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

    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大体可分成文、武两道。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中，二者缺一不可。

    武道是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是塑造人格的必需。而文化是维持和平与丰富精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近来，文与武的界线有些混淆，体育也被列入文道活动的范围之中了。其实，胜负之争本来就属于武道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难怪人们把围棋和将棋都归档于武道。并且，记者们还经常在观战记中把“擂争十盘棋”的生死对局，比喻成古代武士们的自刃格斗。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就像穷兵黩武的教训一样，“胜负一边倒”的人容易偏信武力，忽视仁义，因而在他的人格上必然缺少和谐。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大支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因此，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

    不过，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域真是太接近了。据道教学说解释，棋盘、棋石是作为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道具而发祥的。因此围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下了文化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譬如，即便有些棋子被提取，但未必波及到满盘皆输。这种胜负矛盾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恰恰是歌颂为和平而斗争的艺术形式。从围棋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来看，如果它一旦在世界上普及推广、国际间的交流也兴盛起来的话，围棋一定不负众望，在类和平和国际友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留学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为了成为一名一流棋士，走过了一条潜心研究的艰难路程。后来，我在了解红会、吸收宗教和东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又逐步意识到我命中注定要通过围棋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的途径来为日中友好效力。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抱着一个最大的愿望，即希望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们都能避免政治上的争端，让实现和平共
处的那一天早日降临！

    战后，在我信仰玺宇的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我的评价都不好。特别是“战胜国”中国，对我的责难尤其严厉。然而，尽管如此，我对日中之间求得和平的愿望依然没有一天动摇过。而且，受玺光尊的派遣，当年我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派出机构）去游说时，也曾为日中和平呼吁过。为此，我反遭到对方的一阵奚落。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就连我的婚事都受到一些中国人的种种议论。不过，我仍然把这桩姻缘视作日中友好的象征。我发誓，同这位日本血统的妻子相敬相爱，白头到老！

    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作为一名棋士，我取得了超出自身实力以上的成绩。通过这些成绩，在以日本、中国为首的十多亿亚洲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形的联结纽带。我认为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且，我能名留日中友好的青史，这比当上亿万富翁还要令人高兴啊！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即必须为后人留下问心无愧的坚实足迹。为了履行这个义务，我今后也决不作为贪私欲而辱清名的事。我决心经常不断地反躬自问，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永保廉正、无愧终生。

    静思往事，我之所以飘落日本，并非自愿，完全是天赐的命运。诚然，正是为了善始善终地保全这个好命运，我才勤奋地生活过来了。

    我觉着，自己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绩，皆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神灵的承认。我的一生中能与濑越宪作先生、桥本字太郎先生和木谷实先生这些贤良的前辈邂逅相识，能与红会这一宗教结下奇缘，真是莫大的幸运啊！

    今年已是我的古稀之年。根据我研究的历法来看，一九八四年是“转关”的甲子年。甲子是每隔六十年循环出现一次，但“转关”的甲子则是二千五百年循环出现一次。迄去年（1983）为止，人们将刚刚结束的二千五百年的“未法之世”中出现的释迹摩尼、孔子、老子、基督等圣贤，视为由神派到人间来拯救“未法之世”的使者。而“未法之世”已告结束的今年开始，一个必然的趋势出现了，即世界将朝着没有纷争的方向发展，人类将迎来和平共处、光明灿烂的新社会。

    现在，我已挥泪告别驰骋多年的棋坛，从现役棋士阵营中引退了。但是，今后我依然希望通过围棋与宗教这两个方面，以新的面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迎来“转关”的甲子元年之际，我想以文会友并敬告各位读者：这一年将作为我生活的新的出发点！

    经一生的磨练，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达“理”，修成文武双全、人格和谐，性灵与日月同光。

我和木谷先生

    我被濑越先生收为弟子之后，师傅始终在生活上给我以多方面照顾。然而，只要我勤奋下棋，有关我的私生活等事，他全都不加干涉。就连昭和十年（1935），我只身回天津的时候，见我做事鲁莽，先生本来不高兴，但他连半句责怪的话都没说。总之，先生不仅多方照应我，而且从无束缚弟子之意，对此我真是感恩不尽。可以自豪他说，濑越先生不仅是棋坛的名师巨匠，也是举世难得的一流人物！

    桥本宇太郎也是濑越先生的得意门生，是我的师兄。我刚到日本时，他总是设法照顾我。他才华横溢，实践能力很强。由于桥本有铁一般坚定的信念，而且棋之才能也是一流人物中的饺饺者，所以我们都为之倾倒，常常称赞他的才能，誉他为“昭和的秀甫”。秀甫在明治时期力挽狂澜，使一厥不振的日本棋界终于跳出苦海，重见天日。秀甫不仅棋艺高超，作为实业家也不愧是第一流的。今日如此兴旺发达的棋界盛世，多亏了秀甫夙兴夜寐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常想，酷似秀甫的桥本宇太郎在他那威扬四海的棋才之上，假如再加上“胜负师”的执拗与坚韧，毋庸置疑，一定会筑起长久不衰的“桥本时代”的。

