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2018年度十大好书

文如玉

日前，《南方都市报》2018年度十大好书揭晓。南都年度好书秉承“中文原创，人文关怀”的评选标准，最终入选的“好书”中，既有对历史真实的探究，也有对生活经验的审视，有对当下实践的追问，也有对亘古自然的沉思。这是一份有知识的、思想的、精神的书单。

现今出版日益繁荣多元，中国读者可以接触到的好书也层出不穷，要在如洪流般涌来的新书中，选出真正的好作品，我们感觉自己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循去年之例，我们在评选年度好书的过程中没有选择翻译类作品——这当然绝不意味着翻译类作品中没有好书，相反，我们认为，翻译类作品中好书太多，如果需要推荐，也应该为它们单独列一个类别（在1月中旬推出的南都“好书榜”中将邀请名家、学者推荐翻译类好书）。我们要表明的态度是：中文原创，人文关怀。中文原创，推崇那些体现中国文化的新发展、新力量、新成就的作品；人文关怀，是希望这些作品应能把握、引领、提升当下中国人的心性、感性和理性，即便是探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与文化，也能以我们自己的眼光加以甄别提炼，并为我所用。在今年最终入选的“好书”中，既有对历史真实的探究，也有对生活经验的审视，有对当下实践的追问，也有对亘古自然的沉思。历史、艺术、旅行、小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我们尽量将各个类别的优秀作品都覆盖到，让读者有机会全面地了解过去这一年的图书精品。如果说我们的拣选有所侧重的话，那么我们的重点或许是在真实的社会质地与精神风貌。我们没有选风花雪月，没有选轻松调侃，我们希望这份书单能有一些分量，一些知识的、思想的、精神的分量。

—南都2018年度十大好书—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新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版，45.00元。

在行走中找回人与大地的深刻关联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兴建开平府之前，上都又叫“金莲川”。草原上的金莲花“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罗新是怀着对“灿灿黄金华”的美好期许上路的。从大都(今北京)到上都，自南而北，经龙虎台，过居庸关，穿越程子头和沙岭进入内蒙古草原，全程四百五十公里徒步，对五十三岁的罗新来说是一场浪漫的壮举。

这是一条元朝皇帝春去秋来的辇路。“侍从常向北方游，龙湖台前正麦秋。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为统治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两个世界，元帝巡幸于双都之间，每年“未暑而至，先寒而南”。这条路为帝王专属，非扈从皇驾不能亲行其地。因此，关于辇路所留下的史料十分稀少，而史学界对辇路的细节具有种种争议。

因为好奇或者因为笃信，罗新决定重走这条神秘且神圣的交通要道。用脚步丈量土地，是空间的转换，也是姿态的变更。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曾在《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一书中写道：“我已很久没听到美国人的言语，没有嗅到青草、树木和下水道的气息，没有看到美国的山水、色彩和光亮了。我只从书本和报纸获知变化。更糟糕的是，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家了。”

这段话带给罗新深深的触动。他自问，“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斯坦贝克不愿意做靠记忆工作的作家，罗新也不愿意锁在书斋里做一个案头学者。于是，他身体力行，穿越重重时空去触摸无比熟知又无限陌生的古代，在行走中找回人与大地最原初的深刻关联。终究，历史不是一堆堆琐细的动词和名词，一条条枯干的法则和秘辛，历史拥有空间的宽度和人性的体温。

《从大都到上都》是一本知识人的旅行随笔，或者按照学者蒙曼的话说，“一本多角度的历史大散文”。对照西方的travel writing，罗新在文体上进行了有意的探索。他边行走边记录，边感受边思索，边阅读边回忆。在书中，他着眼当下的同时思接千载——元明时期边塞风光栩栩在目，生者与死者言笑晏晏往来交叠，诗词歌赋与文献史料信手而至，平凡芜杂的现实和和对历史的恢弘想象蒙太奇般快速对切。行脚的艰辛、行文的畅达、史家的博识、学人的透彻，共同构筑起异常饱满而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在风景和故纸的交汇中，罗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体验方式。 关于行走，关于去往远方的非凡梦想，关于对真实的寻找和重新发现，这的确是2018年写得最精彩的一本。(黄茜)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陈平原著，三联书店2018年10月版，88.00元。

