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而言，“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可谓终极追求。有趣的是，历朝历代对官员正妻的身份认证大致相同，即一品至五品官员的妻子称“诰命夫人”，六品至九品官员的妻子称“敕命夫人”。但多大的官才能荫袭给自己的后代，这些后代子孙又能借助父辈的功绩擢升到什么层级，不同的历史时期却不尽相同。
盛明兰（赵丽颖饰）得封诰命。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截图
“世卿、非礼也”
先秦世卿制度的形成和短板
自“禹传子、家天下”以来，基于血统的世袭制便成为王位更迭的主流。王权的世袭也带动了贵族阶层的世袭。
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曾这样描述：“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所著《战国史》在论及西周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早期的“世卿”制度，仅集中于周王室的成员之中。如姬旦、姬奭的子孙，便多次以周公、召公在周王室中担任辅政大臣的角色。随着周王室的统治逐渐稳固，长期垄断高位的“世卿”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王权打压。周宣王时代曾大量提拔有突出才干的中小贵族为自己的“卿士”。
这种在一定程度可称作唯才是举、打破阶层固化的行为，自然得到了后世儒家的大力推崇。以至于战国时代的学者公羊高在其著作《春秋公羊传》中便公然发出“世卿，非礼也”的主张，汉代的大儒何休将公羊高的观点将进一步阐述为：按照周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讽刺的是，公羊高写下这些义愤填膺的文字时，所谓的“周礼”早已被日益强大的公卿阶层踏得粉碎。
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却无法改变职业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和世袭。秦始皇生前，以王翦、蒙骛为首的军功集团便在军中大量提拔其家中子侄。丞相李斯更为长子李由谋得三川郡守的位置。虽然秦朝的迅速崩溃有着诸多原因，但李斯之子李由、王翦之孙王离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峄山刻石》（局部），原为秦丞相李斯所书。此碑为北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用徐铉摹本刻成。来源/西安碑林博物馆
建立汉代的刘邦一度也采取分封制，但在“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订立后，汉代不得不面对如何在维持功臣集团忠诚度的同时，又杜绝官职世袭制所带来的腐败和低效的世纪谜题。
汉代的“荫袭”制度并不直接授予官员子弟以官职，但通过在宫中任职，他们有机会接近皇帝，被赏识和重用的机会自然要比普通人多得多。而在这些通过“荫袭”入宫的“郎官”之中，便包括了著名权臣霍光。
“仕进之路之盛者，进士、任子而已”
唐、宋时代的“门荫”制度
汉代的“荫袭”制度在汉哀帝时代曾短暂中断，但在东汉建立后很快卷土重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行其道。贵族子弟除了可以通过“荫袭”制度入宫外，还可以选择太子洗马、庶子、舍人之类的官，称为“任子”。
“太子洗马”虽然只是太子的随从官员，但作为太子培养自身执政班底的人才库，该职位逐渐成为很多达官显贵的政治起点。这一点仅从其品阶的不断提升便可见一斑：从曹魏开始，官分九品，太子洗马为第七品，南朝陈时改为第六品，北魏、北齐为从五品。
唐初名臣魏徵，曾任太子洗马。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随着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确立，“荫袭”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唐代一度把“门荫制度”正式写入条律，确立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荫袭官爵。《唐律》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子弟皆得荫补，并规定“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如非嫡长子荫袭，处二年徒刑；非子孙诈承官爵者，处徒刑三年。