    如今桥本宇太郎已是将近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但他仍然宝刀不老，至今还在硝烟弥漫的第一线顽强作战，并率领着日本关西棋院的全体将士南征北战，一往无前。对此，天下人无不佩服之至。

    棋坛巨星木谷实先生是一心一意献身于围棋的故人。也许就因为他也对世俗琐碎一无所知，酷似于我，所以我们才那么情投意合。我一直把他作为我的兄长，与他的关系亲密无间、谊深似海。

    在我来日之初，木谷实被人们誉为“怪童”，在如林的年轻棋士中他首屈一指、所向无敌。我徒居日本的头二、三年内，执黑也总是赢不了他。因此，我始终把木谷实当作第一目标，发誓不超过他决不罢休。

    在我寻求宗教信仰的初期，经木谷实相劝，我俩经常去西园寺公毅先生的府第聆听教诲，我与他的亲密交往即从那时开始。可以说，我们是在信仰的世界里密为知己的。别人也许不知，与其说我把他当作棋逢对手的宿敌，倒不如说他对我亲密得胜似兄长。

    在我俩经常出入西园寺公毅先生的府第期间，我们开始尝试新布局的打法。为了将用新布局下的棋复盘推敲，我俩废寝忘食，不知在西园寺先生家里流了多少汗水。虽说当年的汗水犹如酿造玉液琼浆的酒曲，散发着一些憨痴的霉味，但随着光阴的流逝，汗水已成为新布局浪潮的源头了。每当我酪祭木谷实时，不禁含泪吟道：

    冰觞同沥血，
    古井独思源。

    在那难忘的年月，我俩年轻力壮，风华正茂。木谷实虽然正值新婚燕尔、蜜月缠绵，但在信仰和棋艺的两条路上他仍然与我结下了和爱情一样深厚的友情。

    我年轻时与木谷实对局次数最多。记得每到午休打挂时，他就去打台球，而且最热衷于和前田陈尔对打。我总是一旁观望，从来不去试手。我看木谷实的样子总想笑，他每击一球都要用四、五分钟。击球杆往往在他的手里上下持七到八次才能定下往哪儿打。谁知刚要打，又缩回手来，正一正眼镜，然后再摸几下球杆。就这样，欲打又罢，反复斟酌。总之，击一球要摸三、四十下球杆才真的下手。难怪对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打麻将也是如此。一手、一手地苦思冥想，半天也舍不得出牌。由于木谷实的长考，经常急得牌友们坐立不安。不过，因对手大都是他的师弟或晚辈，不得已，只好耐着性于陪他玩。总之，本谷实为人过于诚实，即使是马虎一点儿也情有可原的事，他也毫不让步。打麻将也如同下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从来都是长考了再长考，毫不吝惜时间。

    木谷实在棋士中是有名的“长考家”。他不管限用时间定为多少，早在序盘时就用个精光。因而奔过中盘往往时间紧迫，苦于读秒。即使是对业余棋手下让九子的指导棋，他一般每局也要用半天以上。木谷实是铃木为次郎先生的门徒。说来有趣，以铃木师傅为首，长考家们一个不剩地聚集在铃木一门。过去，铃木先生的长考就已经很有名了。到了门下木谷实、关山利一，以及关山的徒弟梶原武雄的时代，除了长考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下围棋”。

    以前，我觉得过分地思考反倒不上算，也曾问其为何长考的理由。他回答说，他首先在作为直感而浮现于眼前的四、五手中，从最不可能成立的一手开始，一手一手地往下计算。这样看来，因没有漏算的地方，失误自然就少。

    但是，除了中盘的绞杀和收官以外，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也是算不尽的。况且，对方若在自己计算范围外的地方打下一手的话，那么一切还得再从零开始算。与木谷实相反，我首先在最早浮现于眼前的几手中，从最有可能成立的一手开始算，如这一手不行，再考虑另一手。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人非圣贤，无论怎样计算都算不尽、计不清。一般来说，反复长考的棋士多数都是辨别力强的人。正因为能识破对手，计算又准确，所以即使被迫读秒，也能保持不出误差的自信。世人皆知，木谷实的计算之精深在棋士中是出类拔萃的。

    不过，对计算过于自信，有时会事与愿违。因为一旦迷信起计算力来，往往会忽视大局。一方面，谁都明白序盘时过分长考不上算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很多棋士仍然不会那么简单地纠正这一点。事实证明，人的性格干奇百怪，假如这些性格不保持住各自的顽固性，那么作为棋士，很难在竞争胜负的世界中各自生存下去。