在文图互证中重返晚清文化现场

学堂、报章、演说，被梁启超以为是“传播文明三利器”。其中报章一项，不仅在当时有传播、启蒙、娱乐之功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更能作为过往时代的物质载体，封存繁密的历史信息和缤纷的社会生活。现代学人嗜好旧报刊，大约正是着迷于其中永不腐朽的世俗气和无与伦比的现场感吧，以及一种真实地“触摸”历史的可能。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新著《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是其二十多年来研究晚清画报的成果集结。该书由十篇相互独立又不乏关联的文章组成，涉及晚清到民国初年的画报120余种，从新知启蒙、宗教传播、儿童画像、革命叙事、女子学堂、帝京想象、胜景民俗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钩沉索引、文图互证，带人走入动荡而复杂、振奋又摧颓、旖旎而端肃的晚清文化现场。在密实的文献功夫以外，陈平原不断生发出新问题与新视点，在学界引领潮流、发凡起例，亦是殊为难得。 绘图缀说的晚清画报，或者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图像时代”。以1905年诞生于广州的《时事画报》为例，创刊号上有高剑父所拟《本报约章》，阐明画报延聘美术家专司绘事，聘请淹通卓识之士主持笔政，总体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晚清民初诸多画报的办报思路大体与之相类，按照陈平原的总结，即是“以西洋画报为榜样，以图文并茂为目标，以新闻纪事为主干，以绘画技巧为卖点，以开通民智为宗旨，以兼及妇孺为准则。” 由于画报是典型的都市文化的产物，大抵晚清画报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在已知120余种画报中，陈平原着重选择30种加以论述，包括上海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北京的《启蒙画报》《星期画报》，广州的《时事画报》《赏奇画报》，天津的《醒俗画报》《人镜画报》等等。书中所附300余张图片，还原晚清民初各家画报真容。它们采自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学术工作当真如聚沙成塔、水滴石穿，多年来陈平原奔走搜集，万取一收，使得该书同时具备十分珍罕的资料价值。 这是一部思路谨严、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雅俗共赏、妙趣横生的社会文化类读物。作者文辞温润，笔下虽密布考证学理，却读来清畅而不生隔阂。同时选取角度堪称新颖有趣，譬如第三章论及画报中的科普读物和科幻小说，重点考察晚清民国时期画报中的飞车、飞艇、飞船和气球，揭开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平民所共有的“御风而行”的想象。 而鲁迅先生“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主张，依然适用于今天的科幻小说创作。第五章谈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第七章透过画报看彼时方兴未艾的女学，以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衡量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既爬梳历史，又烛照当下，颇能予人启示。(黄茜)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69.00元。

