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最后一身军装）


留在了湖北，派我进驻湖北工商厅实业处。省主席李先念找我谈话，让我去沙市工作，具体的工作安排由王任重、聂洪钧两位副主席安排。
当时武汉及华中钢铁公司（原大冶钢厂）大工业基地，隶属中南局直辖，全湖北只有沙市算是湖北省属的工业基地。全国刚解放，所有的城市都是部队接管，工厂企业也都是由部队实行军事管制，那时真是百废待兴呀。我带着四十多个连、营、团级干部赶赴刚解放的沙市，这个所谓的湖北省的工业基地，实际上满目疮痍、电力匮乏、供水不畅，只有一座私营纱厂和一个称之为炼油厂的作坊，加上国民党军败走后，遗留下的一些残渣余孽在新解放的这座城市里兴风作浪，导致社会治安不良。接管后的建设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首先解决油厂和电厂的问题。油厂的原料主要是棉籽，电厂的燃料则是煤炭。当时沙市到其他的城市没有公路，所有的物资都要通过长江船运，但资金、物资匮乏，真是两手空空，要搞建设，谈何容易!为了降低两个厂的原料运输成本，我们只有将厂址选在长江大堤之外的原美孚油脂公司的旧址上。为了防御洪水，我们砌了围墙，并抬高了地基。这样既方便了运输，又节省了当时短缺的经费。
电厂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沙市原来只有发电能力很小的柴油发电机，仅能供居民照明之用，要重整和发展沙市的工业，扩建电厂是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沙市市长胡震命令，一定要在一年内建成电厂并投入生产。纱厂、油厂、电厂这是当年沙市最大工业实业，同样也是全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础。这时，我担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三厂建设的总指挥，并兼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同时又是沙市市委委员。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打了二十年的仗，如今要搞建设，要领导当时湖北省仅有的工业基地，担子是何等的重啊！
为了尽早发电，我们又去武汉拆卸发电机，运往沙市安装。有了发电机，还要架设线网，在那一穷二白、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买杉木电线杆都困难。我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李毓芬，让他解决这一难题。这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土木建筑总工程师，也绞尽了脑汁想办法。我偶然发现江边堆放着为防洪水用于封闭码头闸口的石条是水泥做的，于是就问李毓芬，水泥既然能做封闸条，为什么就不能再做长点，做成水泥电线杆呢？李毓芬说，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以试试。经过几次试验，我们扎上钢筋，浇灌水泥，终于做成了水泥电线杆。不过那电线杆是实心的，又笨又重，样子又难看，不管怎么说，那总算有了电线杆呀。就这样，从电厂到纱厂、油厂都用上了这种水泥电线杆。后来，王任重副主席和刘济逊厅长（后来任湖北省副省长）到沙市视察，看到这一“杰作”后表扬我们说：“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发明创造哦！”
我将基建工程指挥部设在原美孚油脂公司的一座旧房子里，每天和几位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工作，吃住都在这所房子里。按工程设计规划，工人们将厂址内的一个大水塘的水抽干，填平后盖上厂房。
正当施工最紧张时，部队的一位团参谋长带领部队强占了这所房子。他将我们基建工程指挥部的牌子摘下来，扔了，并架着机枪要工人们搬走。几位工程师还在据理力争。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当时我正在市委开会，李毓芬心急火燎地把我找回来。我见到这个如此霸道的团参谋长，非常生气，得知他是荆州军分区独立团的参谋长，叫李天宝，于是让他马上退出去。
李天宝竟夸海口说：“老子的部队打遍了全国，住你这点房子算得了什么？”
说着说着还掏枪乱舞。
我的警卫员周志芳见状，也拔枪与他对峙。我担心事态扩大，吼住周志芳，向市委电话汇报了这里的情况。
胡震市长将李参谋长找去询问情况，该团的团长和政委都赶到了市委。李天宝仍趾高气扬地夸夸其谈。
胡震市长，1926年参加革命，曾当过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连长，领导过高岗，是个老资格，在军中多年，一身正气。他压住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李参谋长，你说你是部队的，可我们也都是部队的呀（当时从市长到部队接管城市的干部，全都穿着军装）。你说你的部队打遍了全国，我问你，你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吗？你爬过雪山、趟过草地吗？你参加过我党早年的武装起义吗？”
面对胡震市长的几个问题，李天宝顿时语塞。
胡震市长提高了嗓门指着我说：“可他就参加了！秦总经理早年参加了红军。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参加了抗日战争，他参加了解放战争最开始的中原突围。几次负伤，战功显著。你算什么？算个毬！打了几天的仗，你在那里摆什么谱？！”
听着胡震市长的一顿臭骂，李天宝满脸通红窘迫难堪地站在那里。市长说：“你赶快给我把部队撤回去，把厂牌挂好！如若耽误了工程，有点差错，我拿你是问！”
该团团长和政委上来赔礼道歉。李天宝立即将部队撤了回去。后来得知，这个卤莽的李天宝也是一个战场上敢于拼杀，能打硬仗的同志。一场风波过去了。
我们这些来自部队的接管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们一道，经过努力奋斗，紧张施工，终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将油厂和电厂建成了。电厂按时发电，厂区内一片光明。油厂也榨出了清亮亮的食用油，并且还生产出了肥皂。人们欢呼跳跃，看到这些经过我们辛勤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成果，我也激动不已。
1951年春节，我和公司的人事科长谢建华同几位干部，到每个职工家里去拜年，到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去慰问。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们感动不已，工人们说：旧社会，资本家欺负压迫工人，根本就不把工人当人。新社会，共产党的经理过年还亲自来家里慰问，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呀。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这年，中央制定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行工商业改造，沙市的纱厂、油厂、电厂成为省直属的主要骨干工厂（当时武汉市是隶属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管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点。国内的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几个月前，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面临极其危险的局面。为了和平，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此时，我曾接到湖北军区王树声司令员的通知，让我随时准备赴朝鲜任职。好几年没打仗了，作为一个军人，我真想立刻回到部队，驰骋疆场，杀敌报国。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等到命令。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我回部队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那时候，我们这些接管地方工作的团级以上的军队干部，人人都带着武器，上级还安排随身警卫员，部队每年继续发放军装。回想起在延安，我也是脱离部队劳动、生产、学习，现在和那时也差不多呀。到地方来干工业，我总认为这是暂时的，上级会随时召唤我回去，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还在部队。作为一个军人，我以部队的作风管理着三个工厂，为了让随我一起来的军队干部学会管理工厂，我让警卫员周志芳下厂当了车间主任，上级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李高弟。在这段时间，我这个经理也在努力学习，虚心向工人师傅们请教，从工作中也学到了好多的知识，逐步掌握了从原料到产品，从设备到工艺流程的全过程。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度过了无数个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
1952年的夏天，长江流域遭遇洪水，湖北境内水位不停上涨，武汉、沙市面临严重的洪水威胁。我们纱厂、油厂、电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群众轮番上堤挑土加高加固堤坝。为了保住武汉，保住沙市，中央决定在荆州地区择地准备泄水分洪。
有一天，李先念省主席打来电话，说他马上来沙市，让我等他。黄昏时分，李先念带领十多位省里和部队干部来到我家。我一看，原来许多人都是我的老领导，有王树声司令员、吴世安和韩东山司令员，还有二十兵团的唐天际司令员（时任荆江分洪总指挥）。我张罗着给各位领导让座。李先念笑哈哈地说：“秦忠，你总吵着要回部队，这不干得很好吗！呵呵，建华人呢？”
“我让人去叫了，她马上来。”
李先念接着问：“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有几个孩子呀？”
“还行，我现在有三个孩子。”
李主席笑道：“呵呵呵呵，小秦，听说当年战斗中你受伤，在那里瞎骂国民党开枪打的不是地方。现在你还真能整，都有三个孩子了，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人们随着李主席略带粗野幽默的红安乡音哈哈大笑。
我让保姆阿姨将孩子们带来了。李先念指着大儿子问道：“这就是那个从华北来的，差点被我汽车轧着的那个儿子？”
我说是的，让儿子快叫“李伯伯”。
原来那是1949年春天，我随李先念南下，大家在郑州火车站集合。我带着儿子建瑛(影影)，孩子追逐小皮球，跑上了马路。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离孩子近在咫尺，戛然刹住，儿子吓得坐地哇哇大哭。我那时脾气火爆，三十岁才得子，儿子就是心肝宝贝，于是像老牛护犊般冲着吉普车大吼。没想到从车上下来的是李先念司令员，他笑眯眯地说道：“秦忠，脾气不小哇，看你还拔枪，想打我不成？”
当时我窘迫得无地自容。没想到李先念主席还记得那件事。
李先念抱起二儿子，我说这孩子是我们进城后在武汉生的，叫汉明，武汉解放了，武汉见到了光明。李先念说这名字好。两岁的二儿子一把拽下李先念的帽子。李先念笑着说，这儿子厉害，要是当兵准是块好料。保姆阿姨说：就因为厉害，大家都叫他“恶霸”。李先念闻之，哈哈大笑。
接着，他又抱起了刚半岁的三儿子。我说，这个叫亚平，亚洲要和平，不要打仗了。李先念诙谐地说：“你看这个儿子胖的，像个‘地主’。我说秦忠，我们革命这多年，开始打的就是‘恶霸’、‘地主’，你这个贫农怎么养了一帮‘坏东西’？”
人们都被李先念的风趣逗笑了。
李先念说：“小秦。你这屋里太热，搬张桌子和一些椅子，我们上大堤去坐。泡壶好茶哟！”
我们都上了大堤乘凉，望着波涛翻滚的长江，这些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将军们又谈到过去的烽火岁月，一直到了深夜。
第二天，李先念主席又来到纱厂，他让随行人员先回去，独自留在了我的办公室。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了工厂的生产，又到纱厂参观视察。中午时分，李先念对我妻子说：“建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去弄点韭菜来，我们包饺子吃哦！”
中午，大家乐呵呵吃了顿饺子。
那时为了工作方便，我很少回家，工作之余，多半时间都留在办公室里休息。前面办公，后面放张床就是卧室。午饭后，李先念说：“秦忠，你和建华挪个地方，我今天就睡你这张床了。”
后来，王任重副主席来厂视察，也在这间屋里住了三天两夜。两位领导住在这里听我汇报，与我谈心，指导工作，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给当年辛勤工作、艰苦创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许多困难，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从旧中国的废墟上建设自己崭新的工业，无论从人力、财力、技术等问题来说，都是困难重重。那时，我们部队来的干部全是实行供给制，为了节约，都改成了包干制。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李先念主席亲自过问，并批准我和我母亲吃小灶。我看到国家经济困难，群众生活艰辛，就主动取消自己和母亲的小灶待遇，虽然用我和谢建华两人的包干费，要养活几个孩子和我母亲，生活负担确实不轻。
沙市纱厂进行公私合营改造，油厂、电厂进一步扩建，全国上下又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作为纱、油、电三个厂的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又要抓生产，又要搞运动，不光要负责企业的一切工作，还要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市委的领导班子在胡震书记调走后，只有刘晋书记和四个委员，我就是委员之一。繁重的工作及责任压在我的身上，我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命令，努力工作，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1953年，省里领导让我带领沙市纱厂、马口纱厂和武汉市几个纱厂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去青岛学习管理和技术，因为当时青岛的纺织技术和管理走在全国同行业的前面，特别是为了去学习郝建秀新的先进工作法。青岛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临行前，李先念给任质斌①写了封信介绍了我的情况，青岛市委书记任质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青岛的纺织业情况，并将我带去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分配到当时的六个纺织厂学习。从青岛学习回来后才知道，国家纺织工业部计划在湖北荆沙地区建设年产二十万纱锭、一千多台织机的大规模棉纺织厂，同时还要建立一个大型印染厂。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从沙市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花名册中，挑选了一百多名干部，组成新纺织厂的领导班子和各处室的工作人员，并从荆州城以东到原美孚石油公司的几十里地段上组织钻探选址，同时成立临时技术学校培训了上百名学生。此时，为了培养干部，我送警卫员李高弟去医专学习，领导上又给我派了新的警卫员甘诗勤。
新纺织厂的建设分为两期。第一期要完成总计划的一半，同时扩建电厂和新建印染厂。为此，全体工程建设队伍发挥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工作极有成效。
1954年，湖北遭百年不遇的洪水威胁，全省人民投入防洪抢险。武汉的水位高达29.73米，这是历史的最高，处在九曲回肠、地势低洼的沙市所面临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了。长江在荆州地区再次泄水分洪，工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新中国面临着如此严峻的考验，面对经济困难，国家决定大规模的新纺织基地下马，不建了。
这时，市长王锦川同志调往中央从事外交工作，省政府决定让我挑起沙市的重任，担任沙市市长。任命都下了，我一直忙于企业的具体事务，没去上任。省政府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亲赴沙市找我谈话，面对即将承担的重任，我犹豫了，我是一个军人，是个当兵打仗的料，从未想过要解甲从政，于是向王任重副主席谈了我的想法。王副主席听了哈哈笑道：“秦忠啊秦忠，你从当纱、油、电三厂总经理那时起，就转业到地方了，你怎么老想着回部队呀！”
我惊愕了：“可我一直穿着军装，我是个当兵的。那总经理是李主席当时让我临时干一段再说的呀！”
王任重道：“秦忠啊，部队，你是回不去了。你要是不愿当沙市市长，那就调到省里去吧！”
1954年10月，我被调到湖北省工业厅任副厅长。从此，一直在湖北省工交战线上工作，直到1993年离休。
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从军人成为了平头百姓。当年戴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开始从军，当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我走过了我们革命军队跋涉、征战的全过程。捧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我最后一身军装，多少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凭着当年的布衣草鞋、小米加步枪，这支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屡建奇功。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为了解放，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明昭日月，天地永存。那些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军人，是战争的幸存者，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同样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回顾党和人民在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我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展望党和人民在新世纪的伟大征程，我们充满信心和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旗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努力奋斗，现已走进新的时代，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在这与时俱进的时代，我这名普通的老战士倍感欣慰。
在这篇回忆录结束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无限深情地怀念那些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现已牺牲和逝去的战友们，他们将永远受到党和人民的追念!我也无限深情地怀念我们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国人颂扬，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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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任质斌(1915-1998) 山东即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南省委副书记，豫鄂边区党委副书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信南第3团政治委员，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五师鄂豫皖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中原突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长、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

61（归队）


194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往年的早春二月冰雪尚未融化，而这年柳林一带的树木已经返青，枝条上毛茸茸的芽苞挂着晶莹的露珠，鲜嫩的毛竹笋破土而出，早晨的太阳是那样的新鲜，万缕金光洒向大地，整个柳林一片光明。
小小的柳林车站已经忙碌了许多天，大批国民党军队乘着火车“轰隆隆”往南撤去，路过车站的列车为了能多装些部队，从车上抛下不少的物资。这年过年以后，国民党对柳林车站的控制也不似以前那样紧，对外来人口的清查也松懈了下来。虽然在柳林乡下消息闭塞，但凭着一个革命军人的直觉，我知道中国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战争胜利的天平已向共产党倾斜。我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通过当乡邮员的妻弟谢治良和那帮当保丁的穷兄弟，得知我军游击队的活动地点。我向岳父母道别，决定寻找我党的游击队。
向北急行，我终于在信阳北面的平桥找到了我党信阳县委书记段远钟。他带着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平汉铁路两旁，为迎接大军南下，正同国民党军作最后的斗争。
一年多在柳林隐蔽养伤，我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会儿终于找到了组织，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分。从段远钟那里我才知道：自中原部队突围后，经过艰难的1947年，我军从战略防御开始了全面的战略进攻，在全国各战场，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革命成功的基础，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同时我还得知，我中原部分突围部队已分别胜利抵达几个解放区。李先念司令员率领的部队，也改编为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目前已在江汉一带。豫北、豫东已全解放，驻马店都已掌握在我军的手中。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再也呆不住了。为了尽快找到部队，我继续北上，段远钟派人送我直抵驻马店。在那里，我终于找到了信阳军分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余嗣贵，曾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见分外高兴，相互搂着端详了很久。余嗣贵说：“伙计，我听说了你的事，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我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夺眶而出，紧紧搂着余嗣贵不放。这么长的时间与党和部队失去联系，现在找到了部队，真像久别的孩子找到了家。为了找到原部队，我怀揣信阳军分区给我开的介绍信，辗转北上。经过数日的奔波，我终于到达了开封，不久前成立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主席邓子恢接待了我。邓子恢详细了解了我的这段情况，深情地说：“五师部队突围不易，你们用自己巨大的牺牲换取了现在我军的胜利。同志，你受苦了！”
此时此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眼泪尽情地流淌……
两年前，那血与火的战斗又浮现在眼前：跨越平汉铁路时地雷爆炸翻腾的硝烟；抢渡襄河时敌机呼啸着轰炸扫射；坚持鄂西北斗争时弹尽粮绝的艰难困苦。每场战斗，都有我们的战友和同志倒下……虽然我身负重伤，历经千难万险，与部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我还活着，我是幸存者，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是幸运的。组织上的一句暖人心扉的话语，已使我感动不已。
邓子恢随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出。不久，李先念来了，见到原来的老首长，我上前敬了个礼：“司令员……”
李先念瞪大了眼睛，说道：“秦忠，是你呀？！都说你牺牲了，在晋城，追悼会都开过了。你还活着？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李先念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千言万语，两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当得知谢建华正在郑州时，组织上让我先去郑州见妻子，并且为我配了警卫员。警卫员周志芳即随同我去了郑州。
4月，我在二野第二野战医院的一间宿舍里，终于见到了妻子谢建华。自中原突围，夫妻分开已有近三年了，现在夫妻重逢，真是人间悲欢离合的一幕悲喜剧啊!那天，谢建华从外面回来，一进屋，她愣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我。那一刻似乎世间的一切都静止了，好一会儿两人才缓过劲来。不知是悲还是喜，两颗心贴在了一起。有个两岁多的男孩抱着谢建华的腿躲在她的身后，露出一双怯生生的眼睛。谢建华拉着男孩的手，将他送到我的面前：“这是你的儿子，影影。”
“我的儿子？！我有儿子了！”我兴奋地抱着孩子转了几个圈，满腮的胡子扎得儿子吱哇乱叫。
平静下来后，我先告知了我突围后的情况，后来谢建华也讲述了她化装转移后的经历。下面就是谢建华娓娓道出的故事，它将我们夫妻又带入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1946年6月20日，我和“民大”①的学生张学明扮作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子回东北的名义离开了中原军区机关驻地宣化店。
那天我们走了一天，到了罗山的朱堂店，朱堂店还属解放区，我们就住在四十五团团部。第二天，向北走了大约几十里路就进入了蒋管区——我的家乡信阳县城。进城前，我们住在罗山与信阳交界的一个小山沟的独户人家，这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同志为我们买好了从信阳到安阳的火车票。第二天凌晨，他送我们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天才亮。他指了路，让我们自己走到信阳车站。七点半，我们登上北去的火车。刚上火车，我看到一个姓潘的叛徒，他正带领敌人在车上搜查，乘他还没发现，我立即回避，藏身在厕所里，直到车停驻马店才得以摆脱，虚惊了一场。
6月26日，我们到达安阳，买了去石家庄的马车票，却再也没钱住店、吃饭。一路四天，我只吃了两块烧饼，一条黄瓜。此时，我和张学明只剩下一人喝一碗稀饭的钱了。当晚在马棚干草堆里坐了一夜。这一夜真长呀，硬是盼不到天亮呀!人又是高兴，又是害怕。高兴的是出安阳蒋管区不远，就是我们的解放区了；害怕的是前面沿途敌人的岗哨盘查特别严，我们情况不明，怕出问题。
27日凌晨，马车老板喊：“去石家庄的票，上车了！”
上车九个人中就有七人是我们化装转移的同志，大家心照不宣，装着互不认识。马车沿路走沿路被检查，但国民党的岗哨似乎查得并不严。走了二十多里，在蒋管区的出口处，哨兵仅仅只看了一下路证就放行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心里还是特紧张。又走了几公里，突然对面来了一群穿便衣的人，头上都扎着白毛巾，其中三人别着短枪，四人背长枪。他们把马车拦下检查，让那八个人上了车，惟独留我一人不让走。张学明想给我说情，我也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示意他不用管我，赶快离开。张上了马车，随那几个化装的同志走了。这群带枪的人上来三个，七手八脚从挎包里掏出绳子，不由分说将我捆了起来。我不让他们捆，就大叫大闹：“你们想干什么？！我是去石家庄的，为什么把我拦下让车走？你们放我走!明天买票你们得付钱！”
他们是什么人，我搞不清楚，我越不想暴露真实身份，他们越是怀疑，骂我是“女特务”、“女探子”。我毫不示弱，并装着不懂什么是“特务”、“探子”，就骂他们是“土匪”、“强盗”。这时他们就猛打我，并用枪托砸我。我想反正总是一死，就拼命反抗，用脚踹他们，骂他们。这帮人沿路连拖带拽，推推搡搡，奈何我不得。他们也来气了，说我这个“女特务”真难对付。大约走了几里地的样子，我看到村里民房墙上的标语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时，我紧张的心情好像放松了点，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人。我被五花大绑押着走了近十里路，来到一个村庄，进了一家院落。这时只有两个人看管我，另外几个人进屋去了。我的心突然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要把我枪毙在这里？一会儿，先进屋里的那几个人出来，叫了一声：“把女特务带进来！”
听这样一叫，倒使我突然平静下来了。这是我们自己人！
进了屋，那墙后竟有一个地道口，我被押了进去。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我才发现这是个地下指挥所。里面还站着几个人，我环视四周，一眼认出一位穿军装的人是我们五师十三旅的李参谋。他见到我，一下子也呆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好一会儿才说：“怎么搞的？是你呀，小谢。快松绑！松绑！”
那几位穿便衣打我的人，也愣住了。
李参谋边给我解绳子，边说：“怎么搞的，怎么把自己人抓起来了？”
原来那几个穿便衣的都是我们的战士，他们面面相觑，说道：“亏得是参谋认识她，不然的话非把她当特务处理了不可。在路上她说自己是回东北去的教授夫人。一个大学教授的夫人，一无行李，二无钱，三无服装，头发又那样的短，所以看着不对头，便把她抓起来了。”
另一个战士说：“我们心里也在打鼓，她不像教授夫人，倒像个当兵的。可抓她时，她又踢又骂，厉害得很，国民党哪里有这么厉害的女特务呀！”
误会消除了，战士们一个劲儿地向我赔礼道歉。找到了组织，找到了部队，这比什么都重要，受那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当晚，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了。我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他们那样打我，用枪托砸我，确实受伤不轻。当时肚子痛得厉害，怕是动了胎气，已开始出血了。李参谋调来指挥车，连夜把我送到大军区医院。这时我的心里很平静，想到不管是死是活，总算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那几天，我得知中原部队已经突围，心中也宽慰了许多。首长和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秦忠，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这些中原化装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同志们，时刻惦记着中原突围部队，也密切关注着部队的行踪。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首长、战友，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每天都从电台打探中原突围部队的消息。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和欢欣，每一次战斗的险境，也增添着我们无限的担忧和牵挂。我们就在这样的日子中等待，倍受煎熬。在这样的等待、煎熬中，我们的孩子出世了。
1947年3月，在山西晋城休整时，有人在背后说：“小谢的爱人在桐柏战斗中牺牲了，她还不知道。领导说，不能让她知道，她的孩子太小了。”
这是我隐隐约约听到的，虽然我们干部队中有两个姓谢的，可我心里总怕不幸的事降临到自己身上。
中原南路突围部队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后，秦忠也一直没有消息。7月5日上午，家属队一队协理员黄宏儒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开大会，全体人员都要到，你就值班守电话吧！”
我当时想，为什么不留通信员守电话，却偏偏留我？是什么大会不让我参加呢？心里不平静，联想到平时隐约听到有人说“小谢的爱人牺牲了”的事，今天是不是开追悼会呀？越想心里越害怕，一股凉气从后脊梁骨窜上了头顶。于是，我顾不得许多，把门一关，抱起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北石店赶到了南石店。一进村就听到了哀乐，我的心似乎要跳了出来，双腿也迈不开步了。好不容易走到小礼堂门口，进去向左一看，第九名就写着“秦忠烈士灵位”。我只觉得天旋地转，眼睛一黑，不知怎样就倒下去了。后来听别人讲，我昏倒在地，别人把孩子抢接过去，怕把孩子摔坏了。等我醒来时，才知道自己躺在诊所里。我痴痴呆呆望着一个同志抱着我那未满八个月的孩子，大家都在流泪，我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喊道：“秦忠，你不来看看你的儿子了！”
李先念司令员主持召开中原突围团以上的牺牲干部追悼会后，特意来看望了我。8月5日，李司令员率领部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由晋城开拔南下前，我强忍悲痛，和一些女同志一起也要求跟随部队出征，但未能获准。我们只有在山西晋城留守待命，那段使人倍受煎熬的日子，我时常如在梦幻之中，眼前好像总是出现秦忠的影子，为了纪念牺牲了的丈夫，我将孩子取名叫“影影”。
1948年10月下旬接到通知：五师晋城留守处、家属队剩下的原五师干部南下，跟在二野十纵队后面走，过黄河，到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当时干部大约有三十人，加上孩子和通信员及家属，共约八十人，我和任泊同志带队，她是队长，我是副队长。我们一行基本上都是妈妈和孩子，再就是勤杂人员，而且女同志都是爱人牺牲或下落不明者。那些丈夫活着的女同志，不久前都陆续带着孩子被接走了。说句难听的话，剩下的我们，都是“活寡妇”和“死寡妇”。“活寡妇”是未接到丈夫的死讯（未正式通知的），只是下落不明；“死寡妇”就是接到正式通知，丈夫已牺牲了的。到了开封，我和任泊先去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并汇报了我们三个月的行军和干部情况。仅过了三天时间，我们都分配到岗位上了。
我被分配到二野总后勤部政治部任民运干事。到单位的第二天，组织上又给我发了三块现洋的抚恤费，我当时讲：“南下时，组织已给发了三块现洋了。”
侯主任哈哈一笑，我不知他笑什么，他说：“小谢，你真是个老实人，现在发的是组织上的关心嘛！是为了照顾孩子的困难，不会说你多领。”
侯主任收住笑容接着说：“小谢呀，这算什么呢？人牺牲了，就值这三块钱吗？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一点关心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向组织上讲。”
当我将这三块现洋连同上次发的那三块一起攥在手里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说什么好。
局势发展很快，二野总后随军继续南下，准备解放南京。我背着孩子，随机关行动，浩浩荡荡的队伍像滚滚洪流向长江边进发，我铆足了劲拼命工作。部队行至合肥，突然接到要我返回中原局组织部的电报：谢建华同志接电速返中原局组织部。你爱人已查明他在江汉军区独立旅任参谋长。
我惊喜万状，立即从合肥回到驻开封的中原局组织部。赵科长和郑奇英（郑位三同志的女儿）要我马上动身去江汉军区，并说：“秦忠已改名为秦辉燕②”我当时想：秦忠在那里工作，为什么不来接我和孩子呢？原五师到江汉军区工作的同志那样多，谁不知道我在晋城高干会上寻找秦忠的事，大家都非常同情我。为什么秦忠连问都不问一声呢？工作再忙也得派人来接呀！我对此疑惑不解。当时赵科长说：“这好办，发个电报请他来接你和孩子好了。”
组织部直接发电报通知秦辉燕。很快，秦辉燕回电说明：他不是秦忠，他也是黄安人，按秦氏家族辈派来说，他是晚辈，应该叫秦忠为叔叔。秦忠、谢建华同志结婚，他知道。组织上搞错了，他至今尚未结婚。听说秦忠同志已牺牲在桐柏山。请组织上征求一下谢建华同志的意见，如愿意来江汉工作，他可派人来接；如不愿意，请组织转告谢建华同志，若有困难需要他帮助，请她来信，他将尽力帮助。
这个秦辉燕又名秦振，一字之差，不是秦忠。
事情搞清楚了，突来的惊喜也随之而去。我想再回部队去，可原机关已跟不上了，中原局组织部只有将我另行分配到二野第二野战医院任指导员工作。这时，医院驻郑州。
此后，我对秦忠是否幸存，更不敢往好处想。
这天下午，儿子小影影拉着我到街上去玩，在一家小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皮球，儿子高兴地玩起来了。正向店外走，看到街那边我的通信员王有根正在东张西望地找什么。我叫住他：“有根，你干什么这样急急忙忙的？”
他急忙跑过来，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快，快回去！家里来客人了。他叫你回去。他在看着墙上小影影的照片。我看他的模样像是小影影的爸爸。”
我听了后批评他：“胡说些什么呀？”
有根又说：“真的，你不信就回去看看嘛，可像小影影了！”
我惊诧不已，急忙赶了回来，这就见到了你。
谢建华平静地讲完了她的故事。夫妻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该有多少呀！
天黑了下来，夫妻俩有说不完的情，道不尽的意。这时门被推开，从外面风风火火闯进来一位女同志，洗白了的军装穿在身上虽有点显大，但英姿不减。我看似眼熟，可一下子没想起她是谁。谢建华赶紧招呼她：“小张，快进来坐。”
那女同志紧紧盯着我，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扑扑直落。她慢慢走近我：“政委，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一看，是张银素，1943年我在太行一军分区任供给部政委，她是我们被服厂的管理员，我还是她和刘清部长的媒人哩!我惊喜万分，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她：“张银素，是你！你怎么在这里呀？”
张银素“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秦政委，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谢建华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诧异问道：“小张，你们认识呀？”
张银素抽泣着：“认识呀，他在太行时是我的政委，那时叫秦懋书。小谢，我原来问过你，可政委改了名字，我真没想到他是你的爱人呀！”
我赶紧拉张银素坐下：“小张，你怎么会在这里？刘部长现在怎么样？快给我说说。”
张银素慢慢安静下来，告诉我说：“我在外面听说谢建华牺牲的爱人活着回来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没想到遇到的是政委。刘清现在是第二野战军的后勤部长，随刘邓大军南下了，最近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我未能随行，就留守郑州了。也巧，正好同谢建华住一间房。不久前和谢建华聊天，见她只身带着孩子，才知道她爱人在桐柏山牺牲了。当得知她爱人姓秦时，我的心“咯噔”一下悬了起来，我想会不会是我原来的政委秦懋书呀!我问过谢建华，她说她爱人的名字叫秦忠。我还说过：‘那就不是了，那就不是了。’没想到呀，政委你改了名字，真没想到你死里逃生，我还能见到你。”
与妻子和战友重逢，其情乐融融。长期颠沛流离，我又黑又瘦，胡子头发老长。谢建华借来推剪为我理发，张银素打来热水为我洗脚，替我剪脚趾甲。使我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妻子的爱，战友的情，将我这个硬汉子都融化了。
5月初，接到通知，让我去开封开会，原来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当年12月改称中南局）成立大会，地址在河南大学内，当时留在后方的团级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前，大礼堂坐满了人，我和另几位原五师的同志在走廊上遇到了李先念、林彪和罗荣桓一行领导。当时在军中，林彪的名声挺响，大家都知道那是位赫赫有名的战神。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曾是我们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我离开延安回华北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林彪，他那瘦削的面庞没有表情，显得十分冷峻。李先念还是那样和善可亲，老远见到我就打招呼：“小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上前向各位首长敬礼，李先念将在场的几位同志和我介绍给林彪和罗荣桓。林彪一一同我们握手，当介绍到我时，李先念特别强调：“秦忠，这也是我们湖北黄安人。从红军干起，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中原突围两次掩护主力部队脱离危险，特别能打。”
林彪握着我的手，回头对随行秘书说：“把他的名字记下来。”
这次大会上，宣布中央任命林彪为华中局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叶剑英为第三书记。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上海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不日即唾手可得。华中局成立大会刚开完，李先念派车来接我，说有紧急任务。我想肯定是让我回部队带兵打仗，于是急匆匆前去领命。李先念见到我说：“时间很紧，你先吃饭，吃完饭马上跟我走。”
“司令员，让我去哪里？”
“来不及细说，跟我走就是了。先去郑州把你爱人谢建华接到，我们一起南下，去湖北。”说着，李先念让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碗稀饭和两个馒头。我喝了两口稀饭，嘴里包着馒头，就带着警卫员周志芳出发了。
李先念带领我们一行人从开封乘火车到达郑州。我先去二野第二野战医院找到谢建华和孩子，也来不及细说就带着她母子俩在郑州火车站集合，上了开往南面的火车。火车到达漯河，因南下铁路中断，后改乘汽车。
李先念乘着一辆美式小吉普车走在前面，我上了一辆十轮大卡车。与我同车的有李天中和他妻子孙淑英，还有罗世初、高秀玉两口子以及各位的警卫员。同行的还有警卫部队一个营。
汽车驶出漯河，颠簸前行。走舞阳，过南阳，到达樊城（当时从漯河到武汉还没有直通的公路，有些路段也不能通行汽车）。沿途的公路上都是我们的部队，那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似滚滚洪流，向南、向西挺进。看到这一切，我们心潮澎湃。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嘹亮的歌声、号声、汽车的轰鸣声、队伍行进的脚步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一支雄壮的交响曲。
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我们的党和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蒋介石气数已尽，快完蛋了！革命就要成功了！
我们一行随李司令员日夜兼程，从樊城经孝感进入黄陂。5月下旬从武汉的北大门岱家山随着大部队开进了华中重镇——武汉。
国民党丢弃了统治多年的武汉，匆忙向南败退溃逃，武汉和平解放了。我们部队进驻武汉，李先念司令员对我们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流血牺牲，奋斗了二十年，革命终于成功了。打天下难，保政权更难。我们到了武汉，就是要管好湖北呀!”
