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布尔逛书店

安徽花满楼

阿富汗首府喀布尔是一座历史名城，关于它的著述不胜枚举。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阿富汗政府和国际援助力量都试图重建这座被战乱重创的城市。印度记者、作家塔兰·N·汗于2006年初次抵达阿富汗，在之后的七年里又多次重访喀布尔。她的家庭与阿富汗有某种历史关联，特别是她的外祖父，一个从未踏足阿富汗的读书人，却在波斯语的诗歌与历史中拥抱阿富汗，把喀布尔当作自己的精神故土。塔兰沉浸式地和生活在喀布尔人的社区里，把漫步（city walk）作为工作方式，通过阅读和淘书的故事展现了喀布尔的历史和现实。本文摘自她的回忆录《暗影之城：一个女人的喀布尔漫步》（陈元飞 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暗影之城：一个女人的喀布尔漫步》书封

在第一次喀布尔之旅期间，我穿过所在的科洛拉普什塔街区，来到附近的一家被国际非政府组织租用的宾馆。此处环绕着一座圆圆的山丘，因而得名“圆山”。山顶上有一座泥堡，在那个春日，历经阵雨洗礼后的它，拂去了喀布尔恼人的尘埃，矗立在蓝色的天际下，清新脱俗。

这座堡垒是1928年反抗阿曼努拉国王期间的关键据点。同年12月，叛军首领哈比布拉·卡拉卡尼占领了这座堡垒，随后于1929年1月控制了喀布尔。作为阿富汗的统治者，卡拉卡尼推翻了阿曼努拉备受争议的革新措施。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许多宫廷精英转而效忠于他。但到了1929年10月，喀布尔再次沦陷，阿曼努拉的堂兄宣布成为国王。卡拉卡尼没有接受先前许诺的大赦，但也投降了，同年11月，他与亲近的党羽一起被处决。堡垒的剪影投射在宽阔宜人的街道上，提醒着人们这段短暂而紧张的改弦更张：这是一场城市与乡村间的对抗，也是一次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欲望之争。

主干道上街景远阔，不过我的目的地却不在此，于是转而走上了一条支道。透过防护墙，我瞥见喀布尔古朴的房屋和草坪上耸立的树木。南希·杜普里曾在书中提到此处，这里曾经是一片草地，位于以前的恰曼-瓦济拉巴德区（Chaman-e-Wazirabad）边上。冬季被洪水淹没的草地形成一处供候鸟栖息的湖泊，“令众多猎人大喜过望”。自20世纪40年代起，喀布尔的中产阶级在这里兴建房屋，建筑风格与伊斯梅尔·萨哈卜的房子如出一辙，搭配大花园和精心侍弄的草坪。

2001年之后，许多这样的住宅迎合时代的特定转型，被改建成了宾馆、咖啡厅或餐馆。路上，我途经几处援助机构的办公室和外国工人的住所，还有一些其他机构驻扎在此，有了他们的推动，2001年后喀布尔迅速繁荣了起来。那天，我去拜访的非政府组织宾馆里，摆放着一个橱柜，里面满是书籍，让我不禁想到阿里格尔的老家。房间里装着木门，安着碰簧锁，旁边就是壁炉架。封面艳俗的颜色和平装的书脊似乎与整个橱柜格格不入——据一位房客所言，他们便是靠这些来聊以慰藉，逃避“艰苦的现实”。

能否拿到书本——特别是英文书——这在喀布尔极具等级意识的教育领域里，是一种区分阶层的手段。这些并不是普罗大众可以获得的书籍，它们被层层安保隔离起来，只有身份“正确”的人才能接触到。当国际重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去上班时，这些书便被塞进手工制作的拎包里，放在越野车上，陪人们穿梭在喀布尔拥挤不堪的道路上，度过漫漫车程。

在喀布尔徘徊寻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新潮的咖啡店里有书籍交换活动，这往往是那些珍宝与我近在咫尺之时。顾客们可以从书架上挑走他们喜欢的任何书籍，离开时要尽可能留下自己的书籍。这对在喀布尔走马观花式的侨民生活来说，是一种巧妙的调剂手段，毕竟离别随时可能迫近，这就是现实。

