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遥想沙场之二十二军》

老八路

第七章 干戈再起

    这一仗不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一仗也不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仗很难确切的说某时某刻打响，这一仗却是确切的在几点几分结束。可以说，这一仗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华东战场的前奏，也可以说，这一仗是八年抗战落幕后的余响……

    此战如果按战史的说法，称其为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如果从作战性质上看，也有称其为津浦线阻击战的。这场战事比起解放战争中的大野战是“小巫”，但比起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又是“大巫”。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历时3个月，远远超过也是在这块土地上开打的淮海大战，但从规模上、从对抗的烈度上看，这样的仗，以后多了去了。但此役的重要性也是勿庸置疑的。这一仗直接导因还是因为东北，进军东北，关乎整个战争的走向，“先机”被谁所占，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入关大军，从山海关战起，一退再退，退到北满，共产党还是能“三下江南”，扭转战局。这就是“先机”的重要。换句话说，你想退，也得有个可退之地。

    从战略布局上说，毛泽东是高手，但蒋介石看的也很分明。东北重要，他能不知道吗？和谈是排兵布阵的最好时机。是时，国民党在云、贵、湘、黔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水路、陆路同时展开。入鲁后步步推进，至10月中旬，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占领了济南；九十七军已抵临城附近；而吴化文部被国民党收编后尤为积极，其主力第一军分别占领滕县、兖州、枣庄等地。国民党的企图非常明显，打通津浦路，一箭双雕，既大大加速了向华北、东北的调兵，又可将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华北解放区割裂。

    有一个的小品，台词挺逗，“做梦得大奖了，谁信啊！”胜利了，和平了，不打仗了，谁信啊！**不信，蒋介石也不信。

    前面说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周围有几个日伪据点，前些天八师三下五除二拿下峄城。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的首战就是邹县。邹县是孟子故里，孟子号称亚圣人，为何要惊动孟夫子呢？这是因为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正在滕县集结，而吴化文的一个团更是腿快，已经进了邹县城。邹县是津浦路上的一个重要关口，这火车一叫，陈大庆几万人立马就进了济南府，战役第一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

    第三野战军战史中是这样记述的：“18日，战役发起。第八师首先向邹县之敌进攻击，经两日激战，于19日攻克邹县。”八师在拿下峄县后又打一个县城，但这一战从性质上看，是完全不同的。峄县打的是伪军，可以说是“摘桃子”，摘一颗是一颗。这时“大鬼子”都自身难保了，还顾得上“二鬼子”。打邹县，是整个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带有战略指向。

    就县城而言，邹县还没有峄县大。据亲历者回忆，邹县敌军建制比较杂乱，有日军、有伪军、有**，还有两股土匪。而鬼子还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常在银幕上看到“皇军”，还有部分是铁道警备队，可能就是日本的警察部队。这两支日军的军装都不相同，这我也是头回听说。这一仗主要对手是吴化文所部和不到200人的日本兵。按何以祥的说法，除了这两部分，其余敌人的武器装备太差，连“土八路”都瞧不上眼，可见是“纯”乌合之众了。

    济南战役吴化文起义后曾对部下说，“我们现在是从良了”。抗战胜利后，吴化文从伪军变为**，不知道他怎么说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共产党想拿我，是要掂量掂量的。峄县这一仗，捉了县长，还捉了团长。但吴化文的这个团长被击毙，用中性的词来说，就是阵亡，可见作战的激烈程度是有所提升的。

    攻打邹县的战斗，一说是清晨打响，一说是晚上打响。从八师作战特点上看，其实也不仅仅是八师，可以说当时人民解放军作战都喜欢夜晚，向来都说夜战是我军的法宝。攻打邹县主攻还是二十二团，其实也谈不上主攻助攻了，基本上由二十二团包了。至于为什么不说是“全包”，是因为师特务营还加强给二十二团两个连；另外二十四团也有一个营用来包围东站的日本警备队。说是包围，其实就是监视，一个营要吃掉警备队还是有难度的，要等二十二团打完城里的，再腾出手来。八师将大部分兵力用作破路或者阻击援敌上，拿下邹县，八师首长想来是十拿九稳的事。

    二十二团的突破口放在东门，打得还是很顺手，几声爆炸声，城门就打开了口子。据何以祥的回忆，只用二十几分钟，二十二团就突了进去。巷战一直战至第二天下午，吴化文部终究是伪军“出身”，好死不如赖活，最后西关的一个营举白旗了事。三下五除二，秋风扫落叶。还是这句话，对付日本人要费点力。

    在东门口有一座大楼，有一个鬼子中队驻守，叫米仓中队（据何以祥的记述）。米仓中队这时只有50来人，差不多是米仓小队了，想来大半官兵已为大东亚圣战而“捐躯”了。我想是不是日本军队的“纪律性”也太强了，已经什么时候了，快到11月了，日本投降都有两个来月了，你投降了八路军，还怕回不了日本老家？但鬼子确实顽固，最后解决是19日的下午，大楼里的鬼子不断向外射击，二十二团王团长亲自前来指挥。王吉文很有心计，俗话说兵不厌诈，他一面让人喊话，一面让两个战士穿上便衣，沿西北角夹道偷偷摸到大楼下，拉火迅速跑回，这时鬼子叫啊，跳啊，都来不及了。

老八路

第七章 干戈再起

    这一仗不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一仗也不是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仗很难确切的说某时某刻打响，这一仗却是确切的在几点几分结束。可以说，这一仗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华东战场的前奏，也可以说，这一仗是八年抗战落幕后的余响……

    此战如果按战史的说法，称其为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如果从作战性质上看，也有称其为津浦线阻击战的。这场战事比起解放战争中的大野战是“小巫”，但比起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又是“大巫”。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历时3个月，远远超过也是在这块土地上开打的淮海大战，但从规模上、从对抗的烈度上看，这样的仗，以后多了去了。但此役的重要性也是勿庸置疑的。这一仗直接导因还是因为东北，进军东北，关乎整个战争的走向，“先机”被谁所占，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入关大军，从山海关战起，一退再退，退到北满，共产党还是能“三下江南”，扭转战局。这就是“先机”的重要。换句话说，你想退，也得有个可退之地。

    从战略布局上说，毛泽东是高手，但蒋介石看的也很分明。东北重要，他能不知道吗？和谈是排兵布阵的最好时机。是时，国民党在云、贵、湘、黔各路大军正日夜兼程，水路、陆路同时展开。入鲁后步步推进，至10月中旬，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占领了济南；九十七军已抵临城附近；而吴化文部被国民党收编后尤为积极，其主力第一军分别占领滕县、兖州、枣庄等地。国民党的企图非常明显，打通津浦路，一箭双雕，既大大加速了向华北、东北的调兵，又可将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华北解放区割裂。

    有一个的小品，台词挺逗，“做梦得大奖了，谁信啊！”胜利了，和平了，不打仗了，谁信啊！**不信，蒋介石也不信。

    前面说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周围有几个日伪据点，前些天八师三下五除二拿下峄城。而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的首战就是邹县。邹县是孟子故里，孟子号称亚圣人，为何要惊动孟夫子呢？这是因为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正在滕县集结，而吴化文的一个团更是腿快，已经进了邹县城。邹县是津浦路上的一个重要关口，这火车一叫，陈大庆几万人立马就进了济南府，战役第一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

    第三野战军战史中是这样记述的：“18日，战役发起。第八师首先向邹县之敌进攻击，经两日激战，于19日攻克邹县。”八师在拿下峄县后又打一个县城，但这一战从性质上看，是完全不同的。峄县打的是伪军，可以说是“摘桃子”，摘一颗是一颗。这时“大鬼子”都自身难保了，还顾得上“二鬼子”。打邹县，是整个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带有战略指向。

    就县城而言，邹县还没有峄县大。据亲历者回忆，邹县敌军建制比较杂乱，有日军、有伪军、有**，还有两股土匪。而鬼子还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常在银幕上看到“皇军”，还有部分是铁道警备队，可能就是日本的警察部队。这两支日军的军装都不相同，这我也是头回听说。这一仗主要对手是吴化文所部和不到200人的日本兵。按何以祥的说法，除了这两部分，其余敌人的武器装备太差，连“土八路”都瞧不上眼，可见是“纯”乌合之众了。

    济南战役吴化文起义后曾对部下说，“我们现在是从良了”。抗战胜利后，吴化文从伪军变为**，不知道他怎么说的，但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中央政府的军队，共产党想拿我，是要掂量掂量的。峄县这一仗，捉了县长，还捉了团长。但吴化文的这个团长被击毙，用中性的词来说，就是阵亡，可见作战的激烈程度是有所提升的。

    攻打邹县的战斗，一说是清晨打响，一说是晚上打响。从八师作战特点上看，其实也不仅仅是八师，可以说当时人民解放军作战都喜欢夜晚，向来都说夜战是我军的法宝。攻打邹县主攻还是二十二团，其实也谈不上主攻助攻了，基本上由二十二团包了。至于为什么不说是“全包”，是因为师特务营还加强给二十二团两个连；另外二十四团也有一个营用来包围东站的日本警备队。说是包围，其实就是监视，一个营要吃掉警备队还是有难度的，要等二十二团打完城里的，再腾出手来。八师将大部分兵力用作破路或者阻击援敌上，拿下邹县，八师首长想来是十拿九稳的事。

    二十二团的突破口放在东门，打得还是很顺手，几声爆炸声，城门就打开了口子。据何以祥的回忆，只用二十几分钟，二十二团就突了进去。巷战一直战至第二天下午，吴化文部终究是伪军“出身”，好死不如赖活，最后西关的一个营举白旗了事。三下五除二，秋风扫落叶。还是这句话，对付日本人要费点力。

    在东门口有一座大楼，有一个鬼子中队驻守，叫米仓中队（据何以祥的记述）。米仓中队这时只有50来人，差不多是米仓小队了，想来大半官兵已为大东亚圣战而“捐躯”了。我想是不是日本军队的“纪律性”也太强了，已经什么时候了，快到11月了，日本投降都有两个来月了，你投降了八路军，还怕回不了日本老家？但鬼子确实顽固，最后解决是19日的下午，大楼里的鬼子不断向外射击，二十二团王团长亲自前来指挥。王吉文很有心计，俗话说兵不厌诈，他一面让人喊话，一面让两个战士穿上便衣，沿西北角夹道偷偷摸到大楼下，拉火迅速跑回，这时鬼子叫啊，跳啊，都来不及了。

