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我现在认为是这样：聂老与这件事确实关系不大，凭我四十多年与他断断续续地打交道的经验来看，没听说他玩过什么阴谋诡计，倒是他经常心直口快得令人惊愕。省体委及王嘉良王老师在里边利用一些主场之便几乎是必然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在谁的地盘，谁不想占点便宜，无论是中国的各种足球赛，还是韩日的“世界杯”韩国进前四，以及平昌冬奥会，不都有类似的问题吗？

再说说王嘉良王老师，他不仅象棋是特级大师，我在哈尔滨时听说他扑克、麻将、牌九等技术无一不精。年轻时经常出入这些场所，如果没有点“本事”，在这些场所怎么“玩”？他抽签这么卖力，也是为我们省争利益和面子，而且还有可能是某领导指使的呢！

可这件事围棋界的人不认为是别人搞的，只能找聂老来指责，所以聂老有点哑巴吃黄连。而王老师我也看见被黄良玉等人围着，但王老不像聂老，他不在乎，我看他喷着唾沫星子“舌战群儒”、“据理力争”，那就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你又拿不出证据。

我们再看一篇王品璋先生写的回忆文章《终生难忘太原全国赛》的片段：

1977年全国象棋、国际象棋比赛于9月中旬到10月上旬在太原市举行。这是山西省第一次承办这样大规模的棋类竞赛活动。

山西省对承办这次比赛非常重视，成立了以省军区副司令员张纯德为主任的组委会，以省体委副主任王建业为首组成5人小组来领导和筹备赛事，我也是其中之一，主要是负责竞赛的裁判组织工作。

为了尽可能把比赛搞好，我们动员了各方面的力量。例如，把省城当时最好的招待所作为大会驻地，把省体育馆和省练习馆作为赛场。请富有经验的广东陈松顺、上海李绍德来担任裁判长并主持抽签工作，很早就对山西的裁判进行了培训。购置了全套比赛用具（包括痰盂和烟缸），把抽签方案向国家体委作了汇报。定做了两个长6米，宽5米的巨型棋盘，挂在赛场当中，非常气派，看来已是万事俱备。可惜由于我的疏忽，没有在事先进行一次“预抽”，使有些组的抽签结果给大会带来了阴影。为了公平竞争，这次个人赛的种子选手，我们是按照以前运动员的成绩，报请国家体委批准的。并拟定了如有种子选手缺席，则由各省队员依次顶替的补充方案。实际报名结果，两个项目都有种子选手缺席，我们没有进行“预抽”就进行了由外省裁判员、运动员参加的公开抽签，结果按照蛇形编排抽下来，组与组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实力不平均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国际象棋成人赛，有一个组集中了三位实力很强的老冠军（上海戚惊萱、黑龙江张东禄、广东陈德），而山西代表赵瑞斌却抽在实力较差的一组。这样就形成了客观上的“无私有弊”，而且不易被人谅解。所以我当时就提出：“虽然我们的抽签仪式一切都合乎手续，但由于我个人考虑不周，加上替补种子队员的水平较差，实际分组结果实力大不平均，特别是山西赵瑞斌那个组力量最弱，赵又是山西的第一台，容易引起误会，能否作一点技术上的修改，提请国际体委批准，即可弥补上述缺点。”筹委会小组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抽签是公开的，机会是平等的，没有搞鬼不怕别人非议。因此虽然我反复争取，几经周折，最终，我的意见未被采纳，仍按照原来的方案进行比赛。这样一来，凡是对抽签不满的人，都对我有意见，纷纷给我脸色看，而山西省的一些同志又认为我节外生枝，自找麻烦，闹得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山西这次比赛的抽签与我们围棋比赛抽签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可能是王品璋越解释、越弥补，就越被动，那些指责他的人肯定心里会想：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们玩什么“聊斋”啊！以你王品璋那么精明，能不捣鬼？所以莫不如象哈尔滨围棋赛那样，做就做了，不必解释更改，执行就是，否则更乱。

