军。
　　我们还谈到了按租借法案供应物资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然而战后多年来，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却一直说什么，似乎同盟国提供的武器、物资和粮食对于苏联战胜敌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战争期间，苏联的确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对国民经济相当重要的机器、设备、物资燃料和粮食。例如美英两国提供了40多万辆汽车，还有大量的火车头、通信器材等。但是难道这一切能对战争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吗?我在前面已谈到过苏联工业在战争年代里所达到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它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一切需要。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再来重复。
　　关于武器方面，我还可指出，我们根据租借法案从美英两国得到了大约18，000架飞机、11，000多辆坦克这只相当于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用以装备军队的武器总数的百分之四。因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决定性作用。
　　至于英美政府提供的飞机，恕我直言，它们的战斗性能不高，特别是使用汽油的坦克，常常象火炬一样起火。
　　艾森豪威尔对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各次会战很感兴趣。他曾问我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在紧张的形势下，我感到体力上的负担有多大。
　　“莫斯科会战，”我回答说，“对于士兵和司令员来说，负担同样沉重。在11月16日至12月6日交战特别激烈的期间，我每昼夜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就连这点时间也是硬挤出来的。为了维持体力和工作能力，只有经常在寒冷的空气里作短时间的体育锻炼，喝浓咖啡，有时还滑雪20分钟。”
　　“莫斯科会战的危急阶段一过去，我一下就死死地睡了过去，以致许久都没法把我唤醒。当时斯大林曾两次打电话找我。他得到的答复是：‘朱可夫在睡觉，我们没法叫醒他。’最高统帅说：‘别叫他，让他自己醒吧!’在我熟睡的时间里，我西方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距离不少于10—15公里。我苏醒过来以后，感到十分愉快……”
　　艾森豪威尔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给他介绍了远东我军的全部行动计划。
　　斯大林曾就苏军和盟军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作战的问题，同艾森豪威尔谈了许多。斯大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正是目光极其短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纵容希特勒分子放肆进行军事侵略的结果。
　　“参战各国的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斯大林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类似的情况在将来不致再度发生。”
　　艾森豪威尔当时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丘吉尔快要离开波茨坦的时候，曾在他住的别墅里举行招待会。苏联方面应邀出席的有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和我。美国方面出席的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总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在场的英国人有亚历山大元帅、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等。
　　在波茨坦会议前，我跟丘吉尔只在莫斯科短短地见过一次面，没有谈过话。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对我非常注意，向我询问了一些交战的情况。
　　他还问到我对英军统帅部的评价，以及对同盟国远征军在西德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看法。我高度评价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的登陆战役，这使他感到高兴。
　　“但是我要使你感到不快，丘吉尔先生，”我接着说道。
　　“怎么呢?”丘吉尔警觉地问道。
　　“我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如果不是德军统帅部对情况判断错误的话，盟军登陆后的进展可能大大地减慢。”
　　丘吉尔对此未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看来，他不愿意深谈这个话题。
　　在招待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指出了苏联对击败法西斯德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建议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干第一杯酒。
　　斯大林则提议为丘吉尔干杯，说他在英国极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肩负起了同希特勒德国作斗争的领导责任，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重大任务。
