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李鸿章在巴黎

安徽大飞

1896年，李鸿章作为清朝钦差头等大使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巡游了半个地球，其中巴黎是主要的一站。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7月中旬由比利时乘坐火车抵达了时值“盛世”的巴黎。一个多世纪后，旅居法国多年的作家边芹重温了当年李鸿章在巴黎的足迹：巴黎北站、拉法耶特街、大饭店、雨果广场、埃菲尔铁塔……寻找每一个与历史和人物交汇过的地点。

本文摘编自《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一书的《大饭店》一节，由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李鸿章乘坐的双篷四轮马车，从拉法耶特街转上阿雷维街，片刻就瞥见了歌剧院的背影。短短的阿雷维街直通歌剧院广场，广场右手边的位置就是大名鼎鼎的“大饭店”，从广场右拐至卡皮西纳大街，长长的楼体全是这家占地面积比歌剧院还大的旅馆。马车从卡皮西纳大街的旅馆正门直接驶入内院，时间是1896年7月13日19点半左右。

如果看印象派画家莫奈的那幅名为“卡皮西纳大街”的绘画，是很难看清1896年卡皮西纳大街的原貌的，只能体会一些氛围。莫奈好像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估计是在某栋楼的顶层，俯视卡皮西纳大街，冬季灰蒙蒙的天空下，一排没有叶子的树木，人在光影中只是黑黑的一些笔触。


李鸿章一行在巴黎的情景。

好在那时照相术已经出现，旧明信片被有心人收藏下来。我便找到了一张，像从尘封的百宝箱里翻出早已不想再见人的旧影，一下子重叠到一百年后的视野上，好奇怪的旧时代的追魂术。照相机显然是架在卡皮西纳大街与歌剧院广场交错的那个十字街口，用了广角，将坐落在歌剧院广场和卡皮西纳大街拐角上的和平咖啡馆及大街本身一起摄入。除了尚未被柏油覆盖的石块路面，以及街上脱卸了旧时装束的人和车，构成这个街角的主要布景和道具早已被19世纪永久固定下来，没有遭时间之手增删。

李鸿章到巴黎的时候，正是法国印象派绘画进入高潮之时，19世纪70年代起家的那一批人莫奈、雷诺阿、西斯莱等多已功成名就，拜赐于资本提供的绘画市场，他们成了西方绘画史上第一批不再为宗教和权势作宣传画或装饰画的人。

1862年“大饭店”落成的时候，歌剧院所在的位置还是空荡荡一块空地。“大饭店”6月启用，7月歌剧院在它边上放下第一块奠基石。这地方19世纪中叶还是片新区，灰尘漫漫，到处是工地，像卡皮西纳大街和与之相连的意大利人大街、马德莱娜大街，都是拆掉旧城墙新辟的马路。想想现在的城中心，曾几何时还是郊外，人轰轰烈烈的扩城运动带着它无休止的欲望，也许永远没有边界。歌剧院由于后来的战乱，拖了十二年至1874年才建成。而此时“大饭店”早已营业多时。

塞纳河右岸的这片闹市区，由于全部是19世纪后半叶拆旧新建，街宽路直，楼群规整，一色布尔乔亚石砖楼，高门阔窗，一点一线都透着那个财源滚滚的时代留下的自负和笃定。建筑与一个时代结盟，时间与金钱的契合转瞬即逝，然而就是凤毛麟角的机缘，为历史平添了几笔看得见的雍容。商业贵族在此安营扎寨，绵延了一个多世纪的风光和霸道，直到征服浪潮惊涛骇浪拍向全世界，止不住回水倒灌，穷邦移民、异邦游客和廉价商品洪水般漫过，终结了那百年一幻。“城堡”沙化的过程是慢镜头的，一个个的细节被抽换，路人只见一家家商铺关门易主，不见文明易主的发令枪也早已打响。但李鸿章到的时候，剧本的结尾一条线索都没有显露，这里还是幻景的高潮。

李鸿章的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两天前就住进了“大饭店”，为父亲入住做准备。法国政府为代表团在“大饭店”包了约六十间房，其中为三十多名代表团成员订了两个饭厅、六间沙龙和三十几间卧房。他们与李鸿章住在饭店二层，欧式老楼的二层总是供上等人住的，仆人则按欧式习惯住在专供下人住的六层，也即顶层。这六十间房里仆人占了多少间，就没有具体数字了。但法国人说李鸿章的贴身仆人是横睡在他的房门口的。究竟是事实还是法国人的想象？是不是“大饭店”侍者抖搂出来的？睡在门当中，就有可能是睡在地上。为了随时护卫？或随身伺候？