    另外，本谷实的“棋风突变”非常有名。他曾几度从一个极端飞跃到另一个极端。我刚到日本时，他曾是“死死守角、步步为营”的棋风。到了新布局盛行时期，他一下子又变成了“投石高位、注重势力”的棋风。后来，从他对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开始，再次恢复了“死死守地”的棋风。尤其是与我进行“镰仓十盘棋”的时期，他竟变成“极端低位、低。投固守”的棋风了。实不相瞒，我的棋风也属于变化无常之类，但比起木谷实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我认为木谷实的棋风绝不是单纯考虑胜负才如此剧变，而是对艺术的探求精神的表现。棋风剧变的本身，加上始终保持着一流的成绩这两点，足以说明他对艺术追求的憨痴之心了。如果没有高超的实力，谁也做不出如此艰巨的事业！总之，木谷实一切为艺术，一切皆可抛，事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忠贞不渝、探求不止的精神，其表现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堪称棋界之楷模。

    遗憾的是，战前与我那么亲密的木谷实，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却杏无音讯了。那个时期，他们全家从大肌迁居到了平家。众所周知，他从战后的饥荒年代开始周游全国，凭其伯乐之慧眼，发现了许多有望之童。这些孩子被他带回家，作为家传弟子而精心指教，结果培育出许多一流棋士。据说木谷师傅在平家既养山羊、又把几百坪的院子垦为耕地，自给自足地养活了一大群徒弟。据统计，木谷实培育了共六十人的问生，家中徒弟最多时曾达到二十六个孩子排队吃饭。看起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效仿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木谷师傅固然伟大，但木谷夫人更加伟大。

    现在，木谷实的弟子早已是桃李满天下，而且事实也已经向人们宣告：当今的日本棋坛是木谷门徒横行的世界！谁曾想到，当年养育一群家传弟子的无价之举，唯有卧薪尝胆的木谷师傅一人从中咀嚼出了今日的欢喜。因此，这种埋头苦干的事业，只有凭木谷实的一片真心和高尚情操才能成功！

    我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曾去平家的木谷家小住了几天。记得那时，家传弟子中的大竹英雄君，摇晃着光溜溜的小和尚头，露出一副很淘气的相儿坐在未座上。

    后来我搬到东京住的时候，木谷实已在东京的四谷开设了“木谷道场”，因而我们又重新有了来往。当时，我还让上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女儿佳澄每日去“木谷道场”求教，让她作为木谷礼子的弟子，并经常请加藤正夫君为首的许多棋坛“俊杰”来教她。半年左右，她就从让二十一子进步到让十六子了。然而，她的手法虽还正确，但不擅于搏杀，看来胜负之事对她不太适宜。于是，我女儿不到一年就放弃了学弈之念。我因饱尝了棋士之苦，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非让孩子走同样的路不可的打算。木谷实的子女中，除了礼子以外，也都选择了与围棋无缘的道路，他们的棋全都不甚高强。

    从木谷实经常闹病时起，我就时常顺路去道场看他。虽说我从未对道场的家传弟子们搞过教习，但我记得常和大竹君和加藤君一起去散步。

    那时，医生曾禁止木谷实下棋。但因他本人离开围棋就活不下去，所以寂寞得抓耳挠腮，想下棋都快想疯了。他经常缠着礼子，说什么也要下棋不可，弄得礼子无计可施。甚至有时候，他还背着家人，独自拄着手杖爬上四楼，来到我家。记得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一本正经他说：“我今后要在所有的对局中出场。吴先生也和我一起去吧！”我听后大吃一惊，只得婉言相劝：“先生，那可不行。非要出场的话，也要视身体情况而定，先从电视快棋之类的对局开始，一点点地慢慢来才行啊！”

    然而，他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终于因脑溢血而躺倒了。就在他发病倒下的那天我刚好在场。看来我作为第一个发现者真是与他有人生奇遇之缘。记得那天的午休时，我正在“木谷实道场”巡回观看他的弟子们打挂的几盘棋。午休快结束的时刻，木谷实和我一起坐在客厅沙发上休息。当我纳闷儿他怎么总不讲话时，突然发现他的脸色很怪，嘴角还流着口水，我大惊失色，赶快告诉一旁的弟子说：“不好了！先生的样子有些反常！”

      自那以后，木谷实就长期卧床疗养。当时木谷道场的毗邻处，一座大厦正在施工，工地的噪音震耳欲聋。而且，楼体起来后，木谷道场就如傍篱小草被遮得终年阴冷，实在难以再住下去。嗣后，木谷实的夫人找我商量，准备据理力争“日照权”。我当时劝她说：“他们现在就扰得先生无法疗养，再争日照权，只会再惹一层麻烦。干脆把道场卖给大厦之主算啦！”后来，木谷夫人毅然下决心将道场拍卖出去了。就这样，培育出众多棋坛俊杰的摇蓝——木谷道场，终于宣布解散。木谷夫妇只得重返平冢去住。

