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粟裕还顺便谈到敌方的指挥，他说：

　　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战役开始前，敌人对我军的战略意图并无所知，对我军主力的攻击矛头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离徐州。战役开始后，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同他们决战，仍然以旧眼光看我们，以为打一仗就会停一停。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同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打算的。战役开始后，敌人着着被动，部署错乱，终至完全失败。

　　从敌人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小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他又很小气。开始舍不得丢四十四军，黄伯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四十四军，结果，黄伯韬陷入重围。黄伯韬陷入重围以后，他又舍不得丢黄伯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结果，黄伯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有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第五军邱清泉，一直是华野寻歼的对象。五军战斗力比七十四师稍差，与十八军不相上千，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著。

　　我在第二阶段特别紧张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第二阶段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全战役的关键，我必须把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这一阶段，以争取全战役的转折早日实现。淮海战役的转折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因为，在此以前，战场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此以后，我们已有把握夺取全战役的胜利了。

　　其次，在大兵团作战中，钳制、阻击方向集中相当大的兵力，有时大于主攻战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就是这样。钳制、阻击战场不仅直接保障主攻战场，而且关系到战役下一阶段的发展，稍有失误，便会给全局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我钳制、阻击敌人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兵力约40余万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对全局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第三，我们要在几个方向作战，加之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敌人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钳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挥员临机处置的难度。

　　在第二阶段，华野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很紧张。华野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野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第七、第十三、第三、鲁中南纵队及特纵主力共5个纵队；另以5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保障中野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11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我各纵都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六、当有人问到战役第三阶段情况时，粟裕说：

　　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形势就完全明朗了。我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问题是从全局来看，什么时候发动总攻为有利。中央一度要我们围而不攻，目的是为了稳住傅作义，不使其海运南撤。再就是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杜聿明被围后，开始突击了二天，我们顽强阻击，紧缩包围。大约到了第四天，他就软下来，第五天就更软了，第六、第七天就没有劲了。坦克也用尽汽油了。他们同我们对峙起来。我们把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敌人靠空投汽油，空投馒头、大饼、大米。可是敌人的战场越来越缩小，开始大部分物资空投在敌人范围内，以后是一部分物资空投到敌人那里，最后只是一小部分投到敌人那里，大部分投到我们阵地范围来了。敌人饥寒交迫，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抢空投物资，竟致互相残杀。

　　我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达到55．1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我们有完善的后勤保障。后方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使战争支持了两个月。我曾经说过，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淮海战役时，我们不仅自己有吃的，还可送给敌人去吃。敌人被包围了，我们每天晚上送大米饭、馍馍，送到阵地前面，第二天早上喊话。开始敌人不敢来吃，怕我们打枪，后来见我们并不打枪，就来了。每天早晨来抢饭吃，越来越多了。就这样被我们从政治上瓦解了不少。我军包围敌人一个多月，毙伤、瓦解了敌人十来万人。

　　最后，我们对杜聿明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到了1月6号那天总攻击的时候，他还有十几万人，我们只用了四天就全部解决了。

　　解放战争以来，敌人突围没有一次突好过。每次突围都是失败。一突，士气就突掉了。这次杜聿明也不例外，三十万人突围也失败了。

　在第二阶段中，徐州敌人的动向一直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当时我特别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依据我们打黄伯韬的体会，估计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间要作足够的估计。我把这一点作为部署华野钳制、阻击作战的出发点。我分析杜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一是突围。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因为如敌人固守徐州，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击该敌时的难度。问题是如果敌人突围，我们必须把敌人围死在一定的地域，以求全歼。我们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对于杜聿明突围的方向，分析有三个可能：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3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和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一着。正在这时，我们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我左右为难。我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且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况吧，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我再三分析，认为敌人走两淮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注意力的重心放在西南，如杜聿明3个兵团向两淮方向突围，要经过水网地区，速度不会快，我们也可以赶得上。

　　但是，我在指挥上的难处还不仅于此，还有南线一头。南线的敌人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黄维兵团被合围后，有个估计三天可以全歼。中央军委于11月27日电示我们，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我极度紧张。我担心我们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只靠北线7个纵队，也难于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可能跑掉(当然完全跑掉也不可能)，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当时我日夜守候，注视着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

　　军委28日还发来电报，要我们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考虑以第二、六、七、十一、十三等5个纵队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合围并相机夺取蚌埠。但29日军委取消了这个决定。

　　李延年这个人动作不积极，我们一动，他就向后缩，我们没有打上。幸好没有打上，当杜聿明突围时我们才得以从南线又抽出3个纵队，和北线的7个纵队，以及刚南下的渤海纵队，共11个纵队，一起参加兜围。

