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以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国民党数百万正规军已被消灭，残存的反动武装滚到台湾岛上去了，全国除台湾外，已无大仗可打。零星的国民党特务带领少部分人在深山老林躲藏，并不时出来抢劫群众的财物，骚扰社会秩序。

    一九四九年底，天水、武都两个地区十六个县一百四十多股匪特约两万余人，组织反动武装，到处抢、烧、杀，严重危害百姓，扰乱社会治安。一九五零年元月，第七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奉命出兵进剿。会上，我和彭绍辉军长作了动员，我们讲，现在打完了国内解放战争，刚刚开始和平建设新中国，但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要一边镇压反革命分子，一边建设，土匪逃到那里，我们就把他们毫不留情地消灭在那里。

    七军与当地人民政府一道，经过军事围剿与政治瓦解，取得了剿匪的胜利，为甘肃土地革命铺平了道路，为甘肃地区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围剿残匪马良、马元祥的时候，情况就复杂的多。这股残匪出没于甘、青、川交界地，得到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空投接济。他们多系回族上层人物，因在藏区活动较久，与藏区部落头领有来往，熟悉地形，穿着藏族服装，匪民难分，他们趁人民政权未建立、人民解放军未进驻，利用群众宗教迷信情绪，在群众中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杀害我共产党干部，迫害进步群众。加之匪徒活动地域辽阔，全是山地草原，人烟稀少，困难很大。针对这些不利因素，我们要求部队充分认识剿匪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建立必胜信心，并要求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工作，剿匪任务胜利完成，为藏区建立人民政权和进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五零年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指示，在剿匪、土改的同时，修筑宝鸡至天水、天水至兰州的505公里铁路。我们七军奉命修建天（水）宝（鸡）段。四月下旬，彭绍辉军长和我带领三万五千名干部、战士开赴工地，打响了这场筑路的战斗。

    天宝线，全长155公里，工程艰险，全线穿行于陡峭的秦岭之中，大小桥梁近百座，光穿山隧道就有125条。这条铁路国民党曾经修过，1945年勉强通车，但由于经营不善，山石塌陷，设施损毁，路段几乎报废。进入六月，连绵暴雨引起山体滑坡，几千多方碎石一下子拥到七米宽的路基上，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彭绍辉军长和我带领师团干部来到现场，彭军长挥舞着打仗剩下的一条胳膊，亲自指挥部队日夜奋战，将碎石移到渭河边。七军经过两年奋战，铁路按时全线通车，受到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的赞扬。

    为了腾出经费，医治战争创伤，庞大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要适时裁减。第七军奉命裁减了，十九师编到铁道兵部队，二十师、二十一师编为地面炮和高炮部队。军部的架子组成天水高级步兵学校，我任学校的政治委员，彭绍辉同志任校长。一九五二年，奉上级命令，天水高级步校又撤消了。西安步校迁移天水，原天水高级步校交总后勤部，组成后勤学院。一九五二年八月我调西北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廖汉生同志任主任，廖任副政委后，我任主任。彭老总、习仲勋同志仍是司令、政委。张宗逊同志任副司令，彭绍辉同志任参谋长，后任副司令。一九五五年西北军区改为兰州军区，张达志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第二政委（西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第一政委。从一九五五年算起直到七七年六月免职止，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共二十二年。

    解放以后，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一九五五年上半年，中央军委授予我中将军衔，并由贺龙元帅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亲自授衔。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贺龙元帅又两次代表中央和军委授予我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我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九大、十大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三届、第四届代表。

    几十年戎马倥偬，如今，我也到了爱追忆的年纪，奇怪的是总觉得那一切离我并不遥远，似乎就发生在昨天。艰苦的岁月，残酷的战争，良师挚友般的老首长，一个接一个倒下的老战友，敌人失败的惨相，我军胜利的狂欢……这一切，至今历历在目，仍会使我激动、兴奋、心情不能自抑。

    将近八十年的人生，感觉只是一瞬。

    所幸的是，我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认准了毛主席、共产党，亲身经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斗争，亲自参与了这场全人类最伟大的革命，我以此为自豪，终生无悔。

    写下这一切，就是要告诉年轻的一代，人民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这鲜血换来的江山。

    我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幸存者，我曾经亲眼看着身边的同志前赴后继、血洒疆场。他们都很年轻，不过只有二、三十岁，任何时候回想起来，心里都很难过。谨借此文表示深切悼念，一切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乘胜追击

    扶眉战役后，一军进驻宝鸡休整，准备西进解放兰州、西宁。但此西去，沿途干旱，路上严重缺水，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部队。由于全西北解放指日可待了，部队情绪非常旺盛，干部、战士们都说，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能在那里，我们只是路过，顶多停一下，算什么困难呢？“青马”、“宁马”不是叫喊要同我们“决一死战”吗？希望部队快些行动。

    野司对西进的布署：十九兵团为右路，二兵团中路，一兵团左路，十八兵团驻西安到宝鸡一线，防胡匪残部扰乱我后方。从七月二十四日开始行动，沿途各兵团都顺利地消灭或击溃拦阻我军前进的障碍，如六盘山、固关防线，不费大力就被突破。

    固关防线打开后，我军乘胜追击，一军解放秦安，二军解放天水，其他部队也相继解放陇东大片土地。八月十二日，我右路（十九兵团）和中路（二兵团）已兵临兰州城下，并布署解放兰州。二兵团、十九兵团围攻兰州，一兵团经临桃、临夏，直指西宁。兰州八月二十六日解放，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残敌向永登、西宁逃窜。

    兰州战役刚刚结束，彭总便召集兵团和军以上干部会议。他浑身征尘和硝烟，但精神抖擞，两目放光。他说：“同志们，毛主席说过，只要把马步芳消灭了，西北就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认真研究一下，怎样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

    彭总接着说：“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但人烟稀少，荒凉贫困，因此，我们从今天起，即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我们要解放大西北，要担负驻区剿匪的任务，还要从现在开始搞建设。同志们！大姑娘连遮羞布也没有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这是我们所有在座同志义不容辞的任务！”

    从兰州落荒而逃的“青马”匪残部，沿路抢劫，马继援带着少数亲信窜回西宁，正值我第一兵团兵临城下，马继援惊惶失措，爬上飞机逃离老巢西宁。群众自发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并派代表迎接我一军入城。

    九月五日西宁宣布解放，一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我任军管会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马匪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安抚百姓，并命残敌立即到军管会报到登记，缴械投降。由于我军对来降敌官兵给予政策教育，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还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校级以上军官集中学习改造，因此，前来登记受降的“青马”官兵很多。

    九月十七日，党中央复电西北局：“同意青海省委以张仲良、廖汉生、冼恒汉、贺炳炎、王尚荣、张国声、傅子和、余秋里八人组成。并以张仲良为书记，仲良、汉生、恒汉三人为常委。”

    九月十八日，西宁市各界人士、各族同胞三万多人和我军将士共同举行大会，隆重庆祝西宁解放。我军整队入城，战士们迈着雄健的步伐，骑兵们跨着高头大马，炮兵们牵引着蒋介石送来的一门门美式钢炮。队伍行进在西宁市的主要街道，道路两旁，挤满了回、汉、蒙、藏各族群众，大家喜笑颜开，争相观看，一片欢腾。