为中国微观史研究开启新路径

阅读《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个愉悦的过程，全然没有面对史学著作的艰涩之感，原因有二：一，作为一个充满隐秘性、前后存在三百多年、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社会群体，袍哥的专题研究让人读来兴趣盎然；二，从一个尘封多年的社会调查样本切入，王笛教授以严谨而又不失生动的笔触，进入到历史深处，以小见大，以点到面，为中国微观史研究找到了一种新样式。 听上去充满江湖气息，恐怕很多人想不到，袍哥的名称其实有一个相当典雅的源头，说法之一认为其源自于《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按《海底》的版本，袍哥又称“汉留”，兴起始于郑成功，“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 亦正亦邪的江湖气与隐秘性的混杂融合，让袍哥三百余年的发展与消亡史也充满复杂性，非做详细分析，佐之以可信的第一手资料，难以穷尽其对四川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起源于清初，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自然为清政府所查禁，官方通常把袍哥描绘成地痞流氓、江湖强盗。辛亥革命之后，袍哥迎来新的转机——很长一段时间里，四川战乱频仍，底层民众需要团体的力量以求自保，民国政府仍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甚至需要袍哥一道进行地方治理，自此袍哥进入全新发展时期，活动也逐步公开化，甚至渗透到当时的党政军各级机构，对四川社会有巨大影响。据社会学家廖泰初估计，1940年代，有70%的四川成年男性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可见势力之大、影响之广。直到1949年之后，袍哥才最终消失。 既然是隐秘组织，外人难以进入，对内部结构、运作方式、仪式、语言等等都所知甚少，相关资料匮乏，所以王笛虽然80年代就开始对袍哥有研究兴趣，但直到获得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年的一份田野调查报告，有眼前一亮之感。 1946年，沈宝媛在成都附近的望镇做田野调查，得以进入袍哥副舵把子雷明远的生活圈，围绕他的家庭生活、经济来源、社会关系、仪式伦理等，获得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王笛以沈宝媛的报告为切入口，广泛引用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资料等，往历史的纵深处延展，对袍哥长达三百余年的兴盛而消亡，尤其是1940年代对四川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做了历史学家的冷静剖析和解读，间中，我们又能读到他对故土的温情记忆。对于这次积蓄已久的历史题材研究，王笛显然进展得颇为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题材和资料都是可遇不可求。” 中国史学传统通常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关注的都是国计民生的大题目，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的日常往往湮没于历史洪流中。虽然罗威廉《红雨》、史景迁《王氏之死》等书已初具微观史研究取向，但中国微观史研究确实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笛的《袍哥》为中国微观史研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路径，贡献了一个上乘的研究文本，为中国的微观史研究与写作打开了广阔的探索空间。(刘炜茗)

《朵云封事》李在中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9月版，98.00元。

文化机构的兴衰史，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2018年出现了不少追寻、钩沉文化人踪迹的新著，它们考察的角度各异，比如《集美学村的先生们》(陈满意著)是以一所学校为中心记述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业绩，《米粮库胡同往事》(吴雅山著)是以一条街道为中心来追索文化人的往事，《时过子夜灯犹明》(李鹿著)则是从住宅这个角度来寻访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的故迹。 在这些新著当中，李在中的《朵云封事》可以说是内容最充实、最厚重的一部，这部书聚焦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央博物院”创设、播迁、重建乃至最终合并的全过程，展现了李济、曾昭燏、李霖灿、董作宾等一批文博工作者历尽艰辛却矢志不渝的精神风貌。这是一个文化机构的兴衰史，也是一群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尽管此书细致刻画了抗战期间的困苦、抗战胜利初期国统区的混乱，但最终留给读者的却是一种昂扬振奋的精神感召，令人产生追摹文化前辈的向上之心。 在学术界，大家对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很熟悉，对“中央博物馆”却多半较陌生。《朵云封事》充分挖掘历史资料，将这个以往被人忽视的文化机构的样貌呈现出来，其苦心、其成绩都是让人感佩的。 “中央博物院”1933年在南京设立“筹备处”，不久即因抗战的关系，“漂泊西南天地间”，曾与“中央研究院”一起停驻四川李庄。抗战胜利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重建，都未过几年就迁到台湾。留在大陆的部分，由曾昭燏领导，易名为南京博物院。迁台之后的“中央博物馆”在1965年被并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历史中淡出。 作者李在中是“中央博物院”重要的研究人员李霖灿之子，在掌握历史材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事实上，《朵云封事》中不仅以充足的文献资料为支撑，其中收录的图片资料也极丰富多彩：名流合影、名家画作、学者书法、往来信札、文物照片、碑铭拓片……这些材料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一段历史的温度。 每一项文化事业都要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开展，不同的历史处境也会让文化事业呈现不同的面貌。李在中对抗战胜利后“中央博物院”派员到上海接收“和平博物馆”的记述，就很能让人看清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中央博物院”的人来到上海才发现，自己受命接收的“和平博物馆”已经被当时的“上海海员工会”“国民党海员党部”霸占了，交涉毫无结果。李在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和平博物馆在复员接收时遭遇的混乱、贪腐、颟顸、蛮横，何尝不是钉在那盖棺论定棺木上一个一个的铁钉呢？” 尽管处境艰难，以李霖灿为代表的学者、文化人仍怀着淑世之心，尽自己所能，为中华民族保存灿烂的文化遗产，并对文化、语言、器物展开深入研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不过李霖灿也感慨，迁台之后的十七年，“中央博物院”的精神衰落了，“虽物质条件强过当日百倍，而一个成系统的展览也没有……一本学术性的书也没出……想想真是纳闷不解又真痛心不止”。这种情形也令今日的人们警醒，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不容懈怠。(刘铮)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郑欣 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版，158.00元。