    这两包炸药威力肯定不小，一声巨响，整个楼都塌了下来。作战科魏参谋随后也冲进倒塌的楼中，只见几个灰头土脸，头破血流的日本兵正举手投降。最后捉了9个鬼子，还有40多个都被压死在大楼里。我说这些日本兵死得真冤，肯定是那个当官的米仓不想投降，白白让一些盼能回国的日本兵送了命。

    王吉文见此大喜，连说：“好！现在是要解决警备队了，叫俘虏带一封信去。”但鬼子接到信后，并没有立刻放下武器。于是，王吉文决定“催一催”，一发炮弹过后，警备队信号楼浓烟四起，在我强大威力的震慑下，鬼子终于就范。这是一个版本。

    另一个版本说得就更有意思了。那是在19日晚上，警备队已被围三天了，魏学诚想去看个究竟。走到站台南侧的一间货房时，发现有人沿铁路过来，一面走，一面喊，魏学诚听来就是咿哩哇喇，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有一个年轻战士和来人一边对话，一边告知连队干部，这是鬼子想要投降，派来的联络人。于是，由鬼子带路，魏参谋几个干部一起前住警备队。途中，魏参谋好生奇怪地问小战士，他怎么会日语，战士回答，参军前在城里做过小贩，和日本人交道多了，就学了几句。可见也是自学成材，聪明人到处都有。

    这两个版本相差太大，我还是相信后者，但日本兵投降的事实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令何以祥高兴的是，自从这个警备队投降后，附近日本军队也颇受“感染”，多米诺骨牌似的、接二连三的开始有鬼子投降。许多过来人都提到了受降时的情景。也许对八路军来说，都到这份上了，鬼子还装什么蒜啊。比如何以祥写道：“蓄着黑胡子、戴着白手套日军中队长领队投降，恭恭敬敬将一把鲨鱼鞘指挥刀平端在手山，送到王团长面前。王团长讥讽地说：“你们的投降动作训练得很好嘛！”不知何以祥是否在现场，也许这事王吉文对他说过。

    看过《铁道游击队》连环画的人，也许还会记得在书的末尾有这样一副画，日本军官毕恭毕敬地呈上军刀，以至成了日军投降的标志。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日本军队最无奈之举。魏学诚也有对受降的记述，他是这样写的：“我受降部队已先列队在那里等候。日军中队长将队伍整理好后，依次喊口令将枪、炮摆放置在队前，将子弹、手榴弹、炮弹等放在武器边，整理好服装，向后转前进十余步再向后转，喊立正后跑步向我团首长报告，请求准予留下他的指挥刀，未被允许后他将指挥刀放下。全**作按部就班，很熟练，想是他们受过此种训练。”这是在二十三团在界河受降的情况。我想，日本军队作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无庸置疑的。

    说起受降，我把话稍拉一下，这事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我手头有一本《华东雄师》，是根据回忆录和有关资料编著的，其中写到新四军一纵入鲁后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事，不妨我再叙述一下。

    津浦沿线国共两军的交火，战火越烧越猛，此时日本军队陆续向济南集结，而国民党济南当局却不想让日本人一走了之，还想要日本人再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一辆日本军列在津浦路兖（州）泰（安）段被我阻滞，进退两难动弹不得。车上日军是洼田旅团独立警备大队第六十大队的约500名官兵。在我新四军弟兄的“软硬兼施”下终于投降缴械，据亲历者的回忆，这个大队长也“挺逗”的……

    他见蔡团长在投降书上要签字，胆怯地说：“团长阁下，据我所知，八路军部队由政治委员负主要责任，请政治委员一道签上名吧！“还真把蔡团长说愣了，政委有事恰好不在。副团长陈有生是个老红军，这时倒机灵，说：“我们蔡团长是兼政治委员的”。

    “团长阁下，我有个请求，我们担心老百姓会报复，请充许我们暂时留下刺刀！”日军大队长苦苦哀求着，他的眼眶里闪着泪光。

    ……

    军官向士兵这样说：“这个战争我们失败了。但只要我们活着回国，武器还可以再制造出来。让我们用锉刀把国花磨掉，樱花是不能受屈辱的。”

    一支曾是何等骄傲的军队，在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也是“其鸣也哀”。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自尊，胜利者要有胜利者的宽容。蔡团长答应了这个大队长的请求。如果再多说一句，团长蔡群帆建国后任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其女曾是我的同事，非常熟。更巧的是，我曾在这个团服役，说来蔡团长还是我们一七九团的老团长了。

    除界河之外，还有十里铺、下看铺等据点的鬼子也向八师缴械，前后加起来有人员360余人，按何以祥的说法，是“开创了山东日军向我军大股投降的新记录”。当然这是指1945年的10月下旬的受降情况。更让何以祥兴奋的是，“从我们八师来说，在邹县之战缴获了九二步兵炮两门，平射炮、迫击炮4门，八八式小炮17门，轻重机枪40余挺，使部队首次大量装备了日式武器”

    这一仗意义正如何以祥所说的：“攻占邹县，是津浦路阻击战的第一个胜仗，截断了蒋介石军队的北上通道，所有集结待运的数万敌人都被堵在滕县一带，扩大了我军作战的战场。”

    对于这一胜利，**也非常欣慰，对山东作战作了进一步的指示，电文中提到：“接陈毅、黎玉电，我山东第八师占领邹县，控制铁路40余里，歼灭顽伪2000余人，并准备歼灭续进之顽敌。”

    邹县是陈毅在山东打的第一仗，八师不负重托，旗开得胜。

    至10月底，新四军各路人马陆续抵鲁，11月3日8时，四旅、九旅与八师在界河伏击滕县北上之敌的战斗打响。

    我有一句话就怕你听不明白：这一仗若是大鱼小虾一网打尽，那么，1949年三野16个军就没这个军长了。

老八路

第八章 大鱼漏网

    上回最后一句话，想来看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这个故事只能放到以后再说了，我只说眼下。

    眼下从滕县出来有4000多人，最高长官就是吴化文。吴化文原是冯玉祥的旧部，以后降了日本人，抗战胜利后，被蒋某人封为第三方面军司令，虽然吴化文此时坐在高头大马上，但对马前卒的体会比谁都深，老蒋不是个东西啊！

    对陈毅来说，这是一个好战机。早就有情报获悉，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吴化文将北上兖州,决不能放过这个歼敌机会。这一仗和大反攻拔据点端炮楼不同，这是一场野战。要我说还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话，那就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联手作战。别看八路军和新四军就隔一条陇海铁路，抗战八年，都在自己的“山头“上忙活，游击战想一次斩获几千人的机会是非常之少，当年常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想打大的也没有这个条件。

    这一仗的参战部队有鲁南的八师、新四军五旅、九旅，共9个主力团再加上地方武装配合，从规模上看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野战。五旅即新四军二师五旅，这支部队以后的番号恰恰和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撞车”，即陆军第七十四师，二十五军撤编后曾划归二十四军建制。九旅即新四军四师九旅，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四师一分为二，九旅编入二师北上，是山东野战军。十一旅和十二旅以后合编成九纵，编制上属于华中野战军。九旅就是以后二十一军的六十二师，百万大裁军时撤编，但据称该师的一八四团组建为军区特种大队。四旅和九旅都在新四军的甲等旅之列，可见是有战力的部队。

    这一仗还是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亲自指挥的。按部署，八师设伏在界河西侧山坡，九旅在界河东侧，五旅设伏在滕县东北，吴部一旦进了包围圈，就把大门关上。相互不熟识的人一起干活，容易出次品。第一次伏击就没有打成，五旅动手早了，吴化文立刻把头缩回去了。对此陈毅好生脑火。“太性急了！性急并不说明你们勇敢。大部队作战一定要严格遵守战场纪律，服从指挥。”事后，陈毅批评了五旅。八师白忙了一场。

    吴化文虽然滑头，但驾不住有老蒋在他头上压。11月3日，吴化文又挪窝出门。队伍长长一串，你看过电影《地雷战》吗？鬼子出来扫荡，让二鬼子在前面“趟雷”，想必这样的差事吴化文过去也是干过的；如今，我吴化文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比你鬼子当年更绝，前面让你开道，后面还让你断尾。在北上的4000多人的队伍中，吴化文让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走在前面，**后头又跟上一个中队，前后有事都有日本人挡着。打仗没有双保险了，但必定要安全些，谁不知道日本兵厉害呢，至少吴化文是这样想的。

    吴司令自以为得计，但日本人也不是傻子，这些鬼子如今也只是想早早能赶到济南，因为是要在那里集中缴械，然后才能回国，要不是国共两党的折腾，可能早回家了。有一说是我敌工部门早就和日本人有言在先，只要日本人不开火，我军则放他一马。所以尽管鬼子走在前面，怎么肯下死力相拼呢。而设伏的我军也是心知肚明的，放过开路的日本兵，集中力量突击吴化文部。五旅首先打响，断敌退路。八师迅速出击，这时吴部完全乱了方寸，八师这一冲就俘虏了四五百人。吴化文见势不妙，也不顾得手下人马，带上十几个警卫拼死突围。这在何以祥的回忆录也有记述：“我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见他骑着一匹有四只白蹄子的马，向北飞奔而去。‘快，追上吴化文！’我向部队下令。但他的马跑得很快，未能赶上，算是便宜了他。”这一仗虽然没有逮到吴化文，但吴化文也是吓破胆，以后和“共军”作战更是小心翼翼了。

    仗打得应该算是顺手的。但这一仗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五旅的过早出击。而九旅出现的问题（一说五旅）更是沸沸扬扬，这就是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交火”事件。虽然这事多说是九旅先开的火，但这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现代战争中误击事件尚不可避免，所以还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相信许多人不一定知道，同是**的军队服装却大不相同。当时，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服装颜色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八路军的军装颜色和日伪军相近，黄色；新四军军装的颜色与国民党军颜色相近，灰色。这样九旅二十六团将八师二十二团（一说二十四团）当作伪军开了火，二十二团把二十六团当作顽军进行了还击，你狠，我比你还狠。于是一方说，抗战八年没见过这么凶的二鬼子，另一方也说，抗战八年也没见过这么能打的国民党。这事我早就听我父亲说过，他们警备九旅也在战区。据他的说法是八师把新四军挤了出去，还挤得很远。但根据现在史料来看，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何以祥说伤亡了数十人，也有人说伤亡了30余人。军服颜色不同引起误会，不要说普通官兵，就是高级将领，也不甚清楚。在津浦路战役的最后阶段，华中六纵王必成部也赶来参战。八师派人给王必成送信，王必成一看来了个穿黄衣裳的，眼睛都瞪圆了，围着送信人转了足足一圈，可见也是少见多怪。

