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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和《山海经》是现存仅有的两部先秦地理书，但两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天壤之别，《禹贡》是九州正宗，《山海经》是大荒怪谈。 《禹贡》载于五经之一的《尚书》，古人相信它是大禹亲自所作，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书序》）。《禹贡》九州观作为华夏世界的空间图式，对传统地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成为地理学辨方正位、叙列山川的基本依据，也成为历代王朝体国经野、画州分郡的神圣原型，《汉书·地理志》叙《禹贡》于篇首，显然就是将其作为华夏地理学的“范本”。《禹贡》在中国传统地理学拥有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地位，整个传统地理学的学术谱系就是围绕《禹贡》这个神圣原型而展开的。 后世学者基于这一以《禹贡》为中心构建的地理学传统回溯华夏地理学发生史，顺理成章地会认为《禹贡》“自古以来”就是华夏地理学的正宗，如李零的《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一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的：“中国经典，天文祖《尧典》，地理宗《禹贡》，《易传》道阴阳，《洪范》序五行，对中国思想影响至深。……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贡》九州。”（李零：《茫茫禹迹》，三联书店） 李零《我们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其实，这是一种“以今度古”的误解，在中国地理学传统的发端之处，《禹贡》的地位远远无法跟《山海经》相比，早期文献中关于天下观的表述，原型和素材都是源于《山海经》，而不是《禹贡》。 先秦文献称述先王教化所及，所借以勾画疆域的地名，大都出自《山海经》。 《尚书·尧典》述帝尧命羲和四叔分宅四方，观象授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其四极地名，“旸谷”（即“汤谷”）、“幽都”俱出《山海经》，“南交”则可能即《海外南经》的“交胫”，亦即“交趾”，因在南方，古称“南交”。羲和亦出自《山海经》，羲和原为太阳之母，她生育了十个太阳。《尧典》不仅给羲和变了性，还把她一分为四，分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兄弟，以与四方、四时相配，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汪绂《山海经》之義和浴日（来源：apabi.com） 《尧典》还说舜代尧治天下，惩罚四大恶人：“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幽州”盖即“幽都”所在之北方，“三危”“羽山”的地名，以及舜所流放的四大恶人共工、兜、三苗、鲧，亦皆见于《山海经》。 《大戴礼记·五帝德》追述五帝天下疆界，颛顼则“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则“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帝舜则“南抚交阯、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幽陵”即幽都，“交趾”即“交胫”，“流沙”屡见于《山海经》各篇，“蟠木”即《山海经》中东方日出的“扶桑”或“扶木”，“羽民”“苍梧”亦出自《山海经》。 《韩非子·十过》述尧之天下，亦云：“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以“日月所出入”标东、西之极，本自《大荒经》东、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山”。《尔雅·释地》解释四荒：“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西王母”见于《山海经》，“日下”亦即《韩非子》所谓“日月所出入”。 《吕氏春秋·为欲》言天下四至为“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三危、扶木皆见于《山海经》。诸书言先王天下四极，地名虽多重出叠见，但亦互有参差，说明它们并非辗转因袭，而是来自共同的素材来源，依据同一个地理原型，这个原型只能是《山海经》。 《禹贡》和《山海经》记述地理，皆囊括天下，笼罗四海：《禹贡》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山海经》则“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两者都旨在勾画一个囊括全部天下的“世界地理志”。相比之下，《禹贡》的世界图式远比《山海经》简洁明快，纲纪分明，且《禹贡》载于《尚书》，列为圣典，在古人眼里，自当比怪迂放诞的《山海经》更具权威性。 但诸书规模天下，不用《禹贡》，反用《山海经》，岂非耐人寻味？这说明，在诸书成书时，其所能据以为想象世界的天下地理书，只有《山海经》，《禹贡》则尚非其所知。 二 或者会有人质疑说，以上述诸书所言先王，颛顼、帝尧、帝舜等皆在大禹之前，而古人相信《禹贡》系大禹作，九州为大禹分，因此，言大禹之前诸帝的天下版图，避而不谈《禹贡》和“九州”，理所当然，不当据此断定当时尚无《禹贡》其书。然而，《山海经》古人亦相信为大禹所作，书中亦频频称道禹事，《海内经》一则云“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再则云“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诸书何以不以《山海经》为禹所作、非其前诸帝所能知而避而不谈？ 