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英语水平考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

老八路

在许多关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毛泽东刻苦自学英语，甚至还有好几个人都自称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然而，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篇会议文章谈到周恩来自学英语，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自称当过周恩来的英语老师。我曾经考证过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和Chairman Mao学英语），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周恩来的英语水平。

1913年春，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搬到天津，在大泽英文补习学校学习了三个多月的英文，此后考取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制四年，相当于中等学校。主科有国文、英文、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三门，每年都有，英文课每周都有十小时。从二年级起，除国文和中国史地外，各科都用英文课本；三年级起，就要求学生阅读英文原著小说。1917年周恩来自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评价周恩来：“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虽然评语中没有提到英文水平，但是既然毕业成绩“最优”，可以说周恩来的英文底子是相当扎实的。后来周恩来留日期间1918年4月3日的日记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日本不阅读日本报纸，却阅读英文报纸，可见其英语水平高于日语（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关于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我另文考证）。1921年底周恩来抵达法国以后，却一度专门跑到英国打算报考英国学校，也证明他对自己的英语水平相当自信。周恩来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一直到解放以后，《百年恩来》这部纪录片中就有周恩来在工作之余阅读英文报纸的镜头（上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陕北第一次见到了已经是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这样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会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我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是周恩来…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周恩来为什么说自己“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呢？周恩来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以后，回国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在这个当年远东最国际化的大城市还是有许多机会说英语的，直到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6年见到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的确五年没有机会说英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6月至1942年11月，拉铁摩尔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前往战时中国首都重庆，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回忆录》一书中也谈到了周恩来的英语。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只身一人，连个翻译都没带。而由官方派给我的翻译兼秘书薛保桥（音）先生也很得体地离开客厅，留下我们两人单独谈话。我们忆起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的会面。当时，周给我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对外部世界的理解相当透彻。忽然间我想起周一直在学习英语，并且我还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在法国住过一段时间。于是我问：“我们能用英语或法语交谈吗？”“噢，对不起”，他说，“我的英文程度有限，法语也差不多忘光了，还是用中文吧。”我答到：“那你得多多包涵我的中文，我讲的也不怎么好，有些困难的地方请给帮助。”他说那没有问题。于是我们一直用中文交谈……


1936年周恩来与斯诺交谈时还是使用的英语，到了1941年却因为“英文程度”有限，而使用中文与美国人交谈，说明周恩来的英语确实有所退步，但还没有到“差不多忘光了”的地步。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记述了他1954年亲眼目睹的一件轶事。那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联人举办的一个酒会。参加酒会的有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等苏共政治局成员，以及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外国使节，包括英国和印度。当周恩来致辞时，他使用了生疏的英语。他这样做是很不寻常的，因为除了那几个国家的外交官，酒会上的苏联权贵完全不懂英语，所以还要翻译把他的英语致辞翻译为俄语。索尔兹伯里亲眼看到，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的回答是：“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又给了美国记者近距离观察周恩来的机会。在随同尼克松访华的记者中有一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白修德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与周恩来相识。在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尼克松离席祝酒致辞时，白修德试图接近周恩来，却被中美双方的保安人员拦下。当时周恩来看见了白修德，立即示意保安让白修德靠近，在周恩来身边尼克松的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但是周恩来的英语口语已经很有限，只是一再说白修德是old friend, old friend。


尽管周恩来的英语口语水平不彰，但是听力水平相当高。基辛格博士在《白宫岁月》这本回忆录这样描写周恩来：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的笑容和表示理解的表情，很清楚的表示他是听的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到就感觉得到……


周恩来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表现的淋漓尽致。当时黑格在会谈中提到苏联威胁的时候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章含之翻译为“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章含之注意到翻过去后，周恩来没说话，但显然皱了下眉头。黑格走了以后，周恩来立即要求章含之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查了之后确实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周恩来再次会见黑格时，周恩来就当面指黑格上次用词不当，用这种词中国不能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尽管发生了viability的小插曲，黑格的前站非常成功，尼克松总统顺利访华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签字后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最后特别赞扬中方的翻译，并且拿出美国人的幽默感对当章含之说她很出色，“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尼克松当然不知道，就是在次酒会上，章含之在翻译尼克松的致辞时翻译错了一个词，尼克松当时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当时他说的1.7万英文表达就是17个千，当时章含之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只有周恩来听出来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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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法语水平考



《沉思中的周恩来》这张照片读者们都很熟悉，鲜为人知的是这张照片的诞生与周恩来会说法语的事实有点关系。从周恩来的经历来看，他除了少年开始学习英语以外，还因出国接触过日语、法语、德语、俄语。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赴日本，进入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主修日语，兼学文理各科。在日本生活一年半多一点，1919年4月回国报考南开大学。1920年11月周恩来由上海赴欧洲勤工俭学，12月中旬到法国。1921年1月，周恩来准备投考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来到英国，因入学考试在秋天，一个多月后又返回法国。他在法国巴黎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又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文，还在雷诺汽车厂做过工。1922年3月周恩来转赴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 1923年夏再返法国， 1924年7月离开欧洲回国。从1920年11月到1924年7月回国，周恩来在欧洲度过了近四年的岁月。自欧洲回国以后，周恩来因为工作需要数次去苏联，特别是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骑马摔伤右臂，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1940年3月回到延安。算起来，周恩来在苏联连续居住了大约8个月。