    八师斩获颇丰，光俘虏就有1100多。第三野战军战史中是这样记载的，“以刚到达之第五、第九旅设伏界河以东，第八师于铁路以西，构成钳形阵势，夹击北犯之敌”。不过半日，4000余人悉数被歼，军长于怀安也束手就擒。界河之战开山东战场我军在运动中大量歼敌之先河。

    胜利可庆可贺，只是最大的一条“大鱼”，还是漏网了。界河伏击大胜后的第二天，罗炳辉又指挥了对南界河的拔点战斗，五旅十三团在4门山炮的支援下，全歼吴化文部一个团，加上土顽约1300余人。

    有了界河大捷垫底，陈老总情绪高昂，据八师副师长何以祥回忆：“在界河东面的城头村小树林里，陈毅军长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总结经验，准备再战……讲到激昂处，陈军长高声念道：山是老子开，树是老子栽，谁敢来摘果，叫他把枪放下来！小树林里顿时响起一阵掌声和欢乐的笑声。”

    但想摘果的还是源源不断地来了。国民党的第十九集团军继续沿着津浦路北上，很快占领临城，临城是十九集团军的前进基地。为此，我针锋相对，八师沿津浦路西南下，进逼临城，要给来犯之敌还以颜色。

    11月11日战斗打响，八师二十三团攻下临城西北的柏山。陈毅接来报后，默然良久，说了一句话，这真是一言既出，语惊四座。

老八路

第九章 安得猛士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想必《大风歌》大家都挺熟的了，汉高祖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但念念不忘“猛士”，樊哙多多益善。

    然而，鲁迅的心目中的猛士则是隐忍的、沉毅的，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那才是“真的猛士”。

    在我想来，视死如归的战士难道不是猛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决胜不是靠一把羽毛扇，冲锋陷阵还是士卒。猛士，勇猛的战士也。

    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就在当年刘邦高唱过的土地上，一场战争拉开了帷幕，这是国共两党“垓下之战”的预演。

    1945年11月中旬，滕县东香镇津浦前线指挥部会议上，陈毅心潮激荡，破天荒地提议为一位阵亡的士兵默哀6分钟，并给予祟高的赞誉――“陈金合同志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是彻头彻尾的**英雄。”

    陈金合的英雄壮举，在第三野战军战史上是有记录的，“这次战斗中，第八师第二十三团一营在攻歼柏山守敌时，第二连机枪班长陈金合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舍身炸碉堡，使攻击部队全歼敌两个连……”

    不过，战史的“这次”如果上下文连起看，指得是界河战斗。非常奇怪，严谨的史学也有这样疏漏。如果你不信，可以翻开第三野战军战史第17页第二段，谁要是有兴趣可读一遍，看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八师在界河之战后，就沿津浦线南下，八师南下是因为**在北上。国民党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已占临城，临城的西北面有一座山叫柏山，位于临城和夏镇之间，是微山湖以东的一个重要制高点，要想扼制国民党北上的步伐，首先就要拔掉这颗钉子。

    柏山有陈大庆部的一个营驻守。战斗是在深夜打响的，由八师二十三团一营一连和三连担任主攻。差不多三更时分，只剩一座炮楼没有解决。炮楼是当时的俗称，军事术语就是碉堡。据参战部队首长回忆，这个时候让二连接替一连攻击。我推测二连可能是预备队，是作生力军使用的，这时对指挥员来说，是三下五除二，结束战斗的时候了。

    战争中作为堡垒使用的碉堡有各种各样，当然在电影上最常见的是那种用砖块和石头垒起的岗楼式的炮楼。柏山的那座碉堡有些特别，虽只有三层楼高，但却有两间屋宽，踞在一个高高的底座上，显得特别厚实。当然，这样的碉堡在现代作战中是不会再出现了，不要说武备落后的军队，当下的一些动乱地区，平民百姓使用火箭弹也是家常便饭。八师兵员是雄厚的，但装备按何副师长的话来说只是中等，近万人的部队，只有一个炮兵排。这个排还是大军去东北时，一一五师炮连拨出来和一个排。真正有所作为，还是在接下来的官桥战斗后，才有了两门山炮。

    界河之战，横扫数千人马如同秋风扫落叶，眼下只有七八十残兵却能固守顽抗。一切事物的转化都是有条件的，此刻再一次印证了这个真理，困兽犹斗，是因为顽抗者看到了希望。启明星在东方升起，而临城方向传来地雷的爆炸声，枪声越来越密集，增援的敌军已和阻击部队交火，团部给营长打来电话，10分钟不能解决就撤出战斗。让二连连长陈友壁恼火的是炸药已经用完，这时二连机枪班长陈金合提着四颗手榴弹爬到炮楼的台阶下面，他是想把手榴弹塞进枪眼，可是射击孔在二层楼上，陈金合只好退了回来。正是火烧眉毛之际，团里马参谋又匆匆赶来，传达团长命令，5分钟内不能解决，立刻撤出。

    人活一口气，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当时，不仅是营长张先军，一营的战士们同样心里憋着一口气，完不成任务，对革命军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只见陈金合扛起一颗手雷又冲了上去。这种手雷是鲁南军区自己设计制造的，长有二尺，形装如航弹，但为了便于使用，又插上一根一尺长的木柄，所以又像一颗放大的手榴弹。手雷分快速和慢速两种，慢速就像手榴弹，有一个延时；快速手雷拉火就炸，使用时在拉环上接一根绳索。这种手雷威力很大，再坚固的碉堡，不炸个屋陷楼塌，也起码炸开大口子，这是当时八师常用的爆破器材。

    这颗手雷是在一个受重伤的战士身下发现的，这时正好用上。陈金合再一次爬上炮楼的基座，套上绳索后，猛一拉，不料绳索断了，只时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情形出现了，只见身影一晃，陈金合又迅速攀上炮楼底座，抱起手雷，只见一声巨响，烈焰飞腾，浓烟滚滚……

    陈金合战斗中过程，我看过几个文本，大同小异，基本是一致的。陈金合，1919年出生，山东滕县人，年少时一度出家，以后又做过铁匠。1939年3月，陈金合参加了八路军，出身贫寒的人，最能在人民军队中提高阶级觉悟，第二年陈金合就入了党，柏山战斗时，已经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当时陈金合任二连机枪班长，机枪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是连队的主要火力，也是一个技术活，连队首长都非常重视机枪的使用，打仗时经常被连队干部带在身边。作战时，连队各班排也是分工有序，各司其职，通常的情况，机枪是用来掩护爆破手的。但陈金合主动请缨，毅然前去爆破，最后不惜以血肉之躯换来战斗的胜利。

    在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有过许多舍身炸碉堡的壮举，其中影响最大，最广为传唱的当数董存瑞。但是隆化战斗发生在1948年6月，所以陈金合英雄壮举在鲁南前线影响非常巨大，被称为整个战役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鲁南各部队都掀起学习陈金合的热潮，二连机枪班被上级命名为“陈金合”班；当地政府也把柏山命名为“陈金合”山。当时陈金合被誉为我军第一个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可见苏联红军对我军的影响）。

    二十三团于11月11日攻下柏山后，八师有一个小憩，17日又接命令，全师向临城西北方向运动。当天晚上师部接来报，说二十三团副团长陈士法受伤（别瞧眼下他是个副团长，也是五五年开国少将，当时团长由政委王六生兼。），这倒让师长王麓水心头一紧，这关头千万不能折将，因为八师又有好戏在等着开唱。

老八路

第十章 烽烟滚滚

    烽烟滚滚，连战连捷；连战连捷，乘热打铁.

    对初来乍到山东的陈毅来说，八师原先也不是知根知底。但接连几仗下来，他会觉得罗荣桓所言不虚（看官，这是我的揣测了。）。可以给八师压担子，那么拔掉柏山据点后，八师又有何动作呢？

    第三野战军战史中记述：“遵照**中央的指示，津浦前线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南扩展。11月25日，向临城、韩庄之敌发起攻击。第八师首克官桥、孟家仓，歼陈大庆部暂编第二师2000余人，迫使日军300余人投降。”

    这没错，是这样的。不过官桥、孟家仓相对来说是两根“小刺”，而八师原先要拔的是一根“大刺”，所以先要回答二十三团副团长为何受得伤。

    柏山战斗后，陈毅给八师的命令是拿下国民党八十二师。八十二师在哪里？八十二师在临城。17日晚，老红军副团长陈士法亲自带队去前沿侦察，不幸被射来的乱枪击中，我想可能伤得可能不会太重，因为不久陈副团长就把“副”字给拿掉了。

    虽然这一趟侦察付了代价，但还是非常值得。作战科参谋魏学诚是这样回忆的：“综合侦察情况，临城周围地势大部开阔低平，敌工事较坚固，且修成环形铁路有装甲列车日夜巡视，不易迅速攻取。师首长向上级建议暂缓攻击。”这个决心王师长下得好。不要去做没有把握的事，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后人多是以成败论英雄，金门之战那么英勇悲壮，今天还是有人要损。

    围歼临城、韩庄之敌的战斗是有相当规模了，这是和国民党正规军的正式作战，战斗非常激烈，应该是津浦路徐（州）济（段）战役的核心部分了，以至有人也称此战为临韩战役（实际上临城最后没有拿下）。是役，八师的任务是围歼十九集团军的暂一师和暂二师，暂一师在滕县，暂二师在官桥、孟家仓，由北向南是排成一线。

    根据野战军命令，八师首先解决官桥的暂二师。师主力于24日达青泉寺、柴里、二龙岗地区。这一仗二十三团担大梁，攻歼官桥暂二师师部及一个团。官桥还有日军200余人，不能掉以轻心。二十四团也要独当一面，要拿下孟家仓，孟家仓也有敌一个团。一个团吃一个团，但团与团不一样，比如民团也是“团”，具体我说不清，反正看官自己去思考。二十二团主要是作预备队，以一部分兵力包围磨庄车站日军一个中队，迫其投降，不战屈人之兵，为兵家上上策。

    孟家仓战斗首先打响。11月25日，天降大雨，当时团长贾耀祥生病住院，这一仗是政委李荆山指挥的（这个李政委建国后主要是在空军，曾任空二军政委，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何以祥记得很清楚，李荆山不知从哪里弄了狐皮大衣，反披在身上挡雨。战士打得很英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敌人临城方向的退路被切断了。何以祥回忆道：“天亮后一看，我们一个个都是泥水满面，眉毛眼睛都分不清了。”

