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晚年

特赦后，我去投奔在鸡西市正阳煤矿任通风段段长的大儿子肖德惠。我到正阳煤矿后，受到了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的热情接待，我儿媳的兄长和德惠的同事闻讯也来看望我；我的第三个孩子德荣也领着爱人从鸡西市张新煤矿赶来了，全家开怀畅饮，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息。遗憾的是，我的妻子不在人世了，我的老父亲也在我出狱前不久因病逝世。

我和儿孙们欢欢乐乐度过了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节后，到临近正阳煤矿的向阳供销社报到上班。经理为了照顾我的身体，让我扫地，这使我心里很不痛快。我倒不是嫌工作低下，而是想多做一些工作，以表达我为社会主义建设鞠躬尽瘁的一片诚心。经过再三请求，领导同意我兼管家俱部和废品收购工作。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我工作九年，没缺过一次勤，没错过一分钱。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满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团结奋战，百废俱兴。祖国的大好形势，也震撼了我这老朽的心灵。为了培养四化建设人才，我开办了家庭免费日语学习班。几年来，我负责教授日语的二十七名学生中，已有九名考上大学，四名考上了中专。一九七九年溥杰来信，对我举办业余日语学习班表示赞赏，并给我寄来了一本袖珍日汉辞典。同时他提醒我说，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周总理生前曾叮嘱过的，我们这些人要把过去的罪恶历史记载下来，做后一代人的反面教员，启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我接到他的来信后，一边教日语，一边动手写文史资料。几年来，我写了近三十万字的文史资料。

由于我积极主动地为祖国建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我光荣地被接纳为鸡西市政协委员，一九八O年被推选为市政协常委，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我居然能和市里领导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怎么能不叫我感激涕零呢！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市政协的帮助支持下，由文物管理站负责人刘焕新站长陪同，前往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吉林，长春等地，看一看祖国各地的新变化，拜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在吉林，我拜会了故友赵伟（伪满八军少将参谋长及溥仪的侄子毓嵣；在北京，我两次拜访了溥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给我介绍了不少老同事的通讯地址。溥杰说：他原计划邀请这些老相识在北京聚会，由于公务繁忙，看来不能如愿以偿了。按着溥杰介绍的地点，我们还去拜访了溥仪的侄子毓嶦。他是我国有名的书法家，我们刚到他的办公室，就有几位日本友人特来求他赐字。为了纪念我的北京之行，他挥毫赐我一首七绝：

孤身相访至天涯，

万转云山路更赊。

欲扫柴门迎贵客，

青苔黄叶满贫家。

我已年过八十，想不到还能一睹祖国河山，重会故友，实在难得。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大去之年不远了。但只要还能活一天，就要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赎取我的罪过，报答党的恩情！

（完）

我获得了新生

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告：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查。抚顺战犯管理所又开始沸腾起来。从改造全过程看，我认为这次不会有我，事实证明，我对自己的估计是恰当的。

十五天之后，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了。共三十名，其中伪满战犯十名，国民党战犯二十名。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特赦是实事求是的。

由于第二批特赦的人较多，学习小组重新进行了调整。我被推选为学习委员会委员长，除领导学习外，还要掌握每个犯人的思想改造情况，及时向所方汇报，作为特赦排队的依据。这关联着每个犯人的命运，我有顾虑，向李主任说：“我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干吧！”李主任说：“这是大家对你的信任，我希望你们在下一次特赦时都能获准出狱。”

从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三年，由于国内国外的天灾人祸，我国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中央没有赦放战犯。起初，我们并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才发现，当我们战犯顿顿吃着精米白面的时候，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却在吃“瓜菜代”；不少管教人员的身体出现了黄肿。全体犯人不忍这种是非颠倒的生活待遇继续下去，一致要求和管教人员一齐吃代食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灾荒年。但管理所领导一再解释说：“考虑你们大多数人年老体衰，过不了这样的艰难生活，才给你们特殊照顾的。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所有犯人再一次被深深感动了。

当时，我正在厨房劳动，每天看见食堂工作人员吃代食品，心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次，李主任、孙所长来食堂检查工作，当时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肉馅包子，可他们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使我从心底里赞佩共产党的干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第三批特赦战犯的名单送到了抚顺战俘管理所。

像每次颁发特赦令一样，会场里静得令人心慌。八点左右，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教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争罪犯肖······”

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那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大红印章的特赦证书时，激动得泪流如雨······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旬，我离开了抚顺战俘管理所。也许人们很难相信，一个犯人离开监狱会依依不舍，然而这是真的，在这里，我度过了十四个春秋，这十四年，是难忘的，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从旧社会迈进了新社会，从罪人变成了新人，我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赦免了我的滔天罪行；抢救了我的垂危生命；给予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人们常说“三生有幸”，是共产党给了我三次生命，我怎能不铭感永生呢！从伪满皇帝到总理大臣，从宪兵司令到警务部长，所有这些历史上的罪人一个个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特赦皇帝

这天，我们刚进宿舍的门槛，有人把一张报纸高高举着说：

“快来看啦，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

大家认为是说笑，谁也没有答腔。谷次亨顺手从他手里夺过报纸一看，也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你给咱们读一读！”

谷次亨双手展开报纸，扯开嗓门朗读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最后是毛主席的落款。”

