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李赤然（李宗贵）年谱



1878年父李尚义出生于陕北农家

1882年母张氏出生于陕北农家

1914年3月4日  （农历2月8日）出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起名为李宗贵，兄弟中排行第三。

1921年先进私塾念书，后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

1925年考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

1927年在二高，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介绍人王思温、李登榜。此间担任过第一任儿童团长。

1928 —1929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任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委员；以店员等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夏—11月  考入绥德第四师范；任党小组长；11月四师被迫关闭后，回瓦窑堡。

1930年12月—1931年12月  回瓦窑堡后负责党支部工作并任中共安定县县委宣传委员。与侯瑞云结婚。

1932年—1933年6月  任中共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3年6月2日—1934年8月  因张贴革命标语被敌人逮捕；押解到榆林监狱，几经酷刑，坚强不屈；母亲经不住打击不幸于1933年夏去世。

1934年6—9月  由党组织营救出狱；任中共瓦窑堡党组织书记；

1934年9月—1935年2月  谢子长调其参加红军，任红一团一连政治指导员，后任三连指导员；归红二十七军建制后，被刘志丹任命为二团政委，此间参加过以下主要战斗：开辟安定县东区；冯家渠战斗；南沟岔、阎王砭战斗

1935年2月5日  在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上，刘志丹提出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方案。在夺取敌人军饷的一次战斗中右腿部负伤。

2月21日  谢子长同志不幸牺牲

5月7日  杨家园子战斗

5月9日  马家坪战斗，安定县解放。

5月10日  玉家湾祝捷大会

5月30日  解放延长县

6月1日  延川县解放

6月22日  李家塌战斗，安塞解放

6月28日  解放靖边

7月1日  保安县解放

8月10日  慕家园战斗

8月24日  定仙墕战斗

8月底刘志丹总结反“围剿”胜利经验

9月18日  红十五军团成立：任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政委

10月上旬参加劳山战斗；王家坪干部会议； 羊圈原战斗。

10月25日  榆林桥战斗；调至师部任党务工作。

11月  毛泽东任命其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1月23日  直罗镇战斗

1936年

2月20日  东渡黄河，开始历时75天的东征

3月10日  兑九峪战斗；

3月中—4月底在晋南开展群众抗日工作

4月30日—5月3日  掩护主力部队回师陕北

5月14日  大相寺会议

5月28日  红军三路军开始西征甘、宁，被毛泽东任命其为八十一师政委

6月初—10月底在甘宁争取回族民众；争取哥老会；争取东北军；开辟新苏区

10月底抗击敌右路军，主力红军在山城堡大捷。

11月18日  李家塬反击战

1937年

元月请示毛泽东、罗荣桓，要求深造；离开红二十七军赴抗大学习。

1月20日-12月入抗大学习，为一期二队学员。毕业后任陕西红军独立一师政委。留守根据地

1938年任两延河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警备五团政委；全年执行抗击日军、河防、剿匪，反对国民党制造的摩擦

7月28日  参加留守兵团第二次军政干部会议

8月  留守兵团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年长女李林燕出生；与侯瑞云离婚

1939年该年仍从事抗击日军；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 “摩擦”；参加大生产运动

2月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

5月  留守兵团召开营长、大队长以上军事会议

1938—1940年留守兵团在此期间，除军事战斗及大生产任务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学习、严格规章制度、正规化军事训练等此间与蔡莲峰结婚；她在生孩子时因大流血无医可治去世

1941年3月- 1942年6月  被任命为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团长兼政委；率部赴晋察冀征兵；参加反“扫荡”；41年8月与翟平结婚

1942年6月5日—6月17日  顺利将300万法币、800名新兵带回延安

6月22日  回延长警备五团，负责整顿

8月1日  长子李秦燕生于延安

年底参加西北局和联防军召开的高干会

1943年元月—45年10月  入中央党校一部四支部学习

1945年4月23日  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七大”

1945年10月—1947年10月  调关中分区，先后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三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联防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等职

1946年夏父李尚义因病去世

11月2日  次子李天燕生于瓦窑堡；双胞胎姐姐因患百日咳无药医治而夭折

1947年11月  任骑6师政委

1948年

2月29日  参加宜川瓦子街战役；

4月  参加西府战役；

5月26日—6月1日  参加在洛川土基召开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

1949年

2月  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十二师政委；

7月  参加扶眉战役；

7月14日  解放宝鸡市，负责军管；

8月参加解放兰州战役；十二师担任兰州军管，任卫戍司令部政委；

年底任命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2月28日  次女李君燕生于兰州

1951年8月21日  三子李凯燕生于临洮

1952年9月—1954年12月  率四军2600多人赴上海创办防空部队高炮学校；将“李宗贵”改为李赤然；毛泽东签发任命李赤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射炮学校政委

1953年6月15日  小女儿李申燕出生于上海

1954年12月  受命赴北京任高级防空学校政委（直至1959年11月)

1955年8月7日  小儿子李东燕出生于北京

1955年9月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

1957年7月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11月  毛泽东任命李赤然为空军第二军政委

1962年9月  毛泽东任命李赤然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

1966年6月6日—7月  参加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3小时

1966年10月-1967年底在南空参加“文革”，被错误地关押、批斗

1969年10月-12月  率团进京晋见毛泽东林彪签署免职命令

1970年10月  举家迁至西安

1979年2月  南京军区空军正式予以平反

6月  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2年5月—至今军委命令正式离休；从此后从事各种社会公益工作，受到各方好评。