城市适应中的媒介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其中，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快速推进。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的过程当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社交网络、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甚至冲突。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一直都是学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因应时代的变化，从媒介传播的角度，对这一新形成的社会群体做出的学术性研究。 从80年代开始，打工潮席卷中国，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一代农民工开始逐渐退出舞台，新一代的农民工开始成为城市务工的主力军。郑欣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团队完成的《进城》一书，聚焦点正是这一新出现的、有别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群体。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可能出生于农村，但事实上，他们和土地、农村社会的关联不如父辈般紧密，却也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体系当中。或者说，他们是“无根的一代”。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在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心理调试上做出种种努力和妥协。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介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他们由此认知世界，想象城市，寻找身份认同，规划自己的未来。可以说，多种传播方式，多种媒介形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绵密交织与互动。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一书，没有把媒介局限于大众传播工具看待，而是将其视为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的渠道或者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这一特殊的社会过程，放置到一个更为宏大宽广的传播世界来做观察。 郑欣是社会学科班出身，但是作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自然希望《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归入新闻学范畴，以免有“不务正业”之嫌。但是，《进城》在对五百多位农民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了长达十年的采访、跟踪研究以及资料整理，以媒介之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学术分析来贯穿，纳入社会学范畴的理由也同样成立。当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学术分野不重要，《进城》中有很多故事，很多形形色色的受访者，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或远或近，有我们或陌生或熟悉的语调、情绪，这是一本“好读的书”，正如郑欣所说，希望接受采访的新生代农民工们“能够读得懂、读得下去”。 我们无意拔高《进城》以映证此书的价值。恰恰相反，《进城》并非在理论上有特别创新的艰深之作，其实，此书脚踏实地、长久积累的田野调查，对生存于边缘地带群体的平视态度，没有炫技式的理论术语堆砌，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学术之风。(刘炜茗)

《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唐小兵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138.00元。