这条消息闪电般地传到了各个宿舍，人们沸腾起来了。笑的笑，跳的跳，有的甚至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大家都争着再看看报纸，有的人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够。接着，九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政府主席刘少奇的特赦令。特赦令的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已改恶从善的予以特赦释放······”虽然特赦令的条款很多，但我们最关心是第一条；而第一条的“已改恶从善的”六个字又是每个人最关注的。

“我看你准能摊上第一批释放！”

“我不行，你准行！”

“······对，他才是个中校；肯定第一批。”

从这以后，管理所三人一帮，两人一伙，无时无刻不在议论、猜想：谁改造得最好，谁可能提前释放······最后的结论接近一致：谁的官小，罪恶小，接受改造的态度好，谁就能够获准提前释放。于是，一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也就煞有介事的作好了提前释放的准备。至于官居“皇位”的薄仪，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属于“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就是全部战犯都释放了，也轮不到他的头上。

记者真是无孔不入。特赦令发表的第五天，管理所就来了一帮，又是采访，又是照相，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溥仪的像照得最多，位置最突出。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了：

“罪大恶极的人（指博仪），倒可能提前释放呢？”

“记者出于对皇帝的好奇，照相多不等于释放早。”

“他要能释放，我们一个也拉不下······”

好容易盼到国庆节，还是看不出有半点特赦的迹象，象往常一样，所里照例宣布放假，组织各种游艺比赛和改善伙食。不过总的说来，要比往年的国庆节过得更热闹，更尽兴些。

一晃又是两个月，十二月三日一大早，管教人员就领着国民党战犯打扫、装饰俱乐部。显然，明天就要宣布特赦名单了，有人兴奋地说：“中央想得真周到，放我们回去过年······”天刚黑，有人看见所领导找溥仪谈话。于是，大伙又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兴许溥仪要批准特赦······”

“不可能，所里找溥仪谈话是担心他看见别人特赦了有情绪，鼓励他继继学习改造。”

“我倒看溥仪这次准能提前释放······”

你一言我一语，好像他们说了算数似的，叫人心烦意乱。

我能不能获释呢？从哈尔滨回来以后，我就下决心“脱胎换骨”，不过这个决心比起别人来下得太晚了，但必竟还有一线希望······我等待着李主任派人找我谈话，可从午后等到天黑，也没人来。和大家一样，我也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在室内转来转去······

这是个难忘的时刻。十二月四日上午八点零五分，李主任带领我们一所的五十多名战犯整队入俱乐部，俱乐部打扮得庄严而充满了喜庆色彩。挂在主席台上方的横额第一次换了耀眼的红布，上面贴着“首批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十个白色大字，我们一所的五十多名伪满战犯坐在右排。国民党的战犯坐在左排。唯有薄仪和伪满十一军司令官郭文霖被看守员安排在过道边的座席上······

八点半左右，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和部分管教人员跟随着首席法官和随行人员登上主席台。孙所长宣布开会后，由首席法官宣布特赦通知书。这时，整个大厅静得连钢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出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一九五九年度赦字第一号。”首席法官看了看溥仪，照本宣读：“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溥仪听到念他的名字，从座位上站起来，会场里几百双眼睛立即集中在他的身上。

“溥仪，男、五十三岁、满族、北京人······”法官继续读道：“该犯关押已满十年，在押期间经过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符合特赦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法官宣读的第二名特赦战犯是郭文霖，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特赦的第三名是不是自己的时候，法官接着宣读说：

“以上二人自即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随后，法官又宣读了获准特赦的八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

溥仪在代表被特赦的战犯发表感想的时候，哭得无法自制······

特赦溥仪，许多人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共产党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不是首恶必办，而是首恶必赦！”在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郭若霖说：“比学习、比劳动，他哪一点够得上改恶从善？要比官职、比罪恶，溥仪是管理所第一，满洲国第一！”

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领导讨论的孙明斋所长说：“溥仪三岁当皇上，养尊处优五十年。过去看书要人“陪读”，出门要人打伞，连洗脚、穿鞋、开门、关门都要别人侍候；如今他不但能够自己料理生活，积极参加劳动，甚至亲手洗痰盂，倒马桶，更重要的是，在改造中他的思想一直比较稳定，真心实意的想改恶从善，这难道不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吗？有些人表面上看学习劳动很好，但思想反复很大，对党的政策至今持怀疑态度，这怎么能说比溥仪改造得好呢······”

孙所长的一席话说得大家服了气。溥仪走了，他告别了过去，走向了新生，而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

丰富多彩的改造生活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日本战犯开始遣送回国，由国民党战犯陆续填补。回想日本投降之后，我 日夜盼望国民党前来接管。后来于芷山也到处找我组建“国军”。如果我真的当上了国民党将领，岂不成了战争罪犯的“双料货”。历史无情地嘲弄了那些貌似强大的反革命集团！

自从国民党战犯来了之后，我们的改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每逢星期六晚，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举行联欢。王之佑的清唱、溥杰的《月下追韩信》和李文龙的戏法，都是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有国民党的蔡省三、尚传道，段克文化装演出的京剧段子也颇有色彩；日本战犯的表演则另有一番风趣。一到春节，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扎花的扎花，能做灯的做灯，每个监房都布置得整整齐齐，花花绿绿，充满了节日气氛；吃的虽没有山珍海味，但也少不了十个盘子八个碗，就是有一条禁令，不准喝酒。这对我们几个酒包来说，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一九五八年开始，政府组织我们全体在押战犯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参加劳动的场所有电动机厂、无线电厂、农场、养鸡场等等。管理所领导要求我们自愿报名。由于农场的劳动量较大，大家都争先报名到农场去。我的第一志愿是种菜，第二志愿是翻砂，但最后李福有主任没有同意我去。他说：