    庆祝大会的会场设在东关的大教场，人流涌着部队，旌旗伴着阳光，在宣告胜利的礼炮声中，大会开始。兵团司令员王震首先讲话，接着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我以及西宁市委书记刘枫和各族代表、战斗英雄等都讲了话。会后，军文工团和各族群众一起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几天以后，王震司令员率领一兵团部和二军、六军由青海继续西进，进军新疆，一军留驻青海，担负剿匪并建设人民青海的任务。

    由于兰州的溃敌大部向河西走廊逃窜，我二兵团（附野炮团、战车营）继续沿兰新公路追击。一兵团二军也翻越祁连山与二兵团钳击西逃之敌，至九月二十五日，除少数逃散外，共歼敌合计四万余人（含投诚、起义的三万五千余人），至此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十九兵团也于九月二十五日先后进入银川，“宁马”全部被歼，起义、投降、被俘共三万三千余人，其余溃散。宁夏全部解放。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全部解放，新疆敌人完全陷于孤立。陶峙岳派和谈代表曾震五九月二十三日经酒泉到兰州，随后，陶崎岳及伪省主席鲍尔汉，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条款，于九月二十五日发出起义通电。我一野二军及二野六军，由苏联帮助组织空运并汽车陆运进疆，起义的部队有正规军三个整编师、两个独立旅、以及边卡部队和联勤等直属机关共六万八千余人。

    青海解放以后，我们遵照毛主席“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从部队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到地方工作，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九月底，根据形势的需要，我们组织市军管会所有派出代表进行学习。在中山堂，我跟大家讲：“敌人主力已经被消灭了，宁夏问题也解决了，新疆正在和平解决中，只剩下汉中的一点敌人，有我们的十八兵团和七军，很快就能解决。大西北解放了，战争终于结束了，新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将要开始。我们要长期留在青海，把青海当成自己的家，进行长期建设，这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任务，大家一定要愉快地担负起来。

    青海过去没有党的组织，连统战关系也没有，民族又复杂，这就是这个地区的特点。我们要保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工作，把青海的事情办好。”

    西宁是青海省会，据湟水南岸，附近土地肥沃，宜耕宜牧，盛产皮革、羊毛、牲畜、药材等，街内市场密集，藏蒙回汉贸易极盛。但由于马家父子对青海各族人民长达四十年近乎洗劫似地残酷压榨、肆意掠夺，使我们接收下来的竟是一付烂摊子。

    在清剿残余顽匪、建立各级人民政权的同时，我们军管会设立了生产、财经、交通等部门，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清理战后创伤，修复机器，恢复生产，筑路架桥，修渠引灌，组织贸易，平易物价，遏制通货膨胀。为了帮助人民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我们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部队调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以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支援地方建设。

    这次，我们一军共抽调两千多名干部和党员老战士到地方工作，这些同志无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无愧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从此扎根青海，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那里安家落户，一干就是几十年，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为准备在成都及其周围同裴昌会兵团决战，贺龙司令员奉命率十八兵团及一兵团七军进川配合二野歼灭该敌。我奉命调任七军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军长是彭绍辉。七军刚进至文县，裴昌会即宣布起义，这样贺总命令，除十九师外，七军其余部队回天水改编起义的一一九军蒋云台部队。

    十一月中旬，新疆各部队开始整编，整编前由陶峙岳将军发出《为整编部队告起义将士书》，十二月中旬整编就绪，十二月二十九日于迪化（现改为乌鲁木齐）正式举行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成立典礼大会，至此，新疆正式宣告解放。整个大西北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

    进军大西北

    一九四九年元旦，新华社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革命进行到底。

    二日，边区《群众日报》发表贺龙撰写的《加紧战斗迎接胜利年》的文章。紧接着西北野战军于澄城北武庄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我们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在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一纵首届英模大会，会上我们大力宣扬刘四虎、周黑子、硬骨头六连等英雄模范，树他们为全纵的旗帜，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在全纵队掀起学习和练兵的高潮。

    二月一日，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新的整编，我第一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陈外欧、我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我野战军开始春季攻势，目的是攻占蒲城县并相机歼灭铜川、耀县、富平县之守敌，即以实现解放渭河以北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野司集中一、二、三、六军攻歼蒲城之敌，四军向西行动，首先歼灭宜君（民团）之敌，得手后继续南进威逼耀县。这个战役到三月十八日结束，共解放与收复耀县、蒲城、富平、淳化、大荔等八座县城和临潼等六县部分地区，并俘敌二十师师长楮静亚、参谋长张凌汉以下七千余人，缴获各种枪炮四千余件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渭河以北地区全部为我解放。战役目的基本完成。

    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机关某些干部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表现在集合动作慢，很长时间集合不起来，行动松散，拖拖拉拉，简直不像个军队的样子。晚上休息锁大门，睡觉时无戒备，总务行政管理差，事务主义作风严重等等。针对这些，我召集军政治部全体人员开会，反复跟大家讲：目前全国已经打了辽沈、平津、淮海三个大仗，敌人再组织这样的大战役是不可能了，但西北还没有打过大仗，我们要积极准备迎接将来大的战斗。现在，我们要作的事很多，一定不能麻痹松懈，要拉紧思想上的弦，养成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迎接全国的解放。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南京、太原相继解放，震撼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胡匪自知其迭次被我打击，败局已定，自四八年十二月起，将伪西安设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等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广元迁移，部队也逐步西移，西安城没有大部队设防。

    五月四日，一野发起陕中战役。十四日，一军解放三原，胡匪向秦岭、宝鸡撤退。随即六军进攻西安，西安守敌南逃，六军于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我一、二、三、四军向西尾追敌人，四军解放麟游。二十一日一军解放永寿，二军解放岐山、扶风。三军配合六军占领西安后，继续南进追击逃敌。这次陕中战役，历时二十五天，共毙伤俘敌一六五师师长以下二万二千一百余人，解放西安市及县城二十四座。

    六月，一野成立兵团，一、二、七军编为一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三、四、六军编为二兵团，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由于兵团的组建，一军领导班子作了加强，我被任命为军第一副政委，二师师长王尚荣任命为副军长。

    这时华北的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已过黄河编入第一野战军的战斗序列，这样西北的兵力就由五个军变成十二个军，部队素质和数量都超过胡宗南和青海、宁夏两马尚存的兵力。

    我军四个兵团以西安为中心休息整顿，以逸待劳。我一军集结在户县。

    七月一日，一野司、政向全军联合发出《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二日，一军在户县涝店村外举行纪念“七一”、“七七”、欢迎三师归建及进军大西北誓师大会。

    涝店村外红旗招展，人拥马挤，歌声如潮，枪杆如林，三万健儿汇集在一起。下午四时，大会开始，信号弹、照明弹腾空而起。除一野首长张宗逊、李井泉、甘泗淇，兵团首长王震及西北军区首长王维舟外，多日未见的老首长贺老总也驱车赶来并讲了话。贺总说：“我们这支部队是很老的部队，一军一师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根子之一，我们有光荣的传统和作风，我们之所以英勇善战，基础就是政治工作……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进军命令，消灭胡马匪帮，解放大西北！”