　　杜聿明于12月1日率30万人全部撤离徐州。我们以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尽全力追击。实际上我们对杜聿明是网开三面，你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你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说明我们的力量也差不多用尽了。12月4日拂晓，我们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杜聿明被我们“夹”住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密切注视着形势。这时有消息称：敌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向蚌埠前进；蒋纬国也到蚌埠指挥北犯；杜聿明曾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合股北援。我们分析：歼灭杜聿明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二十天，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尤其南线阻击李、刘兵力不足，不论杜聿明的建议是否能实现，即使宋希濂兵团赶到，我南线阻击部队必更吃紧，万一山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的作战。为此，我们立即于12月10日晨发电刘陈邓并报军委、华东局，报告了上述情况和分析，建议再由华野抽出一部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杜、邱、李暂采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宋，我们再集中力量解决杜、邱、李集团。当即得到总前委电话复示同意，又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集中足够兵力，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后来刘帅把这形容为“吃一个(黄维)，夹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

　　 12月15日黄维被全歼。华野也已全歼了孙元良兵团，并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了三分之一。

　　华野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变换，并不意味着任务的减轻。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战役结束后，这个病大发作起来了，连七届二中全会也没有能参加。

　　五、有人请粟裕谈谈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粟裕说：

　　中央军委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对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曾作过多次设想和调整。

　　我们于11月8日依据全国及当面形势建议淮海战役下一阶段不攻两淮(海州之敌已撤退)，而以主力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歼黄维，或歼孙元良。

　　 11月11日，中央军委没想战役第二阶段歼灭邱、李，夺取徐州。鉴于情况多变，中央军委又于11月15日指出：下一步作战方针，待黄伯韬兵团被歼后，依据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最后决定，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在歼灭黄伯韬后再打邱、李。我们根据军委的指示，部署在邱清泉、李弥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下，首先分割包围歼其一部，然后再看形势。但是邱、李兵团惧我围歼，虽我军主动撤小部分阵地，东援仍不积极。这一情况我们在11月15日到18日的电报中作了反映。在碾庄即将被我攻克时，邱、李进一步凋整部署，重点收缩至大许家以西加筑工事，原设想的邱、李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

　　 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于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后认为，华东野战军打黄伯韬兵团已相当疲劳，完成歼灭黄伯韬任务后，如不休整，接着又歼邱、李兵团，不易达成预期目的；同时中野以现有兵力阻击黄维及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困难较大。建议第二阶段华野以主力一部钳制徐州之敌，争取休整，以主力另一部协同中野歼击黄维兵团并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任务。我们在收到刘陈邓首长的电报后，立即于11月20日发电报告刘陈邓及军委：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华野可抽出4至5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3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建议对华野部署进行调整，以原负责歼灭邱、李的华野北线部队，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钳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如果徐州、蚌埠、蒙城的敌人，以宿县为中点对进，打通南北联系，我们负责阻击，以全力保证歼灭黄维的胜利。并且决定当晚派两个纵队南下。


　　这时我们收到中央军委11月19日19时的电示：刘陈邓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华野必须将对邱、李之作战，在目前短时期内只限制于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21日5时军委再次电示：“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23日辰时刘陈邓首长也发来电报指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黄维，华野全力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尔后再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按照这时的设想，战役第二阶段，除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外，围歼的对象同时有两个，一是黄维兵团，一是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

　　情况仍在变化。11月23日刘陈邓首长来电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要我们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4个纵队参加歼击黄维的作战。11月24日15时中央军委电示：“完全同意先打黄维。”这样，第二阶段歼击对象为黄维最后定下来了。华野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也就变换为钳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及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同时以必要兵力直接参加打黄维。后来杜聿明突围，钳制、阻击杜聿明的任务发展为追击、合围。

　　四、有人请粟裕谈谈歼灭黄伯韬的作战，粟裕说：

　　华野围歼黄伯韬兵团是一个大仗、硬仗，是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打黄伯韬有许多值得谈的问题，我只讲几个特点。