到达武汉，我们先驻扎在汉口江汉关旁的日清洋行大楼，韩宁夫同志从武昌乘船来迎接李先念和我们随行人员。我们乘轮渡到武昌，先在蛇山附近的阅马场红楼住了下来，从野战军手里接防了武汉。没两天，我们一些随行人员搬往华英旅社，与李先念司令员分了手。不久，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原军区军政大学（后改名为中南军政大学）任二大队的大队长，学校驻在汉阳归元寺一带，我领命赴任去了该校。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军排山倒海般向南、向西进军，国民党丢盔卸甲向南逃窜，大片的国土解放。这些刚解放的地方急需我党我军的各级干部。为了接收和管理新的解放区，中南军政大学正在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中南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均由军区首长兼任，张水泉担任副校长，余潜担任副政委。学校下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均有上千的学员，学员基本上是部队和地方连、营级干部，还有部分新招进来的进步学生。我大队根据情况又将学员分为三个中队。此时，谢建华任我二大队的机关指导员。学校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及我党相关的政策。学校后来迁至孝感。
10月1日，我们通过广播听到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发出的声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人们欢呼、跳跃，学校的上千干部和学员汇成一片，像那欢腾的海洋。我心潮澎湃，我们党和军队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元月，我接到通知，急忙赶赴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接受命令。政治部梁必业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去广州在新组建的中南军区公安纵队任副政委兼师政治委员。我接到任命非常兴奋，又可以带兵打仗了呀!
马上就要离开武汉去广州赴任了，湖北，我的家乡，多年的离别使我思念，短暂的归来使我眷恋!回湖北时间不长又要离开，真有点舍不得呀！我回黄安老家探望了老母亲，又逐一去向我的一些老首长和战友们道别。
见到李先念（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先念说：“秦忠，你小子也不告诉我一声，怎么说走就走啊！现在胜利了，全国都解放了，我们一起在湖北多好。你跛着个裸腿，去么事广州呀？！”
我说：“司令员，我就想回部队去，带兵打仗。”
李先念说：“我说你呀，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还是留在湖北，我们一起干几好！”
我为难地说：“可命令都下了，我得服从呀！”
李先念哈哈笑道：“哎呀，这好办，我给梁必业主任打个电话，就说你另有安排，不去广州了。”说着话，李先念果真拨通了四野政治部的电话，就这样，我被李先念留了下来。作为军人，我一向服从命令，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这样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虽然我一直穿着军装，但从实际意义来说，留在了湖北，我将不再是个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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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大”，即“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②  秦辉燕（1917—1967），又名秦振，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保卫局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特派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长，冀南第一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第一军分区镇(安)郧(西)旬(阳)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独立第二旅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一六七师政治委员，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60（望断南飞雁）


炮声已经稀疏，枪声也渐渐远去。
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前一片黑暗，却不知身在何处。脑袋像炸裂般的疼痛。这是什么地方？我现在在哪里？我怎么了？过了好半天，这才想起杨秀坤旅长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身负重伤的我，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了两天；敌军步步紧逼，死追不放；部队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将我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部队哪里去了？我要找部队！……
我拽开盖在脸上的稻草，试着动了动那条负伤的腿。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叫了一声。只听身边有人轻轻说：“千万别出声，‘大帽子’还没走。”
国民党军头戴大檐帽，我知道老乡们管他们叫“大帽子”。我忍着痛没敢乱动，那人又用稻草盖住了我的脸。这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那是翻毛皮靴踏在地面上发出的沉重的声音。我睁开眼睛透过盖在脸上的稻草缝隙，看到一个老乡手拿树枝叉棍，在这牛棚里慢腾腾地拢草。棚外的敌人停住脚步，朝老乡吼道：“喂，你这里藏了新四军没有？”
老乡不停地拢草盖住我，对敌人说：“没有，新四军早就跑远了。”
“我问你藏了他们的伤兵没有？”
“老总，你可以看看，我这破屋哪里藏得住人呢？”
敌人到屋里面翻腾了一会儿，没进牛棚，骂骂咧咧地走远了。
老乡蹲下来，扒开我脸上的草说：“你已昏过去快两天了，‘大帽子’来了几次找新四军的伤员。我没法，只有把你放在牛棚里。”
“谢谢你，老乡。我的部队呢？”我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别动啊，你伤得不轻哩！你们的人往东走了都快两天了。”
我环视周围才发现，老乡在牛棚角落里挖了个坑，将我安置在坑中。上面盖上稻草和牛屎，敌人在外面是看不清昏暗牛棚中的我的。
此刻，一位大婶进了牛棚对我说：“‘大帽子’查得太紧，我家打眼，保长又天天追着不放。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今晚就把你转到别家去。”
当夜，老乡夫妻俩把我抬到了村里另一户人家。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老爹爹白天下田、打柴，老妈妈放养了一条牛，看样子他们都是善良的穷苦农民。像第一家处置一样，老爹爹连夜在牛栏里挖了一个坑，铺上稻草，将我放在里面，再盖上稻草和牛屎。老妈妈每天来给我送饭送水，为我洗伤口。每次老妈妈来时都以拍草三下为暗号，而别的时候草响，我是不能动的。为了避免敌人怀疑，老妈妈除了为我送饭或洗伤口，平时不来牛栏。我躺在牛栏里不知时间，也不知到外面的情况，更不知这是什么地方。伤口的疼痛折磨着我，人不能动，可思想活动却非常激烈。想部队、想首长、想战友们。想得最多的是我军打回来了，救我出去了，自己回到了部队。
我十三岁参加红军，负过四次伤。前几次负伤时，部队都没丢下我，同志们抬着我行军打仗，从没离开过部队，离开过同志们，部队就是我的家，战友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可如今，我身负重伤，陷入困境，孤独和寂寞袭来，伤口疼，可心更疼。
好多天过去了，没有药治疗，伤口感染化脓。钻心的疼痛让我多次昏厥。有一次，老妈妈进牛栏连拍了几下草，见我没有动静，赶紧将草扒开，发现我昏迷不醒。老两口将我抬进屋中，又是灌水，又是搓揉，终于把我弄醒了。原来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额头滚烫，满嘴燎泡。老妈妈用冰凉的井水浸湿布片，搭在我额头帮我退烧；老爹爹采来草药，煮熬后让我喝下。几天以后，他们将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伤病中的我整天迷迷糊糊，幻想百出。想着想着，我这流血不流泪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淌满脸颊，那真是：重伤罹病困此间，藏身牛栏有谁怜。老天不管人受罪，叫它万句也枉然。
在老妈妈家里一呆好多天过去了。敌军追赶我部队去远了，但敌保安团、乡公所武装和保甲长三天两头来村里查找新四军伤病员，不得已，老爹爹又将我放进牛栏里隐蔽。可这样下去不行呀，总有一天会被敌人发现的，如被敌人抓捕，自己牺牲了是回事，还会殃及乡亲们，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呆不住了。我对老爹爹和老妈妈提出来要走，老两口劝我留下，说部队走远了，你也追不上，路上危险，出了事他们没法交代。身上有这么重的伤，往哪里去呢？
我无论如何不能连累老乡，执意要走。老两口问我要去哪里，我说向北，一定能找到我们的部队。老两口没办法，只得同意。老妈妈给我换上打满补丁的便衣，将一顶破草帽扣在了我的头上。老爹爹用树枝给我砍了根拐杖，乘夜送我出村。他挑着一担沙锅装扮成一个买锅的在前面带路，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跟在后边。漆黑的夜晚，没有一点星光，我不辨东西南北。此时虽是早春，可乍暖还寒，冰冷的夜风吹得人全身发紧。我想好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的，现在患重病在身，腿上长了个大包，我要乞讨回家。其实我已暗下决心，我要朝北走！北面是我们晋冀鲁豫根据地。再不，就向西北走！那里是我们的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就在那里！
老爹爹不时停下来搀扶我跨沟过坎，我心里不断涌出阵阵热潮：多么好的乡亲呀！我一路上询问老爹爹：“老人家，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你村子的名字，终有一天我定当报答。”
因为我听别人叫他“老李”，但老爹爹却告诉我他姓陈。我心里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谁帮助了共产党，若被发现谁将遭来杀身之祸。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老乡们舍身忘死帮助共产党，但也适时隐蔽保护自己，老爹爹不愿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实属无奈，我是可以理解的。
天快亮了，老爹爹停下来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下面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你不要感谢我，只望你早日安全找到你要到的地方。”
老人走了，我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蒙蒙的晨曦中，空旷的原野上只剩下我孤独的身影，我拄着拐杖坚定地向北走去。我一定要找到部队！一定要找到党！
为了避免遇到敌人，我只能昼伏夜出，白天藏在树林荒野中，夜晚慢慢跛行。走了好几天，老妈妈为我准备的几个红薯吃完了，饥饿折磨着我。可最要命的是伤口化脓，高烧又起，晕头转向。我在孤山野坳里寻找泉水洗伤口，没有食物就沿途要饭。此时骨瘦如柴、虚弱不堪的我，一步一跛，走走歇歇。眼见一个小村庄，半天走不到，望着一个不陡的山坡，一天半日也上不去。下山时，腿又蹬不住劲，几次从山上滚摔下来，昏迷不醒。不知讨了多久的饭，见不到我军的踪迹，也打听不到我军的任何消息。我离开老妈妈家是装扮成要饭的，现在不用装也是要饭的乞丐了。
走了许多天，记不清是什么日子，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一天走不了二里地，好歹离开了山区。我认为朝北走一定能找到部队，晴朗的夜晚还可以凭北斗星辨别方向，可一连数天的绵绵春雨，根本就无法判断方位。白天躲藏，夜晚行走，想问个路都找不到人。淫雨浇透了我的全身，我晕晕糊糊在泥泞中挣扎，实在累得不行了，找片树林歇息，可离开时，竟将唯一能遮雨挡日的破草帽也遗忘在大树下了。
又走了几天，我发现前面有一片似曾见过的松树林。我跛了过去，决定在此休息一会儿。背靠大树刚想闭眼打盹，竟意外看到了几天前我丢失的那顶破草帽。天哪！我走了好多天，原来绕了一个大圆圈，现在又回到了原起点。这么多天的路白走了！我一下子垮了下来。何时能走到华北根据地？何时能找到部队和同志们？我几近绝望，在这没人的树林里嚎啕大哭起来。天有四方就黑了五方呀！我不知往哪里去找部队。这真是荒野茫茫，无限忧伤，风筝断线在飘零，病舟脱缆任游荡。孤苦伶仃，部队在何方？天涯路遥举目望，何日归队拿起枪？
过了许久平静下来，我知道在这危难的时候，我是一个斗士，是共产党员，哭泣解决不了问题，气馁会前功尽弃。我一定要战胜困难，活着就是胜利！
我坚定了信心，朝北，继续一步一步地跛行、跛行……
又过了许多天，我来到一个村子。这时负伤的那条腿糜烂流脓，我已经不能走了，几乎在爬行，爬到一家就讨点饭吃。人家看到我这副模样，生怕我死在他家门口沾了晦气，赶紧给一个红薯或半个馍，打发我离开。由于口音不对，我也不敢问人这是什么地方，又怕狗咬。可你怕什么就来什么，村里的狗认准我是个要饭的，对我呲牙咧嘴汪汪狂吠，为防狗咬，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挥杖打狗。这真是虎落平阳任狗欺呀!
我艰难地爬到一座庙前，想到这庙能遮风挡雨，能躲避狗咬，于是翻过庙的门槛，爬到菩萨身后躲了起来。这庙虽不大，但还是有人前来朝拜。敬香的老百姓将馍馍当供品摆在了供桌上，磕罢头就到庙外讲话去了。见庙中无人，饥肠辘辘的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抓起供品就大咬大嚼起来。庙外的人闻声赶进来，两个年轻人见我这样，抄起东西就打。任凭扫帚落在头上，饿极了的我不顾一切将馍馍塞进嘴里。一老者见状，吼住那两个年轻人：“住手，你们没看见他饿的那样，人要是经得住就不会这样。你们会把他打死的，这也下得了手？”
老者叫人端来一碗水。就着这碗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些供品，泪水流进碗里，又喝进了肚里。
老者问我如何落泊这般。我没敢暴露身份，只说是被国军拉夫出来，患病罹难才讨饭至此。老者叹息道，这是什么世道呀!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到了方城地界。当得知我要去华北时，老者惊得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你这样还能去黄河北？那可有上千里呀！”
我这才知道，去华北的路是那样的遥远，我这样，到不了黄河边就会死在路上的。天穹苍苍，荒野茫茫，我该怎么办呀？这时我想起了妻子谢建华，她的家不就在信阳吗？我向老者打听信阳。他告诉我向东南走，不到三百里地。于是我想先去信阳，找到谢建华家，她父母都是穷苦人，我这个女婿去了，也许能在那里暂且栖身。谢家如果能收留我，待养好伤再去找部队也不迟。打定主意，我对老者谎称：我父亲的朋友在信阳，要不，我就先去信阳。
善心的老者为我准备了干粮，给我指明方向，送我上路。
我沿路乞讨，向东南方向跛行。伤口烂得更加厉害，每到一地，我总设法讨点盐，化水洗伤口。盐水洗伤产生剧烈的疼痛，几次我都疼昏了过去。行军打仗不能没有腿呀，为了日后能重上战场，我一定要保住这条腿，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
不知又走了多少路，也不知是什么日子。从老妈妈的牛栏里开始上路时还是春天，可这会儿已是盛夏了。我又看到了大山，知道大概离信阳不会太远了。
一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天快黑了，我走进一条山冲里，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恶狼。我正在一口大水塘埂上站着，恶狼死死地盯着我，看得出这是只从狼群中被撵出来的衰老孤狼，它没有群狼的锐气和杀性，但它要生存就得吃掉比它更弱的生命。老狼的皮毛已失去光泽不再油亮，像乱草般支棱着，可那凶残的双眼仍闪着阴森贪婪的绿光。那狼和我保持着距离，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我知道它在寻找我的弱点和破绽，随时会对我发起攻击。我紧握那支树根拐杖，绷紧了头皮，随时准备和它搏斗。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一步不挪地瞪着它，四目相对，就这样僵持着。这真是在比耐力，比意志。眼瞪着老狼，可我的心在哭，想到自己参加红军以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和艰难险阻，可从没像今天这样软弱无力。首长和同志们，还有建华，你们哪里知道，我没有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今天却要死在狼嘴里，又有谁来证明这一切呢？
我瞪圆了眼睛，紧握木拐杖狠狠盯着老狼。那狼或许是惧怕我的毅力和木棒，久久不敢进攻，蹲坐那里一动不动。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丧失了斗志，谁就成为牺牲品!
天黑了下来，正当我万分苦愁无奈时，突然从北面冲出两个赶集的人，真是老天有眼呀，他们看到恶狼正威逼我，便大吼一声：“呵嘁！讨饭的，你不要命了，看狼要吃了你！”
这两人举起扁担将狼赶跑，对我说：“你命真大，我们原想走大路，因天要下雨，已经黑了，才改走小路。这倒救了你。你看，好险啦！”
危险过去，紧张的心松弛了下来，饥渴伤病的我几天没吃东西，刚才又受到惊吓，这会儿一下子瘫软在地。他俩见我这样像个死了没埋的人，顿生怜悯之心，要我随他们一块儿走。他们把我背回家，先给我灌了点米汤，后又将仅有的一点猪油炒饭给我吃，我这才缓过劲来。这家的大儿子也被国民党军拉夫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所以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
我在这好心人家中休息了两天后继续上路，向南走去，沿途乞讨。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活着找到信阳谢建华家，一定要找到部队找到党！
一连走了几天，为了避免狼或其他野物的袭击，我不敢再走夜路，天黑前尽量赶到有人烟的村庄，钻进人家的柴火垛里过夜。记得有天下午，我赶到一个村子歇息，见一帮人在村边议论。原来是两家人买卖田地找人写地契。执笔者文化不高，田埂的“埂”竟不会写。一群人正犯愁，有人见到我，就说：“看那个要饭的会不会写。”
忽然传来一阵哄笑。
“做啥子嘛！问问怕啥子！”
那群人向我走来。我告诉他们：田埂的“埂”就是一个“土”字边加一个“更”。
那群人都睁大了眼睛，没想到一个讨饭的还会写字。执笔者就势将毛笔递给了我，让我写这地契。我接过笔，按他们的叙述帮着写好了地契。这群人十分高兴，一定要请我吃饭。这晚，我被当作上宾坐在了饭桌的上席，享受他们的酒肉款待，这是我大半年来吃得最好的一餐饭。我感慨万分，没想到在部队刻苦学习文化，学会了写字，现在竟能混碗饭吃。他们留我夜宿，第二天还给了些干粮送我上路。他们告诉我，信阳在南面，已经不远了。
山上的树叶开始黄了，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看见了铁路，沿铁路南行，我见到了小车站月台上的站牌写着“柳林”，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
柳林车站就那么大，我向一个放牛的老人打听，被告知，车站南头的乡下，前面那个茅草屋就是谢家。我一步一拐拖着虚弱的身子，跛到谢家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问，此时的心情更紧张、更复杂。沿着谢家转了个圈，仍不敢进去，我又跛到谢家旁边的小山沟里。这时，一个中年人（后得知他姓王）扛着梯子走过来。我鼓起勇气说：“大哥，我父亲和谢香久是结拜弟兄，麻烦你请他来说个话吧。”
中年人去了不久，从谢家那边过来一个年轻人（内弟谢治良）。此时的我，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褛，拄着棍子，跛着腿，浑身上下一股臭味。他见状，不敢拢我的身，离我老远怯生生地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我有气无力地说：“你走近点，我有话说。”
他朝前挪了两步，我问清楚了他是谁，刚想开口，可话到嘴边还是不敢讲。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说：“我姓秦，谢建华最近有信来没有？”
在中原突围前，谢建华曾抽空回过柳林，她在军中的情况谢家可能知道。年轻人一听这话，紧张地环顾四周，忙说道：“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跟我回家再说。”
他把我搀扶到那茅草屋里，让我坐下后，就进去叫父母亲。此刻，我真感到无颜见二老。岳母很快就出来了，招手让我进屋，并询问我。我详细讲了我和谢建华如何结婚，部队如何突围，我又如何负伤遭难到此。我告诉二老，原本我一心想到华北找部队，因身体实在不行，只有到这里请二老帮忙。
谢家原本就同情共产党，女儿也在新四军，对我这个落难的新四军女婿自然不会拒绝。岳父母全家热情地接纳了我，留我隐蔽养伤治病。
我在谢家留了下来，为遮人耳目，我称岳父母为“四叔、四婶”，对外说是因为躲壮丁才到这里。为防敌人查找，我改名叫“陈定国”。
抗战时期，国民党丢下中原半壁河山，逃之夭夭，柳林沦陷，人民生活在日伪统治的铁蹄下。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在此曾开展抗日活动，我部队和游击队也经常到此，我党地下组织也在此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很快占据了平汉铁路线，柳林车站地处武胜关北的咽喉要道，这里就成了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原军区突围时，北路军正是从柳林车站突破封锁线，打过平汉路的。国民党军对此地极为重视，除置重兵把守外，还强化了当地保甲制度，国民党在柳林不光有正规部队，还有保安团、乡公所及各保的保丁等武装。国民党实行残酷的镇压，我党在柳林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不得不转移他处，此时，柳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国民党当地政府和武装经常清查人口，到处张贴布告：“抓到新四军有重赏”，“知情不报犯法”，“窝藏新四军，就是通匪”，“通匪者满门抄斩”。
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岳父家收留掩护我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我担心连累岳父，说是停留几天，待腿伤稍好点就走。可岳父说：“这里看似危险，其实只要你注意点，我家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岳父谢香久为人耿直，行侠仗义，广交九流，在当地的穷苦人中颇有威望。谢家早年与我党就有接触，是我铁道地下党信阳柳林片的秘密联络点。岳父历经多次国共两党各自控制柳林又变更的阶段，有着相当丰富的对敌应变能力，他尽量不去招惹国军部队，同当地的国民党乡政府保持距离，同那些保甲长们又设法搞好关系。因他在当地有些威望，保甲长们也不敢小觑他，加之几个保甲长都是当地人，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要为自己留后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绝。
柳林当地的乡政府严格实行外来人口登记制度，惟恐共产党渗入柳林，并通过登记来查找搜寻我中原部队突围时的伤病、失散、掉队人员。
当保里干事来谢家登记外来人口时，我十分紧张，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说是为了躲壮丁才来投奔父亲的结拜弟兄。问到年龄，我无意中直说了真实的年龄。那个保干事看了我一眼却说：“外来人都要登记，上峰查得紧，公事公办，我也没办法。董甲长给你作了保，你不能随便离开哟。既然是谢四叔的亲戚，我就给你填个三十五岁吧，三十五岁以上的就不会拉你的差了。”
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岳父又托人找关系，将几个穷亲戚安插进柳林车站外的保里当保丁。这些保丁平时频繁出入谢家，这样一来，只要国民党县政府、保安队和乡公所抓得不紧，柳林车站这一片的乡保情况，基本控制在这帮穷兄弟手中。我在这种情况下隐蔽养伤确实是安全的。经岳父母多次耐心的劝说，我留了下来。
虽然我留下来养伤，但谢家十分清贫，没有药物治疗，营养也跟不上，我的伤口溃烂十分厉害，很长的时间无法下地，行动不便。
天渐渐凉了，伤口还未愈合，但我基本上能拄着拐杖走动了。
我常常倚着门框抬头望着行行大雁往南飞去，思绪又飞向遥远的北方。我思念部队、思念战友、归心似箭。加之长时间住在岳父家，也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我再次提出要走，找部队去。
岳父再三劝说我留下，一是因我伤还未好利索，出去后不方便；二是如果暴露身份，被敌人抓去了，他无法向共产党交代，也对不起女儿。还有一点，他欲说又止，于是请来了当地的甲长，也就是我的保人董蓝田。不知董是谢家的哪门子亲戚，岳父让我管董蓝田叫“姨父”。
董蓝田为人老实本分，在日伪时期就是这一带的甲长，明里应付日伪，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放后，我才知道，董蓝田是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党的地下组织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敌人堆中的他，因同组织是单线联络而幸免于难，但从此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就此隐蔽了下来。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柳林，他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岳父和我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知道信阳这一带国民党的乡保制度极严，国民党军四处设卡盘查新四军，因此要出远门必须由当地乡保开出路条证明才行。董姨父来了，我想着正好请他设法搞路条。
董蓝田说：“陈定国，你不能走！也走不了！我这个甲长没法给你开路条，只有到街上（柳林镇）才行，你去那里不是在找倒霉？没有路条你怎么走？你住在谢四叔家，是我给你作的保。你知道，信阳上面实行‘五家连坐’法，乡公所三天两头查人口，你要是不在，不光我没法交待，这隔壁左右几家邻居都要受牵连，你四叔、四婶更是脱不了壶。”
听了董蓝田的一番话，我才知道如果我走了，岳父母及乡亲们为我要担多大的风险，我要是只顾自己一走了之，这些乡亲们怎么办？原还想说什么，这下不得不把话咽了下去。我暂时打消了要走的念头，继续留在了岳父家。
岳父请来街上的郎中彭松桥精心为我治伤。彭先生常年在外行医，回柳林的时候较少，柳林乡下那小地方的医疗条件很差，由于没有特效药，彭先生只能用中药治疗，经过很长的时间,伤口才慢慢愈合。我在岳父家帮忙做事，渐渐同隔壁的邻居和附近的穷哥们熟悉起来。
冬去春来，大雁又从南往北飞了。
我的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思念部队和同志们。柳林车站南来北往的列车上依然全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多次打听，没有一点我军的消息。国民党的保安队和乡公所三天两头清查人口，岳父的那些当保丁的穷亲戚尽量应付上面的检查，我在柳林确实是安全的，即便是这样，除了岳父、岳母和大内弟谢治良外，其他的人，包括谢建华的另几个弟妹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岳父常去车站做些小生意，收些柴禾和山货然后再卖出去。我在此帮忙，对外就成了帮工的伙计。一天，那几位当保丁的穷亲戚悄悄问我：“陈哥，我看你像‘四老板’（原敌伪顽占领区或根据地边缘区的老百姓都私下里称呼新四军为‘四老板’），对吧?”
