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口述⑪｜新四军老兵刘亚辉：参军以后在抗大学文化练胆量

老八路

口述人：刘亚辉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王喜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地点：马鞍山市长清路六村13栋

采访时间：2016年9月26日

整理人：王喜琴
一、愤而参军 保家卫国

我叫刘亚辉，1925年2月13日生于安徽涡阳县新兴镇，彭雪枫牺牲后，我们这儿改名叫雪枫镇。我家是贫农，家里有7亩地。我参军时家里有母亲、哥哥还有姐姐，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和姐姐靠种地为生。一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饿肚子，你们都想象不到的，农民没吃的，什么都吃。柳树、榆树、芝麻的叶子都煮了吃。柳树叶子苦得很，为了填饱肚子，也得硬着头皮吃，不吃就得饿死。那时候吃的东西不像现在这么卫生，所以传染病很多。在我的家乡，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一个村子大半部分人都死掉。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小麦苗也吃。旧社会农民生活都比较苦。

我是1940年参加新四军6支队，当时的支队长是彭雪枫，皖南事变后，6支队改为新四军4师。我是1940年8月参军的，当时15岁。当时我和我哥哥都参军了。我哥哥比我晚一些。我哥哥叫刘兴章，他在四师骑兵团，他是骑兵团的区队长，相当于排长。后来因为不识字，转业后就回家了。那时候当兵没那么多的规矩，不管男的女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参军，部队就要你。因为当时新四军的师部就在我们镇上，住在一个张姓地主家，离我家只有几十米远。新四军宣传抗日到底，小孩组织儿童团，渐渐地老百姓对新四军也有了了解。1940年6月1日上午8时，正当边区军民隆重召开纪念“五卅”惨案15周年大会之际，日军500余人分乘10余辆汽车从南突袭而来。新四军动员老百姓撤退后，在彭雪枫司令员的指挥下同仇敌忾，奋起反击，不怕牺牲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的进攻。下午4时，丧心病狂的日军冲进新兴集，点燃民房，就连打麦场上的小麦也都烧光了。因为当时农村都是草房子，而且是连在一起的，转眼间整个集镇已成火海。日军走后，部队又回来了。新四军战士与新兴集民众一道重建家园，情同手足。

在“六一”战斗中，新四军以牺牲100余人的惨重代价，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同时还有好几十个无辜百姓被日军残忍杀害。我就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新四军。刚到部队时我在新四军四师6支队当勤务员，就给首长打饭、扫地。当时四师的师长是彭雪枫，政委是张震，政治部主任是肖望东。二、再教育之军旅生涯新阶段
1941年上半年，我们转移到了泗县，在洪泽湖边的半城镇。那时候，我在泗县给县大队教导员冯浅当勤务员。在这儿呆了没多久，我就调到四师抗大四分校。抗大四分校全名叫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1940年3月在河南永城创建，在淮北洪泽湖畔发展，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一所分校。抗大四分校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兼校长，副司令员吴芝圃兼副校长，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教育长先后为刘作孚、刘清明、方中铎，支队领导成员任教员。邓子恢、张爱萍、张震、李干辉、冯文华、陈锐霆等都曾先后担任过抗大四分校的领导工作。彭雪枫为了培养青年干部，成立青年队，我就在抗大四分校青年队学习。

我们同学最大的22岁，最小的14岁，在抗大学习的都是些通信员、警卫员、宣传员这些人。我在家也没上过学，到了抗大之后开始学文化，学习条件很艰苦。我们每天上文化课，军事课，主要是文化课。我们有个文化教员叫施宁，上海人。

文化课就是认字，当时也没课本，没纸笔，连个铅笔也没有，上课写字就在地上画，后来我们把芦苇削尖，泡颜料来写字。更没有课堂，夏天就在草场上找个地方坐在树底下，屁股下坐个背包。没有正式的课本，用的是油印的小册子，当时学文化很简单，几个字就是一课，比如，“当兵要当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服务”等。