　　第一，黄伯韬兵团辖4个军，后来敌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也归他指挥。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力虽不算一等强，但也不弱，在敌徐州集团中算中等偏上的。在作战中一定数量的增减有时反映了一定质量的变化。这次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要歼灭敌人5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一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这是打黄伯韬兵团的第一个特点。第二，解放战争，我们打了一系列的运动战。随着战争规模的发展，在大兵团作战中，当我们以野战方式对敌人达成包围后，由于敌人有强大的后援力量，加之敌人积二十年作战经验，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在被包围后，迅速构筑工事顽强抵抗，作战方式就转换为阵地战了。例如孟良崮战役就是先为运动战，后为阵地战。打黄伯韬，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孟良崮敌人是以山岩巨石为依托，居高临下，进行固守和反冲击，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碾庄一带的地形、工事情况与孟良崮不同。碾庄周围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为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有原敌李弥兵团构筑的完整的防御阵地。黄伯韬退守到这里后，利用这里的地形和原有阵地，构筑堑壕、交通壕，形成环形阵地，每个村庄都可以独立防守，村与村之间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起初，我们力争在运动中急袭歼灭之，强调动作勇猛迅速，但也考虑到用野战急袭难以达到全歼的目的。所以我们在11月9日致各兵团的电报中就指出，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应完成包围，绵密组织火力，应将对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严格分开。但是，我们是从迅猛的追击状态转换为攻坚，许多攻坚准备难于在运动中完成。这一点又不同于打济南。打济南我们是在充分准备的条件下攻坚的。所以，完成对黄伯韬的包围后，开始三天进展不快。我们即于11月14日晚召开担任主攻的6个纵队首长会议，调整部署，明确作战方式应由野战攻击转为近迫作业。要求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占村庄附近，距敌前沿阵地50米至30米处。要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及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在选择攻击村落时，要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方法。同时增调炮弹、炸药，加强攻击力量。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从11月14日对黄伯韬转入阵地攻坚战到22口将其全部歼灭，历时8天。在华野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中野担负钳制、阻击，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以一部阻击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另一部阻击黄维兵团。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使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了全歼黄伯韬兵团和切断徐蚌线，孤立徐州的任务，为同敌人决战于长江以北，夺取全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里就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两个野战军共同作战，是打不成淮海战役这样大仗的。在研究淮海战役和大兵团作战时，必须把主攻战场和钳制、阻击战场结合起来看，必须把战役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看。

　　三、有人请粟裕谈谈在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过程中个人的考虑，粟裕说：

　　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战略决战，是中央军委审时度势，不失时机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9月24日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是：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即行战役第二步，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中央军委在9月25日复电中指示：黄伯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先打黄伯韬，加重了我们的任务，我们预计第一仗打黄伯韬是个大仗、硬仗。

　　但是，这时的淮海战役计划，还只是由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来进行的。中央军委在10月11日指示中提到：孙元良三个师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这个指示，估计淮海战役结束“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


　　这时，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在豫西作战，把敌人引向桐柏山区，陈毅、邓小平同志率中野主力于10月22日晚攻克郑州，24日收复开封。25日陈毅、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集结于永城、毫州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都更方便；中央军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于30日指示陈、邓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这样，中野、华野便将在战役上协同作战了。我于10月31日电报中央军委：

　　 “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于11月1日复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这就从组织领导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这是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一个重要条件。

　　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一个多月东北野战军歼敌45万人，全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在全国范围内，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了。

　　这时，当面敌情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1月7日我们得知敌四十四军已在6日撤离海州，向黄伯韬兵团靠拢，我军立即进占海州、连云港。原定攻打海州已不需进行。当时东北之敌只剩下锦西葫芦岛一处。中央军委几次通知我们这处敌人的动向。海州、连云港被我攻占后，如蒋介石将该处敌人经海路南调徐州战场，也只能绕道上海、浦口，再转运到蚌埠，将失去及时支援的时机。同时，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即将率部在台儿庄、贾汪地区起义，一旦起义成功，华野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切断黄伯韬的退路，全歼黄伯韬兵团已更有把握。此外，我们又得到敌人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和情况，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我们对战役发起后及下一步作战形势作了估计，我和陈士榘、张震于11月7日午时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使邱、李不能南撤；华野主力于歼灭黄伯韬后，协同中野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下一步或继歼黄维兵团，或歼灭孙元良兵团，或夺取徐州。当时我们认为，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11月7日夜，陈士榘同志已赴前指，我进一步就争取在长江以北与敌人决战的问题与张震同志商谈。我们多方分析后于11月8日辰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在这份电报中，我们估计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两种方针：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华南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州、蚌埠、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接着我们分析了蒋介石若采取这两种方针对我之利弊，认为蒋如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在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如果蒋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当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在渡江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尚需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比江北差，这又是不利的一面。我们建议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伯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即以主力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

　　我们的建议电报发出后，先收到中央军委11月7日晚的指示：第一仗如能歼敌21个至22个师(整编旅)，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但是，如果徐州的敌人南撤，我们怎么办?这个电报还未明确。接着收到了军委8日电示：“虞(7日)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随即又收到军委9日复示：“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个电报虽短，真是字字千钧。中央已下定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变成南线决战。