我经过其中几家咖啡馆。有些咖啡馆在街上醒目的位置摆上了招牌，窗户涂成浅黑色来吸引路人，其他咖啡馆则位于比较安静的街区，只用小手绘板做广告牌。这些小店没有在店外搭起路障或派驻保安人员，希望能借此避开潜在袭击者的雷达探测。在每家咖啡店的货架上，我都能找到离去的记者和援助人员留下的痕迹——他们的名字集合于一处，无处不在，就像万神殿里供奉的神祇一样。巴基斯坦记者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  撰写的关于塔利班的书频频出现，还有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的《幽灵战争》（Ghost Wars），这是一本介绍阿富汗的实用作品——这里的真相，远比小说更离奇。

这里有战地记者关于战争报道的书籍，有摄影师拍下的战地影册，有关于缝纫界和美容学校的故事，也有喀布尔的裁缝和书商的故事。有少量几册孤独星球出版社发行的旅行指南，崭新锃亮，还有许多讴歌阿富汗人纯真之美的书卷，如《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喀布尔是一座被世界遗忘后转而重建的城市，坑坑洼洼的街道边静立着一处处阴凉之所，里面的书籍不断变换着名称与主题——一如旧时的灯塔，指引着前行的人们。

从这些书籍交换中空手而归，我转而投向手中的《巴布尔回忆录》英译本——这是年轻的国王巴布尔写下的日记，语言大胆直白。在阿里格尔时，姥爷把它送给了我。这本回忆录最初是用察合台文写的，被视为世界文学经典自传之一。我发现，它还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喀布尔指南。

巴布尔被他的叔叔们赶出了他在费尔干纳的王国，此地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巴布尔十二岁时就开始写《巴布尔回忆录》，里面讲述了他一再试图占领传说中的撒马尔罕（Samarkand）的经历，这个珍贵之物他只是短暂地拥有了一瞬。1504年，在遭遇了一系列军事失败后，他将目光转向喀布尔，并成功占领了这座城市。巴布尔被这片新领土所吸引，他的回忆录满是对喀布尔气候之奇妙、水果之甜美和周围环境之优雅的描述。“在喀布尔的疆域上，有一片紧挨着一片的高温区和低温区。在一天之内，一个人可以从喀布尔镇上走到一个永远不会下雪的地方，或者他可能会在两个星体小时之内抵达一处积雪终年不化之地。”他饱蘸着热情，记录下喀布尔的集市，描述捕鸟时的探险，赞叹这里上好的木材，参观此处的清真寺，还细数了长于山麓丘陵上的郁金香品种。

喀布尔

我在他的文字中漫步喀布尔，我读到巴布尔对于活水的钟情，他设置在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花园，引溉的便是溪流的活水。

当他的后代——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君主们，造访这处位于王国边缘的地区时，会在花园里举行野餐，和数百年后现代喀布尔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巴布尔回忆录》直言不讳地描述了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即使过去了几世纪，作者的声音依然具有即时性。在巴布尔的皇家羽毛笔下，诸事皆宜，百无禁忌。他记录了他与第一任妻子圆房时腼腆的迟疑，以及他对一个名叫巴布里的年轻男子的迷恋。他还记录下屠杀和斩首的事件。他描述了他在喀布尔举办的惊天动地的饮酒狂欢，并详细地列出过量饮酒与食用maajun毒品（一种鸦片和其他物质的混合物）的后遗症。“当毒品派对遇上酒会，绝不可能是和谐的景象。酒徒们开始大谈特谈，喋喋不休，聊天中大多隐晦地提及maajun……尽管我想尽力控制住局面，但无济于事。这里乱成一片，令人作呕。我忍无可忍，就此解散了此类狂欢会。”在喀布尔的旅居生活中，《巴布尔回忆录》是一本在烽火纷扬中记录人生的回忆录，具备极高的文史价值，里面记载着毒品、酗酒和绝望的爱情故事。

