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老八路

　　李耀宇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红小鬼”。1936年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黄祖炎、刘锡五等人的勤务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陈云、李富春、蔡畅身边工作；1942年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1944年担任延安美军观察组管理员；1949年8月，跟随黄克诚南下湖南，任省委行政科长；1950年任衡阳铁路局驻上海物资采购组军代表；1958年任衡阳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铁道部天津物资办事处储运科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2年离休。

　　由他口述，其子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忠实记录了中国革命中许多稚拙平实的一面、革命领袖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不缺少的普通人的一面，以及他们在平凡中显现的伟大和卓越的一面。

老八路

　　第一章 我的长征  
　　识字阴影  

　　刚刚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条件统一着装。我仍穿着在地主家放牛时的破衣裳。战士们也跟我差不多，长袍马褂，各式各样的服装五颜六色。我那时个子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营长让我空手紧紧跟住营部的小卫生员，甭丢了就行。
　　部队文书利用行军时间，见缝插针教全队的战士识字。他把收缴来的线装书拆散，用毛笔在散页背面写两个大字，如“红军”“穷人”等等，每次要写几十张。行军前，他把这些大字分别粘贴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像传口令一样，一遍遍的传诵。听父亲讲，文书是清江渡杂货店铺老板的儿子，念过小学，比我大十来岁。
　　在地主家放牛，看见富人家的娃儿斜背书包上学堂，羡慕极了，所以我的识字兴趣很高，一天记两个字，就像宣传队在崖壁上凿刻的标语一样，深深地印在脑袋里。不太长的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营部文书见我学习的积极性太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说：“你还傻学呢，就是学会了也说不认识，像你这样一天认识两个字，别人会说你是‘知识分子’枪毙了你！”我懵然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
　　正当我期待认识更多的字时，文书突然失踪了。我打听文书到哪里去了，一位年长者悄悄说，他被保卫局抓走了，枪毙掉啦：“他有文化，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极端的不信任。我只是想：红军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抓走识字的人杀掉！这样一来不都自己把自己杀光了吗？为什么？这个疑问加上后来的一些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以致我不敢承认自己识过字，也不愿意识字。一直到延安还是这样。
　　这段日子中，我受到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处罚，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那天吃午饭时，我不小心把老乡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报告司务长——我的父亲。他阴沉着脸说“按军法处罚”，命令警卫员拽我到碾谷场上，在烈日下罚站。火球一样的太阳烤了我整整一个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阳烤干，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几次要跌倒。炊事班长几次心疼地跑上来用身体替我遮蔽阳光，又几次被司务长喝令回厨房。
　　事后，炊事班长从地主家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锯截下一段带竹节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制作出一只碧绿色轻盈结实的竹碗。
　　炊事班长将竹碗送给我：“得啦，这个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后就不用四处借碗吃饭啦。”
　　红军回到通江附近的鹦哥嘴开始整编。从红军总部来人进行人员登记。我不会写字，父亲替我填写登记表，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反复叮嘱我：“娃儿，你要记住家乡的地名是巴中县清江区李家沟，将来你要还活着，还能找到家啊。”
　　整编之后，我和行军路上收容的两个小娃儿，被分配到野战医院。临别，爹爹嘱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这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什么要想的。别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别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着大哥哥们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听话，自己不要沾便宜，吃点儿亏没坏处，哪个大人让你干啥，就干啥。可不要顽皮，要口甜。”

