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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从巅峰跌落谷底只用四年时间。 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在汉中战事屡屡失利的曹操引兵撤退，回师长安，汉中之战以刘备胜利告终。秋七月，刘备称汉中王，那是蜀汉最光辉的岁月，一时名将云集、群星璀璨。谁也不会想到，仅过去四年，这个兵精粮足、朝气蓬勃的政权就被推到了存亡边缘，关羽、张飞、黄忠、法正、马良等一系列文臣武将在短时间内相继陨落。引以为傲的野战军荆州兵团也在夷陵之战基本覆灭，就连刘备自己亦含恨病逝。 九州鼎沸，尺土无阶，决策投眊。不幸中的万幸是蜀汉在最危险的时刻，掌舵者诸葛丞相是一位“六边形战士”。建兴元年（223）五月，蜀汉正式进入“诸葛亮时代”，但摆在他眼前的，是人才凋敝、兵甲不充、叛乱四起的颓势。为了使几近瘫痪的国家机构重新运转，尽快恢复蜀汉元气，诸葛亮制定八字总方针——“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汉代古火井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火井镇火井广场 “诸葛亮一瞰而更盛” 大力发展农业，恢复经济，休养生息是建兴初年的主导政策。这期间国之大事“咸决于亮”。结合当时局势，这四个字背后的艰难程度史上罕见。蜀地百废待兴，农业、工商业、盐政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度与实施，诸葛亮事必躬亲；从蜀汉的廉政风气到法制、军制建设，他皆以身作则。 农业方面，诸葛亮休士劝农，屯田、水利双管齐下。汉军设司金中郎将，专事制造耕战器械，后来北伐期间又在汉中地区开展屯田，为战争所需的粮食提供保障。同时他修水利助农耕，使蜀地水利灌溉工程取得突破性发展，在孔明的主导下，蜀汉朝廷派遣1200人维护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也正是这期间，都江堰正式建立首个维护和修缮水利的官方机构，不仅为蜀地创造了经济效益，这套关乎水利维护和修缮的制度也为后世做出典范。另一方面，诸葛亮认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敏锐发现了蜀锦的经济价值。经过考察，决定在成都平原修建大规模织锦生产园，大力发展织锦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时期，成都因出现专门织造蜀锦的官营作坊而获得“锦官城”和“锦城” 两个别称。 都江堰俯瞰图，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 诸葛亮治蜀的另一大功绩是制定盐政，大力发展蜀地煮盐事业。盐铁官营论在三国时期不算新鲜。早在西汉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在盐铁会议上主张由官府专营盐铁，他认为这个政策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此后中央政府也的确通过盐铁官营和开展贸易事业，掌握了雄厚的财力。刘备入蜀后，就“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设置了关于盐铁官营和主管盐铁业官员。据《三国志·王连传》载，司盐校尉王连因经营盐政“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此后由他推荐选拔吕义、杜祺、刘干等一批官吏。夷陵之战后，蜀地民贫国虚，但诸葛孔明对于盐政丝毫没有放松，要使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必须得把失控的盐井都重新控制到蜀汉朝廷手中。因为他很清楚，巴蜀之地的盐业发展有着天然资源——火井。 所谓“火井”，应该就是石油天然气。生活于西汉成帝至新莽时期的扬雄所著《蜀都赋》载“蜀都之地……洞梁金堂，火井龙湫……”而当时的“火井”多是钻凿盐井而发现的。至于“火井”的作用，晋人常璩所撰地方志《华阳国志》载：“有火井，夜时光映山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觥水得五短盐。”不仅描述了火井特征，还说明了火井与煮盐的关系。章武三年（223）三月遭到黄元叛军攻打的临邛县就是这样一个资源宝地，史载“临邛火井一所，从广五尺，深二、三丈，并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今天在四川博物院里，收藏了一批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四川成都邛崃花牌坊地区的煮盐画像砖，生动再现了东汉时蜀地井盐生产的繁忙景象，这也印证了史籍中记载的蜀地火井煮盐事业的蓬勃发展。 东汉井盐生产画像砖（局部），现藏四川博物院 黄元的叛乱被平定后，临邛这些地方很快被积极利用起来，大力发展煮盐事业。南朝刘敬叔《异宛》记载：“蜀郡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隆，则炎赫弥炽，暨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耀元年，人以烛投即灭。”说明临邛的火井在汉代时就“炎赫弥炽”，至桓、灵之时火势逐渐微弱，直到诸葛亮时期才幽而复明，至于蜀汉末年“烛投即灭”。抛开天命、玄学等神秘色彩，这则记载可能也反映出东汉至三国时期蜀地煮盐事业的兴衰，而诸葛亮主政时无疑是煮盐事业的巅峰期。