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县公安局，差点被团灭。

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共石楼县委和石楼县人民政府占据了广大的乡村和乡镇，闫督军的石楼县政府占据了石楼县城，双方均是各自的地方武装作战，形成对峙的局面。

我父亲所在公安局经过扩招，已经有警员三十多人，除了维护治安，也能够主动出击，打击小股的敌军。因此被石楼城里的阎锡山地方武装爱乡团盯上了。这个闫督军的名堂真多，国民兵团、铁血团、政卫团、《流工队》，这他妈的又出了一个爱乡团。

爱乡团就是闫督军地方武装，石楼县城的爱乡团有兵力600人，装备有迫击炮，轻重机枪，训练有素，战斗力相当正规军。这个团长名字叫廖长庚。与中共五县工委武工队、三县自卫军之间的有过多次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

廖长庚看见中共石楼县政府成立以后，一心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因为都是本地人，所以廖长庚熟悉当地的情况，也有很多他自己的眼线。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父亲带领公安局武装到石楼县徐家裕村一带，十一点宿营的时候，为了保证安全，防止哨兵打瞌睡，我父亲专门安排二个警员站岗。

我父亲这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特异功能，或者叫拂晓焦虑综合征。凌晨四点，我父亲听见狗叫？农村里面，狗叫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父亲朦朦胧胧感觉到：什么狗早不叫晚不叫？偏偏拂晓的时候叫？拂晓是当时的敏感词之一。

迷迷糊糊差一点就继续睡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父亲：不能这样，醒醒...醒醒。起来以后按照套路，隐蔽自己，借助月光先看看院子，再仰头眼睛与窑洞顶呈直线，观察窑洞顶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月光下敌人的二挺机关枪成交叉状态，封锁了大门出口。

我父亲赶紧缩回头，叫醒在左右房间熟睡的警员，虚！不要出声！有敌情赶紧起来跟我走。利用窑洞屋檐作掩护，顺着西北方向壕沟快速冲出。路过一个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时候，公安局会计李生让同志，打算躲避在这里不走啦。我父亲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照李会计的屁股狠命踹上一脚，你想干什么？走！

李会计无奈随队直奔村外的高地杜梨疙瘩，敌军发现以后，轻重机关枪嘎嘎嘎狂扫过来，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不一会，咣咣咣击迫击炮弹也在他们身边爆炸。分队长刘玉山负伤倒下，我父亲一看命令来二人架上刘队长，不能停，走走走......真像是一个战争大片啊。

事后才知道，安排的二个哨兵，根本就没有放哨，等我父亲走了以后，他们直接就上炕睡大觉去了。让本县公安局差一点全军覆没，我父亲的牙恨得痒痒的。按照战时条例，这两个哨兵应该枪毙，以儆效尤的。

但是本乡本土的，哨兵也是刚刚参军的新兵，也就是一农民，不懂军事常识，领导平时教育训练不严格。我父亲也只好从宽处理，教育、训导批评算了。新兵蛋子害死人啊。

敌军方面爱乡团团座廖长庚，本想一举歼灭中共石楼公安武装，没有想到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在徐家裕当场发飙，气急败坏。廖团长盯他们多时，这次获得情报以后，在徐家裕村的团丁带领下，600人长途奔袭徐家峪村，本想学学小鬼子半夜集结拂晓攻击，哪里知道我父亲提前发现及时撤走。使得廖团长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从这个事件中间我父亲也发现了问题，廖长庚一个加强营长途奔袭，动静这么大，中共石楼县公安局却连一个毛都没有发现？这说明他们有麻痹轻敌的思想，只顾新区建设，招兵买马，忘记了自己的老本行，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父亲本身就是情侦工作和秘密工作的专家。这一回廖团长差一点就把他们连锅端了，公安局的情报工作还要加强。

徐家裕的老百姓就把我父亲传神了，说我父亲就是一个大神，能掐会算，他派的流动哨兵根本没有出窑洞，大神就发现敌人，神人啊神人。老百姓还编了一个顺口溜：

公安局长晋友荣，

能掐会算是条龙。

六百万敌人包围他，

只能当个跟屁虫。

我父亲有那么神奇吗？

第十一 石楼县人民政府成立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石楼县到底谁怕谁？石楼县在中共三县（永和、石楼、大宁县）自卫军的暑期攻势当中，解放了85%的石楼国土，现在不仅跟闫督军的政权分庭抗礼了，而是准备取而代之。在85%的解放区里面，普遍建立了村、镇中共政权。 1945年10月，在一派大好形势下，中共石楼县县委和石楼县人民政府正式在石楼成立啦。

第一任石楼县长： 郝守质，兼任中共石楼县委书记；

副县长： 曹廷明；

公安局长： 我父亲（晋友荣）

中共石楼县委组成人选是：

组织部长： 郝世山；

宣传部长： 贾生彩

委 员： 郝守质、曹廷明、郝守山、晋友荣、贾生彩；

石楼县人民政府位于石楼县转角镇。现在石楼县境内有了闫督军和中共两个县政权，对台大戏开始唱了。我父亲（晋友荣）当了石楼县第一任公安局长以后，光杆司令一个，怎么办？谁会给你人马？都要自己谋划自己招兵买马。

我父亲当过中共石楼县地下党的特派员吗，开始将原来垂直领导的的中共地地下党员唤醒，由地下转入地上的公开工作。首先找到的就是原来的地下党员任通顺，然后是我父亲的垂直下线周万华。

这一些潜伏在闫统区的地下党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就说周万华吧，虽然打入了闫督军政卫团，看起来有了比较好的职业掩护，但是因为好几次的共党案件，都在他身边发生，敌人特工对他产生疑点，抓进大牢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又转送政卫团的首府克难坡，继续刑讯逼供。手段全部用上，周万华一口咬定是冤枉。闫督军政卫团总团长杨贞杰那么狠毒的人物，杀人无数，最后都拿周万华没有办法，只好将周万华送回石楼监视居住。周万华比起那个拉稀摆带的宋希贤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骨干班子搭建以后，很快招到30名新兵，那个时候的中共石楼县的公安局不光是维护治安处理刑事案件的。他们和闫督军的石楼县公安局和地方武装，那是要真刀真枪对着干的。

有我父亲这个五县工委的首席秘密工作专家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很快就找到了出卖中共石楼县地下党负责人刘生才的一个家伙，那家伙也就是用长矛处死刘生才的阎锡山的镇政卫团头子任某某。

按照程序，该二犯人应该上报县委，等上级同意以后再开公审大会。但是在多年国共两党的秘密绞杀战中埋下仇恨，想起徐登甲书记、刘生才特派员的牺牲。我父亲就擅自决定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当场咔嚓了。

在县委会议上，郝守质县委书记听了汇报以后，虽然满脸不高兴，但是没有当面批评我父亲，书记的水平就是不一样啊，处理和下级的关系相当到位。事后郝守质书记将事件汇报地委。地委一听就炸了天，隔天就派二把手到了县委，那是把我父亲训了一个狗血淋头，这回我父亲没有像上次和邓营长那样，和上级干一个天翻地覆，毕竟这是自己的错。