1986年组织倡导了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任副会长兼革命传统报告团团去，1990年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87年5月、1987年9月、1988年10月、1989年10月、1991年9月、1998年12月分别受到中共西安市委、市政府、共青团西安市委、西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表彰，并被授予光荣称号。1988年10月、1991年5月、1991月9日，分别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儿童少年工作委员会、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颁发的“陕西省老有所为精英奖和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1991年，荣获兰州军区空军“先进离休干部”的称号，199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全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

相濡以沫——妻子翟平



我妻翟平，原名翟德秀，生于1918年12月9日(农历10月18)，祖籍河北蠡县，家住北沙口村。虽是农家，但不愁吃穿。

她的父亲知书达理，为人开明，不仅会编字典供自己查字用，还在家里办了小学，请来师范生戴筱菊（后成为翟平大嫂）当教师。

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最小，也是女孩中最聪明的。她父亲对子女一视同仁不仅没让女孩裹小脚，还让她们和男孩一样读书识字，都在他自办的小学读书，直到学校停办。

1930年，大哥大嫂带翟平去北京继续求学，她在第十三小学读书时，逢1931年“九一八”事变，学校停课，她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为受难的东北同胞佩孝。

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温泉女中。1936年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她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积极宣传抗日。民族危难，学校关闭，她与正在北京的父亲、二姐等人一起回到家乡蠡县北沙口村。

二姐夫秦范五当时在南沙口男子小学任教，他推荐翟平到女子小学教书。她在学校加入了党领导的“文建会”。

1938年初，她被选派到蠡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不久，调到县文建会负责宣传工作，编写、印发传单，深入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不断地革命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斗争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为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

1939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她曾被敌人包围。但她勇敢、沉着，手持土造“独角牛”（又称“折腰子”，打一次需填一次火）手枪，仅用了三发子弹就冲出了包围。

1941年春，我率留训团赴晋察冀征兵，我团参谋刘毖恰好是蠡县人，1940年到的延安，这次也随我来到河北。他找到女友沈相如，劝她去延安。沈却说：如果翟平去，我就去。

原来，沈和翟是县文建会中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俩人十分要好。翟平早就向往延安，见此机会，不顾家中反对，毅然决定去延安抗日、深造，她于1941年6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我留训团的一名战士，我也就有幸结识了她。

她刚入伍不久，又遇日寇扫荡。我率主力部队在前方迎敌，她和同志们分散隐蔽时，走丢了。独自一人在青沙帐掩护下跑了一整天，又饥又渴。幸亏当地老乡救济了她，宁肯自己挨饿，也要叫她吃饱。她与老乡又结伴而行。风餐露宿几天几夜，才遇到县游击队战士，知道留训团将于第二天在定县市庄集合，她又急忙赶路，终于按时到达集合地。

由于她一贯的出色表现，1941年7月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介绍人是留训团副官张金铭、沈相如。她的坚强勇敢，聪明才华，令我佩服、欣赏，我们于8月1日在战场上结成终生伴侣，风雨同舟了半个多世纪。

1942年初，她随我一起通过了平汉路。5月又参加了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的艰巨任务。一路上，也和大家一样，身背40多斤重的法币，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到达她神往已久的延安。

1943年2月，她进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得到不断提高。

在大生产运动中，她从不怕苦，总是出色完成交给她的生产任务。同时，她还担当起警备五团小学生的教育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她担任过陇东分区家属队队长，关中分区家属队队长等职。

1946年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因战事紧张，我来不及在部队行动前通知她，她只得带着3个子女在敌人包围中周旋。有一次，她和前来搜捕的敌人几乎擦肩而过，恼羞成怒的敌人严刑拷打曾帮助过她们的百姓，但当地的群众始终用生命保护着她们，使她们得以脱险，在前线我甚至听到她们都已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不停的寻找她们，直到县委书记李景膺找到她，她才带着孩子脱离险境回到部队。

1947年，她担任四纵队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似乎从无假期。直至1952年她调到四军军部后，才休息了一周。

1952年至1954年底，我在上海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她负责该校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1954年，她又随我到了北京高级防校。她积极组织干部、教员的家属，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为形成良好的校风尽了自己的努力。

1955年，军队中的女干部大批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她已是军队正营级干部。高级防校干部部长王兴邦已为她联系好，到北京市卫生局任处长，将比现在的工作单纯、清闲。但她为了照顾好7个子女，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仍留在学校从事幼儿、子弟的教育工作。

高级防校对她的评价是：该同志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原则性强；团结同志，能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新的团结。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经常深入到厨房、活动室、病儿隔离室去了解情况。主动了解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情况，以掌握每个幼儿的特点，便于及时解决问题。工作中她手勤、腿勤、眼勤、嘴勤。她要求工作人员以慈母之心爱幼儿，以园丁精神育幼苗；要与幼儿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游戏、同唱歌、同表演。她以身作则，凡要求工作人员做到的事，她必带头去做，如给幼儿理发、洗澡，为幼儿调配饮食并亲自尝试，动手搞好清洁卫生等。由于她的模范行动，团结了幼儿工作的全体教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她负责期间，没有发生过一次秕漏，得到家长的好评。她被人们称为“政委的贤内助”，“工作的好榜样”，“幼儿的慈母”，“学校工作的好助手”。

《人民日报》曾于1957年10月以《将军的好妻子，家庭的好主妇》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

《解放军报》也于1957年“三八”妇女节的社论中，赞扬她“在新形势下能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成为将军的好助手”。

由于她长期以来的出色贡献，1957年6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8年11月，她获得北京教育局、卫生局和妇联颁发的“优秀保育工作者”奖状。