这些律法看似严苛，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唐代凡从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荫子孙的权力，其受荫者出身的品级要视其父官品等次而定，并明确规定一品子的散阶为正七品上，以此类推，一直到从五品官员，其子孙所叙的品阶都是依据官品递降一阶。
同时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可以荫曾孙，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荫孙，但其孙的品阶要比子低一阶，曾孙又低于孙一阶。唐制还规定除了从五品 以上的现任职事官外，同级的勋官、散官、赠官、封爵也享有门荫的权力。五品以上的勋官、散官、赠官和封爵都能荫子孙人仕，所叙的防品，赠官（死王事者除外）、勋官都要比职事官略低。此外，对于六品至九品的中低级官员，他们的子弟可以通过担任专门为他们设置的职役来获得官位。这些官员子弟在完成规定年限的服役后，就可以取得当官的资格。
此外，唐代门荫可以分为直接用荫和间接用荫，直接用荫是指凭借父亲或祖父的官阶恩荫直接出任官职。间接用荫是指需要经过一定的途径方能担任官职，包括卫官、学馆、斋郎、挽郎和进入弘文馆国子监等形式，属于广义的门荫。
卫官中的千牛和亲卫、勋卫、翊卫是间接用荫的主要形式，《唐六典》明确规定：“凡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及左右率府亲、勋、翊卫，及诸卫之翊卫，通谓之三卫。择其资萌高者为亲卫。”在三卫中，亲卫的品阶最高，为正七品上；勋卫为从七品上；翊卫是正八品上。官员的官阶高度决定了其子孙恩荫的品阶高低。三卫的职责是负责宫廷和京城的安全，一般选择年满二十一岁的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的子弟担任，他们在服役期满后要参加兵部的专门考试合格后，才能获得出身的资格，再由吏部授予其相应的官职。如果没有通过考试，那就要继续服役，或是担任监门校尉或直长的职务，也可以直接取得入仕的资格。除了补三卫之外，担任千牛备身也是官员子弟入仕的重要途径。唐代有规定，千牛备身是宿卫宫廷的禁军，要求入选者是高级官僚家庭出身，“凡千牛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备身，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要求“仪容端正”，并懂得弓马兵器等基本军事技能。
唐代之前，许多官员子弟可以凭借门阀士族的身份或父辈祖辈的官员身份获得官职，对其没有提出其他具体要求。但通常情况下，唐代享受门荫的官员子弟，只是获得入仕的资格，还需在弘文馆、国子监等学校通过考试，或是先担任三卫、千牛备身、斋郎、挽郎等职务，再通过相关考核，才能由吏部铨选入仕。
宋承唐制，同样采取了科举与荫袭并行，但赵宋政权为了笼络士大夫阶层发展出恩荫制度。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颁布了宋代第一部荫补法，以官员所任官职、差遣等来作为荫补的标准，规定文臣五品以上、武臣六品以上，可奏补子、孙、弟、侄为从八品到从九品阶官，又开始了恩荫制度。
恩荫名目繁多，有承天节（皇帝诞辰）的“圣节荫补”，郊祀、明堂大礼的“大礼荫补”，中高级官员退休时的“致仕荫补”，中高级官员去世的“遣表荫补”，以及中下级官员因死于王事的“死事荫补”等。至宋仁宗时，规定长子得荫不限年龄，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得荫。宋代荫补范围不但包括本宗五服之亲，还包括外姓亲属，甚至门客、故吏、医生、仆从等。
这种混乱荫蔽的局面，以致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恩荫补官者超过500人，远远超过了平均每年由科举入仕者。杨万里感叹说：“仕进之路之盛者，进士、任子而已。”赵翼更称宋代：“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以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
讽刺的是，北宋政权因荫袭太滥而导致官员冗余，以至于积贫积弱，最终为金所败。金入主中原后，继续大力推行“荫袭”制度。《金史》中便记载：“凡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荫子孙至曾孙及兄弟侄孙六人，因门荫则五人。二品则子孙至曾孙及兄侄五人，因门荫则四人。三品子孙兄弟侄四人，因门荫则三人。四品、五品三人，因门荫则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孙兄弟一人，因门荫则六品、七品子孙兄弟一人。旧格，门荫惟七品一人，余皆加一人。明昌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凡进纳官，旧格正班三品荫四人，杂班三人。正班武略子孙兄弟一人。”