　　后来，刘伯承同志率中野两个纵队由豫西进入淮海战场。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

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


　　编者按：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最大的一个战役。粟裕同志是淮海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他生前没有系统地谈过淮海战役，只是即席回答过有关同志的一些提问。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同志应中央党史办(文献研究室)特别约稿，将这些谈话整理成文，发表在《党的文献》上。《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一版时未将此文收入，此次再版特将此文刊出，以供读者阅研。

　　一、当有人请粟裕谈淮海战役时，粟裕说：

　　淮海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以，必须从战局变化中，从发展阶段中，来研究淮海战役，这是应该注意的。

　　二、有人请粟裕谈谈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建议时的考虑，粟裕说：

　　谈这个问题要从豫东战役说起。在豫东战役之前，1947年第四季度，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完成了战略展开。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又常临机变动建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当时则与我纠缠。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我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就很难寻找。当时三支大军各自对付当面敌人均显不足。从华野外线兵团的兵力来看，彻底歼灭敌人一路的力量是够的，但必须邻区协助打援或钳制。我估计，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为此，我于194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三支大军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针，以集中更大兵力，寻歼敌人重兵集团，兼顾开辟新区工作。1948年4月18日我向中央建议华野一、四、六纵队暂不渡江，会同三、八、十等纵队，并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集中于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出发的。

　　豫东战役歼敌9万多人，证明打大歼灭战的想法符合实际。解放战争以来，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个客观规律。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闭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冀鲁豫老根据地，地处华东、中原接合部，距华北也不远，能得到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还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打蒋系的徐州集团。如兵出中原，我军将处于白崇禧的武汉集团与刘峙的徐州集团之间，桂系可能参战。为此，在济南战役前，我就考虑到打下济南以后华野向何处出动?1948年8月23日我们在上报军委的一个电报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当时就是想以这一作战行动为下一个作战和渡江创造条件。济南战役敌人援兵没有来，我们有必要，也有足够的力量，同敌人在江北再作大的较量。所以，我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1948年9月24日早晨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1948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复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所以说，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我是经过较长时间考虑的。

　山东人民不仅无私地献出大量的粮食，而且及时克服种种田难，将粮、弹、草料源源送往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运送中，有的民工遇到雨雪．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蓑衣、狗皮，甚至脱下棉衣盖在粮弹上。遇到山高坡陡、道路泥泞，不便推车，就卸下粮弹，改用肩扛。遇到敌机轰炸扫射，自己的同伴不幸牺牲了，就把他们车上的粮弹装到自己车上，继续前进。有的民工在自己带的粮食吃完的情况下，宁肯饿着肚子，也不动用车上一粒粮。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在河南水域东北陈官庄地区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北风刺骨，地冻天寒。鲁中一分区为给前线送粮，从泰安经兖州、济宁、韩庄、徐州、肖县，到随军粮站，最后运到部队炊事单位，共用了小车、火车、木船，汽车、小挑等五种运输工具，经过七道手续，征途千里，辗转换载，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腔东有位农民，为给前线送粮，涉冰河、顶风雪，日夜奔波，鞋子磨烂了，就光着脚推车子。他带了—根在旧社会讨饭用的小竹棍，每到一地就在上面刻上地名．支前结束时，上面别满了山东。汀苏、安徽三个省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宇。这不是普通的里程记录．而是千百万英雄民工所走过的艰苦光荣的战斗历程的缩影，是山东人民英勇支前的有力见证。

　　大兵团作战，部队总会有伤亡，能否把伤员及时抢救下来，直接关系到伤员的安危，影响着部队的土气。在炮火纷飞的战斗中，在敌我厮杀的阵地上，担架队员们拚着生命抢救伤员，有时在敌人火力底下不能抬也不能背，就趴在地上，再把伤员背到自己身上，驮着往前爬行。为了减少伤员的痛苦，天冷时，许多民工把自己的被子，狗皮给伤员垫在身下，把棉衣盖在伤员身上，天热时，在担架上搭棚给伤员遮荫凉。不少民工用嘴给伤员吸痰，用自己的吃饭小瓢给伤员接屎接尿，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就争相掩护伤员，宁愿自己牺牲，也不使伤员再次负伤。原藏马县子弟兵团，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冲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一次行军千余里，把伤员安全送到后方，荣获“陈毅子弟兵团”的称号。渤海一分区某担架团，在淮海战役中，得了六十多面奖旗，荣获“模范担架团’的称号。该团有位特等功臣，将自己棉袍中的棉花撕下来给伤员擦污物、血迹，一件棉袍竞撕去了半截。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都深深感谢山东人民。他们说；有这样的担架队随军救护，打起仗来心里踏实，负了伤准能被抢救下来，从而更加鼓舞起战斗的勇气和信心。