第三天处分下来了，效率可真高啊，党内严重警告。郝书记说：这还是轻的，如果不是看在你在秘密战线为党工作多年且成绩显著，一撸到底，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都是有可能的。


（郝守质：后任陕北某地委书记，49年因病去世）

（曹廷明：后任四川省总工会主席）

（贾生彩：后任四川民委主任）

（周万华：老红军，后任石楼县级干部）

第十节 抗战胜利后最后一次越境情报侦察，地委书记徐登甲牺牲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佬在日本投原子弹，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终于熬到胜利了。但是国共双方都没有闲，双方的军队都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双方的电台全部开机，双方的情侦人员、反间谍人员全部出动，大家视乎都明白大战的时候就要到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我父亲所在单位接到中共晋绥分局社会部和中共晋西第三地委的指令，立即派出得力人员越过黄河到闫统区隰县了解敌军的动态。

又是隰县，隰县就是闫督军飞机当中的战斗机，了解隰县的敌军的动态，就可以了解闫督军的全盘的战略布局。我父亲和刘天祥、薛应元三人情侦人员，做好准备出发前往隰县。

傍晚，金色的晚霞将黄河染得一片金黄，浪花朵朵浮光跃金。长期的战争和河防警备，已经使黄河一派肃杀，危机四起。中共五县工委特工人员的羊皮筏子，顺着踹急的河流，无声滑向黑暗的彼岸。

在高庙山村，正当我父亲们三人休息的时候，却碰见的工委书记徐登甲，徐登甲气喘吁吁地说：终于赶上你们了。徐登甲书记说：这次任务重大，我跟你们一起到隰县侦查敌情。我父亲觉得不怎么对劲？一般到闫统区执行情侦任务，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徐登甲作为五县工委书记地委级别的干部，应该留在机关主持全局。

本来这次行动负责人全权负责人是我父亲，他是出名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人员。出发之前在房间里面静默，仔细地查看本次活动所有情况，地形、敌军的番号，路线，宿营的地点，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预案，全部在脑瓜子里面过一遍。

这徐书记一来，他是上级，上级一来，我父亲的构思和设想就不能执行了。因为徐登甲书记也是中共山西省委秘密工作专家之一。自主能力极强的人，他有他的一套。

我父亲看见徐登甲书记要带队亲自到敌后侦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闪过一丝担心。我父亲知道徐登甲书记也是一个优秀的情报专家，擅长情报谋划、分析、布局、派遣。但是情侦行动不是徐登甲的擅长的，行动是刀把子添血的活儿。那是需要能跑善跳，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同时熟悉当地道路、桥梁、沟壑，最重要的是精通射击。

另外徐登甲的秘密情报的观点和我父亲不一样，徐书记善于伪装成的敌军特工，比较高大上。我父亲是比较善于伪装成农民、小贩、教书匠等，比较下三流。所以在情侦工作当中，两个流派经常发生争论。上次我父亲的隰县秘密潜伏，就是放弃了徐登甲设计的伪装闫督军特工人员的身份，还原成农民装扮。估计徐登甲多少有一点不高兴。

为什么徐书记这次要主动要求前往国统区侦查呢？经打听方才知道，徐登甲的家里出事情了出大事情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徐登甲的父亲徐学和以及夫人李琳，被闫督军的当地政府宣布是叛军家属。经常有一些闫督军的特工混混和二流子，到徐登甲家里寻衅滋事。徐登甲的夫人李琳忍无可忍甩了几个家伙几个大耳巴子，这一下出问题了。匪属还敢打人？徐登甲全家遭到扣押关进牢房，失去自由，夫人李琳被殴打至死。

徐登甲书记听闻之后义愤填膺，自己坚决要求参加本次隰县情报侦查工作。所以急吼吼的从后方来到高山庙加入我父亲的队伍。古话说：主不可怒而行师，情侦特工人员更是忌讳带情绪参加行动。

这次行动四个人，属于人数偏多，四个人走起来就是有一大串，既然不是作战单位，按照我父亲过去6年的特工和情侦的经验，敌后侦查3个人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生米已经熟成熟饭，但愿这一切都是我父亲过度考虑吧。徐书记的到来，在我父亲心中投下了一丝的阴影。

达到山西的国统区以后，形势果然如我父亲担心的那样，不顺利。刚刚走到隰县重镇水口，碰见晋绥军当地驻军的检查站，一时间，站住的吆喝声嘶力竭。枪栓拉的哗啦哗啦。十来条枪全部指向了我父亲一行。

徐登甲笑着对军官说：“老总，我们是隰县流工队，现在正在执行任务，这是我们的证件”。我管你他妈的什么时候这个队哪个队的？证件拿出来，所有人员站好，不要乱动，弟兄们，下了他们的武器。

我父亲一看检查站的晋绥军有一个排，全部是荷枪实弹。给大家做了一个颜色。把枪支和阎锡山特工武装的《流工队》证件全部递给了值守的军官。带队的军官一个个检查以后，还不愿意放人，咋咋呼呼地问：你们有什么任务？徐登甲接过话说：老总，我们是阎主席的便衣特工武装，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今天得到情报，奉命到水口一带巡逻防止陕北的小股共碟刺探我们的情报。

闫军的这个值班军官有一点一根筋，证件也看了，口供也问了，还是不依不饶，双方你来我往，又说了一个小时。徐登甲最后以延误抓获共党分子，要向军官所在的司令部控告要挟。值班军官方才勉强同意放行。交还了证件和枪支以后，看似轻松的特工队队员们，个个的手心里面都拽出一把汗，

过了检查站以后，我父亲再也忍不住了，找到徐登甲说：徐书记今天如果不是敌正规军对阎锡山的地方的特工武装组织不熟悉的话，我们今天就会撩这里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我们。

我父亲要求徐书记立即开始备用的方案。放弃使用阎锡山特工组织的《流工队》的证件，同时根据今天的情报判断再也不能走大路了。我们要发挥我们的特长走小路。走小路我们有四人三枪，小股敌军不敢动我们，大股敌军我们可以避开。那里像今天这样，就是案板上的一块肉。

徐登甲听了我父亲的一番话，不以为然地说到：我们今天的怎么啦？我们今天很成功吗。大家表现都很好，我们使用《流工队》的证件说明，证件是完全是可以用的，敌人虽然纠缠我们时间长一点，只要我们理直气壮，一样可以忽悠过去，这就是双方的心理考验，徐登甲一口否决了我父亲的提案。

晚上的宿营的时候，我父亲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预感，再次找到徐登甲，要求放弃使用《流工队》证件，放弃走国道。其他2名也是经常往来黄河两岸的老情报人员，刘天祥和薛应元也觉得今天的事情太不寻常。隰县的敌军估计是到了最高的戒备的状态。以前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

在宿营地讨论安全问题“走大路还是走小路的问题上，争吵就开始了，我父亲的观点就是本次情侦的情况特别，闫督军的军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敌军的武警性质的流动工作队也在各地加强岗哨，运气不会一直好，大路万万走不得？