更有甚者。《楚辞·天问》以大禹治水和共工触不周山的神话解释地形的来历，接着引出“地理知识问答”，依次问及大地之尺度、昆仑之所在以及大地四方的种种异物；《吕氏春秋·求人篇》称禹为遍求贤才而游历四方海外；《淮南子·地形训》记述天下地理，首称禹使太章、竖亥步天下，禹以息土填洪水为名山，说明大地或“禹迹”的来历，继而历述九州、八殥、八纮、八极的“大九州”世界图式，叙列“海外三十五国”和众多的海外地理名物。 诸书所言皆为“禹迹”，何以不用《禹贡》，而是连篇累牍地引用《山海经》的山川方国异物之名？这只能说明，在当时，《禹贡》“九州观”远不如《山海经》的“四海八荒”更有权威，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天下，还不是《禹贡》的天下，而是《山海经》的天下。 艾南英辑《禹贡图注》（商务印书馆，1936） 这些书中亦言九州，《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这些所谓“九州”，跟《禹贡》“九州”全不是一码事。实际上，在早期文献中，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九州观（如《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的“九州”），但都与《禹贡》“九州”不同，意味着“九州”最初只是一个抽象的、可以灵活运用的空间图式而已。“九州”，古书又称“九有（囿）”“九围”“九则”，“奄有九有”、《长发》所谓“帝命式于九围”、《天问》所谓“地方九则”是也。《尚书·洪范》云：“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畴”字本义谓田畴，即农田的阡陌疆界之形，与“州”字音义俱通。“九畴”既然与禹有关，盖即大地“九州”，《洪范》释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九条目，当是因其作者已不谙“九畴”本义而附会。《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九隅”亦即“九州”，隅者，方隅也，九隅盖即四方、四维、中央八个方位之合称，则九州无非就是“九方”。 古人以自身所在位置为中心，以四方四维别方位，四方四维加上中央即成所谓“九宫格”，以九宫别向背、辨方位，方便而直观，实为人的本能，因此成为古代地理学“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通用图式，据此仰观俯察，天、地都被划分为九大块，所谓“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也。不同时代和地方的人，以其所在为中心，将九宫图式灵活运用于各自不同的疆域和山川形势，于是就形成了各具千秋、互相参差的“九州”，《禹贡》“九州”只不过是这一图式的一个应用个例，并不具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李零：《思想地图》，三联书店）。 其实，就连《禹贡》本身，也与《山海经》暗通款曲。《禹贡》梁州、雍州皆以“黑水”表州界，雍州又有“积石”“三危”“昆仑”，导水章云：“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前人为考证黑水、弱水、昆仑、积石、三危等之所在，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尤其是黑水，既为西北雍州之水，又为西南梁州之水，它过三危，入南海，揆诸地势，根本无法讲通，世上安有一条能够流经西北大漠戈壁、跨越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岷山、横断山等崇山峻岭，横过黄河、长江等江河，从西北一气流到南海的河流？ 为了黑水究为何水、黑水究竟是否存在、雍州黑水与梁州黑水是一是二等问题，古人可谓挖空心思，但终究是无法讲通。其实，《禹贡》中的黑水以及积石、三危、昆仑、流沙、弱水等地名，都是《禹贡》作者从《山海经》中偷偷搬运过去的，它们在《山海经》世界中，原本自具脉络，有迹可求，而一旦将之瞒天过海地搬到了《禹贡》九州，必然乾坤颠倒、南辕北辙，要想把它讲通，无疑痴人说梦。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 一九三四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特撰讲义比较《山海经》与《禹贡》，指出两者叙列山川，多有重合，列举数证，证明《禹贡》袭用《山海经》的地理知识而有所修正（顾颉刚：《五藏山经案语》，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八，中华书局）。后来，他又在长篇论文《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中，详考《山海经》昆仑地理记述的流变，指出《禹贡》作者因为对于广袤的西部地理茫然无知，只好把《山海经》中的西方地名拉来凑数，拼凑到《禹贡》的西部，黑水、弱水、三危、积石、昆仑、流沙等原载于《山海经》西部的地名，就因此被搬到了《禹贡》之中（《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禹贡》对《山海经》的因袭，毋庸置疑地证明《山海经》成书比《禹贡》早，地位也比《禹贡》高，最初，甚至连《禹贡》也不得不荫庇于《山海经》这棵大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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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4 1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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