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的夏季日常：居室防暑、山中避暑、采冰解暑

安徽扇子

唐朝也高温

进入七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都进入了火炉模式，多地最高气温突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面对高温，人们只能开足空调，感谢这一造福千家万户的防暑发明。

在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也必须面对高温炎热的天气。南北朝后期到唐朝前中期，我国正处于气候上的温暖期，气温普遍比较高，酷热的夏天格外难熬。在玄宗朝，身处夔州的杜甫曾在连续高温的时节写过三首诗，诗的题目都叫《热》，按照诗中的说法，夏天的瞿塘峡附近，虽然面临长江，但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江边水汽弥漫，氧气不足，让人觉得“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只能靠“想见阴宫雪”这样的精神胜利法来对抗暑气。

在纬度靠南的地方，炎夏的威力更为猛烈。中唐诗人柳宗元被贬到湖南南部的永州之后，长期苦恼于当地的暑湿之气，日益憔悴。在某个半夜被热醒的时刻，他走出房间，登上高楼，怀着满腔愤怒写下了一首《夏夜苦热登西楼》，诗中形容自己所处的夏夜是“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炀灶开重扉”。这个夜晚，花叶上的露水都被晒干，孤寂的旷野吹不来一丝微风，井里盛放的都是开水，打开门就像进了火炉，无助的诗人只能站立在炎热中，“凭阑久彷徨，流汗不可挥”，默默忍受挥之不尽的汗水。

即使逃离了南方，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城中，也无法逃离夏季热浪的侵袭，长安地处关中盆地，夏季空气流通不畅，更容易形成闷热的天气。王维在一首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中描述当时长安的夏天是：“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其谛苦”，即便拼命摇动团扇也难以驱走热气。晚唐人王毂写过一首《苦热行》，诗云：“祝融南来鞭火龙，火旗焰焰烧天红。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中。”其中“万国如在洪炉中”一句，生动地写出了唐朝全国上下普遍炎热的状况。

元 刘贯道《消夏图》，藏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画廊

居室防暑：夏装、北窗、凉席

在高温天气面前，机智勤劳的古人没有束手待毙，他们在衣食住行上想出了各式各样的避暑方式。

古人日常的服装，一般是绵、麻或动物皮毛所制，到了夏天通常会换上葛布制成的夏装，名为“絺綌”。这种“絺綌”纤维虽比绵布粗糙，但轻薄透气，在夏天穿着出门，微风掠体而过，十分清凉。唐代的正式服装以长袖为主，但是也有短袖的“半臂”甚至无袖装，比较洒脱的人甚至只穿一件葛制的背心，在家中或山林里袒怀乘凉。当然富有的人家可以穿更轻、更贴身的“轻绡”，这种丝织品在身上更为舒适，但是因为它太过轻薄，不适合在户外使用。

中国古代的建筑为了照顾采光，常常是“坐北朝南”，但是在炎热的夏季，毒辣的阳光从南面门窗照射进来，无疑让人更添烦扰。为了避暑，许多人都会在房间的北面背阴处另开一面窗户，既可以透风，又没有阳光，如果再于窗外种上一丛翠竹，就成了乘凉的绝佳位置。陶渊明在给孩子们的家信中讲到自己生平的乐事，其中有一条就是“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句话后来被唐修《晋书·陶渊明传》收入，“北窗”也成了脍炙人口的典故。白居易晚年拜秘书监，闲居长安新昌坊时，曾写过一首《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邀请自己的妻舅杨汝士兄弟来做客，诗的末尾说：“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唯赠北窗风。”即将自己家中北窗的凉风当作给客人的最佳馈赠。

除了利用自然之风以外，唐人还发明了利用地下水降温的方法。据宋初笔记《云仙杂记》引《云林异景志》载，中唐著名宦官霍仙鸣，在自己位于龙门的别墅地下开了七口凉水井，盖上镂花透气的盖子，到了夏天，冷气从水井中涌出，房内“七井生凉，不知暑气”。

长安的有钱人家除了住房之外大多还有自己的园子，只要种上一小片树林，就可以借阴乘凉。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在盛唐时，长安城富家子弟“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这个“避暑之会”大概就是现在“夏日狂欢派对”的雏形了。

除了在房屋结构和园林布置上下功夫以外，唐人也会在室内安置各种避暑用品，比如我们今天依然在使用的凉席，在唐代就已经非常受欢迎了。唐人将竹席称为“簟”，因为竹子比热大、升温慢，竹簟表面的温度通常都会比室温要低上不少，躺在上面，配上玉枕或者石枕，自然有凉爽之感。