    打下孟家仓，八师乘热打铁，第二天就对官桥动手。官桥是火车站，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两千多敌军中有国民党军队、有日军、还有一部分伪军。王麓水师长举起望远镜，只见镇南面插着青天白日旗，镇北头飘着太阳旗。若有所思地对副师长何以祥说：“这镇不大，还挺复杂。”

    打官桥果然是有点复杂。“复杂”是因为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当二十三团顺利向敌指挥部接近的时候，八师首长接到二十三团报告：“国民党指挥部侧面的日本鬼子向我开火了！他们的机枪，小炮火力密集，和国民党军队的火力形成了交叉火力网，部队伤亡较大。”鬼子不是早就投降了吗？难道还赖着不走了？这我想不至于吧。实际上也有小鬼子的苦衷，他这时候怕也是归心似箭，但就是走不动，走不动是因为国共两军一开战，把交通给断了。你不走就多留几天，怎么还向八路开火呢？

    据何副师长回忆：“王师长听着电话，脸上充满了愤怒的表情。他斩钉截铁地对二十三团说：‘日本鬼子到底是日本鬼子，重重地还击！’”王师长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先礼后兵，同时又命令刘春修一封战书。刘主任毕竟是外交官的料，立马可待就写下最后通牒。接下来就是二十三团政治处的事了，敌工干事带着两侦察员在一处喊话，保卫股长李振华也带人前去喊话。不知是小鬼子没听清还是装不明白，一枪打来，“李振华顿时血流满面的倒了下去。”太猖狂了！只听人说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没听说冬天的蚂蚱还想蹦达。打！二十三团集中火力一顿猛泻后，八师敌工科科长又前去接着喊话：“赶快来人，津浦前线指挥官有通牒送给你们！”

    想来鬼子也支撑不住，来了一个谈判代表，对我方的严正驳斥，只是囁喏地说是应**要求才开的火。现在不是两个月前了，鬼子要再不开窍，真不回不了老家了，只好撤了出来。这部分鬼子最后在哪儿呢，魏学诚是这样说的：“得知日军都在一列火车上，已被迫来人接洽投降，我赶到车站月台，见日军正下车缴械，队伍杂乱，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晚上回到师部，27日上午二十二团报告磨庄日军一个中队已投降。此役共歼蒋军2000余人，生俘其旅长，受降日军300余人。可喜的是缴获了两门山炮，有600多发炮弹，我们从此有重武器了”

    官桥之战对八师最大收获还是得了两门山炮。当年日军装备九四式山炮，中国百姓俗称小钢炮，七五口径。据何以祥回忆，原来有个炮班，又抽调了二三十人，加上俘虏兵六七十人，几天后，八师的炮兵连就开张了。但另有一说是罗荣桓在去东北前，将山东军区也就是一一五师炮兵连拨出一个排给八师，当时连长戴文禄也留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八师的炮连确实是打完官桥以后组建的。虽然有了“大炮”，能放炮的人却一个没有，还得从日军的俘虏中找“教官”。

老八路

第十章 烽烟滚滚

    烽烟滚滚，连战连捷；连战连捷，乘热打铁.

    对初来乍到山东的陈毅来说，八师原先也不是知根知底。但接连几仗下来，他会觉得罗荣桓所言不虚（看官，这是我的揣测了。）。可以给八师压担子，那么拔掉柏山据点后，八师又有何动作呢？

    第三野战军战史中记述：“遵照**中央的指示，津浦前线野战军各部队继续向南扩展。11月25日，向临城、韩庄之敌发起攻击。第八师首克官桥、孟家仓，歼陈大庆部暂编第二师2000余人，迫使日军300余人投降。”

    这没错，是这样的。不过官桥、孟家仓相对来说是两根“小刺”，而八师原先要拔的是一根“大刺”，所以先要回答二十三团副团长为何受得伤。

    柏山战斗后，陈毅给八师的命令是拿下国民党八十二师。八十二师在哪里？八十二师在临城。17日晚，老红军副团长陈士法亲自带队去前沿侦察，不幸被射来的乱枪击中，我想可能伤得可能不会太重，因为不久陈副团长就把“副”字给拿掉了。

    虽然这一趟侦察付了代价，但还是非常值得。作战科参谋魏学诚是这样回忆的：“综合侦察情况，临城周围地势大部开阔低平，敌工事较坚固，且修成环形铁路有装甲列车日夜巡视，不易迅速攻取。师首长向上级建议暂缓攻击。”这个决心王师长下得好。不要去做没有把握的事，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后人多是以成败论英雄，金门之战那么英勇悲壮，今天还是有人要损。

    围歼临城、韩庄之敌的战斗是有相当规模了，这是和国民党正规军的正式作战，战斗非常激烈，应该是津浦路徐（州）济（段）战役的核心部分了，以至有人也称此战为临韩战役（实际上临城最后没有拿下）。是役，八师的任务是围歼十九集团军的暂一师和暂二师，暂一师在滕县，暂二师在官桥、孟家仓，由北向南是排成一线。

    根据野战军命令，八师首先解决官桥的暂二师。师主力于24日达青泉寺、柴里、二龙岗地区。这一仗二十三团担大梁，攻歼官桥暂二师师部及一个团。官桥还有日军200余人，不能掉以轻心。二十四团也要独当一面，要拿下孟家仓，孟家仓也有敌一个团。一个团吃一个团，但团与团不一样，比如民团也是“团”，具体我说不清，反正看官自己去思考。二十二团主要是作预备队，以一部分兵力包围磨庄车站日军一个中队，迫其投降，不战屈人之兵，为兵家上上策。

    孟家仓战斗首先打响。11月25日，天降大雨，当时团长贾耀祥生病住院，这一仗是政委李荆山指挥的（这个李政委建国后主要是在空军，曾任空二军政委，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何以祥记得很清楚，李荆山不知从哪里弄了狐皮大衣，反披在身上挡雨。战士打得很英勇，一夜激战，全歼守敌，敌人临城方向的退路被切断了。何以祥回忆道：“天亮后一看，我们一个个都是泥水满面，眉毛眼睛都分不清了。”

    打下孟家仓，八师乘热打铁，第二天就对官桥动手。官桥是火车站，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两千多敌军中有国民党军队、有日军、还有一部分伪军。王麓水师长举起望远镜，只见镇南面插着青天白日旗，镇北头飘着太阳旗。若有所思地对副师长何以祥说：“这镇不大，还挺复杂。”

    打官桥果然是有点复杂。“复杂”是因为半路杀出程咬金。正当二十三团顺利向敌指挥部接近的时候，八师首长接到二十三团报告：“国民党指挥部侧面的日本鬼子向我开火了！他们的机枪，小炮火力密集，和国民党军队的火力形成了交叉火力网，部队伤亡较大。”鬼子不是早就投降了吗？难道还赖着不走了？这我想不至于吧。实际上也有小鬼子的苦衷，他这时候怕也是归心似箭，但就是走不动，走不动是因为国共两军一开战，把交通给断了。你不走就多留几天，怎么还向八路开火呢？

    据何副师长回忆：“王师长听着电话，脸上充满了愤怒的表情。他斩钉截铁地对二十三团说：‘日本鬼子到底是日本鬼子，重重地还击！’”王师长话是这么说，但还是先礼后兵，同时又命令刘春修一封战书。刘主任毕竟是外交官的料，立马可待就写下最后通牒。接下来就是二十三团政治处的事了，敌工干事带着两侦察员在一处喊话，保卫股长李振华也带人前去喊话。不知是小鬼子没听清还是装不明白，一枪打来，“李振华顿时血流满面的倒了下去。”太猖狂了！只听人说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没听说冬天的蚂蚱还想蹦达。打！二十三团集中火力一顿猛泻后，八师敌工科科长又前去接着喊话：“赶快来人，津浦前线指挥官有通牒送给你们！”

    想来鬼子也支撑不住，来了一个谈判代表，对我方的严正驳斥，只是囁喏地说是应**要求才开的火。现在不是两个月前了，鬼子要再不开窍，真不回不了老家了，只好撤了出来。这部分鬼子最后在哪儿呢，魏学诚是这样说的：“得知日军都在一列火车上，已被迫来人接洽投降，我赶到车站月台，见日军正下车缴械，队伍杂乱，都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晚上回到师部，27日上午二十二团报告磨庄日军一个中队已投降。此役共歼蒋军2000余人，生俘其旅长，受降日军300余人。可喜的是缴获了两门山炮，有600多发炮弹，我们从此有重武器了”

    官桥之战对八师最大收获还是得了两门山炮。当年日军装备九四式山炮，中国百姓俗称小钢炮，七五口径。据何以祥回忆，原来有个炮班，又抽调了二三十人，加上俘虏兵六七十人，几天后，八师的炮兵连就开张了。但另有一说是罗荣桓在去东北前，将山东军区也就是一一五师炮兵连拨出一个排给八师，当时连长戴文禄也留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八师的炮连确实是打完官桥以后组建的。虽然有了“大炮”，能放炮的人却一个没有，还得从日军的俘虏中找“教官”。

    正是八师大动干戈之时，警备十八团也是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说过了，十八团前身是运河支队，这个团从抗战起就活动在苏鲁间大运河两岸，是山东解放区南大门的第一道门栓，在这次战役中基本在柳泉与韩庄之间执行任务。

    对这一时期的战事，父亲写有1万多字的回忆录。父亲在文章中是这样说的，“记得这时鲁南前线，津浦路两侧，大运河南北，日夜炮声隆隆，战场辽阔，不是这里打，就是那里打。不是日间，就在夜里，枪炮声不绝于耳……”看来感受与抗战的确是大不相同了，有一种大战场的感觉了。抗战胜利后，十八团和八师二十三团曾协同攻打宿羊山，但此役从相关史料看，还是配合北上新四军作战居多。按十八团政委童邱龙的话来说，就是在罗炳辉将军指挥下作战。

    运河支队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述：“顽敌一一七师为了掩护抢修铁路，企图夺回我位于利国峄东南大成山阵地，一路攻我二营五连、六连于郝家庄马园阵地。我二营战士坚守马园村，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一次次进攻都被打退；另一路一一七师主力攻我一营大成山阵地，敌人炮火之猛烈为十八团一次所见。这是我十八团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次较量。然而自上午9时起战斗到黄昏，我团进行反击，顽敌丢下250多具尸体退回国驿。”这就是1945年11月下旬配合新四军攻打韩庄的一次战斗。