      回到平家后，木谷实的病情仍不见好转，终于被迭去住院。那年七月的一天，林海峰来电话说：“木谷先生的病情恶化！”我急忙赶到医院，在谢绝探视的时间内破例地进了病房。我一眼就看见木谷实手里握着一把扇于（日本棋士对局时的必备物——译者），但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我坐在病榻边，凑近枕边大声地向他打招呼，然而他却毫无反应。但当我嚷道：“光一君从前是力战型的，最近越来越赢得麻利了！”这时，木谷实为了表示随声附和而微微摇动了一下扇子。据木谷夫人讲，这是表明听懂了的暗示。光一君指小林光一九段，他有幸经历过木谷一门家传弟子的严格锤炼，后来与木谷实的女儿礼子结为美满夫妻。

    说来也怪，我去医院探望木谷实之后，他不久就奇迹般地好转起来，竟然在半个月后就出院了。

    可是，又过了几个月后木谷实就溢然离去，成为不归之人。

    那个时期，犹如群星陨落一样，多贺谷先生、木谷实先生、濑越宪作先生，这些对我恩重如山的人都相继谢世。顿时，我的身边也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然而我还是这样想，身体乃天之恩赐，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敝帚自珍，休息养生。其余的事，干脆听天由命。

关于定式

    不少人对我创造了许多新定式、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此，我不胜感激。倘若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开门见山地告诉诸位：盘角上的定式本来就和没有一样。其证据是，综观一流棋士的对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按书上写的定式下棋的。

    角上的定式本来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四个角在很大程度上被布局与证子所左右。由于棋子的配置关系，往往出现许多一般看来不成立的手段。大体说来，“定式”这一名词本身就不好。既然说是“定式”，就容易被字面的含义所束缚，使人总是想当然地把它奉为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说“走式”本来只是个单纯的“标准”而已，为了向初学者传授时方便才被过分地固定化了。因此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像奴隶一样被它打上烙印而盲从于它。比起角上的定式，我倒是想把中盘的手筋、终盘的收官中的许多部分叫作“定式”呢。

    如果说我真的创造了许多“新定式”的话，那是因为本人对历来的“走式”毫不重视才引起的。在新布局诞生之前，“一占空角、二守或挂、三要开拆”的顺序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当年的定式相当死板的。特别是在师道尊严、不得造次的战前，同一宗门的年轻棋上要想打出新手，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只要未成强手，稍有标新立异就要遭到周围的一阵怒斥：“你小子还没那个份儿来打新手!"所以，那个时代很难出现新的定式。

    因我并非大权威的门徒，不受既成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的师傅濑越先生从未搞过全门棋士的研究会。只要我的成绩不下降，师傅不管我下什么样的棋都不责怪。反过来说，我始终只能一个人单独地研究。虽然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方法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泥潭中去，但毕竟可以自由思考。就这点来说，我的学习环境可谓无比优越、得天独厚。

    即使是铭刻棋史的新布局，我与木谷实在摆脱传统布局思维这一点上虽说一致，但出发点仍有不同。本谷实非常重视中腹难以计算的势力，我则主张“将一手棋便守往角的打法省略，那怕只是一手，也要尽早在边上展开”。被称为“新布局之花”的三连星，就是以我首创二连星为根据的。我刚到日本时，人们都遵循本因坊秀策以来的传统观念下棋，黑棋的第一手只局限于投在小目上。但后来我发现秀荣名人曾执白打在星位上，于是我的黑二连星设想便找到了根据。既然执白打星位都成立，那我执黑去打就更无可非议了。我向来是我行我素，对秀哉名人的对局中，也一视同仁地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布局，这本来并非蓄意向本因访门的权威挑战，只是觉得可以这样打才毅然打出来的。

    可是，遇到难解的定式时，职业棋士也同样容易被定式束缚。如我在“大雪崩”定式中，首次打出向内拐头的新手时，据说在隔壁房间里研究的职业棋士们顿时骚乱起来，纷纷叫嚷：“吴先生搞错定式了！”另外，比如某个旧“定式”，它是一百多年来始终认为黑棋绝对坏、谁也不去打的“定式”。我之所以敢这样打，只因我总不服气、黑棋究竟为什么不好？如今果然风头调转，都认为白棋不好了。虽说此棋形已少有人打了，但从试探起直到得出白棋不好的结论，足足花费了十年的光阴。说实在的，我本人并没有为了打出新手而事先煞费苦心地反复钻研，许多新手都是在对局中灵机一动地想出来的。