首先是团体赛的抽签，请先看聂老在《围棋人生》中的陈述：

“在团体赛中却出了问题，有人指责我们黑龙江队作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比赛是在哈尔滨举行，所以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是由黑龙江省体委主任担任的，许多具体工作也由黑龙江体委组织落实。当时王嘉良负责编排比赛程序，据说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在抽签之前他曾问我，把哪个队排在你们一个组里最有希望。我说福建队。这次团体赛一共只有十二支代表队，分六个小组进行预赛，只要小组出线，即可进入前六名。按我们黑龙江队的水平来说，除了我之外，其他四名选手很差，根本进不了前六名，这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除非我们和比我们还弱的福建队分在一个组。

抽签结果真的就和福建队分到一个组，开始我自己还觉得挺幸运。可是没想到这一下引起全国围棋界的意见，都来找我说，你怎么作弊呀！凭良心讲，我没有作弊，抽签仪式我都没去，根本就不在场，而且我平生最讨厌作弊。可是抽签前我确实说过福建队是我们最想碰到的对手，怎么会这么巧？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国各代表队都指责我们，甚至还刷了大字报，当然矛头不是指的我，而是黑龙江省体委的负责人。后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我们也如愿获得了第六名。

事后我想可能是作弊了，至于在裁判长和各队队长都在场的情况下怎样作弊我搞不清楚，也没有证据，只是猜测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就像吃了只苍蝇，让人心里特别扭。"

抽签抽到福建队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福建队当时串联几个队签名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锦标第一，还是友谊第一”。其实这件事与其他队无利害关系，但与福建队关系很大。具体情况是：福建队第一台是老将黄良玉，虽然他也是专业高手，但与聂老下却几乎没有赢的可能，第二台赵之云对我们队的薛至诚，第三台是罗建元对陈兆峰，我们基本上不行。但他们第四台李丹却不如我，第五台宋丽也不如牛力力，故典型的一出围棋版的“田忌赛马”，所以只要两队比赛，我们几乎必胜。

所以签抽完后，福建队极为不满，当时罗建文罗老正准备调回福建队，此事他也不能坐视，于是和黄良玉黄老游说各队。因为罗老在围棋界也颇有影响，因此很多队也跟着签名，试图改变抽签结果。

但是一般在哪里比赛，肯定是哪里利用主场的天时地利人和占便宜，这是“潜规则”。我记得当时开幕式上，省体委正副主任前来“压阵”、“摆平”，当时的副主任是个军代表，不怎么管具体事，而正主任宋振业在黑龙江却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他曾经是文革期间一派“造反派”的老大，后来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体委主任。人长得挺魁梧，在省体委是一脸不怒自威的霸气，虽然他后来被定义为“四人帮”线上的人，但他对我们省队的建立还是出了不少力的。

他当时公开讲话说：“听说福建队对这次抽签有意见，但这是黑龙江省委省体委领导下的比赛，你们要跟我们省体委对着干，我们外边有车，你们可以到电报局打电报请示一下福建省体委，说福建队要跟黑龙江省体委对着干，看你们省体委支不支持？”（大意）。他的一席话颇具“匪气”，令这些文弱的，尤其是福建队的围棋高手无可奈何，只好吞下苦果。记得罗老当时在台下歪着身子抽着闷烟，黄老普通话本来就说得不好，这时更无言了。这种事没办法，就跟韩国的"世界杯”和不久前的“冬奥会"一样，只能干生气。

第九章、参加全国赛 团体获第五

从辽宁回到哈尔滨后，聂老也很快赶回哈尔滨，因为1977年的全国围棋比赛七月份在哈尔滨举办，作为主办方，怎么也得想办法打出点成绩来，故省体委当然很重视。聂老的个人冠军当然是众望所归，当时能挑战他的也只有陈祖德，但陈老水平总体上讲已比聂老稍弱，结果他还因参加清算所谓“四人帮”余毒根本就没报名。

我们省当时主要希望在团体赛上有所突破，于是我们就在聂老指导下开始训练，我们队员之间下的棋他给我们非常认真地复盘讲解，还亲自与我们下指导棋，无奈我们那时水平还是比较差，我和鲁、牛都被让三子，他看我们后半盘水平太差，于是经常在日本的年鉴中挑选一局棋，打谱到七、八十着后让我们互相接着下，来练习后半盘的水平。