    七月六日，一野在咸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我军作战方针“箝马打胡，先胡后马”，进行扶眉战役，解决胡宗南主力，然后进军甘肃，歼灭青、宁二马。

    针对胡宗南和“青马”“宁马”妄图在西安以西、宝鸡以东与我军决一死战，野司的战斗布署： 以十九兵团（附骑二旅）进至乾县、醴泉及其以北构筑工事阻击马匪。

    二兵团（三、四、六军）由醴泉附近出发，经乾县、武功间再经法门寺并向扶风及其以南之敌主动攻击。

    十八兵团（欠六十一军两个师）守备西安及其以南地区。

    一兵团（欠七军）由户县沿渭河南岸西进，歼灭敌九十军、三十六军，得手后，迅速进占益门镇，断宝鸡敌南逃之路，并策应河北岸作战。

    从七月八日开始，各个兵团都按野司的布置开始行动。一军沿河南岸前进，午后攻占眉县，敌人还不知眉县已被我占领，都向眉溃逃，我共俘敌八千余人，至十四日占领宝鸡以南益门镇。至此，预定的扶眉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役共歼敌四个军四万三千余人。此役，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胡马两敌被彻底分割，“青马”“宁马”退据陇东。

   打出去

    西北野战军要打出去，开展外线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怎么个打法？首先打哪里呢？

    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彭总在吕家沟野司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南下作战方案。

    宜川，西临洛川，东接黄河，北通延安，形成了咸榆公路上的三角地带，是战略上的要地。彭总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围宜川，敌军必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彭总分析了敌人必来增援的可能性，同时也作了不来的方案准备。我们与会干部都纷纷表示，决心打好南下第一仗。

    我军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诉苦三查和军事训练，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分别由绥德、米脂、安塞南进。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司令员也配和行动，从千里之外送来了粮食、药品、被服和刚刚经过土改翻身的青年参军农民。

    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野司命令第一、三、四、六纵队于十六日到达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一带隐蔽。彭总分别找各纵队领导同志到他住处授领任务，彭总摊开地图，指点三、六纵队围攻宜川，六纵队除一部参加围攻宜川外，主力向西抗击增援之敌，不能让其援兵窜入宜川城。一、二、四纵队集中全力歼其援兵，各纵队要按时到达伏击地区，并反复说明，宜川是胡宗南必救之地。

    二月二十日，野司发出宜川战役“一号令”，第三、六纵队开始肃清外围武装据点并包围宜川城。我第一、四纵队则向洛宜公路两侧隐蔽集结。

    纵队冒雪向集结地出发，一路山大林深路滑，人滚马跌行进艰难，我们的纵队机关还带着文件、资料、油印机、纸张等，驮东西的小毛驴一滑一个四脚朝天，驮子翻了一地，结果机关的同志们不但自己负重，还要时时拉着小毛驴的尾巴让它站起来。到达宜川县境，部队休息。这里前两天刚被我军解放，全镇大多数人以买卖为生。开始他们对我们有戒心，不要边币，我们拿钱吃不到饭，后来我们给他们宣传我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政策，他们乐意要边币了，还说：“蒋贼快完蛋了，法币没用了！”

    宜川被围后，胡宗南即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五个旅十个团以轻装由洛、宜公路经瓦子街东进，增援宜川。我纵按野司命令在瓦子街断敌后路，并自西向东攻击。为了配合总攻，我纵在雪地、森林里埋伏了一天一夜。雪仍不断地下，且越下越大，变为鹅毛大雪，入夜，起了风，更是风雪交加，但干部战士毫无怨言。

    三月一日晨，敌人全部通过我一纵队伏击阵地后，各旅即按纵队预定计划，沿洛宜公路两侧，由西向东攻击。敌人发现他的后尾打起来后，坚决攻击我正面抗击部队，妄图打开前进道路，窜入宜川城，然后依靠宜川城作为据点与我决战。但正面攻击未能得逞，遂改由向西和西南突围，向我三五八旅阵地反复冲锋不下十次，而我军每次都以拼刺刀将敌击退。

    七一四团在团长任世鸿的率领下，打得最艰苦。六连（后改为一师一团六连即硬骨头六连）阵地上，战士们同敌人短兵相刃，展开肉博，几乎到了白热化。战士刘四虎只身冲入敌阵，一人刺死四个刺伤三个敌人，自己身负十一处重伤，纵队授予特等战斗英雄。七一四团自己伤亡也很大，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阵亡，六连只剩十三人，仍牢牢坚守阵地，战士称为“膏药”战术；三团战士陈润旺一人拿着手榴弹在敌群中大喊交枪不杀，吓得六十多个敌人乖乖投降。还有的战士怀抱机关枪和冲锋枪，站立起来向敌人集团冲锋扫射，阵地前一片死尸，战士称之为“低近射击”战术，战至黄昏各纵队才将敌全部聚歼于任家湾狭窄地区。宜瓦一战，仅用两天一夜，便获空前辉煌胜利，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整编师另五个旅约三万余人，敌军长刘戡自毙，师长严明等被击毙。

    战争结束后，满山遍野全是敌人的尸体和行李，山沟里到处堆满了枪炮子弹、车辆马匹，我纵战士欢天喜地打扫战场，庆祝胜利。

    宜瓦战役，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证明诉苦及三查方法教育部队，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中央军委三月二日贺电语）。毛主席在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中说：“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此后，西北野战军乘胜长驱直入，进军关中。

    宜川、瓦子街战役后，由于延安、洛川敌人未撤退，敌人重兵集结铜川、耀县。延安、洛川不好打，铜川、耀县更不好打。只有挺进到蒋管区，才能把敌人牵出去。所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打西府（宝鸡）陇东战役。宝鸡是陇海线上的重镇，也是胡宗南多年苦心经营的战略物资屯集之地。这里有庞大的军火武器库，储备着大量军用装备和武器弹药、物资器材，还有堆集如山的粮食、布匹、军服、被褥等，战斗胜利则会大大装备我军。这个战役从四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二日打了整整一个月，战绩很大：延安、洛川的敌人全部撤走，坦克、战车等重武器被三纵队全部缴获；胡宗南后方补给基地－－宝鸡的所有军用物资、弹药、粮食等，我军能带走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全部烧毁；占领十多个县城，虽占了又弃，但起了宣传我党我军的作用，扩大了政治影响，取得群众的拥护。有些部队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同战绩比较是微乎其微的。

    我纵在出击西府、陇东的行动中共歼敌俘敌七千余人，敌人望风而逃，我则一路宣传，所到之处虽是新区，但群众对我们却很友好，有的老乡讲：“以前怕你们，现在亲眼见到你们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态度和蔼，还发放救济粮给我们，真是咱穷人的队伍。”

    五月二十六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夏季整训计划，确定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两集团，逐步扩大新的解放区。会议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的指示》。