元和十一年夏天，被贬江州司马的白居易买了一副当时有名的蕲春竹席，寄给身在炎热通州的元稹，并附诗一首，“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元稹收到礼物以后非常开心，立刻回复一首《酬乐天寄蕲州簟》，描写了自己的用户体验：“碾玉连心润，编牙小片珍。霜凝青汗简，冰透碧游鳞。水魄轻涵黛，琉璃薄带尘。梦成伤冷滑，惊卧老龙身。”觉得睡在上面犹如睡在冰凉的龙鳞上，不但不再炎热，甚至有些寒冷。在唐人的想象中，“龙鳞”是世界上最为寒冷之物，用来制成扇子或者垫子，避暑效果绝佳，但是非常稀有，只有富贵人家才有资格使用。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盛唐长安富户王元宝家有一把龙皮做的扇子，每到夏天，王元宝招待宾客之时，“以此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生，巡酒之间，客有寒色。”另一本笔记《剧谈录》则说唐后期名相李德裕在家中“以金盆贮水，浸白龙皮，置于座末”，夏日时常常邀请同事到家里避暑，来宾进屋之后只觉“烦暑都尽，清飚凛冽，如涉高秋”，简直有空调的功效。当然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够散发冷气的“龙皮”，上面两则故事只是唐五代人对豪富人家的夸张想象。不过古代的“龙皮”本来就是按照蛇、鳄鱼等动物的鳞甲想象而成的，如果拿蛇皮、鳄鱼皮这类材料冒充“龙皮”制成垫子，想必降温的功效也不输于竹席。

到了晚唐，辟暑用具里还出现了一种“竹夹膝”，用竹子制成圆筒，夏天夹在两腿之间，可迅速降低体表温度，配合竹簟使用效果尤佳。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曾送给诗友皮日休一件竹夹膝，皮日休写下一首酬谢诗，说此物“圆于玉柱滑于龙，来自衡阳彩翠中。拂润恐飞清夏雨，叩虚疑贮碧湘风”，清凉爽滑之感跃然纸上。

南宋《柳荫高士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山中避暑：寺庙、丹药

如果购置了凉席、扇子、竹夹膝，高卧在北窗之下还是觉得酷热难耐，那就需要考虑逃离家中，去更凉快的地方避暑。一般官员和百姓会到海拔较高、植被茂密的山上躲避高温，这时候山中的各个寺庙就成了热门的避暑景点。白居易晚年寓居洛阳时，在夏天就时常到洛阳附近的香山寺避暑，他为此写过两首绝句，前一首云“六月滩声如猛雨，香山楼北畅师房。夜深起凭阑干立，满耳潺湲满面凉”，是说夜晚住在香山寺小溪旁畅禅师的僧房里，出门凭栏而立，觉得满面清凉；后一首云“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舆睡中归”，则写出了自己归途中在凉风吹拂下安然入睡的场景。

长安周围群山环绕，自然也有不少避暑胜地，比如城南终南山边曾为唐太宗行宫的翠微寺，就是文人雅士常去避暑的场所。如果嫌郊外山中路途遥远，也可以选择长安城南的慈恩寺，慈恩寺虽然地势不高，但是临近曲江，寺里遍植古松修竹，松风竹韵到处，正可荡涤烦热，再加上寺内高耸着慈恩寺塔，游人既可以借塔阴乘凉，也可以登塔顶浴风，算是长安城里除了皇宫外最适合避暑的地方了。正因为此，每到夏日暑热之时，慈恩寺里都是游人如织。晚唐诗人刘得仁曾经写过一首《夏日游慈恩寺》，诗中说：“何处消长日，慈恩精舍频。僧高容野客，树密绝嚣尘。闲上凌虚塔，相逢避暑人。却愁归去路，马迹并车轮。”可见在夏日慈恩寺避暑的游人之多，回程时竟然导致了交通拥堵。

唐人热衷于去寺院避暑，除了山寺海拔高，寺中植被茂盛之外，还因为佛教讲究四大皆空，鼓励人将肉体的痛苦视作虚无，如果能够按照佛教的理想修行，达致内心平和，自然就能不畏暑热。王维曾写过一首《苦热》，前半首诗描写了夏日酷暑之时“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竭涸”的地狱般景象，后半首则说他在佛教修行中，领略到了“却顾身为患，始知心未觉”的道理，知道身体上的痛苦，只是内心没有觉悟的表现，于是“忽入甘露门，宛然清凉乐”，领略如来法门之后，在酷暑中也能感到清凉的快乐了。那些在佛寺避暑的人，虽然未必能像王维那样做到完全觉悟，但在佛学的熏陶下，想来总能平复一些炎热带来的心情烦扰。