　　十分出人意外，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我竟不自觉地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В·М·莫洛托夫那困惑莫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
　　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从7月28日起，新当选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里，代替丘吉尔担任了英国代表团团长。
　　与丘吉尔不同，艾德里表现得比较审慎，然而他奉行与丘吉尔同样的政治路线，对旧的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未作任何修改。
　　在会议过程中，斯大林还审查并决定了我向他报告的有关德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他批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组织捕鱼”决定。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应在1945年下半年捕获21，000吨鱼。
　　应当指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因为德国东部的牲畜总头数在苏军占领以前已大大减少，供给鱼类对德国居民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斯大林在动身返回莫斯科以前，曾详细了解了将军队撤回苏联的计划，以及从德国遣返苏联公民的进程。他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苏联人得以尽快返回祖国。
　　波茨坦会议一闭幕，斯大林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就对德管制委员会内如何贯彻会议决议的问题，给我们作了指示。
　　为了拟制出分配法西斯德国舰船的决议，设立了一个三国委员会。代表苏联参加的是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英国的全权代表是约翰·迈尔斯和巴勒海军上将，美国的全权代表是金海军上将。
　　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做了大量工作，以促使各盟国履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的条文。他曾以坚定的立场就此问题同蒙哥马利元帅、巴勒海军上将和艾森豪威尔作过多次谈话，后来还要求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讨论。问题终于获得解决，苏联总共得到656艘军舰和各类运输船只。其中大部分不需修理就可使用。
　　波茨坦会议虽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争论和分歧，然而总的说来，它体现了各大强国(这些强国的政策在战后影响极大)要求奠定合作基础的愿望。
　　这一切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会议闭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管制委员会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起了作用。在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代表竭力履行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的美国和英国同僚在会议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同样也遵守了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伦敦外长会议上的分歧，成了改变方向的重大推动力。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反苏演说，对此更起了特别的促进作用。管制委员会的美英两国负责人，象接到了统一的口令一样，在一切问题上都变得难以商量了，而且在一切原则问题上，他们都开始蛮横地阻挠波茨坦决议的贯彻。
　　从管制委员会成立起，在我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柯尼格之间，以及在我的副手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克莱、罗伯逊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相互关系，越来越暗淡。要寻找解决争执问题的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讨论下列主要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问题是：在英美占领区内消除德国军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潜力，解除德军部队的武装，在英美占领区内坚决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纳粹团体。显然，我们的西方军事同僚受领了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以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敌视苏联的政策为依据的。
　　经多次调查，我们查明，英国人不顾我们的抗议，在其占领区内仍继续保留着德军部队。于是，我不得不向管制委员会递交关于在英国占领区内存在前希特勒军队的有组织的部队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根据1945年6月5日签署的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以及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的决议：
　　——德国的或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军、空军、防空部队、海军、党卫军、冲锋队和秘密警察，以及其他一切武装力量或拥有武器的辅助组织，不管其位于何处，均应彻底解除武装……