1959年底，我调到空二军工作。高级防校不舍得她离开，给她很高待遇希望她留下。而空二军盼望她早日到他们的子弟学校工作，再三催促，使她很为难。最后她再次放弃自己热爱并熟悉的岗位，调到空二军干部子弟学校作校长兼支部书记。

空二军政治部1962年4月5日给她做的鉴定是：“翟平同志自1961年3月调任子弟小学校长兼支部书记工作以来，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对领导建校工作成绩较显著。对国内外形势认识正确，是非界限明确。组织纪律观念强，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坚决认真，尊重领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能以身作则。有一定的政策原则水平，认识问题较敏锐。能照顾整体，对学校幼儿园的统一领导较全面。上进心强，关心政治时事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好，坚持真理，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思想意识健康，作风稳重，生活朴素。团结同志好，待人诚恳。群众中威信较高。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善于抓活思想和树立榜样，改造后进同志有成绩。工作积极热情，责任心强。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任劳任怨。一年来在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整顿学校以及改善生活等项工作中都有明显成绩，反映很好。有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中善于抓重点带动全盘工作。工作能力强，有魄力果断处理问题。对下要求严格，管理大胆。长期做教育工作，有丰富的小学教育工作经验，在组织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有显著成绩。热爱革命后代，以身作则，亲自动手，经常给儿童理发、洗澡，在劳动、学习等方面作出身教的典范。作风扎实深入。

缺点，在处理个别问题时，有时急燥，不善于等待。主持干部学习时，启发大家广泛发言有时不放手。”

她的出色表现，以致空二军宁舍我而不舍她。

1963年10月我调到南京军区空军时，她又随我到了南京，担任子弟学校——小营小学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文革”期间，她离开小营小学到红旗小学时，该校革委会于1970年6月5日对她作了鉴定：“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能带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和新党章，并能带领群众学习。继续革命觉悟高。二、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热情宣传，并能带领群众坚决执行。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阶级斗争观念较强，对错误言行能带领群众进行批判。坚持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建校道路。四、有一无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处处以身作则，在战备中带头劳动，为群众树立榜样。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勇于和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能从政治上关心群众。群众称之为好党员、好干部。希望今后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为党作出更大贡献。”

“文革”中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她又是所谓“当权派”，并且沾了我这“军内走资派”的“光”，群众不但没有给她戴高帽游街，没有对她进行“坐喷气式”的批斗，还给予她以上的评价，可见她的言行举止无懈可击，可见她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

学校教导主任万凌彦，是“四人帮”在南空的爪牙阎成玉的老婆，曾组织人批斗翟平。因找不到她工作中的任何差错，只得提出我的问题，叫她与我“划清界限”。她理直气壮的声明：“我老伴出生入死，忠诚竭力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他是红老头，如果与他划清界限，我岂不成了国民党吗？”这下可触怒了万凌彦一伙，立即召开秘密黑会，非法做出“开除翟平中共党员党籍”的决定，并私自罢免她校长的职务。他们在南京市广贴“告示”：“好消息！翟平校长因与李赤然划不清界限，还口称他是‘红老头’，被清除出党。”

面对这帮无耻之徒的威胁恐吓，她义正辞严的公开宣布：学校党支部是受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根本无权作出处分党员的任何决定。你们不就是对校长之位感兴趣吗？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我只服从南空党委的决定。

翟平一生就是如此光明磊落、秉正无私。若不是为了能使我更好地肩负起重任，她本人会更加发挥出她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70年我被免职到西安，在艰苦的环境下，她自学了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秘方。一方面可以护理我的腿伤，一方面可以帮助更困难的人。她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甚至到兰田县去采药配药，不辞辛劳地为求医者敷药，竟然治愈了很多人。当时还引起北京空军以及新疆、海南等地患者的关注，不少人专程来西安请她治疗。我们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她不仅不收分文，还要为远道来的人找住处，尽力供应他们较好的营养，饮食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水平，许多患者治愈后，要以各种方式表示感激之情，有的要登报宣传，有的要送匾，有的要交药钱等，都被翟平谢绝。

她内柔外刚，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在男子汉中间也少见。除战争年代独自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外，还遭遇过不少惊险，可谓九死一生。

1942年7月，她身怀第一个孩子已经9个月，骑一匹骡子随军转移。行进在山路上时，骡子受惊，狂奔于羊肠山道上。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是百丈深沟，在场的部队官兵谁也没能拦住那疯了般的骡子，眼睁睁看着它飞奔，一直跑出去40多里才停下。大家惊魂未定，见她却安然无恙，她说：反正我紧抓住僵绳不放，牲口也就没辙了。8月1日，她顺利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因他妈妈怀着他象“飞”一样通过险沟，起名为飞飞。稍大后叫李秦燕，意陕西人和河北人的儿子。

1946年11月2日，她在农村临产。因是双胞胎，接生妇手足无措。她只有忍着痛苦耐心指导，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小名为立立。由于胎位不正，他“横身出世”，小胳膊又肿又紫，哭闹不休，奶妈不愿带他，翟平只得自己细心爱护，后来取名为李天燕，有点从天而降、独立不羁的味道。女儿交给奶妈照料。因当时居住条件紧张，孩子们也要和部队挤住在老乡家。又缺医少药，随军儿童有的患了百日咳，也传染给小女儿林林，可怜才1岁多，不治而夭。翟平始终很坚强，从未因儿女或个人原因影响过革命工作。

1965年我们还在南京，她上班的小营小学离我所在的司令部咫尺之遥，完全可以搭我的车上班，但她从不以“首长夫人”自居，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至少一小时。8月的一天，当她骑车返家，上鼓楼广场大坡时，被后面拐弯的电车撞倒，立即被送往鼓楼医院。经检查，左侧5根肋骨及锁骨严重骨折，需动手术，她要求还是住到部队医院，并叮嘱医护人员和空军领导，不要将此事告诉正在上海工作的我。治疗一个多月后，她要出院上班，医生、小营小学和空军领导都不同意，但她仍然回到家，带病去工作。