    父亲的文中提到与国民党骑兵部队作战的事。按他的说法是国民党骑八师，不过我在史料上没有查到这个番号，但有说骑兵团的。父亲是这样记述的，“由于我们只知道国民党骑八师全是回民，称“马回子”，对其它情况不太了解。只是由于头一天拂晓我团一营在野外与其意外遭遇，当即俘获敌十余人，还有马匹，步骑枪和一挺苏式转盘轻机枪。因此估计敌人的战斗力不会太强。特别当时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对敌人的“马大盖”（一种骑兵用的短三八步枪）和转盘轻机枪有浓厚的兴趣。一心想牵敌人的马，缴敌人的枪。”

    我想对转盘轻机枪要特别说一下。既然是苏式的，那应该就是dpm轻机枪了，这型机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曾大量装备，但出现在解放战争中不免有些蹊跷。一次听作家王树增的讲座，最后是与听众互动，有人问他有没有研究过解放战争中苏联对**的军援。对此，王作家有些激动，他希望提问者能提供证据。王作家说，当年国民政府撤向广州，唯一大使馆迁向广州的就是苏联政府。看来要说援助，也只是援助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新疆盛世才，当然这也是在抗战时期。这样那两门苏罗通炮的来历也清楚了。

    连部通信员小龙牺牲在后八丁村与“马回子”的战斗中。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敌人火力之猛是我们过去历次战斗所未有过的。第一次冲击李连长就负伤下去了，突击排长王克生，副排长曾传林牺牲了，且整个突击排差不多连伤带亡，几乎全躺在敌人鹿柴上，我们的一排就这样完了，我一看火就上了头，我们算是豁上了！我立即大声叫喊“小龙！你快去叫董庆奎带二排上。”当时我坐在已经刨过的地瓜地里，指挥机枪班进行火力掩护，小龙就卧在我身边，当小龙刚要爬起，却突然又原地卧下了，到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会牺牲，我连续大声喊叫他快去！快去！可他再也没动，也没回声。我用手一摸他的头，不由“啊”地一声叫了出来，他已经牺牲了。”

    对于小通信员的牺牲父亲心中非常内疚，父亲在文中记述，“因前天淋雨感冒，正发着高烧，出发前我动员他跟伙房一起行动吧，不要参加这次战斗了，可他怎么也不肯，认为打仗时生点小毛病不参战是极不光彩的事……”以后“我常常想起当时正在发烧的小龙以及悲痛欲绝的母亲。当时她一边哭一边问我，‘孩子好不好’。其实小龙牺牲以后，我经常还感到他仍然在我的身边。”也许，父亲到了生命的尽头，还记着他的小战友。

    人在钢铁面前真的是非常脆弱，弹丸穿过龙文修胸膛，小通信员伏地无声无息。唉，真是的，那么多的战争题材影视剧里，人倒下的时候总是要手舞足蹈一番，也能理解，什么叫“戏”呢。那年龙文修16岁，这是中国民间的算法，实际可能就是15岁。小兵死了，就在父亲的跟前。这场战事，史书称其津浦路徐（州）济（段）战役，而父亲称其“第一次自卫作战”。当然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那就是全面内战的爆发了。

    这一仗打得不成功，二连也没能打进后八丁村，还牺牲了指导员胡林，说来胡林父亲胡大勋就是十八团的团长，当时胡林在团里也是小有名声，本来应是很有前景的。父亲连队伤亡三分之二还多，而三排是刚刚从卡塘升级的区小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有几个战士吓得跑掉了。当时父亲情绪非常不好，教导员花如景前来劝慰，花如景与父亲除了是战友，因私交也好，比我父亲“入道”又早，可以说是“师傅”了，两人感情非常好，建国后还有书信来住。教导员除了说一些鼓励之类话，也不无解嘲的说：“我们现在都成”独裁“了，连里干部只剩你一个，营里干部也只剩我一个。”实际上，父亲也挂彩，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想来伤得不重。

    再说八师连续夺取孟家仓、官桥等据点后，下一目标就是滕县了。虽然新四军入鲁部队越聚越多，但此战基本还是由八师“包打”，二纵和七师在外围作帮手。此时离停战差不多还有月余，滕县之战可以说是津浦路徐（州）济（南）战役的最高潮。

    12月13日傍晚，就在总攻信号弹即将升起之时，有噩耗传来，顿时鲁南地动，波起延安。这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老八路

第十一章 师长之死

    1945年12月13日，八师师长身殒沙场，卒年三十有二。

    师长姓王，名麓水。这在前面都说过了。其实叫他政委也没错，王麓水原本是鲁南军区政委，来八师任政委，代师长，不久正式任命师长。但通常都以军事首长为一号首长，所以大凡军政一肩挑的首长，往往以军事上的职务称呼。军政一肩挑的首长在人民解放军中也不是没有，当时北上的新四军第一纵队，政委赖传珠去了东北后，司令员叶飞就“大权独揽”了。这虽不是特例，但确实不多见，这一是人民军队特有的军政体制，二是这样军政双优的人才总是不多。

    王麓水，人中英杰，据说**都说他是个“将才”，人才难得，可惜英年早逝。

    王师长英年早逝，倒在战场，按古人的说法叫马革裹尸。马革裹尸是军人的悲壮，是军人的荣耀，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军人理想归宿。但“马革裹尸”还是为了还乡，王麓水何处是故乡，家在安源萍水头。

    王麓水1913年生人，原名王培岳，虽家境贫寒，但还是读完了小学。那年头，有小学生的学历不容易了，军中算是“小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闹革命，起步就高，江西萍乡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块红土地，王麓水少怀大志，192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从事过许多革命工作。1929年（一说是1930年），王麓水参加工农红军，从此走上了戎马生涯。

    1943年春，是鲁南军民抗日斗争最艰险的日子，根据地大面积缩水，军区机关都退到了天宝山区。正是在这个时候，王麓水临危受命，来鲁南军区任政委，不久又兼任鲁南区党委书记，这就是教科书上常提到的一元化领导。今天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兼任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党委的第一书记，这是党指挥枪的象征。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体的，**就干脆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可以说在战争年代，各解放区，生存是第一位的，要是“山寨”破了，一切都免谈了。所以打仗是第一位的，当年老百姓说：**就是八路军，八路军就是**。这一点也不奇怪。

    一个事业的红红火火是要干出来的。同理，鲁南抗日新局面是要打出来的。到了1943年的深秋，鲁南根据地“东西十余里，南北一线牵”的局面已大有好转。王麓水觉得向刘黑七开刀的时机到了。

    刘黑七原名刘桂堂，因面色如炭，在匪伙中排行第七，人们又叫他刘黑七。刘黑七鲁南土生土长，十几岁就干上了杀人劫货的勾当，以后刘黑七惯匪雪球般越滚越大，横行江湖20余年。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本人都奈何不得。刘黑七抗战前，就和日本人挂上了钩；1939年春又反正，成了国民党的三十六师。一九四三年秋刘黑七有奶便是娘，又投靠鬼子，编为和平救**第十军第三师。刘黑七罪行累累，鲁南寺彦村惨案一次杀人就有700多。此匪一直是圧在鲁南百姓心头的一块乌云。

    这一仗以三团为主，战前参谋长林毅就带了几个连长前去侦察。战斗预定在11月15日打响，13日晚，忽然发生意外，“线人”不见了，提供情报的老大爷突然不知去向。三团首长立即向王麓水报告。王政委说：“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我看这是由于刘匪的狡猾、凶狠，老大爷还有顾虑。如果我们这次仍不能全歼刘匪，灾难就会落到他的头上，这一点可以理解。”事后得知“线人”安置家人去了，的确是误会。当时王政委决心不变。三团奔袭60里路，激战3个小时，一举攻克费县西南东柱子一带的刘匪据点，匪首刘黑七被击毙。在当时是轰动鲁南的事，受刘黑七祸害最重的一些村庄，百姓还给鲁南军区送来万民伞。

    虽然“一元化”是特殊历史时期实行的体制，但对这支军队来说，部队首长“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重任一直担到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二十二军整编为舟嵊要塞区后，政委兼任舟山地委书记，刚好和今天倒个。当然，这也是特殊的历史时期，舟山在南京战区的地位非同小可，所谓“要塞”。所以各级部队首长都兼着地方的第一把手，这几乎是战时体制。但国家毕竟不是在战争状态中，为避免部队过多参与地方事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特别关照有关兼职部队首长不要多管地方，能挂个名足矣。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鲁南军区的两个主力团，再加上二军分区的三个独立营组建第八师，这是鲁南军区的全部精华。在八师主官的任命上，山东军区首长迟迟不拍板，但最后还是敲定王麓水，不妨看一下当年几个兄弟师军事主官的任命。一师师长梁兴初是军分区司令员；二师师长罗华生也是军分区司令员；三师师长王建安则是鲁中军区司令员；四师师长廖容标亦为军分区司令员；五师师长吴克华为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六师师长聂凤智又是军分区司令员；七师师长杨国夫为渤海军区司令员。8个师长有7个是当司令的，仅从一点来看，八师师长由政委来担任，不能不说是例外。

    鲁南军区司令员是张光中，从张光中一生的履历来看，在军界好像没有过多施展才华，建国后早早改行，连受衔也没赶上。张光中曾做过家乡的父母官——徐州市的市长，以后又当过省高检检察长，最后出任的是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政协工作时下很受重视，虽然是退居了二线。但在文革前，进了政协更像是“员外”。文革中，张光中更是饱受磨难。可以说，张光中也是坎坷人生。当年，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没有出任八师师长，我想年长于王麓水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是不是因为他是“半路出家”呢，这就是未可知的事了。

    山东军区在组建8个主力师时，有什么长远考虑呢？这我不清楚，没有发言权，但可以肯定说，这8个师长都不是等闲之辈。8个师长有3个“正军职”。王建安是鲁中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授的是上将衔，当时被任命三师师长。七师师长杨国夫也是军区司令员。今天如果一个市委副书记被任命某县县委书记，人们常说“高配低就”。但王麓水来八师不属于这一类情况，华东野战军的三纵，不是“八师”升级（八师的指挥机关本来就是鲁南军区“前指”），而是将八师的这顶“中军帐”移到了三纵，而此以后八师就进入到一个“后八师”时期。也许，八师在组建之初，就为这支部队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样一支有着许多期许的劲旅，对于指挥军官的慎重选择也是可以想见的。

    王麓水成长于江西这块红土地。至于王麓水有没有参加过井岗山的斗争，我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史料。井岗山红军主力1929年1月就下山了，说王麓水上过井岗山，这个问题我有些疑问，有待考证。但王麓水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围剿”是不用怀疑的。以后参加了千山万水的长征。“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政训处是按国民革命军编制而言的，实际就是我军的政治部。国共合作，国民党只给红军主力3个师的番号，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六八五团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二师，今天大红大紫的济南军区某红军师。在平型关战斗中，王麓水身负重伤。