“你身体不好，还是上鸡场去学着养鸡吧！”

我到鸡场后，从别人手中接收二百多只成鸡，除了十几只公鸡外，其余都是母鸡。由于鸡场建场不久，设备条件很差，我过去光知道吃鸡肉，从来没有养过鸡，多亏管教人员给我弄来几本《养鸡知识》，使我逐渐明白了养鸡这门学问，别人告诉我，养鸡最怕的是鸡瘟，为了防止鸡瘟，我一面学会给鸡打防疫针，一面做好鸡舍温度的调节和卫生工作。过去一天打扫两次，我一天打扫三次，并在鸡舍内外散上些石灰。后来我参照书本，在鸡的饮水中放入千分之一的药，防止了多种鸡病的发生。

为了保证不把鸡瘟带进鸡舍，我特别注意自身的消毒，并准备几双经过消毒的专用鞋。有一天，李主任来鸡舍参观，我让他换了“专用鞋”再进去；李主任说：

“没关系，我进去看看就出来。”

“不行！”我坚持说：“你万一把病毒带进来，二百多只鸡就全完了。”

李主任把鞋换了。事过半月，他在一次大会上点名表扬我说：一个犯人为了维护集体财产而坚持原则的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我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劳动不仅改造了我的思想，而且增长了我的才干。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对养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工作的责任心。我注意到：鸡夜间上架睡觉时，都挤在鸡架的最高层。于是，我每晚起床观察，发现上层架子上的鸡屎随时拉在下层架子的鸡身上，，所以小鸡都不愿意在下层架子上过夜，当我把上下几层鸡架的距离串开以后，小鸡过夜也就不再挤在一块了；后来我又发现有的小鸡下蛋多，有的小鸡下蛋少。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小鸡吃食争不过大鸡，营养不良。于是我将大小不同的鸡分槽饲养，小鸡的下蛋率明显地提高了。

由于我的精心饲养，我在鸡舍劳动七个月，没有死掉一只小鸡，全鸡舍一百八十多只母鸡平均每天下蛋一百五十多个，最高达到一百八十个。如果哪一天能多拣到几个蛋，我的心里就格外高兴。回想我在伪满当少将军官时，一个月的薪俸高达一千二百块现大洋，不用说几个鸡蛋，就是这二百多只鸡我何曾放在眼里。如今我竟能珍惜每一个鸡蛋，这不能不说是劳动者与剥削者对待物质价值在感情上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九五八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被光荣地批准参加游行观礼，并被安排在离主席台不远的来宾席上。

通过游行观礼，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浓厚感情，参加游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抬着模型，挚着花束，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人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从“老民国”到“满洲国”经历过几个朝代，也参加过“双十节”游行和“皇帝”的寿辰大典，从没见过这种举国上下亲密团结的气氛。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英明、正确、伟大的党。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真心实意地接受共产党的教导，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在十四年的监禁生活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共产党把我们这些人看成是思想可变的，具有良知的人。千方百计地丰富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内容，想尽办法来改造我们，促使我们思想转化。

一年春节汇演，教导主任指名让我扮演一名解放军政委的角色，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会让一个战犯来扮演解放军政委这样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我感到，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

我恳求教导主任说：“我没有权利扮演这个角色，请让别人演吧！”

教导主任解释说：“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虽然是演戏，但有个感情问题，希望你下功夫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这的确是对我的信任。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认真阅读台词，精心设计动作。经过几天的刻苦排练，我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动作做得十分自如。

作为一名解放军政委，我上台了！面对观众，我的脑子里一下变成了真空······台词结结巴巴，动作呆呆板板。

演出彻底失败了。然而，我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

我这一生不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但有机会在舞台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领导形象出现，这是我一生中都值得骄傲和纪念的······

这种感情上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呀！

由于长期接受反共宣传，从被俘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此生休矣”。此后，一直对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直至走上跳楼自杀的绝路。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我的顽固而放弃对我的教育和改造。管教人员以“见其诚心，金石为开”的赤诚之心，对我进行了整整十四年耐心的教育。

共产党的政策终于使我这个人民的罪人复苏了······

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走上了光明的旅途！

触及灵魂的参观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全体在押战犯奉命到俱乐部集合，七点左右，所长孙明斋走上讲台，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了加速改造，政府决定让我们管理所的中、日全体战犯去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鞍山等地参观访问，并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有关参观的注意事项。

大家回到监房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现在看来，水远和监狱诀别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当夜，大家都兴奋得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分乘四辆大客车，沿着崭新的柏油马路驰向沈阳。一路上，我们看不尽匆匆而过的城乡风光，享不尽“自由世界”的美好感受。哪怕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对我们都是那么新鲜，那么亲切。因为所有这一切，过去似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而今天，我们已经投进了她的怀抱，来往的行人正在向我们招手······

