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首尔书店奔突记

文如玉

一

之前因为考察傅增湘所藏朝鲜活字本《韦苏州集》在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流传，注意到日本朝鲜史学者今西龙的藏书，发现他收藏有许多朝鲜本。今西所著《高丽及李朝史研究》中有《藏书手记》一篇，记录书籍来历，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韩国古书店的线索。粗略整理今西年谱，发现他早年去韩国，并没有特别活跃的购书活动，留下的多半是借书、抄书的记录。如《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条：

明治三十九年（1906）令写字生岸本夫子抄写内阁藏本之中宗王代刊本，约定一枚纸二十五钱。实际花费去九十九元九十五钱。当时余甚贫乏，思之凄然。

按明治初年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有专门抄写公文的职员，名曰写字生。明治三十一年（1898）《贵族院要览》有“写字生规则”（明治廿三年十月廿五日），凡五条，曰各科如需写字生，应往庶务科汇报。写字生按日结算工资，有四等，分别为三十五钱、三十钱、二十五钱、二十钱。

如《己丑事迹》条：

不分卷一本，钞（广史三集所收）。据广史本转钞。妻マサ鈔此。明治四十五年（1912）七月十五日。与原本校了。

又如1914年，四十岁的今西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发现《北关志》刊本的一册零本，借阅，带回京城转钞。

1917年，今西升任京大助教授，游咸镜南道咸州郡，遇到友人姜大衡，称本地某旧家藏有旧志，遂托其借观誊抄。翻检《藏书手记》及天理大学今西文库目录，不难知今西所关心者多在历史地理方面。而《藏书手记》中在汉城的购书记录，多半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之间，知其收购朝鲜本的主要时期当在1926年兼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之后。而京城大学的日本人教授的确是古书消费的主要群体，购买力强大。据河东镐介绍，日帝统治时期，书商向京城大学的日本教授卖书，某汉籍要价二元，教授认为此书价值当在七元，而付款时竟给了二十元（河东镐《韩国古书籍商变迁略考》，收入《近代书志考类丛》，塔出版社，1987年）。

《藏书手记》中出现最多的京城书商之名，当属华山书林李圣仪，今西通过李氏购买了旧抄本《乙丙日记》（1929）、《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1929）、成佛寺本《寒山诗》（1930）等等。之外也常向翰南书林、朴凤秀、朴骏和、郑晃震等人购书。翰南书林位于钟路区宽勋洞18番，大约在1900年前后开业，专营古籍。主人白斗镛（号心斋）中人阶层出身，原为画员，后经营古书店，是汉城旧书业界的名家。翰南书林拥有许多旧版木，近代以来仍以旧版木印行了不少书籍，即所谓翰南书林本。有《千字文》《童子必习》《启蒙篇谚解》等童蒙类书籍，有《四礼撮要》《丧祭礼抄》等礼学书籍，也有《九云梦》之类流行小说，市场很大。白氏也编纂了不少资料集，与前间恭作、三木荣等日本学者往来甚多，东洋文库的许多朝鲜本就是从翰南书林购入。1935年前后，白氏去世。1938年4月，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对消费物资加强控制，韩国也在该法令管制之下，京城许多旧书店难以为继，纷纷倒闭。

东京韩国研究院杂志《韩》（第一卷第八号，1972年）有一则摘自《东亚日报》、《韩国日报》的新闻，记述了有关华山书林的历史与动向：

1922年，李圣仪在首尔钟路区卧龙洞开办旧书店华山书林，1965年去世。李圣仪之妻申英姙女史（首尔钟路区卧龙洞七三），6月9日将8713册古书寄赠高丽大学校图书馆（内有贵重本724册，古文书857册，书画96种）。当中有《洪武正韵译训》（世宗命成三问、申叔舟据《洪武正韵》编纂而成，原为十六卷、八册，阙第一卷第一册。宝物470号）、《朝天记》（宣祖八年，许筠之兄许篈游中国燕京之后，归来亲笔所书纪行文，原为玩堂金正喜保管，后为李氏所有），《东洋古活字册标本书目标本帖》四册（李氏所著。以年代为序，收集癸未字【太宗三年】以来各种活字本及木活字本标本）。

华山书林的精华部分留在了高丽大学图书馆，但还有很大一部分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购，其中有金属活字本422种，木活字本176种，陶活字本4种，可以对李氏当年的收藏规模略作想象。