    目前，在几百种基本定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这些定式的变化有关的定式。也许全部加起来早已超过了一千多种。如此浩繁的定式，就是职业棋士也未必全能记得住。更何况业余棋手那种生吞活剥式的死记硬背，不但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实许相告，本人不但对定式知之甚少，而且就在知道的几个定式中仍然混杂着许多不解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业余棋手应该把定式只当作一种“标准”，顶多记住五十至六十种基本形也就足够了。而后再靠自己的棋力，全力以赴地去下自己能透彻理解的棋即可。

围棋的国际化与规则问题

    日月如梭，日本自战败以来已四十年了。在此期间，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围棋的受宠地位也日益提高，呈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在围棋越来越大众化的同时，职业棋士的对局费和奖金也有所增长。建立在“国民喜爱”基础上的棋士生活，不但安定无忧，而且社会地位亦显著提高。以至有人不惜辞去一流银行的高薪职务而希望作一名职业棋士。可是，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靠对局费维持生活的人屈指可数。若从今日棋界的繁荣昌盛来看当年的贫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说它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也不为过。

    随着日本围棋人口的扩大，布局与定式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不用说职业棋手，业余棋士的棋力也大有进步。日本棋界出现如此鼎盛的局面，不禁令人感到万分欣慰。

    可是，若从我这样的“国际人”的立场来看，不管日本围棋多么兴旺发达，假若日本棋界对现状感到满足就危险了。从世界的角度观察一“下，可以说围棋仅在日本一国热火朝天还远不解渴。围棋——这种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应成为全世界的爱好。我们完全有理由通过围棋来扩大国际交流。这正是我热烈期待着的事业之一。找再次呼吁，希望日本棋界有关人士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通过围棋加深各国间的友好，为世界和平及国际友好而作出贡献。

    但是，从当前围棋的国际普及形势来看，可以说非常令人失望。今昔相比，尽管国际普及有所扩大，但比起高尔夫球、芭蕾舞、柔道等体胃项目来，我认为普及的速度太缓慢了。如此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竟然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冷落，究其原因，恐怕只能归结于普及方法上的缺陷了。

    我认为，在围棋的国际化问题上，只要实行如下两点，就会使普及速度明显地加快。
   
    首先，将围棋传授的重点放在女性一方。妇女懂得围棋后，不仅可以教自己的朋友，还可以教丈夫和孩子。特别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西欧，要普及围棋，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在女性中开展传授。因为教会了一个女性，就可收到再增五位以上爱好者的效果。在此意义上讲，希望多派女流棋士到海外去，先在女性中大力普及。

    第二点，要改革围棋规则，使之合理和通俗易懂才行。尤其是要成为对任何国家、对任何人都容易解释的规则。二十多年来，我最热烈盼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改革围棋规则。现在日本棋院的围棋规则是昭和二十四年（1949）制定的，有许多缺陷，在国际上难以通用。日本棋院有义务制定合理的规则，并让更多的围棋爱好者得以充分的理解。与商人对货物负责、有义务通俗易懂地讲解使用方法的道理一样。目前举行的世界围棋选手权大会上，对围棋规则已有若干修改。但是，就连这样的大事，除了有关人士以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只因现在日本棋院的规则是“既成事实”的“集大成”而并非遵循围棋这一竞技的根本思维方法来制定的，因此才产生了包括“万年劫”和“一手劫”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规则不过是将前人的判例堆砌起来。另外添加了一点几临时规定而已。最为明显的一例，即是对我与高川格当年下“三盘棋”时“一手劫”的处理。那种置“劫材多者为有利”的围棋规则于不顾，强迫我去补棋的作法，害得我以半目之差失了一局。

    记得当年日本棋院曾当众约定，要重新研究日本棋院规则，进行合理的改革。报刊对此也发表过消息。但时至今日，日本棋院尚未践约。甚至关于“一手劫”的典型性重大问题也无人来作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我认为目前中国实行的围棋规则最为合理。若以中国的规则为基础，我所提倡的规则就会成为简单明了的了。如下四点，即是全部：

    一、(死活的定义)全部被包围的子为死子，应从盘上除去，盘上剩下的为活子。
    二、才方提劫后，不能紧接着提回同一个劫。
    三、子与空相同对待。
    四、子与空合计居多者为胜。
   
    其中子与空相同对待这一点是中国规则的根本。所谓“空”，本来是指对方无法打入的场所。所以自己可将填子省略。自己投子围出的场所理应作为自由支配的地盘。若依照此规则，像“一手劫”这样有代表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鉴于日本规则在有无补棋必要的问题上那样纠缠不休，不如采用中国规则，本着在自己的空里无论怎样补也毫无损失这一精神，在所有复杂可疑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棋力来粘补。

    另外，什么“盘角曲四”、“可提三目”之类的规则既复杂，又没有作权宜规定的必要。这些都可以在实战中解决。尤其是那种产生于理论，但实际上下一百万年也不会出现的“长生”棋形，虽然已成为条款，但实在毫无意义。果真出现了的话，视为天降瑞祥，以“无胜负”而论，再煮上一锅红豆饭（日本风俗之一），庆祝一番即可。“长生”恐怕比打麻将时连和三把满贯的事还要少。

