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视角下的蒙古征服中亚史

安徽工行

在蒙元史学界当中，关于蒙古帝国经略中亚与印度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由印度学者所撰写的作品又有机会被引介到中文学界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如今在内蒙古社科院翻译项目的资助下，由内蒙古大学教授刘瑾玉迻译，沈阳师范大学讲师魏曙光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在今年出版了这本《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中文读者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由印度学者所撰写的相关作品。

本书作者古拉提（G. D. Gulati）为印度籍历史学者，以十三至十四世纪印度西北边疆史为主题获德里大学博士。后任教于德里大学Satyawati College。本书主要以波斯文史料与英文论著为基础，对十三世纪蒙古的崛起与其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进行描述。并且着重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的扩张以及它和当时印度德里苏丹国之间的和战，最后探讨了蒙古帝国治下的丝绸之路贸易与其影响。以下首先对各章内容进行简介。

本书首章界定了中亚（Central Asia）的范围，并介绍了中亚的自然环境，包括山系、水文与沙漠。书中提到了历史上关于中亚的各种称呼，例如古希腊人称之为河中（Transoxiana），阿拉伯人语译称之为河中（Mawarannahr），波斯人则称之为图兰（Turan）等等。而本书所采用的中亚定义，主要是当时察合台汗国的领地，约当今日的中亚河中地区（Mawarannahr）、喀什噶尔、七河地区（Semireche）还有以新疆北半部为主的准噶尔地区。第二章则叙述蒙古先世与成吉思汗的崛起，其后裔如何继承其征服事业和蒙古帝国分裂为四大汗国的过程。第三章讨论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的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受其他三个汗国包围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扩张必须以牺牲其他成吉思汗家族成员的领地为代价。它也因而成为蒙古帝国当中的麻烦制造者。第四章则以海都与忽必烈之间的战争为主题，窝阔台系的海都与察合台系的都哇联手挑战忽必烈的蒙古大汗地位。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直到海都与忽必烈两人去世后才停止。第五章则描述了蒙古人进攻印度及其失败的原因。从成吉思汗西征起至1320年代间，蒙古与印度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但都未能长驱直入征服印度。第六章探讨中亚丝绸之路的商贸网络与重要城市，说明蒙古人如何提振了中亚的商业。第七章结论则提出察合台汗国远征印度对后世印度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成吉思汗像

在中文学界中，与本书主题较为相关的专著，应为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一书。不过该书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察合台汗国内部政经情势与对外关系，未在察合台汗国与德里苏丹国之间的关系多加着墨。在欧美学界，则有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教授彼得·杰克生（Peter Jackson）的《德里苏丹国：一部政治与军事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以及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彭晓燕（Michal Biran）的《海都与中亚独立蒙古国家的兴起》（柯尔荣出版社，1997）两部作品最为相关。而这两部书也被作者古拉提教授多次引用。

前面提到，本书主要仰赖的材料是波斯文史料，其中述及蒙古攻打金朝与阿富汗地区时，主要征引的波斯文史料之一就是朮兹札尼（Minhāj al-Dīn b. Sirāj Muhammad Jūzjanī, 1193–?）的《纳昔尔史话》（Ṭabaqāt-i-Nāṣirī）。朮兹札尼原先在位于呼罗珊（Khurasan）的古尔王朝（The Ghurid Dynasty）任官，蒙古入侵后出逃德里苏丹国，担任法官。该书记事终于1260年。例如本书第29页引用《纳昔尔史话》描述蒙古攻打金中都（今北京）的惨烈场景与成吉思汗治军严明。蒙古花了四年攻打中都，金朝守军先用石弩攻击蒙古军队。石头用完了，就改用铁、铜、锡等金属制品；到后来只好直接扔金锭或银锭。成吉思汗遂禁止蒙古士兵擅自拿取这些金银。等到城破之后将这些财物搜集起来，用金朝皇帝的财货清单对照清点，发现分毫不差。北京大学党宝海教授曾经分析过《纳昔尔史话》中关于蒙金战争的记载，认为朮兹札尼的报道人应该是赛典赤·宝合丁·拉齐（Sayyid-i-Ajall Baha ud-Din）。他曾被花剌子模沙穆罕默德算端遣往蒙古担任使者，负责打探当时刚刚崛起的蒙古内部情报。因此朮兹札尼的记述有一定可信度。而关于蒙古与德里苏丹国战争之记载，则应当是出自他个人当时的所见所闻。