　　——德国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冲锋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司令部和各种组织，连同总参谋部、军官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之一切组织，和其他一切军事、半军事团体，以及用以继续保持德国军事传统之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完全彻底废除，以永远禁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
　　然而根据苏军统帅部掌握的情报和外国报刊的材料，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仍然保存着德国武装力量，德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德国的缪列尔集团军群改名为诺尔德集团军群后，迄今仍然存在。该集团军群设有野战指挥部和司令部。司令部下设作战处、侦察处、军需处、军官团、汽车运输处和卫生部门。
　　诺尔德集团军群拥有陆军、空军和防空兵的兵团和部队。它编有什托克豪生和维特霍弗两个军群，每个军群的兵力均在10万人以上。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建立了5个军一级的德国军区，每个军区都有自己的指挥部和勤务部门。这几个军区的指挥部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除上述各德国军区外，还在下列城镇建立了25个区、县一级的德国军队的警备司令部。这些城镇是：平涅贝克，泽格贝克，吕贝克，劳恩堡，伊德尔津，黑格尔基亨，贝临什德特，伊策霍，石勒苏益格，埃肯弗尔德，胡祖姆，韦斯特兰，文堡，海本，马尔涅，维舍尔尤伦，汉施德茨，美尔多尔弗和阿耳贝尔斯多尔弗。
　　英占区的德国空军组成了空军第2军区。它编有防空兵团(高射炮兵第18师)、轰炸机中队、歼击机中队、强击机中队和近距离侦察机群。空军第2军区的司令部，类似战时空军集团军的司令部。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的德国武装力量，拥有5个团以上的通信兵部队，并拥有坦克部队和广泛的军事医院网。德国海军现在称为扫雷勤务部队，设有司令部，并编有护卫舰艇总队和区舰队。
　　除上述德国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外，在石勒苏英格—荷尔斯泰因省还有近百万处于非战俘状态的德国士兵和军官，正在从事战斗训练。
　　上面列举的一切陆、海、空军的部队、兵团和勤务部门，均按军队标准得到各类给养供应。其人员配带有识别符号和军事勋章，并享受薪金照付的休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德国陆、海、空三军的领导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和防空兵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这是不能以英军占领区的任何特殊情况作解释的。
　　在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
　　——德国诺尔德集团军群；
　　——什托克豪生军群；
　　——维特霍弗军群；
　　——空军第2军区；
　　——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的各军区指挥部；
　　——25个区县一级的军事警备司令部；
　　——通信兵部队；
　　——坦克分队；
　　这是同波茨坦会议决议和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相矛盾的。
　　苏军统帅部认为有必要要求管制委员会派遣专门小组前往英军占领区，以便就地了解解除德军武装和解散德军工作的实施情况。”
　　当在管制委员会讨论苏联的上述备忘录时，蒙哥马利在事实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在英军占领区内的确存在着似乎是在“等待解散”或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组织的德军部队。
　　他企图将这一切解释成是，在解散德国士兵肘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
　　我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还了解到，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
　　后来，在管制委员会1945年儿月份的会议上，蒙哥马利曾就此问题说道：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奉行的路线与我的美国同僚所奉行的路线有什么差别的话，我是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我们奉行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由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联军统帅部制定的。”
　　于是，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楚了。当丘吉尔代表英国承担义务立即并永远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并废除德国国防军的时候，他同时又给军队统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保留原希特勒军队的武器和部队，作为为长远的反苏目的而重建西德军队的基础。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艾森豪威尔本人原来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我不想隐瞒，当时这曾使我感到不快，并改变了我最初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要我采取另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中，为苏方所一贯遵循的这一协议宣布：(以下为摘录)
　　“一、政治原则