我心中暗暗一惊，这要说出去可非同一般。我强装镇静笑答：“我哪里是什么‘老板’，四叔当家做生意，才是四老板呀！”
大家都会意笑了起来。有人说：“陈哥，你放心，别看我们都在扛枪当保丁，那都是日大瞎。‘龚’（共）大哥在我们心里才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
我心里涌出阵阵热潮，但还是压着不动声色。
他们又说：“陈哥，你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就吱声。我们知道你呆不住，要走，可这个时候你也走不了呀!以后你要是走出去了会遇到什么，我们不敢说，不过现在你放心，有我们在，你是绝对安全的”。
后来我才知道，1948年是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全面战略进攻的一年。在柳林的小小天地之外，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在柳林乡下这个小地方，仍没有我军的消息，敌人对交通线控制非常严密。日复一日，铁路线上还是国民党军的火车在行驶。乡公所原对我的身份就有怀疑，后都被岳父和那帮穷亲戚应付过去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外来人口在乡下呆着没事，但一出柳林，就会受到盘查。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避免怀疑，又不能四处打听，我对柳林以外的世界，真是一无所知。天天在想，月月在望，真希望我们的部队打过来。春去冬来，我在孤独和寂寞的煎熬中盼来了新的一年。
1949年的春节，我发现过去国民党军运送部队和物资的火车都是从南往北去，可这会儿，大部分的运兵列车却是从北往南开。虽然不知柳林以外的情况，但凭一个军人的直觉，我知道，全国的战争形势一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对交通沿线的乡镇依然控制得十分严密，但我还是感觉到，这附近一定有我军的部队或是游击队在活动。在柳林隐蔽了一年多，和车站的一帮穷兄弟混的挺熟，我只有通过他们四处探听着我们部队的消息。
春天来了，南来的大雁掠过柳林向北飞去。抬头望着雁群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我的心也早已随着大雁飞向北方。
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军开始向南面的汉口溃退，柳林乱哄哄一片。此时，国民党地方武装也无心清查共产党。通过那帮穷兄弟，我终于探听到了我们游击队的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告别岳父母，辗转北上。我要找部队去！

59（血染桐柏）


春节期间，我们抵达远安以北一带（老百姓天天燃放爆竹，印象很深）。在那里，我见到了王树声司令员和张才千参谋长，军区重新为我分配工作，王树声司令员让我去二军分区五团任副政治委员。军区派人送我去了二旅。
在那里，我向杨秀坤①旅长和刘健挺②政委报到，此时，他们分别是二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五团，我见到了延安“抗大”时的同学舒烈光③他此时是该团的政治委员，还有五团团长杨洪先、参谋长徐养德等。舒烈光见我的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就重新给我安排了一位警卫员，叫张益保。
2月13日，五团在孟家岗休整一天，第二天将要出发。舒烈光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五团在三天前接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的电令，要求五团速向四军分区四团靠拢，然后兵分两路，南渡长江。此时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十分疲劳，打算休整一天后再行动。
我在此时到任，真没想到，就是因为休息了这一天，五团贻误了战机，错过了南渡长江的机会，迫不得已东渡襄河，转战荆楚，浴血桐柏，惨遭灭顶之灾，我个人也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尝尽了人间的艰辛。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全局形势。1947年1月，国民党军对我鄂西北军区发起了又一轮进攻，猖狂地由西北及北、向东南及南压缩，企图将鄂西北军区部队“围歼”在长江、汉水的三角地带。面临严峻的局势，根据地日益缩小，第一、二、三、五军分区和鄂西北军区领导机关，先后南撤到敌情相对较轻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与四军分区会合。
2月4日，根据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区党委在远安以东的老观窝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自中原军区江汉军区部队和一纵突围到鄂西北以来，在鄂西北地区坚持斗争大半年之久，牵制了大量的敌人，使其不能北调，有力支援了各解放区兄弟部队的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军区部队应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斗争方针。区党委决定：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领原江汉警卫团（六七百人）化整为零地分散游击于南（漳）保（康）、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军区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以争取主动权，即张才千率领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四团（一千二百余人），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率领七团（七百余人），二军分区司令员杨秀坤、政治委员刘健挺率领五团（八百余人），这三支主力出去，到外线转大圈子。
于是，军区参谋长张才千于2月9日电令五团向四团靠拢，尔后兵分两路南进，原拟定五团为东路，经当阳淯溪河，直插沙市以西渡过长江；四团为西路，由宜昌以东南渡长江。不久，张才千率四团从宜昌古老背镇(今猇亭)胜利渡江成功，与先期过江转战于湘鄂西的李人林部会合了。
据说2月12日，四团渡江前尚在观音寺附近的南家畈、方家口地区集结待命。五团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已十分疲劳，需要稍事休息。当晚王树声、张才千、王定烈、杨劲等同志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已逼近了我驻地，若都到齐了才行动，目标太集中，企图易暴露，渡江难以成功。断然决定，王树声司令员等领导人当晚立即动身化装前往华北。由王展、王克强、樊敏夫率领县大队就地坚持斗争。为分散敌注意力，四团首先行动，以吸引敌人，并函告杨、刘，让五团休息一天后即按预定计划行动④。
我五团在孟家岗休息一天后，按原计划南行，欲抢占沙市以西的李埠，从那里抢渡长江。南进途中，我团侦察兵在襄沙公路附近，捕获了敌军十三旅一个号房子的副官，从他的嘴里得知，敌人一个旅已封锁了江陵至沙洋一线，并向我们扑来。根据敌情，看来长江是过不去了。杨秀坤和刘健挺临时召集我们五团的几位干部在一个地坎边开会，大家认为，北、南、西三面均是敌人，为避免与强敌决战，临时决定部队调头向东，抢渡襄河。
17日，五团抵达钟祥以南的石牌，决定趁敌正规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东渡襄河。部队在附近恰遇敌运粮船队，一阵短暂的战斗，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敌运粮船队，解决了渡河船只。在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团开始渡河。由于船小，每次载人不多，渡河一直持续到夜晚。我军东渡襄河得到沿岸群众的大力支持，记得有一个小伙子是他家的独生子，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为我军渡河摇桨使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夜渡襄河时，虽未遇敌人拦截，但渡河中也有损失。南远中心县委书记吴天成和十多名地方干部乘船行至江心，因船小人多，激浪掀翻木船，全船人落水。木船沉入水中，十五人不幸牺牲，仅有三人被救幸存。
我团东渡襄河的行动，打乱了敌人的原计划。我带领八连作为后卫掩护着全团的渡河，待八连渡过襄河踏上芦苇滩时，敌人刚刚赶到河边，因不见我团的踪影，漫无目的地放枪。我团渡过襄河后，在长滩埠同敌保安团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仗惊动了敌人，敌正规部队一个团从京山火速向我扑来。我团从京山南面的天子岗直逼应城县汤池，然而，这时敌人已有准备，汤池的敌军也出动拦截。我迫不得已转头北上，整整绕了京山县城外围大半个圈，才从火龙铺穿插出去。据侦察，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又一个团从京山县宋河出动，同我并行，在我右翼窥视我行动。杨秀坤司令员决定，日夜不停，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进入大洪山，再经随县、枣阳、桐柏、泌阳，准备转移到豫西伏牛山后，打到华北去。
部队一天一夜的急行军，行程一百八十里，终于到达了大洪山。我们刚休整两天，敌人就到了。在大洪山区迎着敌人又打了几仗，部队有些损失。据情报，随县、枣阳、钟祥乃至远在襄樊的敌人均已出动，都向大洪山逼近，看来，大洪山非久留之地，于是，五团被迫北上。经过几次战斗，我部已弹药消耗殆尽，部队决定趁大敌尚未到达之前，尽快设法补充给养。我们打下安居、环潭乡公所，缴获一百多支枪和许多子弹，抓到的俘虏全放了。又一次急行军，迎着枣阳来敌，擦着枣阳的边直奔桐柏山。
桐柏的3月，天气寒冷，朔风扑面。大地还未吐绿，光秃秃的树林枝叉在寒风中摇曳。只有树林里、岩石下的小草开始返青，在残酷的环境里挣扎，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五团沿路征战虽未受太大的损失，但已是人困马乏。通过电台联络，我们得知张才千参谋长率四团渡过长江后又渡过了清江，已在五峰县红渔坪同李人林部会合，并成立了江南游击纵队。这一消息鼓舞着五团的士气。原一纵二旅自突围以来，现已一分为三了：四团在湘鄂西；六团大部为掩护主力，自己未能过襄河，后随三旅闵学胜旅长北上入豫鄂、陕南；五团几经鏖战，进入桐柏山时，主力已不足八百人。形势确实严峻。
我们在桐柏又同敌人打了一仗，从俘虏的口中得知，敌军部队有不同的番号，也就是说敌人的多支部队已抵达桐柏。桐柏也不能久留了。我团立即出发北上，向泌阳前进。
到达确山西北地域时，敌情更加严重起来，这里地处平原，交通方便，敌军机械化部队运动速度快，于我不利。此时，我向杨秀坤司令员提出：部队应该向西靠，离平汉铁路远些，同时应该加快速度，不惜代价，快速进入伏牛山区。杨司令员为难地说：“秦忠啊，你刚来不知道哦，部队两个多月来，天天急行军，打恶仗，太疲劳了呀。这伤病彩号又多，部队都拖垮了，实在是快不起来啰!”
据我侦察员报告，方城、泌阳和驻马店一线的敌人已经出动，妄图在豫南平原地带围歼我团，看来北上的路也被敌军堵死。我团当即决定改向东南行进，打算过平汉铁路东去，进入大别山，再向豫皖苏解放区前进。
3月16日，五团来到信阳西南的白庙子一带，正在山中行军时突遭敌整编第八十五师一部堵击，乃奋起反击，但敌人不断增援，我们很快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圈中。杨秀坤司令员命令杨洪先团长、舒烈光政委和我各带一部，立即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部队分为三部分勇猛顽强地与敌拼杀，抢占了几个小山头。敌军将我们三个山头分割包围，炮弹呼啸飞来，硝烟、烈火、爆炸声将阵地搅翻了个。我们拼命打通相互联络的通道，刚打通又被敌人切断，反复了多次，战斗打了整整一个上午，情况越来越危急。敌人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再这样对峙下去，五团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杨秀坤司令员就在我这个山头指挥战斗。
敌军是全美械装备，火力异常猛烈，那枪炮声像洪水汹涌狂泻的波涛，几乎都听不到间歇。不少碗口粗的松树被敌机枪扫断。杨司令员身边的机枪射手一下子躺倒两个，他急切地接过机枪就打。敌人围了上来，他嘶哑的嗓子吼着装弹手填弹，根本就顾不上指挥了。我指挥着身边的部队，巩固几个机枪点，命两个连队占领有利地形，我们的还击暂时堵住了敌人。杨司令员的警卫员将他拖了下来。他焦急地问我：“现在怎么办？”
我说：“这样打肯定不行，不能和敌人拼消耗，我们的人和弹药不多，抵不住敌人的进攻，必须立刻转移。”
杨司令员说：“我们已被分割，不打，脱不开身！”
我焦急地说：“现在是千钧一发，只有我这山头的后面，敌人还没围上来，赶快撤出那两个山头，向我这边靠拢。我和八连留下来掩护部队向西突围，现在还来得及！司令员，快下命令！”
杨司令员下达命令：部队立刻撤出战斗！
杨洪先、舒烈光率部队撤出各自的山头与我靠拢了。部队集中力量打了个反击就准备转移。我对杨秀坤说：“我留下来掩护，你们赶快走。我坚持到天黑再追赶你们。如果我牺牲了，就告诉我爱人谢建华。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你一定给我证明。”
杨司令员用力握着我的手说：“那是当然的。我们先走，重任交给你啰!坚持到天黑就撤出战斗追我们，我们的方向是朝东过平汉路。”
“是！”我答道。
部队撤出阵地前给我们留下了弹药。敌人此时占领了我们刚放弃的那两个山头，顿时骄狂起来，所有的炮火向我们倾泄过来，跟着轻重机枪也横扫过来。大部队边打边撤，就在这时，舒烈光政委不幸中弹牺牲⑤。大部队还在抵抗敌人的进攻，我对杨司令员和刘健挺政委大喊：“快走！再等就来不及了！”
大部队迅速撤出阵地，向敌人火力较薄弱的西面突出去。八连的战士见到舒政委牺牲了，个个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复仇的子弹射向敌人。八连的勇士们抗击着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用石头砸。敌人冲上来，又被我们赶下去，我已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冲锋。
炮弹将阵地耕犁了一遍，焦黑的土壤已见不到一点青绿。硝烟遮天闭日，早春落日的余晖也暗淡无光。战斗间隙，战士们爬出阵地，寻找敌人尸体手中的武器弹药，准备再战。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和我八连战士的尸体，我看到我们一个牺牲的战士和一个敌兵双双躺在地上，两人的刺刀都捅入了对方的胸膛，我们的战士睁着双眼，死不瞑目，那战场的惨烈情景震撼人心。敌人几度攻占了我们的阵地，但均付出了极重的代价，敌人在我阵地上躺倒了一片，估计也有大几十人。
八连是支英雄的连队，我到五团不久，带八连打了好几次硬仗。八连也是五团中惟一建制较完整的连队。大部队撤离前还有一百三十多人（杨司令员将其他建制不全的连队剩余人员并入了八连），经清点现在只剩三十余人，八连近百人已倒在了阵地上了。我回头看看幸存者，三十余人有一半是伤员。大家渐渐向我围拢过来，重伤员也向我爬过来，我们围成了一团。轻伤员缠着的绷带已看不出原有的白色，一个重伤员被打断了腿，还在那里一发一发地往弹匣里压子弹。人人身上染着血污，张张脸庞被硝烟熏得黢黑。望着这群勇敢坚强的战士，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有人说：“政委，下命令吧。我们听你的！”
我坚毅地说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人在阵地在！”
“人在阵地在！不怕牺牲，完成任务！”
天黑了下来，我估计大部队已突了出去，掩护任务已完成，我命令八连撤出阵地追赶大部队。这时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妄图将我八连消灭在阵地上。我正准备带领六名战士阻击敌人，让其他人赶紧撤退时，敌人像蝗虫般拥向山头，密集的枪弹射向阵地。就在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洞穿我的左腿，我感觉像有人用锤子狠砸在我的腿上，一个踉跄扑倒在地，手上的枪甩出老远，血像涌泉般汩汩流出。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那腿一点感觉都没有，仗着一股子年轻血气，我扑出去拣起地上的枪欲向前冲去。警卫员张益保一把搂着我大喊：“政委，你挂彩了！脉管打断了，不包扎，血就流完了！”
他撕了块布条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呜呜地哭。
敌人已冲到了半山腰，情况十分危急。我知道自己负了重伤走不了，决定一个人留下来掩护，让所有的战士赶快撤离。可三十多个战士们都围了过来，谁也不走。有人说：“我们不能丢下政委不管，要死就死在一起！”
我心急火燎大发脾气：“放你妈的屁，都要给我活着！还不快走，等什么？走！”
张益保还在哭。我又骂道：“你个裸日的哭么事，没出息!都给老子走！……”
正发脾气着急，一阵痛楚袭来，我竟晕死过去。
后来得知，战士们顶住了敌人的两次进攻。撤出阵地时，张益保背起我就跑，三十多人边打边撤，轻伤员背着重伤员，相互照应，一口气冲出了阵地。因天色漆黑，敌人看不清我们的去向，也就没有追赶。张益保背我下山后，战士们砍树枝为我弄了副担架，几个人轮流抬着我飞跑。
拂晓时分，我们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原来杨司令员他们率部队从白庙子撤出战斗后向西突围，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转向东去。天亮了，为了躲避敌人，部队忽走忽停，绕来绕去，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追上大部队后，随队前进。整整两天，部队都在同堵截我们的敌人战斗。队伍中有不少人负伤，担架多，行动更慢，杨司令员命令几名战士护卫着我的担架。敌人步步紧逼，枪弹打来，我身边又有战士倒下，这担架实在不能再抬了。部队一路急奔，黄昏时分，眼见前面有村庄。杨秀坤说：“秦忠，情况太严重，不能再抬你走了。等会就把你寄放在老百姓家隐蔽起来。”
一听这话，我痛苦万分，伤心地对杨秀坤说：“司令员，我伤得这样，是个累赘，不能因为我影响部队，牺牲更多的人。”
说着，我伸手拔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张益保眼尖手快一把夺过我的手枪，嚎啕大哭：“政委，要死也轮不到你死。我背也要把你背出去！”
大家都流泪了。杨秀坤说：“现在只能这样，我马上安置你隐蔽在老乡家。如果你牺牲了，我们一定报告上级和谢建华同志，说你打得很英勇，指挥灵活，掩护大部队突了围。希望你能活着回到部队。”
后来得知，五团从白庙子突围后，一路向东，进入湖北。沿途不断地遭敌人堵截追杀，到达黄安时又被敌军包围，电台打掉了，全团几乎拼光！所以人们都以为我牺牲了。解放后，见到杨秀坤，他为我写了那段历史的证明材料。
我十三岁参加工农红军，曾负过四次伤，从没掉过队。这次杨秀坤决定我就地隐蔽时，我真是伤心难过，泪湿衣襟啊！十几年来，我从未离开过部队，部队就是我的家呀！此时，如此不幸的事降临自己头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要离开，我真受不了!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领导、同志、家人，想到留下来怎么办呢？
警卫员张益保要求留下来伴陪我。杨司令员说不行，说那样目标会更大，反而不安全。张益保下走了我的枪，泪眼婆娑地向我敬了个礼，拔腿就跑了。
半夜进了村，组织上给我留下十多万元的法币，全交给了那家接纳我的老百姓。当部队出发时，同志们都来和我握手，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热泪，那真是悲惨的分别!我到五团时间很短，到任后就连续行军打仗，部队逐步损失减员，人员和连排建制经常变更，所以对很多连排干部我都叫不上名字，喉咙像被棉花塞住样，我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同志们也都沉默无语，但心情是一样的，大家都在为我的前途担忧。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张益保，向他挥手告别。原来张益保并没有走远，一直悄悄地伴随着我，见我朝他挥手，他再也忍不住，跑了过来搂着我，脸贴着我的胸口哇哇大哭起来。我抚着张益保的头，泪如泉涌。十九岁的张益保个子虽大，但还是个大孩子，跟随我的时间不长，可我俩是生死至交啊!
张益保走了，他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我。
刘健挺政委最后一个和我握手告别。他和他的警卫员跟上队伍，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周围慢慢恢复了平静，枪炮声在远处稀疏地响着，只有几个老乡站在我的担架旁。我不让他们抬我走，一直盯着部队消失的方向。冷风嗖嗖，秃树荒草摇曳着发出嘶嘶的啸声，我顿感一阵孤独和寂寞，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大腿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大叫了一声，又晕死了过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杨秀坤（1911—1993）,四川巫溪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副师长，西路军总支队支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特务团团长，豫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十纵队二十八旅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八军副军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副军长，河南民政厅副厅长。
② 刘健挺（1909—1983）,安徽霍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七十四师独立第一团副团长，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副政治委员，河南军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豫西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十四旅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皖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③ 舒烈光（1918—1947）,四川省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某部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参谋长、副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五团政治委员。1947年3月牺牲于河南信阳或湖北黄安。
④ 此段摘自王定烈《游击江南》一文。
⑤ 当时我正指挥战斗，知道舒烈光中弹负伤，部队转移时有人告诉我舒政委已牺牲。多年以后，有人告知舒烈光负伤后随部队行军，直到黄安才不幸牺牲。舒烈光牺牲的确切地点至今尚无定论。

58（旌指武当）


1946年8月下旬，中原突围的南路军同江汉军区罗厚福部队，在房县西南的上龛地区胜利会师。两路部队的会师增强了南路军在鄂西北地区的战斗力量。此时，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要求中原突围部队在豫鄂陕及鄂西北地区生根立足，创建敌后根据地。
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突围到鄂西北的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为统一军政领导和开展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在房县召开了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中共鄂西北区党委和鄂西北军区。
鄂西北区党委成立时，同时确定了创建鄂西北根据地斗争的方针，并决定成立四个军分区。以竹山、竹溪、镇坪、白河等地区为一军分区（简称两竹分区），下辖江汉警卫团和江汉军区三团；以兴山、房县、保康、宜城等地区为二军分区（简称兴房保宜分区），下辖一纵二旅；以荆门、当阳、远安及襄北、襄南等地区为四军分区（简称荆当分区），下辖江汉支队和江汉一团两个营；以南漳、谷城、房县、保康北部、均县和郧县南部等地区为三分军区（简称武当分区），下辖以我所在的一纵三旅九团及二纵第十五旅三、六、九大队，王海山任司令员、汤成功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九团团长、颜东山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另三旅七团和江汉军区二团组成野战旅，作为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由军区副司令员刘昌毅直接指挥。
鄂西北军区成立后，始终贯穿着敌之“清剿”与我之反“清剿”的斗争。尾随我南路军进入鄂西北的国民党军，调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十六旅，还有整编第十师第十旅、八十三旅，加上地方保安团共计七八万人对我鄂西北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鄂西北军区决定各军分区的战斗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游击活动，适时休整和进行个别扩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许多块游击根据地。野战旅作为主力机动部队，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9月中旬，根据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王海山、陈先瑞奉命率十五旅主力第三、第六大队从武当山地区出发，调离鄂西北去陕南归还第二纵队建制。第三军分区仅剩下我一纵三旅九团和十五旅留下的第九大队的两个营。第三军分区的领导也随即进行了调整，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周凯任副司令员兼九团团长、王良任副政委、胡鹏飞任参谋长、秦忠任政治部主任兼九团政委。
9月下旬，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奉军区命令率部东渡襄河，回返大洪山重建根据地。四军分区司令员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①兼任，率二旅四团及江汉支队等部在荆当远地区活动。野战旅不久就撤销了。
各军分区都面临着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尤以竹山、竹溪的第一军分区和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我三军分区为甚。为了对付敌人的“清剿”，军区刘昌毅副司令员率七团和原江汉军区部分部队，还有我三军分区部队一部，在武当山区运动作战。我三军分区以九团为骨干，几位军分区领导也分散率领部分部队。九团一营作为三军分区直属部队，由汪乃贵司令员率领，警卫着军分区机关；周凯副司令员带领三营在房县一带活动；我带二营以武当山为中心，活动在均县、房县、郧县一带的大山里。
此时，中原局指示：“凡我军活动到的地方应迅速建立政权组织。为了迅速建立根据地，必须用大力培植地方武装，以便将来部队集中使用时，仍由地方武装在该地区坚持工作。”随着各分区部队分散活动和创建根据地，9月上旬，鄂西北区党委即成立了地委、县委和各专县民主政府。第三地委决定成立均（县）郧（县）房（县）中心县委和民主政府，王良任书记兼任行署专员。为充实地方力量，我九团政治处主任胡恪恭抽调到地方任县长；九团参谋长贺佑三抽调到均(县)郧(县)民主政府任县大队大队长。由于斗争环境险恶，地方的县委及政府没有固定的办公地方，所建立的县、区、乡政权只是雏形。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都跟随部队行军。均（县）郧（县）中心县委书记王良和房县县委书记陶扬②还有军区卫生部部长叶果，就分在我带的二营，随部队行动。
武当山，位于鄂西北汉江南岸，西端与川鄂边大巴山相连，峰峦叠嶂，山势险峻，有上下十八盘、七十二峰、三十六涧之称，从峰顶俯瞰，沟壑山谷深不见底，山高林密，荆棘丛生。部队千里跋涉到此，初进山区，已十分疲惫。正当我军分散开展活动，创建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以武当山为重点，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武当山以东和东南面，有敌宋瑞珂整编第六十六师三个旅共三万余人；西面和西南面，有敌罗广文整编第十师两个旅共两万余人；北面是敌廖昂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两个团。此外，国民党郧阳专署及各县有十多个保安团，加上乡公所等乡保武装等，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日子里，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武当山区山大人稀，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苦，一年中有半年食不果腹。国民党的大量部队占据此地，我军的粮食给养就成了头等困难的问题。部队从老百姓那里只能买到极少的食物，经常每天只能吃一顿饭，那顿饭也就是土豆、南瓜、萝卜，有时连这些东西也吃不上。9月，正是秋雨绵绵的季节，山区的早晚已经很凉了。部队突围时正是盛夏，战士们都还穿着单衣，经过长途跋涉和战斗，许多人都已是衣不遮体。部队的“穿”已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最困难的算是鞋子了，部队在山里行军打仗，翻山越岭，涉水蹚涧，原本不多的布鞋几湿几干，鞋底鞋帮就分了家，走不了几天，大家的鞋都张口掉底。没有鞋就打草鞋吧，可根本没时间打，敌人天天在屁股后面追，部队日日不停地走，夜夜要迁几个地方宿营。部队疲劳之极，有的人行军都闭着眼睛，休息或宿营倒头就睡着了，根本都顾不上打草鞋。许多战士没鞋了，干脆光着脚行军，在碎石上走，在荆棘中趟，脚破溃烂，行军路上一路血迹。
部队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弹药得不到补充。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自己的兵工厂，枪支弹药打一仗就少一些。再就是部队伤亡大，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治疗，又无法安置，有的人伤口溃烂、恶化至残，有的安置后遇敌搜捕惨遭杀害。许多战士负伤，宁肯咬牙跟着部队拖，也不愿离队，这更迟滞了部队的行动，增加了部队的负担。
武当山区的敌情日益严重，为了掩护军区机关和配合各军分区的行动，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七团牵制敌人，翻越武当山，袭击了均县老白公路以北的草店；消灭了驻守在均县的保安团的一个中队一百余人；在谷城石花街以西击退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增援部队。七团在老白公路以北地区同敌周旋，三次拖着敌人翻越武当山的老君堂、紫霄宫。七团牵制敌人，为军区机关和我三军分区分散的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
我带领九团二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一路向南，但敌人整编第十师的一个团对我二营一直尾随。为了摆脱该敌，我们时而分散，以班排行动，时而集中，敌人也很精明，随着我们的变化而调整。我们集中他集中，我们分散他分散，致使我们后面的敌人总比我们多，我一个班，敌人就跟一个排，我一个连，敌人就跟一个营。因我们没有电台，分散后相互联络不便，只有靠人传信，这样的联络速度较慢。而敌人的一个团就有多部电台，且城镇、大村庄均为其占据，各个乡保敌人都设有电话，联络便捷。我们在所谓“棋盘”里转，日夜不停，致使部队被敌人拖得十分疲劳，总是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我营分散后产生了种种不利，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不得不集中行动。于是，我营便拖着这股敌人越房县，过保康，最后到达兴山以北。非常幸运，我们遇到了我军二军分区的两个连，两支部队同尾随之敌打了一仗。敌人像只被打伤的疯狗，向我二军分区的部队扑了过去。此时我奉命北返，日夜兼程又回到房县地界。
我带二营在武当山以南辗转数日，终于找到了三军分区机关。汪乃贵司令员一见面就问：“你还有多少部队？”
我说：“有些伤亡，但还是一个整营建制，三个连都在。”
汪司令员说：“你还真不错呀，这边打的太苦了。十五旅走了以后，敌人以武当山为重点清剿，一营作为军分区的警卫部队压力太大，分散作战伤亡厉害。你拨两个连过来吧!”