1956年2月，吉川幸次郎以研究费购入今西龙旧藏中与中国文史相关的172部书籍（凡4336册），寄赠京大文学部，即今西文库。而今西龙旧藏中与朝鲜史相关诸种文献则由其子今西春秋售予天理大学，共667件（馆藏印记显示收入图书馆的时间在1962年至1965年之间。东京雄松堂书店于1975至1976年间将其中重要部分制作成胶卷）。据韩国国文学学者金东旭介绍，今西藏书出售之际，韩国业界也曾收到目录，要价八百万。而天理大学给出一千两百万的高价，成功收得今西藏书，韩国业界唯有叹息而已。而当时也是天理教二代真柱（教主）中山正善锐意收书、天理教经济状况很好的时代，如此豪举，在1967年中山正善去世之后，则再难重现。

虽然萧条，仍有访书客，令人稍觉安慰，不知天气暖和起来会不会更好一些。

二

近日有机会到韩国，终于可以看看中国、日本之外东亚世界的书店，特别是我感兴趣的旧书店。临去前请教了首尔出身的李同学，他提醒我不要抱什么希望，李朝时代朝鲜就没有旧书店的传统，识字阶层人数寥寥。到十九世纪才零星有“贷本屋”，即借书铺，主要经营一些妇孺都能读懂的通俗书。李同学的父亲是韩国古代文学学者李胤锡先生，于近世贷本屋很有研究，他的意见自然可靠。不久前刚在东京听过李先生的一次日文报告，当时研究中国、日本出版史的老师都对韩国近世未曾出现旧书店而感到不可思议。李先生解释，古代韩国读书阶层人数不多，整体经济状况糟糕，的确没有明清时代中国城市里繁荣的书铺，也没有江户时代丰富的本屋。而韩国出现旧书店，主要还是日本殖民之后，在京城（汉城）出现了一些日本式的古本屋。书店主人许多来自日本，或者是在日本旧书店当过学徒的韩国人。据说李先生年轻时常在仁寺洞一带逛旧书店，彼时还有几十家，如今凋零殆尽，几乎只剩两三家。

我不死心，李同学称，大概地铁安国站附近、仁寺洞路北端的通文馆尚可一观，有不少朝鲜本和学术书，很受日本学者欢迎，但不要有太高期待。此外，东大门清溪路附近的平和市场还剩几家二手书店，但水平非常一般（豆瓣网友夜先生亦指点我“东大门的平和市场，有一排旧书店，算是比较集中的了。当然，完全比不了日本”）。“类似Book Off，不是你感兴趣的那一类型。”又问新书店，说光化门附近有一家很大的教保文库，有点类似茑屋书店。

心想或许不排除李同学对自己故乡态度过分谦抑的可能，看网上的文章，至少2012年出版的《首尔市袖珍旅游手册》还说：“古籍书店同古董店一起，从日本占领期开始一直延续至今。”“以前有30多家古籍书店，现在已经大多关门歇业，只剩下通文馆、问古堂、承文阁、永昌书店、韩国书籍中心、宽勋古书房、文友书林、文古堂、好古堂等几家。”不过他马上找了一篇2016年日本学者的文章给我，上面赫然写道：“当年仁寺洞经营诸多善本的古书店中，如今还有通文馆和承文阁两家在营业。”大概就带着这一点零星的背景知识，懵懵懂懂来到了首尔。

教保文库内的读书风景

三

此番去韩国，大部分时间已有固定安排，譬如去景福宫、昌德宫、国立中央博物馆、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奎章阁等地，皆有收获。而有限的自由时间，首先就近奔向光化门的教保文库。一进门，仿佛一头钻进国内某处新书店，气氛热烈，到处都是迎接圣诞的装饰。数年前刘铮先生在《首尔买书记》中也提及教保，说“不留心的话还以为里面是百货店”、“堂庑甚大，书架一直延伸过去，不禁望书海而兴叹”，的确如此。我也不识一字韩文，身处书海，想“爆买”却不得其门径，非常遗憾。最醒目的地方摆着畅销书，有不少日本文学作品，夏目漱石、森鸥外、宫部美雪等，小三十二开的册子，装帧没有特别出色。法学区域有一张大桌，坐满学习的读者，这在不鼓励“立读”的日本书店，决计不会看到，因此也有些吃惊。后来问李同学，他说最初店里也不欢迎读者只看不买，后来管也管不了，索性彻底放开，倒成了一项吸引客人的特色。摸索到古典文献区域，发现一些儒学的书籍，与成功学毗邻，更像国内书店。昔年刘铮先生在外文书区域收获甚多，而日本书店的外文书也很丰富，故而没有在此过多停留。加上店内人潮涌动，节日氛围过分浓郁，便匆匆撤离，去往仁寺洞的通文馆。