前面提到本书的特色在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的扩张，以及它和当时印度德里苏丹国之间的和战。关于前者，主要是讨论海都（Qaidu, 1236-1301）与都哇（Du’a, ? –1306）在中亚组成的窝阔台与察合台家族联盟势力。这个部分在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此处不拟赘述。本文主要探讨后者，也是本书第五章的主题。

蒙古帝国与印度之间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1221年8月间成吉思汗打败了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后，追击其长子札兰丁（Jalāl al-Dīn Mingbarnī）到印度河畔。根据志费尼（‘Alā’ al-Dīn Aṭā Malik Juwaynī, 1226–1283）在《世界征服者史》（Ta’rīkh-i Jahān-Gushā）中的记载，当时札兰丁遭到蒙古军队包围，无路可逃，最后跳入印度河逃走。成吉思汗对札兰丁的英勇十分赞赏，不仅制止属下追击他，还对众子弟说“为父者须有子若此”。这是一段脍炙人口的历史事件。

关于成吉思汗在当时是否南进攻打印度，历史记载不一。根据蒙古文史料《蒙古秘史》第264节记载成吉思汗派遣巴剌（Bala）追击札兰丁与赫拉特（Herat）总督蔑力克汗（Malik Xān Amīn al-Mulk）到欣都思地方（即印度），但仍未寻得。回程时掳掠了欣都思边地的百姓与牲畜。成吉思汗从当地班师，在额尔齐斯河处过冬。不过已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 1929-2016）指出《蒙古秘史》此段记载应有误，蔑力克汗并未随札兰丁逃往印度。本书作者根据波斯文史料记载，认为成吉思汗后来似乎放弃了这个计划。在《世界征服者史》与《纳昔尔史话》中指出成吉思汗放弃南征印度的原因是当时契丹人与唐兀人（指西夏）等东方领地的人心浮动，有叛变之虞，故班师回军。

作者在本书第82页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指出成吉思汗未进军印度是因为耶律楚材的强烈反对。但作者对此仅一笔带过，未提及耶律楚材反对的经过。其实此事出自《元史》。《元史》卷一《太祖本纪》记载“ 太祖十九年甲申，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见，班师”。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记载“ 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这段耶律楚材以瑞兽角端出现劝谏成吉思汗不应南征印度的典故，可能是因为作者不熟悉汉文史料，故未能详述。

根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成吉思汗后来得到札兰丁出没于印度河北岸的消息，曾先后派出察合台与朵儿伯·朵黑申前往搜索，但是都没能成功捉到札兰丁。朵儿伯·朵黑申渡过印度河，席卷了南答纳（Nandana）、木勒坦（Multan）与剌火儿（即拉合尔Lahore）等地。但是由于天气炎热，故在当地抢掠破坏后北撤回到成吉思汗大营。此后，至成吉思汗过世之前，蒙古的兵锋未再次指向印度。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德里苏丹伊勒杜迷失（Iltutmish, 1210-1236在位）拒绝给予札兰丁庇护，试图在蒙古与花剌子模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之故。

有学者认为蒙古人无意征服印度的原因在于酷热的天气以及旁遮普地区（Panjab）缺乏蒙古人游牧所需的草场（参见本书第84页）。虽说天气酷热确实是前述1224年朵儿伯·朵黑申撤退的主要因素，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蒙古人未能占领旁遮普的理由。前述彼得·杰克生的研究指出，一方面蒙古人在其故乡早已适应严酷气候，另一方面十四世纪时蒙古人实际上经常在印度过冬，这表示蒙古人可能已经在当地找到适合的草场。所以用天气与草场两个理由来解释蒙古人未能征服印度并不充分。