    顺便提一下，按中国的围棋规则，终局后确认胜负时只数黑或白的空与子的总和就明白了。子与空加起来若是棋盘的半数以上，即181子以上者为胜。不言而喻，不必要把提取的死子再填回对方的空里。

    按照中国围棋规则实际对局的话，与日本规则几乎没有差别。即便现在采用了，也不会在围棋爱好者之间惹起混乱的。实际上，日本棋士去中国交流时，都是按照中国规则对局的。我听说美国等国家也采用了与中国规则近似的形式。

    说实在的，我对日本棋院总是死死抱着目前有缺陷的规则不肯放手这件事无法理解。如有“中国围棋规则是中国产生的，故而围棋先进国日本不能采用”的想法，那么这显然是狭隘的偏见。无须赘言，那种“世界围棋的中心永存于日本棋院”的唯我独尊之观点，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要想真心实意地取得国际友好交流的效果，必须打破国家界线和民族偏见，必须放眼世界，认真选择对大家都适宜的好方法，并且要坚决清除无聊的“权威主义”。

    最近有些人认为，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日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畅通无阻。因而日本轻视经济落后国，自认为日本最了不起的那种“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又有了复辟的倾向。我希望至少日本棋界不要受这种思想的毒害，应该以宽广的胸怀，高瞻远瞩，为围棋的世界普及作出应有的贡献。

母亲之死与人籍日本

    昭和四十年，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后，准备衣锦还乡，探望台湾的父老乡亲。为了报答师傅的培育之恩，他邀请我同行。借此机会，我打算护送母亲到台湾的大哥那里去往。

    阔别十三年后的台湾棋院，机构比以往更加健全，围棋的开展也兴盛起来厂。与前次访台一样，我们受到同胞们的热烈欢迎，同时还见到蒋介石先生，畅谈了一番。

    访台后的第二年，由于考虑到孩子们的将来，所以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小田原，移居东京，住进新宿区四谷的公寓里。那年，我五十二岁，正是在名人战中败北后不久，苦虑于与读卖社交涉之中。

    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告诉我她的近况。每封信都有这样的内容：“我的墓地和寿材都已准备好，不必担心。我死后，你是否来送葬，要视情况而定，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家人，注意身体。”看来，母亲对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处境不仅非常理解，而且也很担心。

    此后，我终止了与读卖社的关系，在与日本棋院的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几度参加了“王座战”、“专业十杰战”和“十段战”。可惜由于身体欠佳，常常被医生禁止参加比赛，不得不一再忍痛远离对局场。

       昭和五十三年（1978），孩子们已经长大，但我的中国国籍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就业等问题。于是我决定去找曾历任法务大臣等职的稻叶修先生商量，请他帮忙办理加入日本籍的手续。当时稻叶修先生说入籍日本并不难办。但实际上却牵扯到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而绝非那么简单。

   在我申请加入日籍的时候，即昭和五十三年（1978）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哥吴浣突然打来国际电话，告诉我“母亲寿高九十无疾而终”。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诸兄弟中唯我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她的死使我感到非常地悲痛。可是一想到母亲在数年前曾多次来信嘱咐，叫我不必为葬礼担心，加上我目前的处境也很为难，因此没有赴台送葬，只是在日本遥祈冥福。母亲的葬礼是在她死后一个月，即昭和五十四年（1979）一月末举行的。听说，葬礼虽然很朴素，但对家母“动荡百年，浩然一生”之荣耀的追显十分得体，完全符合母亲生前的愿望。

   在母亲安葬后不久，大哥大嫂便离开了台湾。在战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家兄一直为台湾棋界的兴盛而致力于围棋的音及活动。当上棋院顾问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从不计较报酬。由于各种原因，他终于下决心移居到儿子们的居住地——美国。

   到了美国后，他们在大儿子家里落了脚，不久后取得了美国公民权。他的大儿子当时在美国航天局担任工程师。由于缩减，被裁失业。后来又学农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以农业博士的身份而异常活跃。

       大哥的二儿子是台湾的公费留学生，现已成家，住在洛杉矾。三儿子是设计师。大哥一家都定居美国。他现在过着隐居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收到日本寄来的围棋杂志。每日“神驰纵横猜妙手，石落黑白揭阴谋”。
      
       二哥吴炎，战后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热情工作。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多年，文革期间也被红卫兵戴过高帽子，现在在医学科学院教授英语。昭和五十五年（1980），他访问了日本。阔别四十年后，我们终于重逢了。回忆起孩提时代的种种趣事，再看看双方都已鬓发苍白，不禁使人百感交集，感慨不已。

