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抗战胜利之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找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朋友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中，蒋介石自己当主席，但他并没有诚意把这个会开好。

许多无党派的人，尤其是张澜先生说了许多主持正义的话，到了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表面上又说：“非实行政治协商的决议案不可！”

但是，知道实情的人说，蒋一面发表宣言，一面下命令叫各地进攻共产党。

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的，蒋介石说的什么话，怎么闭幕，闭幕时蒋介石说的什么话，回忆起来，我记得当时他简直是把世界上最体面的话都说尽了，不过，他一面说这些体面话，一面秘密地下了命令，打内战。

还有，抗战胜利之后，一件事是日本要缴械，另一件是日本的东西都要留下，还有一件事是汪精卫所管的汉奸机关，都要接收过来。

论理说，应当找些爱国爱民的人们讨论讨论，商议商议，再往外派人，然而不然，蒋就找了他的左右亲信的人，就派他们去接收。

到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接收的人，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前面会贴上六个或七个封条。

经济部说是它应管的，财政部说是它有关系，军政部说是这些东西它都用得着。前门的封条刚贴上，就把后门打开了，先把成品都运走，然后把原料也都运出卖掉了。

以后，连机器都拆了卖，甚至把电灯泡拿下来，把电线割断了。因为抢一辆汽车，两个机关打起来。这种实在的情形，国人真的看不下去，说：“这是劫收，不是接收。”

派到前方接收的官吏人选，有的会影响国际，不用说更会直接影响地方人民，自然应顾虑周到。然而，蒋介石并不考虑这些，如同派陈仪到台湾去，这是人人都以为不可的，而蒋介石偏偏地派陈去。

关于东北九省派的人，应当问他的历史是怎么样，人地相宜不相宜?一概不讲，有一天，参政会开会，蒋介石在中央党部集合了国民党的参政员说：“今天请大家随便谈话。”

头一个就是钱公来先生说话，他说：

“既然随便谈话，我想问问派往东北接收的人，没有一个东北人是什么缘故呀？”

而就在这几天，二陈派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发动了反苏宣传。蒋请国民党常务委员吃饭，谈到东北问题的事，我说：

“凡事都有天理人情，用一根步枪来做比方，把机槽和枪机都擦干净了，擦得愈干净愈关不上栓，必须点上一点油，然后开关自如。

拿大局来说，美国和苏联都算帮我们作战，今天完全胜利，我们对于人家的官和兵，应当多多少少有些感谢的表示，使人家喜欢、高兴、快乐，自然什么话都好说。

现在怎么样？什么都不提，派的人员都是平素不认识的，要不就是有仇恨的，张口说：‘你搬了我一张桌子走。’闭口说：‘你拆了我一架机器走。’

为什么不说好听的话？你们为这次的战争，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军费，我们应当替你们担任一些，虽然是客气话，说出来也好听一点。”

蒋说：“好，好，我们一定这样办。”结果，他真的派人去了，他就派了宋美龄一个人到了东北，可惜不可惜！

就在那两天，马占山来找我，马说要找我和蒋介石说一说，他要回东北去，若不准他带军队回去，他愿意自己回去。因为，他从东北出来，带着几十万人，谁死了，谁伤了，他应当回东北报告报告。

我答应他向蒋介石说一说，我把马占山的话就向蒋介石说了一遍。过了两天，马占山告诉我说，现在就是他一个人不带也不许他回去了。

马占山必要回去的理由，是那么重要，不许回去；而到东北去的人不是面生可疑，这些人当了主席的当主席，掌了政权的掌政权，便是平素连报纸上，都没有见说过他的名字的人。

66  抗战中的一些人与事

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回国抗战，在重庆我见了他，说话痛快而耿直。他这次抱着很大的热心，想着用他的力量帮助抗战。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知道要帮助抗战，必须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因此，回国以后，他并不安安静静住在蒋介石的招待所吃喝闲谈，而是跑到国内很多地方，去考察社会的实际情形。

他在各地所看到的一些黑暗、腐败和贪污，忍不住情绪，就打电报、写信给蒋介石，为人民诉苦，为了团结抗战，他又到了陕甘宁边区，看了实在的情形。

陈嘉庚先生在海外捐了很多的款子，他这一次回国是代表南洋很多的华侨来慰劳全国的抗战民众，我对陈嘉庚先生说：

“先生处处实做，爱国爱民，毁家兴学，影响了中国和外国有正义的人士。抗战以来领导着侨胞不断地捐输襄助抗战的费用；汪精卫叛国，先生首倡攻击，这些事情都是我最佩服的。”