    前面说的“例外”与“惯例”，视角都是放在我等局外人身上而言的，“业内”也许不以为然。近期，军报有文章谈政治干部的军事素养，指出战争年代军政干部的互换是非常自然的。其实，只要看看历史，我军从政工出身战将那是太多了，邓华、杨勇、杨成武、王震、王建安都有政治委员的经历，前国防部部长战斗英雄迟浩田也是，王近山打仗都成“王疯子”了，他还当过团政委呢。

    **同志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和平年代也有奋斗，也要有牺牲的准备，何况在战场上。我曾听一位仁兄说彭雪枫正拿望远镜察看，被敌方特等射手发现，一枪正中眉心。当时他父亲就在彭的身边。

    这才是说故事的高手呢。其父是后勤部某处长，新四军四师老人，医官出身。他说他老爷子当时在彭师长的跟前，我不说半个“不”字。不过，彭雪枫是被一颗流弹击中的，且伤的也不是头部，这不要讨论了吧。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无非是个概率问题。只知道高射炮**，却不料上甘岭飞机还撞上了榴弹炮弹。我听父亲说过，一次在野外正吃饭，落下一颗迫击炮弹，一头扎进一人的大腿上，幸好是颗哑弹。

    要说王师长牺牲的经过，还是要先理一下当时的战况。

    界河大胜后，陈毅又把目光对准了国民党正规军陈大庆的97军。八师拿下官桥、孟家仓；12月5日，新四军二纵攻打临城转入围困临城，这是由于蒋军收缩兵力，设防坚固，陈毅命令暂缓攻打临城。同时给八师下令，在新四军二纵和七师配合下，八师务必在一周内拿下滕县。

    滕县，就是今天的滕州，你对台儿庄战役总是听说过的，当年中**队与日军在此有一场大血战，其中滕县之战尤为惨烈，一支川军浴血拼杀，残垣断壁，尸骨迭城，电影中这个场面真让人挥之不去。

    这时的滕县守军有暂编第一师3个团，伪军改编的保安第三师3个团，加上炮兵营、特务营、留守处，共有兵力8000左右，由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徐良坐镇指挥。虽然，滕县城高墙厚，明碉暗堡，沟壕纵横。但从战斗过程来看，根本算不上恶战。前后打了三天，前两天扫清四关，12月13日黄昏攻城，一个晚上解决战斗。以伤亡400人之代价，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7000余人。一个师长击毙，一个师长投诚，只有徐良翻墙脱逃。一个炮兵营6门山炮尽收囊中，八师大胜。

    八师胜是大胜，但大胜中有大悲痛。第三野战军战史是这样记述的：“在攻克滕县的战斗中，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亲临前线指挥不幸光荣殉职，时年三十二岁。”

    师长的牺牲对副师长何以祥来说是太突然了。王师长刚离开师部不到半个小时，就接到二十二团的报告，“他们说王师长在前沿阵地抵近城墙观察敌情时，被敌人发觉，遭到炮击。一发炮弹落在身边，他被炸成重伤，当场牺牲。”这是何以祥的回忆文章。也许是情急中报告细节不那么准确，也许何以祥电话中没有听得太清楚。

    在以后的我看到的文章中，多以此为据。一篇是这样写的：“……第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王麓水，亲临前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有的是这样写的：“王麓水冒着枪林弹雨，迂迥穿插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指挥战斗，这时，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王麓水身受重伤，壮烈牺牲……”类似这样的文章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没有疑问，但具体细节都是语焉不详。实际上王麓水的牺牲和彭雪枫还非常相似，彭雪枫中了一颗流弹，王麓水也是因为一颗“流弹”。

    南京军区原炮兵副司令员魏学诚将军的记述的更具体，因为他当年是八师作战参谋，就和王麓水在一起。王师长来到东关的二十二团后，就和王吉文团长上了前沿。东关是主攻方向，各级首长分外重视。察看完敌情即返回，快要走到二十二团指挥所的时候，有一位值班参谋迎前去向王师长汇报战情，王麓水就停了下来，王团长站在一边，几个警卫员也在周围。就在这时，突然飞来一颗炮弹，两位首长重伤，6个轻伤，魏学诚和两个通信员没事，王麓水因伤势重，很快就不行了。

    这事要说蹊跷也真蹊跷，这颗炮弹不会是瞄准射来的，一是城里根本看不到目标，就是看到目标也有个修正，这是军事常识。虽然炮弹落在人群中，其实威力不大，可能就是发“六零”口径的迫击炮弹，但杀伤却是两位首长。王吉文团长伤愈出院后，升任副师长，不久当了八师师长。历史若是过于惊人相似的重演，我不得不提这两个字――宿命。两年后，在夺取济南商埠的战斗中，又是一声轰响，师长阵亡，团长重伤。一个主力师，两任师长血洒疆场，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绝无仅有。

    来鲁南军区后，王麓水为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深受军民爱戴。由于中国革命是以土地战争的武装割剧起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是与其一脉相承的。一块根据地的领导人，是该地区的核心，威望之高，民心之爱戴，是今天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王麓水牺牲后，陈毅说：“麓水同志以善战爱兵爱民见称，故阵亡之日闻者莫不流涕……”

    王麓水是我军在抗战以后第一个阵亡的正军级干部。众多战友和领导发来唁电。罗荣桓和萧华的挽联是这样写的：王麓水同志是工人阶级的勇敢代表，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革命战士的典范。王麓水同志功在祖国，英名永垂不朽。

    中国**元老董必武的挽词是：身是萍乡一雇农，参加革命显英雄。鲁南解放开新局，痛惜滕郊未竞功。

    而在第三野战军战史中有这样的记述：“**中央领导人发来唁电，称他‘功在人民名在史’”。虽然是哪一位中央领导人没有明确，但可见这样的盖棺定论是非常崇高的。

    八师有个全军闻名的英雄张明，他曾说，他生平最佩服的就是两个师长，一是王麓水，二是王吉文。所谓名将，首先是他的人格魅力，崇高的人格魅力对部属的影响，是无论多么精妙的战术，多么威猛的火力所无法取代的。不能免俗地设想，以王麓水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戎马生涯的功绩，军政双优的能力，智勇双全的秉性，若不战死，无疑是一颗闪亮的将星，建国后，极有可能问鼎战区主帅，名将和劲旅辉映，也是合情合理，人们所希望的。

    滕县战斗发起之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已正式接到命令，停止进军东北。直到这个时候，山东野战军正式“挂牌”。滕县战斗结束后，山野八师在此役中的“大戏”已基本唱完。津浦路之战也进入到了一个收官阶段。

    中国百姓有句古话：国不可一日无君。同理，对一支军队来说也就是不可一日无将。八师军政主官的任命不能不提到陈老总的议事日呈上来了。

    新官很快走马上任，他们是谁呢？借一句说书的话，那就是还看下回分解。

老八路

第十二章 新官上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且不说点火，先看新官.

    新官其实老面孔。八师师长阵亡，新任师长很快走马上任。人民军队有前赴后继的光荣传统，八师只有一个副师长，何以祥可以说是不二人选。

    何以祥何许人也？何以祥四川西充人。何以祥少小投军，但投的是白军。1927年何以祥才16岁，因家境贫寒，乃当兵吃粮，就在川军扬森部下。军阀混战，又内哄不断，何以祥后又随张轩部闯荡。1930年12月，红二方面军战史有一次很著名的事件，贺龙在走马坪摆了一场“鸿门宴”，将张轩等人拿下，余部2000余人，愿走则走，不愿走则当红军。何以祥此时迈上革命道路。

    何以祥最初在贺龙的红二军团七师十九团三营七连当兵。何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身体两次被子弹贯穿，一次是在脖胫，一次是在右腿，想来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兵器，现在步枪的子弹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何以祥1933年加入中国**。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洪湖苏区那场残酷的肃反运动中，竟被诬为“改组”派，险被冤杀。但何以祥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是好军人，单凭逞勇斗狠是不够的，我以为何以祥是个有头脑军人，从班长当起，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长征前，已是红二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了。我们知道当时军团长是贺龙，直接就在贺老总手下“当差”，可见是非常得到贺龙赏识的。如果细想一下，这时距离何以祥参加红军也不过五六年光景。

    1937年9月，何以祥从延安抗大毕业，和今天来类比，也就是从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毕业了。委以重任是早晚的事。不久，何以祥就去了山西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立马就“封”何以祥一个大队长官衔――八路军山西学兵大队大队长。大队设在山西临汾，有学兵600余人，何以祥亲自教授单兵和班的攻防战术。不要小看了学兵大队，来此教授的多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周恩来、**、杨尚昆讲政治课；彭雪枫、张震讲军事课。1948年1月，何以祥因伤病从华野三纵“挂靴””，在河北平山县中央医院休养期间，接中央通知，要何以祥汇报了华野三纵攻坚战术的经验，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有周恩来、**、朱德总司令。谁能想到，早在10年前，何以祥与**领袖级人物周恩来等人还有“同窗之谊”呢。

    虽然“教书先生”的日子是不会太长，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在战争岁月，都是少小从军，都在战火中成长，但“正果”也各不相同，有人可能“大老粗”到底了，但何以祥作为军事指挥员，与许多”同行“相比，又显其有“儒”的一面，我想这就归功于本人的修炼了。

    何以祥来山东后，曾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参谋长，山东纵队二旅旅长，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参谋处这个军事职能部门很有些特殊，在我军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可能是当时与国共合作有关。处长的地位比今天参谋长要低。至于何以祥是哪一级的干部呢，我想大致能相当山东二级军区的副司令员吧。这样来看，何以祥担任三纵司令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王麓水的不幸牺牲，何以祥只是快走了一步。

    至于说起何以祥受衔的事，确实是给人以话题的，解放战争的主力纵队司令员授上将的都不乏其人，虽然别人有别人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角度上看，何以祥没有跟上趟。但，何因病痛之故，在解放战争**到来之际离开战场，等他再披挂上阵之时，大戏都唱完了，会不会有人以此说事，亦不可知。何以祥任八兵团参谋长应该是三野时期了，百万雄师都过江了。参谋长这个职务当年没有现在这样的地位，这个职务当年是“准”字号的，也就是准兵团，没有现在这么高。何以祥建国后似乎是有些沟沟坎坎，何以祥任过山东军区参谋长（济南军区前身），上世纪60年代又在浙江省军区任副司令员。直到“四人帮”倒台后，这才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以后又兼南京军区副司令，算是多年“委屈”的一种补尝。网上对何受衔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不代表我的观点，现在谁再去钻牛角尖呢，姑妄听之罢了。

