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昌期的围棋人生(连载)

文如玉

(一)：真烂柯故事 豆腐酸了

下的豆腐酸了

　　1917-1932

　　1917年10月23日，应昌期生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应氏家宅。父讳应星耀，母讳任秋菊，应昌期是家中长子。后来，陆续有了昌立、昌仁、昌世、昌华、昌明、昌年六位弟弟。

　　慈溪应家在应昌期祖父应嘉祥这一代，以篾竹加工为业。应嘉祥手艺精湛，当地呼之“阿幻师傅”。应星耀为应嘉祥独子，生于1893年，正值国族危亡，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时期。应星耀旧学开蒙后，进入宁波府高等师范接受新学教育。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应星耀毕业，应聘成为慈城中城小学教员，两年后出任校长，主持校务，时年刚满二十岁。三年后成婚，应昌期就生在这样一个书墨味道的家庭。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母亲招呼应昌期出门买豆腐。小孩子提着鲜豆腐走在路上，见到树下阴凉处有几位老人家玩着黑白子的游戏，不免好奇心起，走过去看了起来。“原来四个围住一个就把它吃了”、“为什么黑子就赢了？再看一盘……”不觉已是日上三竿，“糟了糟了”，连忙跑回家中。母亲提起豆腐一闻，竟然已经酸了。

　　免不了挨上一顿骂的应昌期对此印象深刻，晚年回忆起来，把这块酸了的豆腐当做自己围棋生涯的起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玩的游戏”，能够让童年的自己看得入迷，入迷的时间长到连豆腐都发酵变酸，无法食用。

　　因为父亲的缘故，应昌期上学前就常常出入中城小学。学校里也颇有些爱好围棋的教师，看到小小的应昌期常常驻足观看，就邀请他来下一盘。谁曾想，仅凭看棋入门的应昌期聪颖过人，很快就能与学校老师们平手相抗了。到了十二岁那年，慈溪县举行了一次围棋赛，应昌期力压乡里，夺得冠军。

　　大约一个人的天赋和性情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崭露。儿童时代，除了围棋上的才能，应昌期认为学校的字典使用不便，竟和同窗好友一起编起字典来。可惜由于日寇战火延及江南，字典的手稿已不复得见了。

　　大约一个人的人生旨趣也是在少年时期形成。拿到慈溪县围棋冠军后，应昌期兴冲冲地回家报喜，母亲对此却兴致不高：“书不好好读，这种闲活再好有什么用？”有如三伏天一盆冷水当头。五十岁后，应昌期仍然讲：“年轻的时候下棋太浪费时间了，这个时间我可以刻图章，可以编字典，可以写字，可以做很多事。”

　　母亲的态度并非平白而来，应家由于人丁众多，从事的又是非生产性的教育行业，生活并不宽裕。应昌期作为家中长子，自然更要勤学奋发，争气自强。应家的经济境况不佳完全体现在了应昌期的求学之路上，从父亲的中城小学毕业后，在慈湖商校仅就读一年，应昌期便放弃学业，1932年乘船远走上海“讨生活”了。

　　终其一生只有小学文凭，成为应昌期引人注目的标签。在上流社会，“小学生”难免被人侧目，但应昌期从不以此为忤。一次，与应昌期同年出生，同样只有小学文凭的“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和他聊天，谈起互相之间的小学生身份，王永庆说：“我们要很光荣，你知道那些留学生、博士是干什么的？他们是被我们小学生用的。”应昌期听罢哈哈大笑。

文如玉

(二)：上海棋缘 天外有天

　　二、上海棋缘

　　1932-1936

　　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华洋并处，流光溢彩，种种繁华自不待言。十五岁的应昌期却要孤身一人，在这十里洋场打拼。他的使命还不止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不久后，他的弟弟也离开家乡，在上海找寻工作。作为长兄，照顾扶衬之责当然要一肩挑起。

　　在父亲托付之下，应昌期进入应星耀好友陈润水任行长的统原商业储蓄银行打工。统原银行1932年刚刚成立，规模不大，应昌期住进地下室，没日没夜地搬运货物、打扫房间、装订传票……一桩桩从最基础做起。在高级职员鲍英甫的指导下，记账、轧账等业务也暗自学习。直到一天，晚上装订好会计传票的应昌期看到一位还没下班的银行主管，这位主管因为账未做拢而无法回家，应昌期主动帮他拢账，清清爽爽。勤快聪明的小孩子谁人不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应昌期深获信任，被破格提拔为正式行员。不仅从地下室搬了出来，后来甚至月、年决算都由他一人完成。

　　统原银行位于著名商圈上海天津路，左近就是灯光鬓影的销金窟，少年应昌期却有着过人的定力和执著。初到上海，夙兴夜寐，等站稳了脚跟，闲下来时的娱乐仍然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小提琴、网球、绘画试过一遍，发觉与己不合，他不惜徒步六公里拜访住在四川北路的书画名家赵叔儒，多次程门立雪，终于感动了这位“二弩老人”。从此应昌期“搭11路汽车”（两条腿走路）往返于赵宅，练习书法、金石，卓有大成。

　　真正看到一片天地的是围棋。在慈溪无敌手的应昌期，到了三教九流毕集的大上海，在围棋上终于明白了“天外有天”的道理——他与民国数得着的名手魏海鸿有过一次较量，受四子依然大败。这盘棋发生于何时何地如今已不可考，但应昌期下一回与大陆围棋最强手见面，要等到五十年以后了。