陈嘉庚先生说：“我同庄先生正想看您去，您先来看我，愧不敢当。”

后来我知道，陈嘉庚先生自到西安之后，政府就派好多人去招待他，告诉他说：“不要和共产党的人有来往。”他的言论行动，都受到限制，觉得很不自由。

最使陈嘉庚先生痛心的，而且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在陕西终南山看胡宗南的军队操练，大炮队、坦克车队、机关枪队、手榴弹队、骑兵队、步兵队，样样齐全，然而这样好的装备军队，为何不到前方去作战呢？陈先生自己很不明白。

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省的独山，各地的情形都紧急了，这时候，有一位陈军长，带着军队到了重庆南边的綦江县，重庆各界的人们，几十位到了綦江去慰劳他们。

陈军长集合了所有的军官，对着慰劳团的人谈话，他说：

“我带着这军队从甘肃的天水经过陕西省的宝鸡，来到了这里，所穿的就是身上的一套衣服，淋湿了没有衣服换。

说住的，沿路上经过的大城小镇，都是关门闭户，官兵们都脊背对着脊背在人家房檐下蹲着，是这样的一夜一夜走到这里。

说吃的，是盐水泡着带沙子的粗米饭，有时候有点咸菜，有时候就什么也没有。”

这一段详细的情形，中央社马上就印出来分送给各中央委员。第二天一早，于右任拿着这印出来的东西去问蒋介石：“你看见没有？”蒋翻了翻说：“看见了。”

于问：“有什么办法？”蒋说：“我有办法。”于问：“你有什么办法？”蒋说：“一定有办法。”

随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蒋介石说：“前方官兵吃不饱，何应钦带两万万元到前方慰劳慰劳去。”

何应钦说：“我是参谋长，我应当在后面，到前方做什么？”

蒋介石又说：“那么张治中（政治部长)，可以同你(何应钦)一路去。”

张治中说：“我是政治部长，我是应当在后边，平素你都不叫我带兵，我不去。”

蒋介石说：“辛苦一趟吧！大局危险极了！”

张治中还是没有答应去。

蒋又说：“后方勤务总司令俞飞鹏可以同你们(何应钦、张治中）去。”

俞说：“我是后方勤务总司令，我到前方去做什么？我不去！”

蒋介石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们(何、俞、张）三位辛苦一些，无论多么为难，你们都要去一趟。”

于是，他们三个人带着两万万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去。

1944年年底，天已下着大雪，在前方作战的官兵们，短衣缺食。重庆的各界民众和团体，组织了慰劳团，买了许多肉菜和实用的东西，用大汽车运到贵州的前方去，真心真意地帮助抗战。

但是，蒋介石派他的男女特务夹杂在里边，不准别的人痛快讲话，还用许多造谣惑众的办法造些假报告来说是说非。

我看，蒋介石处处都是为自己打算，表面上总为了想打破他们的自私，想着对他痛痛快快地解释一回。

有一天，我用了雪白的宣纸，顶好的笔墨给蒋写了四扇屏，是用汉隶端楷写的。这四扇屏，我曾经照下相片。其文如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才，能以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济人之急，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义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一段话，是周朝的文王在渭水河边第一次见姜太公的时候，姜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这是说凡事不可为自己打算，要为大众打算，若大众全好了，你自己的好处也在里头。

我把这条东西交给蒋介石，蒋找我给他讲一讲，我就一字一句地给他讲。讲完之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很好。

自1928年来到现在，蒋介石和他的左右，一天到晚都以为我准是共产党。有一次，社会部某次长对我说：“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公开地对社会部里的人说，老冯就是共产党。”

我把这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笑着说：“不会吧！谷正纲是小孩子，请你不要在意！”

我说：“谷正纲是不是小孩子，那是另一件事，你怎么看法，那是要紧的。你觉得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共产党吗？谷正纲是共产党吗？”

蒋介石看见我认真，才说：“我查一查，我查一查。”我说：“有人有证的事，我不知道你要查什么？”他说着，就又把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我记得，在1944年8月，蒋介石忽然问我：“关于共产党的事，你有什么意见？”