　　1．根据对德管制机构的协定，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指令，分别在其各自之占领区内行使；至于涉及全德国的问题，彼此以管制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共同处理；
　　2．对德国各地的居民，应尽可能同等对待；
　　3，管制委员会应遵循的占领德国的目的如下：
　　——解除德国全部武装，肃清德国军国主义，铲除或控制可用于军事生产的一切德国工业；
　　——消灭国家社会党及其分支和受其控制的组织，解散一切纳粹机构，确保这些组织和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禁止一切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
　　——准备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将来在国际生活中有可能参与和平合作；
　　——战争罪犯及参与策划或推行纳粹事业，致使结果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者，必须予以逮捕并交付审判。纳粹领袖、支持纳粹的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及组织的高级官员，以及危害盟国占领及占领宗旨的任何人，均应加以逮捕与拘禁；
　　——一切曾参与实际活动的纳粹党徒，及其他对盟国宗旨持敌对态度者，均应解除其公职及半公职，及在重要私人事业中的负责职位。这些人必须由在政治上与道德上确能促进德国真正民主制度发展的人士予以接替；
　　——对德国境内的教育应予监督，以彻底消除纳粹及军国主义理论，而利于民主思想顺利发展。
　　二、经济原则
　　为消灭德国军事潜力，武器、军事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型飞机及海船的生产均予禁止。金属、化学品、机器以及军事经济直接需要的其他物品，其生产应受严格管制，并以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需要量为限度……
　　德国经济应在实际可行的最短时期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经济力量因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办法而造成之过分集中现象。
　　在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为达到此一目的，应就下列各项确定共同政策：
　　1．采矿与加工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
　　2．农业、林业与渔业；
　　3．工资、物价与配给；
　　4．整个德国的进出口计划；
　　5．货币与银行、中央赋税与关税；
　　6．赔偿及消除军事工业潜力；
　　7．运输与交通。
　　实行上述政策时，应适当顾及各地不同情况。”
　　当看到几个大国在波茨坦一致通过的各项原则性决议，很快就被美英两国领导人轻易地一笔勾销的时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的。其结果是，军国主义又重新复活起来。事件的尔后过程是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3年所讲的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是很有意义的。当时他说：
　　“1918年停战以后，我们曾经认为并相信，德国军国主义精神从此得以根除。在这种‘虔诚的想法’的影响下，我们随后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从事裁军。而同时德国人却掀起了一阵极其凄惨的喊叫声，这使得其他各国人民不仅同意他们进行武装，而甚至为他们的武装提供了方便条件。往年那种虽善良但愚蠢的想法证明是行不通的。我希望今后我们不会再重复这种蠢事……这还不够，我应当更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作为合众国的总统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我准备在人类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避免重复这一悲剧性的错误。”
　　然而大家知道，Ф·罗斯福去世后，美国完全推行了另一种政策。
　　我已经说过，在波茨坦会议上，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在会上，丘吉尔的野心最为露骨。然而斯大林以十分平静的语调，很快就使他认识到，他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对的。至于杜鲁门，大概由于他当时尚无足够的外交经验，很少参加尖锐的政治争论，而把优先权让给了丘吉尔。
　　会上讨论得很激烈的一个问题，是美英两国代表团再次提出的把德国分裂成南德、北德和西德三个国家的问题。在克里木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时，就曾遭到苏联代表团的驳斥。在波茨坦，苏联代表团团长又一次拒绝了这一分裂德国的建议。
　　斯大林说：
　　“我们拒绝这一建议，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需要的不是分裂德国，而是使它成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由于苏联代表团的坚持，在同盟国波茨坦决议中，包括有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条款。可是后来在西方当局代表的反对下，这样的机构并未建立起来。如波茨坦决议所确定的、在爱好和平和民主基础上统一德国的目标，也未能实现。
　　关于恢复德国经济的问题，决定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和平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上。会议还确定了消除德国军事潜力的措施。
　　会上确定了赔偿的数量和接受赔偿的方法。当然，杜鲁门，特别是丘吉尔不愿意拆除德国西部的重工业企业作为赔偿。但是他们后来终于在附有各种保留条件的情况下，同意了以德国西部军事工厂的部分设备作赔偿。遗憾的是，这只是纸上通过的决议，正象波茨坦会议的其他许多决议一样，实际上各同盟国并未付诸实施。
　　会议还作出了把柯尼斯堡及其周围地域转让给苏联的决议。