老八路

　　在川陕保卫局

　　1933年底，野战医院的领导召集我们四个“小红军”谈话，他说：“你们几个人去四川保卫局工作吧，在后方安稳些，不要跟着部队在前方跑了。”在保卫局，我被指定为检察科的检察员，同来的伙伴分配到卫生队和修械所。
　　通江县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两侧店铺的商人几乎全部逃走了。红军造币厂熔炉里白银翻滚，白银融化后缓慢地滑入一只只模具，重锤咣铛一声落下，一枚崭新的银元就轧出来了。川陕苏区银币一面铸镰刀斧头和地球图案，一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文字；另一面铸“壹圆”字样，环绕周圈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
　　我常常走出川陕保卫局，满城闲走，看一看轧铸银元，再看一看红军的兵工修造枪械。
　　我几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里的机器使我着迷。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有十多台，其中最大的两台机床有两米多长。有些步枪的撞针螺丝人工拧不动，修械工人把步枪放在机器上，机器轻轻地旋转，螺丝就拧开了。工人们常常站在城墙上，隔着通江河向对岸射击，检验修理后的枪械性能。修械所里有一台烧油的动力机，整天嘭嘭地叫唤，大多数机床由壮汉子摇动大飞轮来带动。终于，我忍不住了，向检察科长要求去修械所，科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川陕苏区，步步进逼通江。5月1日，通江举行火炬大游行，数万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刘湘反蒋介石口号，行进在通江的大街小巷。
　　五一大游行后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陕保卫局的大门，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音响，响声越来越大，我很惊奇，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怪叫，抬头四下搜寻，只见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飞掠过头顶。一抬头，看见天空中落下一个西瓜大小的黑蛋蛋，眨眼间轰地一声在衙门口前爆炸，呼啸的弹片四处飞溅。一块弹片把门楼支撑柱削去一大块。立柱旁的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热风扑面袭来，军帽被掀飞，身上的衣服哗哗直抖，我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待硝烟散尽，低头一看，军衣上布满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脚，毫无痛感，竟然没有受伤。从四处跑来的老乡见我这副模样，不相信眼前景像，连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这小娃儿有福气啊！”
　　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20天左右，川陕保卫局撤出通江城，转移到通江东北方向的毛浴镇。毛浴镇坐落通江河旁，千余户的大镇。镇外山崖上石刻着标语“打倒刘湘，赤化全川”。
　　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老八路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老八路

在红军总医院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老八路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老八路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生队经毛浴镇、通江、清江渡、巴中城、旺苍坝，来到广元近郊的嘉陵江边。红军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座浮桥，我们卫生队踩着起伏晃动的桥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饥饿疾病的时候，卫生队的小伙伴就怀念四川根据地的大米饭红烧肉，互相议论“红军为什么离开‘通南巴根据地’？”“在山崖边边，一杆红缨枪，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莫得怕呀！”后来，整个行军队伍中，大家的小声嘟囔变成大声的议论和责难。
　　从广元过嘉陵江，我们来到剑门关，沿着一条石阶山路从山岭隘口钻过剑门关。登上山顶，一条平坦宽阔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红军兵站设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卫生队随军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进，经过江油县界，抵达北川城。
　　江油城东，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拱桥横跨江面，桥栏护板石雕精美，花鸟走兽活灵活现。桥面加筑一道长廊，为行人遮避风雨。长廊由木料构筑，飞檐斗拱，彩绘图画。我们的卫生队在石雕廊桥里夜宿。
　　红军通过江油，队伍当中又多了一队担着各色酱菜的民夫。豆瓣酱的香味儿飘散在红军的队列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挤到挑夫的竹篓旁，讨要酱菜和辣酱。
　　从江油向西行军，水田果园渐渐甩到身后，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山路上，花花绿绿的长蛇窜来窜去，红军把蛇踩踏成一摊摊肉泥。还有碗口粗的蟒蛇，藏头露尾，在草丛中爬行；细细的小蛇长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罗网。四川毒蛇种类繁多，草上飞、竹叶青、黄喉蛇、烙铁头、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一口，阎王殿里走一遭。
　　穿过蛇蟒之地，我们沿一条河谷继续西行，山路愈加险峻，一段一段的栈道悬挂在峭壁之腰，沟谷里的江水咆哮轰鸣。
　　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起悬空“天桥”。红军战士说，这就是孔明诸葛亮修建的川蜀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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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队依次传来口令：“不要向下看，可以慢慢爬行。”栈道行军约半日，全队正要顺利通过时，忽听前面一阵骚动惊呼，随后，前面的伙伴传过话：“报告队长，有人摔下山啦！”
　　从栈道上掉落山涧的小战友是南江县人，姓名早已忘记。跟他同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位小姑娘，伤心地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停地哭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他是我的村子里的人呀……”哭得两眼又红又肿。
　　我们这一队“娃娃”混夹在红军的队列中向西疾行，山岭上红军的掩护部队阻击敌军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忽紧忽慢。红军的后方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和民工队抬着各种机器、粮食、担架和物资的人流通行数日。
　　通过北川河谷后，卫生队又向北沿岷山山脉行进。岷山行军，我们这群娃娃兵才真正领教了四川大山的厉害，“通南巴”根据地的山路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仰面眺望挂在陡峭山坡上的羊肠小路，红军战士就像是攀登天梯的猴子。
　　我们艰难地沿崎岖险峻的山路行进，一阵阵低咽的吼声从山顶传来，伙伴们惊恐地互相打探：“前面山上啥子野兽嘛？”“管它个啥子嘛，反正有红军。”登上山顶坡，一条大江在山脚下，激流撞击在两岸岩石上，水声震耳。这条大河就是红军涉渡嘉陵江和涪江之后的第三条川江—— 岷江。
　　沿岷江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山脚，河谷地势较开阔，江水似乎平缓。红军工兵砍伐岷山的原始森林，在岷江上又修建一座浮桥。我走过浮桥，跑到水色青黄的岷江边，捧起一捧清澈的江水，喝入口中微甜清凉。
　　在北川，我第一次遇见奇怪的木桥。那些木桥几乎就是木头垛起来的桥，在山涧河流两岸用粗大的原木支起一排人字形的架构，“人”字的撇捺之上的空间再用一根根原木填平，铺上木板就是一座木桥。走到茂县周围，山高水险，已经不适宜堆垛木桥了，当地的羌族就发明了竹索吊桥，是千百年之后的铁索吊桥的老祖宗。
　　从北川以后，行军的道路险峻，山岭上有了石片垒成的碉堡，就是羌族人居住的石屋和碉楼。后来，走到黑水芦花，走到丹巴炉霍，看多了千奇百怪的碉楼。羌族人不分男女，都穿带袖子的粗布长褂，再套上没有袖子的羊皮长褂。
　　我们议论纷纷，这些人好傻嘛，把家安在高山上多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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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谷脑兵站  