徐登甲书记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我们伪装的就是敌人的特工武装，为什么要走小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大路上面看起来危险，其实并不危险。大路上面现在都是阎锡山的正规军队，都是在往太原运动，没有心思来检查特工武装的真伪？他们准备接管太原等大城市，所以大路上面实际是安全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这问题几乎吵了一个通宵，也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来，反而倒是一夜未眠。徐登甲见我父亲再一次要求更换行动的方式，不走大路走小路。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了，最后徐登甲说：我是中共五县工委书记。确定继续使用闫督军“特工《流工队》”的证件，路线不变。并未对此负完全的责任。我父亲看见徐登甲动用组织关系，坚决不听他的意见，气呼呼地把帽子甩下，转身就走。

出来以后，凉风一吹。心里冷静了不少。情报人员的行动切忌感情用事。既然徐登甲坚决不同意更换侦查计划，也就只有这样了。我父亲回去和徐登甲说：徐书记，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上级的决议，但是保留自己的看法。

徐登甲一看我父亲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由得有几分高兴，明天没有大问题，这样还是按照今天的行军序列，我对《流工队》的情况熟悉，我出面应付敌军的盘查，你就辛苦一点殿后。

第二天是8月31日，北风一阵吹来。解开了晋西北大地的暑气，让人感觉到心旷神怡。中共五县工委高规格的越境情侦队，草草吃过干粮之后，又开始沿着隰县到太原公路出发了。

沿路完全是一派兵潇潇，车马行的景象。晋绥军的骑兵、炮兵、步兵络绎不绝的向太原方向快进。我父亲他们身着便衣，在一片黄色的海洋里面，显得多少有一点不协调。

我父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觉得有必要做好战斗准备了，随即我父亲拿出的晋绥边区自造的手枪顶上子弹，打开保险，单手持枪藏在内衣里面，做好了随时击发的准备。虽然一次只能打一发子弹，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简单说说当时武器的配备规定，当时在工委里面武器的配备是这样的，地师级干部是配发德国进口的可以连发的二十响盒子炮，县团级干部是配备闫督军山寨版的仿制德国盒子炮只能十连发，区级干部配发的是晋绥边区自造的手枪，每次只能击发一发一发子弹，号称独蹶龙。二十响的盒子炮是当时武器当中的战斗机，可以自动连发，哗哗哗一个扇面打出去，敌军非死即伤，可以有效的压制敌军的火力，深受晋西北的情侦人员的喜爱。因为数理比较少，所以优先配备给地委书记一级的干部的使用。

闫督军的仿制的德国二十响盒子炮，比进口的差一些但是性能也不错，可以十连发，所以配备给县团级干部使用。边区自己制造的山寨手枪，那性能就相差太多了，一次只能击发一粒子弹，再次装弹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配备一般区委一级干部使用。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对我父亲他们这次越境行动的来说是在合适不过了。下午时分，正当他们一边行走，一边默记公路上晋绥军的步兵、炮兵、骑兵的武器弹药，人数装备的时候。真正的阎锡山的特工组织“《流工队》”的在前面临时检查站恭候了。人数大概20多人。正在哪里咋呼：你们那那几个人，干什么的？过来，过来检查，快快，不然老子开抢了。

徐登甲大摇大摆按照老套路上前说到：我们是隰县“《流工队》”，按照上峰的命令，执行任务。说完递上了“流动队”的证件。哪里知道对方恰恰就是阎锡山特工组织隰县“《流工队》”人员，李鬼碰见李逵了。领头的家伙看见又来了一帮隰县《流动工作队》心里倍儿明白，嘿嘿冷笑一声，接过徐登甲的证件，给旁边的同伙递了一个眼色，不由得狂叫：抓共谍。“《流工队》”的那一帮家伙也不是吃素的，战斗意识非常到位，前边的几个家伙闻声一拥而上将徐登甲死死按住。

徐登甲听见对方一声狂叫，下意识的知道情况不妙，伸手想掏自己的二十响盒子炮，但是他的双手已经被别人死死地按住，已经无力抽枪，无力回天了，几秒时间定生死啊。

走在后面的我父亲见大事不妙，快速冲上，拔枪击发。乒的一响，犹如惊天的炸雷。只见敌特《流工队》全部俯卧趴下。说时迟那时快，乘着短短的几秒时间，一个纵步滚下数十米的黄土深沟。身后腾显出滚滚的烟尘。检查站枪声、厮杀声、喊叫声已经响成一片。

滚下深沟的我父亲，着地之后。检查一下没有挂彩，顶上子弹，攀援上地平线，了解战场情况。令我父亲万分惊讶的是5分钟之前还是一片地动天摇、打打杀杀，剑拔弩张的战场。现在已经是一片云静风清，万般寂静，渺无人影。只有自己的心脏在蹦蹦的跳动。

怎么办？继续执行任务显然不现实。我父亲决定返回根据地向工委汇报。大致判断一下方向，我父亲跃入丛山峻岭，奔走十小时以后，天亮后到了堡垒户张二栓家，此刻全身衣服已经被荆棘挂的条条块块了，狼狈不堪了。休整之后，穿越闫统区回到陕北，向曹廷明副书记汇报了行动的具体的过程。心情异常沉重对曹廷明副书记说任务失败，其余人员失踪，估计徐登甲、刘天祥和薛应元同志已经牺牲了。

让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天以后，另外2名队员刘天祥、薛应元居然一瘸一瘸回到五县工委机关，还抓回一个晋绥军的俘虏。他俩一回家给曹书记汇报，首先就说我父亲牺牲，徐登甲失踪。

我父亲一听他俩说我父亲牺牲，连忙跑过去：“谁说我牺牲啊，我可是第一个返回工委的啊”。经过生死离别战友，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刘天祥、薛应元说道：晋友荣啊，你那一枪太及时了，事发突然，如果你不是先发制人首先开枪，我们两个没有机会跳崖，也没有机会逃生。

当问道徐登甲的情况时，刘天祥和薛应元说只看见徐登甲被敌人死死按住。枪响敌人卧倒，他们趁此机会飞身跳崖了。如果我父亲当时拿的是20响的盒子枪，也许徐登甲还有生还的机会。一枪没有压制住敌人。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西第三地委对徐登甲的失踪极其重视，指示相关部位和五县工委动用阎区的所有关系、地下党和潜伏人员，了解8月31日发生在隰县到太原公路发生的战斗经过。

解放以后，徐登甲的老战友黄石山一直在本省从事公安、检察院、法院领导工作。利用工作方便审查了几千个阎锡山的军警宪特人员，查阅了上万份的敌军档案。但是徐登甲的事情没有半点消息，始终就是一个谜，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最后推测，徐登甲当晚就被敌人杀害，地点在孝义县某地。徐登甲书记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干部，一九四五就是地委书记级别，他的牺牲是山西党组织的一大损失，如果徐登甲没有牺牲，解放后至少应该是正部级的领导。非常可惜。我父亲他们一起入党的同志，现在在网络上基本上信息等于零，查不到没有任何信息，但是徐登甲，只要你打开百度，就会发现发他的名字依旧熠熠生辉。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晋岳回到五县工委休息时候，中共石楼地下党特派员刘生才也暴露身份，被石楼县石家坪镇闫督军政府的镇长杀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来刘生才和另外一个秘密地下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出问题了。