    会议结束后，我们按照前委的决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夏季整训。我们政治部机关，除了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开展评功评过运动外，还通过《前线生活》报宣讲西北战场和全国各兄弟战场的大好形势，使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我们的各宣传队排演了一批优秀剧目，有《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刘四虎》等，在部队演出后，大家反映非常好，教育意义很大。机关全体干部和连队还在不妨碍练兵的原则下，积极帮助驻地群众收麦，老乡们拥护我军，都说：“割它一个地净场光，看他胡匪来吃什么？”

    八月，西北野战军发动澄城，合阳战役。

    野战军总部的作战意图：先消灭整编三十六师，得手后，歼击整编十七师、整编三十八师，以粉碎敌人封锁我出关中、威摄西安之目的。

    八月八日战斗开始，十三日结束。这次战役，我纵协同兄弟部队在壶梯山、冯原镇、王庄镇共歼灭整编三十六师副师长朱侠、二十八旅旅长李规以下三千余人，俘虏敌整编三十六师参谋长张先觉、三十六师政工处长兼四九四团团长陈定等以下近一万人。收复澄城、合阳两县城。

    胡敌整编三十六师残部、六十五师、十七师、三十八师、九十师、十三师、二十七师等，在澄、合战役失败后，转入重点防御。八月中旬以大荔、蒲城为依托，西至咸阳，东至华阴，构成一条防我突入关中的防线。

    我野战军经过将近两个多月的休整训练，并补充华北来的子弟兵和溶化“解放兵”，部队斗志旺盛。为配合晋中及中原友区部队的战斗，野战军总部决心集中全部兵力进行秋季攻势作战，破坏敌人防御带。

    我一纵队以“挖心”战术，直插敌人心脏张家城，消灭一个旅部，并切断十七师与四十八旅韦庄至酥酪的联系。整个战役前后共十四天，俘敌旅长万又麟以下一万一千余人，争取非正规军起义一千余人，合计毙、伤、俘及起义者共二万五千余人，打乱了敌人的防线。

    此次荔北战役，我纵表现勇猛顽强、机智灵活，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圆满完成分割围歼敌人的任务，受到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通令嘉奖。

第七章 解放大西北

    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冬季，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这是群众性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由于我们第一纵队的诉苦三查搞得比较早，也比较普遍和深入，得到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的肯定，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被毛主席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将这次运动肯定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也称赞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法。”

    有关这一段的内容，我想，四十多年以前我作为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时写给野战军前委的关于运动的工作总结材料更能具体地再现当时的整军实况。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但那是我亲手撰写的“马背之作”，现在找出来读一读，自己还感亲切。以下便是摘要。

    冬季整训。纵队党委召开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整训以什么为主。到会同志热烈发言，多数同志认为部队“解放兵”比例相当大（占部队兵员总数的80％），觉悟也比较低，他们认为参加解放军，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之间、新老兵之间，感情融洽、精神愉快。在国民党部队，虽然吃得好、穿得好一点，但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欺辱新兵，他们恨国民党部队，但有很多糊涂认识。他们有的暴露出“打仗和在国民党那边一样，还是为官长们打的仗”。这样，大家一致认为通过诉苦，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教育对象主要是“解放兵”。

    发动士兵们诉苦，并不是象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大会一开无人发言，各连都有类似情况。为了找其原因，我们暂时不开大会，而是开展谈心活动。谈心活动中，发现有的战士不愿暴露家庭的事，如有的曾经讨过饭，有的母亲给恶霸地主当过老妈子，有的还不起债，姐姐被迫给债主当丫头等。他们说，这些是“丑事”，“家丑不可外扬”。有的还说，他给地主当长工是两厢情愿的，他给我钱，我给他做工，怎么是剥削呢？他们不懂剥削，干部和党员慢慢疏导他们，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如你父亲辛苦一年，才得三十块白洋，这合理吗？一年的辛苦创造的价值，不止三十块白洋，比三十块白洋多得多，多的部分被地主装到腰包里去了，这不是剥削吗？又如井水、河水是流动的，河边的石头是无用的东西，你把水挑上来倒在地主水缸里，把石头背上来，给地主修这修那。本来这些无用的东西，经过劳动，变成了价值。而享受了你们的劳动价值，却一分钱也不给你，这是不是剥削呢？经过这样反复疏导，他们才恍然大悟，对压迫剥削他们的地主豪绅更加仇恨，发誓一定要报仇雪耻。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并鼓励他们把这些苦诉出来，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大家 我们通过谈心和疏导，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以后，诉苦运动就迅速展开了，那些所谓“丑”事都痛哭流涕地讲出来了。会场一片沉默，有的低声哭泣，有的高呼口号“要报仇雪耻！”围观的群众，也参加进来了，形成军民同诉旧社会的苦。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边区文工团来慰问我们，演出《白毛女》，当见到黄世仁奸污喜儿的场面时，有一个战士上了刺刀，要上台捅那个黄世仁，坐在这个战士旁边的同志把他拉住说，这是演戏。他说，这个戏好象演他家的事。

    诉苦运动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之后，我们适时地诱导大家挖苦根。苦从何来？讨论很热烈，但都局限在同自己有冤仇的地主恶霸身上。我们也表示同情，但“苦”不是你一个人呀！全国千千万万穷人都同你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热烈讨论之后，大家脑子想得宽了，有的说，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又互相勾结，这三个东西毛主席称之为“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的总代表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公敌。只有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全国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当家作主，这样大仇报了，小仇也就自然报了。过去那些认为在解放军里打仗同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一样，是为官长打仗的也觉得认识太低了。这种办法基本上是士兵教育士兵的方法。干部是疏导诱导。这个方法比灌输式的教育不知要好多少倍。

    查阶级。这是与地方进行土改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在晋绥解放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地方上的这个运动，无疑是要反映到部队中来的。解放区的战士都给家里写信，问他家是什么成分，分得多少土地，有的就问他家里的土地被分了没有。“解放兵”亦有反映，想知道他家是什么阶级，全国解放后，他应分得土地呢？还是土地被分走呢？总之，“土地改革”运动，在部队中反映强烈。我们虽然在平时特别是诉苦运动中，对每一个人的阶级成分都了解一些，但总不能对每一个人都了解的那么全面、深刻。同时，我们也想通过查阶级，清查“解放兵”中有没有混过来的国民党特务和伪装士兵潜伏下来的军官，以纯洁部队的组织。

    查阶级，原来我们想走群众路线，每个连队分为若干组，每个人自己介绍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即你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来源，然后由大家评议。大家听了后，就议论开了，说谁属于什么阶级，根据什么条件来衡量。要求领导先讲一讲，使每个人都掌握一把“尺子”，有这把“尺子”就好衡量了。这个问题反映到纵队政治部来了（当时我任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我们同纵队首长研究，决定按毛泽东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统一去讲，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关于阶级划分的材料，《土地法大纲》我们还没有看到。