奈何抵达时已日暮落锁，望见玻璃门内高高堆起的书墙，与日本旧书店风格接近，很觉向往，决定次日得空再来。仁寺洞一带颇有南锣鼓巷之类旅游街区的气质，熟悉了京都整然的街巷，来到这里，一时仿佛回到北京。街边有一些韩纸店、笔铺、古美术品店、韩服店，未及闲逛。瞥见橱窗内有很漂亮的古董闺房家具，镶着螺钿，在京都的高丽美术馆见过类似陈设，应该很适合放在卧室。

又一日，起早去东大门平和市场看旧书店。地铁东大门站八号口出来，走过清溪川，就看到沿街一排旧书店，有的已在营业，有的刚刚打开卷帘门。乍一看情况实在惨淡，连Book Off连锁店的气势也比不上，铺面与书籍均呈萧条之色。犹不死心，拿google翻译软件比划着问市场门口的工作人员：“请问除了这里，还有别的古书街吗？”对方指指这条街，表示再无他处。

清溪川畔东大门平和市场的旧书街风景

于是一间一间去逛，店面大多逼仄，两边书架林立，堆满通俗书、教科书、旧杂志、漫画或碟片。十二月初，天气已很冷，店内都有取暖用的电炉，看着有点危险。苦于不识韩文，只好尽力搜寻汉字、日文、英文与图片，勉强识读。似未见有多少学术书或人文类书籍，最常见是各种普及版的《东医宝鉴》，还有朱子学一类的通俗书。有一家专门经营《圣经》，但也都是普通版。努力以翻译软件与店主交流，彼此都如身处默片，惜不能如昔时一般以汉文笔谈。有一家店内堆了不少古典文学大系、新近出版的植物图谱，似与我兴趣较为接近，遂以翻译软件多打扰了一会儿店主。对方非常和善，戴上眼镜，仔细看我手机的翻译，又在手机上输入韩文，交给翻译软件。

问：您的店何时开张？答：1962年。

问：您是否经营网店？答：是。

问：经营状况如何？答：（笑着连连摇头）。

问：这一带还有多少家旧书店？答：越来越少，大约还有十来家。

问：我在寻找一些与朝鲜铜活字相关的研究书，不知能否为我推荐？对方追问：金属活字研究书？点头。对方答：（连连摆首）这方面的没有。

比起仁寺洞旧书街，清溪川一带的旧书街兴起较晚。据此行新认识的梨花大学毕业的权妍姬姊姊回忆，在她读大学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清溪川一带的旧书店还很兴旺，有许多教科书及流行书籍。仁寺洞更是有一些专营古籍的书店，她常常去逛。但这些年网购日益发达，对清溪川的旧书店打击很大，很多旧书店都不再维持店面，而是仅经营网店。亲眼见此衰落景象，难免唏嘘，不好意思再打扰店主，遂躬身告辞。

文如玉

四

转眼到了离别前夕，距离去机场尚有数十分钟空暇，果断打车到通文馆。幸而此日赶上营业时间，进门就见到两边书架堆满的朝鲜本，书页间夹着注明书题与价格的签条，浑如日本古书店所见风景。粗略看过，有朝鲜时代木刻本、木活字本，近代以来的排印本。内容以朝鲜时代学者诗文集、禅集、家谱、通俗书等等为最多。书架最深处的柜台内，正中坐着夫人，侧面坐着她的丈夫。柜台背后书架也堆满书籍，有各种朝鲜国史、制度史、文学史、宗教史、艺术史、书志学的书籍，还有一些日本出版的韩国研究书籍。一眼看到前间恭作所编《古鲜册府》原本，是1944年的油印本，也曾在日本旧书店见过，索价甚昂。因而我有的是东洋文库1986年的复制本。柜台对面墙上挂着匾额，书云“通玄达妙，炳蔚文囿”，落款“丁未孟秋为主通文馆新筑落成，剑如柳熙纲”，为1967年韩国书法家柳熙纲（1911-1976）所书。店门口的匾额“通文馆”也由这位剑如先生所书，时间亦为“丁未孟秋”。柳氏曾在1937年后到北京学习，1946年回到韩国，书学黄庭坚、刘墉，在韩国颇有名气。