　　棋艺上的挫折倒在其次，偶尔流连上海各地棋社时的感官对比，才是影响了应昌期一生围棋观乃至价值观的重大事件。随着国力衰颓，棋道不彰，流入民间的围棋在中国渐成茶馆里的一种赌具。下棋时吆三喝四，或蹲或站，抓起一把棋子两手来回搓弄，甚至边下棋边吃排骨面等等行为，令少年应昌期痛心疾首。而在日本人开办的棋馆中，棋具规格统一，棋书印刷精美，对局礼仪严肃，对围棋的尊重体现在各处细节。应昌期是有着极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做人、做事、下围棋，都要有品味、有规格”，“为什么日本人做得到，我们中国人做不到？”“未来一定要改革围棋、发展围棋”这样的理念，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其间，应昌期读书阅报，了解到围棋的最新动态。东洋岛上，有位福建籍的中国棋手吴清源战绩彪炳，举日本所瞩目。而围棋在日本赢得社会关注的重要途径，就是新闻界的广泛介入。同时，《读卖新闻》依靠主办并连载吴清源对战本因坊秀哉的“三三·星·天元”之局销量猛增，可谓双赢。年少气盛的应昌期想通此节，立即提笔为上海《新闻报》写信，建议其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据记载，这一建议得到报纸主笔的赞赏，前者虽因现实条件所限无法成真，但围棋专栏的确从此出现在了《新闻报》上。

　　值得后人玩味的历史记录还有，在上海统原银行工作的时期，应昌期不时拜访位于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阅读、浏览日本围棋书刊。作为内山完造、内山美喜子夫妻在上海开办的日文书店，内山书店以与鲁迅的交谊在中国闻名。三十年代，鲁迅出入内山书店数百次，不知道应昌期与鲁迅是否有过一面之缘？

　　鲁迅先生于1936年辞别人世，应昌期在上海这一段长达四年有余的“学工”生涯，也要走入尾声。促使应昌期改变生活状态的原因，是他结婚了。

文如玉

(三)：抗日时期不得不放下棋子
应昌期夫妇在灵桥前合影留念

　　1936-1946

　　1934年，慈城中城小学来了一位体育教员。因是校长从上海招聘而来，又是位年轻女性，在慈城地方颇有一些轰动。但恐怕不能被应星耀料想到的是，这位应聘的姑娘，竟然在两年之后成了自己的大儿媳。

　　她叫唐平尘，生于1915年3月15日，上海人。1934年10月与回家探亲的应昌期第一次见面，渐渐情愫暗生。又因为两人工作地与家乡巧妙的彼此重合，无论哪一位返家休假都能甜蜜地见面，直至1936年12月订婚。

　　自由恋爱，终成眷属，原本是和睦幸福的爱情故事，但应昌期的自强心在订婚后发作了。原因无他，竟是经济地位——身为银行普通职员，应昌期的月工资只有15银元，而唐平尘的教师月薪是35银元，在那个时代，不仅天殊地别，简直要“女尊男卑”了。

　　恰在此时，应昌期在报纸上读到了福建省银行的高级行员招聘告示，待遇自然优厚，条件却有三款：银行工作三年以上、两位资深行员推荐书、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对于应昌期而言，学历难题第一次摆到了他的面前。但应昌期的“破题”方式令人称奇，他在拜托统原银行待自己甚好的鲍英甫写推荐信，送给担任主考官的鲍英甫同学的同时，向招聘单位郑重提出：“我虽没有文凭，但通过自学有同等‘学力’。”破格取得应聘资格后，应昌期在百余人的笔试中脱颖而出，证明了他在金融方面的天赋。毕竟这一天赋，深受“对银行业务悟性特高，尤其对会计实务，可谓闻一知十，无所不谙。日常工作，辄游刃有余”之类的盛赞。

　　于是1937年夏秋之际，应昌期拜别统原银行，赶往福州任职。书法老师赵叔儒赠他一幅字“升高必自下，谨始惟其终”，这幅字陪伴了他一生。在福建省银行就职期间，应昌期得到了后来成为国民党要员的严家淦的赏识，工资水涨船高至150元。1938年初，唐平尘遂辞去教职，乘船与丈夫团聚，正式举行婚礼，从此操持家业六十年。1997年应昌期病逝后，唐平尘搬回宁波居住，至今已逾百龄，身体仍然康健。

　　但罪恶的战火已使年轻的二人世界不得安宁了。1938年，日军开始进犯福建，受此侵扰，福建省银行从福州逐次迁往南平、永安、长汀，应昌期一家自然随之迁徙。途中敌机轰炸、交通不便、土匪出没、饥寒交煎，种种艰难境况自可想见。直至福建也难以保全，应昌期先后被省行派往江西赣州、湖南衡阳、重庆等地成立分行，以度时艰。途中，长女应法诺1939年生于福建永安，长子应明皓1943年生于江西赣州，小女应柔尔1944年生于湖南衡阳。由于身负一行之责，流徙途中，应家常常要母子先行，应昌期再带着载满钱钞账册的车队上路。多少提心吊胆的心酸辛苦，都凝结在了横跨南中国的一条迁移路线图之中。