重新发现新中国视觉文化史

当代中国纷繁的艺术创新和视觉环境，蕴涵着怎样的历史经验和逻辑？“视觉文化”这个概念，能让我们看到什么？《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以富于同情的眼光，全球化的视野，追溯多种视觉艺术形式的创作实践和历史语境，呈现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的丰富多彩与鲜活可观。 唐小兵为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及比较文学系讲席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版画研究、搜集、策展与阐释。他的《流动的图像：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再解读》是一本跨学科论文集，介绍并探讨了一系列艺术作品和艺术实验，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的逻辑及其丰富性。全书讨论了从20世纪中期一直到当下这半个多世纪里出现的视觉艺术作品，分为“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在新中国电影里我们看的是到什么”“社会主义视觉经验在当代艺术里意味着什么”以及“到哪里去寻找当代中国艺术”等部分。 作者视野广阔，分析涵盖多种视觉艺术形式，全书将代表当代中国版画、油画、电影艺术纳入研究，将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概括为一种积极向上，有着集体目标，将艺术与生活、自我与他人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化形态。 比如在《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是怎样创造出来：一种艺术式样的启示》一章里，唐小兵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几次艺术潮流及其产生的机制，并指出这些潮流背后的推动力。在这些论述中，“文化生产方式”是作者唐小兵使用的一个基本框架。即“我们既要看到纷繁的现象及其相互的关系，也要看到推动变化的矛盾和力量；既要把握共时性的系统运作，也必须追溯历时性的变革过程。” 另一方面，唐小兵对红色年代的经典作品的解读，兼有符号学的考辨和影评式语言，深者可得其深，浅者可得其浅。尤其是对《李双双》(1962年)、《野山》(1985年)、《香魂女》(1993年)、《建国大业》(2009年)等电影所做出的文本分析细致且深入，将这些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放到同一个层面上进行观察，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展示的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化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充满活力，并努力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来处理各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版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此译本系唐小兵教授亲自操刀翻译回中文。英语世界里的普通读者，对当代中国了解有很大局限，观看中国的视角也因为媒体的强力塑造和惯性而高度同一，不自觉地带了很多莫名的焦虑和偏见。作者在书中对这个现象做了不同层面的分析，力图突破这种把中国轻易地扁平化、异己化的主流视角。 其写作初衷，是希望以此说明当代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及其丰富性和多彩性，同时也揭示出西方主流话语中，两个常见的关于当代中国的叙事模式的偏狭。带着这样的写作动机，唐小兵不仅有力地挑战了那些对“社会主义文化”带有强烈刻板印象的西方读者，更经由对历史经验的重新解读，为那些对当代艺术耳熟能详、却又对历史语境已然陌生的当代中国读者带来一次重新发现新中国视觉文化史的阅读震撼。 因此，读者也许会在阅读中体验到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一些熟视无睹的图像和话题，会变得有些异样，有些难以辨认，但这恰恰表明，读者更能在这本书里发现在不同的语境里讲述中国故事的意义和乐趣。(朱蓉婷)

《世界》袁凌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8月版，58.00元。

毫无雕饰、眼光向下的书写

2017年，袁凌的非虚构作品《青苔不会消失》获得广泛好评，2018年，他推出了短篇小说集《世界》。事实上，《世界》虽然名义上是小说，但其故事均以袁凌生活过的陕西山区真实的农民生活为背景。这种真实性赋予小说极坚实的质地，而袁凌非常细腻、非常沉静的笔法也将现实生活的肌理完全呈露出来。《世界》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它毫无雕饰，毫不做作，眼光向下，凝视贫苦者的生存，悲悯却全无廉价的泪水。 小说集在环境、题材、氛围、叙事手法方面高度统一，以至于粗心的读者会觉得小说集中的各篇作品有重复之感。从某种意义上讲，袁凌确实是用相似的叙事声音讲述着相似的故事，像《世界》《雪落》《大路》等篇，都是以一位老人为中心，通过他漫游式的行走，将人的往事与山区的历史变迁串起来写。这些老人在尘世经历过许多虽然听起来并不耸人听闻但却实实在在的苦痛，他们以坚忍的态度面对时代急速的变化，在冷暖悲喜中过着自己的平常生活。

袁凌的叙事方式，很像一个纪录片的镜头，跟随着老人，一边听着他的讲述，一边把农民生活的场景一路拍来。尤其是第一篇小说《世界》，写一位在矿难中脸上的皮肤被矿灰渗透的老人，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却还摸索着在屋里屋外行走，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读者跟着他在黑暗的世界里困难前行，借由作者细致入微的刻画，仿佛自己也化身盲人，在老屋、院子、山路上探寻着自己的乡村与自己的记忆。 可以说，袁凌选择的题材、他呈现的方式，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异数。因为这种毫不声张、近乎沉默的呈现，是很难赢得喝彩的。即便是写苦，也极其克制，极有耐性，或者是因为作者知道，苦和磨难本就是人世的组成部分，差别只在于在有的人那里多一点，在有的人那里少一点而已。 雷蒙德·卡佛曾说，他听人讲，作家杰弗里·沃尔夫给写作班的学生的建议是，“No cheap tricks”(别耍无聊的花样)，卡佛说，他稍加修正，“No tricks”(别耍花样)。袁凌的好，首先一条，“No tricks”。袁凌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但接下去还有一句：“无为而无不为。”袁凌的作品中有一种游荡的气息，如雾霭氤氲，这就使他的沉静没有转为枯寂，而又有莫测高深之感。袁凌笔下的农村，其苦、其拙，都厚实。在众皆浮泛的时代，《世界》是块让人放心的压舱石。(刘铮)