在导游员的引导下，我们乘车游览了沈阳市容。沈阳是我熟悉的地方：当年刀光剑影的火车站；毛骨悚然的北大营；臭气熏天的铁西区：三教九流的北市场。而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整洁的街道，崭新的楼群，到处是一片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景象。解放前一片荒凉的铁西区，如今工厂林立，住楼簇拥。我们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无忧无虑，笑逐颜开，对自己的前途，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如果说沈阳城留给我们的是欣欣向荣的美好记忆；那么，参观抚顺煤矿给我们留下的则是无法弥补的终身悔恨······

这里，日本侵略者曾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现在任平顶山煤矿托儿所所长的方素荣同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平顶山惨案和自己的悲惨遭遇：

“日本强盗包围平顶山以后，挨家挨户把居民赶出来。说是到村外‘集合照相’。我一见杀气腾腾的鬼子兵，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刺刀，心里十分害怕。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说：‘别问了，快走吧······’”

“就这样，爷爷领着我，妈妈抱着弟弟，随大家来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我看见日本人把机枪架在汽车上，枪口在对准我们。等村里的人到齐以后，几挺机枪同时打响，爷爷有意把我压在他的身子底下，使我动弹不得。不一会，机枪不响了，哭叫声终止了，我自己也身中数弹不知道什么了······”

“我清醒以后，听见日木人在嗷嗷叫喊，又在用刺刀扎我们。我的身上挨了一刀，又痛得昏过去了······”

“我再次苏醒以后，已是夜幕沉沉，满天星斗，我忍着剧痛从爷爷的尸体下爬出来，想找到妈妈和弟弟。我找了很久、很久，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种无法克服的恐怖心里，使我放弃了寻找妈妈和弟弟的念头，向自己居住的村子爬去·······可是，村子不见了，留下的是残墙断壁和火炭硝烟。我忍着剧痛继续往前爬——爬出了铁刺网，爬进高梁地······

我遇到了一位过路的老矿工陈大伯。这位慈善的矿工，用破衣服把我全身裹住，抱在怀里。他悄悄地叮嘱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我答应着。浑身抖个不停，随后又昏过去了······”

“我被陈大伯抱到一个住有二百多名矿工的大房子里。好在这位老矿工单独住在大房子的一头，很少有人打扰。陈大伯把我装进一个破麻袋里，白天他把麻袋的口子扎住，晚上等工人熟睡以后，才能偷偷把麻袋打开，给我清理粪便，喂些水和干粮。我身上挨了八处枪伤和刀伤，痛得无法忍受······一想到爷爷、妈妈和弟弟，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我不能连累陈大伯，不能连累大房子的二百多名矿工，我只得拼命忍着，忍着······”

“陈大伯担心长此下去，我迟早会被人发现，就偷偷地问我有亲戚没有。我告诉了他我舅舅的住址。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陈大伯把我送到舅舅家。舅舅害怕别人发现我，把我藏在野外的一个草堆里，每天夜里给我送些吃喝和调治伤口······好容易熬到冬天，我的伤口好了，舅舅把我送到一个离平顶山很远很远的亲戚家。我改名换姓，才活了下来······”

“你们看看······”方索荣出示她身上的几处伤疤，含着眼泪说：“凭着我的冤仇，今天我把你们这些战争罪犯，一个一个咬死都不解恨，可是党的政策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们共产党不能只计较个人怨恨，而要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也包括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

全体日本战犯听完了方素荣的悲痛回忆，跪在她面前，嚎啕痛哭，请求方素荣惩罚他们，请求人民政府惩罚他们······

这血泪控诉深深触及我的灵魂，日本法西斯统治东北十四年，我们这些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走狗，为虎作伥，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和平民百姓，如不是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用说把我定为“战犯”，就是碎尸万段也不足以平民愤。

我们在沈阳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工厂、矿山、商店、托儿所和农业社，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所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

长春曾是伪满的“京城”，这个日伪反动统治的巢穴，如今已发展成为工业新城。我们参观了拥有两万多职工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里每八分半钟就能生产出一台解放牌汽车。虽然还赶不上最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比起连自行车都不能生产的旧中国工业来，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报纸上发表的建设成就是“吹牛”，而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赞佩共产党治国有方。

在哈尔滨的参观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东北烈士馆和日军“七三一”细菌工厂遗址。东北烈士馆陈列着人民英雄为抗击日军英勇献身的事迹和烈士们留下的各种珍贵遗物。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遗像和遗物时，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良心谴责。

座落在哈尔滨市郊平房的“七三一”细菌工厂，是当年关东军用于试验细菌战而建立的。我三千多同胞在试验中惨遭杀害。伪满时，德惠县，通辽县发生鼠疫，死了数以千计的平民百姓，就是这个工厂试验的鼠疫菌毒造成的。我们在细菌工厂不远的金星公社参观时，公社领导告诉我们，这个工厂培养的带细菌的黄色跳蚤传播了鼠疫，造成这里一百四十人死亡，其中一家五口无一幸免，这活生生的事实，是对当年我们为之鼓吹的“日满亲善”，一心一德建立的“王道乐土”的无情揭露！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表现出欣喜和惭愧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当有些不知道我们罪恶历史的过路人向我们招手或投以微笑的时候，我们只好用苦笑来答谢他们。而溥仪自始自终没有抬过头，因为伪满到处挂过他的“御相”。

悲欢离合

认罪检举结束后，孙明斋所长给我们传达了中央检查团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从现在起，政府允许你们同家里或亲友通信，谁想通信就报告李主任，他会给你们妥善安排的。”