在接下来的日记里，巴布尔将目光转向印度。他自封为“印度斯坦皇帝”，定都德里，并于1526年赢得了一场关键的战争。这场胜利促成了强盛的莫卧儿王朝的建立。说来讽刺的是，取得这些功绩之后，《巴布尔回忆录》的情节便进入了悲哀的转折。巴布尔不得不花上大部分的时间，来治理他的新王国，他渴望着见一见喀布尔熟悉的风景。他焦急地去信，询问着他一手建立的花园。就像许多在他身殒之后流亡的阿富汗人一样，当他切开甜瓜，转而想到留下的那些水果时，不禁热泪纵横。他给身边缺席的伙伴写下了题为“向逃亡朋友们致辞”的诗句，他们退居到了气候凉爽的喀布尔。也许他曾怀想过汩汩流动的活水，他在钟爱的花园里挖凿出的一道道水渠，就如同嵌刻在大地上的诗行。

巴布尔发起了第五次印度征战，事实证明，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征战。他于1530年12月在阿格拉（Agra）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的回忆录在前一年就已终结，一句话写到中途便戛然而止。

他死后被葬在印度，但几年之后遗体被转移到了喀布尔，因为他生前曾要求安息于此。

他的陵墓位于喀布尔旧城的西南部，坐落在狮门山的山坡上。里面安息着这位宏伟王朝的开拓者，很显然，他的陵墓并不耀眼夺目。然而，它却设立在巴布尔亲手栽植的大花园里。这座花园和喀布尔大部分地区一样，在1992—1996年的内战期间遭到了破坏。2002年，阿迦汗文化信托基金会（Aga Khan Trust for Culture）以巴布尔在其回忆录中的描述为指导，据此开始重建这座大花园。2006年温暖的春日，我漫步到了那里，当时正好遇到在测试重建的中央水渠。随着水流喷涌而下，围观的工人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我走上花园的十五处露台，俯瞰着后来扩建出的建筑，比如巴布尔的曾孙沙贾汗（Shahjahan）建造的一座小型大理石清真寺，一处游泳池和一座凉亭。花园里的每一层空间，都重新种植上了巴布尔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树木——樱桃树、苹果树、桃树、胡桃树、桑树、杏树和南欧紫荆树。这是一座在文字间重焕生机的花园。

巴布尔的安息之地坐落在山顶的陵墓群中。陵墓四周围着一面精致的大理石镂花屏板jaali，它是原版的复制品。当我拜谒此处时，印度工匠们正在安装这块屏板。正如巴布尔希望的那样，陵墓面朝天空修建。这里的景色十分壮丽，将恰尔代山谷的风光尽收眼底，周围环绕着白雪皑皑的帕格曼山脉。在花园围墙后的山坡上，立着一幢幢传统的泥屋。一群孩子从花园的水龙头里给各自的容器接满水，带回山坡上的家。

站在这处露台上，我发觉，透过很久以前那位国王写在纸页上的文字，喀布尔对我敞开了大门。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姥爷为我题上了一句通常认为出自巴布尔之口的著名格言，当我漫步于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地域时，这些话便是我的指路明灯。“Babur ba- aish kosh ，ki alam dobara neest . ”意思是：“巴布尔，好好享受，快乐生活，因为人生不会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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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尔回忆录》是我在喀布尔的书店——Shah M书店的书架上找到的其中一本书。这家开于街角的标志性书店坐落在一个名为查拉希·萨达拉特的十字路口，在我看来，这个十字路口似乎在新城的新潮和拐角处各类政府办公室、部门的平淡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新城方向通往书店，走在希尔阿里汗（Sher Ali Khan）路上，这是一条繁忙的大街，两侧是宽阔的人行道。我经过几堵高墙，有些墙面上贴着选举海报，还有我在喀布尔已经见怪不怪的涂鸦，是阿祖甘密封剂刊登的广告。道路中间的分隔区种满了悬铃木树苗——巴布尔最喜欢的树木之一。树下的土壤刚浇过水，还很湿润，叶子上落上一层喀布尔无处不在的灰尘——此时正值暮春时节。