作为一种赋予官僚阶层的特权，“封妻荫子”固然能够极大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却也极大破坏了国家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隋唐以来，大多数王朝都将“门荫”与“科举”并重，试图在保证既得利益集团享受特权的同时，又令真正富有才干的寒门子弟可以脱颖而出。但这种“双轨制”要真正实现平衡却谈何容易。
“恩荫天下”
元对“恩荫”的不同态度
或许是吸取了宋金的前车之鉴，元代对“恩荫”并不感冒。根据元代的“荫叙”制度，正一品官员的嫡子可以“荫叙”正五品，依次递降，直至从五品官员的嫡子“荫叙”从九品，而从正六品至从七品官员的嫡子便只能“荫叙”为钱谷官。
用荫者限年二十五以上，所属有司审查其父祖历仕缘由、去任身故岁月，及其任命宣敕官札，核对承荫人姓名、年甲等，文解赴部。然后须儤（读音bào，试用）使一年，不支俸禄，根据考核授职。考试内容为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则免儤使授官，不通者发还学习。
当然，元代虽然在“荫叙”方面颇为严苛，但在其他领域却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元代依旧保持着“宿卫入仕”和“吏员入仕”的政治惯例。据学者统计，元代曾任宰相的四百余人，绝大多数出自宿卫。而元代宿卫大多是世袭的。
如成吉思汗曾令自己最亲信的将领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人担任自己“怯薛”近卫军的主帅。此后其家族子弟便世代担任着“怯薛”近卫军中的高级官员。元廷更明文规定：“凡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 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也。及年劳既久，则逐擢为一品官。”
“怯薛”近卫军之外，元代其他武官也大多奉行世袭制度。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颁布法令：“命军官阵亡者，其子袭职；以疾卒者，授官降一等，具为令。”具体的作法是：“万户、千户、百户物故，视其子孙堪承袭者， 依例承袭外，都元帅、招讨使、总管、总把视其子孙堪承袭者，止令管其元军。元帅、招讨子孙为万户，总管子孙为千户，总把子孙为百户，给元佩金银符。病故者降等，惟阵亡者本等承袭”。
元代军官世袭制度本意是给武装部队指挥官以一个安心赴死的理由。但在元朝统治的中后期相当多的军官子弟没有经历过实战，生活优渥，却通过这种方式尸位素餐，这些人根本不懂军事，一旦袭职，既不会教练士卒更不会带兵打仗，只会压榨士兵，营私舞弊、骄奢淫逸、贪图享乐。而正是由于元朝政府军的腐败堕落，使得元朝最终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推翻。
文臣荫武
明代独树一帜的“荫子”制度
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虽然推翻了元的统治，但明代荫叙制度大体继承元代制度。如在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时期制定的荫叙制度，以文官自正一品至七品，许荫子孙一人。其荫由正五品至流外之上中下三等，以次递降。
明成祖朱棣执政后稍微有所限制：京官三品以上，考满政绩方可请荫，允许一名子孙为进入国子监为官生。在此之后允许三品以上的京官送子孙三名进入国子监，其后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所有子孙都可进入国子监为监生。嘉靖时规定，如果大臣没有子，可以荫叙自己的亲弟为国子监监生。遇到国家举行大典礼时，就加恩一些功臣世家子弟以恩生身份进入国子监做监生。关于明代武官恩荫制度虽然没有明确详细的记载，但明代一些高级武官因显赫军功门荫子孙的例子却是有很多。
国子监街道牌匾。摄影/JOYPHOTO，来源/图虫创意
明代与元代一样实行武官袭替制度。明代武官爵止六品，其职死者袭，老疾者替。洪武时期定制：子弟年二十者比武，初试不中者袭职署事，食半俸；过二年再进行考试，考中食全俸；如果还没有考中者充军。永乐以后，则“新官免试，旧官又贿赂公行，军职日溃。凡阵亡克敌及死于王事者，子孙可以功荫或难荫入监，而录用为官”。