翟平还是公认的好母亲。我们生的孩子除了飞飞（秦燕）、立立（天燕）和早天的林林外，还有两女两男。

1949年12月28日，二女儿出生在甘肃兰州，昵称兰兰；因是在宜君怀的，大名叫李君燕。

1951年8月21日，三子生于甘肃临洮。我们给孩子取名，为简单计，一般取出生地中一个字。但“洮”的谐音“逃”或“淘”等都不令人满意。正逢解放军一路打胜仗，就为他命名李凯燕。

1952年底我们到了上海炮校，1953年6月15日，小女儿出生于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的别称为“申”，她就叫李申燕了。

1955年8月7日，小儿子出世了。时在北京防校，叫“东燕”。“东”有“东方大都市一一北京”之意。男孩子称“燕”似有女气之嫌。殊不知翟平是河北人，古时称河北一带为“燕”，而“燕赵多壮士”。

除了她亲生的6个子女，我和第一个妻子的女儿李林燕，也一直由她抚养，视如己出。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她还要尽心尽力培育这么多子女。她关心爱护他们，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丰衣足食时期到三年自然灾害，她以博大的母爱，赋予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其中的甘苦，是每一个作母亲的都能理解的。她精心、尽心的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她对儿女教育有方。自幼就灌输给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学习的观念。从小就培养他们行为端正、讲究礼貌、尊老爱幼、爱护公共财物以及尊师好学等优良品德。不允许他们养成懒、馋、贪的恶习，更不允许他们有说谎、骂人、打架的行为。就连一般人视为生活小节的事，她也不轻易放过。她要求孩子们要自己动手洗衣、叠被，搞好清洁卫生；她从不随便给他们零花钱；要求他们吃饭不能掉饭粒、不能挑食；衣服整洁即可，几乎都是大改小、不烂不换；常教育他们不要搞特殊化，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足。

我们的子女受到国家和家庭的良好教育，都已成家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着。

翟平是我的好妻子、好战友。除衣食住行她样样关怀体贴我以外，她的信任，她的理解，尤其是关键时刻她的帮助，常使我能坚强的度过难关。“文革”时，她在“造反派”的威胁恐吓下，响当当的说了一句：“我的老头是红老头。”如此简单、朴素然而却是那样实在、那样明白的一句话，强烈的震撼了我，我自愧不如，决心抛掉私心杂念，与恶势力斗争到底。

想想年轻时，我个性强，脾气比较暴燥。生了那么多孩子，我却很少过问，有时还对她发火。多亏了她的宽容，她的谦让，才能保持“和平”，才能使我集中精力搞好本职工作，才能过着幸福、幸福、祥和的生活。

翟平把全部心血无私的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奉献给丈夫和子女。她和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可谓“大难不死”的好人，应验了“必有后福”之说：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崇高的荣誉，不忘我们的贡献；我们已活到80多岁，儿女们事业有成，孝敬备至。这一切应验了一句俗话：家和万事兴。而“家和”的功劳应归于我的好妻子翟平。

1999年12月11日，与我相随相伴，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爱妻翟平不幸病逝，享年81岁。在她病重期间，依然十分乐观、开朗、豁达，周围的人们，依然可以享受到她的关爱，她从未向任何困难、险阻、危险低头，终因不治，十分安祥的离我们而去。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使许多因战争环境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孩子得到了教育，她培养了无数个祖国的建设者，她的精神、品质、美德、智慧已被一代又一代后人承继、光大、升华。她是一位贤慧的妻子，她是一位十分伟大的母亲，她是一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孩子们的教育工作者。

我这一辈子，幸矣，足矣。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谨以此书记纪念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我的亲密战友。我们及子子孙孙将永生永世缅怀你们：

阎应娃，红军独立师一团一连连长。其时我任连指导员。1935年劳山战斗中牺牲。

路文昌，红二团团长。其时我任该团政委。1936年8月清涧战斗中牺牲。

文年生，我任八十一师政委时他任师长。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

白志文，我任警备五团政委时，他任团长，经历十分坎坷，1986年去世。

还有许许多多敬爱的领导和战友离我们而去。

1932年，白明善同志被井岳秀绞死在榆林。

1933年，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崔明道、高寿、高庆恩、王守义、王品肖等同志，被蒋梅生杀害在镇川堡无定河边。

红军时期献出宝贵生命的有：

刘志丹、谢子长、杨重远、谢绍安、任浪华、梁文郁、陈文保、郝新民、惠泽仁、吴虎峰、薛毓瑞、王思温、胡宴英、任三、白雪山、任广盛、任志贞（女）、薛翰臣、强龙光、强世清、白德胜、杨玉清、路智川、杨凤岐、栾新春、阎遂之、刘光贤、杨延龄、杨植本、谢四娃、吕振宝、杨琪、杨森、赵福祥、李成荣、魏武、张承忠、王志明、杨有旺、牛居琪、李清业、南贵代、白海宽、任瑞林、李志国等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献出宝贵生命者：

贺大增、高启甫、杨琪敬、杨占胜、刘志英、贾俊儒、蔡莲峰（女）、郭六胜、崔世俊、王国昌、张庚应、封治宗、李学诚、强雄、朱绍基、王万富、鲁贲、阎鸿鹏、史唯然、王保贤、吴世芳、史秀荣（女）。