　　1944年底，应家五口安然无恙地抵达大后方重庆。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已属苍天保佑。转年，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此时应昌期辞父别母已有八年之久，宁波沦陷后，应星耀在上海教书维生。日本投降，应星耀立即返乡，组织中城小学的复建工作。思家心切的应昌期为家人买了沿江而下的船票，“便下襄阳向洛阳”。由于工作的关系，应昌期乘飞机至上海与妻子会合后，1946年应氏全家在宁波欢度了一个美满的春节。

　　自1937年离开上海起的十余年间，应昌期受战局变动颠沛流离，人生履历既厚且重。之所以后来不常提起，“最主要的是他这个人不会叫苦”。但这段时间他的围棋履历，的确因为艰辛的生活而是一片空白。

文如玉

应昌期的围棋人生(四)：发现林海峰 感慨英雄少年

应昌期资料图

　　1946-1963

　　1946年初，应昌期被国民政府征调，赴沈阳接收沈阳银行。打点行装到达上海时，与在福建银行的上司严家淦不期而遇。严家淦年长应昌期十二岁，因为器重应昌期的才华而对他青眼有加。此时严家淦正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职，为筹划接收、改组台湾银行物色人才。偶遇这位昔日手下的得力干将，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在严家淦的安排下，应昌期放弃北上，东渡台湾海峡转而接收台湾银行。

　　这是改变了应昌期此后五十年命运的一个决定。

　　1946年1月，应昌期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四个月后举家来投，父母则是在1949年抵达台湾。在主管全台银行业务的台湾银行，应昌期从总行业务经理做起，最多时一人身兼副总经理、代总经理、国外部经理、营业部经理、业务部经理五职。全家住进台北重庆南路的台银高级宿舍，邻居就是严家淦。

　　在台银任职期间，应昌期的重要功绩经后人总结，有如下三项：一是主持发行银行高管签字的定额本票以代替现金，缓解币制改革期间的经济动荡；二是倡议举办政策性及功能性贷款，扶助原棉、轮船行业，促进台湾纺织、航运业的发展；三是将汉字用英文字母拼音化，设计出一套“SYDX电报明码字汇”，大幅提高银行汇款速度。由于在银行业名气益大，应昌期甚至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担任台大特约教授讲授银行实务课程，选课人数爆满。只是应昌期认为“会计有什么好教，就是借方贷方轧平就好”，觉得“误人子弟”，三年后遂作罢。

　　随着生活逐渐安定，应昌期对围棋的热情重燃起来。1951年，应昌期加入“中央日报围棋赛”赛事评判委员会，这一由新闻单位创办的比赛向全台湾围棋爱好者开放，有超过二百人参赛，时年仅九岁的林海峰作为全场最小者而备受瞩目。看着眼前这个祖籍宁波的小棋童，三十四岁的应昌期是否想起了当年树下看围棋的自己？棋瘾难耐的他主动下场和林海峰对弈一局，深受“自古英雄出少年”之震撼。

　　1952年，在酷爱围棋的空军司令周至柔主导下，因1937年日军侵华而解散的“中国围棋社”于台北复会，更名“中国围棋会”，发行《围棋》月刊。周至柔任会长的“中国围棋会”由教育名人陈雪屏、商界巨头林伯寿任副会长，“小诸葛”白崇禧任监察人，应昌期任负责具体事务的总干事，复会第一件大事就是邀请在日本升降十番棋中连战连捷的“昭和棋圣”吴清源访台。其时吴清源的母亲张舒文等家人都已在台湾定居，长兄吴涤生还当选“中国围棋会”理事，与浙江高手周传谔展开十番棋大战。吴清源婉拒了“中国围棋会”为他颁发的“棋圣”称号，只接受古已有之的“大国手”。按照安排，吴清源在台北中山堂与林海峰进行了一盘让六子棋，成为师徒缘分的起点。

　　应昌期在台湾银行供职长达十八年，从未满而立的青年，到年近五旬的中年，可谓投入了最好的岁月。银行事务纷繁如巨，围棋乐趣偶尔得顾，天长日久，是否会有一丝倦怠？1963年，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军人黄杰调应昌期任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总经理，应昌期坚不从命，于是改任台湾银行顾问。说客给他建议，如果加入国民党，则可高就台湾银行总经理。觉得自己陷入政治漩涡的应昌期深感不快，萌生去意。他问夫人：“我如果不在台湾银行工作，可以吗？我们家有饭吃吗？”唐夫人答：“可以的。”

　　辞职当天晚上，应昌期给自己写了十个字：“一怒定天下，千秋争是非。”这是徐悲鸿题写过的联语，也是应昌期离开台湾银行的心情。

文如玉

(五)：事业腾飞 办台湾三大棋战

　　五、企业家的腰板

　　1963-1974

　　走出台湾银行的大门，应家反而门庭若市起来。应昌期在银行界打拼沉浮三十年，人脉故旧无可计数。做生意免不了与银行打交道，聘请应昌期无疑是发展企业的一记“妙手”。故此，从1963年起，应昌期在多家企业挂职，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从“银行家应昌期”到“企业家应昌期”，利华羊毛、国泰化工、国际票券厥为不可不提的三大公司。在吴尊贤、张心洽等台湾工商界人士的厚意下，应昌期1964年组建利华羊毛工业公司，进军纺织业。1968年以联营为方式，合并中华毛纺、台湾毛绒、中本纺织三大工厂，成立益华纺织工业公司。经过与日本、澳洲羊毛供货商长期的谈判、交道，1973年勇于向海外开拓，在澳大利亚成立利华澳洲公司，自行采购原毛。1976年又以益华为品牌涉足色拉油行业，创办益华油厂。1979年，利华羊毛股票在台北上市。这几个与“衣”、“食”紧密相关的公司，恰逢行业发展的滚滚浪潮，支撑养活了从台银离职的应昌期一家。