我想了想说：“你这样虚心，我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几年来最重大的一件事，也就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我听见有人说，共产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

我认为，多编几个师一点关系也没有。共产党向中央要钱、要饷、要粮、要衣服，应该一律都发给他们。至于什么官，什么名义，赶紧都给他们。

不过，这件事情非得你自当家不可，不要同恐共病的人商议，更不要同仇共病的人讨论，自己毅然决然地拿定主张把这件事早日办好。

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全国的事就算办好了一大半。我们注意‘真正爱百姓’五个字，再加上‘真正实行’四个字，真能这样，处处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做事，一定有一天共产党来跟我们合作。”

蒋说：“好，好，好！”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蒋介石，我说：“这上边，都是写的怎样爱百姓，怎样同共产党合作的事，请你仔细看看！”

蒋接过去就放在他的袋儿里。我说：“你放进去不要紧，千万别忘了看呀！”

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二十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

我每逢讲一次话，总是不顾一切，要说的非说不可，因为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还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65  历历在目的献金活动

1944年1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了这一路献金救国活动的经过。

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

“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可是没有到前方杀敌，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

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

第二天早晨，报上就登出了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一起响应，最后捐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

江津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拨拨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园子来看戏，不买票，因此大吵起来。

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

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

他在一个中学念书，伙食很差，要求校长改良，因为他是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被抓了起来。

在法庭之外，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地打，这样地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

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良心发现了，过了不久，把姓王的无罪释放。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

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

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

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自殉。

看到这种情况，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饭，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军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

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

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于是，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

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

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

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这顿饭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有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

泸县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从泸县出发后，我又到了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

那时候，正是美国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

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

内江献金完后，我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

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多。

盐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 ：“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这件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

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

县长说：“还没送齐。”

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

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了“忠烈祠”三个字。

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那天，我们在大草场开会，有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

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我们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

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报告给他这一路献金救国的感人事情。

64  我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活动

抗战以来，时局困难，前线士兵们浴血奋战，可军政、财政两部，天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

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专门的机构，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我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

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

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性捐了款外，还有每月捐。

随后，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

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还不行。”我问他们咋回事？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

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很多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协商了一个星期，关卡才把把税减了一些。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

“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教育部书局书纸不行，我们都看不清楚。”

我则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

接着，从乐山到夹江的这个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

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

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

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

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听了冯先生讲话，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我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看起来，救国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

“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号、二十号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捐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

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的地方，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

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大的贪污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

彭县城里有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

“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吗？”

这位绅士就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

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还有一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

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

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颍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

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不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由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

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做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

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随后，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做纪念。

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

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1943年12月21日上午9时，我到了四川双流县，这里的县长叫吕秉仁，东北人。下午3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

12月24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这是他私人献的。

到了第二天12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吃午饭的时候，就请我同大家讲话。

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就站起来说话：

“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地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

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

我问：“什么缘故？”

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倾其所拿出来献给国家，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1944年1月16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

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

就在这时，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

63  我再说几件事情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里开纪念周大会，党政人员都到齐，蒋介石也在场。由我主讲，我讲的话要点如下：

一、今天，抗战要得到胜利为最要紧。

二、如何能得到胜利？即是军事办得好。

三、军事办得好，则在官兵吃饱穿暖，不缺乏东西用。

四、事实如何呢，自天水宝鸡开来一军人驻于青木关。

五、可青木关的几位连长说，沿途逃兵太多。

六、跑了十个八个，枪掷下了，如何携带呢？连、排长只得让老百姓帮助抬，走不了二三十里，一到清静地方，他们把枪往嘉陵江一丢就跑了。至于官兵，每个人都吃不了六成饱，有的是有盐没菜，有的是有点青菜没有油，这怎么能够打仗呢？