这些天，学习小组的伙伴都在兴高采烈地给家里写信。

我向李主任请求了两个信封，四张信纸，一封信写给我的老家：辽宁省辽中县南长岗子村我的父亲肖成帮；另一封写给吉林市我爱人马惠芬解放前的住处，可是信发出去十多天不见回音，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

这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打排球，王管教突然放声高喊：

“肖玉琛，家里来人接见······”

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活动，向我投以羡慕的眼光。因为在我们战犯中，家里来人接见还是第一次。我无法形容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拽过上衣，冲出阵围，拼命地朝接待室飞跑······

我一边跑，一边想：来人是谁呢？是父亲？！妻子？！女儿？！或者······我随着看守员来到接待室，一眼看到了年迈的父亲。刹时，我百感交集，泪如泉涌；父亲握着我的双手，放声痛哭，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管教见此情景，劝慰父亲说：

“你们父子重逢是件喜事，都应该高兴才对。老人家不用伤心，党和政府对你儿子的处理一直是宽大的。肖玉琛，你把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跟你父亲谈一谈，老人家就会放心了。”

我把从苏联回到抚顺，从抚顺迁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转回抚顺这段期间的学习、生活、待遇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一向老人说了。父亲听了高兴地对看守员说：

“我看到儿子还活着，而且受到党和政府的优厚待遇，我就放心了。这样我还能多活上三、五年，多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出点力，以表示我的感激心情！”

接着，父亲详细谈了家里的情况：

“解放后，我得到政府照顾，和你继母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卖店，生活过得很好。你家惠芬得了病，住在大连素娥（我的大女儿）家里治病；素娥在纺织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连纺织厂担任工长职务；德惠（我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考上了通风专业学校，分配在黑龙江鸡西滴道煤矿当通风段长；小二、小三和小四都在中学读书；素馨（我的小女儿）也上小学了；只有小五得病死了······”

父亲临走的时候鼓励我要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这一晚，我未能入睡，想得很多，很多。自从我父亲来过之后，管理所几乎每天都激起欢波笑浪。“亲人”这个字眼，只有在这时体现得最具体，最深刻，几乎每一对亲人的重逢，都是以热泪代替语言。

这天，张秉哲接到家里来信，激动得老泪纵横。可当他拆开信一看，顿时脸色苍白，痛哭不止，原来这封信是他儿子写来的，信首写的是：“张先生；由于你我立场不同，不得不划清界线······”

“连儿子都不认我做父亲了，我学习改造还有什么意思？”张秉哲气得发狂，擂胸拍掌地哭叫着：“要是儿子都不叫爸爸，将来回到社会上，谁还能把我当人看？！我学个什么劲，倒不如死了的好······”说完，他躺下不学了。

这封来信引起了大家的争论，后来有人建议讨论一下张乘哲的来信，组长同意了这个意见。他从张秉哲的床头拿过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要求大家发表看法。

于镜涛说：“我同情张秉哲，哪有儿子称父亲为先生的？但他儿子是好人，而我们是犯人，不能混在一起，可以划清界线。”“我不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于静远说：“儿子和父母要是不能混在一起，那我们争取回家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学习改造还有什么前途？”

我说：“张秉哲的儿子张纯和我的儿子德惠是同学。但我相信我的儿子绝不会称我做先生。如果真的称我做先生，我也决不会放弃学习改造，因为党和政府要求我们学习改造，是希望我们回到人民的立场上来。如果我们这些犯人也成了人民的一份子，儿子也就不能不叫我们爸爸了。”

大家都同意我的发言，张秉哲却突然又哭起来······

“老肖，你去告诉所里领导吧，就说我不想改造，枪毙我好了······”

黄富俊见张秉哲大吵大闹，不满意地说：“不用说青年对我们有看法，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原谅自己。伪满我当兴农部大臣，把大批粮食送给日本人吃，自己的同胞却吃糠咽菜，所以当时都叫我们“坑农部”，现在我感到并不冤枉，我看儿子能叫咱先生，就是客气的了！”

在我的请求下，李福有主任到我们组里谈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

“党的政策你们学习了好几年，至今还有人没有弄通，何况张秉哲的小儿子呢！什么叫划清界线？”李主任说到这，望着大家，可是我们谁也答不上来。于是李主任接着说：“难道张秉哲的儿子称张秉哲‘先生’就划清界线了吗？我们主张划清思想上的界线，而不是形式上的界线。如果你们口头上拥护共产党，骨子里反对共产党，那么你们的子女就应该跟你划清界线。张秉哲的儿子把自己的父亲称做‘先生’，主要是对‘划清界线’这个概念没有弄清楚。希望张秉哲不要钻死牛角尖，放弃学习改造，这对你本人和你的儿女都不会有什么帮助。”

李主任对“划清界线”的解释不仅打开了张秉哲的心窗，也打开了我们大家的心窗，过去我把共产党看成是不学无术的“土八路”，现在我才发现共产党里边的确有很多了不起的秀才，他们对任何事物的论证是那么明了、入理、深刻。令人心悦诚服。

不久，张秉哲的儿子来了第二封信，这次他儿子不但称张秉哲为父亲，而且检讨了上次来信的错误提法，希望得到父亲的原谅。张秉哲看了激动万分，下决心要好好学习改造。这无疑是李主任通过政府做了他儿子的思想工作。我们每个犯人都深深感到，共产党对我们的改造真是费尽苦心，无微不至啊！