军事课就是练胆教育，锻炼身体。我们的军事教员很好，是个留德的学生。规定每天7点钟以前早操，练齐步走、跑步、刺枪劈刀，因为那个时候子弹很宝贵，没练过打靶。此外，每个礼拜六都有10公里的长跑。练胆教育怎么教育呢？部队枪毙地方上的汉奸顽固派以后，就树一个木桩子，把死尸绑在木桩上，脖子里有个铁丝，铁丝上写个纸条，纸条上编个号码。那时候农村有乱坟堆，半夜就吹紧急集合号，把我们集合起来一起去，在离乱坟堆几十米远处停下来，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去，把死尸脖子上的纸条摘回来。当是去的时候我有点害怕，但在部队经常上政治课，接受教育，再加上那时候年纪小脸皮比较薄，害怕也得硬着头皮去拿。很少有因为害怕不敢去的。实在有不敢去的，领导就教育，反复教育。还有练胆教育就是过去农村死人，埋了之后都有坟头，教员半夜就带个草编的那个蓑衣，让我们戴着帽子，披着蓑衣，站在坟头上，每个人都得去，我也去过。

三、艰苦抗战之与日寇的首次交锋

在抗大四分校学习期间，部队发两套衣服，一套军装，一套便装。日本人经常会来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为日本侵华期间实行的一种惨无人道的政策。见人则杀，见物则抢，无法带走之物则烧毁。在敌人清乡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就换上便衣去农村，在农民家里一方面隐蔽，一方面搞情报传递工作，有什么情况就向领导汇报。主要任务是隐藏，吃住都在老百姓家，解放区的老百姓对我们都是不错的。当时农民生活都比较苦，主要是吃胡萝卜烧汤，没有大米，米都是糙米，糙米也不新鲜，部队供应的那个米，陈米不好吃。在部队一天吃三顿饭，规定“三个三”即三钱油，三钱盐，3分钱的菜钱。我们在老百姓家，自己不带粮食，老百姓有什么就吃什么。当时新四军经常要帮老百姓干活，又要挖战壕，还要帮老百姓挖沟。在靠近洪泽湖边的一个地方，早上7点钟去帮老百姓挖沟，到八九点钟吃早饭的时候，没早饭给你吃，马上来个紧急集合，我们就得很快去百姓家里拿自己的背包，拉去训练，快步行军几十里，回来以后才能吃饭，又饿又渴又累。干一上午体力活，中午不吃饭，再加上几十里行军，累得不行啊。那时候部队纪律很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条也不能违反，违反了之后要受处分。部队在行军前驻扎的地方，走以前必须帮人家打扫干净，水缸挑满。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能谈恋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要谈恋爱结婚，“二八五团”，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我们在部队没有谈恋爱的自由，稍微跟女同志接近一点，你就要注意。当时在部队，这个作风问题，尤其是男女关系问题是最丢人的。我们部队去了山东之后，山东的大姑娘，都被家人锁在家里不出来。

我在抗大四分校学习了2年，1944年到了抗大四分校卫生学校。卫生学校在江苏泗洪县半城镇，当时就是为了培养卫生员、医生。我们在卫生学校学习解剖学、内科、药物学、急救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多。1945年卫生学校毕业后，去了四师师部特务团，团长姓周。当时师部里就彭雪枫、张震、肖望东这些人，我就给他们站岗。我到特务团基本上没打仗，就打过一次仗，效果不好。1945年春攻打泗县，我们特务团参加了。当时泗县城里都是日本人，攻了一晚上没攻下来，泗县被敌人攻占后，拂晓时分，我们的部队就撤退了。攻打泗县，战斗很激烈。我们连牺牲了十几个人，我们有个副班长肠子都漏出来了，他自己却不知道，撤退的时候，有个战士跟他说：“你肚子上是什么东西”？他一看，才知道肠子露在外面了。然后就牺牲了。那时候敌人人数比我们多，我们部队装备很差，枪很少，不够用，子弹也少，有时就只能背个大刀。我们用的枪有捷克式、中正式，干部用驳壳枪。攻打泗县的时候，我还带着两个日本人，他们是反战同盟的。抗大有个反战同盟，他们是由一部分被俘虏的日本人组成的。我带的这两个日本人是向泗县城的日军喊话的。那两个人中国话讲的别别扭扭的。打完仗之后就把他们送回到反战同盟去了。他们也穿新四军的衣服，在抗大学习。