    “再比如何以祥被许世友整，何以祥是二方面军出身，四川人，抗战期间配合王麓水**了一个很能打仗的山东八师，解放战争初期，山东八路都不听陈毅指挥，包括许世友、王建安、宋时轮等，就一个八师坚决拥护陈毅，于是后来陈毅走了，何以祥在许世友手下混，当山东军区参谋长，就被摁在少将军衔上。何以祥是华野12个主力纵队的12个首任司令里头军衔最低的，别人都是上将中将，何以祥向陈毅哭诉，陈毅竟然说我管不了军队的事情了。”

    想来何以祥在授衔时苦脑是有的。但1946年新年伊始，何师长新官上任，信心满满。滕县战斗后，八师有一个休整时期，直到1月8日，八师才接到行动命令。第二天，八师运动到台儿庄西南地区。眼下又是两军对垒，盘马弯弓。这是何以祥接掌八师师长大印的第一仗，要打好，还要打得漂亮。但没想到，头把火是把政委给点着了。

    新官还有政委。

    政委在一支部队里通常称二号首长，但“二号”不比一号低半分，往少里说也是平起平坐。这个道理不用我再说了吧。

    有人以为政委不就是政工人员嘛，耍嘴皮子，摇笔杆子，金丝眼镜小白脸。打住，说小白脸这话就离谱了，要说戴眼镜，罗荣桓即是，要说能妙笔生花的，陶铸，陈沂都算得上，但都是从宣传口子上来的，也当属凤毛麟角。实话实说，新来的政委论文凭小学也没得。

    丁秋生来任政委，在当时八师许多人眼里，甚至比何以祥任师长更理所当然。丁秋生是鲁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而八师与鲁南军区本是一家，所以说丁政委可说是这支部队的“老人”，论与八师的关系比何以祥要熟得多，甚至可说更“铁”。这样，八师军政主官都配置完整，接下来就看两人同心协力了。

    同为新官，比起何以祥的“川军”来，丁秋生的“湘军”就显得“根红苗壮”了。丁秋生是湖南湘乡人，和当年毛委员的家乡很近。丁秋生家是赤贫，从小在在安源矿上做苦力，这样的苦出身参加革命还不“玩命”干。虽然同是从当大头兵开始，但丁秋生和何以祥在军职提升上又有明显不同。丁秋生一直在政工这条线上，最基层的政工人员就是连队指导员。

    对于电影《集结号》中的指导员被打仗吓得尿了裤子的情节安排，我起码觉得不典型。编导把人民解放军的连队指导员当作文化人了。连队指导员，上课也好，谈心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连队的战斗精神。没有当过兵的人也许不知道，打仗，连队首长和士兵是在一条线上，没有“你死我活“的。指导员带队冲锋太寻常了。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当时丁秋生任四师十团机枪连指导员。在一次反击罗卓英部的战斗中，丁秋生带敢死队冲锋，冲锋中丁秋生顺手拾起一顶钢盔戴上，战斗中只听“当”一声响，一颗子弹穿透钢盔，子弹紧挨头皮，一次下意识之举，救了自己一命，这一回算是有惊无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差点革命“到底”了.在广昌最后一天的战斗中，丁秋生身上多处负伤，最严重的是左胳膊的动脉被打断，由于失血过多，昏迷了7天7夜。一个团政委可不能随便就丢了，师里专门组织了8个人的担架队，日夜不停，轮流抬着赶往瑞金医院，傅连暲院长亲自做手术，才保住丁秋生的生命。伤愈后，丁秋生在中央红星纵队当**干事，中央红星纵队实际中央机关护卫队，所以经常有机会和**等人接触。丁秋生遇上过一件非常让他“窝心”的事，最后竟然“惊动”了**。

    抗战爆发后，丁秋生和何以祥一样都在“国防大学”就学，不同的是，学习尚未结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找他谈话了，组织上决定要他去军委工程学校任政委。但丁秋生一心想上前线，不想当“教书先生”，好说歹说，死活不从。最后谭政下了最后通谍，说：“你这样违抗命令，是要受处分的。”丁秋生也干脆回答：“处分我也不去！”这真让谭政左右为难了。

    **听说了这件事，非常严肃地说：“下了命令不执行，那怎么行？军队是有纪律的。管军队要严，管干部更要严。不服从命令要处分！”谭政说：“丁秋生是想上前线，积极性是好的。丁秋生同志主席是了解的，是不是不要处分了？”**说：“越是身边工作的同志，越要严。”于是丁秋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军委撤消了任命后，他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处巡视团任巡视员，后任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股长、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指导员、分校政治部党务科长。以后又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接到命令，重新任命他为军委工程学校政委，这次他立即到任。

    一年以后，他被调往山东，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丁秋生挨处分的故事起先我是从网络看来的，后来我看了他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才知确有其事。我过去以为“鲁莽”求战只是发生基层官兵，看来当年连高级干部也不能“免俗”。那种热切盼望上火线，不屑呆在后方的心情，至少可以说是很符合军人秉性的。违反纪律，被处罚的莫过于许世友吧，“判刑”一年，“出狱”后，许不是也来到山东抗日前线了？

    丁秋生建国后，“理所当然”地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不久，丁秋生改行，干起了海军，是北海舰队的第一任政委。北海舰队当年真不能小看，这可是海军三大舰队的“老大”，是最有实力的舰队。

    1945年12月底，秋生来八师任政委后，第一仗就是和何以祥打嘴仗。按现在的说法，也只是三十出头的青年，磕碰难免，都觉得是真理在手，针尖对麦芒，可不，争得脸红脖子粗，让周围的参谋们干着急。

    在场的魏参谋是这样回忆的：“他俩各自多次申述理由，意见不能统一，争得脸红脖子粗，动了肝火，何指责丁不了解这支部队的作战特点，丁批评何不能服从全局，我和马是参谋人员不便插话。”

    师长和政委上火，都是为了打仗。具体说，何以祥要“悠着点打”；丁秋生要“立马就打”。慢打有慢打的理由，刚进入战区，敌情不明，方位不清，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何以祥是属于工于算计的人。其实他这么考虑，也是受到参战团队首长和参谋作战部门意见的影响，他们都觉得今晚发起战斗怕是会没有结果，建议上级推迟一天。而快打更有快打的依据，丁秋生认为，这不是八师一个部队的事，有这么多部队在行动，他动你不动要误大事的。如果这个题，拿到今天来解，我想天平可能还会倾向政委一点点，毕竟有个大局观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仗陈老总是怎么“收官”吧。

    对此第三野战军战史有这样的记述：“1946年年初，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为抢占战略要点，夺取有利阵地、分割山东、华中解放区的联系，又调集十万兵力，以第五十一、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鲁南解放区进犯。”是时，津浦路沿线的战事基本告一段落，停战协议即将生效，能捞的只能赶紧捞。

    蒋介石调兵十万，陈毅亦调兵十万。除山野七万精兵，还有鲁南、滨海的3个警备旅。陈毅对这一仗也是非常看好，乘势拿下兖州、韩庄、枣庄，把北犯的三十三军压回徐州。为确保取胜，还从粟裕处搬兵，把华中野战军王必成的六纵也调了过来。而八师进入台儿庄西南地区，与远道而来华中六纵会师，预定在今晚发起攻击。是打还是不打，眼下两位主官各抒已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看官，我想提一个似乎有些无聊，实在又非常幼稚的问题，师长和政委到底谁大，谁说了算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明了了。参谋魏学诚就在他们身边，他是这样回忆的：“沉默良久，丁说：‘这样吧！我们是和华中六纵配合行动，可派人同他们联系，建议都推迟一天行动。如他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今晚行动。’何同意这个办法，马（马冠三参谋处主任）让我立即带一名骑兵通信员到六纵去联系，并派人去骑兵排带一匹马过来。”

    既然这个事在八师决定不了，那就把球踢给六纵司令员王必成了。

    魏学诚参谋见了王必成，(这事前面已经说了，王必成对穿黄军装还当稀罕看了）但王司令对八师的意见不加任何考虑，一口就回绝了。他的观点是，我打得，你为何打不得？是啊，华中赶来，没有一千里，也有八百里。真是开卷有益，我这才知道早在1946年年初，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就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魏学诚见六纵的集结号都已吹响，部队有的已经开拔，知道此事已无法挽回。陈毅的这一次反击作战结果，我不卖关子了，以十万计的大军的行动，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山野这一次反击作战声势浩大，但预定方案有完成的，也有夭折的，如攻打兖州。按战史记载共歼敌2800余人。八师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战绩，八师何师长有这样的回忆：“陈毅军长骑马巡视我军坚守的各个阵地，来到了八师。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打得怎么样？”我回答：“敌人伤亡四百多，被我俘虏五百多，我们部队伤亡三百多人。”歼敌千余人，伤亡三百余人，八师作战部门感觉不是太好。但这次反击参战兄弟部队众多，八师两个团的战绩，相形之下，也是说得过去的。

    想说还有，今天来看这个战果非常一般。但当时陈毅的心里不定也是美滋滋的。都说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岂不知，塞翁得马也焉知祸福。虽然这次反击战歼敌有限，却因郝鹏举起义，陈毅不费一枪一弹，平添两万人枪。赦在台儿庄起义，多少也有八师的一份功劳。若郝是铁心跟了**走了，即使五五年肩头上缀不上颗星星，总还能有你小楼庭院的。但这回陈毅“捡得”是一条白眼狼。一年后，风云突变，郝鹏举倒成了陈毅的一块心病，郝的再次反水，最后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

    王必成执意要行动的那天晚上，八师战果乏善可陈，有的部队摸不着地方，有的部队刚开打，敌人就跑了。据说六纵那头也差不多。但自1月9日起，警备九旅十八团和八师的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一起飞兵奔袭黄丘套。一连几天都在这一带展开反击。在源泉作战中，二十三团一个年轻的指导员表现非常突出，从此作为八师乃至二十二军甚至是第三野战军的一颗战星，就是在这一战中升起的。

    1月13日晚，二十二团对杜安进行攻击，守敌且战且退，攻击部队从东围子打到西围子。午夜时分，围子里的敌军突然高声大喊：“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

    想投降，缴枪便是。不能再打，是何意思？

    是的，停战时间到了。

老八路

第十三章 停战以后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这难道不是战争的规律？共产党有句话说的非常精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于是一声喊叫之后，响了三个月的枪声戛然而止。