刘生才牺牲以后，还是我爷爷晋文厚等人冒险将其遗体抢出来安葬的。一九四八年石楼县解放以后，我父亲又亲自制作棺木将刘生才灵柩移送回他的老家汾西县民政局。

秘密工作和相关的情侦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原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千万次的无用功，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就是血的教训和生命的代价。

（薛应元：自幼家贫未能上学。大哥系早期中共党员，被敌人杀害，二哥也被敌人迫害致残，有很深的阶级仇、民族恨。共产党来到此地开展工作，他于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西起黄河畔东至凤尾村一线的情报传递。“晋西事变”后，仍留在本地秘密坚持斗争。

曾三次遭敌抓捕，赤胆忠心，百折不挠，死里逃生，继续战斗。第一次被捕后，从监狱的烟囱中爬出来。1943年农历正月初三，二次被捕，敌人用铁筷夹、钉竹签、灌辣椒水等严刑拷问，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均严词拒绝，一次趁到城内背石头之机逃脱。跑到陕北找到党组织，

1945年夏，他奉命参加五县工委（简称内地工委）武工队，秘密回到石楼东山做情报工作。一次送情报途经中阳县白家山垣上村时，敌人封锁很严，他冒死手攀高崖，从敌人的地堡下钻过去完成任务。

同年秋，奉调中石游击支队工作。一次，护送工委书记徐登甲赴隰县，途中与阎军的《流工队》遭遇，其中薛应元同志负伤。返部时，见两名敌兵押送粮食，他不顾伤痛，勇敢地扑上去俘虏了敌兵，并让俘虏担上粮食押送回部队。

领导送他去陕北治伤，他舍不得离开部队，只好安排到村里养伤。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他咬牙忍疼，自己用手抠出伤口内的子弹，每天用盐水冲洗消毒。伤愈后，部队已转移。为了找部队的下落，四处奔走打听。在龙交寨子上村被敌人发现，将他包围。他拼命冲杀突围时被俘。敌人在他的耳朵上穿了两把刺刀，押解回城。伪县长亲自审问，严刑逼供，他毫不畏惧，严词痛斥。最后，敌人将他拉出城外，推入大坑，用石头乱砸，壮烈牺牲。）

第十节 晋绥日报“秘密收发员” 信检特工成了大生产模范

我父亲在中阳县秘密战线工作的时候接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的调令，要我父亲到晋绥日报工作任内部收发员，我父亲认为一个堂堂的区委书记级别情报员，中共一个地级区域的秘密工作大员，本地王牌特工去当收发员？我父亲嗨了去了。

你看看一般的单位的收发员，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同志，平时收收邮件发发报纸，工作轻松照顾老同志。哪里看见年纪轻轻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担任收发员，而且这里的收发员还不止一个人，整整一个班啊。其实这里的收发员，并不是简单的收发员，而是秘密工作当中的一项基本工作：简称信件检查员。

当时我父亲的顶头上司是黄石山同志，黄同志正在晋绥日报经理部任主任，主管后勤。堂堂的秘密情侦头头到报社管“后勤”，也是醉了。估计黄领导也是负有使命到晋绥日报来主管“后勤”工作的。

一天黄石山找我父亲谈话：友荣我知道，你对收发员这个职称不球安逸，收发员怎么了？不要把收发员不当干部。我们情侦人员的岗位没有大小，你现在是中共晋绥分局的内卫干部，任务就是检查私人信件，只要是国统区、敌占区来往的，统统要实行信检。有什么疑点和问题向我汇报。报社只有党委书记廖井丹知道你的情况，对任何人不能提及这个事情，注意保密。

当然了你也不是一个人，报社的通讯班归你指挥，他们负责具体的干活，不要以为信检很简单，你还干不了你，你那个大鸡爪子把别人的信件一拆开，就不能还原。那人家收信的人还不把你骂死。你负责领导协调，就这样，好好干吧。

报社当时在兴县高家村，晋绥日报（最早的名字是抗战日报）的名气在当时的敌后根据地是很大的，晋绥日报时任社长就是廖井丹同志，他知道我父亲的收发员的工作性质，所以对我父亲和报社通讯班比较关心。经常来和通讯班视察工作，了解情况，这样一来二去我父亲和廖井丹同志就认识了。

我父亲当时信件检查工作不是很重，因为当时报社人员往来国统区和小日本占领的敌占区的信件，不是很多。报社里面有没有什么明星，搞得追星族的信件要爆满。但是大生产的运动期间，报社的生产任务很重，每一个下面的机构和个人都有指标。我父亲和通讯班共11个人，都是正当年的大小伙子，吃嘛嘛香，牙好身体好。所以我父亲对通讯班的生产任务从来不担心，小菜一碟。

社长廖井丹有一天找到我父亲，说：友荣啊（回到根据地，晋岳就恢复实名制了），你看我们的报社的生产很重，你搞生产很有一套，你看我们报社生产运动怎么搞比较好啊？啊呀，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一套，廖书记一席话，激起我父亲雄心万丈。

廖社长到底是知识分子，其实作为领导直接给他们派任务就行了，但是廖社长还是转了这么大一个弯。让下级心服口服。我父亲说廖书记（廖井丹同时任晋绥日报党委书记），您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通讯班都是大小伙子，报社其他的同志们是知识分子，完成种田的任务是比较困难。这样吧，我代表通讯班，愿意将我们的生产任务翻翻，（哈哈，提前翻翻，进入小康）保证完成任务。

廖书记一看高兴地笑了，说小晋同志如果你们通讯班能够完成报社超发的任务，我代表报社党委一定给你们重奖。

此话当真？军中无戏言。有了廖书记的承若，我父亲本人精心计算、规划，亲自开荒种地种菜，报社要搞基建，我父亲带领通讯班扛石头背材料。通讯班成了报社里面的战斗机。

大生产运动来了以后，全体报社的人员都有开荒种粮的任务。种田对报社的知识分子来说那是相当艰苦的，但是对我父亲这一些本来就是农民的青年来说，就是一盘小菜。报社分配通讯班都任务提前完成，年底通讯班责任田的粮食获得空前的大丰收。

报社召开兑现暨表彰大生产先进份子大会，除了通讯班本身完成任务不算，仅仅我父亲一个人就完成上交了粮食六斗，折算为90公斤义务公粮的任务。廖书记亲自给他带大红花，那是一个光荣啊。更有吓死宝宝的是：廖书记还奖励我父亲6个大洋，一吹嗡嗡响，真金白银。六个袁大头现在差不多要一万块钱，我父亲成了万元户，提前进入小康了。通讯班的一帮小伙子，要我父亲请客，我父亲豪迈地说到：没问题走。

还没有等到我父亲请客，廖书记又找到我父亲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友荣啊，报社周文总编的老婆郑育芝，又到我办公室来扯皮了，哎……。