反正这一举动惹得欧洲报纸想象他带了一个奴隶。因为欧式的主仆关系最大的特点是距离，也就是只取下人的服务，私生活是绝对分开的，而且分得越远越好。所以仆人都是住在几层之上的顶楼，连上下楼梯也是主仆完全隔开的，布尔乔亚老楼都设有专供仆人出入的楼门、房门和楼梯，保证仆人在主人不需要时不碍眼，主人绝对受不了仆人在完成功能之外的存在，连招呼都是摇铃而不呼名唤姓。中国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却无界限，没有截然不容的距离。中国的主仆关系讲究仆人的无时不在；而西方则最好功能之外仆人是看不见的。巴黎中高档餐馆的侍者上菜撤盘之余是不能在厅堂闲站的，不能让客人感觉有多余的存在。中国的老爷有娶丫环为妾之说，虽然是不平等的联姻，但毕竟视为一家人，主仆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西方男主人可以和女仆睡觉，娶进门却绝无可能，就连避免不掉的私生子也是不认的，因为血统不正。冗长世纪血统的圈划，才是“帝国”供人瞻仰的烂漫金字塔之根基。


李鸿章一行在巴黎的情景。

正是欧式人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让法国人想象李鸿章身边还在实行“奴隶制”。而且越传越奇，说早在李鸿章赴欧途中，也即在法国轮船“Armand-Béhic”号上，同船的乘客就已经注意到有一个仆人照顾李鸿章特别殷勤。等到船中途停靠时，一个英国军官走近这个仆人，对他说：

“你好，舰长。”

仆人用蹩脚英文答道：“我已经不是舰长了，我现在是李鸿章的仆人。”

故事发展下去相当离奇，说调查下来这个仆人果然做过舰长，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打败，丢掉了他的战舰，因而被撤职并判死刑。但他只要愿意当一位高官的仆人，就可免除死刑。李鸿章便收了他当奴仆。只要皇帝一天不赦他的罪，奴仆就要当下去。

法国报纸对此津津乐道，几家报纸转载了这桩逸事，并且将之当作中国习俗的一个样版写给读者看，有些干脆标题就叫《中国习俗》。将负面细节渲染成整体现象，一直是封堵“墙”外世界的有效砖石。事实与否是绝对次要的，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一百年前可想而知。这真与假的陷阱顺着人性的弱点布设，漏勺一般捕获了一大片。

1861年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两兄弟准备兴建“大饭店”时，财富正以少见的速度在人群里重新分等划界，只需几个转身，人已经站在不同的阵营里，高高低低看世界的视野也为之改变。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犹太金融家，佩雷尔两兄弟从1830年投资铁路起家，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房地产到城市交通、照明，从建豪华酒店到造船和创办远洋公司，成为法国19世纪改变国土面貌、描绘资本版图的风云人物。你在游历这座繁华都市时，角角落落尚能感到资本世纪领头羊几乎就是快速绘图手，不光决定着小人物的命运，还改变着地理面貌。

在李鸿章下榻的这家“大饭店”之前，佩雷尔兄弟为首次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兴建了“卢浮宫大饭店”，就是于今夹在王宫广场与卢浮宫博物馆之间的卢浮宫古董廊。但是这个“巴黎第一大酒店”的头衔没过多少年就被佩雷尔兄弟自己打破了。1861年，佩雷尔兄弟只用了十五个月的时间就在距“卢浮宫大饭店”不远的卡皮西纳大街建起了比之更大更豪华的“大饭店”。

从小农经济的中国一下进入正高奏大工业凯歌的法国，对李鸿章来说落差一定是令人晕眩的。“大饭店”的时髦对即便享受惯了荣华富贵的他，也是新鲜刺激的。这是当时欧洲酒店中的巨无霸，贴金裹银，矗立于塞纳河右岸这片曾经的乡野，仿佛一艘巨轮，劈波斩浪，好不风光。酒店内集中了那个世纪的顶尖设施，有近一千间客房，并且最先安装了涡轮升降机——电梯的前身，从1890年起原来四千多盏煤气灯全部换成了电灯，客房内还设有浴室。