   另外，我的三个妹妹都还健在。大妹一家住在上海，生活安康。二妹住在台湾，从前她单身住在我那里时，取得了"草月流师范”插花教师的证书，现在台湾开设了一间“插花教室”。小妹也在台湾，听说是为日本旅游者担当翻译。

   昭和五十四年，我的申请顺利获准，再次得到了日本国籍。这样，三个儿子，除长子专攻音乐以外，都已步入社会独立生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时常这样设想：如果散居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的兄弟姊妹趁着健在的时候能欢聚一堂，该有多好啊！可惜，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个想法只怕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美国之游

     昭和四十六年（1971），我谐同妻子到美国去旅游。此行目的是巡视一下美国各地的日本棋院海外支部，同时为建立日本棋院会馆募捐。沿途访问的各个海外支部都是日本棋院事先安排好的。按棋院的规定，募集款子中的百分之二十可作为我们的旅行经费。但我却想藉此机会自由自在地旅行，因此一切费用都由我自付，不要棋院的报酬。这次旅行，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是我首次到海外旅行，也是我们夫妇成家后第一次长途旅行。

    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后是洛杉矾、纽约、旧金山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各地支部的热烈欢迎。我每到一个支部，都与众人作多面打的教习，在举行教习时，妻子由支部的人作陪，到各处游览。在纽约，华侨宋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联合国总部。恰值中美刚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联合国首次发表了演说。这时，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这件事，我们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我至今难忘宋先生谈及此事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非常自豪的神情。我想，虽然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但大家同是炎黄子孙，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
  
    我们在洛杉矾住的饭店是上个世纪建成的；日式建筑。风格朴素坚实，电梯的门须自己动手开关，咯登咯登地显得很沉重，升降也十分缓慢。旅馆里没有餐厅，用餐时得上街去找饭馆。我们每天到附近一家饭馆吃早餐，那里有大批工人就餐，虽然气氛有点儿粗野，却充满了生气。我一边望着工人们进进出出的身影，一边悠闲自得地用早餐，每次我都痛饮咖啡。这里的咖啡无论添加几次都不再收钱。从那以来，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了，回到日本后，竟成了咖啡嗜好者。

    我们还参观了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第一次接触美国社会，使我处处感到新鲜和惊奇。

    不到一个月，我们夫妇的美国之游就结束了。时间虽短，但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与日本棋院的关系问题

    我曾考虑到，以前有许多报社都热情地邀请过我参加名人战以外的棋战，现在我离开读卖新闻，就可以直接在各报主办的棋战中出场了。
   
      于是，我利用“林海峰君就位名人仪式”以及NHK主办的快棋表演赛等机会，向有关人士透露出我打算参加读卖社以外的任何棋赛。没想到我只得到了十分含糊的回答，没有一个人当场表示欢迎。

   记得“十段赛”等对局，正是我在名人战遭到挫败后不久举行的。当初读卖社不顾其他报社对我的多次邀请，有意拖延时间，最后用了两年才了结了与读卖的关系。现在我要参加“十段赛”的事刚有了点眉目，各报社却又提出要我去和日本棋院商量。当时，我还不知道战后的，棋赛都是各家报社与日本棋院共同举办的。而且我一直自以为是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因此不明白为何要去找棋院商量。

   在读卖社以外的棋战中，我首次出场的是《日经新闻》主办的“王座战”。我直接向该报社长大轩顺三社长表示愿意参加棋赛，大轩社长顿时喜出望外，当场决定提高我的对局费和奖金。

   昭和四十三年，我又参加了“专业十杰战”。

   后来，我还想参加本因坊战，便打电话给日本棋院涉外部次长，向他提出了申请，但一直未见回音。我再次催促棋院理事会，希望尽早决定下来。不久，棋院答复说：“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因你在日本棋院无籍，请作为外来者重新提出申请。”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棋院“除籍”了。我原来始终认为自己是为日本棋院效力的，因此，除籍一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受到极大打击。我马上跑去询问：穷竟何时、何故将我除籍？当时的棋院涉外部长答复道：“你在战后一直与读卖新闻社缔结专属契约，无意于隶属日本棋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由于你不属于日本棋院，所以才决定给予你名誉客员的待遇。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说：“如果你隶属于日本棋院，那么，你为八段时就有参加升段大赛和读卖以外的新闻棋战的义务。与新闻社缔结出场契约必须通过棋院才行。但是，无论在那个方面，你都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

   可是，既没有人告诉过我战后日本棋院的规则，我也从未闹清过“名誉客员”的含义，这个称号就突然戴到了我头上。尤其在战后，我离开玺宇后移居箱根，又迁至小田原，注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难得与其他棋士交往，对日本棋院的事当然很不了解。再者，有关我出场对局的事情全都拜托给我的经理——多贺谷先生办理，所以，与报社定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未考虑过。我想，无论如何，日本棋院应将“除籍”的决定与理由通知给本人！假如有个通知之类的东西，当初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我如此盘究下去时，涉外部长被问得无言以对。