　　为了进行缔结和平条件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外长会议，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组成。外长会议的任务，是拟制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草案，以及准备对德和约。
　　关于波兰及其西部边界的问题，讨论得相当激烈。虽然这些问题早在克里木会议上即已基本决定，丘吉尔仍然企图以各种显然不能成立的借口，拒绝苏联提出的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为西部边界并将斯维讷明德和斯德丁划归波兰的建议。为此，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代表团专门应邀来到波茨坦。经波兰代表团列举理由作了充分说明之后，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通过了如下决议：
　　“在和约最后划定边界之前，”该决议说，“将从斯维讷明德稍偏西的波罗的海海边，沿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直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一线以东的领土转归波兰。”
　　英国方面坚持要人民波兰政府负责偿还英国资助阿尔齐舍夫斯基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贷款。阿尔齐舍夫斯基是1939年从波兰逃往伦敦的。苏联和波兰的代表团坚决拒绝了大不列颠的这种无理要求。
　　同时，还就美英两国同驻在伦敦的前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
　　会议在研究并解决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其他问题后，于8月2日结束了工作。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极为令人信服，致使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当时被迫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就保障了波茨坦会议的胜利结束。
　　总之，这次高级会议的决议证明战后和平制度的民主原则的胜利。早在战争过程中就积极促成反法西斯同盟的苏联，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
　　据外国记者后来报道，在透露这一消息的瞬间，丘吉尔的两眼死盯着斯大林的面孔，观察着他的反映。然而斯大林并未显露丝毫异常的表情，而是装作未从杜鲁门的话语中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以致丘吉尔和英美的其他许多活动家后来都认为，斯大林大概的确没有懂得所透露给他的这一消息的意义。
　　实际上，当斯大林会后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В·М·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В·М·莫洛托夫听后说：
　　“他们是想抬高身价。”
　　斯大林发笑说：
　　“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
　　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
　　美国政府从实力地位出发，想利用原子武器来实现其帝国主义目的的这一意图，当时就暴露得十分明显。1945年8月6日和9日，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美国人毫无任何军事上的必要，就对日本人口稠密的和平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
　　同美军和英军总司令一样，我也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然而在波茨坦会议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曾多次出席。
　　应当说，斯大林对美英两国代表团在决定问题时的任何有损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德国人民的细微的意图，都是非常警惕的。不管是在会议过程中，或是在相互交往中，他同丘吉尔的分歧都特别尖锐。值得指出的是，丘吉尔对斯大林是相当崇敬的，据我的感觉，他不敢跟斯大林进行尖锐的争论。而斯大林在同丘吉尔争论时，总是有根有据而且道理十分充分。

　　不久，就有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负责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这儿，为未来的会议作准备。
　　我向他们说明，在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波茨坦地区。
　　波茨坦也受到严重破坏，在那里要安置各国代表团也很困难。完整保存下来的大型建筑物，只有位于新公园内的德国皇太子的宫殿。那里有足够的房舍供会议和人数众多的专家、顾问们工作时使用。
　　波茨坦近郊小镇巴贝尔斯贝格几乎未遭受到轰炸，最适于安置各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以及主要的顾问和专家。战前在巴贝尔斯贝格居住的，都是政府的高级官吏、将领及其他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小镇上布满了许多隐没在绿荫和花丛中的讲究的双层别墅。
　　莫斯科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在波茨坦地区举行会议的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意。
　　于是立即展开了对环境、建筑物和道路的整修工作。为此派出了大批的工程兵部队。它们几乎昼夜24小时不停地工作。到7月10日，一切都准备妥当，房舍的布置也接近完成。
　　对方面军后勤人员的积极努力应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们在短短的期限内完成了极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方面军营房管理处处长Г·Д·科索格利亚德上校最为辛苦。