晋绥日报总编周文的夫人名字叫郑育芝。事情是这样，郑育芝交收发室代邮寄银元六元，到四川的老家。每个收发室都有一套严格的收发程序，收钱之后给了收据，到邮局汇款也是有相应的凭证。

但是郑育芝说：她老家来信没有收到六个袁大头，往返了好几封信，还是一口咬定家里没有收到袁大头。郑育芝女士看见老家没有收到袁大头，就上访廖书记，廖书记有什么办法？只好来找我父亲和通讯班商讨解决办法。

当时收发室收钱的时候，都有二人以上的工作人员作证，收到袁大头以后都在当天交给邮局来的的信使。应该是收发室没有任何工作失误。但是郑育芝女士家里没有收到这笔钱，她心里不爽，所以发扬了不依不饶的精神坚持上访，六块银元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啊。山西到四川，这中间要经过日本占领区，国统区，其实邮局的信使也证实他们收到6块大洋，并说他们快递到四川了，至于四川为什么没有收到？本地邮局说：你问国统去四川邮局去，他们也不知道。

鬼知道是哪一个人黑了这笔钱?架不住总编夫人天天上访，这不廖书记又来找到我父亲了。我父亲看见廖书记一脸发愁的样子，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为了通讯班的荣誉，为了解决领导的难处。豁出去了，把自己的六块袁大头拿出来赔上。廖书记对这个举动很感激，说道：我知道你们通讯班不会拿这笔钱，你们顾全大局，谢谢啊，谢谢。

廖书记倒是感谢我父亲，但是我父亲的那一帮通讯员不乐意了。说好的聚餐没有了，那可是天天吃黑豆的年代。所以小伙子们已经见老大了。小伙子背后嘀嘀咕咕地说：我父亲是为了讨好领导。他们很有意见。你们有意见？我父亲就没有意见了？俺辛苦苦干一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一年后我父亲调出报社，到晋绥分局下属的社会部继续从事敌工工作，但是和廖社长在这一年的时间内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廖井丹：后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中宣部副部长）

（周文： 作家，曾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秘书长，晋绥日报总编、社长，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

第九节 脱险归来

话说43年7月我父亲与刘老四乘坐羊皮划子，达到陕北的高家村以后，我父亲是千言万语化成二个字：谢谢。我父亲把身上所有的钱塞进刘老四的怀里。同时也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刘老四眼睛眨巴眨吧说：先生，你是共产党？是八路军？真人不露相啊，真人不露相啊！

我父亲说：老四，其实你才是高人啊，你回去以后不要谈此事，将我的请假条交给学校就好。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父亲望着刘老四远去的背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惜以后工作繁多，斗争艰难。四九年以后南下到了四川，我父亲也没有见过恩人刘老四了。

回到阔别三年的绥德县界首村，回到阔别三年的中共沿黄河工委，心中无限感概啊，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走进机关的大门以后，碰见一个同事，他惊恐地望着我父亲问：见鬼，你是晋友荣？你才见鬼了，我不是晋有荣谁是晋有荣？一时间晋友荣回来了的声音，传遍了工委小院。

王文达、黄石山书记和徐登甲书记都跑出来，和我父亲紧紧地握手。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工委都认为你牺牲了。宋希贤出事以后我们都知道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以为你回不来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汇报进行了整整一天，情报分别以简报抄送各个上级部门。接下来就是立功受奖，秘密机关也没有一个挂大红花那一套，最后放假三天。

这时候中共沿黄河工委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命令，中共沿黄河工委撤销，王文达书记调离，全体人员并入另外的中共河东工委。但是工作性质不变，依然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三天以后徐登甲和黄石山分别和我父亲谈话，根据我父亲的具体情况，已经不适合再回隰县工作。（是不能回去，宋希贤中校正带着专案组，满大街找我父亲呢）安排我父亲潜伏到到日军占领区中阳县城维持会从事秘密工作，

同时要我父亲到离石县碛口镇找新的工委书记范明汇报请示工作。你看这个工作机构，也就是编制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沿黄河工委存在两位书记当时就可以拍板定夺了。

这机构取消，编制没有老麻烦了，明明可以决定的事情，那是一定要让新的顶头上级知道批准的。你看，我父亲屁颠屁颠地跑到碛口镇，找到河东工委书记范明，范明说：同意两位书记的意见。

我父亲在闫督军那里已经工作三年了，现在换到小日本占领区去工作，所有的工作程序，经验都要改变，都要适应。就像一个公司在非洲工作的员工，马上要到中东去工作，你得适应好长一段时间，规则都不一样。

我父亲现在成了全科大夫，以前是沿黄河工委的王牌特工，现在是河东工委的王牌。幸好有在离石县四区工作的经验，那个时候是公开身份和小鬼子、汉奸干，现在是秘密战线和小鬼子干。准备妥当之后，我父亲一头就迈进了中阳县城进行潜伏工作。

第八节（3） 隰县秘密情报战中人物后记

（一：黄石山，一直领导中共沿黄河工委工作。后任山西省高法院长）

（二:徐登甲，王文达书记调走之后，一直是中共沿黄河工委书记和地委书记。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再次和我父亲等五人组成武装工作队，前往阎锡山辖区隰县了解日寇投降后闫军的动态。化妆成闫军特工武装《流工队》。不幸在路上被闫督军真正的《流工队》识破，在我父亲首先对敌射击之后，双方打成一团。其余4人跳崖。徐登甲失踪。现有革命纪念馆说在某地牺牲）

（三：潜伏人员靳林羡，继续从事潜伏工作，没有受到宋希贤事件的牵连。解放后在当地政府任职平安无事）。

（四：潜伏人员曹元荣，就是358旅政委罗贵波派出的潜伏人员。潜伏人员是风险最高的职业，潜伏人员最害怕就是被捕或者是联系人牺牲、失踪，这样你就永远是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巴巴也是粑粑。就是有一千张嘴巴！也说不清楚。

一九四三年夏回到中共沿黄河工委以后，我父亲向工委领导王文达、黄石山、徐登甲等人详细汇报了曹元荣处所获得的情报以及曹元荣的情况。一九四九年山西解放以后，黄石山在起义人员审查工作当中，承认曹元荣是八路军358旅政委罗贵波派出特工人员，是中共地下潜伏人员。并分配曹元荣同志担任山西省商业厅林业科长。但是肃反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波及到了曹元荣。曹元荣被打成放反革命、反动军官判刑13年。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与曹元荣这个接头人身份的我父亲晋友荣（此刻名字已经叫晋岳）为此事三赴太原市西城区法院、商业厅、省委组织部申述当年整个地下斗争和接头过程。并要求山西省组织部为其平反。同时当时省委统战部其他人也以曹元荣曾在他被阎军逮捕后，救济过他二十银洋为例，共同写了证明材料。历经十年的申述终于有了结果。1999年，省委组织部干审处寄来平反的通知。根据中办文件精神，为曹元荣平反，恢复中共党员、革命军人、老红军。恢复行政十三级待遇。