我们三项棋队一周也有几次所谓的"身体训练"，体育项目我们也不会啥，有时跟着王嘉良老师打蓝球，王老师个高，技术也相当娴熟，有一次聂老也跟我们一块玩，象棋和围棋各自一队，过程中王老师接一个传球，正在漂亮的上蓝，眼看球就要进了，聂老一急，一把从后边拽住王老师的衣服，使王老师无法上蓝进球，"哎，你怎么拽我衣服。"王老师被一惊，聂老嘿嘿坏笑，其实聂老那时不太会打蓝球，所以也谈不上守什么规则，给会打蓝球的王嘉良老师搞得无可奈何。

不久辽宁队听说聂老在哈，也提前到我们体工队来学习、交流，我们又见面了，大家都分外亲热。我们两队之间又进行了对局比赛，具体的输赢我已经忘记了，只有聂老与黄成俊的一盘棋有点印象，黄老主动执黑，他鼓足勇气与聂老拼杀，最后黑形成了贴不出目的局面，应该说黄老下成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这盘棋聂老可能也有点大意。

与辽宁省交流之后，我们很快去全国赛的住地省体委招待所报到，由于近期我的成绩稍好些，故在报名时让我代表黑龙江的少年男子参赛。我队的组成是这样：第一名是聂老，二名薛至诚，三名陈兆峰，四名是我，五名是牛力力，鲁健参加个人赛。

我们刚安顿好，各路人马就纷纷到来，记得从北京过来的华以刚华老先到我们的房间来找聂老，问哈尔滨的公交车怎么收费，聂老告诉他一个区收一次钱，跨区再收一次钱。

我当时只和辽宁队比较熟，其他队的人也没什么交往，只等着参加比赛了。当时聂老也想把我们的团体打出点成绩，故有时与一些队大打心理战，其中也把我夸大了一番，其实我那时还很弱、很嫩，不过他一夸，我心里也有点“飘”，以为自己不错，甚至对当时比较有名的少年高手也不太服气。现在想起来有点可笑。

再说唐锦潮，他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是个十足的棋迷，棋瘾极大，就爱下棋，跟谁下、怎么下都行，他当时在辽宁队比较“受气”，“老大”孟立国孟老师不太喜欢他，因为他不会“来事”，也就是眼里没活，不会讨好孟老师等领导，而不像蒋峰，把孟老师给“忽悠”得晕晕乎乎的。蒋峰说唐锦潮像电影《甲午风云》中反面人物方伯谦，故管他叫“伯谦”或“唐氏”，很不尊重他。

唐锦潮虽身为专业棋手，但棋下得比较接近“业余”，有时下得乱七八糟，很多人跟他下一开始走出优势，甚至都快赢了，认为他该认输了，但他就是不投降，对方有时一疏忽，出一个大错，就又被他赢回去了。

唐锦潮是一个好人，跟谁都和得来，但不幸的是2010年在沈阳突然离世，当时我在北京脱不开身，没能最后送他一程，甚为遗憾，他才刚刚60岁不久啊！在这次辽宁之行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经常在一起训练、比赛，他的逸闻趣事也不少，我要好好地回忆描述一下，也算是对他的怀念吧。

辽宁队当时应该说姚军远最有希望，他比我大一岁，长得挺帅，后来我们一起共事了好几年，他话不多，很本分的一个人，后来去了日本福冈。去年鄂尔多斯中国围棋大会我们见了一面，在一起相聚了几天，算起来已有二十多年未见了。

于杰、于淼是兄妹俩，于杰身体不好，不知后来的情况。于淼前些年一直活跃在沈阳棋坛，后来也不知道消息了。前几天一位海外棋友说，她在加拿大。

在沈阳我还接触了三位业余高手。有位快刀手叫王述舜，他下棋飞快，只要你投子他便马上跟着下，别人都说他反应快，实际上这是他的习惯，你让他慢他也慢不下来，他的水平仅次于唐锦潮、蒋峰，是真正的业余高手。还有一位叫王为国，毕业于南开大学，当时在一家科研单位，后来可能是在单位不顺利，干脆到沈河区当上了围棋教练，蒋峰说他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的胖翻译，我与他下棋时，他给我玩了一个小目的“倒垂莲”，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三位叫于明林，是于淼和于杰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人很厚道，水平跟王为国差不多。