　　山东解放区的广大妇女和儿童，在男青壮年大部出工支前的情况下，积极参加生产，为前线多作贡献。她们日夜赶做军鞋，家家碾米磨面，在柴草缺乏的时候．她们甚至拆掉自己的草房当柴，烙出煎饼支援前线。伤员从村里转运时，她们精心服侍，洗衣烧水送鸡蛋；部队行军从村里通过时，她们在路两旁摆设茶水站，将一碗碗深情的大枣水、绿豆汤送到每个战士的面前；部队道路不熟时，她们就主动当向导，带路走在前；部队住下时，她们又带上针线，补补连连，挨班慰问。指战员们亲身体会到，解放区处处有亲人，村村都温暖。

　　山东人民还在我军前进时，修桥补路，使部队行军作战，畅通无阻。有的农民将自己的大车推到河水中，给部队架桥，有的甚至拆了自己的房子，用木料作桥梁。淮海战役前，敌人将徐州北边茅村铁桥炸毁，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要修复需半月时间。我军为能迅速前进，围歼敌人，必须尽快将桥修好。为此我们要求鲁中南区党委想尽一切办法，三天之内将桥修通。鲁中南区党委派专人负责，发动群众，结果只用两天半就把桥修通了。当我们在指挥所里接到这个报告时，都被山东人民这种英勇顽强，战胜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的精神所感动。

　　每当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援，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华东战场，听到了那隆隆的炮声和千万辆支前小车发出的有节奏的鸣响，也仿佛看到了英雄的山东民兵和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在随军转战、奋勇支前的情景。我不由地想起了陈毅同志在《记准海前线见闻》中的诗句：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

　　这就是对当时民工支前的真实写照。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山东人民又“推起小车下江南”，同其他解放区的人民—起，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一直随军打到浙江、福建等地。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英雄业绩，将永垂史册，永放光辉。

　　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今天，当我们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完全正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作战方法的变革，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必将极大地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战争。但是，人民战争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蠃得战争的胜利，仍然必须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真正的铜墙铁壁，仍然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这是肯定无疑的。

　　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

　　我国革命战争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大兵团作战。战场范围广，参战兵力多，战役规模大，机动性强。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雄厚的后勤支援力量。当时华东野战军本身的后勤力量有限．衣食住用及计多战勤工作几乎全靠人民群众来承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四亿二千五百多万公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闭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鲁南战役后，我军原拟在南线继续歼敌，庞大数量的支前物资都已运往南线。由于敌情变化，我军为抓住有利战机，大量歼敌，决定改变作战部署，主力部队突然迅速北上围歼李仙洲。当时，我们最为担心的是粮草、弹药等能否及时转移。在这个长达一百七十余公里的战场上，几乎全靠人挑，畜驮、独轮小车装，要把数以亿万公斤计算的弹药物资运往前线，困难是很大的。但是，英雄的山东支前群众，毅然掉转方向，随军北上，以顽强的意志，高度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行动，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昼夜不停，将急需的粮弹和各种物资，及时转运到北线，从而有力地保证了莱芜战役的胜利。一九四七年秋天，为解决我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华东野战军领导同志要后勤部门，在十月前务使前方战士都穿上棉衣。但原在滨海地区做好的棉衣，无法运到，后勤部门的同志带着这一紧急任务，来到惠民地区。那里的地方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听说要为子弟兵赶做棉衣，全力以赴组织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有的群众甚至把自己棉衣、棉被中的棉花取出来，絮在指战员的棉军装里边。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

　　山东人民对战争的伟大支援，在淮海战役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同中原野战军的联合作战。参战兵力约六十万人。作战地域，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等每日需粮食数百万公斤。加之气候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设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那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鲁中有个区，预征一百万公斤粮食，群众却提前两天征粮六百—十五万公斤，超出原计划六倍。解放不久的济南市宝丰面粉厂全体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抢修机器，夜以继日地生产，产量提高一倍，为前方突击生产面粉六百万公斤。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一百五十万公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斤。准海战役后期，敌人在我军重重围困中，因断粮而互相殴斗、火并，甚至掘地挖坟，以棺木死尸为柴，烤烧战马充饥。我军阵地上．却是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二千多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