　　在准备用于召开会议的宫殿建筑物内，对三十六个房间和一个有三个进出口的会议厅进行了大修。美国人给他们总统及其主要的助手们的住房选择了蓝色。英国人给丘吉尔选择了粉红色。苏联代表团的住房，则粉刷成白色。在新公园里，建造了大量花坛，栽种了近万株各色花草和好几百棵观赏树木。
　　苏联代表团的大批顾问和专家于7月13和14日到达。
　　他们当中有：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大将，海军人民委员H．Г．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C．Г．库切罗夫。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是А·Я·维辛斯基，А·А·葛罗米柯，С·И·卡夫塔拉泽，И·М·马伊斯基，Ф·Т·古谢夫，К·В·诺维科夫，С·К·查拉普金，С·П·科济列夫和Ф·Я·法拉列耶夫。同时到达的还有外交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
　　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应于7月16日乘专车到达。
　　斯大林在前一天就曾打电话给我说：
　　“你千万别搞什么仪仗队和乐队来欢迎。只要你自己和你认为必要的人到火车站来就行了。”
　　在列车到达前半小时左右，我们大家一同来到火车站。和我同去的有А·Я·维辛斯基，А·И·安东诺夫，Н·Г·库兹涅佐夫，К·Ф·捷列金，В·Д·索科洛夫斯基，М·С·马利宁及其他负责人。
　　我到车厢跟前迎接斯大林。他的情绪很好，迈步走近欢迎的人群，向他们招手致意。他观察了一下车站广场的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车，随后他又打开车门，邀请我同他坐在一起。路上，他曾关心地问我，对会议的开幕是否一切均已准备妥当。
　　斯大林巡视了一下他居住的别墅，并问这别墅从前是属于谁的。有人告诉他说，这原是鲁登道夫将军的。斯大林不喜欢有过多的摆设。他进房以后，就要求将不必要的家具撤去。随后他又问我住哪儿，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其他军人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附近，在巴贝尔斯贝格，”我回答说。
　　早餐后，我向他报告了有关驻德苏联占领军的一些主要问题，并介绍了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情况。跟过去一样，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在同英国方面协商问题时碰到了最大的困难。
　　以丘吉尔首相为团长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和以杜鲁门总统为团长的美国政府代表团，也于同一天到达。于是，各国的外交部长马上就进行会晤。丘吉尔首相和杜鲁门总统则前来拜访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又回访了他们。
　　波茨坦会议不仅是三大强国领导人之间的一次例行的会晤，而且是对最后导致法西斯德国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策所取得的胜利的盛大庆祝。
　　苏联代表团来到波茨坦时怀有如下的坚定信念：即在根据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全的利益解决战后各种问题方面达成相互协调一致的政策，并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创造条件。
　　在研究这样一些极重要的问题时，三强克里木会议通过的决议，对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是应有约束力的。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一次击破了反动势力的盘算，使德国民主化和肃清其军国主义计划(这是保持和平最主要的条件)得以进一步具体化。与此同时，跟以前几次会议相比，美英两国政府想利用德国的失败来加强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地位的企图，也表现得更为明显。
　　波茨坦会议于7月17日午后开幕。会议在宫殿内最大的一个房间内举行，在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十分光亮的圆桌。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在柏林找不到足够大的圆桌，于是不得不赶紧向莫斯科的“柳克斯”工厂订做，然后把它运到波茨坦。
　　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各国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第一副部长，以及军事、文职顾问和专家。在会议的间隙时间里，军事的和文职的专家和顾问们则单独开会，以就他们受命研究的问题进行商谈。
　　在会议工作过程中，各国的外交部长和外交工作人员担负着主要的重担。他们必须研究、分析和判断各方的全部文件，拟出自己的建议，并在预备性的会谈中坚持自己的建议，只是在这以后才拟制提供给各国政府首脑的文件。
　　军事顾问们讨论了有关分配德国海军战斗舰只和民用船队的大型船只的基本建议。以Н·Г·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为首的苏联海军将领，曾就此问题同英美两国的海军代表进行过初步会谈。
　　美国和英国方面千方百计地拖延这些会谈。以致斯大林在同杜鲁门和丘吉尔举行圆桌会议时，不得不提出一系列相当尖锐的意见，指出各国在战争中蒙受损失的程度不同，我国有要求得到相应赔偿的权利。
　　会议最初进行得十分紧张。苏联代表团不得不面对美英两国的统一阵线和它们预先协商一致的立场。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各国战后的体制问题，而主要的是在民主基础上改造德国的问题。关于德国问题，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就曾在欧洲协商委员会、国际赔偿委员会作过酝酿，并在克里木会议上作过详细的研究。