佛教通过内心修炼化解暑热的痛苦，道教则有更直接的去暑之法。《抱朴子·内篇·杂应》记载了葛洪传授的不热之道：“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葛洪这一句话里，概括了符箓、行气、外丹、仙药等道术中的避暑之法，在五行体系里，“壬癸”属水，主阴凉，故此葛洪所说的符箓称为“六壬六癸之符”，行气之法叫做“行六癸之炁”。道士只要服用丹药符箓就可以免去热气侵扰，似乎比埋头苦修的佛教徒要轻松不少，但这些仙药和符箓都不是能轻易获得的，比如炼制“飞霜之散”，需要“用萧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时北行黑蛇血”作为关键成分，其中“萧丘”是传说中的海岛，上面有一种神木，猛火烈焰也无法伤之分毫，但是知道“萧丘”地点的人少之又少，能得到岛上木皮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据葛洪所知，古往今来，只有两人曾炼制出这样的仙药。

不过道教发展到了唐朝，发明出了一般道士也能炼制成的避暑药，比如唐代道士沈知言所辑《通玄秘术》中记载了一种“辟暑丹”，将雌黄、白石脂、丹砂研磨后包在曲滩黄泥里烧制，再于磁石上捣碎，注入乳汁后再以融化的白松脂裹成丹药，据说服用之后“夏月可以衣裘，并无炎气相逼”。据沈知言的说法，唐懿宗也曾服用过此丸，而且甚有功效。这个丹方叙述详细，后来被收入北宋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乃至明人所辑《普济方》中，在后世作为中药流传甚广，但是丹方中的雌黄含有三硫化二砷，是剧毒药物，炼制不得当很可能变成催命的毒药，唐懿宗才过四十就英年早逝，很可能与服用这种含毒丹药有关。

正统道藏本《通玄秘术》中所载辟暑丹炼制方法

采冰解暑：冰镇水果、冰饮

说到夏季消暑，就不能不说从古至今一直流行的消暑神器——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采冰、藏冰的传统，《周礼》中记载了周代专门“掌冰”的公务员——凌人，他们在冬日凿冰藏在专门的冰窖“凌阴”之中，到了仲春时节进行“启冰”仪式，将所藏之冰用于宴会、祭祀等场合。这种的传统也延续到了唐代，藏冰则由上林署官员负责管理。

朝廷冬日所藏之冰，主要是用于王朝祭祀和宫中日常生活，一般官员无法享用，但皇帝常常会将朝廷藏冰送给自己重视的大臣。白居易为翰林学士时，曾经写过一篇《谢恩赐冰状》，感谢宪宗皇帝赐冰给自己，文中说：“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自己得到了冰以后“烦暑迎消，凉飚随至”，清凉之余又感受到了皇帝的莫大恩宠。

在得到皇帝赐冰之后，除了放在室内降温，还可以用来冰镇水果。如刘禹锡在《刘驸马水亭避暑》一诗中讲到唐顺宗驸马刘士泾夏日招待宾客的食物是“赐冰满盌沈朱实，法馔盈盘覆碧笼”，其中“赐冰满盌沈朱实”指的就是将新鲜的李子放在盛满冰块的碗中。除此之外，也有直接用赐冰制成冰饮的，如杜甫在长安时曾列席权贵子弟召开的“夏日派对”，并写下两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诗中有云“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可见这些藏冰也能直接用于制作饮品。

除了皇帝赐冰之外，唐代长安似乎也已经出现了卖冰的市场，不过由于冰块的采集、贮藏非常困难，夏日市场上出售的冰往往“价等金璧”，也有商家想要在长安市上靠卖冰赚取高额利润，结果在和买家的讨价还价中冰块融化，最后落得血本无归。正因为夏日的冰块有如此价值，它也成了高官权贵互相馈赠的珍宝。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杨国忠的子弟为了巴结朝中高官，“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餙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可知这冰兽的确与金玉珠宝同样珍贵非凡。除此之外，杨氏子弟还会命令工匠将大冰块凿成冰山的形状，在招待宾客时放在宴席间，居说能使在座的宾客在三伏天里“各有寒色”，甚至穿上夹袄御寒。

不过有资格在大热天用冰块降温的，毕竟只有首都长安城的达官豪富，地方上的官员和百姓，基本上都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在长安享受过“公子调冰水”的杜甫，后来去到长安东面的华州做司功参军，华州虽然离长安不远，但是已经没有了冰水的待遇。在那里，杜甫写过一首《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中说自己在官署中热得“束带发狂欲大叫”，直呼“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蹋层冰”，在写这句诗的时候，杜甫想必也曾怀念自己在长安城中，可以在夏天接触到冰块的日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