相较而言，武官的世袭制度更为稳定。于是，自“土木堡之变”起，明代出现了文官荫子武职的事例。景泰元年（1450）八月 ，其时督兵贵州的兵部尚书侯璡“以劳瘁卒于普定”，景泰帝朱祁钰“赐祭葬，荫其子锦衣卫世袭千户 ”。次年，景泰帝朱祁钰召见兵部尚书于谦之子于冕，当即授官府军前卫世袭副千户。此后的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延续前政，以军事贡献为主要衡量标准，荫叙文官子弟武职。当时正逢明代文臣督、抚统兵制度推广之际，得荫之边臣有所增多。
正德、嘉靖朝以后，文臣荫子武职事例激增。正德朝文臣冒滥军功以荫叙世袭武职的情况陡然增多，这明显是受到武宗朱厚照尚武情结及宦官佞幸冒功风气的不良影响。明代中后期边事迭起，加之正德、嘉靖两朝文臣冒功荫子的刺激作用，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纷纷以各类勋劳得荫，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明代灭亡。
明武宗半身像，取自《明代帝后半身像》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总体来说，明代的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作为一种特殊军功褒奖荫叙，构建于景泰年间，并最终成为整个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级别，隐然成为文臣封爵制度的补充，以及皇权驾驭臣僚的一种有效手段。从社会层面来看，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大批浸染文风的缙绅子弟流入世袭武官队伍，对打破明代身份性职役管控、改善锦衣卫指挥人员结构、促进社群阶层流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锦衣卫中的文臣子弟作为跨文化群体，游走于文臣、武将之间，借助身份优势构建庇护并扩展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威的现象令人瞩目。但作为世袭优待的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本身却极易滋生腐败，文臣荫武子弟依靠特权构建的政治庇护关系随时可能呈现恶劣扭曲的状态。
当然，“文臣荫武”这条捷径并非人人能走。大多数时候，明代文武官员子孙入仕之前，必须进国子监或武学读书。文官荫子需经过科举考试而入仕，武官荫子得通过比试武艺而入仕。表面上看，这是明代为提高荫子综合素质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但对荫子而言，科考和比武的中与不中，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前程。毕竟，明代贿赂考官和科场舞弊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
正如嘉靖时 , 詹事府詹事霍韬曾说：“自永乐后 , 新官免试 , 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由于考场营私舞弊现象严重 , 明永乐时，允准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的 “旧官” 子孙通过纳钱、纳粟而免去比试 , 但也终究没有堵住贿赂考官之后门。
景泰七年（1456），大学生陈循、王文因其子乡试落第而力攻主考官刘俨, 其罪名就是受金贿考。再如：万历四年（1576）顺天乡试，主考官高汝愚为依附权贵，将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张懋修及吏部侍郎王纂之子王之衔、王之鼎尽行录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考纪败坏，贿赂成风。致使明廷所选拔的荫子大多昏庸愚昧，不思进取，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文人义士不能充任要职，最终导致明代走向腐败与亡国。
特荫难荫
清朝特殊的荫袭制度
清沿袭明制，以科举考试作为主要选官途径，并标榜唯才是举。但是和其他朝代一样，清代也继承了“承荫之法”：对达到一定品级的职官和世爵人员，以及因为尽忠清室而死难的官员，颁布荫叙之制，分为恩荫、难荫、特荫三种。
恩荫即皇帝推恩，令官员荫子入仕。恩荫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恩诏满、汉官员，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监”。而且不论现任、丁忧、给假候补者，均照职衔准荫。康熙六年（1667），定公、侯、伯一品官荫生以部院衙门五品缺用，二品荫生以六品官缺用，三品官监生以七品官缺用，四品官监生以八品缺用。并规定：各官不论品级及宫保衔，均照实俸荫子。同时，开始允许内务府佐领下官员子弟给荫。乾隆三十四年（1769），改子爵予三品例例议给，男爵予荫照四品例议给。