我走的这条路线经过伊朗大使馆，外面经常站着排队的签证申请人——一些希望在邻国找到工作的阿富汗人。再往前走，平平无奇的墙壁让开一条路，露出了一排排商店——一些文具店和打印铺，打出五颜六色的字体来宣传他们的商品服务。随着道路的弯转，建筑物的外墙变得出乎意料地优美，它们的顶部是奶油色的塔楼。环绕着喀布尔的群山映入眼帘，山峰还戴着雪顶。在十字路口的中央有一小块绿地，道路两旁是坐着轮椅的乞丐和慢吞吞挪移的黄色出租车。这处路口经常被封，方便政客和军事官员的车队通行。这片区域发生过喀布尔最严重的交通拥堵，因此交警的声音时常回荡在十字路口处，手中的喇叭嘶吼着“卡罗拉注意，卡罗拉注意！”，催促着卡罗拉出租车继续前进。

在绿地的另一侧，是蜿蜒曲折的街道，沿街开着一长溜的摄影工作室，展览印度女演员的照片和秀丽的风景的照片。这家书店就在这些工作室前面。它的规模相对较小——与宽敞的邻居相比只占一小块地方——让人很容易从它前面走过。但书店的绿色墙壁和醒目的红色字母彰显着它的存在：顶上的店名招牌印着英文字母Shah M Book Co。

我走进了街上这家较为宁静的书店，开始四处浏览。门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有关阿富汗的英文书籍，这些书名令我回想起我在咖啡馆换书时看到的那些书。店里书籍高昂的价格在惊掉我眉毛的同时，也触发了我抠门的本性。我本可以直接走出去，但是那天店主沙阿·穆罕默德·赖斯（Shah Muhammad Rais）正靠在柜台。他听说我来自印度，便给我倒了茶。当我们拿起精致的杯子小口啜茶时，赖斯告诉我他是怎么想到开办这家店的。他说道，几年前，他去了伊朗度假，想要一睹大海的风采，却最终来到了一座离海岸八竿子远的城市。到那儿的第一天，他走在一条满街都是书店的路上，然后走进一家书店坐了下来，就这样到了晚上，已经读完了半本《奥赛罗》。接着，他买下这本书连夜读完了，第二天又回到书店，第三天亦然，在他余下假期里，每一天都是如此。

当他回到家，以卖书为生的念头便油然而生。不论喀布尔的时代如何更迭，他的书店一直风雨无阻地开着。

除了卖书，赖斯还有一件热衷的事，他想收集关于阿富汗的一些出版物，以此记录下阿富汗的文学传承。他为此做出了努力，保存下近年来阿富汗在不同动荡时期发行的宣传册与年鉴、公报和纪念手册。多年来，他的工作违反了历届政府下达的不同命令。

赖斯从办公桌下拿出一些他抢救回来的材料来给我看。其中包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富汗历届政府发行的一系列纪念册。在这些册子的开头，可以看到国家统治者的年表，中间不时有间断。例如，在一些册子上，君主的名字被遮盖，涂上了粗黑的线条。而其他册子上，统治者跳删了某些年份和政权的记载。这些抹除掩盖的是多年的流血事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家庭、宫殿派系之间无休止的阴谋，等等。如今很多宫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这都拜那些派系斗争所赐。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冲突，简明扼要地反映在了几页泛黄的纸页上。