要想解释蒙古帝国为何没能征服印度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脱离不了对蒙古帝国内部的政治局势分析，特别是大汗的过世与随后的汗位争夺所造成的政局不稳。例如我们可以看到，1229年窝阔台继任为新的蒙古大汗后，很快就对呼罗珊与阿富汗地区发起新的进攻。德里苏丹国的西北边疆马上就面临极大压力。这次蒙古大军的目标是由哈散·哈剌鲁（Ḥasan Qarluq）所建立的哈剌鲁王国。该王国位于印度河东部地区，原先一直向蒙古人臣服并进贡。自1225年至1266年，该地区一直是蒙古帝国与德里苏丹国的缓冲地带。在这次战争中，哈剌鲁人的领地遭到掠夺与破坏。原先在占领了哈剌鲁人的领地后，蒙古人打算继续向南进军印度，并于1241年再度占领剌火儿。但是由于蒙古人随后得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这支军队遂退出剌火儿。而剌火儿随即被康合思人（Khokhārs）占领。而哈散·哈剌鲁则趁着蒙古内部政局混乱之际，重新收复了其领地。

另一个例子在本书中并未着墨，但在前述彼得·杰克生的研究中述及的是，在蒙哥汗统治与旭烈兀第三度西征期间，蒙古也曾经入侵剌火儿地区。1257年的冬天旭烈兀曾经应其保护国信德（Sindh）的库术鲁汗（Küshlü Khan）之请，由萨里那颜（Sali Noyan）率领军队攻打木勒坦等地。但是随后在1259年由于蒙哥汗在攻打南宋四川钓鱼城的战争中过世的消息传到旭烈兀耳中，故蒙古很快又与印度停战。这次的进军又因为蒙古帝国内部的政治不稳而告中断。

此后在中亚的蒙古势力以窝阔台与察合台家族联盟势力为主。蒙古帝国与印度之间的战争仍旧持续不断。但这部分由于本书已经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此处不拟赘述。大致上来说，在察合台汗答儿麻失里（Tarmashrin, 1331-1334年在位）过世后，蒙古与印度之间维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直到1398年底帖木儿（Temür, 1336-1406）攻陷德里为止。之后，德里苏丹国日渐衰微与解体，最终由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Babur, 1483-1530）于1526年征服了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印度的历史也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了蒙古史、中亚史与印度史，旁及中国史；加上各种语文的转写系统不同，常出现一词多形的情况，故本书翻译难度之高可想而知。笔者对译者、审校者与责编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表示赞赏，只可惜未能校正英文原书的诸多手民之误，因此编校品质尚有较大进步空间。此处仅就本书几处编校未尽之处提出修订意见：序言第1页，Reuven Amitai Presiss应作Reuven Amitai-Preiss；Herbert Frank应作Herbert Franke；Danis Twitchett应为Denis Twitchett。第2页，Paul Ratchuevsky应为Paul Ratchnevsky；Bertold Spular应作Bertold Spuler。正文第4页，吉尔吉斯坦斯坦应作吉尔吉斯斯坦。第5页，什特-钦察应作达什特-钦察。第12页玉龙杰苏应作玉龙杰赤。第16页，Illi River应作Ili River。第96页，原文中提及察合台的继承者达瓦（Dava）实为都哇（Du’a）的异译等等。另外，有鉴于一般读者可能对本书涉及的地理环境较不熟悉，建议再版时能将英文原书中的两幅中亚与印度地图补上，以资对照。

总而言之，本书的出版有助于补充中文学界在蒙元史和中世纪印度史研究中缺失的一块领域。本书可以作为高校相关领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爱好蒙元史与中亚、印度史地之一般读者的进阶读物。未来出版界也可以考虑译介相关著作，例如前述的彼得·杰克生与彭晓燕等人的作品。而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可以在本书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汉文与其他语种的材料，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