尽管朝廷加恩给予荫子的特权，但同时也对荫生定下考试之法，以防低劣之人混入官僚队伍。雍正三年（1725），“定考试以古论及时务策，钦派大臣阅卷，评定甲乙，进呈御览。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三年再试”。荫生考试合格后，交吏部、兵部引见，按等授官。最高的一品或从一品官荫生，委放员外郎或同知；最低四品官荫生可任八品笔帖式或鸿胪寺主簿，或不引见任主簿、吏目。外任武职者，则另有等次。
难荫，即官员因功殉难，荫子入于仕途。顺治初年，沿袭明制，如顺治二年（1645）正月，荫殉难招抚侍郎王鳌之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佥事。顺治三年定：凡各官员殁于王事者，均照本官应升品级加赠，并荫子一人入监读书，期满候选。
雍正十二年（1734），又改为：官员因公差委，在大洋、大江、黄河、洞庭湖、洪泽湖等，遭分漂殁者，依应升品级荫赠；在内洋、内河漂殁者，减等荫赠。但不包括因作战阵亡或随营运饷、遇敌死亡已经授予世爵的官员。
难荫按照原衔或赠衔分为六等：二品以下满洲、蒙古荫主事，汉军及汉官荫知州；四品以下满洲、蒙古至知县，荫七品笔帖式，汉军及汉官至通判荫知县，知县荫州判。其佐贰以下等官，六品、七品荫县丞，八品、九品荫县主簿，未入流荫州吏目。如果死难人员生前属虚衔顶戴人员，则止于赠衔，不给受荫。同年还规定，八品以下，赠衔不给荫。
特荫，即对辅治全节之臣的子孙，特加恩荫。这个制度始于乾隆元年（1736），“昭忠祠崇祀忠节诸臣，原属酬勋之旷典。其子孙内或有不克振其家者，情殊可悯。著将崇祀昭忠祠各员之子孙，除现在出仕者毋庸具奏外，其贫乏不给，才尚又可用者，简选引见候旨，以示朕崇奖忠勋之至意”。
此后，乾隆帝又专门下谕，为康熙时平定三藩战争中捐躯的广西巡抚、灭寇将军傅弘烈子孙，给予特荫。乾隆四十八年（1783），更推恩及明末抗清将领熊廷弼和袁崇焕的子孙，以突出表彰忠烈之意。嘉庆时，为表扬清官谏臣，抬出了原大学士朱轼、孙嘉淦，以及参劾和珅家人刘全的已故御史曹锡宝，给其子孙以特荫。
《平定三逆方略》书影，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内府朱格抄本。来源/故宫博物院
按照制度，受荫子弟，都以嫡长子孙为准，然后才及次子、次孙、庶子、庶孙，或者兄弟之孙。若嫡长子已经通过科举做官，或有废疾者，可准许依次顶替行。例如张廷玉就为他的几个儿子在荫叙上取得最大的权益和其他特权，长子张若霭在雍正十一年（1733）登进士二甲一名之前，就以恩荫叙得低阶爵位轻车都尉。
张廷玉的特殊地位，使他能为次子张若澄取得正规的荫叙权利；但张若澄于乾隆十年（1745）考中进士后，他就不需要这个荫叙特权。因与皇帝的关系密切，这个荫叙特权被准予转给他的三子张若淑。张若淑英年早逝于户部员外郎任上，从此这个荫叙特权便停用了。
影视剧中的张廷玉（杜雨露饰）。来源/电视剧《雍正王朝》截图
结果张廷玉的幼子张若淳在无法得到比贡生更高的科名时，只得以捐纳取得官职。要特别指出的是，张廷玉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孙子所得到的荫叙特权，已超过通常荫叙的范围。张若渟享年74，是皇帝特别恩典的主要受益人。乾隆五十一年（1785），皇帝史无前例地任命张若渟为内阁学士。依惯例，这个职位是由有显赫科名的人充任。为此，皇帝特诏声明这个任命完全是因为皇帝对张廷玉的怀念，不得著为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张若霭和张若澄两人最后均官至二品，但均未任满就去世，因此，未能为其子孙取得荫叙权。
于是张若霭的长子只得以捐监起步，然后才考中举人，最后官至中央六部的五品主事；次子通过拔贡考试后，做一书吏，最后官至县丞；张若澄的独子死时只得监生一衔。由此可见张氏家族的这三房，不但未得到任何真正的荫叙权，其社会地位也急遽下降。张若渟的八子中，只有第七子得以荫官，出任正六品的中央六部的主事，但不久就去世了。张廷玉与若渟所得的任子权至此而终。
同治以前，特荫的案例十分少见，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二十例。光绪时期，朝廷大开特荫之途，将镇压大平天国、捻军立下汗马功劳的多隆阿、向荣、江忠源、罗泽南、骆秉章、李续宾、彭玉麟、鲍超等子孙特荫。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朝廷怎么表彰过去的功臣，也难以改变大清灭亡的结局。
发表于 2023-10-26 00: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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