　　大约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从北川经过汶川走到杂谷脑镇。
　　“杂谷脑”这个名称好怪的，可能是模仿藏胞或羌族的口音。杂谷脑周边有一条水流很急的河，还有大片的森林。
　　卫生队被安置在杂谷脑镇外高山上的一所寺庙宿营。一条石板路从山脚爬上寺庙前的广场，又转上山顶。广场外侧有一道峡谷，从崖顶向下望去，峡谷深不可测，只听见谷底滔滔水声。
　　寺庙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口巨大的黄铜锅，场地上散布一些黄澄澄的铜碗和小铜锅。这口几间房屋大小的铜锅可谓中国“锅王”。一架木梯搭在锅的边沿，一队红军战士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都是从各部队集中上来的，加入了我们的卫生队。同时又派来三女一男成年人组成卫生队的炊事班。
　　杂谷脑寺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庙，红军借庙栖身，喇嘛们每天诵经作法，与红军相安无事。杂谷脑兵站也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兵站。从此，我们每人背起了干粮袋，开始风餐露宿的行军。

老八路

　　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在杂谷脑喇嘛庙一月余，队伍又出发了。
　　接连五六天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森林中朽木横七竖八的拦住我们的去路。森林中宿营，炊事班架起行军锅，点燃取暖的篝火，行军锅里煮起满满一锅蘑菇汤，小伙伴们吃一把干粮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鲜美的汤水。饭后，大家齐唱红军战歌。
　　那天出发不久，林木渐渐稀疏，山势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线愈加强烈。小伙伴们互相牵挽手臂，艰难地在崎岖山路上登攀。我和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弯曲的岩松匍匐在地面。正当大家口渴难忍之时，岩石山坡背阴地出现片片点点的白雪。大家兴奋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积雪，手指刚刚触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头去舔岩石上的积雪，只感到舌尖冰凉，却不能从石头上吮出水来，我望着片片积雪难解口中之渴，好恼火。
　　终于爬上地势稍稍平坦的山顶，总部的联络参谋走过来，他说：“卫生队上来啦，你们去喝水吧。”听说有水喝，伙伴们精神大振，一齐向前拥去。只见两位藏胞背着猪腰子形状的木桶，一个汉人拿一只瓷碗，从木桶里挖水，随后递给跑在前面那个小娃儿，这汉人大声吆喊：“喝水啊！从这里下山还有一天的路，没有水，要渴死人哟！”有个人从一只大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喊声：“来一碗！”话音未落，银元扔进那卖水人脚下的竹背篓里，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天爷！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