我说完了这些话以后，有一年多时间，都再没有找我到中央训练团去讲话，因为他们喜欢好听的，我说的都是不好听的。

在1942年2月2日，我对蒋介石说了三十五条我得到的信息：

一、营、连逃兵太多，一个不报吃空缺。

二、补许多假名字，并没有兵。

三、每连都有二三十个空缺。

四、谁吃的空缺多，就谁阔。

五、补充团队将要交兵时，所空之缺，一律开除，不是报逃了，便是报不堪造就。

六、在接兵时，把兵卖出去，三五百元一名，千八百元一名的都有。

七、官兵扣士兵的伙食，士兵吃不饱。

八、还有故意说伙食钱还未发下，吃饭时叫新兵自备的事情。

九、补充团队有同县署沟通着，未领新兵，而先报某月某日领到新兵若干名，请发伙食费。

十、连、排长有打死新兵而不报告者。

十一、连、排长查新兵有钱，叫他缴到连部，过几天把新兵打跑，所存之款尽入私囊。

十二、新兵所穿的好便衣，换军衣，把便衣存到连部，连长拍卖而入私囊。

十三、逃跑的新兵报病故，报领埋葬费。

十四、扣兵的医药费。

十五、扣兵的草鞋费。

十六、每次给兵做服装时，军需人员勾通包办，每套扣三四元以自饱。

十七、师管区司令、补训处处长，对于饷册尽量扣旷不报。

十八、学兵队、军官队到营连去服务，不开底缺，为吃空头。

十九、勾通审核主任，而作报销。

二十、扣团、营逃兵服装，按第一期原价扣二三十元，往军政部则报废，缴一二元即可。

二十一、各级官长接来新兵，都以为两三个月即可以交出去，所以都不负责任。

二十二、司令或补充团营新兵未见过营长以上的官长者，即交出来。

二十三、各主管官兵都注意在表册上，而不注意实地做事。

二十四、各主管官长非常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外表，全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

二十五、士兵自入营至交出止，常有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的。

二十六、一连新兵，一百多名，关在一个房内，吃、喝、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内，不许出门，恐怕逃亡，如囚犯一样。

二十七、士兵冬天不能换棉衣，夏天不能换单衣，因此，很多死亡的。

二十八、行军时，不能行走的病兵，丢在僻静无人处病死、饿死，此事最多。

二十九、行军时，遇见青年即拉去当兵。

三十、行军时，新兵遇见父母，不愿使儿子当兵，暗送四五百元即将新兵放走，给长官部报逃。

三十一、有许多新兵连，全体暴动而逃走，皆因不能忍受官长无理的苛待。

三十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三个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名的；一团应当二千五百名，实在交兵时，还不到一千五百名，有时还不到一千二百名。

三十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三十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官长有的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军队之心，有保守生财之道。

三十五、后方补充军队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钩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事实，弄虚伪而不讲实干。

我把这三十五条事都详细同蒋介石说了。我说，这是刚从前方回来的一个团长王培襄说的，他觉得，这些事若不改革，没法子打胜日本。

1942年6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大约有四五百人。

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

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

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

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

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

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地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因为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的时候，临阵易将多么危险。

同时，把那些军校生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

就在那两天，在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上，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

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

况且，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

有一天，他们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军官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军委常会上说：

“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

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

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我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最后，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

就在这两天，河南省一个姓郭参政员和苗锺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请大家看着河南人吃的“观音土”。他在参政会内一喊，还算好，才派张继等调查去。

就这样，吵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因故意去照了许多照片带回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蒋介石也看到相片。

河南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向陕西和四川省逃难，当时逃难的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

本是指望这样可找着一个活命的地方，哪晓得沿路关卡故意地留难，盘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约有七八天，不准过来，逃难的人哪里受得住七八天不放过来，吃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

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万不可专制。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62  抗战中的几件事

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老朋友，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

因为，他在中国很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平素的一言一动都是平民化的，他所做的事情都肯为大众谋利益。

他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实实在在地与官兵同甘苦，没有半点官僚的架子。

有一次，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出两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险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

我知道得很清楚，史迪威曾对蒋介石说过：“你不要把我们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

最后，史迪威还是走了，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第一是向蒋介石要兵，好尽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出中国去；其次，就是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希望中国人爱护中国人。

英国有一位将军，会说好几国语言，一个臂是残废的，听说那是从飞机上摔下来摔坏了的。后来，意大利投降，他就代表英国签字。

这次到中国来，他愿意同中国军界的朋友谈话。有一天，在苏联大使馆的革命纪念会上，这位将军见着我说：

“我有二十多天都要拜访您，人们不是说您出了门，就是说你不在家，今天可碰见你了！”

我说：“我是常常在家的，你什么时候见我，我都喜欢见你。”