还有一位后来在沈阳也颇有影响的人物也在这次认识，但并没有来往，是在孟立国数落他的时候。此人叫徐成钢，在沈阳黄成俊是围棋、象棋下得最好的，其次就是他了。围棋也教了不少人，其中蒋峰好像也跟他学过，据说蒋的"吹功"多少受他点影响，不过蒋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徐不过在沈阳棋坛有些影响，而蒋的"吹功"闻名全国。徐象棋也是高手。我们到沈后王嘉良和孟立国两位“东北虎”下棋公开表演，由徐讲棋，结果孟形势不太好，就封棋没下完，孟跟徐好像不太和，就当面不满地说：“你讲的什么呀，像卖膏药似的。”当时孟是辽宁棋坛的老大，徐只能听着，没说什么。徐有个儿子叫徐弈秋，后来在沈阳棋坛活跃一时，生出不少故事。

在沈阳赛了几天，孟老师又联系到大连，去比赛连带游玩，当时是大连化工厂接待安排我们两队人马。

当晚酒足饭饱后，蒋峰“忽悠”“老白”薛老师，讲故事。讲得正热闹，大化一位姓范的象棋爱好者进来打断正讲的薛老师，用大连口音说：“你们这个故事准备讲多久？”把喝了不少酒的蒋峰搞得很不高兴，言语发生了点冲突。

原来是孟老师与大化负责此事的人谈判不顺利，孟老师要带我们两队走人，这下当地的象棋爱好者慌了，好不容易把两位象棋的“东北虎”请来，一盘棋未下就走了不是太遗憾了吗？因此这位姓范的爱好者想马上就搞点活动，好亲受这几位大师的指点。不过后来双方又和解了，我们在大连又玩了几天。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没想到后来我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连我们除去了海滨几个景点之外还去旅顺口参观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遗址，总之，大连之行比较愉快，大化接待得不错。

大连之后回去时又到盖县呆了几天，没想到王嘉良老师在这里出了事，忘了是谁在街上买了一些螃蟹拿回来吃，王老师肠胃不好，吃中毒了，疼得直叫，最后住进了医院。但孟立国、蒋峰他们吃了却没事，因为他们一边吃一边喝着白酒，因为白酒可能多少解点毒。后来王老师是被扶着上了回哈尔滨的火车。

第八章、首访辽宁 感受“忽悠”

哈尔滨要到四、五月份才迎来春天，我们成立省队也已快半年了，队里决定象棋和围棋要去和辽宁省队交流一下。

大约是五月份，围棋有我和薛、陈、鲁、牛共五人，象棋有王嘉良老师、孙志伟、赵国荣等数人，一行乘车去沈阳。现在哈尔滨到沈阳高铁只要两个多小时，那时要七、八个小时。火车一到沈阳站，辽宁的棋坛老大，象棋特级大师孟立国率队来接我们。

孟立国当时在东北的象棋界是仅次于王嘉良的人物，也曾号称东北虎。后来我与这位象棋高手打交道甚多，此是后话。

辽宁的围棋队比我们建立得略早，但其水平还不如我们，76年合肥比赛时他们省也参加了。他们的成人是唐锦潮、蒋峰，少年男子是姚军远、于杰，少女是于淼。住下以后就开始交流、比赛，他们队里唐锦潮、姚军远比较强，最后的总成绩是我们赢的略多一点，薛老师最好，九胜一负，我次之八胜二负，其他人我忘记了。其间东北的围棋老前辈黄成俊也来观看并讲棋，黄老前辈六十年代曾在黑龙江队待过，文革时回了沈阳，1964年首次定段时定为专业二段，是那时名副其实的“东北棋王”。他那时还没有调入省队，在沈阳一家工厂工作，此老智商极高，象棋也堪称国手水平，在辽宁除孟立国外没人敢说一定能赢他。70年代初辽宁搞了个象横邀请赛，上海，广东包括杨官林等高手也来了，他被拉去凑数，结果拿了第一名，足见其功力。下围棋也力量巨大，颇有中国古代风格，由于聪明过人，故不太用功学习，多少影响了一点他的成绩和提高。