　　1963年，应昌期接办以连二亚硫酸钠（俗称保险粉）为主要产品的国泰化工厂股份有限公司。经海内外考察、组建管理团队、购买国外技术、申请优惠政策等全方位介入，国泰化工产品质量日益优良，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令应昌期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与其他轻工业公司一样只领取正常薪水的国泰化工，股票于1990年在台北上市，股值大涨，为他晚年扶助乡里、支援围棋的巨额投入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随着台湾金融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企业融资的需要，应昌期担任董事长的国际票券公司于1965年成立。国际票券在性质上属于官营，并非民间所有，应昌期最终于1991年辞去董事长之职。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国际票券的股权红利令人艳羡，应昌期所持有的股票、债券，成了他投给围棋最重要的一桶黄金。

　　应昌期的商海纵横，遍及社会消费品、大宗商品、现代科技产品、虚拟经济、海外投资，需要拥有对价格、产量、市场预期等极敏锐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方能掌舵数十年而不倒。缜密运筹的同时，应昌期大胆果决的作风在他的蓝图上又一览无余。谨小慎微的企业家，是难以迈出如此多条前进路线的。

　　但应昌期自己说：“我一生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办实业，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办围棋。”

　　在开拓个人事业的六十年代，应昌期的围棋履历仍旧着墨不多。仅有的一笔是1965年起，他出资与“中央日报”、“中国围棋会”共同创办青少年围棋赛，长达十一年。王立诚、王铭琬这享誉日本棋坛的“殿上垂裳有二王”，就是在这一比赛中被发现。

　　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名下公司陆续步入正轨，经济实力已非往年可比的应昌期“又引起提倡围棋兴趣的高潮”。其间，发生了一件“双龙决裂”的大事。1972年，因对“中国围棋会”副总干事的人选产生分歧，应昌期与周至柔在会上公开失和。应昌期一连对周至柔说了三遍“你有什么了不起”，周至柔以会长身份革免应昌期总干事之职，随后主动请辞，引发脆弱的台湾围棋界大地震。

　　周至柔挂冠而去后，应昌期依然肩负起维持“中国围棋会”的责任。“中国围棋会”成立后再未开过会员大会，也极少有会员二次缴纳会费。1972年，应昌期向工商界发起募捐，获得三百余万元，将“中国围棋会”改为财团法人，购买仁爱大厦F座二楼作为会址，供棋手所用。1974年起，应昌期与《新生报》谈妥合办“名人赛”，此后与《民生报》合办的“棋王赛”、与《自立晚报》合办的“国手赛”于1978年、1980年相继诞生，台湾“三大新闻棋赛”就此成型。1975年，“中国围棋会”又与《新生报》合作，举办“大专杯围棋赛”，并推动与日、韩的高中、大学生围棋交流。1979年，“中国围棋会”创设台湾职业围棋制度，周咸亨、陈永安、陈秋龙成为首批职业棋手，并于1982年推出复古的品位制，一品最高，九品最低，与职业段位制相反。

　　由于缺乏日本新闻棋战长期运行的社会土壤，台湾新闻棋赛的诞生多为应昌期的一人之力，以其与报业领袖的私人关系所促成，不乏“你们这么大个报纸，也不办个新闻棋赛推广围棋”之类的鼓动，而今也都消失在茫茫历史之中。除了出钱办赛，运营场地、编印杂志……作为“中国围棋会”金主的应昌期不仅所费者巨，后来又出现了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做我应昌期想做的围棋”这一念头，渐渐地开始萌发了。

文如玉

(六)：为吴清源不平 誓改棋规


应昌期与吴清源

　　六、接过故人的火把

　　1974-1983（一）

　　1974年初，应昌期出资发行的《围棋》杂志撰稿人，也是应昌期在台湾银行时的下属沙济琯多次拜访应宅，与应昌期谈起改革围棋规则的夙愿。沙济琯对围棋可谓痴迷，除了撰写围棋评论，1960年至1971年在《围棋》杂志上连续发表六篇文章评论数子、数目规则，指出日本规则不合理之处，强烈呼吁废除“数子法收后需还半子”的条款，提议“数子为体，比目为用”，但响应者寥寥。那时的应昌期“离开台银，忙于生活”，“疏远围棋好几年”。随着生活重心的转向，沙济琯的见解越来越被应昌期重视。但就在打算深入研讨的时候，噩耗传来：1974年3月17日，沙济琯外出散步时遭遇车祸，意外身亡。

　　沙济琯的罹难对应昌期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昔日秉烛夜谈的棋友一夜之间成为故人，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故人已没，让其“虽死犹生”的最好方法，就是继承他的心愿。应昌期自己说：“经过这次意外的波折，更促成我下最大的决心，必须完成沙君的遗志。”于是，应昌期要来沙济琯研究规则的所有文件，堆在案头当作了自己的使命。