后来我知道，不论哪一个人要见我，蒋就说我不在家，免得我麻烦，更免得外国人多知道我们的情形。

大概是12月24日的晚上，孔祥熙请了文武百官，到李子坝的一个新的招待所聚餐。到了午后六点钟，人们愈来愈多，有很多军官同我和于右任来握手，说东说西，非常热闹。

右任对我说：“这样的会多有几个就好了，你看多少军官都是好朋友。”

萧振瀛是四川大同银行董事长、四川合江大明酒精公司董事长。正是这个时候，重庆提倡帮助工商业生产，弄得非常热闹。有一天午前九点钟，两位工程师到罗汉沟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说他们失业了。

我说：“你们不是在萧振瀛的铁工厂吗，怎么会失业？”他们说：“真可气，又是好笑的事，萧振瀛拿着他的铁工厂借了国家一千万元，钱刚到手，工厂马上关门，把我们都解雇了。”

为了献金救国，我到重庆许多工厂里去讲话，鼓励他们献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天，我到重庆下边一眼望得见的一个造船厂里去讲话，这个厂的主人就是卢作孚。我对员工们讲了话后，他领着我去参观。

他指给我看九个铜鼎，我看每一个鼎高有二尺半，直径也有二尺，鼎上还雕刻着许多花纹，我记得中国古书上有一篇书叫“楚子问鼎”，楚子是楚国的国王，他在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里头，是子爵，所以称为楚子。

一个子爵当然够不上做皇帝，然而他却要问九鼎，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

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轻，多重，周家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

鹿钟麟从河北回来，谁都知道他收了十多万游击队。当时，没有一百元吃不饱一顿饭，可是，军政部给他的兵一个月六元，就是这样，鹿钟麟还带着队伍和日本打多少次死战。

鹿钟麟回到重庆，把他经手的事和报销都报给蒋介石，快有三个月的样子，都没有批消他这件公事，鹿很焦急。

有一天，我在国防最高会议问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为什么鹿钟麟的报销不批消呢？是什么缘故？”

何应钦说：“鹿钟麟到河北去，一二年的工夫用了六百万，可是他连一本账都没有，若果是他能拿出花钱的草底子来，就可以替他报销了。”

我说：“鹿钟麟是那么厉害的人呀？他在河北省带着十多万游击队，昼夜地打仗，死伤很多，只剩留他的性命没丢在日本人手里，他能把账目的草底儿不丢了，鹿钟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过了没有三天，蒋介石把鹿钟麟报销的案子批消了，格外送了五万元解散他的随从。

这里应当说明的，鹿钟麟往河北当主席去的时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军法执行总监，上将阶级，是负责全国军法事务。

还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3万 多人守在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严重，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

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

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

蒋说：“他叫曾万钟。”

我又问 ：“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

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

我说：“你有没有工夫昕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

蒋说：“可以。”

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

午后，又是在黄山整军会议。这时，正是汤恩伯的军队从河南垮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带的队伍到处骚扰人民。

当时，河南的参政员中有好几位不怕死的，把汤恩伯军队的奸淫掳掠扰害人民种种的无法行为，在参政会中都说出来，又在重庆对着各界的人民说出来。

其实，汤恩伯有三个大坏处：一是军队普遍吃空缺。二是从汤恩伯起到下边的排长止，都在河南的边界界首买了日本货，往后方运，把中国的东西从后方运去卖给日本人。

军队里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挨次吃空缺，兵力自然大减，打仗还有不失败的吗？再加上贩日本货，日本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日本人说中国话，有的曾受过一二十年训练的，日本人同中国人在一起，没有方法可以看出他是日本人来。

既然彼此公开做买卖，后方军队的情形，人民的情形，地方的情形，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汤恩伯的军队崩溃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寿山军长带着他一军人守黄河南岸，造的阵地，非常坚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

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

大败之后，蒋介石派陈诚去代替汤恩伯，指挥军队，在灵堡与阌乡县之间，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胡宗南指挥的，开出去了三团人，刚一见日本人就垮下来，把二三十门炮抛在阵地里，没有人管。

还是马法五军长和李兴中军长用他们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从敌人的左侧背一打，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

胡宗南的部队长时间不打仗，那就同一把刀一样，老在地库里存着不用它，它会生锈，久了就不能用了。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