可惜乐极生悲，当曹元荣同志在女儿家里听见平反通知时候，当即心脏病激发，抢救不及时病故。可谓：“平反刚到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五：潜伏人员梁成栋，1946年10月，隰县全境解放，梁成栋向军管会交出了全县敌军和阎锡山政府的原始档案（含人员花名册）以及敌特的应变计划。在县公安局的领导之下，梁成栋亲自出面抓住认证了隰县军统少将站长和几名头目。为隰县解放以后的安定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年冬在胡宗南准备攻打晋东南的时候，梁成栋随其姑父王平（阎锡山财政厅长）居然跑到西安，并接受胡宗南凤翔县税务局长的职务。你说是不是他这个脑子进了水？当地话就是糊脑子。

1955年肃反运动中，梁成栋以军统特务罪名逮捕。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唯一健在的潜伏特工人员，我父亲多次向上一级的党政机关写证明材料，证明该同志是被沿黄河工委和中共工委社会部派遣加入国民党和军统的，隰县县委负责人还亲自来武汉，找我父亲落实梁成栋的事情，我父亲再次证明该同志是党组织安排打进敌人内部的，并盖章画押坐实。

不久梁成栋恢复离休干部待遇。也经常到学校给少年儿童讲述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的革命故事）。

（六：最大的密码，还是宋希贤到底怎么样了？招供了还是没有招供？当事人我父亲晋友荣在当时都是不知道的。1943年夏天，当我父亲在刘老四的协助下，泅渡黄河成功，回到绥德县界首村，中共沿黄河工委的的时候，黄石山和徐登甲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你…你…你是晋友荣？我父亲很不高兴的回答：额不是晋友荣是甚？当时中共沿黄河工委上至领导下至工作人员，都认为晋友荣同志已经光荣的牺牲了，挂了。

一九四六年，隰县解放，上级党组织专门放我父亲三天假，要其前隰县往了解三年前宋希贤事件。无巧不成书，到了隰县我父亲很快就找到了宋希贤，当时我父亲对宋希贤是义愤填膺，准备见面以后，将他骂一个狗血淋头，或者当场甩他几个大耳巴子，更有可能拔出手枪，给他一个花生米。

但是一见面不等发作，宋希贤当即即泣不成声，抽吸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错了。一时间，原来的想法都化为乌有，将心比心，假如我父亲也被捕？自己是不是能够扛得住？

原来阎锡山情报头子梁化之破获隰东县中共地下党以后，偶然发现一份党校学员的名单，里面有宋希贤的名字。据此发现了宋希贤曾在中共晋西南党校学习三个月事情，随即派宪兵实施逮捕。

隰县中共党组织进入地下以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不要保存党内文件，不要保存会议文件，我父亲自己也多次做过相关的指示，但是有同志就是不听，听了不执行，打太极拳。结果给其他同志带了生命的代价。想到当年我父亲在隰县的接头的时候，隰县的地下党诸多破绽，不由得长叹一口气。

梁化之特种警察和情报部位抓捕宋希贤之后，首先实施软方针，美人计，好吃好喝，心战家威胁利诱。宋希贤都没有交代。

七天以后开始用刑老虎凳、辣椒水、铁筷子…。顿时一片 刀光血影，倒海翻江。宋希贤意志崩溃，供出我父亲晋友荣是中共黄河工委和情报机构社会部的隰县特派员，专门负责收集以隰县为中心的军事情报工作。他只是一个合法掩护人。

至于我父亲的活动因涉及绝密，他搞不清楚，也不能过问。我父亲现在是柳林村晋绥军炮兵干部团政治指挥室上士文书。梁化之一听中共特工已经参透到晋绥军的核心，认为是抓到了共产党方面潜伏的一条大鱼，当即十万火急派出宪兵一个营。半夜出击，拂晓行动，实施抓捕。

宋希贤后来解释：他这样说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追捕，因为当地党组织已经知道我父亲已经离开，敌人不可能抓得到的。

一个营的宪兵将柳林村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到了我父亲的住房以后，就把传令兵班长张广财抓起来审问，张广财班长胆战心惊。刚说我父亲早已回家探亲，顿时被几个大嘴巴子打翻在地。宪兵队在该村展开地毯式搜查，结果发现几本《政治经济学》读本。由此被定性中共情报人员无疑，农民那个人看这一些书？

梁化之虽然没有抓到我父亲，但是已经证实宋希贤的交代属实且其人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无疑。于是乎成立晋隰字共碟001号专案组，实施抓捕，提拔宋希贤任中校组长。带领《流工队》和特种警察12人专办此案。

据宋希贤交代说：我父亲晋友荣行踪不定，但是极可能在中阳、离石靠近晋西北一带活动。梁化之派遣十余名特务布防监控，前后用了二年多时间毫无进展不得以解散。最后宋希贤被安排到晋南运城县担任村长一职。运城解放后被遣送返回家。

宋希贤的问题，按照后来中办的相关文件，情侦人员被捕供出党员姓名属于变节行为。但是已知联系人员脱险或者敌人抓捕不到的情况下，没有损害党员生命不属于叛变。后来宋希贤的问题按照政策平反。

对于宋希贤，我父亲当时是极端的憎恨。因为宋希贤的招供，导致中共沿黄河工委的一次精心的策划的对阎锡山重点地区的参透行动的失败。好在本人能够全身而退。其他潜伏人员没有受到牵连。这才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父亲后来据实向上级党政部门撰写材料。使得宋希贤的能够享受中办的政策，安度晚年。）

（七，自己。我父亲在隰县秘密工作的三年，可说是惊心动魄，也可以说九死一生。我父亲在其他地方工作也有四十年，基本是人一走，茶就凉了，唯有在隰县这一段的经历被载入史册，隰县成立的晋西革命纪念馆，里面都是大领导大人物啊，一般人哪里进得去？但是我父亲的名字被记录在册，这是对他工作的成绩一个肯定。

（八： 不足之处，按照规定潜伏人员不得携带任何有证明其身份的文件和相关的书籍。梁化之的一个营的宪兵在柳林村翻出《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国统区也可以公开出售，但确实公认是进步书籍，这个没有必要，今后的工作要注意）

（九：靳林美，就是那个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将我父亲的特工经费代领，同时又代领了闫督军政府的经费的人，解放后证实去了根据地）

第八节（2）潜伏在贺家洼，伺机回陕北

贺家洼村地处石楼县的最边缘，黄河在这里烧过一个大大的U弯。对岸就是陕北的清涧县，也就是距离中共沿黄河工委和社会部驻地绥德县界首村不远。距离石楼县城反而有140华里之远。这一带全是山高林密的道路崎岖。徒步行走需要2-3天。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理想藏身之处。

贺家洼村是1936年2月红军东渡的主要战地之一。著名的红军中国际主义指挥员毕士悌，时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就是在抢渡黄河登陆贺家洼村时在这里牺牲的。

村里有住家30户左右，散布在前后2公里的范围内。贺家洼村紧靠黄河，黄河在这里的宽度400米左右，与壶口瀑布的惊天动地的情况相反，这里的黄河就像温顺的小溪一样，平静的缓缓的滑下。