我说：“司令员说了算！”于是将五连和六连交给了军分区指挥。
9月下旬，鄂西北军区召开军事会议(具体地点我已记不清了)，到会的都是旅级干部，王树声司令员作了当前敌情分析。这时我才知道敌情如此严重，敌人五个正规旅的兵力加上地方保安团对我鄂西北军区实行“合围清剿”。敌人在军事上采取“棋盘战术”、“分进合击”、“反复清剿”等战术；在政治上搞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强化保甲制度，并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在经济上到处设卡封锁交通、控制商贸，妄图将我们鄂西北军区部队饿死、冻死、并消灭在武当山区。在这种形势下，军区领导也转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指示精神，要中原部队分散进行游击战争，继续在鄂西北和豫鄂陕边拖住和牵制敌人，为全国其他解放区部队的战略展开争取时间。
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鄂西北部队的战略战术方针。有的领导同志主张把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其理由是分得越散，目标越小，利于隐蔽生存，便于发动群众，容易解决给养。我和刘昌毅副司令员，还有部分领导同志则认为：不能太过于分散，至少应以连营为单位行动，同时还要聚集一至两个团形成“拳头”，采取敌人分散我集中，敌人集中我转移的方针，主力部队跳到外线作战，军分区部队以连、营为建制控制政权，内外相结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在会上，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以我三军分区为例，讲了分散与集中的实战情况，我的意见就是部队不能过于分散。王树声司令员听着听着就黑了脸，“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小秦，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反中央，中央叫越分散越好，你主张集中，这是什么意思？！”
我那不甘示弱的牛脾气又上来了：“我怎么反中央了？中央离我们那么远，这里的情况中央也不一定很清楚。我不反对分散，但不能分得太散。现在是打国民党，不是打日本人。这不是在华北，我们现在没有根据地，我们不能用打日本的游击战方法对付国民党。部队过于分散，我们没有那么多电台，更没有电话，通信联络极为困难，不便于集中和指挥。我们凭两条腿走路，人家的汽车总跑到我们前面，这样总是东躲西藏，被动挨打……”
“反了你，小秦，越说越不像个话！”王树声大发脾气吼了起来，两眼瞪得溜圆。
刘昌毅副司令员见势不好，拉着我就往外走。“懋书，走、走，外面去，我们谈谈……”
我被拽到屋外面。刘昌毅说：“懋书，其实我和你的意见一样，分得太散，部队就没法打了。中央叫分散，我们可以灵活掌握，你在那里硬顶，他搞毛了给你一枪，有你的亏吃。”
刘昌毅的一席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这才想起，红军过草地时，我发犟脾气和王树声军长硬顶，差点就被他毙了。这次要不是刘昌毅拉我出来，没准真会挨枪子儿。
我被刘昌毅副司令员拉到屋外，没有继续参加会议。后来得知，鄂西北这次会议因大家意见不一致，军事上仍按现状，以各军分区根据情况决定分散与集中。李人林已率部东渡襄河，返回大洪山，重建根据地。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率二旅四团到达南漳，与第四军分区和江汉支队会合，接替李人林兼任四军分区司令员。野战旅的江汉二团分散活动在襄阳、保康、谷城、南漳一带，组成第五地委和第五军分区。原野战旅解散后，七团仍由刘昌毅副司令员率领，归鄂西北军区直接指挥。
记得1952年，我任沙市纱厂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时，李先念（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王树声（时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吴世安（时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时任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等领导在沙市视察荆江分洪工程，在荆江大堤上，这些当年率中原部队突围的领导们又谈起了往事。谈到鄂西北艰难的斗争岁月时，王树声司令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小秦啦，几年前在鄂西北军事会议上，你的意见是对的呀，我拍你的桌子……”
我立刻打断王树声司令员的话：“司令员，那事早过去了，你就莫提它了，当时我那样说话也不对呀！”
李先念主席闻之插问道：“么样的？么样的？小秦，你说我听听。”
得知我们谈到当年突围和坚持鄂西北之事时，李先念哈哈大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活着就不错哟，好好建设我们的湖北吧！”
我的心头涌上一阵热潮，眼睛有些模糊了：这就是我的领导，这就是共和国的将军们，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多么赤热的心，多么坦荡的胸怀呀！
这些都是后话了。
1946年的冬季来临，鄂西北天气渐渐冷了起来。这里山大人稀，当地的人民生活原本就十分贫困，部队的吃饭、穿衣和伤病员的治疗都成了大问题。艰苦的环境使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加，解决部队的冬衣和鞋子等给养，成了当务之急。刘昌毅率七团在武当山以西的大川、小川、茅塔、大木场一带活动。敌人发现七团是我军的主力部队，迅即聚集兵力从郧县、均县由北向南压来。我仅带着二营四连在武当山南麓打游击，沿途收拢了七团、江汉军区二团、还有我九团一营掉队、打散的人员共八十多人，我将他们组成一个连，这支队伍有了二百多人。敌人的一个保安团尾随着我们这支小部队多日了，相隔几十里也不打，像鼻涕一样粘着甩都甩不掉。
抗战时期，武当山乃至鄂西北都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防地，在此经营多年，建立了完整的政权机构，乡村也都建有完善的保甲组织，各乡镇均有电话通讯网。发动内战以来，国民党军和其地方政权联手对我中原突围出来的一纵实行了“清剿”。在军事上敌人由堵击改为分进合击，以保安团固守要点，或尾随我部队，以正规部队奔袭，采取“穿梭战”和“棋盘战”反复扫荡。以地方的乡保组织抓捕我军伤病和掉队失散人员，意欲消灭我有生力量；在政治上采取了移民并村、“五家连坐”、建立盘查哨、传递哨、情报网等手段；在经济上封锁交通、抢夺粮食。这种“清剿”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鄂西北，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民众的支持，没有情报来源消息闭塞；没有粮草被服的供应，没有枪弹武器的补充，没有后方医院安置伤病员，更没有办法补充兵源。
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我们执行上级的命令，坚持在武当山一带游击，展开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记得我们到达水竹园一带，迎头遭遇敌军，本想打一仗闯过去。可一交火才发现敌军人数众多，火力十分猛烈，没过一会山炮竟轰了过来。这是敌人的正规部队，正面有这强敌，后面又有尾随的保安团，不能硬拼了。我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一路向西转移。敌军发现我们是支小部队，分数路展开追击。
我们一路狂奔，乘着暗夜，到达了伏龙山。这伏龙山与武当山遥相对峙，相距大约有几十公里，因山体高大险峻、海拔高于武当山因而得名叫赛武当。天亮时分，我们发现敌人近在咫尺，马上向山上转移。敌人追着我们打，我们不得不边打边撤。这一带的地形我一点也不熟悉，手边连张地图都没有，想着先上山，脱离敌人后再寻路下山。可这山越来越高，越来越陡，敌人追到半山，把我们逼到了山顶。敌军在半山腰停歇了下来，没有再攻击。我不知道敌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乘此工夫布置了警戒，让部队喘口气。
山顶上朔风呼啸，松涛阵阵，遥望周身的地形，几座山峰拱肩护背，气势磅礴，如矛似剑，刺透苍穹。而我们所在的山顶突兀耸立，后面是悬崖峭壁，无路可走。我试探着站在崖边朝下望去，那是深不见底的幽谷，惊出了一身冷汗。看来我们被逼到了绝境，只有拼死一战了。为什么敌人追到半山腰不攻击了呢？他们在等什么？我飞快地思索着，他们是在等后续部队，围困我们的敌人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不能全歼我们。他们在等待最佳的攻击时机。对！一定是这样！我思索着如何冲出绝境，大不了就是鱼死网破。
山顶上有座红色墙壁的道观，我想在突围前向观里的道士了解一些情况就走了进去。这座洪钧老祖道观看来有年头了，拱手抱拳见过道长，我压着满心的焦虑直言道，我军现在已被逼上绝境，准备拼死一搏，若在山顶战斗将会牵连众道，道观也恐毁于一旦，我们准备冲下山去突围，下山的路是否还有别径？
那道长说，这青岩顶仅有一条路上下，后面就是百丈悬崖，无路可走。我无可奈何准备告辞，道长却让我在真武大帝塑像前抽上一签。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出于礼貌，抽了一签递给了道长说，我不信佛，不懂道，见谅了。道长看过竹签将其背在身后笑了，说抽中了上上签，我一头雾水。道长说：道家讲求天人合一。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贵军替天行道，人心所向，地为尊理，物为其用。官长自有天相，请随我来。
我随道长来到悬崖边，他手指崖下说此处无路胜有路，官长有胆否？我探望这百丈深渊，心里阵阵发紧说这怎么下得去呢？道长笑道，我观里有长绳，从这里溜滑可直通崖底，我曾数次下去过，到崖底后寻采药小道可一直出山。我心中一阵狂喜，施礼感谢，欲马上行动。道长说，现在太阳当空，山顶虽有树木，可崖壁巉岩裸露，现在下去极易被发现，不可不可，还是等到太阳落山吧！
我担心我们走后敌人上来发现我们了无踪迹会报复道长。道长说，放心吧，我自会善后。我和侦察连郑连长回观内仔细检查了绳索，谢过道长，返回部队要做准备工作。
我召集几位干部，讲明了我对敌人的判断和突围计划，考虑沿途收集的失散人员较多，决定暂不向大家摊出突围方案，几人一致赞成。我又召集全体人员作战前动员，我说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部队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一定把队伍带出去。现在除警戒外，所有人员休息待命，好好睡觉，养足精神准备战斗。
队列解散了，可战士们都没有走远。人们虽不知山下敌人的情况，但都预感到了形势非常严重。焦虑惊恐，忐忑不安的神情在一些人的脸上闪现。我知道这时候只有干部们的从容镇定才能稳定军心。我叫来几位干部，席地而坐，掏出我自己用纸糊用笔画的扑克打起了百分。我们故意“啪啪”地甩着扑克，若无其事地喊叫着。战士们都默默围拢过来。好一会，我说，大家都去休息吧。我听见有位班长劝大家离去，并悄悄对战士们说，不用担心，你们看政委和头们都在打扑克，他们心里有数，不用害怕，他们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冲出去。战士们慢慢散去，我们继续打着扑克。虽然表面镇定，可内心十分焦急，抬头看着高悬的太阳，心里想着日头怎么还不落下去呀？！真是急死人呐！不觉后背一阵冰凉，冷汗浸湿了军装。
太阳西沉，敌人还没有动静，我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后续部队没有赶到。当落日的余晖抹红山顶的松树时，我下达了命令：从百丈悬崖处开始突围！道长将长绳牢牢拴在两棵老松树上，将绳索抛下山崖。战士们信心十足，挨个握绳下滑。我几乎是最后撤离崖顶，拱手抱拳谢过道长，就顺绳滑下去。这悬崖也真是太高，不知道下滑了多长时间，双手磨破了皮，终于到了崖底。队伍乘着暗夜在沟壑深谷里探行，向北、向北，我们终于突围成功。
在反“清剿”战斗的日子里，面对气势汹汹的敌军，我们用敌进我进的战术，向北从敌人的缝隙中穿插过去，越过老白公路，到达了汉水和老白公路间的地域。因敌正规军已朝南向我七团扑去，这一带仅剩下敌人地方的乡保武装和少量的保安团，我们的压力相对较小。敌人正规部队南移，汉江以南、老白公路以北成了敌兵力空虚的薄弱地带。我武装力量积极活动，地方政权组织也在开展工作，当地的敌政权乡保甲长们也见风使舵，明里应付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暗地里为保全自己也给予我党我军方便，为我们做些事情。
一天，一直随部队行军打仗的县委书记陶扬要下去工作，说是下去后会派人与我联络。为了陶扬的安全，我特地让人找来了当地的保长，交待了有关事项，并让他保证陶扬书记的安全。
陶扬离队后一直没有音讯，我两次派人去，都未联络上，那保长也不明下落。后传闻，陶扬书记被敌人捕获并杀害。我感觉事态严重，陶扬下去工作只有该保长知道，我认为陶扬书记被捕，一定和这个保长有关，于是决定找那保长算账。
没过两天，我侦察员就将那保长抓获。我二话没说，决定枪毙了他。战士们将他押到野地里准备执行死刑。那保长不知为何要杀他，惊喊怪叫地大呼冤枉，说是死前一定要见我。战士们向我报告，我让押了上来。那保长一见我就跪地大叫：“秦政委，我冤枉呀，我没干坏事，你为啥要杀我？要杀总得让我死个明白才好，我上有老下有小……”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两手撑地不住地磕头。
我气不打一处出：“你个裸日的，你还不明白自己干了啥坏事？我们的陶扬书记已被你们抓去杀了。陶书记下去工作，这事只有你晓得，不是你是谁？我不杀你杀哪个？！”
保长一下子抬起头，睁圆了眼睛，愣了半晌，忽然疯癫般地大笑起来：“我死不了，我死不了……”
我们感到奇怪。他缓过劲来接着说：“我的政委耶，你冤枉我呀，我没有出卖陶书记，他现在好好的，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地方，很安全，不信，你可以派人去接陶书记。”
我半信半疑，决定先扣下这保长，派人接陶扬。没两天，派出去的战士回来报告说：陶书记在那里，因生病不能回来，就写了封亲笔信给我带回来了。
我看了信，确认是陶扬的手迹，这才相信了那保长。于是让人松绑放了他。那保长见面就对我拱手施礼。我安排了一桌饭为他压惊，该保长此后为我党我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在敌情相对减轻的情况下，我带领的二百多人武装，为发展我们的政权配合地方工作，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广泛地接触社会各界，甚至三教九流。在这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大后方，群众也逐步了解了我们。
记得有一天，我和侦察连郑连长、警卫员，还有七八个战士赶路，路过一小镇的饭铺，就进去讨水喝。当时饭铺里已坐有十多人，也在喝茶。我进了店堂，同人们打了招呼，就选了旁边的桌子坐下了。警卫员谢少清站在我的身后，郑连长坐在我的右边，其他的几个战士就坐另一桌。店老板张罗着生意，给我们斟茶。
说来也巧，当时我屁股右边长了一个火疖发炎成疔疮，不得不用左半边屁股坐了半边板凳。哪知坐在店中另一张桌的一位壮年汉子见状，便向我拱手说道：“小弟不必拘礼，请坐正。”
他这一说，店内的其他人都离座退到墙边站立。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是怎么回事。
还是郑连长机警，他悄悄在我耳边说：“政委，他们是洪帮的人，说话的人肯定是老大。在帮规里，老大在场说话，其他人都不能正坐，你这种坐法应该是老五了。他叫你坐正，你就不用客气，尽管坐正好了。”
我这才想起，侦察连郑连长是豫西南的人，在家时曾参加过洪帮，懂得他们的规矩。我忍着痛，呲着牙，坐正了。却见一帮汉子上前对我拱手施礼，有叫我“五叔”的，也有叫我“五爷”的。我赶紧站起拱手还礼。
那为首的壮年汉子开口道：“看得出来，小弟不是本乡人，但也是我们帮中的。没想到共产党里也有我们的兄弟，遇到你，开心！”
我一头雾水，全由郑连长去应对。将错就错，还是把这“五爷”当下去。当得知我在军中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时，为首的老大甚是高兴。他并不明白这是多大个官，只觉得一个团长都要管上千号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能管团长，就真了不得，想不到洪帮还有在军中做大官的人，大有光耀帮会，长脸门风之喜。于是，他推举我为帮中的“红旗大爷”。郑连长告诉我，“红旗大爷”的地位在帮中很高，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才能担此职任，“红旗大爷”用不着管帮里的事，老大以下的首领和帮员尽孝尽职后，“红旗大爷”只要赏钱派饭就可以了。这时，为首的老大把我拥到上座，下面一群洪帮帮员对我三扣九拜。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就当上了洪帮里的“红旗大爷”。
紧跟着，他们叫来酒菜摆宴祝贺。那年月，老百姓的生活很苦，也没什么好吃的。上菜了，有人高叫：
“青龙一碗。”我一看，就是一碗清炒豇豆。
“元宝一盘。”就是蒸芋头。
“卧凤呈祥。”这还是道正经菜——红烧公鸡。
一碗黄酒一碗饭，同洪帮交了朋友。洪帮的帮员兄弟多是穷苦百姓，后来我们有许多困难也都是这些洪帮兄弟相助，有了他们的帮助，信息灵多了。
一天，部队探清了敌情，决定奔袭花果园乡公所。我率二百多人连夜急行军四十里，乘敌不备，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消灭了二十来人，俘虏了一大串，我无一伤亡。我们缴获了物资钱财，将俘虏全放了，当夜又返回了驻地。由于洪帮兄弟给我们送了许多准确的情报，我们二百来号人的小部队游刃自如，在这里活动没有受到损失。我这“红旗大爷”当得十分轻松，用不着费太大的劲，要做的也就是请客吃饭，派发“银子”。反正这些钱都是打敌人乡公所缴获的，给了穷人也不为过。
11月上旬，部队乘敌不备打了黄龙乡公所，缴获也颇丰。我们用缴获的银元买了土布和棉花，准备解决自己的冬衣。在洪帮兄弟的帮助下，布和棉花买来了，我按每人一件棉衣的布和棉花分给大家，并说：人人动手，自己做棉衣。二百多号大男人弄来了针线，可没人会做棉衣。我请来当地的大嫂、大娘们帮忙，先将那籽棉用竹条子抽打松蓬，挑去棉籽，将白土布放入草灰水浆中烧锅染色，布料一锅锅煮好后，再拿到河里漂洗，然后晾干。在乡亲们的指导下，战士们絮棉缝制冬衣。我在裁剪时遇到困难，对棉衣的领口不知如何下手，警卫员谢少清，拿了只瓷碗反扣着比划裁剪，算是开了领口。几经改缝，棉衣是做好了，可领口开得太大，穿在身上都露出了半截前胸，我找了块布塞在领口，算是解决了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棉衣总比单衣抵寒。
穿上了新棉衣，大家十分高兴，干劲十足。在洪帮兄弟们的帮助下，我们又奔袭了茶店乡公所，这一仗又歼敌十多人。因没有敌人正规部队撑腰，那一带的乡保武装还没见到我们，早已闻风而逃。就这样，我们没费太大的劲，没有受到损失，就解决了给养问题。
我们二百多人的部队在老白(老河口——白河)公路以北活动了近两个月。11月中旬，洪帮的兄弟告知，国民党军第一八五旅从东向西开来。我们在桐树沟附近见到敌人在墙上写的大标语：“活捉刘昌毅，消灭第七团”。于是，我猜测，刘昌毅副司令员带七团一定就在附近，我们决心找自己的主力部队。
东面传来隆隆的炮声，我判断这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同敌人战斗，于是命令队伍火速东进，迎着炮声一路急驰。枪声能听见了，从老乡那里知道这是均县的娘娘山。
冲入炮火连天的战场，我见到了刘昌毅副司令员。
刘昌毅见到我喜出望外：“伙计，你来得正好。手上有多少部队？”
“两个连。”
“好，马上进入阵地！敌人已三面把我们包围。阙子清打了一天。你去南面那个山头堵住敌人，我们今晚突围。来不及说了，快去！”
“是！”我带领部队扑向阵地。
山头阵地已是一片焦土。敌军又发起攻击，像蛆虫样拥了上来。七团的一个连打得非常艰苦，手中已没有子弹，同冲上来的敌人拼了两回刺刀。我们增援后很快将敌人压了下去。遮天闭日的硝烟笼罩着整个阵地，初冬的太阳在硝烟中显现出一个白森森的圆盘。太阳落山时，我军发起反击，整个部队开始了突围行动。我受命带领这两个连掩护主力杀出重围。我们二百来人抗击着两千多敌人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四连张连长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我得知七团突围后，按命令撤出阵地向西转移，跟随主力尾进。从俘虏口中得知，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和整编第十师的一个旅已向我们扑来。我部队迅速西进，抵达了郧县的茅坪一带。为防备敌军进攻，部队不得不在茅坪一线构筑防御工事。
敌人三个旅严密封锁了老白公路各个要道，防止我们从老白路以北向南转移，并用四个团的兵力对我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我带领的两个连汇入七团，由刘昌毅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战斗异常激烈。我们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在战斗间隙，七团团长阙子清找到了我，我们两个从红军时期就在一个部队的老乡、战友又相见了。
“伙计，你的队伍这样整齐，都有棉衣穿，不错呀！”阙子清羡慕地说。
我这才注意到七团指战员许多人还穿着单军装，可那哪叫军装呀，早已是褴褛之衣了，使人不由得鼻子一阵发酸。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敌军认准七团是我军的主力，于是调集一个旅的兵力，日夜围追堵截，还有其他的部队协同封锁，妄图一举消灭七团。七团几乎是天天打仗，日日行军。原和江汉军区二团组成的野战旅撤销后，七团和我三分区十五旅九大队的两个营一起活动，这支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太大了。此时，我们一千多人被敌军围困在茅坪、马蹄沟一带，形势十分危急。
敌人又一轮的进攻开始了，炮弹呼啸而至，整个阵地一片火海。在敌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我们的伤亡不断增加。我和阙子清并肩战斗，带领部队顽强抗击，将冲上来的敌人打了下去。在战斗间隙，阙子清和我约定，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俩无论谁牺牲了，对方一定要将口信带回黄安老家。
此时，刘昌毅副司令员为难地对我说：“懋书，七团打得很苦，减员太大，现在干部多，战士不够。七团干部编制都在，我不好给你安排呀！”
我说：“司令员，只要有仗打，你不用给我安排什么职位。”
“那好，我和你商量个事，你把队伍交给我统一指挥，你先带一个班设法突出去，去军区找王司令员（王树声），我带队伍打出去后去武当山，再向南靠，同军区会合。”
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突出去！”
刘昌毅副司令员写下亲笔信，介绍了我作战的战绩和保存的实力及解决了棉衣、掩护主力后将部队交给了七团等情况，让我将信带给王树声司令员。
刘昌毅满脸胡茬，一身尘土，站在前沿阵地的硝烟烈火旁像座铁塔金刚，他那被枪弹打豁的嘴说话仍关不住风，破成碎片的单军装早已看不出颜色，并不壮实的身躯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脱下自己那领口大得可露前胸的棉军装，披在他的身上，便带着警卫员谢少清和八个战士离开七团。刘副司令员让一纵卫生部赵基魁部长跟随我们一起去找军区。此时，我们从敌人的结合部穿了出去，一直向南进入了武当山。
我们十一个人在武当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转悠，怎么也找不到军区机关，也找不到我三军分区的部队。后来才知道因敌情严重，我军区机关一直没有固定的位置，这时早已向南转移了。
我们一帮人在大山里寻找部队，寻找军区机关，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还要时时提防敌人。12月的武当山非常寒冷，天降大雪，漫山皆白。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边走边扫雪，掩盖我们的足迹。在这深山老林里，我们全靠树皮、葛根充饥。偶尔遇上人家就讨点苞米煮粥吃，大家便欣喜若狂，有时泡点黑木耳煮煮就是上乘佳肴。我们找不到村寨时，只好露宿在雪地里，拣些枯枝燃火取暖。长时间行军作战，身上的衣服被汗水和雨雪浸湿无法换洗，浑身上下生满了虱子。成团的虱子掉进火里“噼啪”作响，同志们都说这叫“革命虫”，身上没有这“虫”的就不是革命者。大家胸前烤热了再烤后背，这情景就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有人说这比长征还苦，长征只是自然环境艰苦，现在除了自然环境艰苦外，还有敌人的追杀。
在深山老林里转悠了一个多月，多次遇见我军各部被打散、因病掉队的战士。由于我们急于寻找军区，担心非战斗人员多了拖累这支小部队，易暴露目标，因此未去收拢这些人员。在山中，我们几遇敌军，打了就走，两次甩脱了敌人的追击，但警卫员谢少清负了伤。走出武当山区，我们终于在保康地域找到军区机关和王树声司令员。见到首长和同志们真是倍感亲切，大家高兴得直淌眼泪，那种喜悦的心情好似孩子找到了亲娘。
高兴之余，我得知此时的敌情相当严重。鄂西北军区机关及一、三军分区因形势所迫，已相继南撤至保康、南漳、远安、荆门及当阳一带。
1947年1月上旬，我得知阙子清带领七团一营在均县、房县和谷城交界的乌牛观一带被敌军的一个团包围。七团一营与敌激战竟日，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散，部分人员冲出包围圈，阙子清等不幸被俘。我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担心，阙团长生死未卜，我的心无比沉重。
北风呼啸，暴雪狂卷，中原突围的南路部队困陷在莽莽的山野中。环境异常残酷，部队许多官兵因冻饿而死，非战斗减员严重。敌人的“清剿”仍在进行，我们能够坚持吗？！武当山的旌旗还在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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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才千(1911—1995),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副营长、营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九团团长，红九十三师副师长、师长，红四军参谋主任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七七○团团长，豫西支队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旅长，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江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江汉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②    陶扬（1915—    ），原名陶锡西，河南滑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编辑，京（山）应（城）县委宣传部长，云梦县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京山坪坝工委书记，云梦县委副书记，公安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湖北省委统战部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57（中原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中原军区成立后，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先后调集了三十余万军队进攻围困我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一举包围歼灭我军，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中原地区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内战一触即发。