    根据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各单位都照书本去讲了。讲了什么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游民无产者等。讲完后，让大家讨论，有的说心里有底了，有的说了解的还不透。同时，我们又根据在延安时中央领导同志讲过的“重在表现”，就是说，阶级出身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政治表现，例如：我们的党员也有出身不好的，但他们革命很坚决，这一点大家很感兴趣。

    在分组自我介绍家庭经济情况、由大家评议时，大家都说，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我们都不够格，我们大家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即中农）、半无产阶级（贫农）、无产阶级（雇农）。“解放兵”说，我们当兵是抓来的，有钱人上学去了，上学的不当兵，不上学的也进城藏起来了，就是被抓了，他也有办法用钱赎回去。被抓来当兵的，都是我们这些穷汉子。经过清查，也有个别坦白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在这里当兵比在国民党那里当排长还痛快。不是重在表现吗？我打仗也不比别人差呀！我们也没有调动他，当兵还是继续当兵，主要是搞清其政治面目。他们原来怕坦白交代后就不要他们了，我们这样处理后，他们很高兴，说共产党的政策好。

    查阶级结束后，各连都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为打倒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查斗志。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胡匪宗南以十倍于我的兵力进攻边区，当时我军只有两万余人，物资供应特别是粮食供应十分困难。边区人口不多，生产的粮食敌人抢、自己吃、解放军亦吃，加上战争，群众不能安定地生产，这样我们能否打持久战，能否打败胡匪宗南，收复失地，有些干部、战士抱着怀疑态度。

    十月我二次攻打榆林，“宁马”增援，我军除留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守敌外，集中主力西进迎击“宁马”。十三日下午，我一纵队先头部队在元小滩附近与敌遭遇，由于没有高度的战斗准备，轻视敌人，结果七一五团一个营受挫。如果有高度的战斗准备，坚强的战斗意志，敢同敌人拼搏，这个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宁马”战斗力果然很强，但我军十四日同他决战于元大滩，予敌以重大杀伤，敌死伤、被俘、逃散等在五千人以上，其余西逃。

    纵队党委在部队休整中特别提出要“查斗志”的问题，通过群众路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教训，以提高部队的战斗意志，提高打败胡匪收复失地的信心和决心。

    在讨论到物资供应困难能否坚持持久战和打败胡匪宗南的问题时，发言非常热烈，经过长征的同志（那时营团干部还有不少是长征的，旅、纵队都派人参加重点连队）说，红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长征时，我们的困难和现在的条件根本不能比，一天三两干粮，还要走七、八十里路，如果没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对共产主义高度的信仰，我们能战胜各种困难、走出雪山草地吗？我们现在虽然困难一点，但同红军长征时比不知好出多少倍呀！我们第一次打榆林，撤到米脂、佳县三角地带，才吃几天南瓜，就议论纷纷，对打败胡匪、收复失地信心不足，有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有的就用算账的方法，来分析我们能否打败胡宗南，说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撤出延安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就歼敌正规军三个整师师部、三个旅部、五个整旅、十一个整团，共六万一千余人，另非正规军万余人，俘、毙、伤、投诚起义的团以上军官三十六人，中将师长廖昂在清涧被我俘虏，除榆林外，延安以北广大地区已收复，同晋绥解放区联成了一片，那些怀疑能否打败胡匪、收复失地的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胡宗南已处于被动的局面，我军已由被动转为主动。有人插话说，还要看一看各兄弟野战军，如东北、华北、华东、晋冀鲁豫野战军消灭敌人比我们多得多哩！蒋家王朝离倒台的时间不长了，现在我们已看到黎明前的曙光。问题讨论清楚了，大家就豁然开朗了，会场十分活跃，有的叫喊快出击吧，不要再休整了。

    查工作和推选干部。查“工作”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发现一个部队中连和连的工作比较相差很远，有的连伙食好、纪律好、团结好、作战好、走路不掉队，大小休息歌声四起，部队作风朝气蓬勃。有的连则相反，伙食很差，违犯纪律的多，内部不团结，经常互相吵嘴打架，行军稀稀拉拉，大小休息东倒西歪。这是为什么？

    战士通过诉苦、查阶级、查斗志之后，觉悟提高了，为了使后进连赶上先进连，大家很尖锐地但又是善意地提出批评，说一些连队后进的原因不在于战士，而在于党团支部和连排干部，特别是党支部，没有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如伙食不好，为什么不去检查呢？有的连长爱喝酒，多吃多占，大家都是三钱油、五钱盐，你多吃多占，大家就有意见。连排干部不能同战士同甘苦，你说话就没人听，你对后进战士否定一切，人家有时也做了一些好事嘛，早晚点名，总是受批评，看不到人家一点优点，大家也觉得不公平，他自己也觉得无奔头，你说我落后，我便破罐破摔…… 党支部书记（一般是指导员当）和连排干部没有同战士谈心，特别是对后进战士的谈心，这样，工作就不能对症下药，一般化，说话说不到点子上。有的不愿听取意见和批评，害怕影响威信等，这是错误的。有一个连长，战士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铁匠”，爱喝酒，喝醉了乱打人，后因他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得到了战士的谅解。大家一致说，连长有一个好处，打仗是好样的，请求组织继续留任连长。我们表扬了这个连长，并将群众对他的态度通报全纵队，一方面对他个人是鼓励，另一方面也教育了那些怕批评、同群众对立的人，这样检查工作顺利的开展了。

    通过诉苦、查阶级、查斗志和查工作之后，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干部，干部也进一步了解了群众，这样推选干部（那时叫推荐）就好办多了。那时连排干部缺额太多，解决方法，每一个职务，都推选二至三人，最后群众评议从中择优录用，报上级审批后正式任命。本连如实在没有合适的，便从其他连调配，经过诉苦三查后，缺额的干部均补齐了。

    运动中群众提出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纵队决定，连队连、排长一定要到班上参加战士食堂，连里每天要派两人帮厨，月底公布伙食账目。机关按标准吃大锅饭，不准另开小灶。战争年代，平均主义和与群众同甘苦是非常需要的。

    诉苦三查后，接着进行军事训练。训练的方法与过去有不同，过去都是连、排长从头到尾教战士，但是连、排长有些动作还不如战士熟练。现在采取了“官教兵，兵教官，兵兵互教”的方法，结果这个方法效果很好，训练成绩提高很快。

    以上是关于诉苦三查运动（即新式整军运动）工作总结的部分内容。

    四八年元月，针对“三查”中查出的阶级异己分子，纵队组织“人民革命军事法庭”公开审理。大会成立“审判委员会”，推选我为主审人，下有陪审员十人。被审的都是罪行严重的我军基层干部中的败类。

    第一人是我纵二支队七连一个排长，叫侯玉柱，冀中人，家庭地主成分，本人混入我军后一贯腐败堕落，在米脂强奸一个十三岁小女孩，文水战斗中贪污大烟一百二十两，此次“三查”被揭出，竟抢了十多颗手榴弹公开抵抗，打伤哨兵，企图逃跑；

    第二人和第三人都是连级干部，在元小滩战役中放弃指挥，临阵逃脱，造成部队重大伤亡，而自己一个人跑回来；

    第四人是五支队一营机炮连连长，湖南人，佃农，一九三四年入伍，跟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西北。由于放松思想改造，在侦察敌情时与另一个人轮奸一民女。