我是1943年7月入党的，在抗大四分校宣传队，我们班长刘书琴介绍我入党的。当时没文化又不懂，班长让我入党，找我谈话，我说：“我现在不是早就入党了吗？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然后他就不理我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找我入党。那时候入党是保密的，开会也是小组长悄悄地通知你，在野外树林子里找个地方秘密开会。

四、解放战争之战功累累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我们在淮安，听到上面传达日本鬼子投降后，很开心。因为在农村，没有庆祝娱乐活动。抗战时期，我主要时间都在抗大四分校学习，攻打泗县的时候，和日本人打过一次，此外，几乎没跟日本人接触过。

我打仗主要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华东地区所有的战役我都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山东的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开封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杭州、上海战役这些战役我都参加了。抗战胜利后，成立华中军区，当时的司令员是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我在四师特务团，跟着张爱萍，后来改为华中军区警备团，司令部在淮安。后来张爱萍汽车出事故受了伤，去苏联养病了。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粟裕带着我们到了苏中。打了七战七捷，我立三等功。1946年6月“七战七捷”是解放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初期，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地区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而连续进行的7次作战的总称，因而又被称为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我们去了山东，参加了莱芜战役，我们攻打的是凤凰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集团。后来南下鲁中地区，参加了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张灵甫74师，这是蒋介石的王牌师。孟良崮战役打了两次。第一次都攻到半山腰了，敌人在山上说话我们都能听到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马上把我们撤退下来，撤退下来后向北跑了60里，那时候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行军。休息了一下第二天又跑回来，回来后还要打孟良崮。第二次才胜利。1948年6-7月参加豫东战役，我立二等功，打得比较残酷。我们一个连牺牲18个，伤亡几十个，100多个人去了一半，后来发现是情报搞错了。敌人一个营，我们一个加强营，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加强营打国民党一个营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攻了一夜没攻下来。后来才发现敌人是一个团。第二天增援部队到了，才把敌人消灭了。

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我参加了淮海战役，当时我在68师，属于23军。23军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949年2月，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隶属第3野战军第7兵团。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梅嘉生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俘虏杜聿明，就是我们这个师捉到的。淮海战役结束后，他穿着士兵的军装，隐藏在农村中，是一个通信员小鬼捉到的。通信员送信经过农村树林里，他就藏在树林里。捉到后他在警备室自杀，拿砖头把自己的头砸伤，最后通过审讯才知道他是杜聿明。我们是从常熟，金坛地区过长江的，船都是从当地征发农民的。淮海战役后，我们就到泰州了，为渡江做准备。我们部队有好多战士都是从山东来的，不会游泳，每天晚上去长江边上练习游泳。渡江时船不够，有的部队坐着船，有的坐着从江北准备的原木编的排筏。我们属于第二梯队，本来打算在第一梯队渡江后，我们第二梯队第二天过江，结果那天顺风，我们一、二梯队就一起过江了。5月初解放杭州。

五、解甲归田之建设新中国

1951年初，张爱萍任解放军第7兵团暨浙江军区司令员。我们也在浙江。上海解放后，我们就住在嘉兴那边。那时候还没有转业这个名词，部队讲调干，从部队调到地方去。我在解放边区，以后就调到金华专区，金华粮食分公司去当副经理，到了鞍钢、宝钢又去了马钢。就没离开过企业。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支援鞍钢，这个鞍钢原来也是小铁厂，三大工作恢复的时候，全国从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北省调了一批地县级干部去支援鞍钢。1954年我去了鞍钢，在这儿工作了四年。1958年宝钢上马，建设宝钢，我又被调到宝钢，呆了几年。马鞍山钢厂原来是个小铁厂，后来成立马钢公司，我又来到马钢。

1964年中苏关系恶化，加上美国多次挑衅，国家提出“三线建设”，要“深挖洞，广积粮”，重点建设西南、西北。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投入极大的热情去建设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65年我被调到西北去，去了兰州四冶。1968年又回到马鞍山。在马钢冶金部，后来去了中条山，那儿是有色金属公司，搞铜矿的。完了之后又回马鞍山，在马钢冶金部，后来又去了贵州。从南方调到北方，北方调到南方，就这么调来调去。后来就在马钢，一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