面对国民党连续侵占中原解放区，日益增兵进行分割包围的严重局势，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局领导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超常的胆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中原军民咬紧牙关，奋力摆脱困境。
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交涉：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中原地区，合法转移到皖东或华北解放区。但是，国民党欲置中原人民军队于死地，认为“嘴边的肥肉”怎能放弃，对我党我军提出的合法转移之事横加阻挠，无理拒绝。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作出决定：“立足于打！准备突围！”
中原军区为了适时转移，开始作突围前的多种准备。一是复员、隐蔽一批老弱人员，实行整编精简，让部队更具战斗力；二是严整制度，节衣缩食，坚持苦熬，坚持与敌斗争到底；三是分散转移一批干部到华北或其他地区，保存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
军区干部教导团解散分编后，我和刘孝德都未分配工作和任命职务。部队整编后，富余的干部数量很大，此时许多旅、团级干部都没有任职。组织上决定通过合法渠道转移干部和伤病员。
刘孝德告诉我，他遵照组织的安排，不日将随伤病员一道转移北上。战友分离，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们心中涌出无限惆怅。我俩相互紧握着双手，抚着对方的肩膀，互道珍重，相信重逢之日，将是革命胜利之时。
5月间，谢建华告诉我，组织上安排她去重伤员二队任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护士）。中原军区有伤病员一千多人，这些在抗日战争中和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斗争中负伤和患病的将士们，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原解放区的经济条件很差，他们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急需转运到华北解放区就医。在我方强烈的抗争下，根据三方军调小组达成协议，我伤病员和家属一千二百人将合法通过铁路乘车北上。但是，转移伤病员和家属的工作，在广水车站登车时受阻，国民党军无理扣押了我方人员。通过斗争，伤病员和家属仅有七百四十余人登车，谢建华和一部分人员被阻撤回。
为突围作准备，中原局和军区以各种形式和多种渠道，组织部分干部化装转移。组织部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化装离开中原北上。我在军中十多年，无论从口音、姿态和气质都是一副军人的模样，化装转移并不适合我，再说我也不想离开部队。想当年，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我们才二万多人，凭着枪杆子，硬是冲出了重围，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在那里打出了一片天地。现在我们有五万多人，要打，一定能够打出去。于是，我表示不离开部队，要求随队突围。
6月中旬，谢建华告诉我，组织上通知她，让她化装转移北上，虽然她本人还是希望同部队一起突围。我也做谢的工作，我说，既然是组织的决定，就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再说，你已有三个月的身孕，随队突围也不方便。谢建华同意，决定化装转移北上，去晋冀鲁豫解放区。
6月20日，谢建华来向我告别。组织上安排一位“民大”（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学生张学民和谢建华扮成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嫂回东北的名义化装北上。张学民原本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加上固有的学生气质，不化装也是学生。可是，谢建华装扮成“大学教授夫人”，可就不太像了。女兵原有的短发，多年的军旅生活，举手投足都带有的军人气质，使化装工作要费点劲才行。负责干部化装突围安置工作的白相国同志，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编排演练，才总算使谢建华进入了角色，穿上旗袍，还真有点儿像“教授夫人”了。白相国伪造了东北大学张教授给弟弟的毛笔书写信函和假路条，谢建华和张学民带着这封假信函和假证件上了路。
谢建华和张学民要上路了，我送谢建华离开宣化店。结婚不到半年，原在同一个部队尚不觉得，夫妻现要分离，心中真不是滋味。这一别前程未卜，不知是凶是吉，何时才能再相见，扯不断的情，割不断的意，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我送了一程又一程，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最后站在箭杆河岸高处，频频向谢建华挥手告别。谢建华三步一回头，夫妻情感此时真是难舍难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多年的战火锤炼使我成为从不落泪的铮铮铁汉，没想到夫妻的离别竟让我如此儿女情长。
警卫员刘传甫将谢建华和张学民送到罗山朱堂店，那是中原解放区我军最边缘的驻地之一。刘传甫返回了宣化店。知道谢建华他们已进入蒋管区，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高悬着，默默地祈祷着妻子和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一路平安。
几天后，白相国同志兴冲冲跑来通知我说：谢建华已安全到达我晋冀鲁豫军区，她的党组织关系已通过电报转了过去。这个消息让我兴奋不已，妻子的安全转移成功，让我放下了那颗高悬着的心，我可以毫无牵挂地随部队突围了。
国民党军的围困一天紧似一天，其部队在作紧急的秘密调防。据悉，敌军企图于7月1日进行总攻，四十八小时内欲将我中原军区主力“围歼”于平汉铁路以东的宣化店地区。由于当时无职务的干部数量较大，突围前夕，仍有不少干部未能转移，只能安排随主力部队突围。林恺成、刘绍堂、武刚和我被通知随一纵三旅九团走。
6月24日，我接到通知，突围马上开始。第一纵队将紧急从光山泼陂河出发，向宣化店转移。我们几位未挂职的干部随队行动，到宣化店等候一纵主力。
26日夜，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一纵主力，大家都忙着找自己将要随行的团队。
在风尘仆仆的队伍中，我看见了红军时期的好同乡、好战友、时任一纵三旅七团团长的阙子清。部队此时紧急向西南方向挺进，我们来不及多说就分手了。
我找到九团，这是我要跟随的部队，团长郑焰辉、政委周凯①都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大家都认识，打个招呼就算报了到。我招呼我的警卫员刘传甫、谢少清和马夫，牵着那匹骡子汇入九团，跟着队伍踏上征程。
由于头天的倾盆大雨，道路十分泥泞，队伍行军三步一滑，速度很慢。南面已听到隆隆的炮声，国民党军对我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了进攻。
27日，部队到达宣化店西南的汪洋店。以后我才知道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主力部队兵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李先念等中原局及军区领导率二纵（缺十五旅）为北路，王树声率一纵主力（缺一旅）为南路。第二纵队王海山十五旅随南路行动。江汉军区罗厚福部渡过襄河、进入鄂西北，以后为接应一纵也编为南路。鄂东张体学独立第二旅为掩护主力转移，布局迷惑敌人，坚持在鄂豫皖边与敌周旋打游击。
一纵皮定均一旅向东佯动，作出我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以吸引迷惑敌人，掩护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
一纵主力为向西突围的南路军，突围行军的序列是：我们三旅为第一梯队，纵队领导机关和机关直属队紧随其后，二旅为第二梯队。三旅阙子清率七团为前卫，九团护卫着纵队机关，二旅王定烈②率四团为后卫（过平汉铁路时改为前卫），护卫着南路军的侧后翼的安全③
29日，部队到了阳平口地区，这里距平汉铁路很近了。我们本应从这里突破平汉线，不知为何部队又向东南前进。第二天我才知道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一部已抵达平汉路边，与我由后卫改前卫的二旅四团接火，敌一九九旅也从北向南火速赶来。敌人尚未查明我军向西突围意图，为了不过早惊动敌人，纵队领导决定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向东南绕道越过平汉铁路。
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在崎岖的小路和田埂上艰难地行进。暴雨使得沿途的河沟涨水，九团遇到了一条小河，山洪暴发，部队跳进齐胸的水中摸索着过河。警卫员刘传甫牵着我的骡子在水中蹚行，我看见九团有伤病员也要跳入水中，赶紧制止，让他们骑着我的牲口过河。我正在河边接应他们，忽听有人在喊我原来的名字：“小秦，那是不是秦懋书呀？”
我寻声望去，原来是王树声司令员和刘昌毅④副司令员。王树声在红军时期就是我的军长。刘昌毅呢，抗战时我和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轮训队一起共事。没想到在行军途中见到他们，我赶紧跑了过去。
“秦懋书，你怎么在这里？现在哪个部队？”王树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扯着洪亮的嗓门问道。“我现在没有分配职务，在九团，跟着走。”
刘昌毅的一些牙都没有了，说话关不住风：“伙计，几年没见了，你一直在哪里？”
我后来听说，那是年初打光山时，刘昌毅脸部再次负伤，牙齿全部都被打掉了。
“两位司令员，我长话短说，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后在五师干部教导团当政委。”
王树声对刘昌毅说：“昌毅，我看不能让小秦闲着，你给他找点事做。九团还有没有位置？”
“九团的团长政委都有了。”刘昌毅答道。
“那就让他先干副政委吧!”王树声正说着，九团政委周凯跑了过来。他向王树声和刘昌毅敬礼。刘昌毅对周凯说：“周政委，你来得正好。秦懋书现到你团任副政委。你告诉郑团长，说这是纵队任命的。”
“是！知道了。我先随队走。”周凯向两位司令员敬礼，同我握了握手说了声：“我在前面等你。”说完拔腿就去追队伍了。
王树声说：“秦懋书，部队马上要过平汉路了，正是要看你用劲的时候。”
“是！司令员，我马上归队。”说完，我向两位司令员敬礼离去。
九团团长郑焰辉分配任务，他和杨世金副团长带一营；周凯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胡恪恭带三营；我和参谋长贺佑三带二营。我团紧随七团到达王家店东面的小河溪一带。此刻接到命令，让我立刻带二营继续往南，在卫家店附近突破平汉路。我们连夜赶到卫家店以北，听到铁路沿线枪炮声响成一片。
7月1日清晨，我带二营到达指定地点。此时，我二旅五团、六团在平汉铁路边正与敌人打得不可开交。五团、六团撕开了敌三十八团防线的一个口子，已有部分部队冲过路西，但缺口很快又被增援的敌人合拢堵上了。
事后得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被任命为“围歼”中原解放区的总指挥后，已严令所辖部队对我围攻。当查知我一纵向西突围的意图后，急令各部：“严密包围封锁，不得使其逃脱，将匪聚歼在平汉路东。”6月29日我军在阳平口与敌遭遇后，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沿平汉铁路紧急调兵遣将，第一九九旅、第一八五旅部署在铁路沿线，依仗着坚固的碉堡工事及地雷阵，妄图阻挡我军的突围。我军在阳平口避开敌人，欲绕道越过平汉路。由于雨大路滑，影响了行军速度，没想到多费了一天的时间，走了一个弧形，最后还是遇上了这伙敌人。
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岩凑集他们最大兵力，加强了原十三旅三十八团守备的王家店至肖家港间的铁路封锁线。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也火速南下。敌人铁甲车南北夹击，北从明港南下，南从孝感北上参加堵截。驻汉口敌空军也出动飞机支援地面作战，敌人使用空地立体火力，依仗工事林立，依仗着号称钢铁防线的平汉铁路，妄图将我突围部队“一举歼灭”。
我们连夜冒雨行军赶到铁路边时天已大亮，由于事先无法侦察，敌情不明，加之对地形也不熟悉，我只能从敌人拦截我军的枪炮声中判断敌人的部署情况。我军二旅五团占据一个小高地，施展火力，掩护还没突出去的其他部队。我带着二营看见敌人几个碉堡猛烈的交叉火力封锁着铁路，那些碉堡枪眼里吐着红红的火舌。路东的田畈和水沟里都是我军急待突围的部队，而南面增援的敌人越来越近。时间不等人，我急得双眼冒火，只有炸掉碉堡，我部队才能冲过铁路。
这时四连长押来一个敌军的俘虏，那俘虏说：“长官，你们过不去的，碉堡前面全都埋上了地雷，那是一片连环地雷阵。”
一听这话，我脑门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狗日的国民党，老子豁出去了。我大喊：“四连，炸掉那个碉堡！”
四连张连长大声命令：“三班，准备炸药！”
“我去！我去！我上！……”四连的战士都在喊。
我知道，九团是在3月上旬部队整编时，由撤销的原五师第十四旅各团补充编入一纵三旅的。部队番号虽改变了，但战士多半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五师老兵，连营干部中有的还是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机枪掩护，给我封锁住碉堡的枪眼！”我大声命令道。
我们的三挺机枪“哗哗哗”地打在碉堡上，腾起了一片砖渣。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几挺机枪横扫了过来。
四连长命令还没出口，一位战士已抱着炸药包冲了出去。可跑了二十来米，就一头扑倒在地动也没动，我的心一震。四连长一挥手，又一个战士冲了出去，接过第一位战士的炸药包，没跑两步，肩部中弹又倒下了，我叹了一声。那战士负了重伤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可他已无法支撑起身子了。
“连长，我是共产党员，我去！”又一个战士话音未落就蹿了出去。
只见他匍匐前进，又滚下土坎，沿着水沟猫腰朝前扑去。这个机警的战士，他想避开敌人的子弹，利用机枪火力的死角接近碉堡。就在我庆幸他快接近碉堡时，只见他身边火光一闪，发出了“轰”的爆炸声，这是他碰响了地雷。我闭上了眼睛，多好的战士！就在我们再要派人去时，我看到这个战士爬出土坎，向碉堡滚去，“轰、轰、……”的爆炸声在他身边响起，火光闪烁，身后飞腾起浓浓的黑烟。敌人的连环地雷阵全都炸响了，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在滚地雷呀!他的手脚都炸飞了，为部队趟出了一条胜利的路。我的心像被刀戳着一样的疼。在地雷爆炸的硝烟中又有人冲了上去，碉堡中的敌人看不清我们，机枪在硝烟黑雾里盲目乱射。“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我一挥枪，四连勇士们高喊着“为三班长报仇！”的口号冲了上去。几个被炸晕的敌兵抱头鼠窜，愤怒的战士上前用刺刀捅了过去。
敌人另几个碉堡的机枪还在狂叫，铁路线已被我们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五团在路西掩护我们，我们九团二营在冲锋，其他的部队也冲了过来。沿途不少人中弹倒下，我军像潮水般冲过铁路，跃过距铁路不远的澴水河，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并称之为“钢铁封锁线”的平汉铁路。
我带二营才刚刚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战事十分紧迫，所以从连长到战士我都还未来得及认识。随后一段时间的战斗残酷而激烈，部队的人员变化频繁。那位用身体滚地雷壮烈牺牲的三班长，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使我深感遗憾。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垫了胜利之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7月1日黄昏，九团随纵队主力抵达大鹤山一带，与原在路西接应的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会合。部队极度疲劳，在赵家棚地区休整一天后继续西进，到达应山西南的寿山。由于连日大雨，河水猛涨，府河浊浪翻滚，不能徒涉，部队不得不绕道北上。经大邦店、马坪、淅河，于6日到达随县的安居，尔后架设浮桥渡过府河。后来知道此时中原局命令南路军不去豫西，决定改向襄西前进。8日，部队到达茅茨畈休整一天。此时获悉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敌整编第三师及整编第四十一师，分三路追来，企图围歼我南路军于襄河⑥以东地区。
军情紧急，时不我待。9日，部队分别朝襄河东岸的宜城县流水沟、雅口方向前进，二旅四团担任前卫，三旅八团担任后卫，部队准备抢渡襄河。10日上午到达流水沟的前卫四团找到七只木船，当晚四团在该渡口全部渡过了襄河。
我带二营择路向襄河东岸急进。10日夜，到达雅口以北的官庄，在这里遇到第二纵队王海山十五旅四十四团的一个营。我与该营长商议夜袭官庄乡公所。敌乡公所武装战斗力不强，七十几个人真不经打，战斗刚开始不久敌人就作鸟兽散。我们俘虏了十多人，并缴获少量的枪支弹药，最让我兴奋的是缴获了几只小木船，船虽不大，可我们渡河正好派上用场。
经过急行军，11日上午大部队分别赶到襄河东岸的流水沟和雅口两个渡口。然而连日的暴雨使得江水猛涨，渡口河面宽达千余米，浑浊的河水翻腾着白浪，河面见不到一只船。烟雨茫茫的襄河显得如此空旷，千军万马挤在了襄河东岸。据悉，我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已于6日全部渡过襄河，敌人地方部队为堵截我军，已控制了沿河的渡船。
流水沟和雅口南北相距约二十多华里。渡河部队分为两部，王海山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我三旅九团从雅口渡河；王树声、刘昌毅等领导率纵队直属机关，二旅四、五、六三个团，三旅教导队、七、八两个团和警卫团从流水沟横渡襄河。由于河面宽阔，船只太少，渡河速度非常缓慢。大批部队云集渡口滩头，还有大量的骡马辎重和民夫，隐蔽等候在岸边的芦苇丛和小树林里。在雅口，王海山旅长指挥十五旅用我二营缴获的几只小木船，加上其他部队找到的少量船只，开始抢渡襄河。
夜幕降临，大地沉浸在昏暗的夜色里，襄河仍在怒吼、咆哮。战士们借着河面微弱的反光，正在紧张地摆渡，船只往返整整一个通宵。
两个渡口的渡河行动很快被敌人发现。12日拂晓，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一部率先从河西岸的岛口赶来堵击，与我已渡河的前卫四团展开激战。
九团在雅口岸边等候渡河。这时，国民党军的三架飞机从汉口方向飞来，沿着流水沟至雅口河岸疯狂地俯冲扫射投弹。我眼见着一架敌机死死盯着十五旅部队已到河心的一只渡船，来回俯冲投弹轰炸，炸弹落在船舷上，一声巨响，冲起一股数丈高的水柱，小船被炸翻了。河面上漂浮着木船的碎片，船上的战士全部牺牲在滚滚襄河中，襄河水顿时被鲜血染红。
前有波涛汹涌的襄河挡道，后有数万敌军紧逼追杀，我军大部被阻于襄河东岸，军情紧急，刻不容缓，这背水一战已使我南路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敌机呼啸着俯冲扫射投弹，炸弹落在水里激起数丈高的水柱，俯冲扫射的机关炮打在河沿岸腾起一片稀泥水雾，许多人落水或倒在岸边。敌人掌握着制空权，我们极其被动。又一架敌机怪叫着俯冲下来，就在我眼前还有人在奔跑，我大喊：“卧倒！”可是已经晚了，敌机翅膀下火光一闪，机枪“突突突……”一条线地打了下来，有人中弹扑倒在地，我们冲上前营救。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战士们义愤填膺，我瞪着天空，两眼喷火，大声命令：“机枪朝天打飞机！”
二营的机枪都举起来，向俯冲的敌机开火了，不管打不打得着，仇恨的子弹撒向了天空。敌机拉起机头爬上高空，因怕挨揍，不敢再俯冲，只在高空盘旋投弹。后来我才知道，十五旅司令部协理员、王海山旅长的妻子袁启铭同志，就在这次空袭中不幸中弹牺牲。
为了掩护纵队主力过河，我三旅旅长闵学胜⑤率八团和二旅六团的两个营，在河东流水沟几个小高地展开，坚决阻击陆续赶来的尾追之敌。八团的指战员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士们用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英勇抗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枪声、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八团和六团两千多勇士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军，同敌人拼杀，反复争夺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神圣的阵地，为主力部队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时我接到命令：立刻渡河！
我指挥二营分批登船。几个来回数小时过去了，我心急如焚，度时如年。登上二营最后一条船，可我乘骑的那匹牲口死也不上木船。在跳板上，马夫紧拉缰绳，警卫员刘传甫在后面用树条抽打，被枪炮和飞机惊吓的骡子又蹦又跳又撂蹶子，几个人都奈何它不得。敌机又来了一批，炸弹在船边不断爆炸，情况十分危急，若有颗炸弹落在船上，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牲口牺牲整船战士的生命，情急之中我掏枪准备毙了这捣蛋的家伙。警卫员谢少清冲上来一把将我拦住，突围开始，我所有的行装均已丢弃，就剩下这匹牲口，过河以后还不知前面有多少路要走。不管怎么说，这牲口在以前的战斗中也立过汗马功劳，谢少清不忍心我枪杀这骡子。
“轰”，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将离我们不远的另条船掀翻，许多人掉进水里。再也不能等了，我命令开船。木船缓缓驶离岸边，我的马夫和警卫员刘传甫，还有那匹不听招呼的骡子留在了河东岸。
襄河两岸激战正酣，东岸边我军还有许多部队在待渡。河中的每条船都在奋力拼划，许多人用铁锹，木板甚至用枪托当桨划水。枪炮声、爆炸声、呐喊声、划桨声和河水喧嚣声响成一片。我团渡过襄河，立刻投入战斗，渡河还在继续，那场面壮观而惨烈。
7月13日拂晓，南路军主力共七千余人渡过了波涛滚滚的襄河，蒋介石企图在襄河以东围歼我军的计划再一次宣告破产。后来得知，我们三旅闵学胜旅长率领八团和六团一部在河东阻击敌人，完成掩护主力过河任务后，因敌严密封锁渡口，控制船只，无法继续渡河追赶主力。未过河的两千五百余人，按纵队预先布置，在闵旅长的带领下，转战突围北上伏牛山。
南路突围部队强渡襄河后，又遇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的堵截。我军奋勇还击，击退敌人的拦阻。分兵两路，一路向南漳的安家集、报信坡前进；另一路则向南漳的武安堰方向前进。
敌一八五旅和十三旅一个团向南漳方向急进，敌整编第三师一部兵力在我军前进的路上穿插拦截。我九团和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团的一个营，在金家铺痛击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十六旅四十六团的一个营和一个保安队，毙敌五十余人。二旅四团在刘猴集附近设伏狠揍了敌十六旅四十七团。我军两路部队在报信坡会合，随即向西北方向的谷城石花街挺进。
7月20日，我军由南漳的茅坪进入谷城石花街西南地域。较我先到达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六十四旅第一四五团，慌忙加强防守，并电乞救兵。敌急令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向谷城增援，并令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从龙门集方向朝谷城石花街靠拢。
第二天上午，我军前卫第四团进抵石花街西南的苍峪沟一带时，敌一八五旅五五三团赶在我军前面抢占了笔架山、乌蛇岭、黑山口等制高点，疯狂地进行堵截。敌一四五团和十三旅三十七团对我南路军后卫七团和我九团尾追侧击，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妄图一举全歼我军。
苍峪沟距石花街八华里。这里群山起伏，悬崖绝壁纵横，只有一条小路从沟底通过。特别是黑山口，地势更加险要。敌人用机枪火炮严密封锁了黑山口，将我军四团堵在了沟底。我们在行进中就听到前面的枪炮声。此时，纵队命令三旅七团和九团坚决阻击尾追侧击之敌，保障整个南路军侧后翼的安全。
在刘昌毅副司令员和三旅政委张力雄指挥下，后卫七团直扑敌三十七团，我九团也展开战斗队形与敌人一四五团交火。九团和七团交替掩护向石花街外围的几个制高点冲去。我九团配合七团用火力压制敌人，七团很快就占领了两个小高地。七团抢占制高点后又用火力封锁敌人进攻的通道，配合我九团也占领了几个制高点。这时，敌人被动挨打顶不住，开始向石花街溃逃，我七团和九团发起了冲锋。
7月的中午烈日当头，酷热异常。部队自突围后没有一日不在行军打仗，极度疲惫。我团许多指战员的鞋都烂完了，战士们赤脚行军，大多双脚红肿，有的已经溃烂。战士们赤着脚追赶敌人，整个下午连续战斗，部队滴水未进。有些战士在追击途中中暑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七团和九团控制了石花街外围的主要制高点，太阳落山时包围了石花街镇，将敌人一个多团围在了镇中。我们等候命令准备发起攻击，消灭镇中的敌人。
晚九时许，得到消息，我前卫四团在二纵十五旅四十四团的配合下，拿下了黑山口，打通了通往武当山区的道路。此刻，我们也获悉情报，敌军主力正尾追不舍，步步向我紧逼。为了避免同敌主力决战，纵队领导命令，停止攻击石花街镇，立刻撤出战斗，甩开敌人，继续西进。此时我九团作为后卫，警惕地撤离石花街镇，向西疾行。望着石花街的敌军，我心中忿忿骂道：“他娘的，便宜了这帮狗日的!”