　　大家知道，关于德国问题的讨论，是从德黑兰会议开始的。根据各同盟国预先达成的要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各国政府首脑就肃清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彻底解除德国武装和解散其国防军，消灭纳粹党及其一切分支机构，逮捕主要战争罪犯并交由国际法庭审判，以及严惩一切战犯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波茨坦会议的决议规定，禁止德国政府拥有任何武装。
　　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就对德管制期间采取共同政策中的政治和经济原则达成了协议。会议结束后，我们得到了决议案的摘录，该决议案指出：
　　“德国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将予根除，各盟国一致同意将于目前和未来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保证德国永不再威胁其邻邦或世界和平。”

　　6月10日，按照原来的约定，我们乘飞机前往艾森豪威尔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司令部。在那儿，我们受到人数甚多的美军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军容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是驻在“I·G·颜料工业”化学康采恩的一片极庞大的建筑物内。当同盟国空军猛烈轰炸法兰克福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但这片建筑物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应当指出的是，“I·G·颜料工业”化学康采恩在德国其他地区的建筑物也同样未被触动，虽然它们都是极好的轰炸目标。显然，华盛顿和伦敦曾就这个问题给盟军统帅部下达过特别的指示。
　　位于西德的其他许多军事工厂也都保存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些大型军事工厂在财政上与美国和英国的垄断组织有联系。
　　我们是怀着在四国共同管制德国的工作中能建立起友好的相互关系和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希望，离开法兰克福的。
　　不久，美军和英军就撤出了它们违反协定所占领的地域。而美、英、法三国的占领军及参加管制委员会各行政机构的人员，随后也到达了柏林。
　　蒙哥马利元帅于6月下半月来访问我。在相互问候之后，他通知说，英国政府决定授予我和К·К·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以及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С·马利宁二位将军以大不列颠的勋章。
　　蒙哥马利请我确定授勋的日期以及举行授勋仪式的地点。我则请他自己决定。
　　蒙哥马利意味深长地说：
　　“苏军在勃兰登堡大门进行了最后的突击，并在那里的国会大厦顶上升起了红旗。我认为正应该在这个地方授予你们大不列颠的勋章，以表彰你们指挥的苏军部队的功绩。”
　　在预定的日子和时刻，К·К·罗科索夫斯基、В·Д·索科洛夫斯基、М·С·马利宁和我来到勃兰登堡大门，受到英国近卫部队仪仗队和一大群将领和军官的隆重欢迎。
　　授勋仪式是在国会大厦附近举行的。授给我的是一级“巴尼”勋章，授给К·К·罗科索夫斯基的是二级“巴尼”勋章，授给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М·С·马利宁的是“功勋”勋章。
　　晚上，蒙哥马利元帅在他本人的官邸里举行招待会，许多苏军将领和军官都出席了招待会。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授勋仪式，是因为当时有些报纸曾对这些事件作过不完全确切的报道。
　　初期，管制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在工作中未发生什么特别的磨擦。管制委员会的会议视需要召开，但每周不超过一次。不开会的时候，问题一般交由协调委员会和各管理机构进行初步讨论。
　　这里，有件很有趣的细节。在管制委员会工作过程中，会议参加者的膳食，系由各方按顺序轮流供应。美国人供应一个月，然后是英国人、法国人，最后轮到苏军。当轮到我们供应时，参加会议的人数往往增加一倍。这是由于俄罗斯人十分好客，俄国菜、当然还有俄国鱼仔和伏特加酒，非常著名。
　　我们工作一开始就感觉到，在管制委员会的所属各委员会中，对苏联的各个代表、对苏方的政策和策略，对我们强、弱的各个方面，都在进行细致的研究。我们也在了解自己的西方对手和他们的行动。
　　必须承认，美国和英国人对参加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是预先作了全面准备的。他们手里有编写得很好的有关整个德国以及德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参考文件。就将来对德国采取什么经济政策的问题，他们也预先得到了指示。
　　管制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各同盟国人民，对于苏联武装力量击败德国和消灭对世界各国人民所构成的威胁的希特勒主义，满怀着感激之情。他们对法西斯分子非常仇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当时暴露自己的真实计划和意图，为时过早而且危险，因而宁愿与苏联继续保持合作。
　　同时，跟英国统治集团一样，他们也关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急不可耐地期望我们早日出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他们不想把同苏联的关系弄坏。
　　这就是管制委员会初期工作比较顺利的原因。
　　然而应当指出，美、英、法三国代表的态度是不真诚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对克里木会议以及管制委员会决议的执行，是片面的、纯形式的，而在许多情况下简直是怠工。对待肃清德国军国主义的决议，他们的态度也是这样。不管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甚至在军事方面，对这一决议都未彻底执行。