《雨》黄锦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38.00元。

当代马华文学的跨族群魅力

《雨》有着极度湿润的文字。生长在马来半岛的胶林雨季、野草丛生之间，一景叠一景，一事接一事，滔滔不绝如涨潮时的浪，在这雨不停国，生命滋长，读毕仿佛经历过一场大雨如注，听到泥地里蕈菇探头的声音。 作为批评家，黄锦树以匕首投枪的尖锐文辞著称，奠定了现今马华文学研究的基石。才华有余，写着小说。旅居台湾逾三十年，写出多部技巧华丽、关怀深沉的作品，引发华语文坛注目，而后《刻背》和《土与火》更是黄锦树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这本《雨》则是黄锦树作品首次以原貌引进大陆。 黄锦树的小说里，经常下着雨。《雨》在他的创作谱系里，并非“久旱后的一场甘霖，而是季风时节的其中一场骤雨”。小说延续一贯的胶林场景，一个离开故土下南洋的小家庭，在一个篇章里死掉的人物，下一个故事中又复活；看上去是同一个角色，却在不同故事里有不一样的性格，不断循环往复，读着让人迷失在潮湿溽热的南洋雨林深处中。 小说写得精彩的地方还有很多，让人着迷其中的，是其笔调魔幻，刻划细致，画面历历如绘。以黄锦树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有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体现在语言文字上，他的圆熟精巧，似乎更甚于一些持中州正韵的大陆作家。然而，他参照的是童年迄青少年间，在马来西亚胶林生活经验。 季风吹拂的南洋，雨一直下，人亦化为游鱼。胶林记忆与台湾经验，融合出某种奇异的氛围。那里气候炎热湿润，到处是漂浮、流动着的生物，风、雨、雾、落叶、橡实、榴莲、红毛丹、清水沟、打架鱼、蜂巢、蚁穴…… 并且，那是一个比南方更南的地方。一直以来，“北方”似乎才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大本营，被困锁在特定族群里的马华文学，每每只能忝居末座。很难想象，除极少数的专业读者(华文文学的研究者)外会有普通大陆读者对“马华文学”这个整体感兴趣。对大陆读者来说，也许会面临“为什么要读马华文学”的问题。 事实上，自上世纪20年代诞生之始，马华文学即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在小说创作上，黄锦树一直以“提问”对抗历史的遗忘，寻觅马华文学的出路。正是在这样的小说观映照下，他用华文写作，写出了具有跨族群魅力，有目共赏的作品，这是一部值得我们重视的海外华文小说。(朱蓉婷)