   由于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决定拜托木谷实，请他帮我调查一下战后有关我的事情。结果查明，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日本棋院收到一份我的假“辞呈”。

     自从查明这个事实以后，我和棋院的关系立刻别扭起来。棋院方面一再强辩说，辞呈既是我师傅濑越先生提交的，就等于是我自己提出的一样。因此，若想复归日本棋院，就必须就退出一事承认错误。我却反驳说，应该道歉的是棋院，莫须有的事怎能让我谢罪？我从不记得脱离过棋院，也没收到任何有关除籍的通知，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否认“脱离日本棋院”这一事实的存在。应该说，我至今仍然是棋院的棋士，所谓“复归”问题根本不能成立。

      记得有许多人为使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在我们双方之间奔走调停，特别是“清峰会”的发起人前田隆治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曾热情地充当了我的调停人。记得前田先生曾说，只要我承认了退出棋院一事，以后的事就都可以圆满解决。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步也不能退让。即使是师傅提交的辞呈，只要它不是我写的，我就决不承认是出自本意。我认为，若是违心地承认了，将给我这样的侨民身份的棋士在履历上留下污点。进一步说，给我的历史上抹黑，就等于是对居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十亿中国人的中伤。我要永保纯洁的棋士声誉，就决不能有负于中国人对我的期待。

        其实我完全明白，如果承认了脱籍之事，重新复归棋院，对我个人肯定会有许多好处。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见利忘义、违心从事了。

   不过，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以我的“引退纪念会”为契机，日本棋院正致力于改善与我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告别读卖新闻社的棋战
  
      昭和四十年（1965），我已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参加了第四期名人战。

      我的身体依旧不见好转，在每天早上头疼的状态中，我一边求医就诊，一边参加对局。到了这时，我的身体与棋力终于全部一蹶不振了。我从比赛一开始就连续败北，特别是在伊豆长岗对（木）尾原八段的第四局时，我始终忍受着头疼病的折磨，终局时，头疼加上呕吐已使我不能动弹了。当地医生赶来作了紧急处置，但病因仍然查不出来。之后，读卖社的汽车把我送回家，让我静养。

      嗣后的对局也都因我身体不佳而连遭惨败。不论哪一局，只要一接近终局，我就一下子乱了阵脚。第四期名人战我以七战全败的成绩名落孙山。这是我到日本以来头一次尝到七连败的苦果。

    后来去医院检查，据医生讲，我有过两次轻度心脏病发作的迹象。第四局结束时发生的情况，就是心脏病发作引起的。

    这次获得第一位的是我唯一的弟子——林海峰八段，他成为挑战者后，乘胜一举击败了坂田名人，年仅二十三岁就登上了名人宝座。看到林海峰君将会代我称雄棋坛，这对连续惨败、棋力日衰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按照惯例，在名人战中全败后，要从下一期名人战的预选赛上开始出场。不过，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说过：“吴清源如在名人战中陷落，读卖社将中止名人战，再以吴清源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

    我与读卖社订有君子协定：我心须优先参加读卖社举办的棋战，没有该社的允许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举办的棋战。事实上，我曾接到过许多报社的邀请，我自己也愿意参加，但我的人格不允许我这样做。只要有约在先，不论个人如何受损，也要忠实地履行诺言。例如，朝日新闻社创立“专业十杰战”时，就邀请了我，并开门见山他说，这是为我举办的棋战，无论如何也要我去参战。我通过多贺谷先生与读卖社的有关人员交涉，基本上取得了同意。

    谁知读卖社后来又反悔了，作出“读卖新闻社不能允许吴清源去参加十杰战”的决定。我只得作罢，另外，与名人战大约同时设立的还有《产经新闻》的“十段战”，《日经新闻》的“王座战”等，都曾热情邀请我出场，只因没得到读卖社的允许，我只好一一谢绝了。 再说读卖新闻社是怎样对待我这个名人循环赛中全败 的棋士呢？我们双方的谈判一时出现了僵局。这时我已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没有对他们轻易地妥协。他们则向我提出各种解决办法。从报社的立场来看，他们最热衷的莫过于劝我引退。还说什么：考虑到我已取得辉煌的成绩，鉴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及年龄，不如“功成名就早还乡”。据说，报社打算对吴清源多年来的功绩付出一笔酬金作退休费。

    我不否认，自己棋士生涯的终点已经可以望到了。但是，只靠读卖社的一点儿退休金确是难以悠闲度日；更重要的是，我从十几岁就跻身棋士世界，如今就这么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地去过引退生活，心里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拒绝了报社关于引退的劝说。

    结果，我只得决定解除与读卖新闻社的协作关系。作为代价，报社只答应付给我一点儿微薄的退休金。至此，我与长达二十五年的读卖新闻围棋专栏的对局挥手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