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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虽谈不上有多热，但多年来也始终未冷下来，时不时会被人提起，或在争论别的问题时被涉及。 在20世纪初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科学。例如，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意见都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传统语汇中甚至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许多学者极力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初，拙著《天学真原》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时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这被认为不但在客观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证据，并且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思路。 另一方面则是“有”派的论证，比如先改变科学的定义，把科学定义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认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道，只要在合适的定义之下，结论当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这样做在实际上已经转换了论题。又如，因为“无”派通常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于是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源头，因此要么古代中国和西方半斤八两，大家没有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宽泛的定义——这样就大家都有科学。 科学的定义和起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教授戴维·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是中世纪科学史方面的权威，著有《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该书有一个极为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林氏所谓的“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现代科学，他的“科学”定义，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人所用是一样的。至于“科学”的起源，林氏主张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他主张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在此前提之下，他还强调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的。 与此相比，国内“有”派人士则往往乐意采用宽泛无边的定义，例如，将“科学精神”定义为“实事求是”，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样的“科学精神”肯定已经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又有什么意义呢？采用任何类似的定义，虽然从逻辑上说皆无不可，但实际上无法导出有益的讨论。 再进一步来看，欧洲天文学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宇宙体系都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 当代著名天文学家当容（A. 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其实恩格斯早就论述过类似的观点：“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史研究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古希腊有科学的源头，那古希腊之后为何没有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对于这一质问，我觉得最好的回应就是中国的成语“枯木逢春”——在漫长的寒冬看上去已经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你怎么能因为寒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认它还是原来那棵树呢？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件。中世纪欧洲遭逢巨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条件，直等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时。 争论的现实意义 面对近年有那么多人士加入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有人曾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疑问——你们到底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 许多“有”派人士希望，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可以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使他们的某些活动更具学术色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的中国古代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热情，他们热切地希望为这些“东方的智慧”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进入科学殿堂。 而“无”派人士之所以坚持使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定义，拒绝各种宽泛定义，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会给当代的“伪科学”开启方便之门。如果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主张对伪科学斩尽杀绝，那这样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在主张对伪科学持宽容态度的人来看，这样的担心就是多余的了。 国内科学史圈子里有一个著名的八卦——其实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位科学史前辈，曾质问一个正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而又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年轻人说：你既然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还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八卦的意义在于，提示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可以直接引导到“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这个问题。许多人士——包括一些科学史研究者在内——认为，科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就是两条：一是通过“发现历史规律”去促进未来科学的发展；二是在历史上“寻找”科学。 不幸的是，这两条至少都是镜花水月，甚至是自作多情的。 正如林德伯格所言：“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科学发展有没有“规律”，有的话能不能被“发现”，迄今都尚无任何明确证据。因此不能指望研究科学史会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负责任的科学史研究者也不会向社会作出虚幻的承诺，说自己可以预见甚至“指导”未来科学的发展。 林氏还说：“如果科学史家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践活动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歪曲。……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这样的论述，简直就像是专门针对某些中国学者而发的——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新书——江晓原教授《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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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6 00: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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