西晋蜀人李兴在《祭诸葛丞相文》有“千井齐甓，又何秘要”，称赞诸葛亮在用火井煮盐方面的创新。诸葛亮一生发明创造甚多，涉及方方面面，或许在煮盐方法上也有“秘招”，只可惜史料缺乏未能流传下来。 即使到诸葛亮北伐时期，蜀汉对于盐政仍没有放松，蜀郡的定笮县是盐铁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汉书》记载“定笮，有盐池”，《三国志》亦载“定笮,旧出盐铁及漆”，但因地处偏远（位于今四川省凉山州西部），汉末时就已失控，盐铁业完全被控制在当地夷帅手中。张嶷任越巂郡太守期间，对当地恩威并施，将盐、铁、漆等战略物资收归中央掌握，同时还与当地夷帅达成谅解，修建运输栈道，将物资源源不断地经成都送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戴敦邦画说三国演义·诸葛亮像》，现代，戴敦邦，国画 全民皆兵 鉴于益州从来不代表蜀汉的所有疆域，故“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只是暂时的政策手段，要完成“还于旧都”的目标，与北方曹魏的战争不可避免。既然一切皆为北伐大计服务，自然涉及兵制、军备等方面的革新。为此，诸葛亮同样事必躬亲。由于蜀汉灭国最早，留下军队制度相关的记载远不及魏、吴两国翔实，但通过有限的史料，也能推断出从刘备时代到诸葛亮时代，蜀汉军队的构成、兵源和征发制度几方面发生的变化。 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实行的征役制度，几乎全民皆兵 刘备入主益州之初，麾下军队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刘备入蜀前所统之兵，主要由荆州地区的人员组成，构成人员为职业军人，作战区域横跨荆、益两州，是担负机动作战任务的战略战役军团，姑且称之为荆州军团，也是刘备军的主力野战部队。其二是刘备夺取益州后所得的刘璋旧部，这部分军队又以“东州兵”为核心，兵员构成是汉末流亡入蜀的“南阳，三辅数万家”，刘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其性质也是职业兵。这两股军事力量，是蜀汉建政之初的两根关键支柱。但天有不测风云，建安二十四（219）襄樊之战中，东吴背盟，与曹魏联合攻杀关羽，荆州军团受到重创。到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惨败，荆州军团将领张南、冯习、傅肜等战死，荆州兵遭受灭顶之灾。东州兵亦于此役遭受极大伤亡。所以在刘备东征失败后，军队主力遭受空前损失，荆州兵和东州兵作为蜀汉建政时期两大军事支柱的作用实质上已经消失。 此外，蜀汉主力的军队来源地荆州被东吴所占，此后所能征发兵源之地仅存尚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的益州一隅，这对一个新生政权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建兴初年，无论是为了让政权继续维持下去，还是为对抗北方强大的曹魏，作为掌舵者的诸葛亮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唯一的地盘——益州地区的人力，建立一支进可北伐、退能自守的军队。当年刘备荆州兵团的组建，有个很大的来源是从北方逃难到荆襄地区的流民，但如今益州情况完全不同，首先没有大量流民可以收编；其次，益州本土豪强根深蒂固，不少人口依附于他们势力之下，难以大量征召；第三，西南地区有大量少数民族，但皆未在户籍，无法征召。基于这三点，诸葛亮能够利用的，只剩下蜀汉朝廷手中直接控制的编户民。偏偏蜀汉地区人口为三国中最少，直到蜀汉灭亡，政府直接控制的在册人口也没超过百万人，其中还包括大量老弱妇孺，可供役使的男丁大约只有20万左右。 要解决这个问题，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全民皆兵。实行两汉征役制度是诸葛亮执政时期为尽快恢复蜀汉军队元气而落实的兵制之一。具体操作是将编户民中的壮丁全部纳入军籍，由朝廷制定制度轮番征调他们，被选中的即为战兵，未选中则为民，依次轮换。这种耕战合一的政策与两汉时期的兵制相似，例如西汉时刘邦的军制就是“南北军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军旅”。诸葛亮实行两汉时期的兵制，从实用角度的确可以解决蜀汉兵力空虚的问题，最大限度恢复军力。采取耕战合一地轮番制，则是尽可能不让征兵之事误了农时，才能保证国力根本。在政治上，蜀汉以大汉正统自居，兵制沿袭两汉自然也是一种正名之法，可谓一举两得。 但即使蜀汉征兵制度几乎已到“扫地为兵”的地步，仍无法弥补人口上与魏国的巨大差距，故而征召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夷兵”也成为其主要政策。实际上早在汉末刘焉、刘璋父子执掌益州时期，就已使用大量夷兵投入作战，当年蜀郡豪强贾龙作乱，刘焉就出动“青羌兵”迅速平叛；后逢董卓之乱，刘焉又以五千“叟兵”支援马腾讨伐董卓。青羌、叟人都是当时西南少数民族部族，刘璋还曾将三百“叟兵”作为礼物献给曹操。到蜀汉政权建立后，所征召的夷兵主要由賨人和青羌人构成，前者居住于巴郡、汉中地区，其民“天性劲勇”；后者是古羌人中的一支，主要居住于南中地区。 与户籍兵不同的是，夷兵主要以部落为单位，通常以一个精壮的部落组成一军，性质属于职业兵或世袭兵。如越嶲郡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东南）“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而原部落中的大小首领，则成为军队里的将校，有学者推断，蜀汉名将王平很可能就是賨人。