辽宁省队当时棋比较强的应该是唐锦潮、姚军远，而蒋峰稍逊一筹。以上三人后来与我们打了多年交道，彼此每次见面都很亲切。

先说说“天下第一吹”蒋峰，从学棋到现在我已在围棋江湖四十余年了，在围棋界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的还没见过能吹过他的，应该说他是很有点“才”的。跟薛老师熟了之后，他大谈诗词歌赋，背诵陆游的“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宫墙柳……”并教我们唱这首词的歌，我现在还会唱。他不管薛老师叫“老薛”什么的，而叫他“老白”，因为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大浪淘沙》，里边有一个高级的反面人物叫“薛健白”，因此就叫他“薛健白”，后来干脆就叫“老白”了。我姓黄，他和唐锦潮管我叫“团座”，因为前两年，大约是七五年有一部电影叫《侦察兵》，里边有个窝囊可笑的国军炮团团长叫黄玉轩，因此他们觉得这样叫亲切。

一般非东北人体会“大忽悠”是看了赵本山的《卖拐》等小品之后，而我接触“大忽悠”是认识蒋峰之后。接下来我们在辽宁交流了很长时间，好像有半个月，蒋峰先吹他曾在抚顺大伙房水库的“历险记”，又侃他武艺高强独斗众“流氓”，把我们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青少年“忽悠”得目瞪口呆，觉得他真厉害！不过他的棋并不太厉害，没啥可吹的。

据他自己说他当过游泳运动员，学过拳击，但实际不像他“忽悠”的那么“神”，因为他书读了不少，表达能力又强，所以“吹”起来十分夸张。他曾经喊过的口号叫“七百斤牛，八百斤逼，蹦着高的吹！”以后他的趣事还很多，容我慢慢道来。

第七章  勤学苦练 赶超队友

过完年从牡丹江回到哈尔滨省体工队后，就开始了紧张的训练。每个下围棋的人都有强烈的好胜心，我也不例外。因为已经落后于陈、鲁、牛三人，我便不敢怠慢，除了我们四人下循环赛外，我还看一本从何威老师那里拿的一本油印的日本年鉴，经常打谱研究。

那时无论国家队还是各省队，都是所有人一起打循环赛，一般各省的人少就打双循环，然后复盘切磋棋艺，有高手给复盘的一般都是比较先进的省市队，我们几个聂老不在只好自己互相学习了。

春节之后，我们与哈尔滨的业余高手搞了一个比赛，哈尔滨的有吴广熹、徐东海、王明德等人。吴广熹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他是苏州人，五、六十年代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毕业。后来分到黑龙江省体委，70年代初也曾调到国家集训队一段时间，但因年龄大等原因没有太大建树，不过也不失为黑龙江的高手。我认为他棋力无大进展与他的一些观念方法有一定关系，他每次下比赛或训练棋，每人两小时四十五分钟，他把规定时间视为别人白送他的东西，不用完别人会收回去，因此他每次都把时间用得只剩最后一分钟，下到最后手忙脚乱，所以胜率肯定不高。当时建队，不少人可能对他颇有微词，所以过了两三年他才被调入省队辅导女队新来的两名队员。关于吴广熹的趣事还有很多，以后再一一道来。

参加比赛的还有一名叫徐东海的，他是牛力力的老师，也是哈尔滨的一流高手。他比较爱讲棋，1974年曾随聂老参加了全国比赛，颇知道一些“定式飞刀”，而且比较推崇“飞刀”制敌。他说：“你虽功力深厚，但一中我‘飞刀’，你的功力就不管用了，我就用不着后面跟你拼功力了，可以出奇制胜。”

后来我觉得这可能是聂老1974年全国赛时用的一种战术，他给移植过来自己发挥了，不过对我来说也算是学了一“招”思路，那次赛事由于年龄大，他成绩一般。

王明德跟兆峰是好朋友，比较年轻，曾经去郑州参加过全国邀请赛，当时好像在哈尔滨建工学院工作。他有一天下完棋临走下楼梯时用手比划着“砍”的动作说：“明天我对老吴，我要‘干’掉他。”结果第二天自己被老吴给“干”掉了，搞得有点狼狈。

比赛好像还有其他人参加，但时间太久，我有点忘了。当时好像是兆峰打得最好，鲁、牛、我紧随其后。这次比赛也没什么特别意义，只是让我们锻炼一下而已。

比赛后不久，薛至成薛老师从北京回来了，他当时还是“下乡青年”的身份，是回北京探亲回农场路过哈尔滨。在北京期间，他常去国家队看他们下棋和讲棋，把看到的精彩内容一一讲给我们。由于他聪明，理解能力强，使我们受益匪浅。他还特别介绍讲解了一本围棋名著的部分内容，就是藤泽秀行六十年代写的《棋力养成问题集》，这本书可以说是藤泽的力作。后来薛老师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过了不久，薛老师也调到了我们省队，多了他，省队又多了一分精彩。这时我的水平也逐渐赶了上来，与薛、陈二人接近了。