石花街战斗毙伤敌军三百余人，缴获了山炮四门、迫击炮一门、枪支弹药若干、战马十余匹、电台两部。阻击我之敌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暂时失去了战斗力。我军自突围后又一次摆脱了敌军的堵截合围，跳出了包围圈，打了进军鄂西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石花街战斗后，南路军兵分两路向武当山挺进。我一纵向西南方向经谷城的紫金洞、官坊、沙河向房县青峰镇前进；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四十四两团沿均县和房县间向武当山进军。
我军进入武当山区后，敌人仍紧追不舍。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后面总跟着尾巴，敌军寻机同我主力决战。我南路军根据中央及中原局指示，决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牵制国民党军的部队，配合华北、华中我部队作战略展开。一纵到达房县的青峰镇后，决定以武当山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为了避开敌军的阻截，部队向房县以南的山区绕道西进。三旅和纵队直属队从青峰镇东，向房县南面的阳日湾前进。房县南部是大山区，这地方就是现在的神农架林区北部边沿。这里高山重叠，道路崎岖，坡陡沟深，有的地方只有羊肠小道，行军十分困难。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补充给养困难，部队忍痛将一些骡马杀掉充饥。一些重武器无法带着行军，纵队命令将之毁坏扔进了深谷。
部队连日征战十分疲劳，加之后尾紧跟着敌军，当然不会掉以轻心。战士中的许多人没有了鞋，就用破布包裹着红肿的脚行军打仗。这真是一支钢铁的队伍，无论行军打仗，缺吃少穿，战士中没有人叫苦喊累。再困再乏，只要枪一响，人人勇往直前。就是负了伤，拖着走也不愿离队。就是这样一支硬骨头部队让国民党军伤透了脑筋。然而，在这样的硬骨头部队里也出现了个别的脓包软蛋。九团团长郑焰辉经不住敌人的残酷追杀，耐不住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带着老婆离队开了小差，最后竟投降了国民党，当了可耻的叛徒。
郑焰辉离队叛变后，部队作了紧急部署，纵队命令九团周凯政委改任团长，我任政委。
八月初，部队进至房县阳日湾一带休整。这一带人烟稀少，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当地的保甲土顽的欺压，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再次休整，但难以筹集粮食，只得继续西进。神农架原始森林林木浩瀚，部队行军有时一两天不见村落人烟，山沟树林中甚至都不见阳光。
自我军转移向神农架后，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一直尾随追击，不断对我军进行袭扰，危及我侧尾翼安全。此时我三旅七团和九团轮流担任后卫，几乎天天同敌人接触，可怎么也甩不脱这股敌人。
敌军各部也轮流替换尾追我军，依仗装备好，兵员多，总想一口吃掉他们认为的“疲惫之师”。敌人的骄横往往铸成大错。8月12日，纵队刘昌毅副司令员告诉我，中央直接电告，尾随紧跟我军的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的一个加强营，已远离其大队有近一天的行军距离。纵队命令七团和九团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我心中暗想，党中央真神了，真了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竟还知道尾随我部敌人的详情。
刘副司令员召集七团团长阙子清、政委何德庆和九团团长周凯、政委秦忠，共同研究确定了这次战斗方案，决定利用前面的险要地形设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打掉敌人这个加强。
刘副司令员命令后卫七团快速行军，先于纵直、旅直和我九团之前，抵达冠木河地区的莲花观、松木岭两侧设伏，九团三营跟随其后进入伏击阵地；命令九团二营殿后，伪装成主力部队的后卫，并故意“示弱”，显露疲惫大意，以诱敌深入。
8月13日凌晨，我率九团二营故意落后于旅直部队一段距离。我们按战斗部署与敌接火，牢记刘副司令员的命令：只许败、不许胜，打了一阵后就假装溃逃。我们一路“逃”，一路丢弃一些物品，那拖刀计的戏演得可像了。敌人以为有机可乘，拼命追赶。到达冠木河的莲花观时，我知道七团和九团的一个营早已完成设伏，于是带领二营在我设伏部队的面前“狼狈”穿行而过，按计划将敌加强营诱进我们的包围圈。
天亮了，敌人没有发现我设伏部队，一路追赶着我们二营，大摇大摆闯进了山谷。我七团二营和三营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林里，九团三营顺山谷一字摆开，隐蔽在深谷两边的峭壁上。见敌人进入了包围圈，刘副司令员在一座破庙里发出攻击令并指挥战斗。霎时间，山谷里枪炮齐鸣，手榴弹轰隆作响。敌人突遭袭击，仓皇失措。我率九团二营听到枪响，立刻回头扑向敌军。前面是我九团二营，中间是悬崖峭壁上的七团，后面是九团一个营用火力封锁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八百余人被我军堵在山谷里成了瓮中之鳖。密集的枪弹打得敌人乱成一锅粥，许多敌兵在慌乱中掉下陡壁悬崖摔死，我军当场俘虏两百多人。除尾部跑掉少数外，我军一举歼灭敌一个加强营，缴获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十五挺、卡宾枪、冲锋枪数百支、还有许多军用物资。我军仅轻伤一名。这是我军进入鄂西北后的又一次胜仗，它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冠木河战斗后，敌人学乖了，和我同等兵力的部队，只敢尾随，再也不敢跟得太紧。
8月25日，部队进至房县以南的田家山。在此遇到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的堵截。这真是个老冤家，从平汉路一直追到鄂西北。敌人已先我抢占大道两旁的高地。纵队命令七团和我九团夺取制高点，打通前进道路。我们两个团立刻发动进攻，几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几个山头，消灭敌人二百余人。中午过后，敌人集中炮兵和步兵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我们两个团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经过一天的战斗，弹药消耗殆尽，部队用刺刀和滚石打退敌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进攻。黄昏时，部队撤出了战斗。这一次战斗同敌人打了一场消耗战，我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数十人，五连副连长和两位排长不幸牺牲。
田家山战斗后，九团和七团随大部队向房县的上龛一带转移。
8月下旬，我南路军第一纵队与先期到达鄂西北的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在房县的上龛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我们决心以武当山为中心，在鄂西北地区共同创建根据地，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部队，配合华北、华中战场，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与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广阔敌后战场。
我们中原突围的南路军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险恶形势下，历尽艰辛，英勇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冲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同数倍于我的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取得了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吹响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敲响了蒋家王朝注定灭亡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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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凯（1916—1995），四川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通江县委宣传部长，仪陇县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营教导员、政委，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二团政治委员，（黄）安麻（城）中心县委书记兼县长、县游击总队总队长、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团长，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铁路工程总务处副处长，贵阳铁路局房建处副处长，铁道部第二工程局行管处副处长、房产处副处长。
②    王定烈（1918—    ），四川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团警卫排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保卫组长，东进纵队第五支队骑兵连长、第五营教导员，冀鲁豫军区昆张支队支队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第八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四团团长，中原独立旅副旅长，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独立第一和第二旅旅长，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独立第二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空军第二十三师、第十八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③    南路军突围的行军序列，在过平汉铁路时因战斗原因发生多次变更。四团由原后卫改为前卫。在阳平口，八团和五团为后卫。七团在大部队全部过了平汉铁路和澴水河后由前卫改为后卫。
④    刘昌毅，即刘昌义。
⑤    闵学胜（1914—2002），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一团连长，红三十一军第七十三师二七九团侦察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十八团团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豫西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旅长，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长，豫鄂陕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第三十五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十七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铁道兵后勤部部长，武汉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⑥   襄河，既汉江，又称汉水，古代也称沔水，长1570余千米，系长江左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陕西省西南部汉中市宁强县北的米仓山，东南流经陕西汉中、安康；湖北西部和中部，进入鄂西后北过十堰，过襄阳、宜城、钟祥、沙洋、天门、仙桃、汉川等市，在武汉市汇入长江。

56（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


离开湘鄂赣军区供给部，我直接到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赴任。
教导团刚成立不久，干部配置也不齐，团长刘孝德①、政委秦忠兼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赵康、团部参谋王顺吉。全团共有九百余人，分三个大队。学员是新四军五师各部队的营级干部，还有地方的区、乡级和少数副县级干部。战斗部队只有警卫连和侦察连，全团的武器装备多是步枪和少量的冲锋枪，仅有三挺轻机枪，大多数学员都配有短枪。同其他野战部队相比，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了。
团长刘孝德，此前是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参谋长，不久前也才调来，他年长我两岁，为人正直厚道，打起仗来有勇有谋。我从军多年，原都是在首长身边工作，像这样作为政委同团长一起单独带领一个团，还是第一次。刘团长在延安已结婚，对单身汉的我，像老大哥一样给予了许多关照。我俩很快就熟悉了对方，并成为配合默契的好搭档。
7月上旬，根据中央的意见，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要以三个月的时间，继续南进到达湘粤地区，与我广东的东江纵队直接配合，发展南方局面。王震率南下支队主力从咸宁的茶地铺地区出发南下，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征程。
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日军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因兵力分散，战线太长，在盟军的打击下，元气大伤。中国人民坚持持久的抗战，迫使日军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华中地区的日本占领军此时多滞守在据点里不常出动，而那些黄协军少了其主子的撑腰，也不敢大肆活动。敌人除占据了重要的城镇及交通线外，大片的农村地域没有日伪的踪迹。只是那些打着抗日的旗号、背地里与日伪相勾结的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土顽武装，还敢在鄂南地区为非作歹。
王震主力南下后，张体学十四旅（两个团）、王震主力留下的第三支队和我们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这几支正规部队控制着鄂南的局势。我们此时的任务主要是打击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反动武装。
为了便于我教导团同上级联络，师部给我团配备了一台十五瓦的小电台，平时直接同张体学旅联络。这部电台由报务员、译电员、装备员三人负责，他们携带这部电台，日夜跟随着刘孝德团长和我。
过去我没有单独带过队伍，身边只有警卫员和马夫伴随。这会儿除了警卫员钱忠先、译电员小陈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觉着奇怪，问小陈：“小陈，怎么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老跟着我干什么？”
“政委，我们随队电台就是这样，首长在哪儿我们就在哪儿。部队与上级的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
这时，我才知道这部电台的重要性，由于教导团是单独活动的，这部电台就成了我们惟一的对外通讯联络的工具。我让警卫连派出一个排护卫这架宝贝。
8月中旬，我团驻扎在大冶。这天，译电员小陈风风火火撞开门跑进了屋：“报告政委，我收到了好消息，日本投降了。”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说什么？”
“日本鬼子投降了！”小陈气喘吁吁，那张娃娃脸兴奋得通红。
“放你妈的屁，这仗还没打完，你怎么知道？”我以为小陈在开玩笑。
“你不相信，你自己去听。”小陈拉着我就跑。
我满心疑惑，跟着小陈去了电台。小陈将耳机塞给了我。
我戴上耳机，听到了里面的广播声。那是国民党方面的广播电台，它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八年了呀，小日本也有今天。抗战八年，我们终于让日本鬼子投降了。
刘孝德团长正在下面连队检查工作，我马上让小陈告诉刘团长，并令参谋王顺吉立刻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以确定部队的行动方向。
就像漫漫长夜，人们盼着出太阳一样盼着胜利，今天，这胜利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人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全都愣在了那里。转眼间，全团的指战员和驻地乡亲们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有人高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整个村庄沸腾了，铜锣、铁桶、锅碗瓢盆，兴奋的人们抓到什么就敲响什么，大家哭呀笑呀闹呀，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很快，我们就接到五师师部的命令：“日本投降，形势变化很快，你团留驻鄂南。任务：一、掌握敌情，宣传抗战胜利。二、收拢我鄂南各中心县委的地方部队，充实武装力量。”
根据师部的命令，我教导团立即与各地方部队联系，先后收拢了鄂（城）大（冶）王表总队、阳（新）大（冶）中心县委的桂平总队。
王表，原名姜浩南，江苏丹阳人，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但性情文静，颇有几分书生气。1938年入党，在黄石组织群众，拉起了抗日队伍，曾任鄂（城）大（冶）的工委书记、鄂(城)大(冶)阳(新)总队的政治委员，后任总队政委。王表总队有六百多人。这几年在游击战中从鬼子和顽军手里缴获武器，装备了自己，拥有重机枪、掷弹筒等。
桂平，原名陈寿涛，安徽桐城人。1935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曾任黄（梅）宿（松）工委书记、阳（新）大（冶）工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桂平总队的四百余人在大冶的铜录山附近编入了我教导团。
合编后的教导团有一千九百多人，武器装备也增加了不少，甚至有了两门小炮。我和刘孝德团长任命王表、桂平为教导团副政委。
日本投降后，华中的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民党军为了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从大后方和原防区日夜向我各解放区运兵。我华中解放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东屏南京，西钳武汉，北阻蒋介石向我东北、华北、山东各解放区增兵的通道，因此，它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心腹之患。由于路途遥远，国民党军陆续抵达的部队尚不能控制整个华中地区。各据点的日军逐步汇集到几个中心据点不再出来，等待中国军队受降。伪军自日本投降后拒不向我人民武装投降，摇身一变，受编成了国民党的地方部队，这些过去的伪军现在成了国民党的保安团、乡公所武装，他们与国民党顽军一道独霸一方，鱼肉百姓，还不时挑起事端，袭击我新四军，枪杀我伤病员和地方干部。遵照上级指示，我教导团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底，我团打了江西修水白沙岭的伪乡公所，消灭伪军一百多人。9月初，打了阳新县的刘仁八镇，接着又打了阳新县的浮屠街伪保安队，歼灭其三百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
人们庆祝胜利的欢笑还挂在脸上，内战的阴云已布满天空。
9月，国民党几十万军政人员向华中重镇武汉拥来，重兵占据了华中地区的交通线和重要城镇，明目张胆地对我军发起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命令王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速从粤北返回中原，与我新四军五师会合。我教导团奉命接应南下支队北返，积极准备船只护送其北渡长江。教导团派出的侦察员遍布鄂南，沿湖沿江收集船只，探听王震南下支队的北返消息，以便接应。不久接到情报，由罗通和张仲翰所率的十四旅一部已与王震南下支队会合，并从梁子湖乘船成功北渡长江，进入了鄂东地区。
国民党为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火速向我华中解放区调兵遣将，运兵的飞机不停地在武汉周围的飞机场起落。我团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每天就有一个团的兵力抵达武汉，这些部队再陆续向周边开进。很快，国民党部队占据了整个湘鄂赣地区。
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同志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新四军五师的鄂南部队遵照统帅部的命令，陆续撤出鄂南，移师鄂东。此时，我们也收到李先念司令员的电报：“刘秦，任务已完，北渡长江。”
我们教导团是五师最后一支撤离鄂南的部队。几年来，新四军五师经过艰苦奋斗，在鄂南建立了较巩固的根据地。日本投降时，我军正处在大发展时期，鄂南这片饱浸着人民和烈士们鲜血的土地，是我们从敌伪手里夺过来的，是我们亲手创建发展的根据地，是我们长期坚持抗战的胜利果实，现在要撤离鄂南，放弃这片根据地，我们实在难以割舍。面对国民党军日益进逼的严重形势，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障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党我军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不得不撤出鄂南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10月19日，教导团渡过梁子湖，撤至离长江不远的谭家桥，准备从那里北渡长江。是夜，我团成两路纵队行进，明月高悬，似水的月光撒满大地，田野里黄澄澄的稻菽在微风中摇曳，这是成熟收获的季节。每过一个村庄，乡亲们都出来送行，男女老少夹道目送着部队行进。没有歌声，没有话语，只有部队行军的脚步声。乡亲们默默地往战士们手里塞莲米、菱角和鸭蛋，偶尔有战士停下脚步喝上一口水，又去赶部队。人们的心情非常沉重，乡亲们在叹息，许多战士眼里闪着泪花。我骑在马上默默无语，千头万绪涌上心头。鄂南，多么好的根据地，多么好的人民!我们留念这片美丽的土地!再见了，鄂南! 再见了，鄂南的父老乡亲们!
部队在葛店和华容间的江边登上了大帆船，这些船只原是为王震的南下支队北返长江准备的。南下支队已另择路渡江，这些船只为我团渡江派上了的用场。
葛店驻守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团，也许因情况不明，他们没敢出动。我们拉起樯帆，木船乘风破浪向江北驶去。鄂南在深黛色的夜里远远地留在了我们身后，对面是星星点点的渔火，洒落在长江北岸。长江是那样平静，只有江涛轻轻拍打着船舷。微风鼓着船帆，我们向江北驶去，沿途未遇任何阻碍。
帆船来回数次摆渡，教导团全部抵达长江北岸。在长江北岸，也有一个顽保安团，见我们人多势众，也未敢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我团浩浩荡荡向新洲的涨渡湖开去。
在涨渡湖，我遇到了原湘鄂赣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通。罗通说，他正奉令将组织湘鄂赣游击地委，重返鄂南。他正在筹备组织，调动干部，指名要去王表和桂平这两位原在鄂南工作过的干部。我们为合编后任命不久的这两位副政委送行。罗通用涨渡湖的鲜鱼款待了我和刘团长，大家还在一起照相留念。
教导团离开涨渡湖后到黄安（今红安）、礼山（今大悟）一带活动。在礼山马吼岭接到师部命令，鄂东教导团与我湘鄂赣教导团合编，改番号为“鄂豫皖湘赣干部教导团”，刘孝德任团长、秦忠任政委兼党委书记、石天华②任副团长、白相国任副政委、简佐国③任参谋长、王启瑞任副参谋长、赵康任政治部主任，学员编为三个大队，战斗部队为两个大队。两个教导团合编后，学员和战斗部队共有近三千人。整编后的教导团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开始了鄂东地区的游击作战活动。
此时，新四军第五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和王树声的河南军区、冀鲁豫军区第八团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成立后，将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王树声的河南军区部队及王定烈第八团编为第一纵队，原五师主力和三五九旅编为第二纵队。同时还建立了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我教导团更名为“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
一天，王震司令员让我去见他。见面后王震详细询问了我教导团的近况，并告知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路西（指平汉铁路以西），有大的战役任务。军区已决定教导团留在鄂东地区，目的就是牵制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属下的第一九九旅。宋瑞珂的这个整编师实际上是个整军编制，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很强，是国民党军中的王牌部队。
王震说：教导团还不是野战部队，学员占了一半，战斗力有限，兵力和装备同敌人相比有极大的差距。教导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牵制该敌人不许其西去增援，为我主力减轻压力赢得时间。
王震告诫我一定要当心，不要同该师发生正面接触，不要硬碰硬战斗。教导团配备电台，要伪装成教导旅的番号，袭扰牵制敌人。最后，王震说，我交给你一个人，安排在你团，这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你代以照顾。王震让警卫员从屋外带进一人。我定睛一看，是个半大的孩子，看模样也就只有十五、六岁。王震说，他叫毛楚雄，你叫他小毛吧。我那边马上要打大仗，放在你这里我放心些。你的摊子大了事情多，可以将小毛交给你团的戈凯，让他来管吧。看来上级已经有了安排，我执行就是。
回到教导团，我将小毛安排在四队，按上级的要求，交给四队的指导员戈凯照顾。由于教导团的战斗和学习事务繁杂，此后，我去看了小毛几次，基本都是戈凯在负责。小毛表现很不错，是个懂事的优秀青年。1946年春节后，中原军区来人将小毛接走。
1960年，戈凯从长沙来武汉开会，我们见面了，戈凯才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他的原名叫毛泽普，是毛泽东的堂弟。并告诉我，当年的小毛，毛楚雄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孩子，毛泽覃1935年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一直在湖南老家随外婆长大。受毛泽东之托，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时，将毛楚雄带出。南下支队到了湖北黄冈将毛楚雄交给了我，小毛在教导团战斗生活了3个多月。中原突围时毛楚雄随北路部队行动，在陕西宁陕县不幸牺牲④。
此时，鄂东军区张体学的独立第二旅转战于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区，我们干部教导团和少量的地方部队也坚持斗争在鄂东地区。我们携带那台十五瓦的小电台直接与中原军区联络，遵照军区的命令在鄂东地区牵制敌人，同敌人周旋。
鄂东地区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教导团就在礼山、黄安、(黄)冈西一带活动。我是黄安人，大别山是我的家乡，我年少从军跟随部队离开湖北，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南下回湖北都快一年了，整日行军打仗，无暇顾及回家。终有一日，我抽空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黄(安)麻(城)交界的竹林畈。然而，我所见到的家已是残垣断壁，空无一人。湾里有几个乡亲认出了我，告诉我家里的情况。
当年红军离开根据地后，国民党军及地主还乡团清乡、“围剿”，对苏区人民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茅草过火，石头过刀，屠杀了大量的红军伤病员、我党地方干部和红军家属。我的当游击队队长的叔叔不幸被捕，惨遭杀戮。年幼的弟弟被敌人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哥哥秦懋保是当年的红军连长，在七里坪战役中身负重伤，回家疗养，红军撤离根据地后，由于敌人的追查，在家呆不住了，出去要饭，不知身在何方。母亲背着最小的弟弟，躲过敌人的追杀，不敢回家，流落外乡，一直没有音讯。面对残破坍塌的破旧老屋，我暗暗发誓：这笔血债一定要让敌人加倍偿还！
离开家乡十多年了，没想到家破人亡，竟是这个样子！家乡给我的感觉是那么的亲切，又是那么陌生。
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刚回到湖北时竟一点也不适应。在北方吃惯了小米、包谷、山药蛋，来到湖北吃大米却像遭罪。大米这东西真不叫粮食，吃到肚里几个屁一放就没了，肚子里总是空落落的。北方来的战士煮不好大米饭，不是生就是糊，真不如那馍来得方便痛快。有大米吃已算不错，战士们的干粮袋时常空瘪瘪的，只有吃那些发了霉的红薯干。我因水土不服，时常闹病。这大米和红薯干折腾得我肚疼拉稀，不管白天黑夜，屁股门就像关不住的阀门，臭屁不停，稀屎不断，隔不一会儿就蹿一阵。好汉经不住三泡稀呀，我拉稀简直拉脱了水，浑身没劲，骑在马上蹬不住劲就从马上摔了下来。
在鄂南时，桂平见我身体不好，就将他身边的警卫员刘传甫介绍给了我。小刘跟随我后，不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寸步不离，随身背个为我准备的药罐子。小刘和我原来的警卫员钱忠先一到宿营地，就忙着为我生火熬药。鄂南的蚊虫多，那时条件差，没有蚊帐，被蚊子叮了就发疟疾（打摆子），高烧烧得我满嘴燎泡，闹起冷来，盖再多也捂不热。我病得骑不住马了。那马也挺不住呀，南下支队过太岳时，陈赓旅长送我的这匹枣红马，在鄂南时吃那带壳的稻谷也绞肠拉肚，瘦成了皮包骨，我不忍再骑它。刘孝德团长身体也不好，可他像老大哥一样照顾我，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看我病重，就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我行军。到了鄂东，因缺医少药，我的病更重了。在礼山的九房沟，人几乎病死过去，人们从屋里将我抬到外面准备安葬。昏沉中，我苏醒过来，看见大家都在哭，迷糊中问大家哭什么，大家见我醒过来真是又惊又喜。在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下，重病的我几次摆脱了阎王爷的索命。
国民党军的进攻一天紧似一天，部队日夜行军打仗，我在担架上度过了病中最危急的时光。在与敌人周旋的日日夜夜里，我都在担架上同刘团长一起指挥着部队。在刘团长、白相国副政委和警卫员刘传甫、钱忠先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情逐渐好转。抬担架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全团上下都知道政委病重。许多次在行军途中，当抬担架的战士换人休息时，部队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我支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战士们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我的担架上。那些慰问信虽是只言片语，可它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鼓励着我战胜病魔。直到现在，每每想起当年的情景，心头仍不住涌起阵阵热潮。
在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的病终于好转，人也恢复了活力。
内战的阴云愈来愈浓，国民党军不停地从大后方调兵遣将，仅鄂东地区就开进了两个师。这些都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装备和数量都占了优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教导团不能与之硬拼，所以我们在鄂东地区不停地移防，避开敌人的锋芒，寻找机会打击弱敌。
大别山的天气逐渐寒冷，部队急需解决冬装。我们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在礼山(今大悟)县二郎畈打了敌人的乡公所，消灭了一些敌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和物资。此后又打了敌人的给养，解决了部队少量的棉衣，但大部分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单鞋。部队在寒冬里行军作战，非战斗减员逐渐增加，我和刘团长心急如焚。
白相国副政委在上两次战斗中带领部队打敌人的给养，尝到了甜头，他准备继续沿用老办法去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一天，侦察员报告，大悟山发现敌后勤部队。白相国决定带两个连和学员队去打这股敌人。我和刘团长获情报后仔细研究，认为这股敌人同以前的不一样，从装备和数量来看，疑是敌正规部队，估计战斗力不弱，如果我们这样盲目去打，恐怕会吃亏，于是决定将部队撤回来。待我们派出通信员传令时，白相国副政委带领的三百多人已与敌人接上火，战斗激烈，敌人蜂拥而至，兵力大大超过了我们。这一打，才知道打的是宋瑞珂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他在正面用一个团拖住我们，又分兵迂回，想实施包围。刘团长见势不妙，急令部队撤回。这一仗我们有些伤亡，还有三个战士被俘。
一九九旅全是美式装备，在鄂东盲人瞎马般地乱撞，并不摸我们的底细，原来一直以为我们是一个旅，所以死死盯住我们不放，几次堵截，都因我团迅速转移而扑空。大悟山这一仗下来，他们从我被俘人员那里了解了教导团的一些情况，于是，四处张贴布告缉拿刘孝德和秦忠，并称提头来见，赏大洋各一万元。同时还诱降刘团长和我，称若投降过去，将封赏什么司令。布告贴满了礼山、黄陂、黄安各县。我部侦察员见到这些布告就撕掉或用石灰水涂擦，刘团长和我都说不必擦了，让敌人去贴吧，他们的阴谋是不可能得逞的。
敌人摸清情况后加紧了对我团的围攻，我团不停地转移，有时一夜要挪两个宿营地，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对教导团围追堵截，我们日夜行军与敌人兜圈子，将敌人两个师牢牢牵制在大别山南麓，为我中原军区野战部队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我主力部队在桐柏战役中打了几个大胜仗。李先念司令员来电对我团制掣敌人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教导团在鄂东地区为吸引敌人，不仅以军事行动加大动作，在政治宣传上也大肆张扬，部队每到一地就刷标语、贴布告，政治部的宣传活动从未停止过。记得有一天在冯家河，敌一九九旅分兵两路，分进合击，堵截我团。我战斗部队已同敌人交火，前面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刘团长命令学员队立刻出发，从敌人两路部队的间隙穿插过去。各大队在紧急行动，我去连队检查，竟看到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杨阳正带领学员队的一群女学员在扭着秧歌。前面的枪声像炒豆子一样爆响，敌人的炮弹“呜呜”地呼啸而至。我急得大叫：“都什么时候了？敌人打过来你们还扭个鬼！赶快撤离！”
杨阳吐了吐舌头，带领那些学员们随部队撤离。她们刚出村庄不久，敌人的炮火就轰到了刚才扭秧歌的地方，村里腾起了一片火焰。
像这样惊险紧急的经历，教导团遇到了好几次。
11月底，天降大雪，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大悟山区一片皆白，寒风呼啸，滴水成冰。国民党军一九九旅进犯并占据大悟山。
一天，侦察员回来报告，敌人一个加强连因风雪太大被困在山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与刘团长商量准备奇袭，消灭敌人。我团战斗部队两个连迅速出发。途中，侦察员返回再次报告：山上的敌人不知何故，一个个晕头转向，上吐下泻，疑是食物中毒，全连失去了战斗力。部队不怕山高路滑，向山上疾进，冲进敌驻地时，只见整个敌加强连的近二百来号人都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我们不费吹灰之力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九挺，步枪、冲锋枪和卡宾枪近百支及大量子弹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敌人瘫软在地，失去了战斗力，我们一个未杀，放了他们的生路，由他们去了。我部两个连，人人都背上缴获的战利品下山。因风雪太大，山高路滑，还有许多东西带不走都抛在了半山。就这样，我团无一伤亡，缴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械。
1946年的元月上旬我团侦察员报告，有一支大部队分几路纵队向我们开来，不清楚是敌人还是我们自己人。我让侦察员查明情况再报。刘团长命令教导团戒备，随时准备战斗或转移。我团侦察员遇上了我军十三旅的侦察员，原来是我中原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正经礼山去河南光山作战略转移。我教导团前去迎接，并为主力部队布置驻防位置。但大部队匆匆而过，没有停留，身后留下浓重的滚滚尘烟。我们立刻发报请示中原军区我团如何行动。很快，李先念司令员回电：“跟随大部队尾进。”我们紧急集合，日夜兼程，相距大部队约一天的距离，尾随其后，到达光山。
部队在光山还未住下，李先念司令员来电话让我和刘团长速去司令部领受任务。我俩带领作战参谋王顺吉和警卫员，策马去司令部见到李司令员。进门后我们向司令员敬礼，李先念同我们握手，连坐都没让就命令我们：“情况紧急，命令你部在一天内轻装前进，迅速占领广水以南、花园以北的地域，构筑工事，完成布防。下一步任务听令。”
我和刘团长速返教导团，部队立即开拔，拼命向西南方向的广水急行军。全团的行装全部都丢了，一路跑步，轻装前进。快！快！快！
我们按时抵达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反动民团接上了火，很快打垮了民团。刘团长部署部队相继控制了平汉铁路以东的地方。各大队构筑工事，加强防御。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元月13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议。日本投降后，打了四个多月内战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双方以现有的地域驻防，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我教导团控制的广水至花园一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域，成了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枪声停了，仗没打了，停战令生效后进入了所谓的停战时期，其实这停战时期并不太平。国民党部队经常出来滋衅骚扰，我部遵命严守驻地，绝不放第一枪。没有枪声的日子似乎非常平静，多年来就没有过，这平静倒让人感到有点无所事事了。
我们教导团的团部驻扎在汪洋店谭傅湾。有天，团领导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聚在一起。石天华、白相国、赵康等人开着玩笑，刘孝德团长拨弄着火盆里烧得红红的木炭对我说：“政委，我看你该结婚了吧！”
他们说的结婚对象指的是我认识不久的一位女同志——谢建华。
我难为情地说：“谢建华和我商量过，仗不打完，不和平就不结婚。再说，我们认识时间不长……”
白相国打断我的话：“现在仗是没打完，停战也算是暂时的和平呀!你老大不小了，这事要办，我还等着喝喜酒哩!”