　　应昌期对围棋规则并非没有认知，1948年与1959年，吴清源在日本升降十番棋与对本因坊三番棋中两次出现规则争议，都与终局时是否需要补棋有关。第一盘对岩本薰，由于无关胜负，出现了吴清源“一目或两目胜”的棋史奇谈。第二盘对高川格，因为输赢只在一目之间，吴清源原本半目胜的棋被判为半目败。虽然日本围棋规则受此影响而出台，但应昌期对这两局胜负判决耿耿于怀，认为是吴清源“被日本人欺负”的明证。为了替中国人扬眉吐气，制订一部“绝无争议”、“绝无判例”的规则，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应昌期的理想。

　　同样促使应昌期“改革规则”的，还有他少年时代在上海棋社的见闻。规则不仅要判决盘内胜负，更要规范、约束棋手对局时的行为习惯。“艺、品、理、规”四个字，是为“应氏规则”的总纲领。规则开篇便说：“棋艺乃熟能生巧之功夫，棋品乃人品哲理之化境，因人而异。一代围棋宗师除超高之棋艺外，兼是非常人所能及之无上棋品，才能有此成就。”细致到对局衣着与坐姿、落子手势、棋子只能放在盘上和盒中等都有明确规定。“艺、品、理、规”再加上“礼、器”二项，构成了应昌期心中的“棋道”。“棋品”的重要位置，没有任何一部围棋规则置于如此靠前。

　　敢想敢做，行动力超强的应昌期立即动手。沙济琯逝世仅十天，3月27日应昌期便以“中国围棋会”常务理事会为名义组建“围棋规则研究修改委员会”，四天后举行第一次会议，两个月后召开第二次会议。6月，应昌期发表《围棋规则必须改革》，此后类似的署名文章络绎不绝。年近六旬的应昌期，将他晚年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投入程度令观者为之惊讶：“哪有一位大老板，办公桌上摆的全都是围棋规则文件！”

文如玉

(七)：专程到日本棋院商讨规则

　　七、千字真言

　　1974-1983（二）

　　1974年，经“中国围棋会”常务董事会通过，以应昌期提出的“以子量地”为基础的新规则开始实施，其中“子空皆地”、“填满数子”、“双活计目”、“黑贴六点”均为应氏首创或提倡。“禁止同型反复”与沈君山提出的“取消禁止自杀”等后来纳入应氏规则的方案，当时也开始讨论。

　　1975年，赴日出差的应昌期专程到日本棋院，与吴清源、三堀将、富田忠夫、林海峰等日本棋界重要人士商讨规则。吴清源提出一点：“如果某一手可以弃权，那么双方连续弃权怎么办？”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令应昌期警醒起规则的严谨性，从此更加字斟句酌，反复思量可能涵盖的所有情况。以1974年10月10日推出的为第一版，1977年7月7日第三版定名为“计点制围棋规则”，应氏规则在七八十年代几乎每年更新一版，每一处细微语句的调整都饱含着应昌期广泛吸纳棋友、读者建议，对围棋满腔的敬畏和热忱。

　　1976年，日本围棋记者胜本哲洲向应昌期致电，不久后即飞赴台北，此前素不相识的二人就规则问题长谈十二个小时。按照日本棋界的师承，胜本是工藤纪夫的入门老师，辈分极高，又难得拥有世界视野，对应氏规则颇多赞同，是应昌期少有的日本支持者。数次深谈之后，深谙日本棋界如何固守传统的胜本哲洲告知应昌期，想令日本棋手接受新规则断无可能，唯有抢先一步使应氏规则成为世界规则，才是推广出去的最好办法。而使之成真的捷径，就是创办高奖金的世界比赛，吸引最强者来体验、争冠。这一构想以应昌期当时的财力而言，尚且属于天方夜谭，但深埋在了应昌期的心间。

　　大约从1978年起，应昌期通过观察日本职业比赛的胜负情况，意识到黑贴六点（即五目半，计点制规则由于允许收后，可以贴整数目但必须为双数）时黑棋胜率较高。此后应昌期安排手下广泛搜集日、韩棋谱，在注意特殊棋型的同时分别按照黑贴六点、八点统计结果，以万余局的统计样本得出了黑贴八点较为公平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当时无疑是轰动性的，也成为应氏规则最引人注目、引发议论的一点。

　　第一版计点制规则提出了“气尽提取、全同禁着、子空皆地、填满计点”的“十六字纲领”，此后日益发展，直至形成“手分虚实、除穷任择、气定死活、提取证明、变穷打劫、劫分争搅、子空皆地、填满计点”的“三十二字提要”。“十六字”中，因规则译成中、英、日三种文字出版，得到世界关注，“全同禁着”接受美国麻省围棋会会长威利姆·曼纽建议，1982年改为“变穷禁着”，随着研究的加深，1984年更名“变穷劫禁”，1991年细化为“变穷打劫，劫分争搅”，这一条是专为限制围棋中极其罕见又极为复杂的三劫循环、四劫循环、长生等“无胜负判例”所设，也是应昌期最费心思的一款规则。为在理论层面解决“禁止全局同型再现”，应昌期师法古人，提出了“热子”一词，即劫争中反复提取之子，带有下棋人手指余热，因为“烫”而必须找劫后才能提起，并引申出“单热子”、“双热子”、“孪热子”。再根据死活是否确定，提劫之子是否为热子，将劫争区分为“争劫”和“搅劫”，“争劫”可继续进行，“搅劫”则不被允许，这是应氏围棋规则最为深奥的创造。

