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内地求学的香港青年：二十年，我城与吾国

文如玉

二十年前的今天，最后一个英军联队撤出香港，人们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列队进驻的解放军官兵，有喜悦，也有疑虑；二十年后的今天，“同心创前路，把握新机遇”的巨幅标语出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再对内地感到陌生，还在两地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学习、获益。

在这股潮流之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出生于回归时期，经历了香港回归二十年的奋斗历程：他们见证了经济危机与非典时期的众志成城，见证了汶川地震后的手足情谊，也见证了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给香港人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如果把1997年后的香港称为“新香港”，那他们就是与这座新生城市一起成长的同龄人。

在二十年风云的见证者中，有些人甚至选择跨过深圳河，来到内地的大学学习。我有幸成为他们的同学，下面就是这些香港同龄人的故事。

从“香港人”到“中国人”

今年，Johnson即将从中山大学毕业，他已经在这所大学度过了四年时光。四年前，他毅然放弃出国机会，选择到内地读书。

“我们家住在黄大仙附近，生活不算富裕。但在以前，很多香港的中下层家庭不管多么穷，还是会积攒足够的钱供子女出国读书。到了我们这一代，父辈看到内地发展越来越好、机会越来越多，也就愿意让子女来内地读书。”他还表示，内地对香港学生有优惠政策，“在内地大学一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只需要一万多人民币，但出国至少要备足近百万。”

Johnson坦言，起初来到内地读书的时候还是有点不适应，有身份转化的尴尬，与内地同学交往也有些许障碍。一开始来到中大，他始终觉得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与周围格格不入，普通话也没有内地同学标准。好在广州很多人说粤语，让他觉得格外亲切。“在广州地铁上报站是先说普通话再说粤语最后说英语，在香港则是先说粤语再说普通话最后说英语，这是最大的不同。”他觉得报站语言次序的不同，反映的是香港作为相对独立的地区，其地域与文化优越感比起内地大部分城市都要强。他也发现，广州的同学能自如地在普通话和粤语间切换，而香港人遇到粤语无法很好表达的词汇则习惯用英语解释。

尽管起初来到内地读书对于Johnson来说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选择，但他现在却决定留在内地继续发展。在学习上，比起香港重实践的教育方式，他更喜欢内地重理论的学术氛围。内地教育注重师承观念，教师的角色偏重于传统的“传道受业解惑”而非仅仅传授实用技能，大学的角色亦偏重于理论研究与思想争鸣，“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是中大的校训，也是很多内地大学的优良学风。他认为，与快节奏的商业社会相适应的香港本地大学比内地学校更“精致而利己”：在香港，金钱往往是一切事物的度量衡，大学开设的专业往往也是最立竿见影的学的人最多，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就相对较少。“不能说这样就是错，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对于我而言更喜欢内地的学风。”

Johnson坦言，在香港有少部分人依然对内地抱有敌意，觉得在内地读大学“枯燥乏味、处处受制”，然而他的大学生活却“有意思又有意义”：在中大的四年里，他参加过高校辩论赛，加入田野考察团队走访云贵高原调查留守儿童问题，跟随学校下乡队伍到湘粤边界支教，组队参加大学生创业大赛并获得全国奖项……得益于这些难忘的经历，他亲身感受到内地发展的现状，在对内地创新创业浪潮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学会了正确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用他的话说，“不吹不黑”地认识社会，让他走出了乌有之乡，也坚定了在内地奋斗的决心。

采访的最后他说：“这四年我从香港人变成了中国人，香港人当然也是中国人，但在这里前者更侧重于本土意识，有一种只管自己和香港这座城市不管国家的意思，这是很自私的。通过在中大的学习生活， 中国 这两个字真正进驻了我的灵魂，它变成了我们做田野调查时脚下的泥泞，变成了我们打比赛时的日日夜夜和获奖后的荣光，变成了我们自己。”

今年年初，他所在的创业团队获得了香港理工大学深圳产学研基地提供的20万元创业基金。他说：有了内地的创业经历，一定能为日后重返香港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像Johnson一样的香港年轻人们正在源源不断地越过口岸涌进内地，他们诞生于回归时刻，成长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来到内地共享着国家发展的成果，从单一的“香港人”本土认同到更宏大的“中国人”国家认同，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价值观、个性和行动，更是他们乃至香港青年的未来。

和上海一样，香港本质上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再过几天，Susan就将结束她在复旦大学为期半年的交换，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完成本科学业。她说，在上海的半年，不仅让她认识了这座“魔都”，也让她重新认识了香港。