宣传干事杨阳笑道：“政委，我这红娘当上了，这喜酒不能让我等久了哦!”
提起这红娘，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我湘鄂赣干部教导团从鄂南北渡长江后，与鄂东教导团合编，干部战士也多了起来。白相国副政委的妻子、政治部的宣传干事杨阳，性格直爽开朗，热情活泼，不论在哪儿，同谁都可以混得稔熟，干起工作来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有天，杨阳告诉我，她的同乡同学谢建华来了，谢建华是学员队的学员，我并不熟悉。教导团合编后有近三千人，下面的干部和学员到团部来公干的人不少，我也未在意。几天后，部队宿营，我在政治部刚布置完工作，谢建华来看杨阳，杨阳将谢介绍给我。我们握了手，没谈几句话，我有事先走了。尔后，白相国、杨阳两口子来我房间，杨阳说：“政委，我给你介绍一位女朋友，好吗？”
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并未在意。对恋爱，我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白相国见我踌躇不定，笑着说：“政委，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刘团长告诉过我，你心里还想着延安的王慧，对不？”
白相国的话激起了我对王慧的思念。离开延安南下有一年多了，在战争环境里，天各一方，无法联系，至今也没有一点音讯。平时行军打仗无暇顾及，这会儿停战了，经白相国一说，思念之情油然而起。
白相国接着说：“延安离这里千里之遥，你们并没有约定好，也不知何时你们才能见面。到那时，人家还不一定能等着你。现在这边行军打仗，你的身体也不好，总得有个人照顾呀。这也是组织的考虑，你说呢？”
白相国的话也不无道理，我自参加革命就将自己交给了组织，组织替干部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这在部队也是常事。我听了白相国这半真半假的话，也犹豫不定，答应考虑一下再说。
他们夫妇俩抓得紧，不两天就逼我表态，并介绍了谢建华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说谢革命坚决，肯学习，为人善良。还介绍说谢建华随三五九旅的南下支队一直打到湖南、广东，不久前才返回鄂东，分到教导团，她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中仅有的七名女同志之一。听到介绍，我心中暗暗佩服谢建华，我知道南下支队转战千里，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在那血与火的战斗中，一个女同志能跟随部队走完全程，是非常了不起的。
谢建华，芳龄刚好二十岁，河南信阳柳林人，出身贫寒，是个佃农的女儿，排行老大，下面有几个弟妹。她从小就在柳林车站以提篮小卖、捡煤核为生，尝尽人世辛酸。谢建华的父亲谢香久，为人豪爽仗义，在当地贫苦农民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同情共产党，为掩护我党地下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谢家成了我党我军地下武装的秘密接头点。1936年，年仅十一岁的谢建华成为我党在柳林地区的秘密地下交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柳林作为平汉铁路上的一个要点被日军占据，我党的地下组织在柳林坚持隐秘活动，顽强地与敌斗争。此时，谢建华成为该地区铁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不久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的工作。
原来谢建华同我一样，年少就投身革命了呀!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油然产生一种敬佩之情，于是我说：“我同意了，还不知人家愿不愿意。”
杨阳拍着胸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白相国说：“既然你同意了，就给谢建华写封信，我去做工作就没问题。”
我说我原来先后谈过两个女朋友，从来就没写过信。
白相国打趣说：“你那哪叫谈恋爱呀，谈恋爱是要写情书的。这样吧，我给你打个草搞，你誊抄一遍，让我带去。”说着白相国从口袋里掏出早已拟好的草稿。
我一看那草稿，就傻了眼。在部队虽学了点文化，通常也就是写个报告或命令什么的，那点子墨水，同“情书”怎么也联不上。草稿中，有些词句我根本不懂，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海枯石烂不变心……”
白相国夫妇硬是让我照此草稿誊抄，拿着我写的“情书”去找谢建华。我和谢建华见面以后才知道，开始她并不同意与我谈恋爱，杨阳从中作了许多工作，她才答应考虑考虑。建华后来告诉我，她在学员队就听说了我的一些情况。最让她感动的是，她在行军途中见到我生病躺在担架上，仍同刘团长一起指挥着部队，战士们的慰问信像雪片样铺满了我的担架。二十多岁的人能这样领导部队，并受到部队上下一致的爱戴与尊敬，确实让人敬慕。
我们开始接触了，但由于行军、打仗、工作忙，也不常见面。白相国对我说：“政委，这事你得主动呀，总不能让女同志老来找你吧!”
我想：也是呀，白相国说得有道理，我应该主动些。于是，我写了个便条，让警卫员刘传甫送给谢建华，约她黄昏时在河边的树林里见面。太阳落山时，我去了河边，见到了谢建华。
那年月，男女谈恋爱十分拘谨，加之在部队，我是首长，谢建华是学员。此时，她拘束不安，一直默默无语。我主动询问了谢建华一些问题，这一问一答就像上级同下级谈话。为了打破僵局，活跃气氛，我让谢建华坐在一棵倒伏在地的大树干上，尽量谈些轻松的话题。我问谢建华有何特长，她说她会绣花，参加革命前，常替人绣枕套、围裙，赚些工钱贴补家庭。谢建华又问我会些什么，我说：“我会打枪！我的枪打得好，全师射击比武，我得第三名。”
谢建华抿着嘴乐：“当兵的，枪打得好，这是本分。”
“那我、我、我还会唱京戏。”我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些什么，这句话怎么就冒了出来。
见她睁大了眼睛，我就得意地说：“我在延安学的，给你唱一段《甘露寺》。”说着就一板一眼地唱开了：“……长坂坡上一声吼，吼断桥梁水倒流。这一班虎将哪个有，还有诸葛用计谋。……”谢建华坐在树干上悠荡着腿说：“这个不好听。”
“不好听？那我、我就再给你唱段《苏三起解》！”
谢建华吃惊地问道：“我不懂京戏，可是我知道《苏三起解》是青衣唱的，你个大男人会唱这个？”
“当然会啦，你听着。”我得意地背对着她，双手举在胸前做了个被枷锁锁住的动作，捏腔拿调地开唱：“苏三离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又扭捏地走了几步花旦步，就听谢建华已经笑噎了气。回身看，那倒伏的树干上没有了她的身影，原来谢建华笑翻了，掉到那树干的后面去了。
我们恋爱了。实际上，部队不停地行军打仗，我们接触的时间并不多。我俩商定：不和平，不结婚。
《停战协定》签定后，国共双方暂停了一切军事行动，出现了短暂的和平。这时，农历正是腊月，部队和老百姓都忙着过新春佳节。我团驻守的平汉铁路东的大片地域，这时也出现了相对的平静。那天，教导团的领导们聚在一起开会，会后，刘团长对我说：“政委，我看你该结婚了吧!”
此景回到了上述的那一幕。
刘团长像老大哥一样为我的婚事两边做工作。他告诉我，昨天我下连队后，团里已向上级报告我欲结婚的事，并将谢建华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报了上去。中原军区组织部已批准我俩结婚，团政治部已将批复信送达谢建华所在的学员队指导员戈凯。
正说着，谢建华手持批复函来团部找我。只见她火冒三丈地把那批函拍到桌上：“你搞的什么名堂？！结婚报告为什么不让我签字，就报告上级了呢？”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事我也是才知道，完全是团里各位领导为我俩作的主。经刘团长从中说合，众领导劝解谢建华，这一误会才消除。同志们说办就办，结婚的事就这么定了。大家商议要热热闹闹地请几桌，决定当天下午就举行结婚仪式。
黄昏的时候，谢建华来到团部。那时部队条件艰苦，谢建华在队里与学员陈泊两人共三条裤子。要结婚了，她把好点的那条裤子留给了陈泊，穿着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来参加婚礼。一进门，刘团长皱着眉头，直咂嘴：“建华，参加婚礼怎么能穿白鞋呀？”
“我没有别的鞋，就这一双呀!”谢建华为难地说。
不知谁出了个点子：用红纸黏糊在鞋上不就解决了!
新娘子虽穿着破旧的军装，但干净整洁，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和被冻得红扑扑的脸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婚礼十分简朴，证婚人是刘孝德团长，团里所有的领导同志都到了场，下面连队和学员队的代表也来祝贺。几盘家常菜，一罐子地瓜酒，加上几斤炒花生，算得上丰盛的婚宴了。同志们送了些平时自己节省下来的毛巾、袜子作为贺礼。大家高举粗瓷碗，道出诚挚热烈的祝酒词：“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祝你们幸福！”“祝革命早日成功！”
婚礼简单而热闹，大家欢聚婚宴，致以亲切热烈的祝贺后，很快告辞散去。
隆冬的寒风吹着窗棂嘶嘶作响，那高高低低的呼啸声仿佛是欢快温馨的小夜曲，老乡特地为我们准备的红烛“噗噗”爆着烛花，燃着火红的光焰，一盆炭火映亮屋角，屋内春意盎然。就着老乡的旧木床，我们铺上新稻草和我牲口驮行李的马褡子，将就着简单铺盖，相拥而眠，度过我人生亲切温馨的新婚之夜。
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我中原解放军谨守防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然而，和平是短暂的，蒋介石停战是假，利用停战调兵遣将企图灭我亡我是真。国民党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原军区部队的围攻，大量的兵力日夜不停地调集、割裂、围困我部队，中原军民陷入异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为求生存，我军不得不同蒋军以及假调处暗支持蒋介石的美方代表谈判。
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原军区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随时准备突出敌人的包围。5月，我教导团接到命令，以王海山⑤为旅长、汪乃贵为副旅长的十五旅来我地接防。我和刘团长将防区阵地移交给了十五旅，王海山旅长惊愕地说：“你们一个团的防区如此之大，人员有三千多人，这简直就是一个旅呀。”
交接防地后，我团奉命解散。学员和战斗部队分编到其他部队，团级干部到中原军区干部大队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我在教导团整整一年的经历，同刘孝德团长并肩战斗与生活，带领一支部队牵制着敌人的两个师（旅），与敌顽强斗争。在那敌情严重、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和刘孝德、白相国、赵康、石天华、简佐国等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就在叙述这篇有关教导团的回忆文章时，惊悉当年的好战友刘昂（刘孝德）同志因病不幸在南京逝世，心情十分沉痛。当年教导团团级领导同志都已先后作古，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他们每个人的鲜活的形象，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战士和学员们的笑脸，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段过去了的战斗岁月和战友情谊，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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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孝德（1915—2002），又名刘昂，江西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二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副团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分队长，湘鄂赣军区东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北军政大学高级干部队队长、副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二步兵学校校长，南京步兵学校校长，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石天华（1910—1982），湖北大悟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十三师第三一八团排长、副连长，独立团代理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礼山四姑墩区委书记，经扶县委书记，（黄）陂（黄）安南中心县委指挥部指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副团长，鲁中军区警卫第一团团长，山东泰安独立团团长，江汉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湖北军区运输处处长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农林厅棉花改进处处长，湖北省水产局副局长、水产厅副厅长。
③    简佐国（1915—1988），湖北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一师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新疆摩托部队大队长、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警卫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大（冶）鄂（城）总队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参谋长，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洛北支队支队长，第二野战军辎重部队第一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公路局副局长兼运输公司总经理，湖北省公安厅治安处处长，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查长。
④   1946年，中原北路突围部队到陕南商洛后，国民党邀请我军派代表到西安去谈判。中原军区领导知道这次“和谈”是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又一个花招，但考虑到谈判代表是和平使者，又是国民党邀请的客人，沿途不至于出现大的波折，遂决定毛楚雄以首长警卫的身份，与张文津（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组成谈判小组前往西安。8月7日，他护卫着首长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了。然而，反动派是从来不讲信义的。8月10日，谈判小组行至宁陕县东江口，即被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一旅一八一团扣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惟恐中共和谈代表到西安后揭穿“中原战祸”真相，遂下令一八一团团长岑运应，将扣压的中共代表“就地秘密处决”。当天夜里，毛与两位首长和一位带路的农民，被活埋在东江口城隍庙后石坎下的水渠旁。毛楚雄牺牲时还未满19岁。
⑤   王海山（1911—1990），湖北武汉市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红二十八军第一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豫东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河南信阳挺进队参谋长，天汉指挥部指挥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副旅长、旅长，鄂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旅长，桐柏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华中铁路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人事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湖北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55（ 南下，“抗日筑堤”）


1944年的延安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生产任务免了，除了学习，就是休闲。延安同敌后确实不一样，除了几次日机轰炸，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要不是随处可见到军人，似乎都嗅不到一丝战争的气息。
延安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红红火火，在热闹中隐透着静谧，在安详中蕴藏着躁动。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除了学习、整风、劳动，余下的时间就是休闲。学员们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说起军龄也都在十年以上，常年戎马征战，大多数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艰苦的战斗岁月也不容人们去考虑这些事情。现在宁静下来了，这些光棍汉们也想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尤其看到早些时候来这里的老延安们，不但找了老婆，还自己做了床、桌椅等家具，真使人羡慕。家的感觉真好呀!可在延安要找对象真不容易，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我们这些农民出生的土包子别人瞧不上。再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18∶1，就是十八个男同志对一个女同志。大家开玩笑说，找对象太难，只需提三个条件：一，人；二，活人；三，女人。一群土包子光棍汉们只有这样穷开心。
离我和刘朋的窑洞不远，是刘朝望夫妇的窑洞，我同刘朝望很熟，也常去他那儿坐坐。刘朝望的妻子张大姐是个热心人，她了解了我的身世和在部队的情况，说是要给我这个单身汉介绍对象。原来她是延安师范学院的老师，师范学院里的学生大都是些女孩子。没过几天，刘朝望让我去他那儿，说是他妻子给我介绍一位她班里的学生。
那天我去了，张大姐带来一位姑娘，给我们相互介绍。姑娘叫王慧，陕北米脂人，十八岁。张大姐是王慧的班主任。刘朝望笑着说：“认识了，还不握握手？”
我和王慧都拘谨地向对方伸出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像这样同年轻姑娘握手，两只手刚一接触，就各自缩了回去，我浑身像触电一样。王慧也极不自在，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刚才紧张的心情似乎放松了些。我偷偷地打量着王慧，中等个，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她老低着头，看不清她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齐眉的刘海透着活泼，粉红的脸庞显得秀美。说真的，王慧很漂亮。我的心怦怦乱跳，暗暗感慨，我见过好几个米脂的姑娘，个个漂亮。怪不得人们说“楚有昭君，秦有貂蝉”哩!米脂这地方真是出美人呀！
吃过晚饭，不一会儿天就黑了。王慧说要回学院了，刘朝望夫妇给我使眼色，让我送送。我俩向刘朝望夫妇道别后走出了窑洞。在回学院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学院门口。一路上，王慧问了我许多问题，好像挺能说的。说真的，我很喜欢王慧，站在学院的大门口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我问王慧：“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说完这话，心里“突突”乱跳。
王慧说：“有呀，当然有。”
看来，她对我也有好感。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相约了再见面的时间，这才分手。
我和王慧此后又多次见过面，每次都谈得很多，渐渐地两人都感觉有了点什么。王慧送给我一块绣花手帕，我将一支缴获的日本钢笔回赠给了她。两人商量好，谈恋爱的事一定保密，对谁也不说。
王慧不仅漂亮聪明，而且歌也唱得挺好。她给我唱了许多陕北民歌，并教我唱《信天游》。那高亢悠扬的曲调，至今我还能记得几句：
红格殷殷的山丹丹哟十里坡坡那个香，
水格灵灵的妹妹哟在那坡坡上把我望。
黑枣枣样样的眸子扑棱扑棱地忽闪闪，
粉格嘟嘟的小嘴哟搅得我心发慌。
…………
一个多月后，王慧告诉我，她父亲从米脂骑毛驴来延安看她，知道了我俩的事，还想见见我；她父亲就住在刘朝望那儿，让我去一下。我哪儿经历过这阵势，心里惶惶的不知如何是好。
王慧大方地说：“没关系的，我‘大’好着咧，我‘大’全听我的。”
王慧先去了。我随后去了刘朝望的窑洞。一进门，看见刘朝望夫妇和王慧正准备包饺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庄户汉子坐在炕上，拿着一支铜锅长烟袋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我想这大概就是王慧的父亲了吧。
王慧将我介绍给她爹说：“‘大’，他来咧！”
她爹放下烟袋说：“这就是那娃儿呀？”说着，给我让座。
我十分窘迫，脸红到了脖子根，好不容易想了几句话问候老人及全家，那笨样儿把大家都逗笑了。王慧的爹问了我及家里的情况，看样子他见到我很高兴。
张大姐说：“哎，小秦，你别傻坐在那里，过来帮忙包饺子。馅都拌好了，你是和面、擀皮还是包饺子呀？”
我自小当兵，在部队都是吃大锅饭，包饺子的活还真不会。我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王慧爹说：“别为难这娃儿，让他歇着吧。”
还是王慧聪明，她给我使了个眼色，笑着说：“别呀，让他烧水吧。”
烧水这活简单，总算让我下了台。我忙往锅里添水，点着火，“呼哒呼哒”拉起了风箱。
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一些战友都知道这事。多少年后还有人开我玩笑：老秦哪会包饺子?他只会拉风箱。
秋天来了，柿子、大枣挂满了枝头，延安仍是那样平和安详，在这平静中，中共中央正酝酿着一次大的战略决策。
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陆军主力，并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盟军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日军的势力锐减，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抗日军民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已不仅仅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内战随时可能发生。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一大批干部开赴华中、华南地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使华北、华中、华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构筑一道“抗日堤坝”，阻拦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祸水。我成了修筑这道“堤坝”的一员，不久将要南下。
当时，我对中央的意图及决策并不很明了，离开鄂豫皖多年，我对那里的情况也不熟悉了，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想回太行老部队去。我正与王慧沉浸在热恋中，我无限深情地眷恋着延安。
上级调我随部队南下，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将此事告诉了刘朝望夫妇。张大姐也知道我们军人一定要服从命令，但对我和王慧的事她深感忧虑，让我好好同王慧谈谈。
我找到王慧，告知我将要离开延安远征南下，王慧伤心地哭了。我俩在延河边来回漫步，倾诉衷肠，谈了很久。天晚了，我将她送到刘朝望家，恳请张大姐照顾她。
南下支队要出发了，王慧和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来送我们，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让人顿生怜香惜玉之感。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难舍难分，一再叮嘱：远行征战，自己一定要保重，保持联系。
离别之情让我这从不轻易落泪的汉子心里酸酸的，眼睛也湿润了。我知道千里征战，前途未卜，两心虽系，可远隔万重山，在这战争年代里又如何保持联系呢？只有听天由命了。
王慧和同学们为我们唱着陕北民歌：
二十里坎坎哟三十里坡，
干妹子在崖畔畔上送哥哥；
白羊肚肚毛巾三道道蓝呀，
眼望着哥哥走出九里十八弯。
…………
这是一段久远而真挚的情感。我随南下部队远行千里，一路征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惦念着王慧，将那段情感默默地埋在心里。我珍惜那段真挚的友谊和情感，在回忆延安这段岁月时，我深深地祝福王慧以及她的家人安康幸福。
延安的岁月留给我太多的东西，它值得我终生去回忆。
在踏上新的征途的前后，我了解了中央所作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部署的意义。
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并给我作了当前形势的分析：我党我军以延安为抗日的领导核心，在北起热河、察哈尔、晋西北、冀中、太行、冀南，已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日战争已取得了巨大胜利。自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发动了湘豫桂战役、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国民党军一败涂地，蒋介石政府及大部军队主力现已龟缩于大西南。中央认为，我们在巩固和发展华北根据地的同时，应尽快发展华中及华南地区，在那里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使晋西北、太岳、华北、华中、华南连成一线。具体说就是在河南、湖北及湖南、广东筑成一道坚固的“堤坝”，这道“堤坝”将阻隔日军向西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国民党蒋介石反共逆水冲下山，这就是“抗日筑堤”。我党我军为了团结全国民众抗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地与国民党谈判，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诚意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反共。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这股逆水将会从三路由西冲来。其中一路就是从重庆、沙市向武汉，这道“堤坝”将成为阻挡逆水的堡垒。
陈部长说：“同志呀，日本鬼子目前正在走下坡路，注定要走向失败。我们应该将眼光放远些，不仅要看到你们太行、华北，还要看到整个中国及全世界。修建这道‘堤坝’是中央的决策，你将是这道‘堤坝’中的一员，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没有，服从组织的需要，听从党的安排！”我坚定地回答。
这次谈话后，我才知道党中央为实现“抗日筑堤”，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并决定由王震①、王首道、王恩茂亲率部队南征。这支部队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它由三五九旅的一部分组成四个大队，还有我们调赴新四军第五师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的第五、第六大队。
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五大队，文建武、韩东山、张成台率领第六大队，两个大队通称“干部大队”。干部大队有九百多人，几乎全是旅、团级干部，全支队共有五千多人。我被分在第六大队第一组。第一组有汪乃贵、熊德汝、秦懋书、丁先国、周光策、简佐国、查玉升、陈正洪、黄光等，由黄光任组长。
根据中央指示，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举办了训练班，集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敌后工作的经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都来讲课。10月下旬，毛主席来中央党校作了重要讲话，对当前国内外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对南下支队的前景也作了预测，并反复指出：我们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这又是一次长征，我们将在南下沿路战斗、工作、宣传，我们要在南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毛主席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我们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就要像松树和柳树。松树有劲节，在大风暴中，它的身子从不动摇。柳树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可以随处插活。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松树和柳树混合的品质。
1944年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全支队人马在延安飞机场举行誓师阅兵仪式，五千多人列横队排开，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自给自足，全体将士身着崭新的灰军装，而我们干部大队全部换上了黄呢子军服。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领导讲了话，勉励部队克服困难，英勇杀敌。王震带领全体南征部队向党中央庄严宣誓。
毛主席、朱总司令同部队队列前面的指战员一一握手道别。他们来到我们干部队前，队伍一下乱了，人人都争着同毛主席、朱总司令握手。我站在前面有幸和主席、总司令和周副主席握手，这是我第三次和毛主席握手，也是最后一次。记得当时毛主席笑着说：这一定是党校的学员们，你们这些干部就不像前面连队那样守纪律。朱总司令同我们边握手边问候，我们队中的许多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低声说着话，又叫王震来到身边，说道：“胡子②，干部大队怎么穿清一色的黄呢子？这不行，目标太大，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都不得了。你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誓师后的第二天，我们干部大队脱下黄呢子军装，全换成了同三五九旅一样的灰布军装。
11月10日，我们南下支队告别了延安，开始南征。
部队行军三天到达清涧，停留三天后，又开往绥德。在绥德，部署了东渡黄河的行动。11月下旬，我们随部队从绥德东北部的螅蜊峪附近渡过黄河，进入晋绥根据地的吕梁地区。再往东进，拟翻越吕梁山，抵达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日军在铁路沿线及附近村庄都有重兵把守，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日夜巡逻。
12月初，我部队主力踏上吕梁山。山上寒风凛冽，积雪深没膝盖，行进困难，人们走几步摔一跤，跌跌撞撞前进着。部队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命令轻装，许多人的随身行李都丢掉了。我的坐骑是匹骓马，因蹄掌不好，跟不上部队，我不得不将它丢在吕梁山上了。在吕梁山行进两天后，到达阎家庄，再往前就是汾河西面的晋中平原了。
日军在这晋中平原上部署了五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太原至汾阳的公路；第二道是汾河；第三道是与同蒲铁路平行的另一条公路；第四道就是同蒲铁路；第五道是沿太岳山北麓各交通道口修建的大量的碉堡和据点，这也是日伪军专门对付我们一二九师太岳军区的一道封锁线。
第二天下午，部队分两路纵队向东南疾进。离开山区进入平原后，天已黑了。部队在行进中随时准备与遭遇的敌人战斗，并规定，要快速通过这几道封锁线，遇敌能不打则尽量不打，但整个部队已处于临战状态。接近汾河时，又遇到了困难，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冰滩，似乎无边无际。原来，敌人为了阻隔我太行、太岳军区与延安的联络，扒开汾河西堤，放水淹没了这里的万顷良田，由于天寒，此时已冻成大片的冰滩。部队踏在溜滑的冰滩上，到处都是“嘎吱嘎吱”的声音，不断有人和牲口摔倒。冰滩连着汾河，王震命令部队铺上沙土快速前进，越过冰滩，也就越过了汾河。过冰滩和汾河时，部队又丢失了许多行李和牲口，为了赶上部队，人们顾不上这些，上岸后直奔向前，一个多小时便看到了同蒲铁路。此时前面响起了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原来我先头部队已同敌人巡逻的铁甲车接上了火。
敌巡逻铁甲车向我猛烈炮击。我部队迅速反击，手榴弹在敌铁甲车四周爆炸，机枪射向敌人，封住敌人的射击孔。铁甲车抵挡不住，很快逃走了。王震指挥部队迅速通过了同蒲铁路。在通过敌第五道封锁线时，敌人摸不清我们部队的规模，躲在碉堡里拼命朝外打枪，不敢出来。我部队不予理睬，穿行在各碉堡、据点之间，迅速通过第五道封锁线。这一夜从吕梁山区到太岳山区，跨汾河，过同蒲，一夜行军一百八十里。据说我们这次的疾进速度，创造了步兵史上的记录。
部队进入我一二九师太岳军区根据地，与陈赓的部队会合。
在太岳休整几天。我见到了许多我原部队的老首长和战友。见到陈赓旅长和王新亭政委，我高兴万分，同陈旅长有说不完的话。当陈赓知道我的马在过吕梁山区丢了时，马上告诉饲养员，将他那匹枣红马送给了我。这匹马一直跟随我抵达新四军五师，直到我到湘鄂赣军区，还在乘骑。
支队在太岳休整几天，我约查玉升、陈正洪去看尤太忠团长和我们的老部队。我们一行人策马扬鞭到了沁源、唐城交界的地方。我们先去了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这是由我们红九十三师改编成的七七二团。回到老部队，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搂着又说又笑，真高兴呀！许多战友都说，你们回来吧，回来我们大家又在一起了。查玉升、陈正洪和我心里不是滋味，离开七七二团几年了，战友情深，没想到同志们还这样挂念我们。
离开七七二团，我们又去了十七团，看望我们原七七二团的营长尤太忠。我们四人，再加上阙子清，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因工作变动，五人都分开了，现在相见，感慨万分。尤太忠张罗着为我们备饭。在艰苦的太岳山区，在这冬季，实在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尤太忠用蒸土豆蘸盐热情款待我们，真是说不完的话，扯不断的情。尤太忠深情地说：“真想你们呀!和上面说说，别南下了，留下来吧!回三八六旅，我们又能在一起呀！”
一阵沉默，我们何尝不想回老部队，可上级命令我们南下，军人就得服从呀！
到了分手的时候，我们依依不舍地同尤太忠告别，回到了驻地。
当晚，查玉升悄悄找到我说：“懋书，我不想南下了，我们一块儿留下来回老部队吧。”
我大吃一惊：“这怎么行？没有理由，别人会说我们开小差的。”
查玉升说：“我想好了，装病走不了，支队会把我们留下放在太岳的。”
我顾虑重重，犹豫半天说：“怕不好吧，装病总不是个事呀!”