    对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审判委员会根据其罪行和群众意见宣判，有的判了死刑，有的判了有期徒刑，对整个部队教育很大。

    诉苦三查运动结束后，部队士气进一步高涨，各连队纷纷制定杀敌立功竞赛计划。春节一过，野司即决定开始宜川战役，由此揭开了一九四八年西北战场的序幕。

    家属支队

    就在我们一纵驰骋陕甘宁，与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纵横作战的时候，我们的后面大约一两天路程的地方，跟着一支特殊的队伍，这就是我们第一纵队的妇女学校，即家属支队。

    当时，我们纵队团以上干部基本都是老红军，年龄都不小了，大部分都已结婚成家，爱人有的在一纵工作，还有不少是随军家属。部队转战陕甘宁与胡宗南周旋，需精干、轻装，女同志和娃娃随大部队一起行动既累赘又不安全。但是又无法将她们留在某一固定地区，因为胡匪大举进攻解放区，到处都是敌人，连当地老百姓都坚壁清野，撤离转移了。

    纵队领导研究后，决定组织一纵留守处妇女学校（实际是个家属支队），将团以上所有家属（包括在纵队工作的女同志）及小孩三百多人集中起来，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与大部队保持一、两天的距离。部队前进，她们前进；部队后退，她们后退；部队休整，她们停下休息。除了行军外，她们还要作鞋、作衣服，支援前线……

    为什么叫妇女学校呢？因为当时女同志都不愿被称作家属，你叫个家属队，谁都不愿意去。开始这支队伍的带队是个团长，是贺老总早先的马夫，后来他坚决不干了，说什么也要到前方去打胡宗南，“坚决不当婆娘娃娃头！”

    谁来干呢？后来贺炳炎司令员和廖汉生政委找吴杰还有其他几个同志谈，作她们的工作，让她们带队。当时吴杰在纵队组织部工作，贺司令和廖政委给她们下达命令：第一，不能有一个娃娃和大人掉队、被俘、死伤，要保证前方安心打仗，不能有后顾之忧；第二，安排好三百多人的行军、吃饭、住宿、医疗、学习和支前工作。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不准有半点差错。

    开始吴杰有顾虑，怕搞不好，不想接这个任务，我给她做工作，鼓励她搞，并且给她理出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二、三，后来吴杰和其他几个女同志一起，把家属队的工作搞了起来。

    家属队的事情很麻烦，要行军与敌人周旋，还要安排生活：号房子、搞饭、娃娃生病、大人闹意见，有的家属丈夫在前方牺牲了，要作她们的安抚工作，还有不少的女同志正赶上生育期，有时敌人很近了，这边还正在分娩接生……但家属牵着前方的心，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一点问题都不能出。

    往往一天的紧张行军过后，一住下来便赶紧拾柴点火、烧水作饭。大人们可以坚持，娃娃们却早已饥肠碌碌了。村子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天黑以后才三三两两地回来看看。由于胡匪的骚扰，老百姓整日在恐怖中过日子，他们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到处都是谣传。一会儿说敌人到了这里，一会儿说敌人到了那里，看到部队的家属娃娃们，心里才安定下来。

    早晨出发前，要检查群众纪律，用过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住过的房屋要打扫干净，暂借的牛车、骡马要打条子，并补发边币。老百姓都很满意，纷纷说：“还是咱自己的部队，连婆姨娃娃们吃顿饭，烧些柴火还又打条子又给钱，要是胡儿子们，又吃又抢还要烧房子……”

    胡宗南找不到我军主力，象个疯子一样到处转。有时敌人就在山那边过，队伍在山这边，一点响声都不能发出。听吴杰讲，我的小孩哭，被她紧紧捂在被子里，怕被敌人听到暴露目标。等敌人过去，娃娃的小脸都憋青了。很多小孩都被这样捂过。

    家属队行军，娃娃都是放在筐子里，筐子驮在骡子的两边，中间还放些简单的行李。几百口子的队伍就是这样翻山、越沟、淌河，和敌人周旋。冷了，筐子上蒙床被子，下雨了，筐子上盖块油布，我的两个娃娃也是这样一边筐子里一个。有时吴杰怕小孩哭闹，拿一个小碗，里面放两块小石头，说是“鱼”，让拿在手里玩。有一次敌机轰炸惊了骡子，骡子驮着的两只装小孩的筐子翻下山去，吴杰紧追下去，两个娃娃摔的满脸是血，幸好山不高。我的儿子爬在地上，满脸满手是伤，一声不哭，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块石头说：“鱼！”

    家属队行军，象一座迁徙的部落。丈夫们都在前方打仗，部队的胜败时刻牵动着她们的心。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后，部队奉命西进收复陇东。进入甘肃境内，家属队的女同志们也参加了伤员救护工作和俘虏宣传教育工作。临时设置在老百姓场院的伤兵救护站，人流不息，接送不断，这些家属同志就象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护理着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同志，为我一纵前方将士作了很多工作。

    在我军新解放的地区，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老百姓不了解情况，不敢接近我们，有时连家都不让进。我们的家属们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忍着饥饿，把孩子放在一边，为老百姓打扫院落、垫土、担水，遇上农活还帮着一块干，很快打消了老百姓的顾虑，消除了他们害怕并怀疑我军的心理。

    就这样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从转战陕北到解放大西北，吴杰她们几位女同志，加上炊事班几个老战士，整天枪不离身，带领着这支几百人的特殊队伍，跟在我们纵队的后面，在陕甘宁晋绥方圆几千公里的山峦、沟谷、大漠里与敌人转圈子，圆满完成了纵队首长交付的任务，不但无一人死伤、掉队、被俘，还增添了一批小“一纵战士”。

    我的第二个孩子就出生在行军路上。那天前方失利，天上敌机在轰炸，地上是后撤的部队，骡马受了惊，吴杰被抛下马背，孩子七个月便早产了，生在荒郊野外。小孩很弱，奶都不会吃，哭起来没声音。我听说后，让警卫员去看看，回来讲象个小猫，可能活不了。孩子八个月时，部队休整，我去看了一下，小孩又胖又大，很好玩，一点不象早产的娃娃。后来说是靠输吴杰的血和吃陕甘宁老乡的面糊糊才长大。

    西北的解放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军在西北战场的胜利，充分证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无比正确，从此我军频频获胜，连续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根本变化。在迎接西北解放战争的大决战时，我又想起我的大女儿离开一纵去家属队前与我的对话，她问我：“爸爸，你干什么去？”我说：“爸爸去打胡宗南。”“爸爸，等打完了胡宗南，你给我带一个回来玩好吧？”孩子天真的话使我忍俊不禁。大反攻的高潮就要来了，胡宗南就要彻底被打败了，蒋家王朝二十年的反动统治最后灭亡的日子就要到了，全国解放为时不远了，为了孩子们的明天，我们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夺取全国的胜利！