不久，我又接到大女儿素娥的来信。她对我能够从苏联平安回国学习改造，感到十分欣慰，在提到她母亲的病情时，她在信中写道：

“和您在吉林分手后，妈妈日日夜夜盼着你老人家回来······十年来，妈妈抚养我们姐弟六个，历尽了千辛万苦。谁料想我和哥哥刚刚参加了工作，爸爸您也快要和我们团聚了，妈妈却得了癌症······”

一看到“癌症”二字，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泪如雨下。我极力按捺住内心的痛苦读完来信：

“我把爸爸的信给妈妈看了，她高兴得哭了。她说：爸爸活着回到祖国，她心里就好了一块大病。妈妈让我写信告诉爸爸，等病好些，就同我一块去看望你老人家······”

但她没能来看望我。两个月以后，素娥来信告诉我，我 日夜惦记的贤惠妻子与世长辞了······

后来我在鸡西工作的大儿子和在铁岭上学的二儿子都到管理所来看望过我。他们劝慰我要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回家团聚；我鼓励他们要克勤克俭，埋头学习，争取做一个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自从中央检查团同意我们和亲人通信和接见亲人之后，我们这些与外界隔绝了整整十年的犯人，才开始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这对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认罪

一九五四年，我们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虽然是旧屋旧主，但各方面的变化却是明显的：走廊的岗哨撤走了；监房也不再上锁了，室内的马桶改成了冲水便所；所里增设了各类球场、俱乐部和公共食堂。每天下午为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可以到院子里打球，或到娱乐室看书、打扑克、玩麻将、下象棋；每周还可以看一次电影，或欣赏一次自办京剧团的演出。如果不看大门口挂着的“战犯管理所”的牌子，谁也不会怀疑这里是一所大学府。

大家都在私下猜测：共产党可能要释放我们了······

回来以后，重新安排了学习小组，我们小组共七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十军司令官文林、十一军司令官郭若霖、三军参谋长任广福、及溥仪的学生毓嵣，由任广福担任组长，大家学习劲头十足。

一个月后，从北京派来了中央检查团。这天，全体管教人员和在押战犯都到俱乐部集合。开始有人以为中央检查团召集会议是宣布“释放”，结果是宣布“审讯”。会场刹时鸦雀无声，有人吓得脸色苍白，情不自禁地摸着自己的脖子······

所长孙明斋在会上严肃地说：“这次中央检查团来审讯你们的罪行，你们要老实交待，不要蒙混过关，每个人从什么时候起担任什么职务、有过什么罪行，都要一一不漏地写出书面交待材料；对别人的罪行也要实事求是地检举出来。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包庇隐瞒者罚！希望你们不作顽固派。

孙所长最后说：“从下星期一开始写自己的罪行。写出一段就交给李主任。散会。

会后，大家对孙所长的讲话进行了讨论。表面上，大家一致认为孙所长的指示意义重大，表示要“坚决拥护，认真交待，揭发别人，没有顾虑······”但私下交谈中，都流露出不安的情绪。我的思想也开始反复，心里暗想：这次认罪检举，无非是让我们把罪行全部交待出来，经过调查核实，签字画押，成为法律生效的供词后，该杀的杀，该判的判；然后公布于众，说人民政府把大小汉奸都判处了，又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是彻底坦白自己，检举别人；还是避重就轻，互相包庇；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是粉饰罪行，蒙混过关，这对每个犯人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就我自己来说，有的罪行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有的罪行交待过，有的还没有交待。我该怎么办？考虑再三，我决定先把当情报参谋和情报科长时一些无关紧要的罪行写一份材料交上去，其他罪行如何交待，我准备看看风向，再作道理。

不多日子，管理所主任李福有先后找溥仪和我进行个别谈话。

“你写来的认罪材料我看过了。”李主任和蔼地说：“你对这次认罪检举有什么想法？”

这位教导主任为了我的改造没有少费心血。我在学习班里骂过人、打过架、说过反动话，最后发展到跳楼自杀，可他仍旧苦口婆心劝导我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我有了点滴进步，就表扬我，鼓励我。我想，这次李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是担心我再走抗拒改造的回头路，我不应该使他失望。于是，我把对这次认罪检举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

李主任说：“你能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很好，但你的许多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今天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杀了你们，人民认为是对的；不杀你们，人民也会理解的。当然，杀一个人要比改造一个人简单得多，但我们党的政策还是要千方百计改造你们成为新人，而不是杀掉你们。

这次要你们认罪检举，也是为了使你们能够更好地改过自新；因为只有全部交待自己的罪行，才能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去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只有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我们才能相信你们真正站在党一边，站在人民一边；将来才能大胆地使用你们，让你们为人民再做点事情······”

李主任寥寥数语，把这次认罪检举的意义和目的说得既透彻，又深刻，使我几天来的思想包袱和对认罪揭发的错误思想烟消云散了。

接着，李主任又对我定为战犯感到冤屈的思想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你说你当过义勇军，打过日本人，不但没有亲手杀死一个中国人，并在抚远释放过几十个中国老百姓和抗日官兵······难道这就说明你的功大于过吗？！你想过没有：你担任伪军参谋，作战科长、团附、参谋处长、人事课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多次带兵讨伐抗日武装，使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象杨靖宇、邓铁梅、王凤阁、唐聚五、李春润这些抗日将领惨遭杀害，难道和你亲手制定的作战计划没有关系吗？你掂量掂量，比起你做的那点儿好事来有多大份量？难道你的这些罪行还构不成战争罪犯吗？！如果在这次认罪检举中，你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不深刻，交待得不彻底，就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