其早年随巴西郡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依附曹操，后于汉中之战时投降刘备，诸葛亮时期，王平成为以青羌人为主的部队“无当飞军”统帅。 蜀汉的“特种部队” 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兵源成为各大势力提升军事力量的关键，征召少数民族部落为兵的情况并不罕见。东吴多次大规模驱赶山越民出山，其目的也是为了“取料”为兵，山越人在东吴军队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对于“小国寡民”的蜀汉而言，利用西南地区夷人部族作为兵源更是刻不容缓。蜀汉征发少数民族部落，通常以“家”为单位，将他们迁徙到蜀郡、汉中等容易控制的地区。此外，为了弥补兵力上的差距，诸葛亮在广泛征召士兵的同时，还针对不同地形、作战情况，训练出相应的“特种部队”。 第一支是“白毦兵”，其名见于建兴四年（226）诸葛亮写给李严的书信里，提到永安都督陈到帐下所督军队为“先帝帐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可知早在刘备驻永安时，白毦兵就担任他的护卫工作。诸葛亮信中又说“嫌其少也”，说明白耗兵人数不多。关于其来源，比较合理的说法有两种：其一认为是马超带来的羌人部队，因羌人广泛佩戴毦，而马超带来的部队人数有不会太多，较为符合记载；其二是蜀汉建政后征召的西南少数民族部队，这也是蜀汉主要兵源之一，而白毦兵可能是其中非常精锐的一支，人数不多，却能担任护卫帝王的重任，其骁勇程度不难想象。 第二支是“中虎步兵”，记载见于《三国志·姜维传》。北伐时期，诸葛亮给张裔、蒋琬写信，叮嘱他们等姜维抵达成都后，“须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其构成兵员应该是用户籍兵里挑选精壮者进行训练而成的精锐步兵，部队的官长称为虎步监。人数虽不多，但北伐期间这支部队战功赫赫，一度在渭水之战将司马懿打得丢盔卸甲。 第三支是“无当飞军”，其名源自《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馀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为何称为“飞军”？从构成人员不难推断，作为生活在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不少人必然具备翻山越岭、攀岩蹬壁的技能。而蜀汉北伐进军路线，无论哪一条，都会涉及翻越秦岭山脉或穿过峡谷，适用于山地作战的无当飞军自然能发挥其长。《三国志》记载王平“统五部”，应该就指这支由青羌人组成的精锐部队。20世纪末，在今甘肃省舟曲县立节镇华年村出土过一方“无当司马”印，此地属于当年蜀汉和曹魏战争激烈的陇南山区，这方“无当司马”印就是当年在前线作战的无当飞军官长所佩之印。 第四支是“元戎弩士”，也称“连弩士”。确切地说，这支部队的主力不在于构成兵员，而在武器。据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对蜀汉军备进行过改造，“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能一次发射10支利箭的弩，在当时堪称微型冲锋枪。1964年，在成都西郊出土过一件蜀汉铭文青铜弩机，现藏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由望山（瞄准器）、牙、悬刀（扳机）、勾心组成，有不少人认为这就是“元戎弩士”所用的杀敌神器，不过从结构来看，这只是普通的弩而非连弩。从连射、并射等功能来判断，连弩不太可能与普通机弩样式相同，只可惜没有文物出土，至今无法确定诸葛连弩的具体样式。 铜扎马钉，汉末三国时期，成都青龙乡汉墓出土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诸葛亮对弓弩进行改造，加强弩手训练，主要是针对曹魏的骑兵。早在曹操时代，其麾下的乌桓骑兵就号称天下名骑，精锐部队虎豹骑更是一次次出奇制胜，屡创战功。与曹魏相比，蜀汉骑兵数量、质量皆不如，再者，北伐必经的秦岭地势也会限制骑兵行动，然而一旦翻越秦岭进入关中，蜀汉则要在开阔的地势上面对曹魏强大的骑兵，因此诸葛亮必须扬长避短，拿出一套应对曹魏骑兵的方案。无论是连弩，还是定军山一带出土的扎马钉，都是有效针对骑兵进攻的防御战术装备。蜀汉弩兵的确也在北伐战争中立下大功，建兴九年（231），魏国名将张郃追击蜀汉军队至木门道时，诸葛亮令部队弓弩齐发，身经百战的张郃最终殒命于此。 从建兴元年开府治事到建兴五年上《出师表》，诸葛亮用五年时间，从内政、外交、军事、人事多方面进行革新，使遭受灭顶之灾、朝不保夕的蜀汉政权得以迅速恢复元气。经过几年休养生息，至建兴五年（227），益州“南方已定，兵甲已足”，蜀汉的北伐大业箭已在弦。 无当司马印，三国时期，出土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立节镇华年村 END 作者 | 周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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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29 08: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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