　　围棋规则是应昌期后半生的心血所系，也是他理想主义的寄托。除了文义接近文言，尽力保证规则叙述的雅驯，在字数上也竭力控制在一千个字的数目。为此，应昌期或亲自，或请人一遍遍清点字数，计算每个字用了多少次，为此画的“正”字不计其数。应氏规则从1974年第一版至今天通用的1996年最后一版，应昌期殚精竭虑凡二十二年，常常几天几夜茶饭不思。专门录入应氏规则的打字员也为之感慨：“董事长，我替您打第一稿时刚结婚，现在儿子都比我高了。”

文如玉

(八)：办事业容易 围棋规则太难

应昌期资料图（右三）

　　八、萝卜与雪茄

　　1974-1983（三）

　　为保证计点制规则既属于数子规则的范畴，又具备数目规则“不破坏棋形”的优雅，应昌期发明出“填满计点”的数棋方法，即将棋盒中的所有棋子填回各自空中，根据空缺的点数或多余的棋子来判定胜负。

　　这本是两全其美的方案，但带来了操作上的不便——很难有棋手能够保证己方棋子永远是180颗不变。虽然应昌期对此大有意见，1974年便说：“我试问他们打桥牌、下象棋可以少一张牌，可以少一只棋子吗？”但人生百态，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应昌期那样克己方正。为了使更多人接受计点制规则，应昌期决心亲手研发一种不多不少，正好可以装180颗子的量斗棋罐，以供棋手采用。

　　自古以来，围棋罐都以“装载”为唯一功用，但应昌期想要的棋罐，破天荒地兼具“计量”功能，又要便于使用者拿取棋子。这要求棋罐本身有机械旋转的能力，又保证每个孔洞大小一致，才能使棋子顺利出入。一开始，应昌期只是将设计思路告知刻模人员，但由于棋罐是小件，又过于精巧，屡试不成。决定自己动手的应昌期要下属为他买来萝卜，亲自举刀尝试，但因萝卜深挖下去出水不止而作罢。看到雪茄盒大小与想象中的棋罐近似，很少抽雪茄的应昌期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抽完一盒，拿来比对分析……从没有一位企业家，也没有一位围棋爱好者能够千方百计去尝试，亲力亲为到这般地步。前前后后，打造钢模三十五副，耗费钢材七吨以上，仅前期设计就支出数十万美元之巨。这才有了今天看到的六角式量斗棋罐，是为围棋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大发明。

　　规范棋罐之后，棋子、棋桌的改革自然纳入了应昌期的日程。他既不认同日式贝壳棋子，又对中式单面鼓的棋子不甚满意，亲自研究出内部包铅的塑胶棋子，认为“兼有二者之长”。出自应昌期之手的应氏棋桌更是以中式审美，棋盘、棋罐、茶几巧妙结合，可折叠等优势，广受使用者好评。最早制造的六张棋桌因占地面积大无处摆放，只好全部放进应家的会客室，从此成为棋室，以应昌期自己设计的窗户得名“五窗填满斋”。一时之间，陈立夫、王昭明、赵谅公等台湾政商界大员皆成棋座之宾。

　　由于对读秒制不甚满意，应昌期提出对局基本时间用罄后“以点数换时间”，2点换取基本用时六分之一的“延时罚点”制。同时为使比赛计时更加完善，应昌期发明应氏棋钟，双方按键有黑白两色之不同，能够多语言、多方式计时，还设有看对手时间的按钮。因为专业性过强，增加了很多沟通成本，为了制作棋钟应昌期一连开除过两个员工。时至今日，应氏棋钟仍然频繁出现在世界围棋赛场上，显示出长久的生命力。

　　应昌期为围棋规则，以及规则衍生出的棋具制作付出的心力，非外人所能想象。有时半夜想起某个主意，又怕打扰夫人休息，偷偷走进客厅点亮一盏孤灯，记录、操作……连他本人都生出“在自己家里做贼”的感慨。而应昌期在这方面受到的诘难，又远远超出他的预计。考虑到避税等因素，应昌期使用自己捐给“中国围棋会”的钱制作棋具，并在事后双倍再捐。但由于缺乏交流沟通，被指责为“公器私用”，收到很多不满情绪，为后来的关系破裂埋下了伏笔。至于围棋规则，更因“难以理解”而成众矢之的。与应昌期关系最近的棋手林海峰都劝他：“应伯伯，规则还是简单一点的好。”吴清源则在宴席上举起极难入口的青蟹钳，笑着圆场：“‘劫分争搅’比吃蟹简单。”吴、林师徒尚且如此，其他棋手的态度大概都可想见。

　　所以晚年的应昌期有一句口头禅：“我要改名字，改叫‘讨苦吃’。”并解释说：“赚钱、办事业太容易了，跟围棋规则不能比。只要把生产数字看好就可以赚钱，围棋规则我不仅赔钱，还几天几夜都睡不好，实在太难了。”