李鸿章入住的房间是波斯国王住过的王子套房，就在“和平咖啡馆”的楼上，由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一个饭厅和一个客厅组成，四个房间彼此相通，推窗可见卡皮西纳大街和歌剧院广场。饭店方面十分殷勤，不仅专派出十辆双篷四轮马车供李鸿章及其随从乘用，还特为坐惯轿子的他准备了一把轿椅，他如果愿意可以不乘“电梯”，坐轿椅由人抬上楼。这把轿椅据说是从饭店收藏的旧家具里翻出来，原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第二任妻子曼特农夫人的专用轿椅。“大饭店”将这一象征旧王权、毫无共和气息的家具翻出来，为李鸿章特意换上中国人喜欢的金黄色缎面内衬，引来了一大堆话题。


看到的人第一个反应是：“这玩意儿把我们带回了路易十四时代！”

有人进一步补充：“他像曼特农夫人一样让人抬轿子！”

《画报》周刊的记者就说：“这个平民出身的人怎么可能明白曼特农夫人呢？”平民出身的人当然是指李鸿章，法国社会虽然已至第三共和，但血统观念穿越革命风暴，换了一套说辞和标准，纹丝不动地圈划着这个民族的行事方式。

李鸿章乘轿椅，还真掀起巴黎人的“旧愁新恨”，让人追忆起1870年。那一年拿破仑三世被俘逊位，复古派希望波旁王朝再次复辟，古董商收藏的旧轿椅的价格便一路飙升。有人想买一把轿椅，发觉价格惊人，便对古董商说：“要这个价是没道理的！”

人家回答他：“先生，别大惊小怪。轿椅的价格都已经贵得不行了，因为再也找不到货了，近几天一抢而光！”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为了有一天国王重返巴黎时用啊！”

我们往往只看到推翻一个制度的欣喜若狂，而人对旧制度的留念远比一时的狂喜持久和顽固。法国社会的复辟与反复辟在大革命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一颗国王的脑袋消化起来比砍下来要难得多。

我带着想看一看那把轿椅的好奇，与“大饭店”公关部的布瓦塞尔先生取得联系，约好去参观“大饭店”。

布瓦塞尔先生在电话里提醒我：“我们在大堂见，不是卡皮西纳大街的入口，而是斯克里布街的主入口。”

1896年卡皮西纳大街的入口还是正门，李鸿章的马车就是从这道门直接驶入内院的，那天门口大约有两百多人围观。为了避免以后出入饭店再这么招眼，“大饭店”在斯克里布街为李鸿章设了一个特别进出口。他其后十几天出入饭店不必再经卡皮西纳大街的正门。1905年，斯克里布街的这个特别通道，被改建成“大饭店”的主入口，卡皮西纳大街的正门由此变成了边门，已经很少使用。这看似只是一家旅馆的门面改造，实际映现了另一个时代的降临：20世纪石油和汽车时代。

从歌剧院广场出地铁，沿着“和平咖啡馆”往马德莱娜大教堂方向走，在经过“老英格兰”服装店之前，能看见“大饭店”在卡皮西纳大街原来的正门，关着，已经没有人员出入。这就让我很难想象李鸿章的四轮大马车劈开人群轰然作响地开进去会是怎样的情景。

卡皮西纳大街和斯克里布街交汇的拐角整个被“老英格兰”占据了，“老英格兰”走到头，就是“大饭店”1907年正式启用的正门，看得出完全是为汽车停靠设计的，而汽车带着它的噪音和汽油味，已经不能直接开入内院。李鸿章当年从这里出入时，“老英格兰”想必是要经过的，这家至今都带着英式陈腐气的老店1896年已经立在这个街角十年有余了。好在当时中国官员还没有穿西服之好，否则“老英格兰”那十几天要被踏破门槛。我找到一张“老英格兰”为1896年夏季女装做的招贴画，那套女装带着那个年代明显的痕迹：做作而夸张。腰部是蛇蝎般紧束着的，还有今天看来已大可不必的花边皱折。

布瓦塞尔先生走过来，中等身材，五十岁上下，一副法国实业管理层常见的面相——轮廓削长而无多余赘肉，眼睛从灰到蓝经过冷色的各个谱系，线条对称且稳定性强，表情总是处在一种中性的冷漠中，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夸张。

我们的谈话从“大饭店”有没有为李鸿章保留什么掌故和资料开始，围绕李鸿章到访的谈话，此前和此后多半是循着这个脉络的。布瓦塞尔先生精通“大饭店”史，他为此写了一本书，但关于李鸿章，只字未见。我在大堂等他时，已翻看了放在服务台上的那本“史书”。

我追问那把李鸿章乘过的轿椅，他直摇头。

我说：“旧家具里也没有保存吗？”