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

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

“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

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

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

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

蒋介石又问：“哪两道命令呀？”

我说：“一道命令是奖励陈诚，要说明他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敢把这真实的情形说出来，这是谋国忠诚，殊堪嘉尚，此后凡有见到的盼望他不顾一切呈报上来，一定采纳；

第二道命令通令全国文武官员，此后见到什么事情，都要大胆地向中央陈述，凡能采纳的一定采纳，只要是合理一定有奖励，就是不对也没有过失。”

蒋说：“很好，这两条命令就请你拟一拟好不？”

我说：“好的。”

61  重庆中央训练团

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担任主席，我也在场。

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

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若不能办，还是不办为好！”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

主席旁边还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都不吭气，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开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个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把我找了来？”

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

实际上，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

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

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有一天，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厅开会。那天的主席是孔祥熙，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我就说：“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我又说：

“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我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

我说：“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

散会后，我回到巴县中学，一进门正看见沈钧儒先生，我就把今天何应钦报告关于沈先生的一段向他说了，并把大家所谈的告诉他。

沈先生说：“好，我去找何应钦。”后来，我听沈先生说，他见了何应钦，说请何把他下监，不是说他要暴动吗？何说：“没有的事，全是谣言。请坐，喝茶，不要生气。”

不多两天，我见到江西一位姓徐的，少将阶级，他在綦江附近训练团当高级政治教官。

因为他是李协和(烈钧)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同协和先生也是好朋友，他特意来见我说，他们的团长姓桂（永清)，接到特务的报告，说他这几千学生里，有共产党还有汉奸。桂就惊慌失措地抓起很多青年。

后来，有些青年的家长知道了，就写信给蒋介石说：“我的儿子为了抗战，为了杀敌，到了你那里受训。现在，你却把他们关在监狱里的关在狱里。”

这样的信有六七十封，因此，蒋才派了几个法官，来审判这些坐监的青年到底是为什么？

法官问一个青年：“你认识沈钧儒吗？”青年说：“我在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

法官又问另一个青年：“你的口供说，你同南京通无线电，你把无线电抛在江里头啦！你只留下一个钢圈，这是你的钢圈吗？”

青年说：“不错，是我的。”

法官说：“我看这不像无线电上的，你在哪里弄的钢圈，你说实话。”

青年说：“值班的表上的。”法官问：“表在哪里？”

青年说：“表我掷在茅厕里，我只拿这个当证据。”

这样，法官就领着人掏茅厕，掏到最底下，把个破表找出来了。就这样全都证实冤枉了这些青年，法官们把这些情形报告了蒋介石，于是，监狱中的六七百青年全都放出来。

可是，那些青年们说：“忽然把我们抓起来，忽然又把我们打了，忽然又把我们下了监，忽然又放了我们，我们不出去；我们先要问问，犯的是什么罪？”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找张治中，张治中去说了两次，这些青年们最后才出来了。

还有，国家招考送到外国去的留学生，是先登在报上，说明白，要会外国文字的，要在大学毕过业的，或是同等学历的。

有些青年人们，不晓得他这内容，都很高兴地去投考。哪晓得，一进了军事委员会的门，有的人就看出来了，那个阵势摆得决不像考试出国留学的样子。

第一就是填表，印好了的表格上来就是一百几十条，这些青年人一看了这些表格，哪像是考试留学生，好多人就想退出去不考了。可监考的说：“有病这儿有医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养病看病。你家有事，这是救国的大事，请你先把家里事忘了。”

在重庆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以为真是考试留学生，很高兴地来投考，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完全不对，又不能出来。

等到完了，他来见我，他把考试情形及表格，都详详细细地对我说了，我也把那表格全看了。他们父子俩对我痛哭：“这可怎么好呀！这可怎么好呀！”

他们来找我，当然是希望我帮忙，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万万不能帮我的忙，因为这种事是不许别人知道的。若你一去说了，就算是他泄露秘密。”

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还是托了外国人，从美国发了电报来，说是给那个大学生说好了，叫他到外国读书。他拿着这个外国电报去找负责任的人，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解决了这件事。