文如玉

(九)：倾尽所有奠基金会百年大计


应昌期资料图

　　九、百年大计

　　1983-1987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长期经营有道，应昌期资产日益丰厚。据应昌期秘书姚祥义回忆：“当他有钱的时候，并没有想把钱给谁或者自己去干什么。他就告诉我，现在围棋有救了。”

　　经过在台湾发展围棋三十年的实践，应昌期认识到单纯输血绝非长久之计，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的故事已屡见不鲜。能否通过成立某种机构，既使资产得到升值，又可以几代人地运行下去，应昌期的世界视野在此时发挥了作用。据应昌期之子应明皓披露，父亲乃是了解到瑞典的诺贝尔基金会与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功经验，从而想到以基金会的方式哺育围棋。

　　基金会可以专款专用，通过专业的财务制度保证资金用于围棋，又能持久，这是三十年后世人都认识到的道理。但万事开头难，虽然有了设想，但本金从何而来？应昌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连续几天烟雾缭绕，缄默无言，终于开门走出来的他交给秘书一张单子，上面写着他的股票、债券、现金，合计一亿台币。应昌期说：“我的钱都在这里了，没有用公司的一毛钱。”

　　扛住台湾当局压力的应昌期在“教育部”登记成功，完全依赖个人资产的“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于1983年8月26日成立，沈君山任董事长。“台湾联圣”张佛千赠予一幅嵌字联：“昌兮所好，技乃进道；期之必胜，化而通神。”基金会成立仪式上，年近八旬的严家淦亲临祝贺，致辞第一句就是：“应昌期先生的成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应昌期在仪式上激动非常，提出基金会将在各学校进行围棋教育，发掘天才儿童，培养优秀少年棋手，强化并发展新闻棋赛、电视快棋，加强国际围棋交流，推行计点制规则及合乎基金会宗旨的各项事业。

　　基金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将“围棋”与“教育”并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创举，也是应昌期早年在上海棋社所见所闻产生的夙愿。他认为围棋是至善之物，“天下没有像围棋这样好的东西”，是“自由、平等、民主的公平竞赛”。他希望围棋走出茶馆，改善对弈环境，成为教育门类，提升境界，普及到各阶层。基金会诞生之后，应昌期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围棋”了。

　　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比赛”、“教育”、“发现天才”、“世界普及”四位一体的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由于缺乏举办世界性赛事的经验，下属面露难色，应昌期显示出创办企业、钻研规则的个性：“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不可以，就看有没有用心。只要金头发、蓝眼睛，就是世界比赛。”由是，1984年起，世界青少年赛年复一年在世界各地接力开花，李昌镐、常昊、罗洗河、周俊勋、古力、陈耀烨、朴廷桓、柯洁等后来的世界冠军棋手相继在比赛中亮相、成长。

　　1985年，基金会与宏碁电脑公司合作，首创“世界电脑围棋赛”及“人机对抗赛”，规定电脑如能赢职业棋手一盘，即可获得200万元新台币，奖金数额是电脑围棋赛的二十倍。次年，应昌期更发出重奖，悬赏140万美元寻找分先击败职业棋手的电脑，时限为2000年之前。当时的电脑围棋发展尚处在“专家系统阶段”，来自中山大学的陈志行教授的“手谈”代表了最高水平，仍不过业余初段。1985年，人类棋手在九路盘上让电脑八子还能取胜。电脑围棋水平数年不见进展，宏碁老板施振荣意兴阑珊，这一比赛也未能走进新世纪。2000年悬赏到期时，距离电脑在围棋上彻底战胜人脑那天还要等上十六年。只是应昌期能够看到电脑围棋的发展潜力，已经走在了棋界甚至人工智能界之前。围棋软件界普遍认为，以奖金作为激励的应氏电脑围棋赛使围棋在人工智能领域突破的难度和意义广受关注，带动了更多程序专家投身到这一开发中来，为21世纪智能围棋算法的相继突破累积起重要的土壤。

　　1985年对于围棋史而言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中国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连胜日本三位超一流棋手，象征着中国顶尖棋手已能与日本抗衡。应昌期向来以国族荣誉为重，希望中国棋手超越日本，唤回围棋身土之邦的光荣。胜本哲洲的建议时时刻刻犹在耳畔，基金会既已成立，可供大展宏图；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计点制规则已趋完善，期待得到世界一流棋手的检验；以聂卫平、林海峰为代表的两岸棋手又有足够的争冠实力，种种条件都已实现。

　　1987年，七十岁的应昌期在台北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翌年创办史上第一个世界围棋大赛，定名“应昌期杯”，邀请中国、日本、韩国、美洲、大洋洲各地棋手参赛，四年举行一届。即日起，基金会存入香港银行100万美元，一年期满时本金利息全部作为第一届的比赛经费，冠军奖金40万美元。40万美元在当时是怎样的概念？2017年，在全球体育赛事中奖金额度排在前列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个人冠军奖金高达370万美元，而在应氏杯问世的1987年，该奖金仅为25万美元。

　　因为奖金高昂，又以基金会的方式延续，应昌期一时之间被誉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但在应昌期看来，奖金只是数字，他的规则的价值要比这个数字更高，只是尽量拿出可以匹配他的规则的奖金而已。