这时薛、陈二人已正式调入省体工队，我当时还是学生，不能直接加入体工队，就和牛力力、鲁健、还有象棋的赵国荣一起先入了省体校，但人在省体工队，待到了年龄再转成正式的运动员发工资。

省体校每月发十元钱生活费，衣服、鞋、袜子等用品由体工队按运动员标准发，又有每天1.7元的伙食标准，当时我才十四岁，就吃国家的饭了，自认为福分不浅。多年以来看到有人对现实不满，发牢骚、骂国家，我从不这样，因为我很小国家就给了我那么高的待遇了。

那时调人还需政审，后来听我妈说，省里特地派人去牡丹江调查，我的成分是贫农，没啥大事，顺利地完成了政审。其实我爷爷从河北“闯关东”之后，白手起家创下了一份不大不小的产业，绝对够得上“剥削阶级”。但土改时因跟农协主席是“磕头弟兄”，所以成分定成了贫农，使我们后代没有受到牵连。幸运啊!

再看一段聂老1974年全国比赛后在哈尔滨与王嘉良的有趣经历：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了一下。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嘉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嘉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嘉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嘉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嘉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嘉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嘉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嘉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嘉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嘉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嘉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嘉良啊？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饭不要钱！”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嘉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嘉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的影响力，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就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上面说到聂老在哈尔滨和王嘉良的故事，后来聂老超越王嘉良名扬四海，一个时期妇孺皆知，关于他俩还有些小故事，现举一例：大约也是77年，有一次聂老跟王嘉良聊天回来，很不屑的说：王嘉良自称在哈尔滨"三打一"(扑克牌)打得最好，我怎么感觉不出来。一副讥讽和不以为然的神情。也只有聂老这样超级智商的霸主才敢对也是超级智商的特级大师的王嘉良这样藐视。

下面再请看王品璋先生的一篇描述王嘉良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在象棋界，王嘉良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后他淡出江湖，在人们的脑海中，印象逐渐模糊。但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印象永远是那么明亮、突出、有意思。

认识王嘉良是在1956年全国赛前，曾在天然轩茶馆见过一面。全国赛中他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夺得亚军，使人刮目相看，加上他个子特高，人又特瘦，说话又快又急，又喜欢和人抬杠，就此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历届全国赛我们都会碰面，经常在一起探讨棋艺的发展和聊一些山南海北的趣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大家对棋艺事业的前景充满了憧憬和盼望，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和遐想。

嘉良同志是对棋艺事业颇有贡献的人，他不仅培养了像赵国荣等一批叱咤风云的虎将，还在象棋著作、象棋刊物方面发表了他独特的象棋技艺的见解。特别是在筹建黑龙江棋院以及管理、运行、维持、发展方面都是尽心尽力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没有他的折腾，黑龙江棋院能否及时使用就难说了。

嘉良同志个性非常鲜明，非常外向，只要他觉得这事不合适，快人快语，张嘴就说，决不含糊。举例说：在50年代，举办全国比赛分华东、华北、西北、中南四个赛区。他认为华北赛区（包括津、京和东北三省）实力较强，棋手又多，这么划分不合理，多次找国家体委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提意见。一次、两次、三次，年年提、会会提，别人都烦了，他不烦，照样提。

另外听说嘉良同志不但棋艺好，而且会拍电影、会打篮球、会变魔术，还特别会钓鱼，而且在市里的钓鱼大赛得过奖。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在棋王赛期间，几位老朋友坐在一起打麻将取乐，一共打了三把牌，我们牌尚在整理排位阶段，他就和了，三把牌都是他和。他站起来笑笑说：“不跟你们玩了，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还有一件事，1974年在成都举行“文革”后第一次全国赛，因为采用积分编排制，每天晚上都在驻地竞赛处公开抽签。那时，因为一切从头开始，抽签卡做得比较粗糙，放在桌上抽了两次后，王嘉良就说：“请把抽签卡放在桌面底下抽。”大会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这个抽签卡不严谨，因为好多卡别人都已经认识。”工作人员当然不服，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最后大会把三项棋的裁判长请来公断。王嘉良现场表演，指着一张抽签卡说：“这是杨官璘。”又一指：“这是胡荣华。”又指另一张：“这是我。”屡试屡验，全场哗然，工作人员不得不服，只好把卡放在桌面下面开始抽签。这件事不但使我佩服得很，其他人也都说王嘉良真有两把刷子。