“我们一般每十年换一次客房家具，客人不喜欢太旧的家具，旧家具撤下来就卖掉了。”

他带我走进饭店附属的“和平咖啡馆”，在一扇门里拉出一个老式的保温盛菜器皿，银质的，厚重而漂亮。“那个时代的器皿，这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他说着又领我走进一个静静的过道，指着一只矮柜，说是最后剩下的一件旧家具。那只雕花柜子在过道的一角默然无语，像封闭时间的匣子，任由人去想象。我有一百年人去屋空的感觉，抬眼望去，一个世纪的奢华断断续续绵延到今天，又像是什么都没有中断。

跟着布瓦塞尔先生走进李鸿章的马车停靠过的内院，我们站在原来正门入口的位置上，布瓦塞尔说：“你要找的那个时代，入口像三个城门洞，马车直接从卡皮西纳大街开进来，上下行李、办入住手续都在这个院子里。”我眼睛扫过去，百年沧桑，这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再称作“院子”了，巨大的玻璃天棚下，已是一个半温室花园、半咖啡馆、半大堂的所在。酒吧侍者在客人间穿行，正对着旧门、通向节日大厅的那个平台上，某家公司正在办招待会，身穿灰、蓝色“办公”西服的中年男子占了半个“院子”。

“我们的客人都是大公司的商务人员，我们不接旅游团，因为旅游团以包的形式住进来，其成员一般都不是住这种旅馆的阶层。”布瓦塞尔在一旁补充道。

我问他一夜的基本房价，他说约一千欧元。说完他也摇摇头，说已经很少有法国客人，不是国际大公司根本住不起。“不过上面说了，未来十年，中国客人会越来越多。”我想也是，也就剩下“东方人”和他们的奢侈“天性”绵延着西方最后的神话。

李鸿章到的那天，行李先他一个半小时运到，18点钟，这个院子被126件大行李箱堆满。饭店的英国和法国外省客人都跑来看热闹，想到这么多行李要花掉多少旅费，让他们回不过神来。

也有人对法国政府为李鸿章这么声势浩大的旅行出钱运行李、租房子不满。天主教会的《十字架报》就说：“随着我们远离耶稣的教义，我们也就越来越失去理智。我们跟在欧洲后面，甚至比欧洲还要过分地给这位中国特使以王侯般的礼遇，而正是此人组织了顺化的抗法，领导了东京湾的叛乱……而法国给这样一个人这么高的礼遇，让引领着人们处决传教士的黄龙旗飘扬在巴黎……是的，如此行事有点神经不正常！”

接着布瓦塞尔先生带我往二楼走，并抱歉地告诉我李鸿章住过的王子套间有客人，不能参观。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一条长得好像没有尽头的走廊，如果从空中俯视，“大饭店”呈三角形，面向卡皮西纳大街的这一面，是最长的。在1901年饭店装上蒸汽中央暖气之前，这些走道里有售取暖木材的，供客人烧壁炉用。

走道静谧无声，连侍者都杳无踪影，厚地毯和壁纸将些许动静减至最小，每一扇门都紧闭着。1896年7月的那十几天，这条走道上的客房都租给了李鸿章及其随同，据说清帝国的客人也很特别，不喜欢关门，这又是个西方人不理解的行为。是把这个走道视为一个大办公室、门开着是为了协调方便？还是私生活和公生活没有界线？中国人作为个体是腼腆的，作为整体却相当外向。我想象这个长廊里的门忽然都开了，饭菜的香味和说笑声从每一扇门里飘出来，而我自己犹如摄影机一般慢慢滑过去，像看电影一样。那里面所有的目光都伸出来质问我：你是谁？要戴着洋人的眼镜来评判我们！我感到身后那座大山轰轰隆隆了一百年，抖掉了所有外壳，但山体依然纹丝不动。

走到这道廊的尽头，若从楼外看，应为歌剧院广场拐向卡皮西纳大街的那个街角，布瓦塞尔指着紧挨着的三道门说这就是王子套间。漆成红木色的门关着。13日那天李鸿章入住时，饭店方面特意从市府的温室花园里借了一些花草重新布置了房间，中国仆人则已经将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动物园买的两只南美大鹦鹉和从德国带来的一把轮椅放好。法国人特地强调，这样李鸿章一到就可以坐在轮椅里让他的“奴隶”推着走。他进了饭店据说已很乏，吃了顿中餐，22点半以后就入睡了，整晚未出旅馆。
《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边芹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