文如玉

(十)：第一届应氏杯的遗憾


应昌期与第一届应氏杯资料图

　　十、从京城到狮城

　　1987-1989

　　1987年起，应昌期通过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沈君山、香港泛太平洋围棋会副会长孔庆隆与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韩国棋院等各地围棋组织展开接触，又派代表赴北京做前期洽谈。沈君山是著名的“台湾四大公子”之一，埋首学界而心怀天下，对于两岸的和平交流居功甚伟。孔庆隆与应昌期通过规则相识，被应昌期人格魅力感染而成为应氏规则坚定的倡导者。

　　当时两岸关系尚未解冻，与北京方面合作对应昌期而言不乏风险，基金会甚至做好了被查账的准备。将比赛经费转由香港接手，也是出于这样的顾虑。由于社会制度、立场、观念等方面的不同，接触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日本棋手对“黑贴八点”颇多抵制，台湾当局更不准许大陆棋手赴台比赛，应昌期所设想的预赛（十六强赛）单局淘汰、初赛（八强赛）三局两胜、复赛（半决赛）五局三胜、决赛七局四胜并巡回欧亚各地也难以实现。应昌期的强势作风再次展露出来，曾私下慨言：“即使坐牢也要到北京办。”一向支持丈夫事业的唐夫人也表示：“要么台北，要么北京，其他地方办都没意思。自己花钱买炮仗，哪能让别人放！”为避免政治干扰，应昌期决定参赛棋手代表所在城市而非国家或地区。同时邀请一代宗师吴清源担任应氏杯终身裁判长，“总算镇得住那些日本一流高手”。

应昌期与李梦华

　　在中国国家体委、国台办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首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不仅顺利在北京启幕，开幕式甚至走进了人民大会堂。1988年8月16日，应昌期携夫人飞抵北京，四十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设宴招待，书画家黄苗子赠他一幅“心诚则灵，得道多助”。时逢北京秋来早，应氏夫妇畅游八达岭长城，对首次欣赏到的北方美景赞不绝口。

　　虽然“第一个世界围棋大赛”的名头被4月推出的富士通杯抢先，但应氏杯的光环依然无与伦比。抽签方式也是应昌期的创意，如果按照棋手所属围棋组织划分，十六强中日本10席（麦克雷蒙隶属日本棋院）、中国4席、韩国1席、澳大利亚1席，应昌期却别出心裁地按照“华语系”与“非华语系”分区，这样日本棋院的林海峰、王立诚、王铭琬，代表澳洲的吴淞笙都加入华人一边，成了八盘“中外对抗”。两轮过后，不仅应昌期最看重的两位中国棋手一并打入四强，还发生了赵治勋超时负于聂卫平泪洒赛场（第一届应氏杯仍采用读秒制，第二届起延时罚点），年过六旬的藤泽秀行连胜马晓春、加藤正夫两位后辈的传奇故事，更令应氏杯光彩熠熠。

　　应氏规则第一次在世界级的大赛中实践，前两轮全部十二局棋中黑胜七盘，超过一半，令应昌期对“黑贴八点”的科学性更加深信不疑。第二轮中，曹薰铉胜小林光一、藤泽秀行胜加藤正夫两局出现了双活后终局计点，根据应氏棋规“公空细分”原则，分属双方的目数按照临近子数分配的“1又5/6点”、“6又3/5点”计算结果。因为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使应昌期决定在后来的规则版本中将这一计算方法剔除。

　　11月原本预定于台北进行的复赛，因聂卫平的共产党员身份仍未能成行。考虑到曹薰铉连胜王铭琬、小林光一打入四强，是韩国围棋界破天荒的奇迹，应昌期决定北上围棋普及率据说高达四分之一的汉城（今称首尔）。这令主场作战的曹薰铉士气大振，三番胜负零封林海峰。观战室里，七十四岁的吴清源与八十六岁的藤田梧郎（林海峰赴日早期的老师）默对棋盘，直至夜幕低垂。另一边，正如日中天的聂卫平以两个1点击败秀行老人，第一届应氏杯终于成为影响后来十余年两国棋运走势的中韩大对决。

第一届应氏杯最终应昌期将奖杯颁给曹薰铉

　　决赛五番胜负1989年4月底5月初先于杭州、宁波进行三局。在杭州，曹薰铉夫人郑美和亲上灵隐寺叩长头祈祷，仍然抵不过宁波火车站迎接聂卫平人山人海的浪潮。首局败北的聂卫平连胜两局，冠军唾手可得，但后两局9月移师新加坡，孤身赴会的聂卫平从香港经停曼谷，因下错飞机而匆忙跑回，满身汗水与机舱中的冷气相遇，酿成了重感冒的结局。第四局官子失误，1点憾负，第五局中盘脆败。死里逃生的曹薰铉登上了命运的峰顶。

　　带着巨额支票回国的曹薰铉刚下飞机就受到了民族英雄式的欢迎，戴着花环登上敞篷车，迎接韩国民众从机场绵延至市内的长队欢呼，成为韩国围棋崛起的标志。应昌期则带着满怀遗憾回到台北，他渴望聂卫平赢的心情，甚至到了在宁波不允许曹薰铉盘腿下棋的地步。但狮城一役过后，聂曹二人与应氏杯也都缘尽了。曹薰铉此后又参加了三届应氏杯，一共只赢了两盘棋。聂卫平更因为阴差阳错的变故，从此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