王嘉良同志在哈尔滨市个极有影响力的人。听说他的门生弟子在社会上如果和有的人闹点摩擦，只要一提王嘉良的名字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第六章 进了体工队迎头挨"一棒"

我报到时，聂老正准备回北京，显得比较匆忙，正交代各种事情。牛力力、鲁健已经住进体工队，陈兆峰带着行李也刚来报到，加上我们几个，我们那间围棋宿舍兼训练室里显得有点忙乱。

大致安顿好后，就开始下棋，我们牡丹江的几个人向省队学习，我也与他们交流。由于哈尔滨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复盘，陈兆峰以前就比我强，牛力力鲁健这时也明显比我强，我是最落后的了。

更令人沮丧的是，当时省足球队有个北京知青叫朱小明的，我跟他下了一盘，居然输了，令周围的人一片哗然，纷纷对我来省队表示质疑，这盘输的我也挺难受，心情恶劣。

聂老很快就回北京国家集训队了，我就跟兆峰、鲁健、牛力力三人一起每天下棋打谱，这时已离1977年春节不远了。

突然有一天，我们正在训练摆棋，我爸爸突然推门进来，使我呆住了，虽然我也知道他要来接我回家过年，但也还是很意外这么早就来了。他是去沈阳出差回来正好到哈尔滨来找我，其实到沈阳是晃子，他当时正患痔疮，坐都费劲，仍不远千里绕道来接我，并为我的前程费尽心机。在沈阳别人送了他几个桔子，自已没舍得吃给我带到哈尔滨。

爸爸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探一操我能不能进省队留在哈尔滨，因为那时"上山下乡“还没有结束，如果进了省队成了专业棋手不就躲过了"上山下乡”了吗。

有一天我们正在训练时爸爸突然推门而进，虽然我也知道他春节之前要来接我回家过年，但还是令我有些惊喜。他是借出差沈阳之便来哈尔滨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来看我的，当时他的想法是：如果我能当上围棋运动员就不用下乡了，当时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还未彻底结束，我爸有这种担心也是必然的。当时他正被痔疮的病痛折磨，走路都很费劲，但为了儿子的前途，不顾病患带着给人送礼的“木耳”来帮我活动、打探情况。在沈阳别人送他几个桔子，他舍不得吃，特意带来给我吃。我后来看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突然想起了我爸这次来看我的情景，不是与这位名人描写的父爱性质一样吗？活生生的我自己版的“背影”啊！联想到几年后韩国可以探亲后，我妈的朋友从那里带回两包"方便面”送给她，她不吃也带到哈尔滨给我吃，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好吃的"方便面”。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太多父爱的"背影”和母爱的"身影"。

当时聂老已回北京，只能跟象棋大师王嘉良打听情况，有一天晚上我们跟王嘉良大师一同走，直接到了他家里，我爸爸给他送了一点木耳略表心意，王老师心直口快，一股脑把这次成立省队围棋的情况介绍了一番。原来调人时各方关系一拥而上，主要是哈尔滨有不少人都想进专业队，在我们黑龙江省，哈尔滨有“哈老大”之称，有什么好事肯定是哈尔滨排第一位，当年哈尔滨居民每人每月有半斤肉供应，而牡丹江就没有这待遇，其他方面也自然是省城占尽天时、地利。当时我们几人当中我的水平已落后于陈、鲁、牛三人，属于可调可不调，其他人也有“托关系”、“挖门子”往里挤的。但聂老力排众议，坚持要调我来试试，我才顺利成行，得以改变命运。现在想起来，聂老对我可谓恩重如山！多年后有一次在聂道我跟他说“您当年曾经给了我很多帮助”时，他说：“是吗？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曾跟朋友感慨：有的人自诩“超越自我”，其实想的全是“自我”，而聂老这样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人才叫“自我超越”，他类似的事还有很多，等我以后一一道来。在王嘉良老帅这里了解了情况后，我爸就比较放心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山西围棋事业的开拓者王品璋先生讲的这个与我和黑龙江围棋有关的故事：