解放战争献出宝贵生命者：

李国斌、鲁智、王学礼、白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去世的：

彭德怀、阎揆要、薛兰斌、李荆山、崔国英、张达志、周兴、胡景铎、韩先楚、李志民、李寿轩、李启贤、顾前、朱火花、杨彩彬、周士弟、谭家述、常乾坤、成钧、高朗亭、霍维德、曹力如、王子宜、刘景范、马佩勋、赖传珠、杨林、徐国珍、胡友之、姚知一、杨振东、袁广发、王昌虎、王锡昌、王仁法、王国昌、齐渭川、杨文谋、齐瑞生、潘寿才、薛峰、陈克功、谭生彬、马云泽、阎清芳（女）、张毅忱、李世臣、李合邦、马豫章、马济川、李惠友、孙均一、白锋、白凤吾（女）、李华楷、许法善、惠世恭、马万里、杨成森、惠凤莲、魏思文、申广盛、申国范、史纪全、熊伟、杜瑞兰、薛丹浩、马光厚、曹光华、王华亭、路晋元、路志良、折福遂、孙超群、王智涛、聂凤智、龙福才、阎红彦、阎玉山、薛振昌、赵学贵、李仲英、白寿康、谭嗣愚、龙谦、宋云辉、林宗昭、李卓然、折永年、谭冠三、江波（曾名江显潮）、杨清云、黄玉龙、康玉林、王兴邦、王强、崔田民、崔田夫、白如冰、白占玉、冯文德、李景膺、李景林、武自升、车先锋、冯振海、郭宝珊、刘明山、肖劲光、徐海东、程子华、王再兴、高青云（女）、张文舟、吴习智、王国瑞、慕生忠、郝玉堂、冯汉章、胡守义、胡守安、高文书、郝正连、霍源丰、孙时光、曹茂森、徐锁、高维嵩、井新民、李子厚、李果、何正德、靳赖川、王凤岐、马明方、刘永清、史桥、范子英、高波（女）、强全义、牛岗、刘占云、聂鹤亭、陈凯轩、张永安、白振华、张子荣、门善德、常远亭、王士俊、张占云、王瑛（女）、林奕葆（女）。

安息吧！我衷心敬爱的首长和战友们。

我的马夫



战争年代，指挥员有一匹好马，事关重要。那就必须先有好的马夫。路巨才、李全、董凤祥、王应祥、梁仲琪等十几位同志做过我的马夫，他们都是优秀人才。

马夫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拂晓前起床，先于部队做好出发准备。一到营地，其他人可以休息了，他们还要先照顾好马，溜马、喂马、饮马，等轮到他们吃饭时，只有冷干粮就凉水。马料需自己筹备，有时筹不到，甚至要用自己的口粮喂马。

养马、驯马其实大有学问，一匹烈马要驯成骏马、快马需花费很长时间，付出很多心血。首先要挑选好“苗子”。在一大群马中，哪一匹是最快最烈的马，须长时间观察。要通过反复放马狂奔，记录下每次奔跑的速度和耐力，才能初步选中。然后经骑手长期的训练，以改变马的奔跑习惯。一般马跑起来是前两蹄刨，后两蹄蹬。要求快马改成左两蹄齐出，紧接右两蹄并出的循环奔驰。有的马需经约5年细致耐心的调教才能达到要求。这样一匹马的价钱超过普通马的5倍以上。当然还要配上质地优良的鞍子、裹肚带、蹬子等，既显得神气，又能发挥骏马快速的优点。

担任马夫必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了解快马的习性，饲养，管理要适当。二是须懂骑术，乘坐时要适应快马的独特奔跑方式，否则它又会恢复到原来刨蹬的奔驰本性。做一个合格的马夫需要精力和智慧，需要爱心和牺牲。他们最辛苦又最不起眼，容易被人们遗忘。他们虽是平凡的劳动者，但在我心中，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离不开战马。若没有他们训练、养护出一匹匹骏马供我乘坐，伴我出生入死，同样没有今天的我。

东征西征时，我骑的是一匹海溜红马，它只认我、马夫和警卫员三人。其他人一接近，它就猛踢、猛咬。为避免发生伤害事故，马夫董凤祥不得不时时看守着它。但这匹马训练有素，是匹优秀的千里驹。曾从敌机轰炸区救出过朱瑞。一次，我负伤昏迷后，它不离左右，直到董凤祥闻其长啸后赶来救出我。

1937年红军解放宜川时，我的坐骑白龙马以其神力助我争取了时间，赢得了胜利。

1942年在冀中抗日作战中，我凭海溜马驰骋于纵横交错的战场，所向披靡。顺利通过平汉路后，我把爱骑送给了余秋里，董凤祥为此还哭了好几天。

1946年解救战争中，我先后骑过四匹快马，蒙古种的“千里藏针”是肖劲光奖励的，能达到每小时60华里的速度。当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作战任务，它却光荣地累死了。第二匹是伊犁产的枣红马，也因连续追击敌人而不幸累死。第三匹是西宁产的菊花青，一直陪我到全国解放，1952年才与之分手，我的戎马生涯是与战马分不开的，与我的马夫们分不开的，我爱战马，更尊重马夫，他们默默无闻，却永远在我心中。

血肉情深



没有党和人民，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就没有我的一切，对此我刻骨铭心。

1933年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九死一生，是党营救我出狱。

1934年12月冯家渠战斗中，我掉入天窖，是战友们救起。

1935年2月贺家湾战斗中，我右腿腿骨子弹穿透，警卫员路巨才不顾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过2000米川道，使我获救。

1935年10月，因错误的“肃反”和瞎指挥，我率领的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羊泉原陷入绝境，我头部负伤而昏迷。警卫员白金富冒着敌军密集的炮火，抢救出我。