　　当管制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我们曾同艾森豪威尔商定，派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的一组军官，到美国占领区去审讯主要战犯。在美国占领区集中的主要战犯，比其他任何占领区都多。
　　在他们那儿有戈林、里宾特洛甫、卡尔滕勃伦涅尔、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以及重要性不次于他们的第三帝国的其他人员。然而美国人却根据有关指示，不让我方军官审讯全部战犯。苏联军官只审讯了其中的一部分战犯。而这些战犯在他们的口供中，象兔子一样兜圈子，力图把对人类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推给希特勒一人，千方百计地逃避承认自己个人的罪行。
　　审讯材料证实，希特勒分子同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曾就单独媾和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秘密谈判。
　　在管制委员会后来的工作中，我们要同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就变得比较困难了。他们拒绝我们提出的，有关履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签署并协商的击败德国的宣言的条款的建议。
　　不久，我们获得了可靠的情报，证实在最后战局进程中，丘吉尔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去一份秘密电报，命令蒙哥马利：“仔细收集并储存好德国武器和技术兵器，以便一旦苏军继续进攻时，易于将这些武器重新分发给我们可能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德国部队。”
　　在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不得不就此发表坚决声明，强调指出，历史上很少有这类背信弃义和背叛同盟国责任和义务的事例。
　　我们指出，苏联严格履行了在战争中对同盟国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认为，英军统帅部和英国政府应受到严厉的谴责。
　　蒙哥马利企图拒绝苏方的谴责。他的同僚美国将军克莱则保持沉默。显然，他是知道英国首相的这个指令的。
　　后来，当丘吉尔对乌德福尔德区选民发表演说时，他公开宣布说，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投降就俘的时候，他确曾给蒙哥马利元帅发出过类似的秘密命令。过了不久，蒙哥马利本人也证实，他收到过丘吉尔的这一电报。
　　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年代里，希特勒分子曾将数百万苏联人赶往德国从事强迫劳动，或送入集中营。所有在德国东部被释放的人，我们总是竭力让他们尽快返回他们过奴隶生活时无限思念的祖国。但是相当一部分苏联公民和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是在我们盟国的占领区内。
　　自然，我们坚持要求将他们转送至苏联占领区，以便遣返苏联。我就此问题首先找艾森豪威尔交涉。我觉得他是理解我们的要求的，所以我们得以将相当一部分苏联人先从美国占领区，随后又从英国占领区接回。
　　然而后来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说，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加紧鼓动战俘营里的苏联公民和官兵拒绝返回祖国，以高工资和优厚待遇，引诱他们留在西方。同时还散布了对苏联的诽谤，并千方百计对他们加以恐吓。
　　在会见艾森豪威尔及其副手克莱将军时，我们就此种反苏宣传提出了强烈抗议。艾森豪威尔和克莱最初企图以追求“人道主义的目的”为遁辞，但后来终于允许苏联军官同被扣留在美国军营的苏联人见面交谈。
　　经过苏联军官公开谈话，并对这些人关心的问题进行解释之后，许多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看清了美国情报人员的虚假宣传，宣布决心返回苏联，并来到苏占区以便归国。
　　还在1945年5月底，斯大林就曾预先通知我说，美国总统特别信任的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后路过柏林时将来拜访我。
　　据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曾为巩固美苏两国之间的联系做出许多贡献。
　　他带着他的夫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从机场乘车来看我。霍普金斯本人中等身材，很瘦，显出疲惫不堪和有病的样子。
　　参加谈话的有А·Я·维辛斯基。
　　在早餐时，霍普金斯说，他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讨论了即将举行的政府首脑会议的问题。
　　“丘吉尔坚持6月15日在柏林开会”，霍普金斯说，“但是要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这样短的期限我们来不及作好准备。我国总统建议7月中旬开会。我们十分高兴的是，斯大林先生赞同我们的建议。关于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未来，将会有极其复杂的谈判，目前就已经积聚了不少‘易燃的材料’。”
　　“如果说我们各国在战争的复杂条件下，尚能在击败法西斯德国方面找到共同语言的话，”А·Я·维辛斯基回答他说，“那么应该认为，各国政府首脑现在也将能够就彻底肃清法西斯主义和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生活的措施达成协议，”
　　霍普金斯对此未作任何回答。他喝了一口咖啡，深深叹了一口气，才说道：
　　“可惜罗斯福总统没能活到现在。跟他在一起时，呼吸也要轻快一些。”
　　霍普金斯及其夫人在我这儿呆了约两个钟头。他告别时说。现在他将飞往伦敦，参加与丘吉尔的谈判?
　　“我尊敬丘吉尔，”他说，“但这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能轻松地同他交谈的只有罗斯福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