60  督练军队

检阅军队的事完了，又发表我督练三军。这三个军驻扎的地方相距很远，第一个是36军，驻重庆附近；第二个是99军，驻贵阳附近；第三个是第18军，驻宜昌附近。

我先从36军开始，军长名江纯。

我按着预定表先来训练干部，每天午前三个钟头，从八点开始到十一点止，在沙坪坝附近训练。

重要的是士兵爱国问答，因为这本小书，共总是四十问，简单明了，我把它写在这里。

（一)官长救国十问

第一问：目前各级官长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

答：知耻图强。

国家人民今天受到敌寇这种压迫，都是由于我们军人没有尽到保国卫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从今以后，要下决心，立新志向，驱除倭寇还我河山。

第二问：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爱民。

因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国民的公仆，要真心真意为他们解除痛苦，赶走压迫他们的敌人，使他们安居乐业，对于军队欢喜感激。

第三问：与爱民同样重要的是什么？

答：爱兵。

因为他们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胞手足，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替他们解除困难，注意他们的饮食、被服、卫生和健康，每次战后，对于有功勋的士兵要特别呈请奖励。

第四问：对于伤兵和阵亡的士兵应该怎样？

答：对于伤病的士兵应该倍加爱护，使他们医治得法，迅速痊愈；对于残废了的，更要为他们打算，使他们学习一些技能，不致饥寒；至于阵亡了的，更应在埋葬后，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把他们的牌位送到烈士祠；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的遗族得到教养。

第五问：对于军纪应该怎么样？

答：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民众是军队的后盾，军纪的好坏，都从军民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维持军纪总以不扰民为初步，必须三令五申，亲加考查，有违犯军纪的，务必加以惩办，丝毫不能偏私。

第六问：官长自修应该怎么样？

答：廉洁刻苦，事事以身作则，最少要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不佩戴金银珠玉的装饰；二、不穿着纱、罗、绸、缎的衣裳；三、不居住华丽高大的房舍；四、不宝贵奇怪珍异的东西；五、不受赠送之物；六、不贪非分之财。

第七问：用人应该怎样？

答：应该以忠勇服从为主。

忠勇服从而又常识兼优的固然最好；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完全具备，就宁可挑选能革命会打仗和服从的人才。

假若只有学识而不能作战，不明革命又不知服从为何事的，就是军中的废物，至于亲戚、朋友、本家、同乡，能回避的最好回避，不能回避的也要他是真正合乎上述的条件。不能有一点偏私，军中才能真正和睦。

第八问：行政应该怎样？

答：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必须使大家快意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越级行事，紊乱系统。

第九问：办事应该怎么样？

答：应该心到、眼到、手到、脚到、口到，实事求是，一点不懈怠，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革命事业着想，才能做到好处。

第十问：与友军协同作战，态度应该怎样？

答：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有这样的修养，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军官。

以上十问，广泛地包涵着现代军官应有的品德，也是每一个现代军人所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救国之道，本在一端，但最重要的是先从建军与健全军官做起，大家如果能够从十问领略体会，切实做到，那么基础即立，其余枝节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切望大家朝夕自省，互相勉励，确实做到，贯彻到底，千万不要当做奉行了事，无足轻重。

(二)官长爱兵十问

第一问：为什么要爱护士兵？

答：因为打走敌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全靠他们。

第二问：为什么要与士兵同甘苦？

答：因为官与兵，只是职务上的不同，士兵和官长，都是同胞、兄弟、手足。

第三问：可以举古时名将和士兵同甘苦的例子吗？

答：以前有人送酒给一位名将，他不肯独饮，把它倒到河里，叫士兵到下流共嗜河水中的酒味。

第四问：关于爱护士兵的道理，古时军学家还有教训吗？

答：孙子说：“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

第五问：怎样视士兵如“婴儿”、“爱子”呢？

答：婴儿是初生的孩子，爱子是自己高兴的孩子；做父母的对于婴儿、爱子是解衣让食，推干就湿，带兵的人能够这样对待士兵是没有不打胜仗的。

第六问：照古时名将的道理，饮食起居应该怎样？

答：士兵的饭没有熟，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吃；士兵的宿营没有弄妥，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进房子。所以士兵们从内心感佩官长，愿意服从命令。

第七问：关于穿的、用的，应该怎样？

答：冷天士兵没有穿皮衣，自己有皮衣不穿；热天士兵没有拿扇子，自己有扇子也不扇；雨天士兵没有打伞，自己有伞也不打。

第八问：官长对于士兵寝室应注意什么？

答：最要紧的就是垫草和军毡不能湿，要够温暖，官长应该每天亲自查看，表示一刻都没有忘掉他们。你一刻没有忘掉他们，他们也一刻都不会忘掉你，才能使官兵打成一片，亲同一家。