1936年3月红军东征期间，我为了救朱瑞（后曾任炮兵司令），被敌机轰炸掀起的碎石土块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卫连战士分秒必争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肃李家塬战斗中，为掩护师长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带，我率百余人冲出敌3000余人的包围，绝处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肃红连湾观察地形时，遇敌机轰炸，又被埋入坑中。警卫员王强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我，他却受了伤。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战斗中，我的膝关节脱臼不能行动，警卫员吴常有及时救治，使我得以率领部队打退日寇进攻。

1942年3月，率留训团过平汉路时，我的膝关节又一次脱臼，经吴常有紧急抢救，转危为安。

1942年7月，率留训团护送300万法币回延安，途中我的膝关节再次脱臼，警卫员白明山细心救护，我得以指挥部队圆满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关头，在战友的拼死抢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远忘不了贺晋年、路文昌、贺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贵山、白金福、王强、李国斌、吴常有、冯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谊。

“文革”中，吴法宪、江腾蛟企图将我打成“叛徒”时，贺秉章、薛振昌、张卓之和中共子长县委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将保存完好的榆林敌人的档案让调查人员过目，保护了我。这在某种意义上比挽救了我的生命还可贵。

我深深地怀念帮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以及与我同舟共济的许多战友。

我读小学时，同班同学王思温、李登榜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我又受到李国章、张国仁、桑非吾、赵仰普、史唯然等革命志士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我上绥德四师时，校长马济川、体育老师苏醒民及白如冰、惠泽仁、吴志渊、白寿康、柳青等人对我帮助和影响较大。在四师我初步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在地下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薛毓瑞等同志的帮助，进一步增强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在参加红军，参加武装斗争时期，我得到谢子长、刘志丹以及贺晋年、张达志、路文昌等多方面的指导、帑助，使我更坚定了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决心。

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谢子长、刘志丹、彭德怀等，他们为革命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他们大智大勇，身先士卒的无畏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教育着我。他们亲切的教诲，无言的光辉榜样，对我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老骥伏枥



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当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够面对威胁险阻和对我的不公正，也能够面对赞誉、成就和功勋。之所以谈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问题，是感到许许多多已近风烛残年的为革命奉献了终生的老同志，应该得到有些部门的应有关爱与重视。

虽然离休了，我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为陕西省老年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曾于1987年12月赴京筹备陕西省老年书画展，其中还有我的作品：“老骥壮怀千里志，书画珍品现精神。高寿耄耋仍努力，皆为中华巨龙腾。”

我还被聘为陕西省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参加了航天航空展览馆的筹建工作。

1986年，在我和几位老红军的呼吁倡导下，得到了西安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了，我亲任副会长和革命传统报告团团长。

1989年9月我被推选出席在河南安阳召开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会议”，并参加筹备“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被选为副主任。

1989年10月，被西安市聘为“西安市校外辅导员”。

我还担任了20多家政府部门或群众团体的义务顾问，如旅游中心、省老年大学、省老龄委、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等。

我多次到大中小学或党政军各单位做报告。向青少年宣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教育青少年一定要重视树立人生观，这是我一生中体会最深的。每个人都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只要胸怀此坚实信念，无论多凶残的敌人都能战胜，无论多险恶的环境都吓不倒，无论多严重的病魔痛苦都不在话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视关心下一代为一个老兵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邀请，我从不计条件，风雨无阻。只要我所讲的，能使青少年更珍惜今天的幸福，更自觉的努力学习、奋发图强，就感到很欣慰了。

离休后，我只不过做了一些应尽的努力，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崇高的荣誉。

1983年1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宣传部主办的《支部生活》月刊中，连续5期登载了宗宝泉、张增等的有关我的几个小故事《胜利属于革命到底的人》。

1987年9月和1989年10月，我两次被评为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优秀会员和先进个人。

1988年7月28日，我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0月，我荣获陕西省政府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

1991年，我荣获兰州军区空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并通报部队学习。

1993年1月，在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会刊《爱心——创刊号》中有一段关于我的报道：

“李赤然老红军老将军生在陕北，当年跟着谢子长、刘志丹闹革命。李赤然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来成为红军八十一师最年青的政治委员。1990年7月，李赤然老将军已76岁高龄了，可他又一次同西安市中、小学夏令营奔赴延安。他和师生们一起漫游延水河畔，登临宝塔山，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中央大礼堂……旧地重游，心潮起伏，往事象电影一样从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曾经在这里听过毛主席讲哲学课《矛盾论》、《实践论》，参加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过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党在延安时期的重大事件，他几乎全部亲身经历过。他对师生们讲：延安精神是我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的升华，延安精神是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不断丰富的；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传家宝！”

“在宝塔山上一座石碑前，李老向同学们一句句讲解朱总司令一首诗‘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同学们一边听，一边记，一边在想，他们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将军，正是人民的公仆啊！”

1993年1月25日，《陕西日报》刊登了杨子青写的《一面镜子》，是有关我的一段历史。文章认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以概括为我一生的写照。

1993年，兰州军区空军西安沣镐路干休所，发表了题为《革命无止境，晚霞照后人》的文章，编印成册发至部队。

199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我“全军先进离休干部”称号，颁发了证书和一把景泰蓝宝剑。全军共有132人受表彰，登载在1993年9月26日的《解放军报》的“光荣榜”上。

在我私人珍藏品中，有不少战友、同志亲题的诗、字等，我非常看重这些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1978年1月31日，原高级防校党委秘书徐琦烈赠诗一首：“征人昨夜下长安，千里烟波忆旧颜。桃李不言采自有，芝兰独秀立出岩。将军白发春犹在，处士丹心志更坚。四海生平谋大治，神州又喜换新元”。