    从三月十九日我军撤离延安到五月四日蟠龙大捷，只一个半月时间，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俘虏三个旅长，敌人那种狂妄自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五月十四日下午，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于安塞县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出席并讲话。会上，周恩来副主席首次宣告毛主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我军作战，这个消息，使会场一片欢腾，大家兴奋极了，不断欢呼：“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祝捷大会后，周副主席和彭总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三战三捷的胜利，研究下一阶段工作。我们一纵也利用在安塞休整对部队进行了总结、表彰及检查群众纪律和烈士追悼活动。

    正值春耕，我们纵政下发了《关于协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部队、机关和直属队纷纷行动，帮助老百姓送粪、翻地、下种，宣传队的女同志们则拾柴、推磨，干得很积极。

    由于“青马”、“宁马”进犯我陇东、三边地区，五月二十一日，一纵、二纵、教导旅、新四旅西进陇东。我因参加晋绥军区建军会议赶赴山西兴县，见到分别数月的贺老总，贺老总非常关心一纵的工作，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亲自带我去看了看几个月来解放区的建设，看到短短几个月解放区又有大的成就，我真为晋绥人民的繁荣昌盛高兴。六月初，我回到部队。

    这些日子雨水不断，有的地方引起山洪暴发，给我们行军造成极大困难。在山上行进，风雨更大，虽然披着雨布骑在马上，但半截身子都湿透了。有时夜里行军遇上下雨，天漆黑，黄土粘泥的路更难走，脚都拔不起来，战士们跌跌撞撞地行进，滚得一身烂泥。说也奇怪，白天雨过天晴，太阳又格外灼人，路硬泥干，这就是黄土高原沙土结构的特点。

    我军连克蒋台（一纵）、合水（二纵）、悦乐、环县（一、六纵），而后继续北进，收复盐池、定边、安边、靖边等地，之后，我一纵进驻宁条梁休整。

    进入七月，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步署了我军战略进攻开始阶段全国各解放区配合作战问题。会议决定组织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并决定由西北战场部队出击榆林，诱敌北上，寻机歼敌有生力量。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

    八月一日，西北野战军开始集结北上，不分昼夜向长城边上的榆林前线进发。艰难的沙漠行军，常常是走一步，退半步，鞋里灌满了沙子，消耗了体力却走不出速度来。太阳猛烈地喷火，沙漠被烤得滚烫。没有一滴水，战士们渴得嘴唇干裂，很多人流鼻血。沙漠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的功夫又刮起了狂风，黄烟似的沙暴裹住了队伍，砂石没头没脑打得人脸生疼，眼都睁不开。

    八月六日到十二日我军攻打榆林。榆林邓宝珊凭借坚固城墙和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加之榆林城外一片沙漠开阔地，我军武器装备简陋，很难接近城墙。我军是夜间攻击，白天留少数部队坚守已经夺取的城郊阵地，监视敌人。连续攻了几晚后，没有奏效，敌人还抓了好多老百姓在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并不断打出照明弹，搞得城下通亮如白昼。

    由于敌大批援兵逼近，我军撤出榆林进至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隐蔽待机，和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中央留在陕北的精干机关挤在一起。无粮，天天吃南瓜和南瓜叶子，有时吃黑豆、粗糠、野菜熬成的“钱钱饭”，部队人多，这样的东西也不能吃饱。敌以为我过黄河，胡宗南派整编三十六师向佳县追击我军，不料八月十八日在米脂东北沙家店被我一纵、二纵和新四旅、教导旅伏击，除敌师长锺松等少数人逃跑外，歼敌胡宗南部整编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全部及一六五旅大部共六千余人，俘虏少将旅长刘子奇。

    沙家店大捷是西北战场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阶段。此后，我西北野战军沿咸榆公路两侧一路追击，而敌人却象决了堤的水，顺咸榆公路向南溃流。

    进入九月，我军乘敌人累吃败仗、士气低落之机，野司率一纵、三纵和教导旅、新四旅在延安东北进行内线作战，发动延清战役，肃清驻守延长、延川、清涧之敌，将敌四个旅击溃在延川一带，迫使敌军龟缩在延安地区无法行动。是役，敌师长廖昂、旅长张新等全部被歼。

    延清战役后，野司决定第二次攻打榆林，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六日，我军围攻榆林半月多未拿下。当时十二月冬临，陕北气候寒冷，北风呼叫，夹带着沙石往怀里钻，穿着棉衣都不顶事。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半年多，疲惫加上人员伤亡，急需休整恢复，且“宁马”又来增援，这样，我军除一部监视榆林守敌外，主力撤出，迎击“宁马”增援部队。在给“宁马”以很大杀伤后，撤回绥德以南进行冬季整训。一纵队撤至青涧至瓦窑堡之间折家坪进行冬季整训。

   转战陕北

    一九四七年二月底，春节过后不久，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亲自布署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当天，胡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部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进犯。

    三月十一日，彭老总在富县茶坊召集第一纵队旅以上干部会，传达中央军委作战指示和研究阻击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动用部队十五万，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进发；马鸿逵、马步芳向西面陇东、盐池、定边、安边等地挺进；而榆林邓宝珊部，则向西面绥德、米脂攻打。

    审时度势，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三月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三月十九日早晨，我纵按命令规定时间全部撤离延安。中午，敌人占领延安。

    我军放弃延安，敌人喜气洋洋，狂妄自大，忘乎所以，一面大吹大擂，一面急于找寻我党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我纵按预定部署，主力向安塞转移，一部分沿公路向青化砭诱敌尾追，我主力则继续向安塞北，然后迅速向东至青化砭伏击。

    二十四日凌晨，我纵进入伏击阵地，当时山上积雪还未消，战士们在雪地里整整爬了一天。日落渐黑，敌人还未来，我纵下山宿营。敌人未进伏击圈，有的同志就有些着急，想，不会来了吧？但彭老总根据分析，坚信敌人一定会来。结果，二十五日上午，敌三十一旅沿咸榆公路进至青化砭，大摇大摆落入我“口袋”。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顿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冲杀，敌军措手不及，象一群没头的苍蝇在狭窄的沟底乱作一团，眼睁睁束手待毙。战斗只一个小时左右，敌军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等三千余人全部被俘，缴获近三十万发子弹，还有部分火炮和重机枪。这次战斗虽然只消灭一个旅部和一个团，但旗开得胜，意义十分重大，给边区军民以莫大的鼓舞。

    四月十三日，西北野战兵团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一纵在蟠龙西北一带牵引敌人九个旅，以便二纵和教导旅、新四旅等部队在羊马河伏击从瓦窑堡南下的敌一三五旅。

    四月十四日，我纵佯装主力，牢牢拖住敌人九个旅，使其紧追不舍，而我却打打退退、退退打打，死死牵制住敌人使其不得脱身。就在当天，敌整编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进，在羊马河被二纵、教导旅、新四旅全歼。俘敌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以下四千余人，残敌向南逃窜。我纵完成任务，迅速甩开敌主力进入群山。

    四月十五日，毛主席提出“蘑菇”战术，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磨”、“打”结合，拖垮胡宗南。