赖斯为他一手开办的书店感到自豪。和他在书架间转悠时，我看到了他收藏的英文书——从适合初学者学习的普什图语-英语常用语手册，到阿富汗种族群体的学术研究。架上摆着大量关于阿富汗女性领导人的著述，也有政治家们在阿富汗的回忆录。还有关于苏菲派、诗歌和伊斯兰教的书籍，以及阿富汗投资者名录。赖斯拒绝在书店里放上一本关于他的书，这便是挪威记者奥斯娜·塞厄斯塔（Åsne Seierstad）撰写的《喀布尔书商》（The Bookseller of Kabul）。2002年，塔利班政府被推翻后不久，塞厄斯塔跟赖斯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了数月。而这本书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以赖斯的生活为原型描摹的一幅生活肖像，赖斯对此颇有异议。她书中的主人公名叫苏丹·汗，他表面上十分开明，在家里却是暴君。他拒绝让儿子接受教育，还把一个年轻女人娶为二妻，伤透了他头妻的心。这本书一跃成为国际畅销书，而赖斯和塞厄斯塔之间的冲突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赖斯在挪威法院对塞厄斯塔提出法律诉讼（后来塞厄斯塔被判无罪），为了反驳塞厄斯塔，他还撰写并出版了自己的书《从前在喀布尔有一位书商》（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okseller in Kabul），还把这本书大张旗鼓地展示在书店的橱窗里。

我告诉赖斯，我正在为我的外祖父寻找贝迪尔诗歌的大字排印本，赖斯便带我到楼上——他收藏波斯文学作品的地方。阿卜杜勒·卡迪尔·贝迪尔（Abdul Qadir Bedil）出生在17世纪的印度巴特那市，是最具反叛性和最负盛名的波斯诗人之一。他的诗句里渗透着苏菲派思想和印度俗语。说来又很讽刺，如今在印度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他，但他在阿富汗以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却备受尊崇。赖斯很高兴听到在阿里格尔还有贝迪尔的读者，便带我参观了他的珍藏。比起楼下的英文书籍，这些波斯作品的价格明显低了不少。我的目光扫过这些书名：有诗人贾拉勒丁·鲁米（Jalaluddin Rumi）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作品，也有德里的米尔扎·阿萨杜拉·加利卜（Mirza Asadullah Ghalib）和设拉子（shiraz）的萨迪等人的诗作。这些名字构成了一座波斯文学的万神殿，我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姥爷书房的熟稔感。

赖斯帮我找到一本在伊朗出版、印刷字体足够大的贝迪尔诗集，方便视力衰退的姥爷辨认。当我下楼结账时，他拿出了一卷略薄的书册是《列王纪》（Shahnama）里的一册故事。《列王纪》是阿布·卡西姆·菲尔多西（Abul Qasem Firdausi）所作的叙事史诗，为全世界的波斯语使用者熟知。赖斯摆手拒绝了我付钱的提议，并在书的扉页用花体字题上了波斯语“赠给印度的迈赫迪先生阁下（Mehdi sahib）”，接着，他又用准确的波斯语继续写道“一位书迷传给另一位”。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2日，阿富汗喀布尔的一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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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赖斯书店的一帆风顺鼓舞了我，我决定去踏访一处开在阿斯迈山上的图书集市，这座山几乎将喀布尔一分为二。图书集市位于赖斯书店以南。有一条路穿过各个政府机构设下的安防工程，而后又经过一大片药店，还有锡克教的商贩坐在各自的小摊前售卖着姜黄、辛辣的阿魏和其他草药。再往前走一点就是Ju-e-Sheer，字面意思是“牛奶之河”。

我从一些居民那里听说，这个地方的名字来自一条曾经沿着阿斯迈山流动的小溪。溪水十分纯净，当月光倒映在溪流中时，溪水看起来便是纯白色的，如同牛奶一般。在这些古老的山坡上，来自喀布尔不同过去的数股小溪汇集在一起，汩汩流淌。山脚下是一座献给女神阿斯迈的寺庙，据传这位女神自9世纪印度沙希王朝以来，就一直守护着这座城市，古往今来，她的名字如同山峰一样亘古恒久。也许这条小溪就流向这座寺庙。也有居民说，这个名字来自拜火教徒倒入河中的牛奶，甚至更早之前，他们就

在山坡上建起了寺庙。一天下午，我来到这座山坡，这里的书店像倔强的蘑菇一样，紧贴着崎岖的地面，书籍从店铺的玻璃窗后隐约地闪现出来。

一些简易的摊位曝露在阵阵山风中，灰尘被吹起后沉积在货摊上；其他摊位则配备了电脑和暖气。有些摊位粉刷得很鲜艳，引人注目的颜色与它们上方连成一片的土坯泥屋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从大街步入集市，几步间就迷失在犹如迷宫般纵横交错的狭窄沟壑中。这里的书店彼此连通，小男孩们在小巷里跑来跑去，有时藏在梯子上，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扬扬得意地带回我想要的书，或是一本他们认为我应该会想要的书。