《红军不怕远征难》、《金沙江畔》等小说的作者陈靖，打倒“四人帮”被“解放”后，曾到家中看望我，“劫后”重逢，都无比激动。他离别时赋诗赠我：

书生喜盼度长假，

迢遥千里到李家。

想二五昼夜飞逝如一刹，

却此刻，

人即去，心欲留，

念情厚意重思无涯……

还忆浦江初相聚，

双亲慈容暖如夏。

而今更觉英雄健，

钢骨铮铮身挺拔。

一天天，日出日落，

送却暮云迎朝霞。

舒云步慢展太极，

勤躬身细理田稼。

一天天，宾客络绎，

送却故友迎作家。

热心肠，刚直不阿，

笑从容，依旧当年戎装鞍马。

更是儿孙满堂相聚时，

欣听鸟啼枝头，

黄河入海到天涯……

炎炎盛夏驱车行，

不顾热汗如雨洒。

长安古都纵横行，

走罢临潼登翠华。

如数家珍，

谈千年古国文化；

潇洒自若，

观八百里秦川一片好庄稼！

自古天下父母心，

盼子成龙作好娃。

而今静思奋为志，

来年定夺英雄花。

孟飞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军组织科长，后任空军干部部处长，空九军后勤部政委等职，他于1993年2月8日也为我写了诗：“叱咤风云力未摧，老兵解甲志未馈。沣镐东路添新舍，骊山东麓品旧醅。有兴方能寻韵律，无私始得画松梅。年华虽老犹余热，皓首讴歌经世才。”

原空军第二高级防校政委张卓之于1993年2月赠诗一首：“贺寿宗当贺贵高，坚贞不屈数英豪。十年陕甘殊功立，千里冀中胜券操。河防两延出智勇，驰骋西北破敌曹。京沪军校育桃李，夕阳赤然照今朝”。1994年春节又赠诗两首：“革命生涯六七年，陕甘驱雾换新天。披荆斩棘驱魍魉，坚贞不屈斥贼奸。苦口婆心教后代，誉满三秦人民间。老骥伏枥犹壮心，同仁敬仰贺南山。…革命征程肝胆红，战甘陕，多智勇。身负重伤，彭、刘嘉奖功。德寿双高谁不钦，尚艰苦，树正风。老骥伏枥，犹见情操红。”

原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杨鸿章同志于1993年2月28日亲笔为我书写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如虎”的条幅。

1993年2月28日，520多人联名赠给我一副屏风，给我题词为“德高望重，刚直不阿”。老战友、老同事和子女，非要为我庆贺八十寿辰，这一天，260多人欢聚一堂，大家忆想当年峥嵘岁月，畅谈未来美好前途，并合影留念。

祝寿的《贺辞》对我称颂有加，可我想到的是为了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牺牲了的战友、同志。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从不敢有丝毫居功自傲之想，只有永远奋发努力，才能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生活多美好

（1978年——至今）

平反决定


197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空军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为所谓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兵变’中受到打击迫害和诬陷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为了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造谣诬陷，捏造了一个所谓‘聂风智、顾前黑集团’，给聂凤智、顾前、张少虹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采取隔离看管、限制自由、打骂逼供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重点批斗；并对另一些同志在小组批斗。尔后，有的送‘五·七’干校当候补学员，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有的专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现已查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强加的所谓‘聂顾黑集团’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政变’等罪名，纯系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诬陷、打击、迫害，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南京军区空军党委五届七次全会决定，对上述案件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材料予以销毁。

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军区空军办理8年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和个人应得待遇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所欠工资，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连而应恢复名誉等问题。赵昭政委、政治部车主任以及大多数干部群众积极帮我解决，他们找证据、查事实、立清单，很快将处理报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员既不上报空军，也不给予答覆，还不满的宣扬：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他对老同志毫无感情，目无党纪国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决。钱物、待遇对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讨个公道。

1981年8月，兰州军区空军通知我由雍村搬到兰空干休所归建。

患难真情



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文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免职到西安



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组成进京晋见毛泽东代表团，我被指定为5人领导成员之一。由于形势不断变化，毛泽东接见南京军区代表团的时间一推再推，直到国庆节前夕才安排出时间。

随后，我参加了天安门城楼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工作。我曾多次受到主席的接见，但大都是在金水桥以南的观礼台上。此次接见时，主席和我握手谈话，问我如何，我说：“很好”。

这次在京，遇到了老战友李志民。他问我红军西征时李家塬战斗的详情，并说造反派再三逼他交待问题，四处找他要揪斗是周总理把他藏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避难。我对他说：如果再有人追问李家塬战斗中你的情况，就让他们来找我，你就对他们说“当时是李宗贵政委命令我去二团阵地执行任务的”。他见我愿意为他作证，感动得热泪盈眶。

1969年12月，接到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免去我职务的命令。不到一个月，吴法宪派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和干部部任免处处长到南京找我谈话。他们奉空军党委的指示，要树我为“活着的李玉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还准备委我以重任。若不愿意回到空军，可以到陆军大军区任职等。

当时由于伤残的腿病又复发，我正躺在医院。我对此感到蹊跷：林彪免了我的职，其死党吴法宪却要封我的官，无非想拉拢我成为他们一伙。我当即对任学耀说：“英雄”或是“典型”，历史自有公断，不需人为的花费心思去塑造。你曾是我部的基层干部，对我的经历、我的为人，别人可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而你应该是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任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治病。他说最好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我摇头拒绝，提出回瓦窑堡，他表示不同意：你要治病，总应靠近有大医院的城市。回西安如何？我同意了。任说他还要回京向吴法宪、余立金汇报后再定。