贺家洼村地处黄土高原，但是整个村庄笼罩在大片的枣林当中，密密麻麻不见首尾。贺家洼村小学地处村边的树丛当中，教室后面就是茂密的植被和深沟。和山西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下形成极大的反差。

我父亲来学校以后，对贺家洼村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对学校的地势十分的感兴趣。如果发生情况借身一跳，就可以藏身在秘不见人的沟壑当中。学校里面只有十来个学生，教书先生的工作十分的清闲。

当然我父亲到贺家洼教书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寻找横渡黄河的时机。估计隰县的方面的宋希贤案子已经爆了，梁化之的太原政治保卫局的精锐反间谍机构正在四处抓捕他，而且估计也上了通缉令。

时间过得慢，也过得快，一晃我父亲来和贺家洼当教书先生有二个月了，该村二个月当中，我父亲了解到村民刘老四游泳技术高超，并经常去陕北高家村做生意，也就是当时的走私。因为黄河被阎锡山河防部队封锁。陕北和山西的物资交流受阻。很多的当地人便利用熟悉地形的特点，进行走私。以便赚取差价，维持生活。

我父亲利用当助理教员的这一有利的职业掩护，通过学生了解了村里的情况，慢慢地找机会主动接近刘老四，进而建立了一些友谊。一天我父亲给刘老四说：老四啊，我胞弟在对岸当八路得了重病，想请刘老弟帮忙过黄河，探亲以后马上返回。

刘老四一听大惊失色，连连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你看河防队就在黄河边，白天晚上有人巡逻，明哨暗哨处处设防，机枪小炮指哪里打哪里，说罢，刘老四的脸都吓白了。

看见刘老四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父亲也只好转弯说：我家就这么一个兄弟，俺母亲想念儿子，眼睛都哭坏了，没有办法啊。刘老四虽然没有答应，但是作为一个特工，我父亲已经看出来了，刘老四也是对他心里没有底，不放心。害怕是一个陷阱。所以人家不会和盘托出。走私的人都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

从此之后，我父亲就经常到刘老四家里来，有的时候刘老四在干农活，我父亲也过来帮忙。刘老四大惑不解说先生还会我们乡下人的活路。我父亲听完哈哈一笑道：俺也是出身种田人出身，说说就把石楼乡下人的庄稼把式给刘老四演绎一番，那个正宗的庄稼人的把式，让刘老四看的一愣一愣的。

我父亲知道，这也是刘老四在试探他，他本来就是农民，本来就是一个种庄稼的好手，我父亲演绎的一番种田的把式，彻底打消了刘老四的怀疑。这不是装，一般的人装也装不了，我父亲就是一个农民。

也许大家要问，你晋友荣不是很牛逼吗，在中共沿黄河工委游泳训练班科班毕业，多次东渡黄河吗？你干嘛不自己一个猛子扎进黄河，游到对岸陕北，跑去和刘老四叽叽歪歪的，不是多此一举吗？

要知道贺家洼是36年的红军的东渡的登陆场之一，闫督军在这里吃了大亏的，所以在贺家洼的河防特别严，驻军有一个加强排，一天三班倒，除了明枪暗哨还在黄河边设置了雷场。难道我父亲去问刘老四：老四你看那里有雷场，带我穿过去？刘老四听了怎么样？说不定马上把你扭送河防队机关呢？

一九四三年阴历六月，暑假中的我父亲正百般无聊地躺在宿舍俩面。刘老四突然推门进来找到我父亲：说现在河防守备队正在休息，要我父亲马上与他过黄河。好一个刘老四，都说情报人员、特工人员如何如何？这个刘老四比我父亲这一些专业特工还厉害。刘老四如然快速启动的飞渡黄河，不给我父亲这里的任何的多余时间，不给你任何遐想，为什么？也是为了防变。说什么这个特工，那个特工，这个刘老四才天生是一个特工。

为了不给刘老四增加麻烦，我父亲简单给学校写了一个请假条，请他转交。旋即跟随刘老四，越过闫军的河防战线，快步冲向黄河岸边。当羊皮筏子冲过黄河中线的惊涛骇浪以后，一颗悬了半年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第八节 （1） 危机来了，生死一瞬间。

潜伏的危机随时都有。不是每次都有好运气的。1943年正月初五，雪花飘飘，过年的鞭炮此起彼伏，宋希贤的母亲惶惶不安突然跑来告诉我父亲，他儿子不知道原因被抓走了？希望我父亲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听到这一消息，就像晴天霹雳在我父亲的心里砸开了。黑钱跑路的靳林美没有事情了，这接头人又出问题了，但是当着宋希贤母亲的面，我父亲不能显露出丝毫的慌张。好，好，宋妈妈，您别着急，也许有什么误会？您先回家，我出去给您打听打听。送走宋希贤母亲以后，我父亲立刻启动危机处理程序。

按照中共地下党的要求，凡是上下线出现被捕的情况，可以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但是想到潜伏到敌人的军队不容易。首要打听宋希贤被捕是否属实？再就是了解抓捕宋希贤的机构是什么单位？以便为下一步做好准备。

隰县也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如果是公开抓捕宋希贤，一定会传言的到处都是。果不其然，我父亲在路过城北口的时候，听见有人窃窃私语：上柳村的村长长宋希贤被宪兵抓走了…。

一听此言，我父亲心里全明白了，宋希贤这回是在劫难逃了，宪兵抓走就是政治问题，宪兵是干什么吃的？宪兵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时间已经非常的紧迫，是走是留，都要在今晚做出决定。

在这里什么人可以帮助你，没有什么上级可以请示，一切都是自己做主。对一步，可以东山再起，错一步，将万劫不复。我父亲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中……。我父亲将和宋希贤接头以来的每一个步骤，每一次谈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往来的关系，都在脑瓜子里面过了一遍。

我父亲突然回想起来有一次和宋希贤聊天，宋希贤说过他看见被抓到的中共人员被闫督军的安保，打得真厉害，打的真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到这里我父亲马上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宋希贤这回被抓进去，很有可能出现异数。

第一个要办理的事情就是立即回枣林村晋绥军炮兵干部团政治指挥室办理探亲手续，更换衣服。对外谎称回孝义县探亲。

第二个要处理就是瞒天过海，为了不让闫督军、梁化之的政治保卫局的反间谍人员实施追击。我父亲写了一封由孝义镇邮寄给炮兵干部团指挥室的信件，在路上委托一个石楼民工并给一些钱，请他到孝义镇以后一定要投进邮筒，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我父亲望孝义镇去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离开之际还专门到宋希贤母亲处，将几百阎统区货币送给宋希贤母亲，作为不时之需。并一再转告说要回孝义老家去了。

我父亲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估计如果宋希贤出问题，宪兵一定会上门找宋希贤的母亲了解我父亲最近的情况，肯定会询问宋希贤的母亲，这个间谍说了到那里去了没有？