李福有主任和我的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对我的教育很大。我向他表示，一定接受检查团的教育帮助，有啥说啥，有啥写啥。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到动笔写材料的时候，我又产生了顾虑。想方设法减轻自己的罪责。

材料交上去之后，中央检查团根据我们交待的罪行材料进行审讯。审讯分好几处进行。我是在一个帐篷里接受审讯的。审讯室有一位审讯官、一位记录员，有时也吸收管教人员旁听。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帐篷。审讯员示意让我坐下后，开始提问：

“你叫什么名字？”

“肖玉琛······”我胆怯地回答。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肖宇飞。”

“今年多大岁数了？”

“四十······审讯员详细问过我的年岁、籍贯，记录员快速地作了记录。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实际情况。”审讯员说：“你写的材料通不过，回去重写。要实事求是，不要把自己的罪行推给别人——你听懂没有？”

回来后，我拿起交待罪行的草稿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我把任情报科长期间所犯罪行的主要责任推到邓冠军和下属军官日本人黑瀨身上了。我想，既然中央检查团已经掌握了我的全部情况，再避重就轻是不行了。于是，在交 待任科级军官的罪行时，我把几次事件的主要罪责都承担下来，并给自己扣了不少帽子。我以为这样一定能顺利通过了。但是，审讯员看过之后，批评我“一揽子认罪也不是老实行为，必须分清罪责，该自己的罪责自己交待，该别人的罪责由别人承担。”检查团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再次重新开始写认罪材料，老老实实地写，最后终于被通过了。

认罪之后，接着是检举。检举别人的罪行和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样复杂。因为多数人检举一个人的罪行，往往说法不一，罪责不清。所以有些检举材料要经过多方核实，反复修改才能立案。由于这涉及到每个人的政治生命，中央检查团的领导对此十分认真负责，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比拟的。

在中央检察团政策的感召下，日本战俘也纷纷起来揭露日本法西斯勾结伪满反动统治集团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日本战犯供认，在“满州国国务大臣”张景惠的“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的许诺下，日系总务厅长武部六蔵郎、助手古海忠之，秉承关东军的旨意，以“满洲国”政权的实际统治地位，策划制订了霸占我东北领土的《移民开拓政策》；掠夺我东北粮食的《粮谷出荷》和《满洲国经济法》等，使东北的丰富资源遭受了空前浩劫，给东北劳苦大众带来了无穷灾难。

根据日伪“开拓条约”，日本计划在二十年内向东北移民五百万。在日军投降以前，已移民两批，共四十万人左右。日本移民都携带武器，名为“保护自身安全”，实则监视我国百姓。根据这个开拓条约，日本人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耕地三千六百五十公顷；然后再将这些土地转手租给东北农民。于是，成了土地领主的日本移民就可以坐享其成地用中国的土地，剥削中国的农民，掠夺中国的谷物。根据日伪“粮谷出荷”规定，东北农民用血汗收割的粮食，将大批运往日本。伪满最后六年，日本就从东北掠夺粮食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仅一九四四年一年，就夺取粮食三百万吨；而日本侵略者配给东北人民的却是玉米穰、豆饼和橡子面合成的所谓“混合面”。

一九三八年，又以“满洲国皇帝”的名义颁发了《劳动统治法》。根据这个“法律”，每年要征派劳工二百五十万人，到工矿和军事工程进行强制劳动。由于劳工遭受到非人待遇，死亡无数。特别是派往苏联国境线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日本法西斯害怕泄漏军事机密，完工后，一律处决，无一生还；日本侵略者为了应付财源枯竭，掠夺无偿劳力，于一九四三年颁发了《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和“训练所”，以所谓“思想不良”和“社会浮浪”等罪名，绑架大批平民百姓，关进矫正院，训练所，进行无偿劳动。东北，华北等地有近百万强抓来的劳工，绝大多数因累，病或残害致死。

更有甚者，日本侵略者为筹措军事经费，毒害中国人民，意和伪满政府秘密协商，取得了在东北各地种植，贩卖鸦片的合法权利。一九三三年，日本法西斯从外国购进烟士二百万两，公开在东北广大城市和工矿区设立贩卖鸦片的“鸦片配给所”和吸食鸦片的大烟馆；与此同时，日本飞机还在热河一带散发传单，胡说什么“鸦片是最好药材”，“民众种植之鸦片国家将高价收购，”“多种者有奖”，公开鼓励百姓广种鸦片。

到一九三六年，伪满七省已普遍开展鸦片生产，日本侵略者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国家专卖”鸦片的垄断权。这时，大烟馆和挂羊头卖狗内的所谓“禁烟馆”“康生院”已遍及城乡各地。不少鸦片馆还招聘了男、女招待，以色情诱惑男女青年吸食鸦片;一九四二年，日本殖民组织“兴亚院”召开了“需给会议”，作出了由“满洲国”和蒙疆（蒙古新疆地区）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全部鸦片需求的决定，进一步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达到三千公顷；据古海估计，从一九三三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东北地区（主要是热河一带）生产鸦片达三亿两之多。一九四四年鸦片利润增至三亿美元，为“满洲国”成立初期的一百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重要经济来源。当时东北地区每百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吸食鸦片······日本战犯的自供，令人触目惊心。日本侵略者对我民族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我这块花岗岩开始“化”了