    由于和胡宗南“蘑菇”，部队天天在行军走路。在有的村子，我们看到的情况就和几年前在晋西北看到被日本人扫荡过的惨景一样：窑洞烧成了黑窟窿，死狗鸡毛、羊皮牛腿满地都是，破盆烂碗、麦杆谷草乱七八糟，庄稼地里长出了半人高的蒿草。那些逃不动的老年人，颤兢兢躲在草丛中，见了我们，拦住就哭，叫我们一定给报仇。

    四月底，陕北渐暖，中午的太阳烤在身上象贴了块热膏药。部队无足够夏装，许多战士还裹着一身老棉袄在烈日下行军。我们动员机关和直属部队把新发下的单衣交回，送到单衣不够的作战部队，大家毫无怨言。

    五月一日，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纵正在行军路上，人滑马跌，不时有人摔倒。但战士们却十分开心，他们说，贺龙的部队，有雨就打胜仗。果然，下了一天雨，敌人的飞机飞不起来，天上少了讨厌的嗡嗡声。

    五月二日至四日，我纵奉命参加蟠龙攻坚战。胡宗南北进绥德，蟠龙是其聚集物资的中间站，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镇内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我军决心攻取蟠龙。二日开始，我军各部队先扫除一些外围据点，逐渐迫近主阵地。四日黄昏各纵队由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之敌猛攻，镇内守敌人慌马乱、东奔西窜，至二十四时守敌全部被歼，攻占蟠龙镇。整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参谋长柳屈春等以下六千余人无一漏网，缴获面粉一万两千袋、军装四万套、子弹上百万发、骡马千余匹，以及药品、望远镜等大量物资补充我军急需，更重要的是我军取得了攻坚战的经验。

    调赴延安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七月，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八月，国民党出动八架飞机轰炸延安。

    九月，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手令进攻张家口。张家口是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进攻张家口表明国民党决心实行最后破裂。我野战军奉命进行张家口保卫战，由于傅作义军队侵占了张家口，我军于十月初奉命撤出，由雁门关向太原方向挺进，于十一月一日收复了被阎锡山重占的崞县县城，二日围歼了原平之敌一个团，五日又攻占平社，全歼守敌，活捉了敌人一个团长。

    由于蒋介石妄图从军事上摧毁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命胡宗南积极准备进攻延安。胡宗南集团是蒋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调集了三十四个旅，兵力大约二十五万左右，而当时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加上我们野战部队也才只有六个旅，两万余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旬，为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和独立一旅及原晋北野司机关合编，组成第一纵队（军），奉命开赴延安，保卫党中央。纵队司令张宗逊、贺炳炎（后），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陕北部队编为四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编为六纵队。不久，三纵队、二纵队（三五九旅）也由晋西北过来了，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战争开始，西北野战兵团就靠这六支纵队（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中同胡匪宗南十倍于我的兵力周旋。

    十一月八日，一纵由山西崞县向西行军。早晨，我们从崞县崖底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六十里才休息。由于究竟去哪里还暂时保密，我们政治部的一帮机关人员故意在我面前瞎猜测，想套出“谜底”，我也不加理睬，由他们去随意想象。

    穿越了晋西北的云中山，跨过了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一路经静乐县、岚县、白文镇黑茶山、临县，我们以急行军日夜兼程。

    脚下的这一片土地曾经被日寇侵占过，四零年以后，老百姓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惨遭日本鬼子屠杀，被烧毁的房屋成村连片，惨不忍睹。去年，我军解放了这里，建立了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建设家园，如今这一带已呈现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我们行军路过这里，看到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派饭时不管分到哪一家，都是热情款待，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部队吃，真是军民鱼水情谊深。十一月十五日纵队到达黄河边上的三交镇碛口。

    十六日早晨，贺龙司令员特地从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赶来亲自给一纵干部作动员，宣布任务。

    会议在碛口村头大庙里召开，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座庙院。贺龙司令员大声宣布：“今天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向大家讲清一件事情，把你们从晋北前线调过来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过黄河，去延安……”人群激动起来，突然暴发起一阵掌声。贺司令员接着说：“要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又是一阵热烈掌声。

    贺老总要求我们保持革命传统，发扬我们这支光荣部队的优良作风，努力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由于这次行动保密，除了我们纵队干部外，基层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现在解开了“谜”，部队情绪激昂，恨不得飞过黄河，一步跨到延安。

    第二天，我一纵由碛口乘船渡河。部队渡河过程中，蒋介石的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向下扔炸弹、扫射，子弹落在河里，溅起无数浪花和水柱。战士们义愤填膺，把机枪架在船上，一齐向天上打。河面上大小船只、木排在惊涛骇浪中接踵而进，傍晚时分，我纵渡河完毕。

    踏上陕北的土地，有一种归家的亲切感。吴堡和绥德县境，群众起居劳动，赶集走街，生活井然有序。十一月二十日开始，部队全部走大路，行军很轻松。一路经田庄、石嘴驿、清涧、延川和甘谷驿，五天功夫就到了延安四十里铺。一路上，边区老百姓热情欢迎，都说，部队来了，延安就安全了。不知是谁在路边的土崖上写着：“长江里的轮船黄河里的水，苏联人的飞机八路军的腿。”是在形容我们走得快。到达延安东边的拐峁，我们休整待命。

    十二月五日，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在延安东关飞机场接见由晋绥西渡黄河的我一纵全体指战员，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保卫边区。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要来检阅一纵的消息，我们前一天就接到了通知，大家喜出望外，纵队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布置，决定把这次检阅作为对部队最好的战斗动员。

    下午五点许，一纵万名指战员集结延安机场，全体列队等待毛主席的来临。正是严冬季节，寒风刺骨。毛主席披一件灰布棉大衣，脚穿一双粗布鞋，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在朱总司令、林伯渠、刘少奇、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李鼎铭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健步走向队伍。

    检阅完毕，纵队政委廖汉生同志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不远千里从晋绥赶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致意！”毛主席还提出了三年打败蒋介石。他说：“同志们！三年哪，三年！三年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动员大会之后，部队情绪高涨。我纵队移驻延安城附近七里铺、柳树店。由于其他战场的压力，迫使胡宗南调兵回援、暂停对延安的进攻计划。延安形势缓和，我一纵利用这段时期整训、练兵。

    在延安驻防两个月，我纵政治部抓紧时间落实部队的思想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我们成立了纵队宣传队，加强了宣传部的领导，出版了纵队自己的刊物《学习通讯》、《新闻摘要》和《前线生活》，这些都是油印的小册子，对教育部队起过不小的作用。

    为配合形势教育，我纵宣传队排演了一批短剧，如《拜年》、《民兵》、《兄妹开荒》、《夫妇识字》等，很受部队欢迎。陕北的群众地方语言生动、形象、优美、新鲜，被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揉进作品，即有教育意义又相当生活化，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有些词到现在我还记得。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的那个冬天，寒风凛冽，刺骨钻心，皑皑白雪铺满山岭、田野，可正在训练的部队却生龙活虎、热气腾腾，有不少的战士练的满头大汗，把棉衣都脱掉了。整个部队的情绪非常饱满，大家随时准备歼灭胡匪的进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