我继续往图书集市的深处走，遇到一些给孩子挑选钢笔的士兵们，还有热情的书商，试图把波斯语版的印度民间故事塞进我怀里，那是白沙瓦的泰姬陵出版社出版的。我还路过几排扎基尔·奈克（Zakir Naik）的普什图语布道书，他是孟买一位风头正劲的传道士。我问一个男孩他的书摊上有什么英语书，他翻出一本平装的《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薄薄的一册，是删节后的特别版本，方便读者学习英语。我把书翻到后面的问题列表，看到这么一个问题：“书中提到战争使人们结为兄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最终，我停留在一处小书摊上，摊主叫阿拉什·艾哈迈迪（Arash Ahmady）。我正费力打量着他不拘一格的收藏品。他告诉我，他在附近卡特塞（Karte Seh）的一家医院工作，仅是出于对书籍的热爱，他周末会来半山腰上卖书。喀布尔的春天捉摸不定，我们顶着料峭的春风，手指逐渐僵硬，仍仔细阅览着手中浮雕精美的喀布尔地图。还有一本奥马尔 ·海亚姆的诗歌，译者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用柔软的蓝色皮革装订。我还看到几本传记，其中有一本是甘地（Gandhi）的自传。我问道：“你是从哪里搞到这些的？”他实事求是地说：“喀布尔。”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他又体贴地迅速补充说：“当然，在这儿你不可能找得到第二本。”

后来，关于这笔让我存疑的财富，我从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它背后的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内战从农村转移到喀布尔，大多数能离开的家庭都搬走了。朋友说，许多像艾哈迈迪书摊上的这类书籍来自匆忙关闭的大使馆和文化中心，以及喀布尔剩下的精英宅邸。“在这儿你不可能找得到第二本。”这句话与艾哈迈迪所言不谋而合。艾哈迈迪说起自己淘书的经历，那些年他围着喀布尔河附近的书商打转，捡拾起那些似乎无人问津的书，而他兜里的钱刚刚够买下它们，最终他也这样做了。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我蓦地想起了文化更为开明的喀布尔，在那时，贝迪尔和托尔斯泰，还有海亚姆、甘地等人的作品还在代代流传。我老家橱柜里的书本也是如此从上一代人那里传承下来，在漫长的夜晚被翻开重温。

艾哈迈迪的书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带走的只是一本英语-达里语的常用语手册和一本便宜的穆拉·纳斯鲁丁寓言。这位满嘴俏皮话的滑稽人物，深受印度、中亚及其他地区的人们爱戴，他给人以朴素的智慧，敢于向权威道出真相。姥爷时常给我讲穆拉的故事，他觉得穆拉不着调的失敬之举有种道不尽的可爱。

我买下这本书时，可能正是因为想起了姥爷。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读不懂这些波斯语讲述的故事，我原本熟悉的乌尔都语文本，现在换成了一门生疏的语言，就如同披上了一层精巧的谎言，让我兴冲冲地扑了个空。它就像一面屏板，遮挡起一个我熟悉的影像，散发的光芒透过掩映着它的曲线和典雅的拱形，勾勒出轮廓。

不过我把这本书留在了床边。我经常会拿起它，好像在期待突然间我能读懂它。也许我在这本书中寻到了一种超越语言的熟悉感。它让我想起喀布尔河畔不识字的路边书商们所拥有的那种知识，或是如今踪影全无的孟买书店，曾经这些书店遍布马路各处。这些书商会为顾客翻找书籍，给出推荐，胸有成竹地按书名和作者归类，在文本间寻觅着一种言语之外的熟稔感。看着他们挪移书本，动作行云流水，娴熟得就像走在一条踏过千百次的道路上，甚至在梦中也能行走自如。