一晃到了第二年（一九五二年）春天。当我第一次清醒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很快我又昏过去了。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清醒的时间慢慢增长了，不但能够听清别人的讲话，也能够看清屋里的人影。

“这个人的性命能否保住？”

“要是还像今天这样清醒，再过三五天就没有问题了······ ”

后来我才知道，向大夫打听病情的是省长和公安厅长。五天之后，省长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我清楚的听见医生告诉省长：“再有一个月的治疗，983号就可以出院了。”

我的腰椎骨被摔断了。经医院的抢救和精心医治，我又回到了人间，现在完全恢复了理智。

我一日五餐，加上喝水，吃药、都是护士和看守人员喂我，因为我的双手已牢牢地被捆绑在病床上。我多次请求看守员把绷带解开，让我活动一下麻木了的双臂，但都遭到了拒绝。他们说，这是大夫的意见：捆住双臂是为了防止我动弹，不致影响伤口愈合。但是，随着我神智越来越清醒，我的双臂，以至整个身躯因不能动弹造成的胀痛感，使我一刻也无法支持下去。

这天，来了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高个子大夫。我流着眼泪恳求他：

“大夫，可怜可怜我吧，请把我的双手解开，让我活动活动，不然，我周身的血液会凝固，会坏死的。我本来是一个死了的人，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

大夫说：“这不是折磨你，而是为了你的生命着想。你的腰椎骨如果再次断裂，我们就无法再救治你了，你再忍耐几天吧！”

由于双臂胀痛难忍，我成宿不能入睡，护士和管理人员就守候在我的床边，和我谈心，给我按摩。记得有几次我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弄得又脏又臭，护士随即把我的周身擦得干干净净，又拿来一床新洗过的被子给我盖上······从她们毫无厌恶感的表情可以看出，决不是谁强迫她们这么做的。

所有这些，使我震惊，更使我感动的是像我这样一个自杀未遂的战争罪犯，居然惊动了省长和公安厅长来看我，他们为了什么？还有对张景惠，他曾住在我们对面的监房。我个人认为，如果说薄仪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名义罪魁，而张景惠则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实际祸首。他任伪满国务总理不久，就直言不讳地向他的日本主子保证说：“你们要啥，我就给啥，你们给啥，我就要啥。”这位国务总理大臣的无比慷慨，为日本殖民主义对我东北三省的血腥蹂躏和搜刮大开了方便之门。

像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罪犯，人民政府依旧从思想上教育他，从生活上关照他，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当时已是八十高龄，由于大脑机能衰退，不知饥饱，不识五味。管理所专门指派一名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调剂伏食。他曾感激涕零地对我说：“由于人民政府的关照，医院大夫的治疗，才使我这负罪之躯，得以苟延残喘······”后来他神智昏迷，语无轮次，但仍念念不忘地喊着：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对共产党我不能不重新思考了。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多次会诊，我恢复了健康。一九五二年秋的一天，我被接回管理所。但没有回到原来的监房，被分配到另一个学习小组。这个学习小组有八军区司令官周大鲁中将和富璇善少将。他们都是我的旧友。所长把我和他们分配在一起，是希望他们能更好地照顾我。

回到管理所以后，我最担心的是管教人员歧视我，批评我，甚至处分我，把我关在黑屋里或戴上脚镣手铐······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983号，你现在该明白了······”有一天，所长孙明斋来到我的床前说：

“共产党如果一定要杀掉你，就用不着花这么多钱给你治病了。我们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你们改造成为新人，将来还能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次你虽然给管理所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也不打算处分你。我们唯一希望你的是好好学习，自觉改造！”

当战犯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十分内疚。当我开始和反动思想决裂的时候，我最尊敬的李福有主任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

“983号，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很好。”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你愿意吗？”

“很愿意。”

“你说实话，为什么要自杀？”

“一是我感到把我列为“战犯”心里委屈；二是我忍受不了无止境的监狱生活。”

“你为什么感到委屈？”

“你们可以调查，我青少年时代就有过抗日的言行。”

“可是你后来当了汉奸。”

“这不是我的罪过。如果蒋介石不发布不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命令，我当不了汉奸；如果溥仪不勾结日本侵略者，我也当不了汉奸。”

“可是当汉奸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是坚决抗日的。”

“这是事实，但我并不是首恶者。”

“‘满洲国’就象一台机器，缺一个螺丝钉也不能运转。可你肖玉琛官居少将，已经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根大轴。所以才要把你肖玉琛列为战犯。”

“······”我无言对答。

“一个人既然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犯了罪，就应该向人民悔过，认罪，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监狱生活才会有止境。”李福有主任最后说：“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从这次谈话以后，我开始认真思索我走过的道路，检查我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我开始变了······我逐步认识到，我没有理由再不好好学习改造了······

有一天，室内的厕所不通了。我挽起衣袖，忍受着扑鼻的臭味，经过二十多分钟的努力，终于把便池子掏通了。没想到这件小事很快就传到了管教员的耳朵里，他把我找到办公室，高兴地对我说：

“一个少将参谋长今天能伸手去掏又脏又臭的便池子，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转变啊！我们希望你以此作为起点，在改造的道路上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