这样请假，从孝义县发回来的邮件，还是宋希贤母亲的证词都指向了一个方向。估计敌军的反间谍机构，将要在哪里大大动作一番。

实际上我父亲是乘夜色在大雪纷纷的晚上，就在公路的军警检查站前，一头扎进了茫茫雪原，星夜徒步134华里，直奔石楼县他的好友田春盛先生的山庄。王文达首席秘密专家的摆脱危机的几个招数全部用上。声东击西，指鹿为马，雪下密径，长途奔袭。

现在谍战片里面，特工人员都有避难房屋，在紧急情况下特工人员可以在哪里暂时躲避。当时中共沿黄河工委给潜伏人员也有这样的避难所，为了保险起见中共沿黄河工委也给了我父亲的联络点，也就是避难屋和联络点。但是我父亲全部不用，他的观点就是潜伏就是一个坑，如果这个坑坏了有问题了，与这个坑有关联的坑都不要用。我父亲也没有去找任何关系和任何人，虽然他认识的潜伏人员有军队的，有宪兵，我父亲知道这个时候去找这一些潜伏人员都将给他们的安全造成极大的伤害，一切行动都需要自己扛。

大家都知道潜伏在台湾的地下人员吴石将军案件，就是因为单线联络人员被保密局追捕的时候发现有一张吴石将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从而导致吴石的被捕。这充分说明了潜伏的特工必须百分之百的执行地下工作的规章制度，差一分不行，差半分都不行。这都是无数地下潜伏人员用鲜血换来的。

隰县的地下党之所以组织遭到了重大损失，也是因为县区党组织负责人进入地下状态之后，思想上并没有进入地下状态，依旧在家里保存党组织文件，会议记录，党员名单。这样被闫督军梁化之反间谍机构一旦破获之后，所属的地下党基本上就会遭到没顶之灾。

第二天我父亲就到达田先生家，一晚上强行军134华里够快吧？不快不行啊？这宋希贤同志要是扛不住了，梁化之的宪兵分分钟钟有可能就出现在他的后面。

田先生见了我父亲大吃一惊，“友荣你咋搞成这样样子？”我父亲谎称在晋绥军骑兵当文书，因与长官不和开了小差，害怕被抓住，请田先生协助找一个小学助理教员的职位。

田春盛先生是一位乡绅，对中共和八路军有同情感，见了我父亲说当逃兵的事情以后，答应尽力帮助，因为逃兵可以要枪毙的。但是小学助理教员是阎锡山的公职，要当小学助理教员是要到县教育局申请，还要考试通过的，田先生问道考试你行吗？

听说本人要到石楼县教育局？还要通过小学助理教员的考试。考试这倒不怕，但是到县城这要评估评估，去还是不去？不会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吧？何况我父亲在石楼县已经从事2年的党的武装工作和地下党的工作。在石楼县已经是小有名气。

我父亲思考一会儿还是决定去，石楼县教育局和军警宪特不是一个系统。隰县的事情不会马上发酵到石楼县来，我父亲从来没有拍过照片，从事武装工作和地下党以来，全部都是使用化名，那个年代，没有微信，没有摄像头，没有网络问题不大。

田先生带我父亲到县城以后，我父亲留意了军队的警戒情况，看见一切都正常以后，这才和田先生一起到了县教育局。当时石楼县读书识字的很少，小学就是有文化的人，老师那是一将难求。

教育局一科长看见有人愿意当乡村小学的助理教员，嘴巴都笑歪了。不过笑归笑，考试那是一点不含糊。笔试和面试是一点不含糊，想想看中共晋西南40届党校的学霸，还在乎这一点考试？

结果很快就出来，教育局科长很痛快地批准我父亲入册了。科长怕他干不来几天就会跳槽，反复强调说：小学助理教员薪水很少，吃饭要自己做饭，你要想好喔？ 办理了手续以后，我父亲谢过田先生直抵黄河边的贺家洼村暂时以教书作为掩护。

第七节（3） 见到“阎长官”

一九四二年11月初，我父亲的顶头上司，炮兵干部团政治指挥室主任冯一民中校奉命到山西吉县克难坡参加会议，我父亲本人也奉命护送参加。

山西吉县克难坡，位于吉县西北30公里处，黄河中游晋陕峡谷壶口瀑布东岸垣头，西濒黄河，北通古贤沟，南达麻库掌，东连南村垣，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宽约0.5公里，是一个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的葫芦状独立山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深夜，吉县壶口瀑布的黄河波涛声，犹如巨雷一样，通宵不停。

阎长官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民族革命同志会等首脑机就设立在克难坡。新建的军政机关窑洞，蔚为壮观，前后看不到尾。军警宪特如林，安保防卫森严，关口检查线一路不断。

幸好炮兵干部团政治指挥室主任冯一民中校有特别通行证，一路畅通无阻，在克难坡住进了炮兵司令部招待所。冯一民对我父亲说：刘文书，我就要参加开会了，你就在招待所休息，可以到附近转转，注意军容风纪。这里是闫主席和第二战区长官部，宪兵多如牛毛，要小心不要找麻烦。

冯一民中校出去开会以后，我父亲就出去溜达溜达。自打参加共产党以后，最大的地方就是去过县城，这个克难坡虽然是一个小村子，但是就是战时的省城啊。说不定还可以看到“久仰”的闫主席司令长官。

刚上街溜达，就看见大批宪兵气势汹汹的叫道：散开，散开，并沿线设置了警戒线。我父亲知道大人物要出场了，赶紧站在警戒线后面看热闹，只见不多一会儿山西晋绥军最高领导人阎锡山督军。在多名护卫的保卫下，一晃一晃骑毛驴穿过了大街。以前在陕北的时候，就听说阎老西骑毛驴，我父亲还有一些不相信，这么大的官骑毛驴？日哄呢？

这次亲眼所见，阎督军真的就是骑毛驴，心里想到回到陕北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给大家吹吹。这可是俺亲眼所见的。闫主席的毛驴刚刚过去不久，突然传来啪啪二声清脆的枪声，街上的顿时乱成一团。到处都在狂叫““抓刺客、抓刺客”，见事不好，我父亲马上退回了炮兵招待所。

晚上冯一民回来我父亲问道：冯主任，今天街上又是打枪又是喊抓刺客，到底是扎回事？冯一民说:长官部今天已经通报了，有一个河南籍的军官喝酒喝高了，在哪里闹事，已经被宪兵解决了。冯一民说“阎长官已经有新的指示，今后凡不是本地驻军，一律不得携枪械进入重镇克难坡。防止以外的事情发生。

还有一件事儿是好事，明天阎长官的家属病愈，按照惯例，阎长官请戏班唱戏，然后在克难坡准备筵席，犒劳全体军民，我们在军官的圈子里面吃饭，你直接上街看见流水宴席就可以参加，好好吃，不限量，岔的。

战乱时期生活相当艰苦，尤其在陕北经常是几个月都不知肉味，听说阎长官宴请全体军民，我父亲想为什么不参加？大吃一番之后做饭后感想，如果阎长官知道中共特工就在他摆的宴席里面吃饭不知道是跳？还是笑？

当然吃归吃，看见的，听见的，包括和冯中校聊天有价值的情报还是记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