黄昏已闭门的通文馆，匾额为柳熙纲所书。

我大包小包，一脸欣悦，显然是游客，柜台内的夫人含笑朝我点头致意。正待我取出手机试图继续拜托翻译软件时，夫人判断我来自日本，突然用非常标准的日文与我打招呼。一时大喜，默片时代终于结束，变得有声有光。夫人说青年时代想去日本留学，所以学了日语。但后来结婚，就放弃了留学计划。又说非常喜欢京都，结婚旅行去了岚山，也喜欢河原町三条的菊雄书店。我说最早留意到的韩国旧书店是今西龙《藏书手记》里提到的华山书林。夫人一听，立刻点头道，那是父亲的熟人，过去店铺离这里不远，不过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又以韩文对旁边的丈夫解释，主人也连连点头。

通文馆初代主人李谦鲁（号山气）1909年10月10日出生于平安南道南浦市龙岗郡，父亲早逝，1925年曾想去东京谋生，但刚好是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对韩国人入境管理极严，因此未能从釜山搭上去下关的航船。于是只好来到汉城找工作，多方辗转，被朋友介绍到坚志洞的选文堂书店工作。1934年收购了日本人所开的书店金文堂分店，改名金港堂，1945年又改为“通文馆”。他是韩国古书业界的传奇人物，收集了大量古本、珍本，其中包括若干国宝。也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曾著有《通文馆册房秘话》（民学会，1987年），很想寻一册来读，想必很有意思。2000年，他在通文馆二楼开设了办公室兼展厅“裳岩山房”，2006年去世。二代主人李东虎（号雨村），1939年3月10日生，弟弟李东乡是中国文学研究者。1971年，东虎向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捐赠包括《湖南三纲录》在内的1707册图书。东虎曾在仁寺洞开过另一家旧书店，名新文馆，但1997年东虎去世，新文馆也随之落幕。此外，谦鲁的亲戚也曾在这附近经营旧书，名永昌书店。东虎的兄弟在仁寺洞开了一间古美术店，名古香阁，可知李氏一族与仁寺洞的密切关联。三代主人也就是我见到的这位柜台边坐着的李锺韵（号重石）先生。重石先生似不会讲日文，一直微笑，神态温默。

仁寺洞的古美术店

还有许多想与夫人细聊，无奈刻漏催人，不好错过飞机。差不多是购买土特产的心情，匆忙在手边书堆挑了三五册《诗传大全》零本，刊记“庚辰新刊，内阁藏板”（纯祖二十年，1820），二十卷十册，四周单阑，有界，匡郭内23.6 ×17.8cm，半叶十行，行十八字，注双行，上花鱼尾，版心记“诗传大全某某（卷数）”，下记叶数。书中有不少笔记，韩文自然不认得。某一册卷末写了两行诗：“莫谓明年学日多，无情岁月若流波。”不知是哪位读书人的感慨，我也有同样的叹息。

夫人留了名片与私人信箱，说我可以写信，店里的书也可以网购。重石先生从旁为我将书一册一册包好。之后他们拿了日文地图，教我如何最快搭乘去金浦机场的五号线。一路狂奔而去，虽然遗憾还有几家传说中的旧书店未及一一寻访，但心里依然很愉快。后来也顺利赶上飞机，看到了汉城迷人的夜景，与海天上高悬的冰轮。

通文馆内景，与日本旧书店结构接近，夫人特允我拍照留念。

五

回到京都，痛感对韩国旧书店全无了解，继续补课。十年前冲田信悦曾出版过一册《殖民地时代的古本屋们——桦太、朝鲜、台湾、满洲、中华民国，空白的庶民史》（寿郎社，2007年），根据《日本古书通信》《全国主要都市古本店分布集成》《东京都古书籍上野协同组合机关志》等资料考察、还原当年韩国旧书店的分布情况。冲田也是旧书店主人，因此利用的资料都是从业者比较容易获得的同行名册、会志，很是难得，的确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有开拓之功，所列店名及当时地图也方便按图索骥。但较少利用同时期访书学人留下的记录，难免遗憾。

河东镐的《韩国古书籍商变迁略考》一篇细节更为丰富，遂请李同学口译，我记录大略。似不曾有人翻译，故不揣冒昧，简单介绍如下。

文章由高丽时期汉籍输入谈起，讲到朝鲜后期两班衰落，贩卖家中藏书，逐渐有了专门卖书的中介。19世纪后期，贷本屋流行，很多商家主业是经营纸张，副业才是借书、卖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高宗离宫附近的观水洞一带聚集了一些清国商人，形成了商业街，也会引进一些北京、上海发行的新书。日俄战争之后，忠武路出现了两家日本书店：日韩书房与大阪屋。渐渐也出现了韩国人经营的书店，譬如高济弘的“高济弘书肆”，也就是汇东书馆的前身，主营教科书、西洋普及读物与汉籍。此外还有翰南书林（白斗镛）、大昌书馆（玄丙周、玄公廉）、新旧书林（池松旭）、新明书林（金在羲）、广益书馆（高敬相）等等，约三十家。在法国东方学者莫里斯・古恒（Maurice Courant）的回忆中，旧书店主要集中在钟阁至南大门一带，贷本屋主人不少是败落的两班子弟，虽然这门生意盈利微薄，但好歹还保留了一点读书人的气息。但贷本屋目录上的书籍大多不全，因为很多人借去了就不再归还（莫里斯・古恒《朝鲜文化史序说》）。