这个小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自从1974年全国棋类锦标赛恢复以后，各地的棋坛老少精英纷纷亮相，其中围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聂卫平。他这次一出手就非凡了得。1974年一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三名。到了1975年全运会他就超过了陈祖德、王汝南而独占鳌头。在国际比赛上，他也是表现抢眼。在1974年11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代表团的团长宫本直毅九段在北京、桂林、上海对局陈祖德、王汝南、吴淞笙、华以刚六战六胜，可第七场却输给了聂卫平两子。等到了1975年10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时，聂卫平先上阵四场，连胜漥内秀知九段、卢泽昭宣七段、石博郁郎八段和高川秀格九段，只是在第六场输给了高川秀格九段。到了1976年中国队要组团出访日本了，谁也想不到这时却传出了对聂卫平不大有利的消息，说什么没有单位给聂卫平交出国服装费了，聂卫平原来劳动的农场不肯开具政审材料等等，一时之间聂卫平也是六神无主了。

这时，有些省市就开始动开聂卫平的脑筋了。别的省市我不好说，我只说说山西、浙江和北京的情况。

我听到聂卫平的消息后，就赶快找山西省体工队汇报情况。省体工队当然欢迎小聂入队，很快向省体委打了报告。省体委领导明确表态小聂已是全国冠军，是个知名人物，只要黑龙江同意，山西当然欢迎。我正准备春节回京探亲，把这个消息告诉聂卫平，可是我还没有动身就听到北京传来了新的消息。

原来浙江棋队的领队老惠，是个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一听到聂卫平的尴尬处境后，就马上到省体委领导那里游说，并且得到省体委的支持。马上和黑龙江省体工队取得联系，也得到了同意。老惠马上就到浙江省人事局办妥调动手续，坐上飞机先到北京再转车到黑龙江，准备办理调动事宜。

老惠到了北京后，因为这件事办的顺利，所以非常高兴，就顺便到北京棋院去通报通报情况。他一走进棋院就遇见原北京棋队的领队沈尺卿同志，就说明了这次经过北京的来意，并感谢北京市在“文革”前培养出这么一个好苗子。说完了就兴冲冲地告别，踏上了去黑龙江调人的征程。

让老惠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的沈领队也正在为聂卫平的处境伤脑筋。因为小聂在黑龙江插队，代表黑龙江队取得的全国冠军，谁也不好说他应不应当代表。现在听到浙江省在办理这件事，沈尺卿心里很不平衡。沈领队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她认为小聂如果到浙江，这对北京是个大损失。所以马上跑到先农坛向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同志反映这个情况。魏明同志对北京市的体育事业极有贡献，他一听到这个情况，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给黑龙江省体委赵象主任打电话，话说得既客气又干脆：“聂卫平北京培养多年，在黑龙江插队代表黑龙江打比赛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也希望黑龙江建立围棋队。如果黑龙江不建队，希望能还给北京，千万不要给其他省市。”赵象主任的回复当然是尊重北京魏明同志的意见，并马上向黑龙江省体工队打了个招呼。所以第二天，当老惠同志兴冲冲地拿着调动手续，去省体工队办理调动时，遭到了省体工队的婉拒。老惠同志真可以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空忙活了一阵子，而且闹得动静很大，用老惠同志自己的话说，叫做“羊肉没吃着，弄了一身骚”。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处于尴尬境地的聂卫平，由于惠润生同志的一番忙碌，反而引起了黑龙江省各级领导的重视，加上聂卫平本人也福至心灵，那几年的成绩不论国内、国外都特别得好。在他的影响下，黑龙江省很快就建立起围棋队，并培养了陈兆丰、鲁健、薛至成、黄希文、牛力力等一批青年好手。黑龙江群众性的围棋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这样又引起了省级领导的重视，开始对黑龙江的棋类活动非常关注。再加上黑龙江省象棋名家王嘉良又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所以黑龙江棋院《北方棋艺》、《象棋研究》等也都相继应运而生。这样，就为祖国的棋艺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和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