日本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的儿子冈崎彬回忆，他随父亲1963年访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与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与站在队伍最后面的冈崎彬握手。周恩来第一句话用中文问：“会不会普通话？” 冈崎彬答：“不会”。周恩来又用法语问：“会不会法语？”“也不会”。周恩来又用英语问：“会说英语吗？” “英语会说一点儿。” 冈崎彬回答后接着反问：“您会日语吗？”周恩来两手一摊，笑着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但是冈崎彬惊奇地发现，周恩来这句“我的日语忘光了”是清清楚楚的日语。

关于周恩来的日语水平，陈明远先生已经考证考证过，我不再重复。在1月8日贴出的周恩来的英语水平考的文章中，我已经考证了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我们今天主要谈谈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在谈法语之前，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周恩来的德语和俄语水平。关于周恩来的德语水平，资料很少，我只是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留欧学生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谈到“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至于周恩来的俄语水平，在周恩来英语水平考那篇文章中有一个旁证，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1954年在莫斯科一次酒会上目睹周恩来用英语祝酒，苏共领导人米高扬以不满的口气对周恩来说：“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

那么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如何呢？

说到周恩来的法语水平，就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在法国期间的一段恋情。抵达法国后，周恩来先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后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镇（BLOIS）继续学习法语，晚上常常通宵达旦地给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这时候他的身边有一位美女张若名，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而且与他一同来法国留学。张若名天资聪颖，很快掌握了法语，口语非常流畅，又是女生，身份容易隐蔽，所以还担负旅中国欧少共组织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络的任务。张若名能够顺畅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法文原著，在少共组织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中，常常由她主讲。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又把讲稿整理成法语文章，在法国法共刊物上发表。张若名因政治活动，受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查询问，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张若名因为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张若名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

相比之下，忙于革命活动的周恩来法语水平不如张若名，但是却也达到了应用自如的水平。1922年9月至1923年1月，周恩来在巴黎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合租了一套房子，日常互相之间的交流自然都是法语。法共领导人卡山（Marcel Cachin）当年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卡山的女儿听到父亲这样评价周恩来：“这个年轻人有广泛的兴趣和概括归纳能力”。卡山不会汉语，周恩来之所以的“广泛兴趣”与“归纳概括能力”是用法语表达的。1941年4月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访华，在重庆见到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海明威夫妇与周恩来之间的交谈没有使用英语，而是由王炳南的德籍妻子担任翻译，通过法语进行。据说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更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

1957年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访华，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但是在富尔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周恩来与他讲法语。以法国人对法语的热爱与敏感，如果周恩来讲了法语的话，富尔应该会记上一笔的。1973年1月9日，意大利摄影记者洛迪（Giorgio Lotti）先生随同意大利外长梅迪奇见到了周恩来。洛迪作为摄影记者，早就产生要为周恩来拍张单人像的强烈愿望。因此，尽管此次接见前意大利使馆向洛迪等记者叮嘱，不允许携带照机但他却向意大利驻华大使撒了个谎，悄悄地带上了照相机。在代表团一行排着队等候周恩来握手时，洛迪排在队伍的中间。当听到周总理向人们打招呼和致谢的声音时，洛迪向排在前面的大使询问，除了中文外，周总理会讲什么语言？大使说：“周恩来的法语讲得很流利。”洛迪马上有了主意，他洛迪从队伍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队尾，这样就成了最后一个接近总理的人了。当临到洛迪与周恩来握手时，他果然用法语向周恩来请求拍照。洛迪那时只是个中年人，却是位“少白头”。周恩来看了看洛迪，诙谐地对他说 “对有白头发人的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于是就诞生了那幅最著名的《深思中的周恩来》照片。也许就是因为周恩来因为听懂了一个白头发的意大利人说的法语，而产生了好感，故而对其拍照的请求欣然允诺。

事实上，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法语。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晚年常有机会与周恩来见面，而每次见面西哈努克都使用法语。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有这样的评价：“周恩来有一位很出色的法语翻译，其口语相当流畅标准，但她在传达总理的连珠妙语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处小错。智慧超人的周恩来出于谦虚，同我交谈时没有使用法语，可是他明察秋毫，总是尽可能礼貌地指出和纠正翻译的失误，让她重作确切的表述。”


  
注：外交部最新解密档案显示，周总理曾在日内瓦密晤法国总理，双方均未带翻译，可见总理的法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