日本吞并朝鲜后，不少日本书商入驻京城，忠武路一带有日韩书房、大阪屋、丸善第一书房，大半经营教科书、启蒙书、实用书，专营汉籍的古书店越来越少，值得一提的有翰南书林与汇东书馆。汇东书馆初代主人高弘济去世后，其子高裕相继承书店，出版与销售并重，兼营文具，出版了李海朝翻译的《华盛顿传》，是韩国近代首屈一指的畅销书。还出版了大量古代小说、古代传奇、医学书、技术书，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池锡永的《字典释要》，初版五千册，再版二十余次，印数高达十万册。日本殖民后期，对出版界管制、审查十分苛刻，汇东书馆也因此走向衰败，大约在1950年代中期停止营业。

日本投降后，很多急忙撤离的日本学者来不及带走藏书，古书街一时书籍充盈，战争年代萧条的古书街又呈复苏气象。但好景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书籍再度流散，只有南方釜山国际市场、大邱有几处旧书店。大量书籍被搬到造纸厂，化为纸浆。待到1953年战争结束，左倾书籍全部遭到封禁，但旧书店又有复苏之态，据说一时街中尽是推着小板车出来卖书的商贩。然而时移世易，殖民时代的历史负面遗产被全面否定，老一辈学者相继凋零，加上战后及1970年代以来的废止汉字政策，都对古书业界造成很大冲击。除了少数研究者之外，能读懂汉文并消费古籍的群体几乎不复存在。

河东镐云，日本殖民时期，京城最有名的藏书家是藤塚邻（1879-1948）、崔南善（六堂，1890-1957）、今西龙（1875-1932）。前文已讲过今西藏书的去向，另外两位情况如何？1926年至1940年间，藤塚也在京城帝大工作，担任支那哲学讲座教授。2006年，其子藤塚明直将藏书大部分寄赠韩国果川文化院，哈佛燕京图书馆等机构亦有其部分藏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南善长女被杀，长子死去，三子失踪，其藏书也遭遇战火，化为灰烬。南逃途中，崔南善仍不忘搜书。战争结束后，次子崔汉雄为宽慰父亲，多方筹资，到汉城各处搜集图书。数年后，六堂去世，部分新聚的藏书又再次流入市场。然而朝鲜战争之后的汉城古书店存续艰难，因为市场上书籍枯竭、读书群体锐减、经济状况糟糕。李同学译完此篇，也叹惋良多：“你看，当年已经如此。”

另外，还找到一篇关于李谦鲁的访谈，是2000年时任韩国岭南大学美术史教授的俞弘濬（后转任明知大学，又曾担任文化财厅长）采写，于了解通文馆历史大有帮助。看访谈上通文馆的内景，与我前日所见没有太大差别。有一段很令人动容：

“一天我去裳岩山房拜访，老人用眼睛向我打过招呼后，翻阅着折叠的书页，不经意地说，经我照料过的古籍，它们现在正在照顾我老年的人生呵。”

李谦鲁老人

此行真正见到的古书店虽然只有通文馆一家，但引起了我无限的兴趣。1925年秋冬，徐森玉到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归途路过汉城，在冷摊购得朝鲜铜活字本《韦苏州集》，赠予傅增湘。此书不久被卖出，归今西龙所有。又为东京村口书店所得，售与小汀利得，最后来到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图书室。徐森玉当年逛过的“冷摊”，是否也在仁寺洞附近？或者在忠武路、明洞？我所窥见的知识与风景，必然只是极小的一隅，也会有不少误解。但与书籍、书店、研究对象的邂逅，却很值得珍惜，因为它们还会将我引至更纵深的所在。一向感慨，我们对于邻国的态度，出发点总在“寻找相同”，即从我国的历史文化出发，寻找邻国与之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对日本如此，对韩国更是如此。很想在“寻找相同”的过程中更多地“发现不同”，也是我再访韩国的动力。

2017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