《见识》吴军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3月版，49.00元。

常识、通识到《见识》

吴军在《见识》一书中，对所谓成功学书籍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客观而言，《见识》一书有很多职场指南，很容易被归类到“成功学”，何况它还有个浓浓鸡汤味的副题——“你能走多远，取决于见识”。但这本书从吴军个人火爆的《硅谷来信》等公众号专栏脱胎而来，早已证明作者开阔视野下的“见识”。 何谓见识？作者的中心观点是，相比于其他资源和因素，个人成就首先取决于“见识”。吴军作为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又在谷歌和腾讯担任过高管，进而在硅谷从事风险投资，他在书中对见识的分析，主要来自他对自己职场经验及人生经历的总结。吴军在书中透露了谷歌成长的许多内幕故事，也坦承他对庄子的喜爱，并极度推崇太史公的《货殖列传》。他的中西交融的背景以及从事前沿精英行业的经历，令到本书就内容而言不仅引人入胜，也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在我看来，《见识》的最大价值，不仅在于给即将进入或已经身在职场的年轻人就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个人精进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乃至实操术，更在于作者对我们身处的国家、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关系进行了恳切的分析。我将作者的观点归纳为“乐天知命”。所谓乐天，就是作者认为在当下中国的大环境下，对个人而言“成功”是一件大概率事件；而所谓“命”，就是“环境的因素和我们自己对未来走向划定的方向”。无疑，《见识》尤其在鼓励那些出身草根的年轻人保持梦想，提升智慧，用“见识”来改变命运，不轻易向“阶层固化”的墙壁低头。 但作者并没有将成功“神话”，《见识》开篇讲的不是职场，而是恋爱和婚姻，将找到一个好配偶当成人生最重要的投资，并由此论述人生“幸福是目的，成功是手段”。 吴军在书中纵论“见识”，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用常识讲道理，并通过强调阅读来灌输一种通识教育。作者将职场的完美进阶分为常识、科技和艺术三部分，而艺术的部分(作者指一种得心应手无师自通的状态)根本上与良好的通识教育有关。因此，这本书更有必要值得家长和中小学教师一读。用吴军的话说，要“先让父母成熟起来”。处理职场关系所需的待人接物等常识，更应该在家庭和学校就学到手。 我认为《见识》一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人生需要做减法”“拒绝伪工作者”等章节，作者分享了他“做事的诀窍就是少做事，甚至不做事”“我们需要林黛玉，也要走出林黛玉困境”等心得。不要简单从字面理解这些妙语，去读《见识》吧，或许会让自己找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刘晨)

《生命是什么》王立铭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7月版，89.00元

科学求知者的振奋之音

现在，中国读者可以读到许多由国外科学家撰写的优秀的生命科学科普著作，比如尼克·莱恩的《生命的跃升》《生命之源》、悉达多·穆克吉的《基因传》等。相比之下，由中国科学家执笔、在深度和精彩程度两个方面达到较高水准的相关著作则很少。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在2017年推出的《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一书，则是这少数优秀中文科普著作之一。2018年，王立铭再接再厉，又推出《生命是什么》一书，同样具备相当高的水准，而且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深沉，相信带来读者的新知和启示也会更多。 《生命是什么》从人类早期关于生命的玄想讲起，一路讲了能量来源、自我复制、细胞膜、细胞分工、感觉、学习、记忆、社交、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等方面。像自由意志问题，以前都是哲学家在讲，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位生命科学家的新说法，也说明生命科学可以延展的范围极广大。 王立铭的这部书深刻体现了生命现象的复杂、奇妙和引人深思。其中提供的大量科学研究结论，都是近些年才得出的，如果读者在高中毕业后就没有接触过多少新的生物学知识，那么阅读这本书，将是一种“打开全新世界”的美妙体验。 讲“分工”的一章，可以说是《生命是什么》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作者谈到了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的演化其实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通过分析现存多细胞生物的基因组信息，我们能够推断，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的变化在整个演化史上至少反复和独立出现了46次。”也就是说，生物体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并不是一条必然的规律，而只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个结果而已。关于细胞分化，王立铭写道：如果站在单个细胞的立场上，细胞分化可以看成是一种“阶级压迫”。分工对于生命本身的意义，是通过大量细胞自我“牺牲”实现的。这种巨大的不平等当然蕴含危机：万一突然出现一个不愿意牺牲的细胞怎么办？作为伟大分工的代价，多细胞生物要面对一个永恒的难题：如何预防、压制和惩罚那些不愿意接受既定分工、特别希望重新拥有繁殖能力的细胞？ 作者面对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自然界无穷尽的奇妙之处，始终保持着难得的谦卑态度。他借用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话，在全书最后写道：“关于生命，关于智慧，关于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许多，还有更多东西远在想象之外。但是，我们必将知道，我们必须知道。”这是科学求知者发出的振奋之音。(刘铮)本书单选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