“我决定了，你要么同我一起装病留下，就说，今天在尤太忠那里吃坏了肚子。要么你跟支队走，可千万别出卖我。”
我不敢装病留下，决定跟支队南下，但发誓不说查玉升的事，只是暗暗为尤太忠叫屈，毕竟尤太忠的一笼屉土豆并没让我们拉肚子呀!
第二天支队出发前列队点名时，查玉升果然不在队列中，点到他时，我替他说：“拉稀，病了。”说这话时，我底气不足，心虚着呢！
支队继续南下，查玉升留下了，他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老部队。战友一别再未谋面。解放后，得知他在云南任职。往事如烟，装病留下回老部队，那是我们两人间的秘密，我将这秘密在心里埋藏了许多年。查玉升现已去世，昔日的战友都已去了，在回忆中我道出这个秘密，已无关紧要，只是深深地怀念我们亲如兄弟的情谊，和那段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涯……
12月下旬，支队从沁源出发继续向南行进，过锦上、沁水、阳城、济源，进入敌伪顽区，情况复杂，我们准备南渡黄河。侦察分队报告：在孟津北岸、毛田渡上游几里的地方，发现黄河结了冰，几里路宽的河面形成一道宽阔的冰桥。先遣队已经过去了。我们大部队迅速赶到河边，在冰面上洒上沙子和麦秸。我们越过冰桥，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南开进。当地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是天兵天将，神仙都助八路。一位老者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第一次见到黄河在十一月（农历）结冰，还能走这么大的队伍，真是奇了！听说自古到今，黄河这时候只冰封过两次，一次是汉朝刘秀过河，走的就是这冰道，过罢，冰就开了；再一次就是咱八路，天顺人意，八路是神兵呀！”
12月底，我南下支队抵达渑池附近的千秋，准备从附近越过陇海铁路。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部挑起事端，并对我军进行袭扰。我军耐心说明，我们是八路军，是到敌后去抗日，希望他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停止挑衅。但这些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蛮横无理，继续向我军进攻。我军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奋起反击，消灭顽军一部，俘虏一百多人，并占领千秋镇。
接着，我们继续南下，分几路徒涉洛河，在齐腰深的河水里蹚行，冰冷的河水把我们冻得不行。再向南，进驻宜阳县西赵堡。在这里我们以仅有的一点粮食庆祝1945年新年的到来。
跨过陇海铁路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原的形势十分复杂，日、伪、顽军占据着各自的地盘。我们涉过伊河、汝河向豫西南挺进，一路上都遭到伪军的袭扰。在鲁山附近，日军一支部队向我们开火，我前卫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予以反击，将敌人击溃。后来日军调动了七八辆坦克和装甲车，向我反扑。三大队组织力量，坚决抵抗，掩护我干部大队迅速通过，但我们干部大队还是被打散了。部队打得很顽强，虽有些伤亡，但完成了掩护任务。干部大队集中后，随部队继续前进。后来得知，日军获知我军南下的消息，已在许昌、漯河，沿平汉铁路增兵集结，他们妄想利用所占据的交通线，布防堵截，将我军消灭在这一地区。
部队边走边打，在确山附近又同日军遭遇。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正在烧杀抢掠，我部队勇猛直前，冲入敌阵，激战不到一小时，消灭了大部分日军，并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当地老百姓从未见过八路军，得知八路军突如其来，并打了胜仗，无不欢欣鼓舞。
南下支队在确山附近，与新四军五师的豫南游击兵团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后，于1945年1月中旬在确山的李新店越过了平汉铁路。在陡沟，部队渡过了淮河。经信阳五里店时，又遭遇敌人。这次，我干部队也参了战，仅用短枪就将敌人消灭了。此时，有一帮湖北的盐商，带着几百挑盐，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盐税，坚持要随我部队行进。他们尾随我军一直进入湖北境内。部队翻越鸡公山，抵达湖北礼山（现大悟）的三里城。我们即将与新四军五师的接应部队会合，此时突然发现前面有日伪军一个中队，百多号人。这伙敌人妄图插在中间阻止我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会合。我们南下支队与五师的接应部队取得了联系，王震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两支部队在三里城两侧运动，将敌人团团包围。战斗打响后，两军一齐向敌发起攻击，很快将敌人歼灭。我们同新四军五师的战友胜利会合了。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礼山（今大悟）的夏家河，受到了鄂豫边区人民和五师战友的热烈欢迎。我们冲破了日伪顽军的严重阻挠，历经了七十八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大悟山。
南下支队干部大队的许多干部都是当年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军战士，此次回到了老根据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真是倍感亲切，欣喜万分。
中原会师为南下支队继续南下，以鄂南为桥头堡，发展湘鄂赣边区，向广东挺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鼓舞了鄂豫边区敌后的广大军民。此时我们五大队、六大队两个干部大队取消了建制，其中一部分将随南下支队继续南进，另一部分将在五师安排工作。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王震率领南下支队继续南进，将要跨越长江天险。新四军五师为了保证南下支队顺利渡江，遂派十四旅张体学③旅长率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行动。我奉命随这支部队向鄂南挺进，我们将在那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党委、五师部队在几年前一直在鄂南、赣北、鄂皖边坚持斗争，并取得发展。
2月19日至24日，南下大军在黄冈(今黄州)与下巴河之间、蕲春(今蕲州)与田家镇之间，分别渡江成功，进入鄂城、大冶、阳新县境。部队继续南下，进入湘鄂赣边的大幕山地区，沿途不断遭到日伪顽军的堵截。
鄂南地区与湘、赣毗邻，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大幕山地区，具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有利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红军的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如能在湘鄂赣边发展，站稳脚跟，就可以把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的人民抗日力量连接起来。
当时，日军占领了鄂南的十一个县市，并且在粤汉铁路及几条主要公路等交通线旁修筑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山区及偏远的地区大都被汉奸、土匪及国民党顽军盘踞。这些反动的敌伪顽匪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鄂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月25日，南下部队行进在大冶至阳新的公路上，突然遭遇日军，三辆卡车载着几十名日军急驶而来。我军抽少量部队与敌战斗，主力部队继续前进。拦截部队给予日军迎头痛击，敌人被我击毙几名，打伤若干，拖着尸体狼狈逃了回去。
26日，我主力部队进驻大田畈、团林湾一带，预计日军定会报复，便在主要制高点上布置了阵地，并派出了警戒。我侦察班此时发现敌人从三溪口向大田畈扑来，即刻鸣枪报警。此时，八百名伪军、六百多日军，其中还有一队日军炮兵，凭借优势武器正对我制高点发动攻击。我高地守卫部队阻击着敌军，连续打退敌三次冲锋。我军主力一部投入战斗，与敌展开厮杀，天黑时也已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人又调来伪军参战，向我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双方战斗激烈，延续了一段时间，后又时缓时急，战斗持胶着状。王震根据前沿阵地的情况增派兵力，一鼓作气打得敌人伤亡惨重。敌人溃逃到东山上，躲进碉堡，负隅顽抗。我部队用机枪封锁枪眼，冲上前用干草洒上辣椒燃火熏呛，用煤油桶装炸药爆破，炸开了碉堡，全歼了守敌。这一仗，共歼日伪军四百多人，缴获了大炮、轻重机枪等大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大田畈之战是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后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旗开得胜，部队不仅士气大振，而且，极大地鼓舞了鄂南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3月初，南下支队和五师十四旅张体学部两个团进入大幕山地区，给当时盘踞在此的国民党顽军和日伪军及反动民团以沉重的打击，并组建了鄂南军分区，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体学任政委、李明任参谋长、周干民任政治部主任、秦懋书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在军分区会议上，周干民主任说：“我说秦部长，你名字中间的那个‘懋’字好多人不认识，不好记，也不好写，干脆改个名字算了。”
在部队这么多年来，有好多人都这么讲过。我说：“为了让大家方便，我就改吧。那叫什么呢？”张体学说：“我看改个单名，就叫‘秦忠’吧。忠于革命忠于党。”
从这时起我就改名叫秦忠了。
鄂南的政治、军事情况异常复杂，敌伪和反共顽固派势力长期互相勾结，形成犬牙交错、与我方反复争夺的态势已久。此时，国民党顽军成渠、廖义华、马钦武部等不仅不抗日，反而不断袭击我军，并疯狂地执行“进剿”我军的罪恶计划。这些顽军首领过去多是土匪恶霸，他们纠集散兵游勇、社会闲杂，拉起队伍，称霸一方，这些队伍以后被汪伪或国民党收编。在抗战中，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并不抗日，甚至与日军沆瀣一气，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日伪特务相勾结，鱼肉乡里，祸害百姓，并积极反共，派出便衣暗杀我军政人员，武力攻击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了团结全体民众及其他军队一致抗日，在南进中我军曾提出，不打击曾与我联络的国民党部队。周九如、熊彪等那些顽伪合流的武装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进行武装挑衅。我军实在忍无可忍，乃一一予以击溃。
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师成渠部有近两千人，控制着鄂城、咸宁一带。我军区部署拟用主力四十、四十一两个团及地方部队，以优势兵力，包围成渠的部队，将其全歼。
部队急行军一天，行程一百多里，在南北纵深几十里的地域，将伪军成渠驻地毛碧寺的一千多人团团包围。
我奉命率四十团一营奔赴咸宁以西防守警戒，准备防御顽军马钦武部的增援。马钦武的部队也有一千余人。为阻止这股敌军，我们迅速构筑工事，修建阻击阵地。战斗打响之前，我们完成了阵地布置。战士们摩拳擦掌，决心阻击这股三倍于我的敌军，以保证我军主力歼灭成渠部。
4月17日，张体学率四十、四十一团向毛碧寺发起进攻。拂晓时分，战斗打响，与敌军激战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围而不攻，留下一个口子设伏。黄昏时刻，敌溃不成军，窜逃四野。我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将被困守在杨桥山庄的成渠的指挥部一锅端了，又消灭其二百余人。成渠本人在混战中带了百余心腹，乘隙逃走。
这时，我率领一营全体将士，一直坚守阵地，时刻准备阻击来援之敌，整整一个白天，战士们眼睛都睁得溜圆，准备一显身手。直到围歼成渠部的战斗结束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马部的千余人得知成渠部被我军包围并全歼，吓得不敢增兵救援，撇下成渠落荒而逃了。我一营将士苦苦守了一天没捞到仗打，战士们都抱怨说：主力吃肉，我们连汤都没喝上。
消灭了成渠部，大震了我军威风，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震慑了其他的敌顽，稳定了鄂南的局势。此时，我主力部队在湖北的蒲圻、咸宁、通城、通山、崇阳，江西的修水、武宁、瑞昌及湖南的临湘一带活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南下支队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并拟向平江、浏阳挺进。
1945年4月，我军在鄂南立稳脚跟后，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及军区。聂洪钧任行政公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员、张体学任副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秦忠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我在湘鄂赣军区供给部工作了月余。原来我在太行一军分区做过供给工作，知道尽是些事务性的事情，总觉得干这真不如带兵打仗痛快过瘾，于是，向组织提出更换工作。组织上经研究后同意让我去带部队，到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军区供给部部长职务则由谢今古同志接替。
4月间，南下部队主力一部从湖南返回鄂南。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也为了减轻鄂南地区的压力，王震率南下支队一部挺进江西的修水、武宁地区，直插顽军王陵基的后方，迫使其主力东调。王首道率军区机关及其他各支队留守鄂南，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鄂南抗日根据地。这一带多年来一直是日伪、国民党顽军的驻地，革命力量及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湘鄂赣边临时党委决定派出干部，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我党我军抓紧机会，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较短的时间里，在鄂南站稳了脚跟，并得到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6月间，张体学率鄂南部队在梁子湖月山岛一带消灭了国民党军军统特务武装马钦武的主力。马钦武率残部投靠了伪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我鄂南西军分区的部队先后消灭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师。张体学、罗通④率四十、四十一团等部，击溃伪和平第三师，为深受其害的嘉鱼、蒲圻、临湘的老百姓出了气。
王震率南下支队又向湖南平江、浏阳、湘阴、汨罗一带挺进，给敌顽军以沉重的打击。我教导团遵照边区党委的决定，与其他支队一起，经过几个月的转战与艰守，几进几出鄂南，先后与日伪顽军战斗百余次，毙敌俘敌三千余名，收复城镇和乡村二百多个，打出了一片天地，在整个湘鄂赣边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并创建了湘鄂赣这块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抗日“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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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第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湘鄂赣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②“胡子”，即王震。许多领导人及部队指战员均亲切地称王震为“王胡子”。
③张体学（1915—1973），原名张体照，河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八军交通队队长，红七十五师第二十二团营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指导员，鄂东独立第五大队大队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副团长、政治委员，第五师第十四旅政治委员，鄂南地委书记兼鄂南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鄂东军区代理司令员兼独立二旅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冶地委书记兼大冶军分区政治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湖北省省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军区党委书记和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两届中央委员。
④罗通（1914—    ），原名罗芬兴，江西吉安县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连长，中央红军左路军粮秣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边区保安政治部秘书处长，新四军豫鄂边区独立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第二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鄂东军区参谋长、保安军区司令员，吕梁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54（“一视同仁”与“有所不同”）


1944年，当中国抗日战争即将步出相持阶段的困境，转入夺取最后胜利的反攻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经常集中学习和讨论，着重研究党的历史路线是非问题，着重批判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同时，还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对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提意见。
经过前段的整风，党内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学员们畅所欲言，批评对象上从党中央主席下至军分区司令员，从政治、军事到生活、作风，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都聚集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意见。
记得那天开会前，刘伯承师长同我说话后就让我坐在他的身后。大礼堂前五排都是党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坐的位子，我坐在第六排，毛泽东主席就坐在刘伯承师长的前面。
大会像前些天一样开始了。
舞台上仅设了一个讲台，谁都可以上去发言。讲台旁边设有一个记录台，一名干部现场作记录。开始有两位同志发言，我同身边的同志“开小会”去了，没有留意。轮到我一二九师军法处丁武选处长上台发言，我才认真听起来。
丁武选①是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那年他已四十六岁，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老资格了。他秉性刚直，敢于仗义执言，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丁武选处长谈到我一二九师根据地问题、干部问题，谈到八路军的三个师的改编，问题越扯越远，甚至扯到了红军时期。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央领导对原红四方面军的态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礼堂里的学员都是来自八路军三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丁处长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他谈到的许多问题非常具体，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越说越激动，批评的对象最后直指毛泽东主席。
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谈到党内军内的许多问题甚至要追溯到红军时期。
八路军组建时是以红军的几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师，我们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丁武选批评中央和毛泽东不信任四方面军时说：你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你就是偏心。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人，原一方面军的林彪是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原二方面军的贺龙现是一二○师的主要领导；可我们一二九师呢，主要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一方面军的。当然，我们对刘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可我们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呀，徐向前总指挥才任副师长，这对我们四方面军是不公平、不信任。
丁处长接着说：在长征途中，张国焘闹独立，同中央唱对台戏，最后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路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是反对的，四方面军后来能够北上回到中央的身边，就说明了这一点。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本人的问题，中央批判他是对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被迫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这个账不能算在我们身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主要责任在张国焘，一方面军也有责任呀。批判张国焘就批判张国焘好了，可四方面军的干部也跟着倒霉。四方面军中一些高级干部因受不了这个气，才有人准备出走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听丁处长发言。丁处长说的这些问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红军时期，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川西会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闹独立思潮的影响，使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了隔阂。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知识分子较多，而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多是工农出身。两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拥兵十万，人马比一方面军多，军力比一方面军强，私欲膨胀，向中央要官要权。他的错误思想及路线也传染并影响了军中的一些干部，一些人对一方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由八万之众锐减至一万多人有看法，对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颇有微词。而中央和一方面军中的部分干部，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四方面军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粗鲁、蛮干、霸道，像“土匪”、“军阀”。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及中央和四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问题。
“出走”是指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会师后，在陕北，中央“清算国焘路线”并召开了对张国焘的斗争会，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张国焘的错误就是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错误，人们抬不起头，心情不舒畅。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路线的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后来波及面太宽了。某些人竟错误地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伤害。四方面军的每一个人心里不光在流泪，还在暗暗流血。这些问题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人认为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
丁处长满脸是泪地说：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被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拖枪带队逃跑”。他们为什么要出走？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这些干部分别被判了徒刑，关押了几个月至一年。这是一起冤案呐!
旧话重提，引起了中央党校原四方面军学员的共鸣。
丁处长接着说：出走的事中央虽然解决了，过去了好几年，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泽东怎么在前年又发出一个电报，说什么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部队的干部“有所不同”。什么“有所不同”？分明是对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信任!这么多年了，直到现在，你毛泽东还不相信我们!就因为这份电报，搅得我一二九师军心不稳，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我师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和两位团级干部因不满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人都抓回来了，因为你的这份电报，这几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战、跟党干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点就被杀了。
丁处长激动不已，声泪俱下。这一席话，使整个会场震惊。
党校学员中一二九师的干部都知道这件事。这些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们随着丁处长的叙述，唏嘘不已，会场上有人失声痛哭。其他部队，原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因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毛泽东满脸涨红，不知如何解释。就连平时开会时最不拘小节、随便惯了的陈赓，此时也安分了起来。
平时开大会，毛主席在台上讲话，陈赓在台下听讲，他口渴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再下台来。可此时，陈赓旅长把头埋得低低的，一言不发。会场上，除了哭声，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
台下有人问：又有人出走是怎么回事？
丁处长说的“电报”之事和又有人出走，确实是真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并创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各根据地的敌情、地域地理、条件、人员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师干部的任用和每个人的情况也有差异。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几年前“批判张国焘”扩大化的影响，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心中的阴影总也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中，各师的干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将自己同其他师的干部相比，总觉得“己不如人”，即认为中央还是有偏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仍然不信任。这些思潮和怨言在干部中流传，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党中央从团结大局出发，于1942年7月2日对一二九师发出了电报指示，即《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然而，一二九师当时收到中央的电文时，该指示中的第三条中有句话为“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②这句话，在当时一二九师的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些干部思想偏激，认为党中央至今还不信任我们，在干部的任用和分配问题上与其他部队的干部还要有区别。
我一二九师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余伦胜，当时在师轮训队学习。这位从烽火硝烟中打出来的旅级干部，性情耿直，脾气急躁，一听完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就跳了起来：“什么‘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任用干部还要分个子丑寅卯，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后娘养的？……革命了这多年，老子到哪里也是革命，到哪里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们大别山拉队伍打游击去……”
余伦胜这一咋呼，有许多人响应。不几天，这位分区司令员果然拉了些人离队出走了。出走的人里有两位姓黄的团级干部，还有各自的警卫员等一干人。他们身着八路军军装，骑马挎枪，离队后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
由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他们这样的着装和身份在没有我地方交通的掩护下是很难穿过封锁线的。他们在敌我结合部转悠了两天，被当地民兵发现，因怀疑他们的身份而将他们扣留了，经与一二九师联络后将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级、团级干部的出走，在一二九师非同小可，刘伯承师长震怒了：革命了这些年，在我们部队还有分区司令员带队开小差！这件事要严肃处理！
人交给了军法处，开小差在军中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主要的组织者余伦胜和两位姓黄的团长将被枪毙。余伦胜从红军时期到抗日前线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恶仗的战将，他曾是红四方面军中“夜摸老虎团”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如今却因“开小差”要被枪毙，而“开小差”的原因竟是对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不满。一二九师许多干部都想不通，可军法无情，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的事，历史上不是没有呀!这件事报到刘伯承师长那里，刘师长认为：过去我们“肃反”时犯的错误无法挽回，人死了不能再生，再说这“开小差”的原因特殊，枪毙一个旅级干部一定要报中央批准。
一二九师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立即回电：枪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动，速送延安。
这就是丁武选处长讲的“出走事件”。后来得知余伦胜等人被押送延安，送“抗大”报到，去学习了。余伦胜在枪口下拣了条命，解放后，余伦胜曾任湖北省外贸局副局长。那两位姓黄的团长在解放广东海南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1942年10月，在讨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师长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刘师长从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干部水平，增强党性建设的高度，解释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指示中第三项说到关于干部分配问题。对此，有的同志怀疑有什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不同，即由于考虑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党的教育，应该理解党中央的这一片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给敌人一个挑拨的空隙。在困难中，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在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建设中，迎接新的胜利。”③
刘伯承师长在党中央指示电文不明确的情况下，以自己高度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解释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为维护党中央的威信，从维护团结出发，以大局为重，在一二九师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
大会讲台上，丁武选处长的发言还在继续，锋芒直指毛泽东。原来党中央指示的那份电报是毛主席亲手起草的。会场上气氛紧张，丁处长在台上啜泣着发言，下面是一片低沉的嗡嗡的议论声，那声音仿佛是雷暴雨前的低气压。紧张的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前两排坐着的毛泽东，后脖颈上流淌着汗珠。他侧身回头压低了声音问刘伯承师长：“伯承呀，部队的情绪这么大，问题严重，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刘伯承心里也窝着火，将手中的笔记本丢在旁边：“电报是你拍的，叫我说啥子？”
毛泽东叹息道：“唉，冤枉呀，我电报的原意不是那样的，怎么就搞出这么大的问题!”
丁武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毛泽东沉重地站了起来，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毛泽东。会场上一片寂静，空气似乎凝固了。
毛泽东深沉地说：“同志们，这件事是个误会。中央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这电报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电文应该是‘一视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们传达的指示中的确是‘有所不同’呀！”台下有人说道。
“同志们，我现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存底，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一二九师的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真的选派了五位代表去了电报局查实，这天的大会暂告一段落。
会后，刘师长问我：“小秦呀，余伦胜的事当时发生在你们轮训队④，问题是处理了，部队干部这么大的情绪，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我说：“师长，我汇报了呀。你忘了？师直传达中央指示后队里干部怨言很多，情绪很大。余伦胜是一队的。我和昌义（刘昌毅）⑤专门向你汇报了我队的情况。那天在你房里，你坐在桌边，参谋长坐在那儿……”
“啊，是啰是啰，你说过，我想起来了。我真没想到过了这长时间还这样哟……”刘师长背着手踱着步子。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一二九师派出的代表将电报原稿带来在大会上宣读，并出示给全体与会者。电文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
原来中央的这一指示因译电和收发发生了许多错误，甚至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字句，将“一视同仁”错发为“有所不同”。所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
会场上又是一片寂静，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台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像暴风骤雨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激动地站了起来，挥手了好半天，人们才静了下来。
“同志们，由于译电的错误造成了误会，我向大家道歉。中央后来也发现了这一错误，在北方局《党的生活》上作了更正。关于出走的同志已送到延安来学习了。这件事过去了，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而发生的任何隔阂……”
会场上又是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继续着他的发言：……一个政党和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
有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党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的领导人犯过“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些错误甚至将革命引向灾难。红军时期，我们内部“肃反”扩大化和“左”倾机会主义，给我党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许多好同志被冤枉，被错杀，许多干部被撤销党籍。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中央也作出决定，红军时期在“肃反”中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背叛革命而错杀的干部战士，一律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各种原因撤销党籍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复党籍，党籍仍从原来入党日期算起……
毛泽东的讲话又引起会场上一片呜咽，有人竟嚎啕大哭起来。尤其是原二方面军的同志哭得最厉害。后来才知道，在长征时期，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及肃反运动，在原二方面军中上演甚烈，军中没有了基层党组织，许多干部战士被撤销了党籍。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发出的这一指示，彻底纠正了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所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人们的冤屈伴着泪水宣泄了出来，那是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得到了母亲认同和亲抚的感觉。在场的人没有哪个不流泪的，那哭声惊天动地，哭声伴着哽咽，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有所不同”与“一视同仁”的误会解除了，我党历史上这段小小的插曲在许多史书上也许不曾记载，但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延安所经历的那一刻，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的哭声和欢呼声，总在我心中回响。
一个胸怀坦荡的伟人，是我们的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
一个能不断纠正自身的错误、不断前进的政党，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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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丁武选（1897—1993），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川陕省保卫局副局长，独立第二师师长兼省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军法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兵站部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法处处长、武汉办事处副主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②  一二九师当时收到的中央电文误为“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中共中央北方局1943年6月8日在《党的生活》第六十二期上重新转发中央指示的按语中指出：“中央这一指示去年发出时曾因翻译及电台收发，发生许多错误的甚至与原意相反的字句，经中央今年六月校对更正，特重新刊载于此，各地党接到后，望重新传达。”因1943年6月一二九师正处在最艰难的反“扫荡”时期，中央重新校对更正的指示未能传达到当时的每一个干部。
③  引自讨论194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直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该总结发言是在中央订正该电文之前。
④  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原为三个队，均为正团级建制。1943年夏天很多干部学员结业返回部队，此后三个队合一。
⑤  昌义，即指刘昌毅，1942-1943年间，刘昌义任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三队队长，作者秦忠任该队教导员。刘昌义（1914—1999），又名刘昌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侦察科科长、师部轮训队队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一纵队三旅旅长、一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纵队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海军旅顺、青岛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