上海夜景。

香港夜景。

初到上海，Susan曾因生活习惯的差异感到些许不适应。在香港，人们一般下午一两点才会吃午饭，而在复旦往往过了十二点半食堂就人去楼空，吃的也只能是残羹冷炙。她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发现：有些上海大妈常常用听不懂的上海话数落别人或表达不满，简直比香港的包租婆还凶。

但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她发觉上海和香港很像：上海饮食清淡，很多上海人喜欢粤菜，她最喜欢去的新雅粤菜馆同样吸引着很多本地人；上海公共交通便捷，一如香港；她的一些上海同学还跟她提起过童年时期对香港的向往，他们的父辈常常告诉他们有亲戚移居香港。“我看过金宇澄写的小说《繁花》，里面写到主人公阿宝在60年代的上海收到在香港的哥哥寄来的明信片，上面的维港两岸景色和启德机场飞机滑行的场面让阿宝很向往。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种向往应该是隐秘又强烈的。”

但在她看来，这两座城市最大的共同点是包容。“上海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从最初西方的殖民者到贯穿20世纪全国范围的移民，上海一直在吐故纳新，源源不断地吸收着新鲜血液。而香港本身就是殖民地，西方人和华人在香港共处了一百多年，包容是香港骨子里的东西。20世纪中期，很多上海人或跟随父母或只身前来香港，他们之中有政界的范徐丽泰、陈方安生，有商界的邵逸夫、包玉刚，有文学界的金庸、亦舒。后来他们都很快融入了香港社会，并成为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狮子山下》是她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也是香港人普遍认同的“城歌”。她认为歌曲中的“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就是香港精神最贴切的注脚：不问出处，不骄傲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双手创造新生活、新天地，就是香港得以发展的源动力。“近年来 港独 分子用这首歌来鼓吹所谓的 香港自决 ，实际上他们完全不懂什么才是香港精神，他们的价值观，与在一个包容和法治的自由港靠汗水打拼出来的香江奇迹没有半点相容。有人说，近年来香港人担心资源被内地居民抢走，所以变得不包容了。事实上，不包容的声音之所以尖锐，就是因为其 色厉而内荏 ，不能成气候。如果政府更好地对接国家战略，如 一带一路 和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 ，就能给香港社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那些不和谐最终会销声匿迹。”

最后Susan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香港作家西西最出名的小说《我城》，以“顽童体”的观察带读者游走香港各地，刻画了1970年代香港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被认为开创了香港本土文学的先河。然而这部开山之作的作者西西，却出生于1938年的上海，在少年时期随父母来到香港。更有意思的是，她的父母是定居上海的广东移民。

二十年过去，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研一港生Thomas从去年开始来到清华大学交换，在假期回港途中停留广州接受了我的采访。回归二十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他却很烦心：布鲁金斯学会的几个教授正在和他一起开展一个关于香港未来发展新动能的研究，因此即便是在假期也闲不下来。

“虽然烦心，但也很充实，感觉就像在给香港未来描绘蓝图，所以乐此不疲。”他表示，学界对于香港未来发展的研究层出不穷，因此必须拿出精彩而有力的观点才能让研究脱颖而出。

“一带一路”战略诞生以来，香港以“超级联络人”的身份频频出现在报端，凸显其在国家战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香港凭借其管理资本市场的丰富经验、高度法治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将在未来继续成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他认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依然要坚持其金融业的传统优势，同时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十三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了香港的功能定位，国家将支持香港参与国家双向开放和“一带一路”战略，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十三五”时期，中国内地将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金融市场的深度开放将成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动力。 香港不仅要建设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也要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一带一路”，成为“一带一路”的资金供应中心。对于前者，香港具有无可替代的资本：香港人民币资金池已积累了近万亿元的人民币存款，占离岸人民币总存款数的四成以上，同时离岸人民币市场运作至今机制顺畅，市场体系完善。对于后者，目前香港的银行高度集中，规模庞大、种类齐全的香港银行业正在紧抓重点客户和重大项目，在满足“一带一路”融资需求的同时谋求自身发展。

除此之外，他还相信通过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能让香港发展得更好。“这个规划表面上是城市群建设，实际上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联动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怕没有资源，就怕资源不能有效流动。珠三角联动发展，香港提供金融管理的经验，深圳提供互联网经济的经验，广州提供自贸区发展的经验，取长补短，就能事半功倍。”

最后，他用一句话总结未来香港的发展之道：东方之珠，熬过锻炼，繁荣共创，刻苦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