    1946年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在重庆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这份文件与1月5日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双方商定：停战令于本月13日晚12时生效。正因为如此，叶飞的一纵打兖州也成了一顿“夹生饭”，虽然军部严令务必要在停战前拿下兖州，但终未果。这让刚到山东不久的一纵很是不爽。

    按第三野战军战史的说法，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历时三个多月。但书又有一句“18日，战役发起”，这指得是八师攻打邹县的战斗。如果以此推论，战役又不到三个月。所以我说了，这一仗很难说几时打响，却能说在几时结束。但不管怎样说，八师自始至终地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这一仗参战部队有部分鲁中军区主力；有鲁南军区的两个警备旅和滨海警备旅；新四军有七师、还有二师与四师九旅合编的二纵及“姗姗来迟”的一纵。

    据第三野战军战史记载：“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的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28000余人，受降日军4000余人，策动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22000人起义。津浦前线野战军也伤亡6000余人”。据八师作战科参谋魏学诚统计，八师“以9000人之众，在4个月内歼敌近两万人，为保卫山东解放区做出重大贡献。”就是说，此役三分之二的战果是八师“挣”来的，不让人刮目相看，那才是奇了怪了。

    “八师是陈毅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八师声名鹊起，向八师学攻坚，成了以后山野各部普遍的“功课”。

    客观地说，八师如此“鹤立鸡群”当然也是有其原因的。八师战果的确非常可观，但可能是将抗战胜利后的贾汪、宿羊山、峄县等战斗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八师是鲁南部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仗打得也最多，战果大也是顺理成章；且北上部队是遂步推进的，有先来有后到，如一纵，投入时间短，没有拿下兖州，伤亡不小，战绩不大，这也并不奇怪的。

    1946年1月5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正式改称山东野战军，我说过了，山野所辖部队有一纵、二纵加上七师、八师，在以后的一年中，这两纵两师就在陈毅的直接指挥下转战。陈毅最看好八师，常让八师打头阵，八师也使出看家本领。但常言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有必要将八师的这几位“战友”也请出来亮亮相。

    一纵好名声啊，有百军之杰美誉。是由新四军苏浙军区四纵和原六师的十八旅，再加上有新四军“第八师”之称的浙东游击纵队共同组建的，司令员叶飞。可以说，在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中，一纵是最靠南的部队。一纵从苏浙军区出发，本来兵发东北，因情况有变，被滞留山东。一纵的主力原是粟裕任师长时的新四军一师一旅，很有名声，本来**可以有一支“正宗”的新四军，但未能如愿。这支部队现为济南军区某集团军。这次汶川地震中，凤凰卫视采访了济南军区某机步旅，采访中唐旅长告诉记者，所部曾是华野一纵主力。据说该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机步旅。

    二纵也很牛啊，简单说就是原新四军二师，组建二纵时，有四旅、五旅、还有原四师的九旅。四旅为第三野战军唯一的红军师，五旅据说也有红军团，可见实力也是非常之强。但不久五旅调回淮南。以后有华中张震部顶上，这样看来，华野二纵两个师来自新四军四师，这是以后的事了。当时的二纵司令员是罗炳辉，那可是个重量级的将领，罗炳辉1955年若能健在，我断言授大将军衔决无问题。罗离任后，二纵和一纵一样，军政都是韦国清一人挂帅。

    七师就要弱一些了，到了山东后亦不改名姓，七师即原新四军第七师。带来的3个旅全是“皖江弟兄”。七师第一任师长是共产党党史上重量级人物张鼎丞，但一说是没到位。来山东时的两位“统领”是师长潭希林和政委曾希圣。从有关史料上看，七师也有近两万人的兵力。本来我以为七师人马比一、二纵会少许多，但看来也并非如此。该师主力为十九旅，旅长熊应堂建国后曾任二十军军长。据悉这支部队现为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的摩步旅。

    据战史记载，山野当时的兵力为7万。在我想来，只怕是有余数的，“余”多少说不准，一、二纵的兵力只会多于七师。上回说到一纵三旅八团授降的事，这个团在三旅还不能排第一号，但报出来的兵力我仍是非常吃惊――三千。这样，为什么称八师“小老虎”，我有自己的新解。一、二纵及七师，各有3个旅，按照编制应有9个团。而独有八师，只辖3个团，比起前面几位“弟兄”确实要小。小是小，但牙口却是异常锋利，往往用来突击，所谓虎小威风大。

    山东野战军――陈毅的第一支精兵。说是精兵我是有根据的，当时新四军华东的8个甲等旅，山野就占了5个。再换一个说法，到了1947年开春，组建的华东野战军9个主力纵队中，山野占了4个；山东军区占了3个；华中粟裕部只有两个。山东野战军名曰“山东”，而实际上“老山东”只有一个师，其余皆为新四军北上部队。我不解释一下，只怕有的朋友还真不明白。

    这一仗八师打得不错，陈老总有心要来看望一下同志们了。1946年1月17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4天，山野司令员陈毅就到八师检查工作。第二天上午，八师全师集合，用军语来说是会操呢？还是校阅呢？

    这一天，八师3个团再加上师直属队，近万人马，每团组成4个方队。轻重机枪一字排开在前，骡马辎重齐整排列在后，队列严整，骡马不惊，虎虎生威。真不知以后八师是否还有过这样的排场？得胜之后的陈毅也是神采飞扬，亮开嗓门讲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没有麦克风扩音器，但即使最后排的人们也领略了陈老总的口才。

    陈毅是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不算），他独有的风采恐怕后人难以比肩了。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最有资格称“儒帅”的就数陈毅了，陈毅作过报社的主笔，要不是生逢革命年代，极可能就是“专业”作家诗人。在外交场合，陈毅往往是妙语连珠，又语出惊人。美国造的高空侦察机在中国栽了跟斗，记者问是怎么打下来的，陈曰是用竹杆捅下来的。八师自开战以来，连战连捷，士气正旺。而陈毅对八师的表现非常满意，对这支劲旅给予一些特别的关照，也是情理之中。戎马倥偬的征战中，全体官兵集合，听战区主帅的讲话，八师也没有第二次了。即使在当时，陈毅手下也有十个师（旅）,去部队转转是少不了的，但想要在全师官兵面前，请陈老总亮一亮嗓门，只怕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从1946年1月上旬停战到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差不多是小半年光景。国共两党始终处在打打谈谈中，所谓“关内小打，关外大打”，著名的二战四平就发生在1946年4、5月间。相形之下。华东战场相对要平静些，虽然两军对峙，免不了有“磨擦”，但毕竟没有撕破“脸面”。正因为华东鲜有大的战事，许多战史类书籍都将这一时间轻轻略过了。在我想来，虽然这时期没有惊天动地的炸响，但至少有还有两件在第三野战军战史中不可遗漏的事，就像一部宏伟的乐章，在共产党到来时候，会有一个过渡，历史进程也是如此。

    我要说的第一件大事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那就是1946年2月15日，华东局发出的《百日练兵工作的指示》。大敌当前，厉兵秣马，人人都知，但这场颇有声势练兵却是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开端的。“以政治练兵为主”，这似乎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自从古田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是把政治放在首位，就是在今天，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听党指挥还是军队第一位的工作。但这场政治练兵又不是“务虚”，是要解决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试想，国共携手，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胜利了，难道真的还要兵戎相见？所以，要解决许多官兵存在的思想误区，最高统帅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军有军队员额1200万；苏军超过1000万；就是国民党军的军队也在500万以上。二战后，美国裁军可说是大刀阔斧。国民党裁军也是必然的事。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把黄河以南的军队实行整编师编制。如大名鼎鼎的整编七十四师就是原来的七十四军。在军的编制中，师辖3个团；在整编师的编制中，旅辖两个团。这样军改为整编师后，表面上看“团”的数量减少了，但却又把撤销部队的人员充实到在编部队中，所以整编师在兵力上和军实际相差无几，再则和美军编制靠拢，有利于使用美式装备。

    国共和谈，斗争非常复杂。不言而喻，都想占据主动，如果对等裁军，共产党如何消受的起。吹一些和平风，总会影响到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平的一丝曙色。郑维山将军在回忆录中提到，由于晋察冀军区在这个时候复员解散不少部队，影响了以后对傅作义集团的作战。所以，华东我军进行的这一场“政治练兵”是极为必要的，看清反动派的本质，是和是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为大决战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是万万不能。

    如果说百日练兵的前一阶段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那后一阶段就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了。1946年5月1日，**中央发出了以军事训练为主的第二期练兵的指示，要求各部队把练兵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当过兵的人，对“三打三防”这个词应该是熟悉的，虽然时代变迁，对其内容会有变化。从史料中得知，早在这次大练兵中就有“三防”之说，这三防乃防炮、防空、防坦克。防炮，今天听起来未免有点老套了，似乎这是最基本的军事素养了。但在当时来说，确实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遇到新的问题。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武备、火力和抗日战争的游击战都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大口径榴弹炮在美械整编师中普遍列装。军中曾有戏言：新兵怕炮，老兵怕号。当时，把防止炮火的杀伤列为第一位，就是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练兵总是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但八师的大练兵中有一位参谋好辛苦，日以继日的“爬格子”。球赛电视直播，解说员的嘴中常常会提到这样一句话：运动员必须技术全面特长突出。对一支军旅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八师的特长可以说是众口一词――攻坚。但攻坚不是一个冲锋就可以解决的，人人都会，就谈不上特长了。失败的教训，胜利的经验，总结提高指导实践，往往是机关首脑要做的工作。这一本5万多字攻坚教材，4月初就出了提纲，直到5月初才算通过审阅。由此让我感到“土八路”也不是那么“土”的。教材是由当时作战科参谋魏学诚执笔，魏学诚以后任三纵作战科长，上个世纪的60年代是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可见是个人材。

    特别想说的是，魏学诚的战时日记，是我寻觅二十二军光荣的战史最清晰最真切的脉络。这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老前辈，我怎么感谢都不为过。

    “百日练兵”可以说一场声势非常浩大的运动，可能除了东北地区，全军上下都是轰轰烈烈的。华东我几十万大军能这样正正规规的练兵，是三年解放战争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百日练兵中，鲁南军区警备九旅十八团二营四连一举夺得劈杀、刺杀、投弹、队列、快步行军优胜红旗五面，名列全团第一。鲁南战役中，该连一鸣惊人，为鲁南战役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这个连队成了二十二军的数得着的英雄连队。可见，大练兵对战斗力的提高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正是十八团兵练得红红火火时候，在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一位首长突然来到十八团驻地燕子埠，让政委童邱龙好一阵激动。这可是大首长，以后被被列入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家，至于是哪一位，我都说到这份上了，想来你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