第九问：士兵有病，官长应该怎样？

答：应该像自己的儿女病了一样看待，替他料理医药。如果有军医设备，应该要军医立即替他诊治；如果没有军医，也要弄些民间验方，如姜汤之类替他治疗。这样不但士兵心感，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感激你的爱护。

第十问：爱护士兵古时名将有什么先例？

答：吴起军中有一士兵生疽，吴起不但为他看护，并且把疽里的脓吸出来，官兵关系融和到这个地步，还有不打胜仗的吗。

以上十问是各级官长对士兵应有的态度，大家切实做到了，一定能够加强战斗力量，提早消灭日本鬼子。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大家活在世上像个人，为了叫子子孙孙永远地抬起头来，希望大家切实奉行，从今天起做一个爱护士兵的官长。

（三)士兵爱民十问

第一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第二问：我们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第三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第四问：将来我们打完仗，退了伍去做什么？

答：还是做老百姓。

第五问：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六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七问：老百姓吃的穿的怎么样？

答：老百姓吃得坏，穿得坏，把省下的钱，都给我们了。

第八问：既是这样，若还欺压老百姓对不对呢？

答：不对。欺压老百姓就同欺压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一样。

第九问：那么我们对待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

答：应该爱护他们，敬重他们，处处帮助他们。

第十问：我们能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答：老百姓也一定爱护我们，敬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军民大家同心合力，就一定可以很快把鬼子赶出去，把民族复兴起来。

（四）士兵救国爱民歌

我们的父母是百姓，我们的弟兄也是百姓，亲戚和朋友，都是老百姓。

我们也曾把地种，我们也曾把田耕，打了胜仗回家转，仍愿拔草做工去谋生。

我们吃的哪里来？百姓血汗来供应。

我们穿戴衣帽和鞋袜，哪件不是百姓辛苦所做成。

他们忍着饥饿和痛苦，无非是希望我们：

拿枪杀敌保家园，爱护老百姓，保我好河山，立个大志愿，要做英雄汉。

训练中，我对江纯下属的团长说：“你这一团的病人在什么地方？”他说：“最近的离这里也有四五里远，有几十位病人，那里也有一连人。”

我对这位团长说：“我要去看看病兵。”团长说：“太远，不必去了。”我说：“我不怕远。”

团长说：“正在下小雨，路上很泥泞，上下山不方便。”总而言之，他说了许多理由不叫我去。

他愈是不要我去，我愈是要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团长对病兵一定不关心，我要给他做个榜样，让他以后改变对病兵的态度。

因此，我非去不可，这位团长只好带我去。翻过两个山头，大约有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团长找了一会发现那一连人没有住在这里。

我问团长：“怎样呀？”团长说：“原来是住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我说：“你自己的一连人搬到哪里，你都会不知道，不是可笑吗？”

他没法子说，又领着我过几个山头，到了一个小庄上，那里有二十多个病人。我进去一看，那些可怜的青年孩子们脸烧得通红，穿着身棉衫棉裤，躺在门板上，用稻草盖着。我用右手一个一个摸他们的头，比热锅底还热。

我问他们病了几天？吃药没有？喝水没有？有医生看过没有？他们说：“自得病以来，还没有人来看我们，想找口热水都找不到。”

团长走到我跟前说：“这些兵们都是发热症，恐怕他们是传染病，先生若用手摸他们，恐怕容易传染。”

我对团长说：“要关心弟兄们，日本鬼子正在鄂西打仗，一天调你这队伍到前线打仗去，你要指靠着这般有血性有天良的弟兄们！”

江纯军长也在旁边看着，他也没有说话。

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花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人。

他们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不幸身亡，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才把他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逝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

接着，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然后，我到了贵阳督练第99军。名称是第99军，实在只有一师人，军长叫傅仲芳，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哪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

我在大操场里看到，部队训练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

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还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最后只能是打败仗。

我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18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

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察这项工程，蔡继伦本这一回被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又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

第18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许多次战斗演练，比较36军和99军稍好一点。

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精神教育，不注重战斗射击。此外，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行，战时可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