当时，林彪1号命令已下达，要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从大中城市流放到小城市或农村，让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监管。每月发30元生活费。我算“暂缓”执行的，估计提出去西安养病问题不大。

1970年5月接到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表示，第一，欢迎我回西安；第二有房子安置。于是我积极准备搬家，争取早日离开令我感慨万千的南京。

我在南京工作了8年。来时信心百倍，别时忧伤满怀。“文革”中的残酷迫害，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致伤致残，还有许多杳无音讯。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我思念他们，为这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深感不平，但却无法为他们尽力，感到内疚与悲伤。但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奋斗在党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从未做过损害党和人民昧良心的事。我自认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战友。想到这些心情才平静一些。

1970年10月，我携家到达西安市。兰空司令员杨化民已接到吴宪法的命令，要他们“不冷不热”的对待我。只发给维持生活费，没有其他补助。我并不在乎生活是否艰苦，只要求得精神上的平静。

不久，李瑞山派秘书赖光和房管处处长，把我们安置到原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建国路雍村的住处，住房年久失修，但比起那些仍身陷囹圄，无家可归者，就强多了。

开罪叶群



南京军区空军领导机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展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腾蛟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纠集了空军原四军的王绍渊、李道之和气味相投的保卫部长主父光、干部部长刘更生、组织部副部长阎成玉、宣传部部长王知十、青年部部长郝宝章及司令部副参谋长等人，根据林彪的“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聂凤智、李赤然、顾前、朱火花等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他们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下，得才兼备、参予编写空军各种条例条令的参谋长顾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术的工程部部长朱火花，被他们口中堵上毛巾、推进粪坑溺死。经过长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几乎死去，他们把聂凤智装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后秘密转移到云南、贵州、广西的十万大山中去养猪，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瘫半痴生命处于垂危之中。

我被关押在南京空军大操场地下室里，又脏又潮，室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昼夜批斗我，采取软硬兼施、攻心与严刑并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喷气式”、顶砖头；就是拔头发、罚两腿向前弯曲站着；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诱供、劝供。他们所采用的刑罚手段，不亚于我在国民党监狱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难以料到共产党内会有如此败类。

幸亏我平时一心为工作，一心为群众，行得端，站得正，批斗时虽然也挨打，但较轻；头发也被拔，但只是虚晃几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训练部部长鲁明的老婆吴纲桥不在场，我还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个月，空军的领导和江腾蛟等毫无所得。在广大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条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认是“三反分子”。说是只要“名义上”戴上这顶帽子，不讲具体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讲根据什么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对此，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

原来，叶群曾于1964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参加“四清”人员应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同学习”的“五同”规定，与江腾蛟鬼混在一起。白天到田里照像，晚上吃喝玩乐，在当地群众和南京军区空军指战员中反映极坏。

他们又曾到上海胡混，仅在锦江饭店用餐就花费了6000余元。江曾要我签字报销，被我坚决拒绝。他又提出从上海空四军卖蒸馏水的帐中报销，帐目可不进出，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问题。他要我点头同意，我说：如果这样做了，你不告知我，我要负官僚主义责任；如果你先告知我，我点了头，你报了帐，等于我犯了同流合污的错误。江顿时翻脸，一反常态的说：你真是笨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把送上门的升官的机会都不要，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当时就表示：以出卖党的利益、出卖群众利益而换取个人利益，我一向深恶痛绝。不久，叶群途经南京，点名要见我。在同我握手时，她阴阳怪气的说：“你就是那个同我坚持原则的李赤然，你很有本事么，原则性很强么？”我未置可否，我深知他们的为人品质，但是我不害怕，也不后悔。

“文革”时期的“真理”之一就是：谁不尊重叶群就是不尊重林彪，不尊重林彪就等于不尊重毛泽东。由此空军的领导人把我列入“三反分子”是有“根据”的。我当然拒绝以此作为“解放”我的先决条件。

余、江想再找出其它“证据”。他们说我在空军党委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是“诬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部等等，是“不折不扣”的“三反”言论。

我很清楚，和余、江之流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只有斗智斗勇。我提出给我戴“三反分子”帽子也是要有条件的，即必须将我的“三反”证据——我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公布于众，也好向群众和干部有个交待，让大家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三反分子”。

越是坚持拿出证据，他们越是六神无主、生怕引火烧身、暴露他们的卑劣，他们只得不讲条件的“解放”我，让我“站出来工作”。

此时，我表示，我本来就没有“犯罪”，也就无所谓“解放”，一切都是余、江之流在搞鬼，他们想夺权，就必须加“罪”于真正的革命者，打倒一大批真正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我质问他们：你们批斗我三个月，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我有一句反党、反群众、反领袖的话，你们早就拿出来“曝光”了。你们派干将5次去我家乡子长县，索要所谓的“叛徒材料”，逼得县里拿出邓宝珊起义后所得到的敌伪档案。如果从中能找到可定为“叛徒”的蛛丝马迹，你们早就大肆宣扬，早就用此致我于死地了。事实彻底粉碎了你们的“欲加之罪”的阴谋。无计可施了，又想用“解放”、“站出来工作”等掩盖你们的勾当，这是不行的。你们只能说“请你继续工作”，我才有可能考虑。

他们迫不得已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南京军区空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由我负责“三支”工作，担任主任。同时余、江又派来其同党阎成玉任副主任，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阎水平低，常用拙劣的手段干扰工作，引起多数“三支”人员的愤慨。不仅自己陷于孤立，而且进一步暴露了余、江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